辉煌的中国反法西斯文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反法西斯论文,辉煌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中国人民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了卓越贡献，中国的抗战文学是世界反法西斯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取得了辉煌成就。
“九一八”事变以后，左翼作家、进步作家最先投身到火热的反日爱国活动中去。他们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写下了反法西斯文学的第一页。1936年春，根据新的形势，左联自动解散。继之有“国防文学”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两个口号的论争，但1936年6月，国防文学派发起的《中国文艺家协会宣言》和鲁迅等六十三人联名发表的《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表达了一致的团结抗战的态度。10月1日，鲁迅、巴金等二十一人联名发表《文艺界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呼吁“全国文学界应不分新旧派别，为抗日救国而联合”，签名者广泛的代表性及捐弃前嫌一致抗战的态度，显示文艺界抗日统一战线的初步形成。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文艺界立即行动起来。7月15日“中国剧作者协会”在上海成立，并且在短短的二十天之内完成大型话剧《保卫卢沟桥》的创作排练，8月7日即向上海市民公演，引起巨大轰动。8月间有13个救亡演出队在上海组成，很快便开赴前线和各地城镇、农村。各地的剧团也十分活跃，形成了一个空前的声势浩大的戏剧运动，进行广泛的抗战宣传。1937年12月31日，“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在汉口成立，宣言要求“我国有血有肉有觉悟的戏剧界人士捐除一切成见，巩固这一超职业超地域的团结”，更好地“发挥伟大的抗战宣传力量”。1938年3月27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汉口成立，五百多人参加大会，标志着全中国文艺工作者作为一个集体为抗战工作了。五天之后，4月1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正式成立，郭沫若为厅长，“第三厅”实际上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文艺界抗日统一战线组织。战争促进了文艺界的大联合，大联合有力地推动了文艺为反法西斯战争服务。
二
在中国历史上，有过多次的反侵略战争，但是在20世纪30-40年代发生的抗日战争，是在资产阶级革命推翻了末代封建王朝统治二十多年之后发生的，又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了十多年革命斗争之后发生的。这是一场国共两党结成统一战线，联合抗击世界上最凶恶的日本法西斯的现代民族革命战争。其最根本的特点是，人民大众在这场战争中，真正成为时代的“主角”、“中心人物”。一个承认广大民众的主人公地位，崇拜民众伟大力量的社会思潮，迅速形成了。
时代的战争气息，社会思潮，决定了这一时期文学的鲜明特色，为抗战服务，为广大群众服务。
1938年1月，《七月》社召集了一个有胡风、东平、聂绀弩、田间、艾青、冯乃超、萧红、端木蕻良、适夷、王淑明等参加的座谈会。与会者一致认为，抗战以后，读者最关心的是抗战，作者最关心最愿意写的题材也是抗战，离开了抗战生活的文学没有存在的余地，因此文学必须表现抗战。5月《自由中国》组织的有郭沫若、老舍、张申府、潘梓年、夏衍、臧云远、郁达夫、吴奚如、北鸥等参加的笔谈会上，也都主张，文学的任务在于尽量鼓起民众抗战情绪，唤起民族意识，鼓吹气节，描述抗战实况。这也是文艺工作者的共识。
