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度量与解释的研究进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研究进展论文,度量论文,中国论文,份额论文,收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顾名思义，劳动收入份额是国民收入中归属劳动者收入的比例。它反映了投入生产过程中的劳动要素在最终分配时所占比例的大小。假设经济中只存在劳动和资本两种投入要素，劳动和资本收入之和构成国民收入，那么劳动收入份额同样反映资本要素的分配情况。因而，劳动收入份额是讨论要素收入分配的重要分析工具，在收入分配理论中十分重要。
关于劳动收入份额的研究，最早可追溯至古典经济学家李嘉图(1821)，他认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主题是商品生产过程中土地、劳动和资本所有者的分配规律。马克思(1894)继承了李嘉图的阶级分析方法，认为资本家通过侵占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价值对劳动者构成了剥削，从而使资本和劳动要素在分配中处于敌对关系。与马克思从生产关系角度分析收入分配不同，新古典经济学从生产的技术条件来解释收入分配方式，将现行制度中的工资和利润的分配格局看成由劳动和资本的边际生产力决定的结果。因此，新古典经济学不仅继承了古典经济学家从生产要素角度研究分配规律的传统，而且将生产要素的功能（贡献）作为其获得分配的依据，形成了所谓的“功能性”收入分配研究。
然而，将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应用于柯布—道格拉斯(CD)生产函数时，劳动收入份额作为CD函数中的参数将不随时间变化。同时，20世纪初期一系列经验研究表明，劳动收入份额在长期内保持稳定(Hicks，1932；Keynes，1939；Solow，1958)。卡尔多(1961)认为劳动收入份额恒定是宏观经济增长中的几大特征之一，被称为“卡尔多特征事实”①。自然地，20世纪50年代以后，劳动收入份额的稳定性及其新古典解释使经济学家对功能性收入分配的研究兴趣迅速下降。因而，收入分配研究的重心转向个人收入分配领域，即从国民收入中劳动和资本的分配转向由基尼系数为代表的个体间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度量和分解研究。从理论方面来看，研究则主要讨论不平等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库兹涅茨(1955)提出关于经济增长与收入不平等的倒U型关系的著名假说。
进入21世纪后，经济学家再一次将注意力转回到功能性收入分配上来，其中主要的原因是在20世纪中后期劳动收入份额出现全球性的下降。Guscina(2006)的研究表明工业化国家的平均劳动收入份额从1975年的57%下降至2000年的52%。同时，新兴市场国家如中国的劳动收入份额也呈显著下降趋势，其由1995年的51.9%下降到2007的39.7%。
综合分析国内外的研究成果，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与20世纪中后期全球经济的“两大转变”相关。首先，二战后全球经济由封闭走向开放，东亚和中国等新兴市场融入全球市场竞争体系加速了经济全球化过程，无论是发达国家之间，还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的贸易和投资活动日趋频繁，形成了复杂的全球市场体系。商品市场的这种转变将对各国内部的劳动力市场产生冲击，现有的研究普遍认为工业化国家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与这种全球经济的融合方式密切相关。其次，前计划经济国家纷纷向市场经济转型，经济和制度结构的巨大变化同样对劳动力市场产生显著的影响。以中国为例，产业结构和所有制结构的转换成为经济学者解释近期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主要因素。
对于劳动收入份额的国外研究进展，罗长远(2008)已做了较为全面的综述和分析。而国内学者则在近两年内对我国劳动收入份额下降进行了一系列较为深入地探讨。因此，我们认为有必要将现有文献与中国的事实相联系，系统地梳理有关我国劳动收入份额研究的进展，以期回答哪些问题得到了较为充分的研究，哪些方面还值得进一步推进。
本文余下部分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讨论劳动收入份额的度量问题并从结构因素的角度探讨其变动趋势；第三部分从理论和实证的角度综合分析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原因；第四部分对现有的研究进行述评并提出进一步研究方向。
