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描”一件被人忽略的往事——细说《红岩》作者们解放初期的第一次“文学”活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红岩论文,被人论文,初期论文,往事论文,作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49年11月30日重庆解放后，人们对与胜利几乎同时发生的二百多个革命者被屠杀的惨痛事件进行了大量的讲述活动。与此同时，该事件被迅速地博物馆化，与此事件有关的物品、影像和文字记载成为正在北京筹备的革命博物馆的收集对象。所有这些活动的产生，都建基于一个基本的事实，即在大屠杀发生之前，以共产党为执政党的新中国已经成立。由组织机构进行的各种对大屠杀的表征活动固然是意在对这个惨痛的事件进行编码和秩序化，而个人主要是事件的当事者对事件的讲述也是意在表明自己在这个“有意义”的事件中所处的“有利”位置。
在对这场惨绝人寰的历史事件的各种书写中，最为著名的就是1961年12月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红岩》，正是由于《红岩》的出版和在其后各种改编本的广泛流播，这个发生在雾都重庆的令人震惊而又扑朔迷离的事件才广为人知。所以，小说《红岩》的写作就成为一般人们认为的对这个事件书写的起点。① 而我在这里所要叙述的却是1949年11月27日重庆大屠杀刚刚发生之后人们对大屠杀进行的各种书写活动。重要的是，最早对这个惊人事件进行回忆的事件当事人并不是我们日后所熟知的《红岩》的作者们，而是一些名不见经传但所写文字相当生动的人们；同样重要的是，早在这个时期，日后《红岩》的作者们就开始对这场历史事件进行代表官方的讲述；而尤为重要的是，被认为是《红岩》作者们所写的文章实际上是对他人文章的袭用。可见的事实是，纯从写作能力上讲，《红岩》作者们并不见得就是记述大屠杀事件的最合适人选，他们也的确不是最早记述大屠杀的当事者，但他们却有机会或者资格对他人的记述进行规范和纠正。通过这些被人遗忘的早期文本的深入分析，我们有可能理解《红岩》作者们对他人的讲述是怎样进行规范和纠正的，谁是最有资格来讲述这一事件的人。由此，我们可以进一步理解，为什么罗广斌、杨益言在日后能够写成一部叫做《红岩》的长篇小说，或者说，一部关于重庆集中营大屠杀的长篇小说的作者为什么会是罗广斌和杨益言。
两篇回忆文章：对重庆大屠杀的个人记忆和“私人写作”
1949年11月底，被禁闭在重庆集中营的革命者开始被撤离大陆前的国民党军队分批杀害。11月27日，更发生了震惊世人的集体大屠杀，二百多个革命者被集中枪杀和火焚。大屠杀发生过后，白公馆和渣滓洞都有人侥幸生还。在惊魂甫定之后，他们中文化较高、有写作能力的一些人拿起笔来记下了刚刚发生过的梦魇一般的经历。一些个人回忆录式的文章先后出现在重庆的地方报纸上。如王国源的《逃出白公馆》，任可风的《血的实录——记一一·二七瓷器口大屠杀》，钟林的《我从渣滓洞逃了出来》等。当然，除了这些从血泊之中爬出来、可以说是死里逃生的人们之外，也曾经被禁闭在渣滓洞、但已经在此之前被释放的杨益言也在大屠杀发生之后迅即写出了《我从集中营出来——瓷器口集中营生活回忆》。
在这些文章中，最值得关注的是以下两篇文章。第一篇是任可风的《血的实录——记一一·二七瓷器口大屠杀》，发表于1949年12月6日《大公报》第4版。这篇文章记述的是重庆白公馆集中营“11·27”死亡之夜的情形。注意，这里的集中营是“瓷器口集中营”，这里的大屠杀是“瓷器口大屠杀”，而并非日后人们习惯上所说的“中美合作所集中营”和“中美合作所大屠杀”。在整篇文章中出现的只有“瓷器口”和“歌乐山”这两个和政治无关的地名，而并没有出现什么“中美合作所”，甚至也没有“白公馆”这个名字。可见，把这些名字与大屠杀联系起来是后来人们有意追加的，具有明显的意识形态意图。这篇文章的发表日期距离大屠杀事件的发生只有8天，而它的写作时间应该是在大屠杀之后的五六天，可以想见，写作这篇文章，应该是作者在惊魂甫定、大难不死之后所做的第一件事情。显然，作者力求能够原汁原味地把那生死关头的一瞬刻写在纸张上。
