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期主要对外战略问题——兼谈长期性基本战略机遇，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战略论文,长期性论文,中国论文,机遇论文,近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从冷战结束以来，世界格局一直在发生重要变化。其中最主要的特征，在于美国凭其空前的力量优势，正大力追求在全球范围内支配国际政治和安全事务。特别是“9·11”恐怖事件发生以来，美国政府从“进攻性现实主义”国际政治观出发，以强烈的单边主义、极端民族主义和黩武主义态势加速推进其霸权或准霸权。美利坚“新帝国”就其综合力量优势、特别是军事力量优势而言，在历史上几乎绝无仅有。由于美国以外的国家缺乏足够的相对实力和影响力，美国在发动战争、军力建设、军备控制、反扩散和总的国际安全等方面少遇强劲的外部制约，安全问题上的国际法和国际体制往往遭其任意排斥。而且，今后相当一段时期内，难有足够坚强有力、足够广泛经久的对美总体制衡力量。
在这种新形势下，如何思考中国的对美外交和战略？1999年下半年往后的中国对外政策史、特别是中共十六大确认的对外政策纲领显示，中国对美关系贯穿着内在一致的两大方面：第一大方面在于，中国除非绝对迫不得已，坚决不与美国对抗，在对美进行某些必要的斗争的同时大力谋求建设和维持对美良性关系，采取温和、务实、审慎乐观的对美态势和政策，争取美国的对华行为多一些有利于中美关系和中国利益的成分，并且积极有为地进行中美局部战略协调甚至合作。这在今后应当、也必将坚决和耐心地坚持下去。如果说这是“软”的方面，那么与此同时还有“硬”的方面：中国正在大力加速军事力量的较全面的现当代化建设，而且坚持绝不允许台湾独立。在任何情况下，中国对美局部妥协、争取与美多方面合作的方针都不会以损伤这两条为代价。这个“硬”的方面与“软”的同等重要，构成中国大战略态势的有机结合的两大成分。
面对美国的超强力量和霸权企求，连同尤其在中国周边的复杂形势，中国必须全面优化自身的战略资源和能力，以便除了其他基本目的，保证自己在世界和东亚的任何可能的变化中永远立于不败之地。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内，这方面除了中国的经济发展外，最重要的一是有步骤地加速国内改革，包括政治改革，以显著提高国家的现当代效率，包括对外政策的决策和实施效率，二是全面和深刻地认识中国军事力量的相对落后及其各种原因，只争朝夕地在国防体制、军队机制、兵力结构、武器装备、“战略文化”、军事信条、军队官兵素质的全面改善、国防教育的普及和提高等各方面加速现当代化建设。
中国要有创新性的对外政策思维和战略。从“9·11”往后、特别是2002年秋天以来，中美关系有了迅速和显著的改善。现在和今后一段时间里需要较优先地考虑的一大问题，是如何在巩固和充实中美关系现有进展的同时，争取使之再上一个台阶。一个至关紧要、也富有潜能的努力方向，在于尽可能争取将中美之间五大方面核心或近乎核心的、富有军事意味的战略问题（即关于台湾、战略武器、中国周边美国军事存在、美日军事同盟、中美间根本战略互信等此类问题）纳入中美战略对话，或者说就这些问题进行逐渐地系统化、体制化的中美战略对话，乃至将来逐渐发展成中美战略谈判。
更广泛地说，在应对自己的美国问题时，中国可以有一种基于力量建设和外交的“双重联系制衡”战略。其中第一类联系是中国同美国的联系，可以说是“重中之重”：尽可能维持、增进同美国的交往，包括通过一些妥协达到同美国的一些协调，从而取得相应的、非对立性的对美制衡和约束的余地和影响力。第二类联系是争取改善、维持或发展与美国以外所有各个大国的关系，连同与各种重要的国际体制的联系，以便在这些关系和联系本身的直接价值之外，获得多方面的重要外交资源来发挥直接和间接的、可见和不可见的对美制衡作用，主要在关乎中国一些至关紧要的国家利益问题上。这“双重联系制衡”在相当大程度上已经是、并且应当在更大程度上继续是中国的一项基本国策。
