社会主义发展纵横谈1.空想社会主义的贡献与局限——2.《共产党宣言》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3.苏联模式的历史解读——4.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本质的科学揭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空想社会主义论文,苏联论文,共产党宣言论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文,本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空想社会主义的贡献与局限
牛先锋
空想社会主义，又称“乌托邦社会主义”。作为社会主义的初级形态，空想社会主义是在16世纪初期作为人类的先进思想登上历史舞台的。19世纪4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资本主义大工业的突飞猛进和工人运动的蓬勃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科学社会主义的诞生和在工人运动中的传播，使空想社会主义日渐失去了市场，走完自己的生命历程。空想社会主义从产生、发展到没落，一共走过了300多年的历史。用发展的观点看，在科学社会主义产生以后，空想社会主义已经成为了一种保守的、落后的思想。但是用历史的视角审视，空想社会主义有其重要的历史地位，它为科学社会主义的产生积累了丰富的思想资源，在社会主义发展历史长河中，是一朵绚丽的浪花。
一、空想社会主义产生与流变
对美好社会的向往，对幸福生活的追求，是人类永恒的理想。古代哲人们也就此提出过许多理想社会的模式，像西方流传甚广的“理想国”，中国的“大同社会”。但这些充其量表达的也只是小农经济状态下人们对美好生活的一种渴望，不能称其为真正意义上的空想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以及由此引起了社会结构的变革、社会矛盾的变化，是空想社会主义产生的前提。空想社会主义从16世纪初产生，到19世纪三四十年代退出历史舞台，经历了300多年的发展历史。按照发展顺序，可以把空想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划分为4个阶段，每一个阶段都有其重要的代表人物和思想。
第一，16世纪—17世纪的空想社会主义。这一时期的空想社会主义通常称为早期空想社会主义。莫尔、闵采尔、康帕内拉、温斯坦莱、维拉斯等人是早期空想社会主义的主要代表。1516年英国托马斯·莫尔发表的《乌托邦》，标志着空想社会主义的产生。1601年意大利的托马斯·康帕内拉写的《太阳城》一书，也是空想社会主义的名著。《乌托邦》和《太阳城》这两本书集中反映了早期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当时，资本主义发展正处于资本原始积累和家庭手工业的简单协作时期。这时，空想社会主义采取文学游记的形式，批判资本主义的资本原始积累给社会带来各种灾难和罪恶，幻想了一个没有剥削压迫、人人平等的理想社会。
第二，18世纪的空想社会主义。这一时期著名的空想社会主义者都出现在法国，代表人物在启蒙运动前夕有梅叶，在启蒙运动中有摩莱里和马布利，在资产阶级大革命中有巴贝夫。这时，资本主义已由家庭手工业的简单协作发展到工场手工业，空想社会主义思想也相应发生变化。它摆脱纯粹虚构的幻想，开始面向现实，从法理的角度批判资本主义私有制，以法律条文的形式阐述未来理想社会的基本原则。恩格斯称18世纪的空想社会主义为“直接共产主义的理论”。
第三，19世纪初期的空想社会主义。这一时期空想社会主义三个杰出的代表人物是法国的圣西门、傅立叶和英国的欧文。在社会主义发展史上，他们被称为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19世纪初期，资本主义发展已经开始向机器大工业过渡，资本主义的矛盾和阶级对立日益明显。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继承以往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吸收18世纪法国启蒙学者的理论形式，在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同时，对未来社会提出了许多积极合理的设想，使空想社会主义的发展达到了极高的水平。
第四，19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空想社会主义。这一时期空想社会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是法国的布朗基、卡贝、德萨米和德国的魏特林。1840年卡贝出版的《伊加利亚旅行记》和1842年德萨米出版的《公有法典》，是这一时期空想社会主义的代表著作。19世纪三四十年代，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地位在欧洲主要国家已经确立，工人运动有了新的发展，圣西门派已经瓦解，傅立叶派和欧文派也逐渐趋于没落。这时在工人阶级中出现了一种新的思潮，即恩格斯所称的“颇为粗糙的、尚欠修琢的、纯粹出于本能的一种共产主义”，这种“共产主义”就是19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空想社会主义。
从300多年的空想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来分类，有的思想与当时的社会实践结合比较间接，而有的则比较直接。前者以莫尔为代表，称为空想社会主义；后者以闵采尔为代表，称为空想共产主义。莫尔式的空想社会主义是现代无产阶级先驱的群众运动的间接产物，16世纪的莫尔，17世纪的维拉斯，18世纪的摩莱里、马布利，19世纪初期的圣西门、傅立叶，都是莫尔式的空想社会主义的典型代表。而闵采尔式的空想共产主义则是与群众运动直接结合的产物，16世纪有闵采尔，17世纪有温斯坦莱，18世纪有巴贝夫，19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布朗基，都是空想共产主义的典型代表。从空想社会主义史的首页开始直到终篇，这两种类型的空想社会主义在不同时期都有所表现。“1848年1月出现的‘共产主义宣言’标志着两个派别的融合”，正是这种融合标志着空想社会主义开始退出历史舞台，从此以后科学社会主义成了无产阶级群众运动的强有力的指导思想。