与任可风的《血的实录——记一一·二七瓷器口大屠杀》非常类似的一篇文章是钟林的《我从渣滓洞逃了出来》。这篇文章分七部分从1949年12月29日至1950年1月1日连续刊载于重庆《国民公报》。该文是对11月27日发生在重庆集中营另一个监禁点渣滓洞的残暴屠杀的翔实记载。钟林是1948年入党的中共党员，解放后参加了烈士追悼会筹委会的工作，负责帮助辨认、收殓遇难者的尸体。面对这些“几天以前，还是生活在一起的人”现在成了横七竖八的尸体，作者说：“我咬紧牙齿，立志要用我的口和笔来暴露这无耻的暴行和传述烈士们的英勇壮烈的事迹。现在，我的被匪特卡宾枪打伤的右手已经能够恢复动作了，我将不再只有用口来述说，虽然我的笔是那样笨拙，不能如意地生动地把这些写出来。”[1] 虽然作者是这样地谦虚，但他的笔其实并不“笨拙”，对那个难忘的夜晚的叙述“如意”而且“生动”。
这两篇作品的作者固然都有集中营的生活和九死一生的经历，是事件的亲历者。但除此之外，他们的写作经历和与新闻媒介的关系，也是一个重要的促使他们写作的由头。从他们的履历可以看出，他们在此之前都有过不短的写作经历，其中的任可风在40年代末期就开始在重庆的报刊上发表文章。解放初期，任可风在《大公报》当记者，钟林在《新华日报》工作。
相同的是，这两篇文章都是以第一人称的叙事手法来叙述他们所亲历的个人经验，从他们事无巨细的描述可以看出，他们试图把真相原原本本地告知读者。在惊魂落定之后，他们经历中的每一个细节对于局外人来说都是有价值的，这是他们作为亲历者的资源和资本。在战火的硝烟刚刚弥散之际，他们这些在组织机构之外的写作活动显然还没有受到意识形态的严格控制，从而显得生鲜和粗粝，与在此之后《红岩》作者参与的对大屠杀事件的叙述相比较，无意识地暴露出大量不符合政治需要的“历史史实”，因此，它们具有特别的参照价值。稍后我们就会看到，同是从集中营血火之中侥幸生还的、在组织机构的框架中工作的罗广斌和刘德彬，怎样对这些第一批有关大屠杀的书写进行了“改写”和“利用”。
《中美合作所血债》：对个人记忆的占用、改写和规范化
解放了的重庆，虽然没有成为撤退前的国民党所秘密策划的“烂摊子”，但是，大门洞开的“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却在人们眼前展开了惨不忍睹的一幕。② 这样，处理这个不管是意料之内还是意料之外的令人惨痛的事情，就成为刚刚执掌政权的重庆市军政干部在计划欢庆胜利之前的头等大事。除了辨认尸体、安葬死者之外，还有一个摆在面前、亟待解决的问题，就是对这些人“在政治上应有一个交待，特别是杨虎城、罗世文、黄显声、车耀先等有着全国性影响的人物的被惨杀，应当及早有所表示。即是说，应当开一个隆重的追悼会”。[2](P199) 追悼会的日期定在了1950年1月15日。但是在此之前的筹备工作相当繁杂也非常重要，比如，要对集中营里的死难人员进行政治审查，确定死难人员的烈士资格；比如，要给死难的烈士们编辑简明的个人传记。当时，对死难烈士进行政治审查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当年重庆地下党的头面人物如萧泽宽、邓照明也只能是“参加”，日后《红岩》的作者罗广斌和刘德彬③ 也“参加”了这个工作，但显然主要是“提供情况”的角色。④ 当然，这个“提供情况”也不是随便一个脱险出狱的人都有资格的，即使是帮助辨认死者这种政治性不太强的工作，也只有钟林、傅伯雍等党员出狱者参加。除了帮助主持工作的党政领导确认死难人员的烈士资格之外，被组织信任的罗广斌、刘德彬进行的另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在已经确定召开的“杨虎城将军暨一一·二七被难烈士追悼会”前后，编辑一本对大屠杀以及死难烈士情况作出全面介绍的公开发行的文字读物。如果说，对任可风、钟林他们这些事件的亲历者来说，把那个惊心动魄的死里逃生的过程写出来具有医学意义上的治疗作用，那么，把一个令人震惊和恐怖的死难事件由官方作出具体的说明和定性，对社会情绪一样具有重要的引导作用。
罗广斌他们编辑的最初成果应该是报纸形式的“特刊”，后来，在报纸“特刊”的基础上又进一步编印了《如此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蒋美特务重庆大屠杀之血录》一书。在此基础上，中央革命历史博物馆筹备处又编辑了《美帝蒋匪重庆集中营大屠杀实录》一书，作为革命史料丛刊第一辑由大众书店发行。⑤