二
对日关系和对日政策问题是今后一段时期里需要较多思考和创新的一个重大领域。中日关系已经或正在发生结构性的重大变化，那就是中国正迅速地走向强大，日本正急切地谋求走向所谓“正常国家”或“普通国家”，亦即在已有的经济大国地位之外，谋求政治大国地位和相应的“军事权利”。如何保证在这有根本重要性的双重变化中，两国之间保持非敌对性的经久和平？这是中日战略关系的最核心问题。除了争取大力阻滞中日两国很大部分民众之间的互厌甚至敌意恶性发展外，还要做很多事情。关键在于，在此双重变化中，已经或正在出现一系列新的重大的战略性问题，已有的战略性问题一般也已经或将会经历新的变化；需要通过带有相应的创新性质的战略应对，争取使之可控化，同时减小其中一些问题对中国的重大利益已有或可有的损害。
在上述双重变化的根本形势下，应当与时俱进地将中日关系的重心逐渐转到经如下定义的战略关系上来，即一是防止中日经久敌对，二是争取建设可能和适当程度的战略互信，三是有选择地进行东亚稳定、和平与繁荣所需的某些战略性协作。对待中日关系不能主要持有情绪化的思维，无论这思维是“新”还是“旧”。中日政治关系应是“正常的”关系，可以争取发展到相当程度上类似于目前中美关系那样的基本状态，亦即必然有彼此间的战略警戒、战略猜疑和利益竞争，但也有防止和控制危机或严重紧张、减小猜疑和限制过度竞争的意识与机制，同时有促进所有这些的战略性对话和一定程度一定领域的战略性协调、互信建设和协作。我们的根本基点是加速中国自身力量、特别是国家效率和军事力量的现当代化建设，连同正视、应对和正确处理战略性的问题和趋势。
对中日间历史问题的解决要有历史信心和耐心。历史问题的解决，说到底是日本国民对日本历史、对日本整个民族道路有正确的看法。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归根结底它需要日本人民来解决。在就历史问题进行必要和有利有节的斗争的同时，中国需要将眼光放得远一点，通过自己的全方位作为，积极和耐心地积累使历史问题能够得到较好解决的大的历史条件，包括争取在日本民众中形成比现在大得多的积极影响。就此，援引美国美利坚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在日本对外政策研究方面有重要建树的赵全胜先生近来的一段文字是有益的：“历史问题是诸多问题中的一项，而不能说历史问题是诸多因素的第一位，优先顺位应有一个明确的想法，如我们（中国）与日本的经济合作、与日本的安全保障合作、要求日本支持一个中国的原则，这些问题的重要性都不亚于历史问题的解决。当然各个问题都有它的内在联系。如果因为两国之间存在历史问题，其他问题都放弃而不去推动，那样的处理就会失当。”中国是一个真正的大国，如果我们的态度从政府到民众比较合理，如果我们的政策比较高明，我们在相当程度上至少可以参与塑造日本的未来。
三
就近期局势来看，中国当前对外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无疑是朝鲜核问题。和平地实现朝鲜无核化或非核化是中国近年碰到的最大、最关键的外交考验，直接关系到中国多项至关紧要的短期、中期和长期国家利益。尽管和平解决朝核问题是个需要耐心和漫长的过程，但所有的关心者和当事者都应该看到，留给一个和平的朝鲜半岛无核化得以实现的时间并不太多。核危机到现在已近一年，如果再拖例如一年或者更长的时间，危机升级为军事冲突甚至战争与朝鲜形成可观的核能力的双重危险多半将严重加剧。然而另一方面，必须肯定和强调和平解决朝核危机的可能性仍然存在，甚至同以前相比有显著的增长。美国自己明白，朝核危机演变为军事冲突和战争会损害美国的多项重大利益，而且尤其在伊拉克战后困境和中韩等国有力制约的背景下，美国以军事手段解决朝核问题的能力和意愿受到巨大限制。朝鲜多半也明白，如果由于朝核危机发展成为战争，最后的结果对它自己来说不堪设想。因此，尽管美国认为军事解决可能到时候有所必要，而朝鲜持有获得核武库的强烈欲望，但它们自己有所认识到的这些危险有可能使之在中国等国的积极影响下，走上有诚意的和平解决危机道路。只要有了这种诚意，唯一合理的解决程序就是遵照分阶段、平行或者同步的程序原则。