二、空想社会主义的历史贡献
空想社会主义的历史贡献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对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弊端进行了深刻揭露和无情批判。空想社会主义者深刻地分析指出，资本主义财产私人占有制度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罪恶之源，资本主义社会的所有罪恶和弊端都可以从私有制中找到原因。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社会，其政治制度也是一种罪恶累累和充满欺骗的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尽管资产阶级竭力鼓吹自由、平等、民主、博爱，但没有一个口号对广大群众具有实质性的内容，没有一项措施能真正维护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资本主义私有制下的道德观念必然是以利己主义为核心的道德观念，在这种道德观念的指导下，整个社会关系是一种敌对的互不信任的关系，尔虞我诈、欺骗成性、仇恨敌视等风气弥漫社会，整个是“一幅令人极度失望的讽刺画”，处于一种极不和谐的状态。空想社会主义者对资本主义的这种批判，尽管还没有完全抓住问题的根本，但它提供了启发工人阶级觉悟和研究资本主义的极为宝贵的材料。
第二，对未来社会提出了一些天才的设想和富有积极意义的主张。他们提出，在未来新的社会制度下，要废除私有制和与此相联系的雇佣劳动制度，要消灭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罪恶现象及其阶级差别，消灭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每个社会成员都要尽其所能参加对社会有益的劳动，在有计划的、共同的劳动中，每一个人都能够合理地分配到自己应得的劳动成果。要消灭城乡之间、工农之间、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之间的对立和差别，消除固定分工对人的发展造成的严重障碍。要大力发展科学技术，积极推动文化艺术的繁荣，并把最新的科学技术应用于社会生产和管理，提高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生产能力。要实行民主选举、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依法有序地进行社会管理，国家的职能由对人的控制逐步转向对物的管理，直至最后消亡。要实行男女平等和婚姻自由，用妇女解放的程度来衡量社会的解放程度。要建立道德水平高尚的和谐社会，保证人与社会的和谐与自由的发展，等等。这些主张为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科学社会主义提供了直接和有益的思想材料。
第三，模糊地认识到社会发展是有规律可循的，并初步探索了社会发展的规律性和特点。空想社会主义者在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和对新社会进行设计的时候，对人类社会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有一个直观的认识，他们初步认识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性，并且明确地指出了资本主义社会不是永恒的社会，只是向更为美好的社会进步的一个暂时阶段，并且还试图从经济方面说明人类历史发展的原因。空想社会主义者的这些思想包含了辩证法和唯物论的某些因素，在对人类社会发展过程的论述中还萌发一些微弱的历史唯物主义幼芽。马克思恩格斯对空想社会主义有过高度的评价，特别是对19世纪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进行了高度的赞扬，恩格斯说：“德国的理论上的社会主义永远不会忘记，它是站在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这三个人的肩上的。虽然这三个人的学说含有十分虚幻和空想的性质，但他们终究是属于一切时代最伟大的智士之列的，他们天才地预示了我们现在已经科学地证明了其正确性的无数真理。”
三、空想社会主义的历史局限性
空想社会主义历史局限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空想社会主义者没有发现和认识到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规律。无论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还是对未来新社会的构想，空想社会主义者依据的都是人类的理性和正义等普遍原则，他们更倾向于从道德上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端和设计未来社会的蓝图，而不了解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和资本主义的本质，更不能科学地得出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结论。
第二，空想社会主义者没有找到消灭资本主义社会和建立新社会的阶级力量，也没有找到进行社会变革的正确途径。空想社会主义者普遍地对无产阶级采取同情的态度，认为他们只是受苦受难的群体，而没有认识到无产阶级的解放只能是无产阶级自己的事情。因此，他们总是幻想有一个天才的人物出现来解救无产者于水深火热之中，来建立他们所设计的美好社会。然而，他们的幻想在现实中总是屡屡碰壁，尽管有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尽其最大能力进行了社会改革的试验，但最终都是以失败而结束。
历史表明，空想社会主义者的理论主张不可能变成现实，不可能成为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解放的思想武器。空想家们理论上的局限根源在于思想方法上的唯心史观，在于历史条件的局限。正如恩格斯所指出：“不成熟的理论，是同不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状况、不成熟的阶级状况相适应的。解决社会问题的办法还隐藏在不发达的经济关系中，所以只有从头脑中产生出来。”正因为这样，马克思恩格斯才把19世纪以及以前的社会主义思潮称为空想的社会主义。
