僭越与折返—— 论福柯的文学语言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僭越论文,文学语言论文,论福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福柯从早期对知识、话语的考古学挖掘，对疯癫和理性观念关系史的重新审视，到对于权力关系的谱系学微观分析，最终回归到“关怀自身”，形成了一种关于自身技术的生存美学的建构。他始终围绕主体批判，揭示了主体生成过程中知识、话语和权力参与的复杂运作。在分析各种类型主体具体塑造的过程中，福柯向我们展示了现代“规训社会”中无所不在的微观权力场域，其理论始终和人的生存问题密切相关。 福柯的学术生涯虽然短暂，然其理论著述却兼及社会学、伦理学、历史学、精神病学、语言学和法学等诸多学科领域，因而学界对于福柯的关注大多聚焦于知识、话语、权力、主体等核心问题，有对于考古学和谱系学策略方法论的考辨，有关于福柯解构、重构主体历程的探讨，有对现代社会权力规训、知识生产和真理游戏的精细分析，也有对福柯治理思想、自身审美化生存的诸多思考。由于福柯的理论有着摆脱自我、解构自我的显著倾向，所以，试图将其思想置于一个主题框架内“体系化”，无疑有很大难度。因而，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福柯研究的重心与主流，主要集中于社会学、伦理学及思想史意义层面上。 然而，福柯关于文艺问题的独特思想，由于零散且往往被视作是其批判理论辅助的引述和论证素材，常常被研究者所忽视。同时，福柯的文论思想很不纯粹，常常将文学作品引申到权力、话语、知识、主体等非文学的语境，这也使得文艺学研究者很少挖掘、梳理福柯的文艺观点。 事实上，福柯虽然不是一个专门的文论家，但他早期对布朗肖、巴塔耶、萨德、鲁塞尔等作家的关注，对小说文本、文学现象进行的大量研究评论，形成了他学术生涯中的“文学时期”。福柯关于文学中语言、作者和空间的论述，在文学创作和研究领域都引起很大反响，具有深远意义。可以说福柯虽然没有转向文学研究，但他一生从未远离文学。福柯文学观念的研究价值很大，但同时研究又很薄弱。 因此，对其文学语言观的研究，也是一种福柯所说的“外部经验”，即在福柯研究重心的“外围”窥测文学语言与知识真理、权力话语的潜在张力。对福柯的文学语言观进行梳理，不仅是对西方传统文论的有益补充，同时也为福柯的批判理论提供了另一阐释的向度。这是因为，福柯认为，“僭越与折返”的双向运动，可以还原文学语言的原始存在，形成一种“反话语”，抵制传统的“知识型”结构。同时，“重叠与复制”是文学语言的生产机制，“过度与增殖”是文学语言的游戏机制。文学语言的生产性与游戏性构成了巧妙的对偶。而文学语言的所有机制，最终目的都是为了抵制死亡，通往无限的生存论意义。因此文学语言的僭越与折返，恰恰为他解构和重构主体之路，提供了一种在诗学范围内进行自我操练的“行为模态”。僭越和折返的双向运动，也为福柯理论中越界思想、外部经验和重构域内，最终塑造新型审美化主体，提供了一种参照策略和行动指南。 一、文学语言：作为一种反话语的语言 福柯的文学语言观与其话语理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词与物》中，他发现了一种“知识型”的深层结构，这一结构表述了人们先天必然的无意识思维范式。它决定着词如何存在、物为何物，词与物何以联系组织等框架性问题。词与物的关系，概括了语言与其对象之间的所有可能性，成为困扰人们，甚至让人却步的边界。因为人始终无法切入到语言和对象之间，所以我们只得沮丧地承认，无法用抽离语言的方法，探讨语言表达的思想。 福柯将漫长历史中人类的“知识型结构”划分为三种：相似知识型、表象知识型和现代知识型。他用“非连续性”的观点，审视这三种“知识型结构”中词与物的关系。认为三种结构之间不是因果之链的承续发展，也不是人文社会领域的知识进化，而是其间发生过“两次断裂”，完全是一种“离散模式”。 语言产生的初始阶段，相似性是一种构建性原则：“正是相似性才组织着符号的运作，使人类知晓许多可见和不可见的事物，并引导着表象事物的艺术。”①古典时期，“再现”原则逐渐取代了“相似”，人类进入了表象时代。相似性与符号的先天契约被撕毁，书本中的言语成为虚空，词与物产生断裂，词不能标记物，它游离在外，无所事事。