为确立战争功利主义文学观，战争期间进行过多次讨论、论争、批判。
关于文学大众化的讨论战争改变了作家的生活，在颠沛流离艰难困苦的处境中，他们不仅对大众的生活与情绪有了较深入的了解，更认识到民众在抗战中的重要地位，文艺大众化也就势在必行了。因此，“文章下乡，文章入伍”的口号得到广泛的响应。“三厅”为艺术工作者所规定的“信条”还把大众化列入其中。抗战为实现文学大众化提供了最有利的条件，抗战需要大众化的文学。什么是大众化？怎样实现大众化？人们的意见又不尽相同，为此展开热烈讨论。讨论虽然未能（也不可能）取得一致的意见，但人们对“通俗化”、“旧瓶装新酒”等等的议论，却大大推动了大众化文学的多方面的探索。这次讨论也成为“民族形式”大讨论的序曲。
关于民族形式的讨论 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上作的报告的《学习》一节中提出“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命题，引起文艺工作者的极大重视。延安文艺界首先展开了关于文艺的民族形式的讨论，在下面一些问题上有大体相同的认识：拥护毛泽东提倡“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主张，重视文艺的民族形式的创造；旧形式（包括民间传统的文艺形式）是人民大众所喜闻乐见的，应充分利用；旧形式配上抗战新内容，为广大军民所欢迎，发挥了宣传抗战动员抗战的作用，是抗战文艺的方向；利用旧形式不是一切照搬，而是要加以改造，不是旧文艺的复活，而是为了创造民族新文艺；利用旧形式和创造民族新文艺，都必须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上。延安的讨论，推动了大后方、香港等地文艺界。许多作家、理论家都积极发表意见，论争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问题上：第一，如何评价“民间形式”；第二，对“五四”新文学的评价；第三，关于新文学“欧化”的问题；第四，对于“民族形式”的理解问题等。
关于民族形式的论争是抗战期间持续时间最长、分歧最大的一次讨论。中国现代文学的民族化问题，长期未得到解决，鲁迅曾经多次谈到，文学作品只在具有浓厚的民族特色和地方特色的条件下，才能“成为世界的”。这次讨论的意义在于，促进人们对于中国传统文学、民间文艺、“五四”新文学、文学与群众、文学与现实、内容与形式、世界观与创作等诸多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其最大成就，是文艺工作者在建设“中国化”、“民族化”的抗战文学方面，取得了共识，明确了中国文学发展的大方向。
对“与抗战无关”的超功利主义文学观的批评 抗战初期，为了进行宣传鼓动，作品多是“急就章”，因而公式化、概念化的现象比较严重，被称之为“抗战八股”，不少人对此进行批评。梁实秋在重庆《中央日报》副刊《平明》上面发表的《编者的话》里，虽有“于抗战有关的材料，我们最为欢迎”，但对“一下笔就忘不了抗战”予以嘲讽，对“抗战八股”持完全否定的态度。由此引起的争论，非常热烈。人们对其激烈的批判，有认识的分歧，也有历史的宿怨。但无论如何，梁实秋对初期抗战文学的看法是片面的。应该肯定的是，郁达夫、胡风等人对问题的态度比较客观，能从宏观角度对初期抗战文学作全面的分析，既充分肯定其为抗战宣传所作的贡献，也明确指出公式化、“抗战八股”的普遍存在的严重性及其危害。这对抗战文学整体水平的提高，是很有影响的。后来对梁实秋《文学的堕落》、沈从文《一般或特殊》、施蛰存《文学的贫困》等表现出来的“京派”的超功利主义文学观的批评，也从大方向上维护抗战文学的正确道路。