《共产党宣言》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周春明
1847年底，年仅29岁的马克思和27岁的恩格斯，受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委托，为其制定了一份“周详的理论和实践的党纲”——《共产党宣言》，并于1848年2月正式发表。《共产党宣言》的发表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诞生，被誉为“马克思主义的歌中之歌”，成为“全部社会主义文献中传播最广和最具有国际性的著作”。
《共产党宣言》发表至今已有165年的历史,165年来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其所阐述的一般原理至今还是完全正确的，而对于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客观的历史条件为转移。在当今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速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国梦”的重大历史时刻，重读《共产党宣言》有着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共产党宣言》的基本思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始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83年德文版序言中指出，贯穿《宣言》的基本思想是：“每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精神的历史的基础。”从而深刻揭示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马克思恩格斯正是运用这一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辩证分析了当时资本主义产生、发展的历史，既充分肯定了资本主义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又鲜明地指出，由于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的尖锐对抗、矛盾冲突，“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关系，这个曾经仿佛用法术创造了如此庞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现在像一个魔法师一样不能再支配自己用法术呼唤出来的魔鬼了”。“资产阶级的关系已经太狭窄了，再容纳不了它本身所造成的财富了。”资产阶级用来推翻封建制度的武器，现在却对准资产阶级自己了。因此，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这就从根本上抓住了资本主义必然被社会主义所取代的关键所在。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处于初级阶段的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深刻理解和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有着极其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牢牢把握中国的基本国情，立足实际，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这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之所以取得巨大成绩的宝贵经验。在未来的发展中，我国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中国梦，就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解决好现阶段我国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显得尤为紧迫。我们既要理直气壮地肯定，我国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总体上是适应生产力和经济基础发展的，没有这种基本适应性，就没有30多年来的跨越式发展。又要实事求是地看到，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冲突，在局部地区、某些领域也日益凸显。尤其是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对党的执政方式、政府的行政管理方式、社会管理方式以及文化建设等均提出新的要求。只有在实践中不断解决这些矛盾，才能为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开辟更广阔的道路。
二、《共产党宣言》宽阔的国际视野，为当代中国正确认识世界潮流，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提供了思想武器