二、劳动收入份额的度量及其结构变动
（一）劳动收入份额的度量问题
利用收入法核算，可将GDP划分为劳动者报酬、生产税净额、固定资产折旧和营业盈余四部分。因此，从表面上看，劳动收入份额的度量十分简单，只需直接将劳动者报酬与GDP相除即可。尽管这种计算方法简便易行，但它还面临着一些难以处理的问题，其中最为主要的是生产税净额和个体经济收入的处理问题以及劳动收入的再划分问题。
1.生产税净额的处理
周明海等(2010a)的研究发现剔除“楔子”的影响后，中国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由1995年延迟至1998年。白重恩和钱震杰(2009a；2009b)以及罗长远和张军(2009b)在估算劳动收入份额时也剔除生产税净额的影响，而其他一些研究则没有对生产税净额进行处理。
2.个体经济收入的划归
在估算劳动收入份额时，另一个难题是个体经济收入的划归问题(Krueger，1999)。在自我雇佣的个体工商户收入中，一部分是其作为劳动者所得的收入，而另一部分是其作为投资者产生的经济回报，然而这在实际中很难将两者加以明确区分。利用美国1850-1952年的历史数据，Johnson(1954)和Kravis(1959)研究发现个体经济中劳动收入份额稳定在65%左右，此后，经济学文献对个体经济的通常处理方法是：2/3划归为劳动，剩余1/3划归为资本。由于美国的总体劳动收入份额也一直稳定在65%-70%②，Gomme和Rupert(2004)甚至认为个体经济与非个体经济劳动收入份额相等。然而，这种估算方法的隐含假设是两类经济具有同质性，而个体经济通常为劳动密集型，因此该方法存在低估劳动收入份额的情况。同时，这种估算方法只适用于美国这样劳动收入份额稳定的情况，而对我国劳动收入份额下降而非稳定态势的情形则不适用。
就中国而言，个体经济划分的统计变化还将影响劳动收入份额的准确度量。2004年前后我国个体经济收入划归的统计就出现显著变化。2004年前我国“将个体劳动者收入全部视为劳动者报酬”，此后将“个体经济业主的劳动报酬和经营利润视为营业利润”（国家统计局，2003；2007）。白重恩和钱震杰(2009)认为统计口径的变化将高估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程度。他们利用2004年《中国经济普查年鉴》中个体经济营业盈余进行调整，发现劳动收入份额因统计口径变化降低了6.3%。然而，在非经济普查年份中，我国只给出总体营业盈余，没有单列个体经济营业盈余。因此该方法不能用于修正后续年份的劳动收入份额。对于这个问题，周明海等(2010a)的研究则基于个体经济就业数据采用了两种方法对中国2004年以后的劳动收入份额进行调整。第一种方法利用就业数据处理劳动报酬中属于个体经济的部分(Gollin，2002；Ruiz，2005)。具体方法为：假设个体经济从业人员与其他从业人员的劳动报酬相同，将明确归属劳动者的收入除以非个体经济就业人员得到平均劳动报酬，然后将平均劳动报酬乘以总就业人数即得包括个体经济在内的劳动报酬总额。
周明海等(2010a)的研究表明利用这两种方法使调整后的劳动收入份额分别提高6%-7%和4%-5%，与白重恩和钱震杰(2009a)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然而，上述处理个体经济的方法依然存在一定的问题：首先，这些调整方法只使劳动收入份额的数据前后一致可比，并没有在实质上处理个体经济内部的资本与劳动的分配关系；其次，当个体经济结构与其他经济单位存在显著差异时，这两种方法的假设前提可能不成立，从而利用就业数据的修正结果将存在偏误。
3.区分原始劳动与人力资本
我们知道劳动者报酬与劳动者拥有的人力资本息息相关，因此，关于劳动收入份额测量的另一个问题是劳动者报酬内部是否可以进一步细分？Krueger(1999)将劳动者报酬分为两大部分，一部分是人力资本的回报，而剩余部分则为劳动者通过简单体力支出获得的回报，即原始劳动(Raw Labor)报酬。借助明瑟方程，Krueger(1999)区分了原始劳动和人力资本：
周明海等(2010a)利用中国城市住户调查(UHS)数据将我国劳动者报酬按上述方法划分为人力资本和原始劳动，发现1988-2007年我国人力资本收入份额显著提升以及原始劳动收入份额持续下降，意味着我国人力资本回报的上升而原始劳动报酬增长停滞③。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原始劳动的测量可能受到制度安排的影响：首先，最低工资政策可能使原始劳动收入份额出现高估的情况；其次，用线性方程可能并不能较好地区分原始劳动和人力资本回报，特别是具有高教育水平劳动者的原始劳动收入份额可能存在偏小的情况④。