物在原本的同一性中，除了它本身，不再成为其他。这一时期，语言追求独立，它排除相似性，只发挥表象作用。人们开始思考通过语言秩序来认识世界秩序，试图以“词之序”来认识“物之序”。其方式就是赋予词特殊的权力，用词来命名物，把语言变为话语，通过话语生产人们必备的“知识”。 在这一点上，德里达与福柯有着某种默契。他们都拒绝让语言承担“认识”功能，破除语言工具论，解构“知识型”，认为人借由语言而生。德里达曾经针对结构主义者索绪尔的一个文本及其注解，尖锐指出，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解构最大的总体性——知识型和逻各斯中心主义形而上学的概念——的明确工具”②。解构知识型，最重要的就是解构原有的“话语”，为实现这一目的，就必须进行“僭越”与“折返”的双向运动。 僭越与折返，来源于独特的“反思”经验，这种“反思”不同于笛卡儿的“我思”。笛卡儿的“我思”与“我在”高度同一，福柯的“反思”则始终与异质性、差异思维紧密契合。他的版本应当是“我在，因为我是我非思之存在”，“我在”通过异在、折返的方法确证。他有意识使自身“断裂化”，完成“自我更动”，最大程度地实现“越界”生存。“在生活中，有些时候，知道我们是否能够以别出心裁的方式来思考和感知的问题，是继续观察或反思所必不可少的。”③为摆脱自我，人必须用一种新的方式进行感知、从新的角度进行观察，进而形成“自我差异化”的思维，构建一个地质学意义上运动的“褶皱”，为自我折返提供操行空间。这种场域具有一种透明的介质性，它既不是域外也不是域内，而是福柯自我异在化的诗学空间。它将界限变为可以生长与消亡的生命化存在。通过不断改变和消解界限，让重构域内成为可能。 僭越与折返，在解构“话语”的实践中，表现为一种反话语。“反话语”不是“话语”的简单对立或相反倒置，它具有一种“非话语”的内涵。福柯说：“所以将存在一种非话语（non discursif）话语，这种话语的作用是表达语言的原始存在。……占有这一存在并且为自身之故而释放这一存在的那个话语，就是文学。”④反话语在话语界限之外言说，言说一种话语所未言说之物。它的特质就是与话语保持“异在”关系，摆脱逃离话语的藩篱，在话语的“域外”，发出散逸游离的声音。在福柯看来，文学语言就是占有并释放“原始存在”的语言，是摆脱话语统治，游弋在外的语言。“原始”意味着未被话语抑制、吸收和论述的“自在与自由”。因而，反话语与释放原始存在的过程实质上是同一的，它们同构于僭越与折返的实践中。 要进行僭越与折返活动，必须充分利用“话语”与“名词”之间的微妙关系。一方面，“名词”的命名完成了“话语”的“认识型”功能。另一方面，“名词是话语的终结”，⑤它在被陈述的时刻，同时吸收且废除了为抵达它而产生的所有语言。古典话语惧怕言语被名词耗尽的威胁，因而采取了无限悬置、拖延名词的策略。“话语通过修辞格确保了名词的滞后，名词在最后时刻满足并废除修辞格。”⑥话语的统治借助“名词”的控制完成，同时又对名词高度警惕。 僭越运动通过穿越名词的修辞格，让名词“到达”，对话语进行拆解。“凭着名词最终为自身的缘故而被宣读所产生的这一暴力，语言在自己的物一般的粗暴性中浮现出来了”⑦，名词只为自身，粗暴地将话语的言说吸收并消耗殆尽，完成了对话语最大限度的消解，而这只是第一步。“由于在名词的四周和边缘‘抑制住’语言，由于让名词表明它所没有说出的一切，都不再有任何特殊的美感。”⑧名词不能表明话语所未言说的一切，也从未在话语的域外言说“非话语”的经验。它仅是在与话语的共谋统治中，“谋杀”了话语。所以，折返运动应再次抵制“名词”的粗暴控制，最终形成关于文学语言的本体论。正如福柯所说，存在“其他‘部分的言词’依次取得了自律，逃脱了名词的统治，并且不再在名词的四周形成一个辅助的装饰圈”。⑨文学语言是高度自律，不依附在名词周围的特殊“言词”，它存在于被僭越的话语界限之上，摆脱了名词的统治。僭越活动和界限的产生，具有共时的双生性，界限只有在被僭越时才有存在意义，是僭越让界限不断生长、消亡与变易。“反话语”在话语的“域外”书写，在僭越后成为“新的域内”。文学语言作为反话语，始终存在于瞬间生灭的话语界限上，总是在域外书写关于域内的经验，这本身就是内在折返。这种僭越和界限的瞬时游戏，让文学语言得到自由与自律，因为它不可捕获，最终摆脱了话语的束缚与名词的抑制。 