《共产党宣言》的发表正值世界范围内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处于迅猛上升时期，机器大生产的发展方兴未艾。马克思恩格斯正是站在社会化大生产的高度，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未来趋势。他们认为，这种新的生产方式，“第一个证明了人的活动能够取得什么样的成就”。在资本主义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它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为了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即社会化大生产方式)。”进而马克思恩格斯尖锐地指出，所有这一切，是资产阶级“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今天现实世界的发展并没有否定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些结论，而恰恰印证了他们所讲的内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可能离开世界文明发展的进程而获得孤立发展，它必须在吸收和借鉴世界一切文明成果尤其是发达资本主义创造的优秀成果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其自身独特的优势，才能赶上并最终超越资本主义。由于我国是在农业经济占主导、工业经济不发达、科学技术比较落后的基础上开始社会主义建设的，加之长期以来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和影响，因此，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必须补“社会化大生产”的课、补“市场经济”的课。历史经验证明，没有社会化大生产的充分发展，没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强大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没有强大的物质基础，社会主义制度就不会得以真正巩固。正如邓小平所说的：社会主义总是穷，它就站不住。21世纪经济全球化、信息网络化的快速发展，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新的机遇，也提出了新的挑战。中国所面对的是一个更为强大、成熟的资本主义，我们要赢得与发达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既要积极投身于经济全球化的浪潮，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成长壮大，不断提升自身的整体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又要顺应社会化大生产的潮流，不断进行技术创新、科技创新、制度创新，增强自身的核心竞争力。只有这样才能在与资本主义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三、《共产党宣言》中关于共产党性质的论断和“两个绝大多数”的思想，为更好地坚持中国共产党的宗旨、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指明了方向
作为共产党的第一个党纲，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指出：“共产党人不是同其他工人政党相对立的特殊政党。他们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共产党人强调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共同的不分民族的利益”；在革命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他们特别指出，无产阶级革命与资产阶级革命的最大区别是：“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在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深入发展的今天，我们党对自身的性质有了新的认识，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这是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党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对马克思主义党的性质理论的丰富和发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要真正发挥好“两个先锋队”的作用，既要紧紧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团结奋斗，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又要实现人民幸福，维护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解决好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既要不断地做大“蛋糕”，使物质财富日益丰富，更要分好“蛋糕”，使发展的成果惠及到每一个人民群众。同时切实克服党内长期存在的消极腐败、官僚主义、脱离群众等现象。只有这样，才能不断地赢得民心，赢得人民群众对党的认同、理解和支持，从而使党的执政地位得以不断巩固。
四、《共产党宣言》的核心思想——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明确了最终的奋斗目标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提出了共产党人的近期目标和长远目标。指出：“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这就明确地告诉我们，共产党人的近期目标是建立自己的政权，废除资本主义私有制，实现生产资料的公有制。这既是目的又是手段。其落脚点是为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开辟新的道路。因此，邓小平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初强调：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正是抓住了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发展生产力的目的又是什么？马克思恩格斯强调，是要为无产阶级提供更多的社会产品。