（二）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动趋势及结构因素
在准确度量劳动收入份额后，研究其变动趋势和规律更有意义。关于劳动收入份额是否稳定，经济学界至今还存在着较为明显的争议。争论的主要焦点是劳动收入份额到底是符合“卡尔多事实”还是“库兹涅茨事实”⑤。如果“库兹涅茨事实”更具说服力，那么则需将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动与经济结构的变动相联系。因而，现有研究将劳动收入份额变动进行分解，考察行业内部的变动和行业间结构变动的影响。
1.劳动收入份额的稳定性之争
20世纪初期的研究表明劳动收入份额在长期内保持稳定，希克斯(1932)在其《工资理论》中用“鲍利定律”来概括，凯恩斯(1939)将此现象称为“建立最完美但令人最惊讶的事实”，卡尔多(1961)则认为其是宏观经济增长中的六大特征事实之一。索罗(1958)认为当总劳动收入份额小于各行业内部劳动收入份额的波动时，劳动收入份额才是相对稳定的。尽管他对劳动收入份额的稳定性提出了一定的质疑，却并没有在实质上否定当时美国劳动收入份额的稳定性论断。新近的研究表明，“卡尔多事实”在美国至今仍然成立，劳动收入份额稳定在65%至70%区间内(Krueger，1999；Young，2006)。在经济结构和生产技术快速变迁的情况下，劳动收入份额在美国的稳定性是令人费解和惊讶的。同时，英国的情况也较为符合“卡尔多事实”，劳动收入份额在1960-1995年间围绕70%呈随机游走态势(Bentolina and Saint-Paul，2003)。劳动收入份额从时间维度来看保持了较好的稳定性，那么截面的情况是否如此呢？Gollin(2002)在考虑个体经济劳动报酬的划归问题后指出，劳动收入份额甚至在跨国样本中也不存在显著差异，其稳定在65%至80%区间内。
然而，许多经济学者认为劳动收入份额的稳定性并不成立。首先，许多发达的工业化国家在20世纪中后期出现劳动收入份额显著下降的情况，其中德国和法国的下降幅度最大(Guscina，2006)；其次，尽管考虑个体经济后，劳动收入份额的跨国差异性明显减小，然而这种修正将使跨国数据样本大为减少从而导致结果不具代表性(Harrison，2002)。同时，Harrison将跨国截面数据扩展成面板数据后发现，即使在考虑个体经济划归问题的情况下，劳动收入份额变动的跨国差异明显存在；最后，在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中，中国的劳动收入份额在近年来呈显著下降趋势，由1995年的51.9%下降到2007的39.7%（蔡昉，2005；李稻葵，2007）。罗长远和张军(2009a)认为我国劳动要素收入份额的波动性更符合“库兹涅茨事实”而不支持“卡尔多事实”。
2.劳动收入份额变动的结构因素
其中等式右边的第一项为内部效应，即行业结构保持t-1期值不变时，行业内部劳动收入份额变动带来的影响。第二项为结构效应，即行业内部劳动收入份额保持t-1期值不变时，行业结构变动对总体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第三项为协方差效应，指内部效应和结构效应变动的一致性。
Solow(1958)最先利用这种方法来考察美国劳动收入份额的稳定性，此后Gujarati(1969)以及Close和Shulenburger(1971)分别考察美国行业和部门内部的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动。Young(2006)将美国分行业的数据拓展至1959-1996年，并将劳动收入份额的波动分解为内部效应、结构效应和协方差效应。
白重恩和钱震杰(2009a)利用上述方法对三大产业进行分解以考察1978-2004年中国三次产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动趋势，发现中国总体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动主要是由结构效应引起的，农业部门向非农产业部门转换使总劳动收入份额下降；同时，工业部门的内部效应也是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部分原因。同样，罗长远和张军(2009a)也从产业的角度进行了实证研究。他们认为劳动收入份额波动加剧是由产业结构变化以及产业间劳动收入份额的正相关同时变化(Co-movement)造成的。利用产业数据对劳动收入份额变化进行分解，他们发现1996年前，中国劳动收入份额上升与三次产业劳动收入份额的提高，以及第一、三产业比重提高有关。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第二产业劳动收入份额的提高；1996年后，第一产业比重不断下降，但第三产业比重却未有更大幅度的上升，导致劳动收入份额的萎缩；除此之外，三次产业的劳动收入份额均出现下降也是促使整个经济劳动收入份额下滑的重要因素。肖红叶和郝枫(2009)对中外初次分配格局的比较研究也得到类似的结论。肖文和周明海(2010b)对工业细分行业的分解发现工业内部劳动收入份额在1997-2007年呈普遍下降趋势。肖文和周明海(2010a)还利用资金流量表分析了企业、住户和政府三大部门的劳动收入份额变动情况，发现企业部门内部劳动收入份额也呈显著下降趋势。总之，通过劳动收入份额的结构分解，大多数研究都认为结构效是解释我国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重要原因。