僭越与折返的实质就是解构和建构的双重书写。表面上看，文学语言作为“反话语”，是一种否定与对抗，其实它是通过引入“非话语”的域外经验，对文学语言的内涵进行重构。在这一过程中，文学语言反复僭越话语的界限，并在界限上瞬间存在。通过引入域外经验，与异质元素交融周旋，重构新的自身与域内。它通过消解“话语”的“知识型”统治，还原了文学语言的原始性存在。 二、文学语言：作为一种生产性的语言 文学语言总是要在它创造的作品中，作为作品而矗立。“更恰当地说，我们应该从它们身上辨识出幻觉的力量，即语言（似一单弦乐器）作为一件作品而矗立的可能性。即使被隐藏起来，语言的重叠也组成了它作为一件作品的本身，而在这里出现的那些征兆则必须被解读为本体的指征”。⑩福柯认为，语言成为作品的可能性，就是“重叠与复制”的生产。文学语言具有“幻觉的力量”，它的生产性不是平铺直叙的显现，而是一种充满迷惑的错位、重叠与隐在变幻。他从不把“重复”简单视为作品的失误和瑕疵，而是高度重视西方文学中一切语言复制现象，并对其进行普遍分析。他把这种征兆当作“本体的指征”，当作语言成为作品的关键密码。“我们可以说它们无意中向我们开启了探之不尽的深处，它们正是来自那些深处。”(11) 福柯在狄德罗的小说《修女》中，发现了语言重叠、复制生产的后果：即双重性的错位。在书信体小说中，存在着这样一种惯常现象，就是“信”的出场与“语言”的缺席。“语言”和“信”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语音和书写之间的指征与分野。“信”事实上是书写所创造的一个新对象。语言指向客观世界，“信”却指向“文本”。“语言”在描述外部世界，“信”却在评论其他的“文本”。作为书写的“信”本身也许就是一个玩笑。表面来看，“信”分有了现实世界的“语言”，它在某一时刻的在场，意味着语言缺席。因为它们具有共时性，同一时间使用同样的词语。但是“信”充其量仅是语言衍生的产物，是“语言”指涉自身，讲述自己的产物。“语言”将自身隐匿起来，它并未缺席，只是通过生产“信”这样的幻象，以变体的形式在场。它在镜子中“重叠”、复制自己的形象，产生了一种本体和幻象并存复合的双重性。与此同时，错位也相伴而来。 僭越与折返，伴随着文学语言重迭与复制的整个生产过程。因为这样的生产意味着语言自身僭越了那个“死亡”界限，进入到虚拟空间，完成了一系列的变形与伪装。巴赫金也格外强调“形变”对文学语体生成的重要作用，认为普通语言通过变形，“获得了特殊的性质：同真正的现实和真实的他人表述，失去了直接的关系”。(12)经过形变操作，“信”就成为背负双重性错位的替身。而在僭越之后，还要完成更重要的工作，即“辨识出幻觉的力量”，发现如何错位，在何处错位，这就是“折返”。只有再次找到这个重迭、复制的界线与折痕，发现语言结构在某个地方被撕裂时，错位才可以显现。福柯认为，文学语言生产的完整链条是 ：语言生产出虚拟的镜像空间，然后在这一虚拟空间里复制自己重叠的错位形象。 福柯反复思考重叠与复制的具体策略，努力归纳语言生产的具体法则。甚至动用自然史中的结构和特性，经济理论中的价值和价格，来比附语言的生产之链，说明“诸表象的连接、完整无损的存在物区域，以及自然的增殖总是需要的”。(13)他在《词与物》中指出，古典时期的自然史、货币贸易，和语言有着某种同构的先天范式，它们都是同一种认识型结构：用词的表象秩序来表现物之序。福柯说：“界定语言基本功能的那四个要素（归因、表达、指明、衍生）是牢固地相互联系在一起的。”(14)这四种要素的相互变换作用，就是语言生产的四种“功能型”。上文所述语言在虚拟空间的错位、重叠，就是语言衍生时不稳定性的具体表征。因为人们仅仅控制了文学语言生产规则的“总体性”，其余则没有严格规定，所以才会出现那么多的衍生变换，相似性与毗邻性之间的模糊与重叠。 “想象的变换在指明和衍生之间增多；思考的错误在表达与归因之间扩散。”(15)福柯一语道破了文学语言与自然史抑或经济领域语言生产的重要差异：在自然史和财富流通领域，必须消除语言自发衍生的危险性、不确定性、想象性和虚假的相似性。它们对仍然敞开着的“真实语言”进行封闭，凭借精确的方法和精密的路径，严格控制“四种要素”的相互作用。文学语言的价值，在于它用“想象的变换”和“思考的错误”，为自身争取了最大限度的自由，摆脱了“组合术”与“百科全书”模式的干涉，摆脱了诸如“合法性”“确定性”和“有效性”等束缚与禁锢，创造出语言的多样性、含混性、想象性和虚构性等重要特质。 