要和平地实现朝鲜无核化或非核化，根本地说必须具备四个条件。第一，美国必须实质性地改变它的对朝政策，优先考虑和给予朝鲜某种形式的切实的安全保障，并且至少减缓或停止对朝鲜的大规模军事施压的准备。第二（最为重要），朝鲜核危机的和平解决需要真正的大战略方式，特别是多种政策手段的结合和平衡使用，其中包括外交说服，包括政治让步，特别是美国提供某种形式的切实的安全保证，也包括经济援助的承诺，还包括在一旦绝对必要的时候适当地施加和平性质的压力。另外，无论是朝鲜对美国的军事威慑，还是美国对朝鲜的军事威慑，客观上都有一定的作用，其他有关国家要注意和努力的主要是防止美国滥用其军事威慑。第三（同样最为重要），与此密切相关，包括中国、美国、韩国、俄罗斯和日本在内的广泛的国际协调绝对必要。这一国际协调应当从和平解决朝核问题出发，其中每个国家做出为此目标所能做出的大致独特的贡献，提供为此目标所应当使用的和平的政策手段；同时，其中除美国以外的每个国家，都必须努力制约美国对朝政策包含的严重危险成分和危险倾向，那关系到它们各自的重大安全利益和整个东北亚的和平。最后，还有一个根本条件，那就是朝鲜一定要认识到发展和拥有核武器归根到底只会损害朝鲜的安全和起码的正常发展，一个无核化的朝鲜才是其安全和正常发展能够得到有关邻国较充分支持的朝鲜。
四
经济实力的空前迅速增长和对外经济交往的异常蓬勃发展，构成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90年代初期以来最突出的民族成就。多半由于这个原因，在中国作为东亚乃至世界性强国兴起的漫长过程中，对外经济战略应当、也可以成为目前“初期阶段”内的首要战略分支，一定意义上甚至是压倒性的战略分支。
从理论上说，对外经济战略作为国家大战略的组成部分之一，与其别种构成单元如政治、外交、军事战略一样，都是实现国家根本目标的手段。就一国在一个时期的对外经济战略而言，最重要的是三件事。首先是拥有还是缺乏对外经济战略——与一项项具体的对外经济政策有别的对外经济战略本身；完全可能存在一种令人遗憾的情况，那就是有国家大战略但无对外经济战略，或者说由于缺乏对外经济战略，国家大战略处于至少在一个至关重要的方面严重残缺的状态；其次，如果有对外经济战略，那么它是否有起码或较高的自觉程度和内在整合程度，也就是它能否作为一套分支的“战略体系”同具体的对外经济政策有显而易见的区别；最后，对外经济战略是否成为国家大战略的一个内在有机组成部分，即是否同国家大战略总体之间存在足够的从属性联系，同时与国家大战略的其余组成部分大致平衡。
对照中国的有关现状，应当说在对外经济战略的前述最重要的三件事情上面都存在较显著的缺憾。中国对外经济战略既需要总体的构想、拟订和系统研究，也需要就其各分支领域进行深入的思考。除总体性问题之外，当前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一定紧迫性的至少有下列几个分支方面。
第一，当代中国对外战略史中的对外援助问题。其应有的核心之一，是自觉和妥善地将外援（至少是其中的很大部分）用作战略工具。冷战时期，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中国向亚非第三世界国家无私地提供了大量援助，不仅超过了国家的正常承载能力，而且往往未能与国家的紧要利益和战略需要紧密协调。与该时期外援过多相比，1978年以后似乎又出现了一定的外援不足问题。实际上，中国对外援助面临的最大困扰是如何保持伦理需要与战略需要之间的平衡。在外援问题上，中国政府始终坚持一条崇高的道义原则，即援助不带有任何政治条件，不谋求任何政治特权。然而，这一原则在某些场合、尤其在目前的朝鲜核危机上，多少表现出传统伦理需要与现实战略需要之间的某种不相称。因此，需要从中国的总体利益、大战略需要和具体形势出发构建新的相关的平衡，在可预见的时间内首先必须为和平地实现朝鲜非核化服务。