联系任可风、钟林、杨祖之（杨益言）等人的文章，我们就可以看到在差不多同一个时期生产的两种平行的关于重庆大屠杀事件的“真实历史”：一个是当事人个人经历过的从死亡的深渊侥幸逃出的历史；一个是经过组织审查的作为政治神话向公众表白和宣扬的有关特务暴行的历史。有意思的是，这两种对历史的不同表述并非水火不容，因为，至今仍被人们认为的由罗广斌和刘德彬所写的《如此中美合作所》一书中的《中美合作所血债》一文，实际上是由前述任可风、钟林的文章修改而成。通过对刘德彬所说的“我和罗广斌同志合写的一篇文章《中美合作所血债》”⑥ 的“细读”，我们便可以发现，这里所谓的“合写”，实际上是“合编”。因为，其中的《血染白公馆》显然是从任可风的《血的实录》而来，只有很少的文字改动，大多数的文字是原封不动地转移过来；《火烧渣滓洞》虽然作了较大的文字改动，但底子显然是钟林的文章《我从渣滓洞逃了出来》。通过对两种性质不同的历史记述之间的“占用”和“改写”关系的发现。起码可以说明如下问题：1、在罗广斌、刘德彬他们接受组织的安排对重庆大屠杀事件进行规范化叙述之前，已经有不少当事人对这一事件进行了相对另类的书写，相对于《红岩》作者日后对该事件进行的影响巨大的小说写作，这些书写虽然不成气候，但还是让我们可以看到关于重庆大屠杀事件的不同声音。2、虽然说任可风、钟林他们的文章是对大屠杀的个人记忆和“私人写作”，但是，他们对事件的记述基本上还是在政治权威对事件进行解释的“框架”之中进行的，许多“不可告人”的“事实”，例如罗广斌在他同一时期写给市委的“内参”报告中所说的组织破坏的原因和狱中某些革命者的投降变节的情节就没有进入他们的视野。因此，他们的记述的个人性是有限度的。也之所以如此，他们的文本才有被罗广斌、刘德彬利用和改造的价值。3、虽然是利用现成材料的编写，但绝对不是说当事者是无所用心的、随便为之的。相反，这件工作和评定烈士一样，是一件非常严肃的政治工作。⑦ 在此我们需要追问的不是编写者和原创者之间的著作权关系，而是“改写”者是怎么对原来的作品进行“改写”的。
《红岩》作者们“慎重”“改写”了什么？
首先，我们可以看出，文章的题目发生了一些变化。任可风他们的题目中一再出现的字眼是“逃了出来”、“出来”、“逃出了”等。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他们的着眼点在于一个个体生命在一场大劫难中的命运。在《如此中美合作所》一书中，经罗广斌他们编写过的文章题目是《血染白公馆》、《火烧渣滓洞》，显然，编写者的意图重在揭露“蒋美匪徒”的暴行，而不是个人在这场暴行中的命运。当然，任可风和钟林的文章也都以大量的篇幅描写了发生在“11·27”的虐杀，但在此之后，也有相当的篇幅来描写他们侥幸生还的经过。⑧
在钟林的《我从集中营逃了出来》中，全文七部分中的三部分是写“逃出”的过程。第五部分的开头写道：
门上电灯的熄灭，黑暗给我们作了很好的掩护，没有被打死的都轻悄悄地爬起来了，啊，我们室内竟还活着五六个人，这给我们增长了不少的胆气与希望。
两个难友爬到门口边去探望外面狗子们的动静，门外，罪恶的火无情地从几个发火点燃烧着，熊熊地，借着石油的助虐蔓延开来。整个院子被火照耀得通红，使我们并不困难地看清围墙内已经没有狗子们的踪影，为了要给这惨毒无耻的暴行保存一些活口对证人，我们希望能够侥幸逃出，这也是我们的任务；同时，就要临到的被火烧死的不可想象的惨痛，更逼迫着我们冲出了。
由此看来，“侥幸逃出”，是个很确切的说法。从任可风的文章可以看出，白公馆的幸存者是由于“刽子手们暂时集体地离开了‘白公馆’，到‘渣滓洞’去继续屠杀”。而这时一个“善良的朋友”来告诉他们这个消息并放走了他们；渣滓洞的幸存者则是这些大难不死的人在敌人撤退后在生的欲望支持下坚强地跑了出去。⑨
这些“逃出”的经历对于一个亲历者个人来说，显然是重要的也是和在集中营中的受苦受难一样令人难忘的个人经验，因为这个逃出的过程正是一个人生死之间的分界线。所以，这些最初的关于大屠杀的文章以此为重心来结构他们的文章就显得自然而然。但是，在罗广斌和刘德彬他们看来，这个过程却显然是并不重要的，或者说，真实的出狱过程并不符合编纂政治神话的政治高度。⑩ 所以，在罗广斌的《血染白公馆》和刘德彬的《火烧渣滓洞》中，结构的重心放在了逃出之前“蒋美匪徒”的残暴行动上，而完全删去了没有很多“斗争”的“中性”的“出来”的过程。在《红岩》作者们以后的写作中，我们还会看出围绕着如何“出狱”所发生的同样的“沉默”或是更积极的“改写”。
除了上面重要的改写之外，我们可以从更细微的地方观察任可风他们的“原文”与罗广斌他们的“改编本”在其他地方的异同。