布尔迪厄在研究语言生产经济时发现，在“语言市场”的运行中，流通的从来不是“普通语言”，而是那种风格化的“个人语型”。文学语言的突出特点是，它表面遵循共通性、依托超稳定的普通语言结构，目的却是最大限度实现个体经验的风格化。文学语言所追求的最大效应是，用风格化的个体经验，唤醒个体间各不相同的独立经验。文学语言生产的风格化过程，就是对其进行特殊化的过程。福柯认为，文学语言通过“重叠与复制”的生产过程，独特衍生的路径，生成了各种变易不同的语型。激发诱导语言的接受者，以一种想象的虚构性，变换和象征的多样性，将其占有、引入、复合到那已被社会所标示的经验之上，“从而有助于生产他所感知和欣赏的信息”。(16)“重叠与复制”决定了文学语言的生产是共性和个性的统一，它复制的部分为语言提供了市场交换的前提保证，重迭的部分则正是风格化的个性叠加。 福柯认为，“百科全书”确定了词的路线，它描绘了合法的衍生规则。布尔迪厄则揭示了辞典词语实践关系里“中性化”的不可实现，从而回答了“市场”对于语言有怎样的意义。不同市场确定了各自不同的逻辑关系，语言在市场中总是“情境化”的产物。任何将词语中性化的企图，都将成为徒劳。语言生产在语言市场一体化过程中，意味着生产越来越多的意义。 无疑，文学语言通过重叠、复制，形成自己的两面性，一方面，它维持集体稳定的共通与总体性；另一方面，发挥最大限度的自由，用蕴含着独特个体经验的文本，诱发多样化的个体经验。 三、文学语言：作为一种游戏性的语言 文学语言生产的基本机制是复制与重叠，是基于“本文”大量次生性的“衍化”，不是原生性的建构。因为它并未另造一套完全迥异于日常语言的体系，仅是通过大量占有日常语言的质料，对其进行艺术化赋形，生产出既相通又超越日常语言的文学语言。所以它尽管不同于日常语言，但在质料上却与其有同一性，将两者简单分离对立是没有意义的。文学语言的独特性在于它的“游戏姿态”。文学语言最主要的特征无疑是审美性，而游戏姿态正与审美活动的心理机制高度契合。它们都超越了现实逻辑和实用目的，以一种想象性的关系模拟、表现性的情感抒发和象征性的欲望满足，给人带来精神愉悦。日常语言则是没有自我意识的语言，仅是一种表达沟通的工具。它没有自我呈现的目的诉求，只有介质的透明性。相反，文学语言是游戏性的语言，它本身既是手段又是目的，既是形式更是内容。 文学不是简单的运用语言，它“是语言形象，是语言在艺术中的自我意识”(17)。自我意识是一种觉醒，是高度的自主、自律和自由。文学语言具有自己的游戏规则，自己给自己立法，建造自己的游戏王国，打破日常语言的实用性和目的性。 游戏姿态并不排斥严肃，更不与严肃对立。相反，文学语言的游戏很可能严肃地追问一个问题，它是用新规则玩老游戏，抑或玩一个全新的游戏。新游戏具有完全消解、取代原有游戏的反抗姿态。在初始阶段，新的游戏规则不为旧有的游戏者所辨识，因而才会产生似乎完全没有规则的假象。 艺术化的文学文本具有建立游戏新规则——“过度”与“增殖”的欲望。“过度是因为语言要不可避免地自我繁殖——好似被某种增殖疾病从内部所击中。”(18)文学是语言凭借重复而进行的自我给予，移植与折返。因而，“过度”是“不可避免”的。文学文本通过“过度”与“增殖”，完成僭越与折返，同时其语言游戏也形成了两种表征 ：向外僭越时延展的轻薄，内在折返时褶曲的空洞。比如萨德在小说中过度铺排情色的场景物象，大肆滥用刺激感官的名词字眼，并不是简单对色情经验的书写。他不是向下挖掘人性情感、道德伦理的深度，而仅仅是对性禁忌进行“越界操练”。在越界过程中，萨德从不追求纵深意义，只希望通过展示暴力的“过度”泛滥，打破“性特质”所允许的界限。它是一种平面的肤浅，在轻薄的表层上延展。在折返过程中，语言一方面自我“增殖”，另一方面内向性进行褶曲。这一过程就像“重叠与复制”一样，将自我复制不断重叠，形成了语言厚厚的折叠体积，然而它全由没有超越性的“轻薄表层”叠置，结果仅仅是一种空洞的匮乏。 福柯认为，文学语言的“游戏机制”类似于“癌症机制”，这种“增殖疾病”的方式是过度复制。恶性肿瘤用“过度”的自我复制，改变了机体的内部结构，形成了庞大体积，而正常机体却被纤维化、空洞化，它是一种拆解、消耗性的存在。“正常机体”象征着司空见惯的日常语言，文学语言占据、寄寓在日常语言的内部，把日常语言的质料过度复制，自然造成了“日常经验”的“贬值”。