第二，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设想的可有的战略意义。在中国周边，东盟因地缘政治、历史文化与其高度区域化而具有重要战略地位。中国在积极充实与东盟的睦邻互信伙伴关系的政治内涵的同时，已适时地提出并积极推进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设想，其战略意义不仅是大有助于消减“中国威胁论”，巩固和发展中国在东南亚这一重要区域的合理的经济、政治和战略利益，加强中国的对美外交地位，而且它同“10+3”、“10+1”为主要内容的政治和安全领域的互信伙伴关系一起，帮助构成中国在21世纪应有的一项大战略基本成分，即努力创设、培育和形成区域和次区域的安全体制，以便逐渐创造出一种国家相互间较为稳定、较可预期的和平期望得以在其中发育和形成的气候与体制框架。
第三，中国对日基本政策中应有的经济战略。鉴于近年来中日关系中相当经久、广泛和深刻的紧张，也鉴于中国在东亚的外部总体安全环境比较严峻，需要基于大战略的全局观念和具有根本意义的战略集中原则，争取实现中日政治关系的大致正常化，以便防止中日间形成经久的敌对，并且使中国能够主要在中长期安全意义上尽可能集中应对美国问题，连同集中致力于台湾问题上的阻独促统。对日基本政策中的经济战略在这方面总的来说可以大有作为，而那种将政治／战略与经济大致割裂开来、满足于所谓“经济热、政治冷”的想法是不正确的。
第四，当今中国关于中亚（一定意义上还有俄罗斯）的地缘经济战略问题及其广泛含义。中亚在地缘战略和地缘经济上对于中国有重大意义。中国发展与中亚经济关系的着力点应该是成为中亚高水平的生产日用消费品的基地，同时（而不仅仅是）着力参与开发中亚地区的能源。中国政府的中亚“石油外交”可以说初出茅庐，它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了一种在有限地鼓励私营业主海外经商和投资以外的、尝试建立国外经济存在的主要行为模式，那就是审慎地以政府外交为助力，以中国国营大企业为龙头或载体，完全不带直接或间接强制地创设、巩固或发展国外经济立足点，完全按照所在国政府的接受、鼓励或排斥来决定其设立与否和进退与否。这么一种“经济外交”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很大一部分基本外交传统，并且确实有其重大裨益。然而，在实现中国的某些相当重要（有些甚或可称至关紧要）并且合理合法的经济／战略需求方面，它的效果势必受到相当的限制。如何寻求、甚至是否必须寻求这两者间的恰当平衡，是一个应当较早予以解决的重要问题。
最重要的仍是上面论及的“总体性问题”，特别是有无作为国家大战略基本组成部分之一的对外经济战略，连同对外经济战略的自觉程度。一位外国学人最近在关于中国外交和战略的一番相当深刻的同情性批评中写道：“当中国说经济的发展扩展了中国的国际影响力的时候，指的是由经济因素产生的自然的影响力。这种自然的影响力（是远不够的）……经济的发展要有政治来保护，经济的扩展要有政治来组织。”他还大致中肯地指出，中国在对外经济战略方面的不足往往颇大程度上来自“现代国际关系思维方面的不足。基本上，中国人还是受中国传统国际关系的道德优先思维的影响”。我们应当深思其中的总体含义，并且承认需要进一步全面优化我们的“现代国际关系思维”，因为它们构成现代对外经济战略的基础之一，不管那是中国的还是任何其他大国的。
五
