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删、补、改：优化教材的几种方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几种方法论文,教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现行高中思想政治课，涵盖了经济（含经济史）、政治、文化、哲学等诸多内容，呈现出“理论性强、体系淡化、内容庞杂、涉及面广”的特点。有些内容教材点到即止，但高考却经常考查，如“供需曲线的变动规律”“汇率变动对企业生产经营与人们生活的影响”等；有些内容教材分散阐述、多方面论证，高考时却常带有综合的性质和要求，如“我国国家职能与政府职能”涉及《政治生活》第3、5、6、9课，“居民消费”涉及《经济生活》第3、4、10课等；还有的内容教材是摘要时事、政策表达，高考考查时表达方式常有变动，如“中华文化的特点与作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等。这样庞杂的内容，让每周只有两节课时的政治教师时常捉襟见肘、无所适从，但高考考查要求并没有相应减少与降低。由此，通过对教材内容的合、删、补、改来节约课堂时间，提升课堂教学效率，就成为广大政治教师的应然选择。 第一，当教材内容相同或相似时，整合教材应关注“合”。 将相同或相似的内容合起来，有选择地在一个地方对相同的内容做专题讲解，将教材内容与考查要求和学生发展需要相结合，从上位视角（超越于一课内容，通观整个理论的全貌）说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地位作用等。如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政治生活》第66页“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有较为详细的论述，《生活与哲学》第21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理论成果”也有非常详细的论述，且阐述的内容都来自党的十七大、十八大报告，具有高度的一致性。教师在教学“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时，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做专题讲述，从实践要求、理论渊源、时代演变、现实指导等方面，说清楚“马克思主义理论”为什么要中国化、中国化的政治进程与具体表现、中国化的巨大时代意义等，等到教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理论成果”时，就没有必要再重复阐述，可以一带而过，为后面的哲学原理教学节省时间。这就是合的作用与价值。 只要我们做一个有心人，就会发现相同或相似的教学内容在必修教材与选修教材之间同样存在。如《政治生活》与《国家与国际组织常识》，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内容、联合国及国际组织的内容，存在大量的重复；《经济生活》与《经济学常识》，关于商品、货币、价值规律、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论述，也存在大量重复的内容。教学此类内容时，教师应选择其一做专题式阐述，其余应该尽可能略讲，以节省时间、提高效率。 第二，当教材内容已显陈旧且高考不做要求时，整合教材应关注“删”。 政策性与时代性是思想政治教材的两个显著特点，这从每年修订的内容就可以看出。教材的表述常因政策的变动而变动、因时代的变化而变化，许多带有时代印记的表达方式和知识陈述，不仅有改动而且有删减。我们在教学中没有必要因循守旧，故意拓宽、拓展教材，把删除的内容再补充进来，更不能照搬原来的表述方式，否则多花费时间不说，还会南辕北辙、弄巧成拙。如《经济生活》关于“货币产生过程”的内容，以往教材突出四个相互关联的过程：简单的价值形式、扩大的价值形式、一般价值形式、货币价值形式，在此基础上得出货币的本质的结论。由于本知识点不要求学生掌握，新修订教材在此基础上做了简化，只用了“大家普遍乐意接受的商品便成为一般等价物，它表现其他一切商品的价值，充当商品交换的媒介”这一人们都能看得懂的表述。如果我们再画蛇添足，反而节外生枝，做了无用功，又增加了教材难度。 