三、劳动收入份额决定的理论和实证分析
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动取决于经济发展过程中各种因素的影响。在新古典经济学的框架下，劳动收入份额变动受要素投入比例、技术进步、产品市场的竞争程度的影响。同时，近期劳动收入份额的全球性下降使研究者越来越关注全球化因素，如贸易和直接投资的影响。最后，由于我国特有的经济和制度结构，基于中国数据的研究多从二元经济和制度转型的角度解释我国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
（一）新古典框架下的劳动收入份额决定
新古典经济学从生产技术的角度出发，认为劳动报酬由劳动要素的边际生产力决定，因而劳动收入份额为劳动的产出弹性。当生产函数为柯布-道格拉斯(CD)函数形式时，劳动收入份额是保持恒定的参数。当生产函数并不是典型的CD函数形式时，劳动收入份额则与资本产出比存在确定的函数关系(Bentolina and Saint-Paul，2003)⑥，而这种关系的方向取决于劳动与资本的替代弹性⑦。为了直观，我们用图形讨论两者关系，令横轴为资本产出比k，纵轴为劳动收入份额
，Bentolina和Saint-Paul将其称为SK曲线。
图1 劳动收入份额与资本产出比的关系
由图1可知，资本产出比增加将使劳动收入份额由SK曲线上A点上升至
点。然而，对中国的实证研究对我国劳动和资本间的替代弹性估算存在较大的差异性。罗长远和张军(2009b)利用中国各省1987-2004年数据的研究发现资本产出比与劳动收入份额显著正相关。他们认为中国由于劳动力丰富，资本积累促进劳均资本拥有量和劳动边际产出提高，意味着资本与劳动之间存在互补而非替代关系，这一结论也得到其他研究的验证（白重恩和钱震杰，2009b；周明海等，2010b）。然而，白重恩和钱震杰(2009a)利用中国工业企业1998--2005年的面板数据发现资本产出比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较小，认为劳动和资本的替代弹性接近1。李稻葵等(2009)利用2000-2004年的中国企业调查数据分析表明资本与劳动比与劳动收入份额呈负相关，这又意味着资本与劳动的替代弹性大于1。
在新古典经济框架下，除资本产出比外的其他因素则通过平移SK曲线使劳动收入份额发生变化。Acemoglu(2003)认为不同形式的技术进步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不同，当经济运行在均衡增长路径中，技术进步为劳动增强型，这类技术进步将不改变劳动收入份额；当经济运行在转型路径上，技术进步为资本增强型（劳动节约型），此时劳动收入份额将随技术进步而下降，SK曲线向下平移至
，劳动收入份额由A点移至
。这意味着在经济转型路径上运行的中国，劳动收入份额可能受到资本偏向性技术进步的影响。黄先海和徐圣(2009)通过引入希克斯要素偏向型技术进步，将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动分解为乘数效应、资本深化效应及资本增强型（劳动节约型）技术进步效应。他们利用制造业1989-2006年数据的研究发现，资本增强型的技术进步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为负，平均贡献达70%左右。肖文和周明海(2010b)利用全要素生产率表示技术进步，同样发现其影响为负。然而，另一些研究则没有发现技术进步对收入分配具有明显作用。罗长远和张军(2009b)对中国省际数据的回归表明，以劳动生产率衡量的技术进步并没有显著提升劳动收入份额，认为这是由于我国劳动生产率相对于工资的较快增长造成的。白重恩和钱震杰(2009a)利用中国工业企业的面板数据也发现技术因素对工业要素分配份额影响很小。另外，国内的研究将人均资本和资本产出比也作为衡量技术的因素进行考察（白重恩等，2008；李稻葵等，2009）。同样，这些研究没有得到一致的结论。
进一步，如果产品市场是垄断或者垄断竞争的情况，企业产品的价格为边际成本与额外加成之和，这将使劳动收入份额从SK曲线的A点向下偏移至