这就指明了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同时，他们提出共产党人的长远目标是：建立自由人的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由此，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思想是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解放与发展，最终实现以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为代表的绝大多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最终结论。从而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指出了明确的奋斗目标。党的十八大提出了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促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的协调全面发展的宏伟任务，其最终结果就是要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和更优美的环境。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奋斗目标。
苏联模式的历史解读
孙代尧
在经济制度史上，苏联模式是作为没有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的对立物而出现的。这一模式的出现，是历史的偶然？还是历史的必然？既不是历史的偶然，也不是历史的必然，但有其历史的理由——它是在当时的情况下“最可能的选择”。
一、“混合经济”的内在矛盾
1921年春天，为了应对严峻的政治经济危机，苏俄开始从战时共产主义向新经济政策过渡。同此前实行的“国家生产和国家分配”的战时共产主义体制相比，新经济政策的实施，形成了一种计划和市场并存的混合经济体制。但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所起的作用很有限，而且新经济政策也不是以市场为取向的。当时的基本认识是，计划和市场在一定时期是可以共存的，但最终还是要用计划代替市场。
两种体制并存带来双重后果，在经济恢复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出现了很多矛盾和问题，主要是粮食商品率低于战前，而收购又十分困难；经济发展同资金严重短缺之间发生矛盾；国有企业包括新组建的托拉斯亏损严重。
新经济政策是在紧迫情势下作为应急措施推行的，在俄共党内，对新经济政策的意义一直没有形成共识。除列宁和布哈林等少数人外，多数领导人把这个政策看作是克服危机的权宜之计，而不是走向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例如，在1922年底召开的共产国际“四大”上，托洛茨基一方面承认向新经济政策转变的必要，另一方面又自问自答道：“新经济政策把我们引向何方——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引向资本主义，如果我们让新经济政策延续太长的时间的话。”季诺维也夫也认为新经济政策只是暂时的“喘息”，一旦时机成熟，“我们就重新开始进攻”。在普通党员干部中也广泛存在着这种认识，一些人甚至认为新经济政策是向资产阶级投降。一些人因此而退党。赫鲁晓夫在回忆录中写道：“新经济政策一执行，混乱和饥荒马上就开始平息下去了。城市恢复了生气。市场上的商店里又开始有产品供应了，物价也随之下降。……但是要我们自己适应新经济政策，却仍然是困难的甚至是痛苦的。”这反映了战时共产主义时期成长起来的干部当时的心态。
造成这种不同理解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在新经济政策实施的20世纪20年代，一方面苏联国内已经从战争转向和平，另一方面世界仍处于战争与革命的年代。和平的经济建设需要更充分地利用市场机制，而市场机制又不能完全适应备战的需要。其次是意识形态的影响，新经济政策允许市场经济的存在和发展，这同当时的社会主义观念是冲突的。在当时严峻的国际环境下，更多地限制、更早地取消新经济政策的主张，占据了上风。
两种体制并存所造成的矛盾、摩擦，在备战的环境下选择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赶超战略，以及当时人们对社会主义的理解等因素，导致了20世纪20年代末苏联大转变的发生。
二、发展战略的两次论战
1923年秋，苏俄发生工业品销售危机,1924-1925年出现粮食歉收和农民骚乱，使得俄共领导层对新经济政策和未来道路看法上的分歧尖锐起来，由此爆发了激烈的争论。
第一场争论的主题是苏俄的工业化发展战略。论战双方的主将是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经济学家，时任人民委员会财政委员会主席)和布哈林，此二人1919年曾合著《共产主义ABC》，此后分道扬镳。这场争论以1924年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在《共产主义科学院学报》发表《社会主义原始积累》一文，而后布哈林回应以《到社会主义之路和工农联盟》等论文揭开序幕。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认为：首先，苏俄的命运取决于迅速实现工业化，为此需要一个庞大的投资计划，这就必须集中一切资源。其次，苏俄未来面临的问题，并非1923年表现出来的消费不足，而将是商品荒。这是对“短缺经济”的最早预言。第三，资本主义有一个原始积累过程，社会主义亦然。在俄国这样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社会主义原始积累不能依靠市场关系，只能靠剥削小农的办法进行，因此需要通过工农业产品的不等价交换，从农民那里把大量价值转向工业部门。
布哈林则提出了一条通过市场关系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其中的一些深刻思想，至今发人深省。例如：必须保持经济平衡特别是工农业之间的平衡，实现工农业同时繁荣；社会主义工业化资金积累问题应当通过不断扩大农村市场容量的办法来解决，以牺牲农业的办法发展工业无异于“杀掉会生金蛋的母鸡”；合作社而非集体农庄，是走向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
这场论战持续到1927年，以布哈林取得胜利和“超工业化派”被清洗出党而告终。但紧接着，斯大林和布哈林之间围绕粮食问题的出路展开了另一场激烈的争论和斗争。1927年下半年到1928年春天的粮食收购危机是这场争论和斗争的导火线，而1928年冬再度发生的收购危机把这场争论推到白热化。