如果换用形式主义的观点看，这种癔症式近乎歇斯底里的复制，也能达到一种反常的“陌生化”。这种游戏也许没有什么深刻之处，只为打破日常语言的正常自动化。它把形式复杂化，增加了感受的难度和时间，“因为在艺术中感受过程本身就是目的，应该使之延长”(19)。 事实上，作家让日常语言永远充当那种有意预设的文本结构“不平衡错位”的“增补物”，作为填充并试图保持平衡的质料，从而削减了日常语言原本的实用目的性。福柯说，它“看起来是无效的，过度的，应当被清除。但这样的转换，它的另一个后果是，它反过来卸掉了所有本体论的重量；正是在这一点上，它是过度的，并且它的密度是如此之小……这难道不也暗示着它的匮乏，或者说它被双重伤害所打击”(20)？ 游戏是一种动态的、具有自身动力的活动。在这一维度，小说的游戏性为文学语言生产的动力提供了解释。它有意识地通过暴力，将不平衡性植入语言的运作中，造成语言自身的“过度”与“匮乏”。语言自身的“过”与“不及”，给文本造成一种人为的失衡。原本语言和死亡的制衡契约被打破，一种无休止的僭越死亡界线的冲动，将原本的平衡性消耗殆尽。在不平衡性中，语言却保持了它无限折返的动力。 “过度”与“匮乏”带来了一个意外的效果，那就是“提醒遗忘”。越是生动有趣的语言，就越是一种自我遗忘的语言。当我们的注意力完全集中于生动的文学语言之中，常常会在感动中忘掉文学语言的存在。通过让语言“过度”增殖，产生意义的“匮乏”，令人感到疲倦和无聊。正是在这时，人们绕过那些乏味的语词，意识到了那被人遗忘的文学语言。 当语言进入到这种“游戏机制”时，它在客观上会产生一系列的意义与价值。游戏提供了一种“功能型”机器，语言进入游戏机制，也完全符合这种功能型。首先它高度的匿名化，从不关心语言的执行者是谁，只要有人全神贯注加入，游戏的机器就开始运行。其次它高度自动化，游戏一旦进行就不再接受任何单独个体的控制，谁也无法对它叫停。“一切被带入游戏或加入游戏的东西都不再依靠自己，而是为我们称之为游戏的关系所统治。”(21)正如权力机器的捕获是全方位的，进入游戏机制的语言，永远是一种对话，它同时捕获了语言的发出者和接受者。游戏本身就是通往与他人对话，理解自我的全新境界。 文学语言需要建立一种对话交往的游戏观，需要和其他的游戏者（读者）进行视域上的融合。“我们不断地进入到他人的思想世界；我们吸引他，它也吸引我们。这样我们就以一种初步的方式相互适应，直到平等交换的游戏——真正的对话——开始。”(22)表面上看，文学语言在游戏中，必须放弃一定程度上的自主性，为遵守一种规则而做出妥协。然而它却完成了最终的折返，得到了更高层面的确证。因为“对话的提高，将不会被体验成一种自我占有的失落，相反，是对我们的自我的一种丰富，但却并未使我们自己意识到自身”(23)。 四、文学语言：作为一种通往无限的语言 文学语言的生产与游戏，最终目的是为了通往无限。福柯站在生存论的高度，将语言从再现工具论的樊笼中解脱出来，指出，文学语言是一种无限的自我重复，是永无止境的镜子反射与折返的游戏。人们通过使用文学语言，抵制死亡，超越死亡，借助它的无限折返，得到象征性的永生。 语言从工具论上升到生存论高度，不仅是对语言根本认识的巨大转变，更意味着语言确证了人类的有限性，并促使人类追求无限。语言不是意识与世界进行交往的工具，我们从来不能将思维从语言中抽离出来。任何人都不可能在没有语言包围的状态中，拿起所谓的“语言工具”。“一切关于语言的思维，早已再次落进语言的窠臼。我们只能在语言中进行思维，我们的思维只能寓于语言之中，这正是语言给思想提出的深奥的谜。”(24) 摆脱工具论，我们开始理解：学习语言绝不是学习使用一种早已存在的工具，来标记认识一个我们自认为应该熟悉的世界。相反，是语言让我们重新认识自己，它是我们有限性的集中标志。因为它总是包围并超越我们，因而德里达认为，我们借由语言而生，意味着我们凭借语言获得通往无限的可能性。语言生存论，就是要尝试解决有限性和无限性，语言与死亡之间的张力关系。 福柯认为，语言可以通往无限，将有限的生存提升到一种反抗死亡的高度。在这一维度上，死亡就不再是一种自然的客观现象，而是一种充满隐喻象征的虚空。超越死亡，在物质的肉体层面是永无可能的，然而，在诗学实践的意义上，却具有一种浪漫主义的可能性。“可能，死亡的临近——其统驭一切的姿态及其在人们记忆中的显要位置——在现时和生存中挖出了一个虚空，这虚空正是我们言谈的对象和来源。”