点。白重恩和钱震杰(2008；2009a)引入Dixit-Stiglitz垄断竞争框架构建工业部门的劳动和资本收入份额的决定模型，利用企业微观数据的研究表明，企业垄断力量的增强将促使我国劳动收入份额下降，这得到类似实证研究的支持（周明海等，2010b）。需要说明的是，目前大多数中国的实证研究都是基于新古典经济模型的，且研究仅从一国内部的要素和产品市场进行解释，而忽略了开放因素对于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
（二）全球化下的劳动收入份额变动
当代经济发展的重要特征是经济全球化，这意味着商品、服务、资本、技术和劳动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经济全球化主要通过国际贸易和跨国直接投资两大渠道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动产生影响。
1.贸易理论对要素份额变动的解释
新古典贸易理论认为国际贸易使各国依据比较优势进行商品生产和交换，并促进国际分工和专业化。国际贸易和专业化分工将增加国内相对充裕要素的需求和利用，减少相对稀缺要素的需求和使用。从而，充裕要素的收入份额将提高而稀缺要素的收入份额将减少。在发达国家中，资本要素相对充裕而劳动要素则相对稀缺。因此，新古典贸易理论对近年来工业化国家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给出了较好的理论解释，并得到广泛地支持(Harrison，2002；Guscina，2006；Jaumotte and Tytell，2007)。由于发展中国家的情况恰好与发达国家相反，因此新古典贸易理论预测相对充裕的劳动要素收入份额将呈上升趋势。然而，发展中国家如中国的劳动收入份额下降恰好与预测相反，因此新古典贸易理论并未能对发展中国家的要素收入份额变动给出合理的解释。
同时，关于对外贸易与我国劳动收入份额关系的实证研究也没有得出一致的结论。姜磊和张媛(2008)利用中国省级1996-2006年数据考察对外贸易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研究表明出口对劳动收入份额产生了正面影响，进口则产生了负面影响，因而其支持新古典贸易理论的预测。然而，利用基本相同的数据，白重恩和钱震杰(2009b)的研究则表明进出口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并不显著。罗长远和张军(2009b)利用1987-2004年的省级面板数据的研究也发现出口的影响并不显著，他们认为我国外资出口比重上升和出口产品复杂度上升使出口的影响并不符合Stolper-Samuelson(1941)定理。周明海等(2010b)利用世界银行企业调查数据的研究发现，出口对劳动收入份额存在显著负效应，同时认为我国出口型企业的“外资引导”特征可能是新古典贸易模型预测失效的原因。另外，肖文和周明海(2010b)还从贸易模式转变的角度进行分析。基于工业分行业面板数据，他们的研究认为贸易模式由进出口高度相关的珠三角加工贸易时代向出口型加工贸易的长三角时代转变是劳动收入份额在1993-2007年呈先上升后下降的变动原因。
尽管实证研究结论不一，大多数研究认为我国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现实与新古典理论预测不符，这就需要我们寻找其他贸易理论进行解释。贸易理论的新近发展对于解释发展中国家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动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该理论强调中间产品贸易（或外包）对要素份额的影响。例如，Feenstra和Hanson(2001)认为外包不仅转移了发达国家的低技能产品，而且使得发展中国家能够从事相对复杂的产品加工，从而更有利于本国相对稀缺的要素（如资本、高技能工人）。因此考虑中间产品贸易后，可能出现劳动收入份额下降，资本收入份额上升的情况。然而，这一理论对中国是否适用还未得到实证的检验。
2.外商直接投资与劳动收入份额
邓宁(1988)的特定区位优势理论认为各国的资源和要素的禀赋决定了其吸引外资的类型，劳动密集型企业通常选择投资于劳动要素充裕的国家，而资本密集型企业则更可能选择投资于资本要素充裕的国家。这意味着外商直接投资(FDI)使东道国中要素相对充裕的部门进一步扩张，因此，FDI应当能够提高该充裕要素的产出弹性和收入份额。区位优势理论对发达国家劳动收入份额下降和资本收入份额上升也给出较好的解释。但是，其仍无法用来解释中国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现实。Decreuse和Maarek(2008)构建了理论模型讨论外商直接投资对发展中国家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并得到两个结论：第一，外资企业由于拥有先进技术和较强融资能力使其生产效率显著高于内资企业，从而其劳动收入份额显著低于内资企业。第二，外资商直接投资将通过增强经济中的企业异质性使劳动收入份额下降。