先看任可风的《血的实录》和罗广斌的《血染白公馆》。
任可风的文章开头写道：“一一·二七——这血的日子，歌乐山上的西风依旧走入重锁的囚门，灰色的囚室内笼满了暮意。”一下子就把读者的视线凝结在了11月27日这个看似平常但却孕育着血雨腥风的特殊的日子。罗广斌的《血染白公馆》却在文章开始补充了在此之前10月28日陈然、王朴的被害、11月14日一批人的被害以及11月27日当天集体大屠杀开始之前黄显声将军的被害。这些内容显然是事后根据人们从各处汇总来的情况编写的，而并非都是写作者自己的所见所闻。
任可风的文章接下来是：“正在晚饭中，管理人员突然忙乱起来……”对比罗广斌的文章，这句话改成了：“‘犯人们’吃晚饭时，特务狗子们突然慌忙起来……”在这里，“管理人员”、“忙乱”这些有中性色彩的用语被改成了“特务狗子们”、“慌忙”这种带有贬意的词汇。
任可风文章中接下来的一段文字在罗广斌的文章中干脆被删掉了：“楼上忽然响着一片从来未有过的紧张的脚步声，不该当班的管理人员都全体出动，在楼梯上仓皇地上下着，图书管理员刘后总（一位新四军同志）腋下夹着行李，经过我们窗前，很激动地说了一句：‘我走了！’”稍后和刘后总有关的一段文字在罗广斌的文章中也被删去了：
未隔五分钟，狱外连续地响了几十排枪声。
“嘿！他们自己同志和图书管理员都要干掉吗？我们室中几个同伴同时奇怪起来。
“刘后总一定完了！”
“一定完了！”
这里的刘后总即刘厚总，又名刘侯忠，是1941年4月杀害新四军首领项英的大叛徒。后被国民党皖南行署关押。1942年冬，被押往重庆，关入渣滓洞看守楼下第六号牢房。刘厚总在监狱里管理图书，白天可在狱中天井走动，夜里则被锁在囚室之中。1949年11月，解放军逼近重庆，国民党军队于27日在渣滓洞执行大屠杀之前，把刘厚总放了。(11) 紧接着刘后总的事情，在任可风的文章中出现了这样一段狱中难友的对话：
“这是蒋匪撤退的前奏了。”
“天亮了，死也值得。”
“一定先从我们这一室开始执行！”
“没关系，陈然、王朴、涂孝文、邓兴丰、蒲眼镜（华辅），他们已在丰都城给我们设立招待所了。”
在罗广斌的文章中，其他文字没有改变，只是最后一句改成了“没关系，陈然、王朴……他们已在丰都城给我们设立招待所了。”这里，把“涂孝文、邓兴丰、蒲眼镜（华辅）”用省略号代替，不是因为人名太多，而是因为这里的涂孝文(12)和蒲华辅(13)虽然被集中营的敌人枪杀，但他们都有叛变投敌、出卖同志的经历。参加了烈士资格审查的罗广斌自然不会让他们的名字出现在“严肃”的“会刊”当中。(14)
再下面是对革命者的对话语言所作的一些修辞上的“洁化”处理。如把革命者怒骂“监所主管人员”的“你个龟儿子，卖屁股的！”改成了“奴才！你们这群失掉人性的奴才！”把“老子要剥你的皮、抽你的筋！”改成了“总有一天要剥你的皮，抽你的筋！”
还有一处删改，就是刘国鋕等人被拉到狱外枪杀，写到刘国鋕他们在狱外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的口号，狱内也高喊同样的口号作为呼应。然后，在任可风的文章中的下边几行被罗广斌删去了：
枪声响了，外面的口号声也随着停了，我们高呼：
“刘国鋕同志万岁！”
“血债要用血来偿还！”
这几句被删掉大概主要是因为中间的一行：“刘国鋕同志万岁！”实际上，当时在重庆集中营被国民党特务枪杀的革命志士中，除了共产党员外，还有民革、民盟等进步民主党派的成员，也有不少思想进步的知识青年，他们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曾经高呼过的口号是各种各样的，在解放后的文字书写中很快就被规范成一律的“中国共产党万岁”和“毛主席万岁”。
现在再来看由刘德彬编写的《火烧渣滓洞》对钟林的《我从渣滓洞逃了出来》做了怎样的删改。
和罗广斌的《血染白公馆》不同，刘德彬的《火烧渣滓洞》粗略地看和钟林的文章没有原本和改写本的关系，但仔细审查，还是到处能看到刘德彬袭用钟林文章的踪迹，只是没有原原本本地照抄，而是在吸收钟林文章内容的基础上做了比较大的文字修改。要进行修订的原因不是钟林的文章有文字问题，而是钟林的文章太过个性化，因为作者显然是想把当时的历史情境和人们的心理变化尽可能具体、细致地再现出来。从一般的读者心理来说，人们会关心在那个生死时刻革命者的所思所想，而作者也显然是从“个人命运”的角度来运思的。因此，贯穿全文的是作者对自己从屠杀前夕到脱险成功全过程当中心理变化的细腻刻写。先是写在屠杀前夕的“愉快”心情，写革命者们在革命即将胜利的大好形势鼓舞下提出“保养身体”和进行关于“出狱后如何做事做人”的学习，然后写到27日大屠杀之前的一系列情形。因为他们错误地判断特务在撤退之前要把他们移交和释放，所以，把特务在枪杀前的一系列准备工作反当成是对上述错误看法的证明，作者一再述说“我们的心情是无比的愉快的”、“我们在最愉快的心情下，……”“现在我们都愉快地谈着……”所以，突然而来的激烈的枪杀就显得更加突然。接下来，作者写到从感到“必死无疑”到一次次的侥幸生还然后又一次次的希望破灭到最后终于“‘活’出来了”的“生死轮回”的过程。