(25) 抵制死亡，首要环节就是让死亡成为，并且总是处于一种临近的状态，而不能造成真正伤害。实现这一愿望最简单可行的方法，就是谈论死亡，弥补虚空，让死亡成为言说的对象，即“谈资”。前提就是站在死亡的“外位”，用“超视”将死亡对象化。文学语言是“多重的镜子游戏”，它反复言说自身，对象化自身，抵抗死亡，通向无限。“那面对死亡之黑墙而矗立的通往无限的镜子的形象，是所有语言的根本特征。”(26) 福柯用镜子机制，比附语言运作、抵制死亡的完整过程。语言直面那个外化出的死亡“黑墙”，并且开启出一个无限的空间——“镜像空间”。摆脱死亡，就是让语言像镜子般“反射”死亡，让死亡进入由镜像构成的虚拟空间。一方面它让死亡成为微缩内在和虚拟的形象。更重要的是，语言把死亡视为它的界限和中心，目的是以此为据，进行折返——在无限游戏中找回那个原初。僭越与折返的主题，在这里又一次出现：“在这空间中，它可以主动超越自己，作为它自己后面的存在物，来无限地再现自己。一件语言作品之可能，正是在这样的复制中，找到其原初折叠。”(27)福柯试图借此勾勒出一种文学的本体论：语言面对着死亡，背对着自己，反向折返自身，以死亡为界限，保持着镜像对称与平衡。“它始自语言的自我表述。”(28) 指涉自身，完成自我的表述需要语言自我超越，无限再现自己。在这种复制和折叠的操作中，那个它所僭越的死亡界线，那个它以死亡为原初折痕的对称平衡的印记，只有语言自身才能重新找到。除了语言自身，我们一筹莫展，因为我们不知道，从哪一个历史时刻，在哪一个原初痕迹，语言开始了这种布置。所以只能依靠语言自身讲述，才能重新辨识哪些是后面的存在物，哪些是复制出的拟像，它们在什么场域，以什么方式发生了错位，才有可能实现下一次折返。 自我表述，意味着它要借助并结束于一种完满性。“语言并不是一个封闭的可以言说的领域，与这个领域相对，另有其他不可言说的领域。”(29)语言意味着包容一切，但我们需要的不是那种独白的喃喃低语，泛滥的外部无限性。我们需要的是作为“文学作品”意义上的“对话”结构。文学作品中的语言，因为与读者的“对话”，取得了一种“内部的无限性”。把“内部”和“无限”的结合，看似是暧昧的诡辩，其实却揭示了一种新的无限性模式，即打破了传统的外部延展的无限性，构成了一种新型的内部循环的无限性。因为，表面上看，文学的语言是在文本作品封闭之中取得了内部完结的形式。然而一旦读者介入，文学作品中的语言就会参与到这样的“对话事件”中。任何对话都有中断或结束，因为总有读者无话可说的时候，然而，每次这样的中断结束，都是为了重新开启下一段“对话”。 内部循环的无限性，需要“多重的镜子游戏”完成，我们注意到福柯有意强调“多重”这一关键字眼，而不是单数的镜子游戏。因为，单一的镜子不能满足福柯进行复数化的差异游戏需要，做不到差异化的重复，做不到一种循环往复的无限性。这一效果只有无数重镜子之间的循环折射与往复，才能达到。因而，他对于生产无数重镜子的可能性进行了思考：“它真的会让语言在镜子的虚拟空间中（在真正的僭越中）复制它，首先创造出一面新的镜子，然后又一面，然后无穷无尽？这个确实且无穷尽的幻觉，在其空虚中形成了作品的厚度——而吊诡的是，作品矗立起自己，正因为内部是空缺的。”(30) 福柯最终认为，上述操作是具备可能性的。原因在于文学语言不依赖于其他的言谈，而是回到它自身的内部。它是在自身的“同一性”中，进行自我差异化的分裂与重复，它生产的空间，是与自身类比的空间。它所生产的镜子，与拟像的分布原则是“垂直性”的，而不是向外部借用的“延展性”。 语言抵抗死亡的策略，是让自己成为作品，因为“作品将无限放置在自身之外：一种真实且威严的无限，在这无限中，作品变成一个虚拟、循环的镜子，结束于一种美好地封闭的形式”(31)。通过“复制”“重叠”和“拟像”等变换方式，生产“照向无限的镜子”，然后置身循环封闭的空间，文学语言逃逸出死亡，反观了死亡，通往了自身所虚构的无限之中。 五、超越与局限：福柯文学语言观之思 福柯的理论批判基于解构“主体性”这一总体目标，解构主体可以说是贯穿始终的主线，然而其理论的转向抑或“断裂”也在于此。因为“主体性”在语言论述和“话语实践”中才能建构，要颠覆主体性，就必须从根本上对不同领域中的语言论述进行分析，对话语在社会中的实际运作进行剖析。正是基于这一点，福柯的研究重心自然也就转移到话语的研究上。 