这场争论涉及两个直接关联的主题：一是解决粮食问题的出路何在；二是应当采取何种发展战略。布哈林认为，粮食收购危机的原因是农民经济萎缩，谷物生产下降，而谷物生产下降的原因在于国家计划领导失误，是破坏国家的基本经济比例造成的，主要是工业的发展速度大大超过农业的发展速度，工农业产品比价不合理。至于富农的投机行为是造成粮食收购危机的原因之一。布哈林认为，只要采取国民经济平衡发展战略，可以依靠个体农民来缓解商品粮短缺。斯大林则认为，粮食收购危机的根源是：苏联没有比较发达的公共大经济(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小农经济提供商品粮极少；工业发展速度太慢，致使农村商品供应不足；富农囤积粮食，投机倒把，操纵粮价，破坏国家的粮食征购工作。出路何在？第一，开展群众性的集体农庄运动；第二，发展国营农场；第三，提高个体农户的单位面积产量；第四，急剧地开展工业化，加速重工业的发展。斯大林的结论是：高速度发展我国工业是改造农业的钥匙。
在探索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战略时，人们往往既希望得到尽可能快的经济增长，又希望平衡发展；既希望有尽可能快的工业增长，又希望有与此相适应的农业的增长。但在实践中如何使两者结合起来，是十分困难的。布哈林的主张有更多的经济合理性，但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表明，在战争与革命的时代，斯大林的这类主张往往占上风。这种主张尽管有极大的片面性，但在当时特定的环境中有其历史理由。首先，它适应了苏联国内民众迫切要求赶上和超过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强烈愿望；其次，它适应了迅速增强国家经济实力和国防实力的迫切需要；最后，从斯大林方案的实施来看，它虽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谷物增产问题，但它毕竟解决了粮食收购问题，并且基本上保持了对农村的控制，保持了农村的稳定。从这个角度看，不能说斯大林的集体农庄运动是完全失败的。
1929年被斯大林称为是“大转变的一年”。这一年，斯大林的理论和政策主张取得了全面胜利：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已定，“一五”计划开始实施；急风暴雨式的农业集体化运动全面展开；国有经济在工业产值中已经占了绝对优势。随着新经济政策被抛弃，苏联模式开始形成。
三、苏联模式的历史评说
苏联模式在经济层面主要由发展战略和经济体制两大部分组成。
苏联模式的发展战略有以下特点：第一，强调经济增长的高速度，不惜一切代价迅速增加国家经济实力和国防实力，但忽视效率。当时的口号是：“要么灭亡，要么加速马力前进！”“或者我们赶上并超过西方国家，或者我们被压倒。”第二，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军事工业。在战争与革命的时代，要迅速增强国防实力，就需要优先发展重工业。问题是，人们把这个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发展战略当作社会主义的一般，把优先发展重工业当作社会主义的工业化道路，当作生产资料生产优先增长规律的客观要求。结果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备战期间是优先发展重工业，在和平时期到来以后仍然优先发展重工业。相应地，农业和轻工业的落后成为苏联国民经济的常态。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苏联国民经济中农、轻、重之间的比例一直为2∶2∶6，直到苏联解体。第三，以粗放发展为主实现经济增长。粗放发展具有效益差和不经济的特点，但并非是绝对的坏事。在特定的国家、特定的发展阶段(例如有过剩的劳动力，并且生产的增长快于生产费用的增长)，采取这种发展战略是可以的。俄国是资源大国，从沙俄时代到苏联都采取粗放发展。但粗放发展的潜力总是有限的，一旦潜力耗尽，经济发展就会难以为继。第四，以实现自给自足为重要目标，具有封闭半封闭的特点。
与这种发展战略相对应，苏联模式的经济体制具有所有制结构单一、排斥市场机制、经济管理高度集中化等特点。高度国有化的所有制结构是这个体制的基础，排斥市场机制、用行政手段配置资源是这个体制的根本特征，高度集中是用行政手段配置资源的客观要求。
与上述发展战略和经济体制相应的苏联模式的政治体制，具有党政不分、以党代政、个人集权、思想控制等特点。支撑苏联模式的意识形态体系，则是斯大林的社会主义观。
历史地看，苏联模式在回应当时的世界性挑战中发挥过重要作用。
其一，苏联的计划经济实验推动了西方国家向有宏观调控的现代市场经济过渡。20世纪30年代席卷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暴露了没有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的弊端，当西方世界在大危机的泥淖中备受折磨时，实行计划经济的苏联一枝独秀，成为沙漠中的一片绿洲。英国历史学家艾瑞克·霍布斯鲍姆说，当年，“非共产主义的政治家和知识分子曾排着队去莫斯科探寻‘计划’的秘密”。战后，西方国家普遍过渡到了有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
其二，苏联模式是反法西斯的有效模式。德国法西斯是利用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造成的大失业上台的，而苏联则有效地防止了30年代的大失业，从而提供了可以防止法西斯上台的经验。当法西斯挑起的战争成为人类主要的威胁时，苏联集中人力、物力发展重工业，为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
其三，苏联模式开辟了一条落后国家走向工业化和现代化的新道路，即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到二战结束时，苏联成为后起而又成功地实现现代化的唯一典范。这可以说明为什么在二战以后，不仅一批国家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纷纷学习苏联模式，而且许多新独立的发展中国家也纷纷借鉴苏联模式。