刘德彬的文章也写了在大屠杀当中人们的心理情况，但他不是从个人体验的角度来描述，而是对“大家”的心情进行抽象的概括和分析：“他们没有考虑自己的安全问题。虽然也想到卑鄙的匪特们在他们末路穷途的时候可能来一个无耻的屠杀，但是，在牢中的政治犯们是早把生死置之度外了的，虽然大家都有着对在新社会里生活的强烈的憧憬和期望，虽然大家都不愿意死，但是在敌人的牢狱中生死只好由他的便了。而且，共同的理想已将实现，就在这解放的时候成仁就义，牺牲生命能够得着理想的实现，是没有什么遗憾的了——在这样崇高的意念下，没有人去考虑自己的是否会被屠杀的问题。”
显然，刘德彬把革命者在生死关头的心理变化进行了“哲学化”、“道德化”和“政治化”的处理，把革命者没有想到会有一场大屠杀改写成“没有考虑自己的安全问题”，把由于错误的信息和判断而“没有人去考虑自己是否会被屠杀”的单纯心理问题改写成为在某种“崇高的意念下”产生的思想境界问题。
另外，对钟林文中的某些“自然主义”的“实录”，刘德彬也做了一定的删减和修订，如钟林文中的这样一段：
“不要打我的脚，我坐起来你打好了。”对面地下的愤怒的声音，蕴藏着深深的仇恨，好像是陈作仪的。
“碰碰，”狗子们那里等他坐起来。
“中国共产…党万…岁…毛”
“碰碰碰碰碰……”
“你妈的万岁嘛……”一个狗子狞笑着。
“碰碰……碰碰……”
在刘德彬的文中删去了“你妈的万岁嘛……”这句近似实录的“情景”语言，改成了：
“不要乱打，我坐起来你打头好了。”是陈作仪的蕴藏着愤恨的声音——他被打伤了脚。
“碰碰，碰碰！”狗子们哪里肯让他坐起来。
“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
“碰碰碰碰……”
作者身份和位置的无比重要性
现在我们可以对日后《红岩》的作者罗广斌、刘德彬解放后进行的有关重庆集中营大屠杀事件所作的第一次公开的文字活动进行初步总结。
在重庆解放之后，最初对大屠杀进行写作的脱险志士中并没有后来《红岩》创作团队中的罗广斌和刘德彬，而是任可风、钟林、王国源等更有写作基础和写作能力的人。并不像有的人后来所说的“在重庆解放前夕，囚禁在重庆‘中美合作所’渣滓洞、白公馆集中营里的战友，绝大多数都被敌特秘密杀害了。我所认识的那些狱中会写作的老同志，没有一个幸存下来”。(15) 实际情形并非如此，任可风等人显然是会写作的。他们的文章，无论是结构的严整性还是语言的熟练程度都在《红岩》三位作者之上。正是他们这些从政治上讲可能不太成熟的文章显示出了对生活的敏锐感觉和文字上的生动鲜活，给我们留下了对那个惨痛记忆的更为真实的细节。但显然并不是会写作的人就能够写作。罗广斌和刘德彬的主要优势是政治上的可靠，因此，有资格和机会进入机构和组织的活动领域。虽然是编写，但他们的“成果”可以通过组织的力量流播到全国的范围，产生更大的影响。
虽然是“编写”，但罗广斌和刘德彬他们“严肃”的编辑过程却是一种权力的体现和权力的运作，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政治和意识形态对“材料”的渗透和改造。因此，每一点对“材料”看似细微的“修改”其实都大有深意。比如，最早的几篇文章对禁闭和屠杀革命者的地方都是称为“集中营”或“瓷器口集中营”，但是，在罗广斌和刘德彬参加编写的“会刊”中却有了一个新的名称“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这一看起来很小的变化实际上却有很大的政治背景和政治含义，是和建国前夕亲苏反美的“一边倒”外交政策相联系的。(16) “集中营”只是一个中性的通用的称呼，而“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就有了政治的含义，就把这个“杀人的魔窟”和本来与屠杀毫无瓜葛的美国联系在了一起。(17) 在编辑“会刊”之后几个月，朝鲜战争爆发，(18) 从此之后，“反美、抗美、蔑美”就成为意识形态的主流话语，“中美合作所大屠杀”这个生拉硬扯的说法就成为做宣传工作的好材料，罗广斌他们在此后的一系列活动包括做报告、写作便都和这个无中生有的中美合作的大屠杀有关，甚至“反美”宣传成为他们进行这些活动的主要动机。