应当注意的是，福柯话语理论虽然在20世纪语言学转向这一历史语境中，也确实受到结构主义者的影响，但是福柯的研究无论从研究对象、方法理路还是最终旨归都与语言学转向思潮大异其趣。因为，结构主义者的语言学研究专注于回归语言本身的内部，意欲探寻历时性中稳定不变的语言结构。而福柯则着力于分析语言在权力关系中如何运作，怎样生产知识话语，真理游戏。侧重研究语言具体操作场域和运行模式。 福柯受到结构主义思潮的启发影响，提出了“知识型”。但是他强调的却是不同历史阶段、具体实践活动中“知识型”的变易与断裂。所以，他又超越了结构主义，做到了“实践性”与“历史性”这两个维度的统一。然而在论述文学语言时，福柯却采用了和话语分析不同的策略，有意规避文学语言的社会和历史维度，在客观上也产生了局限与矛盾。 首先，福柯将文学语言视为抵制话语论述的重要手段，它僭越的是普通语言学的语法规则和传统经验，通过模糊话语和非话语领域的界限，试图开拓一种审美自由生存的场域。然而，福柯的这一策略却有其难以回避的问题，即文学语言原本就是一种特殊的话语论述，人为将它作为对抗话语的“反面”，仍是一种简单化的剥离。因为文学语言和相应时期的话语论述是一组孪生关系，有着天然的共生性。凭借文学语言抵抗话语压抑的意图，从总体上看依旧是不彻底的，它们只不过是充满了异质性的紧张与制衡。 其次，福柯赋予文学语言前所未有的生命形式，永远将语言与死亡、空间同构在一起。因而其文学语言观具有生命化、空间化的鲜明特色。福柯高度重视个人生存经验和生活空间场域对于文学语言的决定性意义，认为文学语言与人类审美创造，自我超越的生活实践保持了一种象征隐喻关系。然而，我们又发现，福柯试图在构建语言的生命形式来替换带有主体意识的“作者思想”。他强调文学语言自身自由创造，不受“人”的制约，它言说自己，指涉自身，用一种自律、自动的“语言功能型”（一种褶曲双向运动的“配置”或“机器”）完成了一切自由创造活动。这样，福柯就把文学语言自身构建为主体与客体的同一，它具有了高度的自明性和自律性。也可以从反面理解，它封闭于自己的运作系统中，有了自说自话的独白倾向。在这一层面上，他在还原文学语言“原始存在”的同时，也不经意削弱了文学语言与作为个体书写者的审美生存活动之间的联系，与他本人倡导的“自我书写”意义下，文学语言与日常生活实践的同构产生了些许抵牾。 其三，福柯在论述文学语言时，采取了对主体问题的悬置。在《雷蒙·鲁塞尔》这部文学评论专著中，他高度评价了鲁塞尔的“语言折叠游戏”——连续不断的褶曲、重叠、增殖与复制。这也与《通往无限的语言》一文所述萨德小说的游戏机制高度一致。然而值得反思的是，福柯原本应当把“语言折叠游戏”的双向运动看作是文学语言脱离主体束缚的自由创造和自我呈现。但恰恰相反，他对超现实主义者进行文学语言的“自动化”实践不以为然，却出人意料地赞赏鲁塞尔对文学语言运行的控制，对游戏机制有意的人为强化。福柯归纳说：“我觉得从中看到的不是一种自动书写，而是一种最为清醒的写作：这种写作本身控制了所有难以察觉和碎片式的偶然性游戏。”(32)这种控制和强化正是主体在场施加影响的明证。那么，文学语言应当摆脱主体后进行自动化的自由游戏，还是语言的游戏应当由主体来控制操作，福柯没有言明。事实上，他对于语言“谁在说”这一陈述主体问题有意回避，只是用“陈述位置”转移了注意力。“不在于分析作者和他说出的东西（或者他想说，或者不情愿而说出的东西）之间的关系，而是要确定什么是每个个体为成为它的主体而能够和应该占据的位置。”(33) 最后也应看到，福柯的着力处仍是发掘文学语言如何颠覆消解传统话语这一反抗性意义。因此，他试图暴力僭越语言本身的各种限制，突破能指所指的稳定符号系统，意图使文学语言只服从于自身自由运动的游戏法则。这样就不难理解，福柯为何对一些非主流作家情有独钟，因为他从不在意文学语言技巧、结构是否完美，而是执着于文学语言是否能展现怪异“风格”，把生活引向不可能的“经验”。福柯欣赏萨德凭借语言打破一切禁忌和常规，创造不可想象的神秘王国，在那一域内，萨德以“欲望”建立起最高法则。他痴迷于布朗肖和鲁塞尔的语言，因为他们的作品如同精神病在文学中的直接表现。因而，福柯的理论正如尼采一样超越善恶的传统价值论，为传统的文学语言观念提供了一种理论参考向度。这是一种非常态意义上立足于反抗的文学语言观，它的解构性是大于建构性的。 