人们曾经对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历史作用作了非历史的解释，认为它是适应任何时代、任何国家的社会主义。其实，这个模式是战争与革命年代建立的，尽管在建立之初就存在着诸多弊端，但这些弊端被它的历史作用所掩盖。它经受住了战争与革命的考验，却在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竞技场上败下阵来。从20世纪60年代起，苏联模式开始由盛转衰，经济不断下滑，体制越来越僵化，但苏东国家除了修修补补外，始终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改革，执政党领导人只讲“完善”，讳言“改革”。到1985年戈尔巴乔夫执政时，苏联积累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矛盾已经十分尖锐，苏联模式的弊病已积重难返。20世纪80年代末发生的苏东剧变，是苏联模式危机的一次总爆发，是苏联模式衰败的必然结果。落后于时代的苏联模式，最终为时代所抛弃。
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本质的科学揭示
王寿林
社会主义这个词，早在16世纪初就出现了。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以后，才使社会主义由空想变成科学。
那么，社会主义的本质是什么？怎样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在科学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无论是马克思、恩格斯，还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都不曾用过“本质”这个词来揭示和概括社会主义，都没有回答社会主义的本质问题。这个划时代的任务，就历史地落到了邓小平的肩上。
社会主义在我国早已成为现实，然而，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对于社会主义的认识存在着很大的偏差，总认为生产资料所有制越大、越公、越纯越好。结果，把离开社会主义本质的东西、甚至是违背社会主义本质的东西当作“社会主义原则”加以固守，而把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的东西当作资本主义加以反对。由于人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已经形成了一套固定的观念，因而要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思考和探索，整整经历了30年。
1962年7月7日，邓小平在一次讲话中谈到：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这实际上蕴含了对“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解。当时，席卷全国的“人民公社化”浪潮方兴未艾，邓小平却破除单纯从所有制形式看社会主义的传统观念，提出从有利于发展生产力的角度衡量社会主义，这是一条创造性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新思路。
1975年邓小平在主持中央工作期间，围绕社会主义的本质问题同“四人帮”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邓小平理直气壮地批驳了“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等谬论，旗帜鲜明地提出：“社会主义时期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使社会物质财富不断增长，人民生活一天天好起来，为进入共产主义创造物质条件。”粉碎“四人帮”以后，邓小平又及时提出了“什么是社会主义优越性”这一人们普遍关注的问题。他指出：“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根本表现，就是能够允许社会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使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满足。”
伴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脚步，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思索也在不断深化。1980年4月12日，邓小平在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指出：“经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总不能叫社会主义，人民生活长期停止在很低的水平总不能叫社会主义。”讲社会主义，首先就要发展生产力。只有这样，才能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同年5月5日，邓小平在会见几内亚总统杜尔时再次指出：“社会主义是一个很好的名词，但是如果搞不好，不能正确理解，不能采取正确的政策，那就体现不出社会主义的本质。”“社会主义经济政策对不对，归根到底要看生产力是否发展，人民收入是否增加，这是压倒一切的标准。空讲社会主义不行，人民不相信。”
1984年之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从农村推向城市，随着改革的全面展开，国内外对我国改革的前途出现了不同的评论，有人认为中国的改革放弃了社会主义。之所以出现不同的评论，是因为我们突破了社会主义的传统模式，说了一些老祖宗没有说过的新话。