1942年5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根据地，进行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文艺整风运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整风的指导文件。“讲话”强调在中国已经进行了五年的抗日战争，全世界的反法西斯战争正在进行的条件下，文艺必须为抗战服务，为工农兵大众服务。整风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有力地推动了根据地及全国反法西斯文学的发展。
总之，通过这些讨论、论争、批判、运动，排除了一些干扰，进行了一些理论探讨，维护了抗战时期反法西斯文学的健康发展。
三
文学史最主要的内容是作品。中国反法西斯文学的成就是由丰富的文学作品体现的。
“救亡文学”是中国反法西斯文学的前奏。“九一八”事变，特别是“一二八”事变以后，以反日救国为题材的救亡文学在短短五六年间，形成一股声势浩大的文学潮流，涌现出许多优秀作品，成长起一批优秀作家，为后来的抗战文学的繁荣准备了坚实的基础。剧本《S.O.S》（适夷）、短篇小说《豆腐阿姐》（文君，即杨之华）、《总退却》（葛琴）、《咆哮的许家屯》（艾芜）等都是初期救亡文学中的好作品。鲁迅、邹韬奋、茅盾、林语堂、瞿秋白、郁达夫、周木斋、陈子展、廖沫沙、胡秋原、唐弢、杜重远等人的杂文，夏衍、楼适夷、丁玲、芦焚、戴叔周、以群、马子华、王汝娟、止航、孙陵、翁照垣、罗吟圃、碧野、蛰宁、罗烽、王西彦等人的报告文学，都产生过很大影响。而包括穆木天、李辉英、萧军、萧红、舒群、罗烽、白朗、端木蕻良、蔡天心、黑丁等青年作家的“东北作家群”，贡献最大。东北作家群的小说成就突出，其中以萧军的《八月的乡村》和萧红的《生死场》最有影响。鲁迅亲笔为两部书作序，并且帮助出版。救亡文学对日本侵略者暴行的揭露，对东北、上海人民勇敢抗击侵略者的爱国精神的歌颂，大大激发了群众的抗日救亡热情。
“七七”事变以后，报告文学首先受到重视，作品大量涌现。茅盾、老舍、巴金、郑振铎、郭沫若、夏衍、丁玲、臧克家、萧乾、卞之琳、沙汀、何其芳、丘东平、宋之的、刘白羽、范长江、舒群、曹白、黄钢、谢冰莹等很多成名作家都参加了报告文学的写作，还有大批青年作者，形成一个阵容强大的报告文学创作队伍。他们的作品，暴露侵略者的血腥罪行，报道反侵略战争实况，歌颂爱国志士英勇杀敌的事迹，也揭露抗战中的种种黑暗现象，还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根据地军民的抗战、生活作了报道，对于鼓舞全国抗战情绪，增强胜利信心，起到积极的作用。不少作品还及时报道欧洲反法西斯战场的形势、事迹等等，增进国人对那里的了解，开阔了视野，增强了胜利信心。
在中国反法西斯文学里，戏剧创作获得大丰收。《放下你的鞭子》、《三江好》、《最后一计》（合称《“好一计鞭子”》）这三个根据外国作品改编的独幕剧，流传最广，可谓脍炙人口。宋之的、舒非、凌鹤、尤兢、沈西苓、荒煤、洪深、夏衍、吴新稼、章泯、陈白尘、胡绍轩、顾一樵、熊佛西等写出许多剧本，供各地剧团、宣传队演出。大型话剧《保卫卢沟桥》（集体）、《塞上风云》（阳翰笙）、《八百壮士》（崔嵬、王震之）、《台儿庄》（王莹、舒群、适夷、锡金、罗烽、罗荪）、《流寇队长》（王震之），新编戏曲《梁红玉》（欧阳予倩）、《新雁门关》（田汉）、《江汉渔歌》（田汉）等都是抗战初期经常上演受到欢迎的剧目。这些作品在宣传抗战、动员抗战方面，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在抗战民主根据地，戏剧运动搞得轰轰烈烈，各地农村剧团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许多专业剧团也非常活跃。它们从大后方挑选剧目，也有许多新作，如王震之《流寇队长》、《弟兄们拉起手来》、《一心堂》、《冀东起义》，丁玲《重逢》、《河内一郎》、姚时晓《棋局未终》、严一烟《炸弹》、《保卫大武汉》等，还有相当数量的反映根据地改革建设的作品。