另外一个比较大的修改是，任可风、钟林他们的文章都是用的第一人称，围绕作者自己的个人经历和体验来结构文章，而罗广斌、刘德彬他们的文章则是使用第三人称，目标是对这起事件进行“客观的”、“全面的”报道，虽然他们的讲述，既不“客观”，也不“全面”。但一个显然的事实是，从这个最初的文字活动开始，罗广斌他们的写作动机就不是为了记述自己的个人经历和表达作者的个人体验。但这并不是说任可风、钟林他们的记述就是“客观的”、“全面的”、没有政治倾向性的。虽然他们是经历过“11·27”大屠杀事件的当事人，但他们所“亲历的现实”已然经过了政治的调节和纠正，因为，他们对大屠杀事件的认识视角显然和罗广斌他们一样是政治的而非道义的和理智的。罗广斌、刘德彬他们的不同之处在于，权力机构工作人员的身份和位置为他们把握政策提供了便利的条件，因此，他们有能力剔除在任可风和钟林文章中的某些“瑕疵”，从而使得历史看起来更具连续性。这些“瑕疵”包括对在政治上有问题的人物和蒋匪特务们所作的中性描写，包括一些有损革命者形象的“不洁”语言等等。
注释：
① 但是，即使是对《红岩》的写作过程，不同的人也有不同的说法。当然，这些不同的人大都是《红岩》写作过程的当事人或见证人，也就显得各有各的道理；但又由于各人有各人不同的利益所在，也就具有各取所需、抹杀他人的嫌疑。比如，王维玲在他的《话说〈红岩〉》一书中说：“话，要从42年前说起。”（王维玲《话说〈红岩〉》，花山文艺出版社，2000年，第4页。）这里的42年前，指的是1958年，在这一年的10月，决定从中青社总编室调到第二编辑室的王维玲陪同社长兼总编辑朱语今到四川组稿约稿，根据二编室提供的线索在重庆联系了罗广斌等关于重庆地下党斗争的长篇小说的写作和出版事宜。而当年中青社第二编辑室编辑也即后来《红岩》的责任编辑张羽则另有说法，他在一份没有公开发表的《〈红岩〉出版大事记》中，把1957年4月20日作为《红岩》出版过程的开端，因为在这一天，由张羽负责给罗广斌写信，请罗广斌为中青社专门发表革命斗争回忆录的丛刊《红旗飘飘》写稿，“介绍解放前在重庆‘中美合作所’里，革命先烈和美蒋匪帮的斗争史实，向青年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和阶级教育。”（张羽《〈红岩〉出版大事记》，未公开出版。）
② 对此，邓照明回忆说：“一进入屠杀的现场，真使人触目惊心。我虽然参加过抗日战争，经历过和处理过激战后的战场，但是这种屠杀后的场面，和那是不一样的。在现场和罗广斌同志见了面，由他引导我们细看了一遍。还会见了赵筱村同志，他是受重庆地下党的委托，办理被屠杀者的殡葬事宜。办法是将重庆的棺材都买下来，两三百副黑漆棺材，沿路摆成一条线，由殡葬工人将尸体用白绸子裹起来，一个个放入棺材内。这个特殊的措施，正在默默地慢慢地操作。黑棺材排成很长的一条黑线，慢慢地装尸体，这是我一生中遇见的第一次，使人悲痛难忍，并留下奇特的难忘的印象。”（邓照明《巴渝鸿爪——川东地下斗争回忆录》，重庆出版社，1991年，第196页。）
③ 1956年秋天，在重庆市委的支持下，罗广斌、刘德彬、杨益言请假三个月到重庆南温泉完成了《红岩》初稿《锢禁的世界》，但1957年刘德彬在反“右派”运动中被定为“中右分子”，因此就没有完全参加其后进行的小说《红岩》的几次修改和没有在出版后的《红岩》中署名。但在本文的写作中，是把刘德彬当做《红岩》的作者之一来论述的。
④ “这个特殊的审查死者的机构，由下列人员组成：西南军区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张××（名字记不住了）任主任，魏思文（重庆市委组织部长）任副主任，王永福、萧泽宽、邓照明、刘兆丰等参加。同时，讨论到有关同志时，邀请知情的人参加讨论。如罗广斌、刘德彬等同志，就参加过讨论。”（邓照明：《巴渝鸿爪——川东地下斗争回忆录》，重庆出版社，1991年，第199页。）