放眼全局，展望长远，中国在对外关系中的根本任务是充分开发和利用“重要战略机遇期”。为什么要尽可能充分开发和利用“战略机遇”？为了中国的基本安全、基本富裕和争取成为世界强国。这“基本安全”和“世界强国”需要格外地界定一下：不是静止的基本安全，而是在变动中的世界格局和重大变动中的中国地缘战略环境中，能够经久地保持的基本安全，并且是经得起任何可能的重大危机（特别是台湾问题以及朝鲜半岛问题上可能的重大危机）的基本安全；这“世界强国”是能够同美国经久地和平共处和大致协调、但同时有能力亦有意志来威慑美国重大侵害意图的世界强国，并且是在中国周边（特别是东亚）有优越或近乎优越的政治、军事、外交和经济影响力的世界强国。
第二个根本问题是，中国在21世纪初期有什么样的基本战略机遇？或者说，以当今和未来一个较长历史时期的世界政治基本特征来定义，什么样的一个世界政治时期可以使中国认为是中国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在此，需要从这样一个时期内的世界基本格局和基本潮流出发进行分析和设想。在这基本格局中，最重要的是两项事态或趋势：(1)美国拥有空前显赫的力量优势与其实在和潜在的广泛局部霸权，对美经久和有效的总体制衡少有可能；(2)从国家规模、发展速度和综合国力增进趋向上看，如果中国在维持基本稳定的同时，积极有效地发展政治经济改革和加速军事力量现当代化，那么在21世纪初期后段（特别是它邻近终了时），美国以外的任何一个实在和潜在强国都颇有可能在总体力量上显著亚于中国，中国在总体力量上目前同美国相比的巨大弱势也很可能大大缩小，在亚洲的力量对比格局将尤其如此。在基本潮流当中，最重要的当然是全球化，其次则是我们一般说成的多极化。
由此，中国在21世纪初期面临五大基本战略机遇。
第一，在上述基本格局中，只要中国坚持除非绝对迫不得已、决不同美国长时期对立或大规模冲突的根本国策，连同中美关系是重中之重和争取全方位睦邻关系的基本方针，中国的处境和战略任务就比在严格意义上的“一超多强”（两层而非三层性的大国格局）或可想象的经典多极格局情况下简单得多，而这是一种大有助于集中战略方向和资源、从而保证成功的大战略裨益。
第二，美国由于紧迫和较长期的反恐、反“邪恶轴心国家”、防大规模毁伤性武器扩散、牢固控制中近东地区等国家战略优先事项，由于同中国之间较广泛的共同利益以及对于同中国对抗或冲突之巨大代价的深切顾虑，将长时间地不以中国为标准敌手或主要敌手，对华政策将长时间保持战略警戒和威慑、政治压力、缓解对抗、协调合作四者大致动态平衡的形态。
第三，在东亚国际政治中，总的长期趋势将是美国权势逐渐衰减，中国影响逐渐增长，特别是在我们能基本控制台湾问题、较好处理朝鲜半岛问题和防止中日经久敌对的情况下。
第四，鉴于中国的国家规模、发展速度，中国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美国以外将得益于全球化最多的国家。我们大可有所防范地“搭全球化之车”，以达到中国的基本富强，实现中国的广泛国际政治经济影响（其中很大部分政治影响将是由基于中国有效地参与经济全球化而愈益增大的经济分量和经济影响转化而来）。另外，全球化潮流中“全球性问题”、“非传统安全”问题增多，其重要性增大，将给中国提供发挥更大的国际作用和影响的更多机会。
第五，尽管格外漫长和曲折、但必定逐渐发展的多极化潮流有助于中国制约美国和构建更大的国际影响，只要我们注意在一个较长时期里坚持总的来说“不当头”，不过分卷入与我们至关紧要的利益关系不大的国际纠葛，不过分地为别国“火中取栗”。
总之，中国在“重要战略机遇期”有上述五大特别基本的“战略机遇”，那是由21世纪世界政治的基本特征和中国近年已达到的发展程度决定的。充分开发和利用这些战略机遇是中国政府和中国公众的伟大任务。为此最重要的事情如前所述，在于积极有效地发展政治经济改革和加速军事力量现当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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