结合中国的实际，罗长远和张军(2009b)认为地区间在招商引资的竞争可能是资本谈判能力被强化的重要因素。由于地方政府将低劳动力成本和低劳动保护作为招揽投资者的必要手段，使资本谈判能力上升，并弱化劳动力的谈判地位。外资通过“用脚投票”的方式在不同省份间转移，而劳动力却因户籍制度等因素的约束存在流动的障碍。他们利用中国各省1987-2004年数据首次考察了外资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FDI与劳动收入份额之间呈双向负向关系，他们认为我国地方政府为招商引资展开的竞争弱化了劳动者谈判地位，以及外资因中国廉价劳动力和优惠政策吸引的流入性动机使劳动收入份额发生下降。周明海等(2010b)也发现企业外资股权的上升将使劳动收入份额下降，并认为外资进入将使经济效率快于劳动报酬增长从而使劳动收入份额下降。另外，通过引入“政企关系”变量，他们认为地方政府间的“引资竞争”吸引高效率的外资企业加速涌入，使要素分配向不利于劳动的方向倾斜。
（三）经济和制度转型中的劳动收入份额变动
然而，上述新古典经济框架和开放的角度仍不能全面解释我国的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制度变革和经济转型对于理解我国经济运行有着重要作用，因此，我们必须结合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和制度转型分析劳动收入份额的动态变化。
1.二元经济结构下的劳动收入份额变动
为了能更合理地解释我国劳动收入份额的现实，李稻葵等(2009)以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为背景建立了劳动力转移模型。他们认为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使农村存在大量的剩余劳动力，以城市化和工业化为特征的经济发展伴随着劳动力从农业向工业部门大量转移。他们的研究认为在劳动力转移过程中，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动可分为三个阶段。在劳动力转移初期，工业产出的上升大于农业产出的下降，同时工业产出的上升高于工资的增长，从而劳动收入份额呈下降趋势；在劳动力转移中期，农业的边际产出上升以及工资增幅的上升使劳动收入份额达到最低点；在劳动力转移末期，工业的边际产出下降使工业产出的上升低于工资增长，从而劳动收入份额上升。因此，劳动收入份额在这一过程中呈先下降后上升的U型曲线。然而，李稻葵等(2009)的模型假设劳动力只在农业和工业部门间的转移，忽略了劳动密集型的服务业发展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同时，该模型仍然从生产的角度假设劳动和资本的充分利用，其框架仍是新古典的，而这显然无法完整地体现刘易斯(1954)关于二元经济下的无限剩余劳动力供给这一假设。
龚刚和杨光(2010a；2010b)认为凯恩斯所设想的经济社会更符合中国的现实。因此他们建立了具有凯恩斯主义特征的非均衡动态模型，并认为我国二元经济结构下劳动力的无限供给是导致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主要原因。在二元经济结构下，劳动力的无限供给不仅使得工资不随劳动力需求增长而增长，同时也使劳动生产率和物价的变化对工资的影响不够敏感。这意味着，当存在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或物价上涨时，工资的提高不够显著，从而由经济增长和劳动生产力的提高所带来的利益大部分转化为利润而非工资，从而经济增长的成果不能由劳动者分享。因此，他们基于需求的视角对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给出了与李稻葵等(2009)不同的解释。同时，龚刚和杨光(2010a；2010b)也认为随着经济增长，劳动力需求不断上升将使剩余劳动力供给将逐渐消失，从而工资将逐渐恢复对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关系的反映。这意味着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工资的增长率会随经济的增长而更快地上升，从而使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趋势得到逆转。因此，劳动收入份额随经济发展也呈U型曲线，并与李稻葵等(2009)的结论一致。