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抗战的长期性、艰苦性逐渐为人们所认识。戏剧创作也走向现实主义，强调真实、深刻地反映现实生活。现实主义话剧创作呈现繁荣的景象，形成了现代戏剧的黄金时代。夏衍的《一年间》、《心防》、《法西斯细菌》，宋之的《鞭》（《雾重庆》）、《祖国在召唤》，沈浮《重庆二十四小时》，于伶《长夜行》、《万世师表》，老舍《归去来兮》，田汉《秋声赋》、《丽人行》，吴祖光《少年游》、《风雪夜归人》，陈白尘《岁寒图》，曹禺《北京人》、《家》、《蜕变》，茅盾《清明前后》等，从多角度多层次地反映抗战，反映社会现实。这一时期，由于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磨擦，多次掀起反共高潮，同时对文艺严格控制，强行审查，剧作家有时只得采取曲折、影射的笔法，于是，历史剧创作在抗战中后期形成高潮，取得丰硕成果。呼吁团结对敌，反对分裂，反对投降，是历史剧共同的主题。郭沫若从1941年起，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接连写出《棠棣之花》、《屈原》、《虎符》、《高渐离》、《孔雀胆》、《南冠草》等作品，在大后方上演，引起极大轰动。这些作品代表着历史剧的最高水平。广受欢迎的历史剧还有阳翰笙的《天国春秋》、《草莽英雄》、陈白尘《翼王石达开》、吴祖光《夜奔》、熊佛西《袁世凯》、杨村彬《清宫外史》、欧阳予倩《桃花扇》等，在上海“孤岛”有阿英“南明史剧”系列（包括《碧血花》、《海国英雄》、《杨娥传》）、舒湮《精忠报国》、顾一樵《岳飞》、于伶《大明英烈传》、周诒白《花木兰》等。此外，讽刺喜剧在这一时期也取得突出成绩，陈白尘、丁西林可称代表。而以《白毛女》为代表的新歌剧开创了中国歌剧的新纪元。
抗战诗歌成绩斐然。“九一八”、“一二八”以后，以抗日救亡为中心的诗歌创作取得很大成绩，“七七”事变爆发不久，《中国诗人协会抗战宣言》（8月30日）发表，里面说：“我们要用我们的诗歌吼叫出弱小民族反抗强权的激怒”，“歌唱出民族战士英勇的战绩”，“暴露出敌人蹂躏我们民族的暴行”，“描写出在敌人铁蹄下的同胞们的牛马生活”，所表达的是一切爱国诗人强烈的爱国热情和激昂的战斗精神。当时，参加抗战诗歌创作的，除了几乎所有的成名诗人外，一大批新人登上诗坛，还有许多不常写诗的小说家、政治家、军事将领。艾青是这一时期“收获最大，成绩最好”的诗人（臧克家），他的《北方》、《他死在第二次》、《向太阳》、《旷野》、《火把》、《反法西斯》、《黎明的通知》等诗集中的作品，代表着抗战诗歌的最高水平。被闻一多称为“时代的鼓手”的田间，以风格独特的《给战斗者》诗集中的作品给诗坛以巨大的冲击，他那燃烧着火一般战斗激情的诗句，给人以鼓舞、激励，他的许多街头诗被到处传诵。臧克家、王统照、老舍、冯乃超、吕剑、力扬、臧云远、方殷、方敬，原中国诗歌会王亚平、穆木天、任钧、蒲风、柳倩、雷溅波，七月诗派胡风、鲁藜、绿原、邹荻帆、冀访、阿垅、天兰、庄涌、彭燕郊、孙钿、曾卓、牛汉、化铁、贺敬之、苏金伞，民主根据地柯仲平、丹辉、公木、方冰、邵子南、萧三、袁勃、侯唯动、曼晴、陈辉、史轮、魏巍等众多诗人，为抗战诗歌运动做出了贡献。被称为“雨巷诗人”的现代派代表人物戴望舒，写出格调全新的《元日祝福》、《狱中题壁》、《我用残缺的手掌》等充满爱国激情的朴素的现实主义诗篇。徐迟、卞之琳、何其芳、曹葆华等人的诗风也都有很大变化。特别需要提及的是，诗朗诵运动和街头诗运动的广泛开展，使诗歌与广大群众相结合，充分发挥诗歌的宣传作用，同时也促进了诗歌创作。高兰的朗诵诗最受欢迎，民主根据地的街头诗运动声势最大，成就最大。
小说创作在反法西斯文学中占有重要地位。抗战初期的小说，以歌颂英雄主义为主，多是短篇，而且大多是纪实性的，如丘东平《一个连长的战斗遭遇》、萧乾《刘粹刚之死》等，有人把它们列为小说，也有人将它们归入报告文学。长篇作品从四十年代初出现创作高潮。老舍的巨著《四世同堂》，通过北平一个小康家庭在“七七”事变后的遭遇，反映了日本法西斯给中国人民造成的深重苦难，表现了中国人民不屈不挠的爱国精神，是具有史诗性的现实主义杰作。路翎的《财主底儿女们》，从1932年“一二八”事变到1941年希特勒入侵苏联，从上海到苏州、南京、重庆，在这样广阔的时空背景下，通过苏州首富蒋姓封建大家庭的衰落、破败，及其儿女们的不同经历，深刻暴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罪行，反映十年间中国动荡的社会生活与知识分子群多样的思想历程。