⑤ 这本书的“说明”中说：“1949年11月底，在人民解放军即将解放重庆的时候，蒋匪下令屠杀在当地的最大‘集中营’——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里所有的政治犯；在27日一夜之间，有三百多位人民英雄遭了毒手。当这消息传到北京以后，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文物局就去信给重庆军管会，希望告诉我们这大屠杀的详情，并代为收集烈士们的遗物史料，以备将来在革命博物馆里陈列。三个月后，‘重庆市各界追悼杨虎城将军暨被难烈士筹备委员会’寄来了照片及特刊……本书编辑的初期，只看到照片及报纸形式的追悼会特刊。根据这些材料，我们大略分为四部分：照片、电文讲演、烈士事略、蒋匪罪行实录。后来又借到重庆市各界追悼杨虎城将军暨被难烈士筹备委员会编的《如此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一书……现在我们这本书就是根据《如此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来编排的。”（中央革命博物馆筹备处编《美帝蒋匪重庆集中营罪行实录》，大众书店，1950年。）
⑥ 刘德彬曾说：“我和罗广斌同志合写的一篇文章《中美合作所血债》，内容包括四个部分：从杨虎城将军杀起，血染白公馆，火烧渣滓洞，松林坡上再一次大屠杀。”（刘德彬《还历史真面目》，未公开出版。）对这里刘德彬笼统所说的他和罗广斌合写的文章《中美合作所血录》，有人又做了更详细的分工，即“血染白公馆（包括杨虎城将军的被害），罗广斌写；火烧渣滓洞，刘德彬写。”（恭正《追踪〈红岩〉传说之谜》，重庆《联合参考》报，1993年8月14日第1版。）这种说法在何蜀所写的《被时代推上文学岗位的作家刘德彬》（《社会科学论坛》2004年第2、3期）一文中有所澄清，他说出了该书的“汇编”性质：“1950年1月中旬，烈士追悼会结束后，他们在西南军区和《人民战士报》的干部领导下，把有关材料集中汇编为大会特刊。”但对于由罗广斌和刘德彬“执笔”的《中美合作所血录》却还是说：“根据回忆和搜集到的材料，罗广斌写了《血染白公馆》一节，刘德彬写了《火烧渣滓洞》一节。”
⑦ 《如此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一书的“编后小记”就说：本书“对于文稿采取较慎重的态度，每篇文稿都经过几次改写并经过本会常委会通过。”（刘德彬《还历史真面目》，未公开出版。）
⑧ 在任可风的《血的实录》中，有关这一部分是用几个“※”符号和上面的内容隔开的：
最后又把全狱尚未被执行的人，全部集中在我们第二室，清点人数，只剩下少得可怜的十五个人了。刽子手们暂时集体地离开了“白公馆”，到“渣滓洞”去继续屠杀。不远处又断断续续地传来机枪声浪，这时已是深夜一点半了。“奸匪们已经执行完了吗？注意！一个也不能剩，杀光，马上撤退。”突然门外一阵明晰的电话声，传入了我们的耳鼓，因为是死寂的深夜，所以我们听得很清楚。不久那位善良的朋友就跑下楼来，紧张地说：“毛人凤来电话，幸好那几个混蛋都跑了，没有人接，渣滓洞那批刽子手立刻就要转来屠杀你们，我自己也马上要被迫随着撤退了。在我走的时候，给你们一个暗号，二十分钟后你们就跑，警备已经撤了。”他话一说完，就回身走了。五分钟后，楼上地板响了三下，我们便紧急地完成了越狱的准备。二十分钟后，我们逃出狱外，在山脚下乱草丛中摸索前进……
⑨ 在钟林的文章中，还写到了他们在冲出渣滓洞之后遇到的“意外的事情”：作者和偶遇的杨纯亮难友被一伙乡民武装抓住了，因为被怀疑是土匪，遭到和在集中营一样的吊打，但又不敢说出自己的真实身份，因为一样可能被扭送到当地的乡公所，最后，在被送往大队部的途中，终于由于“一个青年的劝告”，才在半路放了他们。
⑩ 从对事件做政治审查的角度考虑，“11·27”脱险者的出狱过程在当时还是一个有待澄清的问题，因而，这几十个人的出狱生还就不只是政治性高低的问题，而是是否有与国民党特务暗相勾结的嫌疑的问题。对牺牲的烈士尚需要进行严格的审查才能成为宣传的对象，对说不清楚的活着的人就更会持有保留的态度。
(11) 下边的情节是，在兵荒马乱中，刘厚总企图逃命，却因抢登卡车，被人捅了一刀。这时，正好被驾车路过的白公馆看守所所长陆景清看到，带他上车，走了一程，又把他甩掉。这样，刘厚总便死于那一片混乱之中……中共获知项英被刘厚总谋杀的详细情况，是在一九四二年。除了项英外，获知新四军副参谋长周子昆也死于刘厚总之手。中共中央华中局曾写了《关于项英、周子昆被谋杀经过向中共中央的报告》，密送延安。报告中写道：项、周于去年三月中旬在皖南山中埋伏，被随行副官、叛徒刘厚总谋杀。