从实证的角度来看，李稻葵等(2009)利用跨国数据验证了劳动收入份额随经济发展的U型规律。罗长远和张军(2009b)对我国省级数据的实证研究支持这一结论。更有意思的是，两者的研究都认为当我国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2000年名义汇率）左右时为U型曲线的最低点，并得出我国劳动收入份额将很快能进入上升通道的乐观结论。白重恩和钱震杰(2009b)的实证研究表明资本收入份额随人均GDP的增长而增长，从而从另一侧面验证了劳动收入份额与经济发展存在反向关系，他们认为人均GDP表示的经济发展水平反映我国产业结构变化的情况，因而对模型的解释贡献最大。由于时间跨度较短，他们并没有验证劳动收入份额的U型变动规律。
2.制度转型中的劳动收入份额变动
无论是新古典还是凯恩斯框架，理论研究通常关注劳动供给与需求变化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而忽视企业在决定劳动和资本分配中的重要性。尤其在新古典主义框架下，企业被假定为规模报酬不变的代表性个体，而并没有考虑企业异质性在现实中的普遍存在。Decreuse和Maarek(2008)首次构建模型将企业异质性与劳动收入份额联系起来。他们认为外商直接投资通过增强经济中的企业异质性不仅使外资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显著低于内资企业，而且使经济中的总劳动收入份额下降。周明海等(2010b)进一步将企业异质性拓展至我国不同类型的所有制企业，认为我国国有、民营和外资三类不同所有制企业生产效率的差异性是其劳动收入份额差异的主要原因。同时，研究表明以国企改制、民营化和外资进入为特征的所有制结构变动将通过减少要素扭曲、提升经济效率对劳动收入份额下降起冲击作用。
从实证的角度看，白重恩和钱震杰(2008；2009a)对工业企业数据的实证研究表明国有企业改制导致工业劳动收入份额下降了4.7个百分点，他们认为国有企业平均劳动收入份额明显高于非国有企业，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由要素市场扭曲减少所致。这一观点与罗长远和张军(2009b)分析民营化对劳动收入份额的负效应相一致。罗长远(2008)认为民营化后企业报酬支付更反映市场的供求关系，而国有企业改制后的富余劳动力对劳动力市场产生了供给冲击，对工资产生向下的压力。相反，李稻葵等(2009)的分析表明劳动收入份额与国有股比重负相关，并认为国有企业更多地代表了劳动份额水平较低的资本密集型行业，从而国有企业比重上升导致劳动收入份额下降。
四、结语及进一步研究方向
将中国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事实与现有研究相结合，本文不仅讨论了如何准确度量劳动收入份额，并从理论和实证的角度综述了解释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经济文献。综合现有的研究来看，把握开放和转型两大特征是理解我国要素份额变动的关键。在开放条件下，贸易和投资通过提升经济效率使劳动收入份额下降。同时，经济转型过程中，农业向非农产业结构转换以及国企改制和民营化的所有制结构变动，将促使劳动收入份额下降。技术进步由劳动增强型向资本增强型转换也将进一步促使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然而，随着二元经济向现代经济转型，许多研究指出我国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趋势将随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得到扭转，并在近期进入上升通道。
然而，就现有的研究来看，有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需要进一步深入探讨：
第一，在劳动收入份额的度量中，个体经济中如何区分劳动和资本收入是一大难点。现有的统计要么将个体经济直接划入劳动报酬，要么将其直接划入资本盈余，这必然会造成劳动收入份额的高估和低估。同时，经济中存在大量的个体经济并没有纳入国民经济核算范围。这些因素都使我们无法真正判断我国收入分配结构演变的真实情况。我们知道个体经济的大部分收入归劳动者所有，因而劳动收入份额将随个体经济发展而上升。可以预见，我国个体经济将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服务经济和网络经济的发展将孕育个体经济的繁荣⑧，这将有助于改善我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因此，利用家庭微观数据分析个体经济中的劳动和资本划分，估算个体经济对整体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是值得进一步研究的方向之一。