小说显示出的雄奇、沉郁、悲凉风格与较浓重的主观色彩，给人以深刻印象。柯蓝的《抗日英雄洋铁桶》（《洋铁桶的故事》）与马烽、西戎的《吕梁英雄传》这两部描写抗日英雄的章回体小说，深受群众欢迎。孙犁的《荷花淀》、《芦花荡》等短篇小说，富有浪漫主义情调和抒情色彩，在对冀中抗日斗争故事的叙述中，充满诗情画意的描写，表现了对祖国河山、对英雄人民的深厚热爱与赞美之情。这个时期的小说，不但在数量上获得丰收，在思想、艺术水平方面也有普遍的大幅度提高。萧红、萧军、巴金、沙汀、艾芜、张天翼、李劼人、端木蕻良、姚雪垠、沈从文、张爱玲、徐訏等成名作家都在此期间或稍后写出了好作品，有的还是作者的代表作。新人大量出现，民主根据地的赵树理、孔厥等的成就，尤其引人注目。
中国反法西斯文学，继承“五四”新文学反帝反封建的现实主义的传统，在全民抗战的新的历史条件下，沿着中国化、民族化的方向，取得新发展、新成就。
首先，这些作品洋溢着高昂的爱国主义精神。其中，既反映着时代气息、时代特征，也表现着作家的创作心态、思想历程。对这些作家、作品的评价上，有一种意见很为作家惋惜，似乎如果写些超脱的作品，艺术成就会更大。其实，这些作品今天读起来，仍然散发着浓烈的战争时代的气息，正好有力地证明它们达到了内容与形式的一致。另外，作家在敌人的侵略面前，如果不愤怒、不反抗，仍然保持“平静”的心态，在“象牙之塔”里面专心写“艺术性”高、有“永久”价值的作品，实在难以做到。第一是他的良知不允许，第二是敌人不答应。
其次，反法西斯文学标志着中国现代文学，进入了一个发展新阶段。这阶段的文学，与“五四”时期的启蒙主义、人道主义及“浮躁凌厉”不同，与20-30年代的色彩斑烂、派别林立也不同。这是非常时期的文学形态，充满昂扬的战斗气息，而且步伐整齐。从初期的战争浪漫主义（包括公式化、概念化等）到后来的深化的现实主义，几乎没有出现大波折大反复；甚至在初期以短篇为主后来长篇盛行，也是如此；至于宣传抗战表现抗战、提倡大众化、创造民族化，更是共同的要求。从文学发展上看，大众化经过多年讨论终于进入实践并取得巨大成果，民族化的讨论和探索也获得很大进展，等等，都属于历史性的进步。而文学创作的整体水平的大大提高（包括这一时期非战争题材作品），更有力地表明现代文学在进步。抗战胜利后的短短几年中，各种风格的优秀作品的涌现，也是跟抗战文学的影响分不开的。许多作家就是亲身经历过战争的磨难与抗战文学的写作，有了充分准备，才有后来的成绩的。也曾有人认为，现代文学在战争期间“停滞”了、“衰落”了，显然是缺少了一点历史的眼光。
第三，中国反法西斯文学是开放的，与世界反法西斯阵线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在战争期间，全国“文协”发表了《为敌机轰炸广州告世界友人书》(1938.6.18)、《致伦敦国际作家保障文化自由协会大会电》(1939.4.9)、《致书全世界作家》 (1940.8.28)、《致苏联文艺界书》(1941.1.1)、《中国诗歌界致苏联诗人及苏联人民书》(1941.10.27)、《中国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向全世界反法西斯作家致敬》 (1944.6.8)等大量书信电文，跟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作家们保持密切联系，互相同情、互相支持。作家们翻译大批外国的反法西斯作品，创作报告文学、诗歌等形式的作品，及时报道欧洲战事，支持那里人民正义的战争，茅盾、巴金、萧军、萧乾、胡风、立波、戈宝权、白薇、徐迟等都做出很大努力。中国的许多作品也被翻译、介绍到外国去，中外文化文学交流得到空前的发展。战争期间，许多外国名著也翻译出版，这也是后来一个时期文学获得较大发展的因素之一。
中国反法西斯文学，为民族解放事业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做出了卓越贡献，把现代文学推到一个发展新阶段，它的光辉是永不磨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