福柯的文学语言观之所以有独特的价值内涵，恰恰是因其不同于结构主义、形式主义和新批评等诸多流派专注于文学文本的“本文主义”。他不拘于在文本界限之内进行言说，而是尝试把文本放置于更加深广的外部话语之中，探讨文学语言生成的所有外部处境和合力因素。即是说，他一直关注文学的显在文本是如何在社会微观权力渗透运作这一“潜文本”中生成持存的。 福柯总是试图通过研究文学这一艺术载体，真正关切各类人群的生存状态和现实处境，其文论的显著价值也正在于把文艺创作和生存问题同构起来。他是一位坚持“自我书写”的理论家，认为“理论书写”行为本身就与生存艺术同一。从他早期撰写《疯狂史》以缓解治愈自己日渐明显的精神疾患，到晚期强调自我日常生活的风格化，形成了一套将自我生存当作艺术品完成的“生存美学”。 在这一层面上，福柯将文学语言进行了最大限度的生存论阐释。僭越与折返，实质就是主体不断进行自我解构并重构的策略总结，也是福柯晚期“自我技术”的总要求，即不断超越自身，提升自我，在更完满的程度上实现折返，回到自身。重叠复制与过度增殖，让文学语言超越了日常语言的实用性、工具性和有限性，真正成为了“通往无限的语言”。福柯正是要论证文学语言和人生存之间本质的契合同构，借助于文学语言的无限性，实现抵制死亡的生存论意义，达到审美生存上的自由与无限。 注释： ①福柯：《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莫伟民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第23页。 ②［美］罗蒂：《哲学、文学和政治》，黄宗英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第13页。 ③［法］福柯：《性经验史》，佘碧平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27页。 ④⑤⑥⑦⑧⑨［法］福柯：《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第 163、161、161、163、163、163页。 ⑩(11)［法］福柯著、汪民安编：《福柯读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4页。 (12)［俄］巴赫金：《巴赫金全集》4，白春仁等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43页。 (13)(14)(15)［法］福柯：《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第273、270、271页。 (16)［法］布尔迪厄：《言语意味着什么》，褚思真、刘晖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9页。 (17)［俄］巴赫金：《巴赫金全集》4，第273页。 (18)［法］福柯著、汪民安编：《福柯读本》，第10页。 (19)［俄］什克洛夫斯基：《散文理论》，刘宗次译，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4年，第10页. (20)［法］福柯著、汪民安编：《福柯读本》，第10页。 (21)(22)(23)(24)(25)［德］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夏镇平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4年，第53、56、56、62、67页。 (26)(27)(28)(29)(30)(31)［法］福柯著、汪民安编：《福柯读本》，第 1、2、3、3、10、6页。 (32)转引自［法］马舍雷：《文学在思考什么》，张璐、张新木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年，第285页。 (33)［法］福柯：《知识考古学》，谢强、马月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第10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