第二，近期的研究开始从实证的角度关注经济全球化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然而这些研究并没有得到一致的结果。从贸易全球化角度看，新古典贸易理论在解释发达国家劳动收入份额下降具有较好的说服力，然而其预测我国劳动收入份额上升的情况显然与中国现实存在矛盾，至少从目前的实证研究看，新古典贸易理论并不适用于解释中国的要素分配。因此，有必要进一步探讨现有贸易理论对中国的适用性，或构建适合中国实际的理论解释贸易全球化对我国要素份额变动的影响。
第三，我国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现象的背后反映了资本和劳动要素博弈力量的悬殊。我国特有的城乡二元结构和关系型社会结构本身造成了“强资本、弱劳动”的局面，而经济全球化又进一步促使具有较强流动性的资本增强其谈判能力。因而，全球化不但没有改善反而加剧了我国资本和劳动分配失衡的状况。因此，后续的研究可从谈判力量的角度将转型和开放因素融入统一的分析框架，从而给出针对我国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现象更具说服力的解释。
第四，现有的研究仍主要集中于解释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原因和机理。然而，作为微观变量，劳动收入份额的大小意味着企业劳动成本的高低，是企业微观行为决策的依据。作为宏观变量，劳动收入份额不仅是社会消费能力的约束条件，也是衡量社会分配的公平程度的标尺。劳动收入份额的提高在宏观上表现为要素分配关系的改善，其通过提高社会消费促进经济增长；然而，劳动收入份额的提高在微观上则表现为企业劳动力成本的增加，其通过降低企业的生产效率阻碍经济增长。然而，无论从何种角度看，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动都将对经济增长产生重要的影响⑨。因此，探讨劳动收入份额如何影响企业微观效率和宏观经济增长是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的话题。
第五，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意味着劳动所有者和资本所有者的收入差距将不断扩大，从而功能性收入分配失衡也表现为规模性收入分配的不均。先前的研究总是将个体收入差距和劳动收入份额分开讨论，而忽略了两者间的内在联系。提高劳动者报酬不仅能够增加劳动收入份额，也有助于改善目前的收入差距趋于恶化的状况。因此，研究功能性收入分配与规模性收入分配间的联系将具有较强的政策意义。
注释：
①“卡尔多特征事实”是指：从长期看，经济增长具备以下特征，即人均产出增长率、资本产出比、资本的实际回报率以及国民收入在劳动和资本之间的分配等都大致稳定不变。
②Solow(1958)、Young(2006)以及Krueger(1999)研究都表明美国劳动收入份额在1929-1998年间基本稳定在65%-70%左右。
③通过这种分类，研究认为从1998年后人力资本收入份额增长开始放缓，其增幅慢于原始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速度，从而使总劳动收入份额在1998年后呈下降趋势。
④为了克服上述缺点，Young和Zuleta(2008)利用了另一种方法来直接估算原始劳动。其主要思路是先找出那些受教育程度很低和没有任何工作经验的人群，通过计算他们的收入得到原始劳动的工资率。将工资率与总就业人数相乘并比上国民收入就得到了原始劳动收入份额。他们比较了Krueger(1999)衡量的原始劳动收入份额，发现前者显著高于后者；同时，两者在1979年以前趋势一致，此后前者呈上升趋势，后者呈下降趋势。
⑤从劳动收入份额的角度看，所谓的“库兹涅茨事实”是指随着经济不断发展，产业结构不断发生变化以及不同产业劳动收入份额存在差异导致的劳动与资本之间的分配并不稳定的情况。
⑥这样的生产函数须满足规模报酬不变的齐次函数，如常替代弹性(CES)函数形式。
⑦当劳动和资本是替代弹性大于1时，两者单调递减；当劳动和资本的替代弹性小于1时，两者单调递增。关于中国的研究更支持劳动和资本的替代弹性小于1的结论，因此我们将SK曲线取单调递增的这种情况。
⑧淘宝网店的盛行就是很好的例证。
⑨在本文的撰写过程中，我们发现已有研究开始分析劳动收入份额变动的宏观效应（黄乾和魏下海，2010），研究表明提高劳动收入份额不仅有利于居民消费扩张，而且更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