为了回应人们对改革的不同看法，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邓小平反复强调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重要性。邓小平指出：“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我们的经验教训有许多条，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搞清楚这个问题。”新中国成立后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也出现了许多失误，包括发生“文化大革命”那样全局性的错误。这些失误和错误的思想认识根源，就是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没有完全搞清楚。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前进道路上所遇到的种种困惑，归根到底，也在于对这个根本问题没有完全搞清楚。
通过对历史经验的总结和对现实问题的思索，1992年，也就是在提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哪种形式好就采取哪种形式30年后，邓小平全面、深刻、精辟地阐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
1992年1月，邓小平来到春意渐浓的南方，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发表了多次谈话。1992年1月22日下午，邓小平来到深圳市迎宾馆，同市委、市人大、市政府、市政协的负责人合影留念后，亲切地同大家谈论起来。他谈了许多问题，其中有一段话给大家留下了石破天惊的印象：“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个论断，语言朴实，思想深邃，是对社会主义最新、最根本、最高层次的概括，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发展。20多年后，当人们再次聆听这段精辟的话语，依然能够感受到深深的震撼。
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概括，包括两方面的含义：
第一方面的含义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这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社会主义存在和发展的基础。社会主义之所以从空想到科学，首先是因为它获得了现实基础，其主要标志就是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力既是社会发展的动力源泉，也是社会主义赖以建立和巩固的基础条件。只有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才能实现国家的富强和人民的富裕，才能充分显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强大的生命力，为最终战胜资本主义创造条件；只有加快生产力的发展，创造丰富的社会物质财富，使国家的综合国力不断增强，使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才能筑牢国家发展繁荣的强大物质基础，才能筑牢全国各族人民幸福安康的强大物质基础，才能筑牢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物质基础。
第二方面的含义是“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是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是社会主义的历史使命和价值目标，也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最高体现。对于社会主义的认识通常有两种方法，一种是从特征上认识社会主义；一种是从本质上认识社会主义。以往我们对社会主义的理解，主要限于特征的层面，认为社会主义就是建立了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政权，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实行共产党的领导和马克思主义的指导等等。这些当然都很重要，是决定我国社会性质的根本因素。但它们都不是社会主义的本质，都不是社会主义发展的最终目的，而是达到最终目的的重要手段。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在不断深化对社会主义认识的基础上，实现了从特征到本质的飞跃。在社会主义发展史上，邓小平第一次明确提出社会主义本质的概念，并把社会主义本质归结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科学地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根本取向，使我们对社会主义最终目的的认识茅塞顿开。
邓小平在谈论社会主义本质时，用了“解放”、“发展”、“消灭”、“消除”、“最终达到”这样一些概念，说明社会主义本质的实现，并不是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便一蹴而就，而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历史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可能实行同步富裕和同等富裕。换言之，中国13亿人排成横队，迈着整齐的步伐，不可能通过发展的隘口，只有排成纵队，有先有后，才能达到共同富裕的目标。因为我们发展的自然禀赋不同，历史积淀不同、人的素质能力也不同。在这种情况下，实行同步富裕和同等富裕只能吃大锅饭，而实践表明，吃大锅饭只能导致共同贫穷。这就要求我们正确处理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既有效保护发达地区和先富群体的发展活力，又切实改善贫困地区和未富群体的生活境遇；通过深化改革，加快生产力的发展，又通过坚持公平正义，使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从而使“社会主义本质论”这朵灿烂的理论之花，在中国大地上结出丰满的实践之果，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道路、制度建设向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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