(12) 涂孝文，又名涂万鹏。1937年春，任成都“民先队”队委，抗战初期入党。历任中共江安县委、泸州中心县委书记，后调延安学习。1945年夏，作为四川省代表之一，在延安出席过党的“七大”会议。1946年7月，由延安派回四川，1947年10月担任川东临委副书记兼下川东地工委书记。1948年6月被捕后叛变，出卖了杨虞裳、唐虚谷、雷震、李青林、江竹筠等20余人。1949年10月28日，因失去利用价值被特务枪杀于大坪。
(13) 蒲华辅，又名蒲正应、蒲文昶，曾任江北县委书记、川康特委书记，1949年1月被捕后叛变。刑讯后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和党内职务，并出卖了党组织情况及华健、韩子重等同志情况。1949年10月28日被枪杀于重庆大坪。
(14) 至于不是叛徒的邓兴邦为何也被省略掉，不好猜测，或许邓兴邦的政治情况在当时并不是很肯定，或许仅仅是因为他的名字夹在两个叛徒的名字中间，就没有单独拿出来，顺便一起删掉了。
(15) 杨益言：《关于小说〈红岩〉的写作》，见《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红岩〉专集》第26页。虽然作者说的是“他所认识的狱中会写作的老同志”而没有绝对地说“狱中会写作的老同志”没有一个幸存下来，但还是容易给人这样的一个印象，即：活下来而又算是会写作的人就只有写《红岩》的他们几个了。
(16) 1949年6月30日，毛主席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说：“我们在国际上是属于以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的，真正的友谊的援助只能向这一方面去找，而不能向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去找。”（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364页。）
(17) 中美合作所，是抗日战争时期盟国合作建立的情报机构，实际上这样的机构当时在重庆还有中苏合作所、中英合作所，不过，中美合作所是最为成功的一个。在何蜀先生的文章《文艺作品中和历史上的中美合作所》中，对这个问题有详细的解释。他说：“对于当时中美两国首脑及许多参加具体工作的人员来说，建立这一合作机构的目的，确实是为着中美两国共同对日作战的需要。自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就开始考虑与中国合作进行对日军的电讯侦译技术研究，搜集日军在中国与太平洋沿岸及沿中国海岸的陆、海、空军事情报，以及获得这些地区的气象、水文资料等。中国方面则希望与美国进行对日作战的情报交换，并在对日心理战宣传和在敌占区进行破坏活动等方面接受美国的训练，同时希望得到美国提供的先进电讯器材、武器装备、运输工具等……中美合作所在中美两国共同对日作战中起到的作用，以往很少提及，以致鲜为人知……战后美国海军部的一份报告甚至有这样的评价：中国方面通过中美合作所向美国提供的日本占领区军事及气象情报，‘成为美国太平洋舰队和在中国沿海的美潜艇攻击敌海军的唯一情报来源’。”“抗日战争胜利后，按照当初中美合作所成立时《协定》的规定，美方人员分批回国。1946年1月，中美合作所正式宣告结束，经军统局报蒋介石备案。中美合作所中的军统局人员回军统局报到，非军统局人员（这是许多人不了解的，以为凡中美合作所的中方人员就都是军统特务，其实并非如此）则发给三个月薪金资遣。各地训练班、情报站均予结束（重庆特警班第二期学员因未毕业，移交军统局接办）。重庆中美合作所四一医院移交中央医院接收，上海中美医院移交同济大学接收……到1946年七八月间，全部结束手续办理完毕。”
(18) “经过慎重的反复的考虑，党中央和毛主席于10月8日作出了出兵抗美援朝的决策。”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4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