教材的变动提醒我们，陈旧的内容，或不做考查要求的内容，或因政策变动而修改的内容，我们必须谨慎处理，不是讲得越多越好，而是把握得越准越好。英国课程论专家施瓦布认为，课程是由教师、学生、教材、环境四个持续相互作用的因素构成的。教材只有成为相互作用过程中的积极因素时，只有满足特定学习情境的问题、需要和兴趣时，才具有课程的意义。这告诉我们，教师必须充当教材与情境、教材与学生发展需求之间的协调者，学会对教材进行舍弃与整合。 第三，当教材内容不能满足学生发展需要时，整合教材应关注“补”。 思想政治教材是前人思想观点、政策规律的总结，它总是滞后于时代的发展变化；思想政治课讲究理论与生活现象的融合与对接。这就要求广大教师适时地补充教材内容，以体现教材思想理论的时代性特征与旺盛生命力。有教师认为，补充教材就是将时事政治的内容补充进课堂，增强思想政治课的活力。这一理解是片面的。当现行教材主张观点表述不完整时，需要我们补充教材；当教材内容明显滞后于时代要求时，需要我们补充教材；当教材内容不能满足学生的发展需要时，也需要我们补充教材。如《经济生活》第五课“企业的经营”一课，教材关于“影响企业经营成功的因素”的阐述，只涉及“经营战略”“创新管理”“信誉形象”“兼并联合”四点，这一阐述与现实生活中制约企业发展的复杂因素相比相距甚远。政策性因素或过于专业性的因素我们姑且不论，教材关于企业经营的四点表述至少缺乏了“互联网+”的重要内容。教材中的四点阐述都是围绕企业这一核心主体阐述的，但“互联网+”时代，行业竞争与发展取决于企业能否关注有效市场和精准用户，能否关注客户的体验需求，这是企业发展的关键。如果漠视传统产业的在线化和数据化，企业要持续发展是很困难的。因此，应该将“顺应互联网+”的时代要求写进“影响企业经营成功的因素”。 当下，教材明显滞后于时代要求，从教材的经典性和稳定性角度说，编者的做法也许有道理，但从一线教师来说，不能死扣教材不作为，否则我们就可能被学生问倒，可能脱离时代发展的新要求。再如，《经济生活》关于“公民投资理财的选择”的介绍，仍然局限于储蓄、债券、股票和保险四方面，各类古玩字画、房地产、各种“宝”等仍然没有出现。有些内容如果教师不做补充，就无法说清楚其本质特征与来龙去脉。如《文化生活》关于“通俗文化”与“庸俗文化”，只是对两者做了口号式的表态，而没有进行具体的划分。因此，对于“通俗文化”与“庸俗文化”的区分，一线教师必须做专题式研究，并适时地补充到课堂教学中，否则就会出现“以其昏昏使人昭昭”的状况，无形中淡化教学的效果和教师的威信。教材在论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时也存在上述现象，如果我们不能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做较为清晰的界定，学生是无法真正理解这些概念的。 第四，当学生无法读懂教学内容时，整合教材应关注“改”。 教材是最基础的教学资源，本应具有可读性和亲和力，但出于淡化体系等多方面的原因，不少地方具有较大的跨越性和跳跃性，显得零散。这就要求教师挖掘教材内涵，把教材改造成为“学材”。这里的改造不是说推翻原有教材内容重新编写，而是在保持教材整体思想观点不变的前提下，按课标要求对教材的观点、理论进行重新调整和构建，使得知识更具逻辑性和系统性。如《生活与哲学》“矛盾观”的内容，教材第一框阐述与矛盾有关的基本原理，包括矛盾的含义及基本属性、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及其辩证关系，第二框阐述用对立统一观点看问题的方法论要求，但其中又穿插了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与次要方面的关系原理，然后才阐述两点论与重点论的统一、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让人有点云里雾里。如果我们按照教材内容组织学习，则前后交叉，凌乱无序。 人为地把不同的哲学原理与其方法论割裂开来，不利于师生在逻辑上有效地建构知识体系，因而降低了学习的效率。如果我们按照“情境事实—哲学原理—方法论—情境事实”的次序重新编排，既符合新课程的认知要求，又可以很快地帮助学生掌握教材内容。这一现象在《生活与哲学》教材第二单元也存在：第四课在阐述了意识的本质后，立即得出了物质与意识的关系，然后教材又阐述意识的作用，此后又阐述“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给人的感受就像电视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制片人头脑中想到什么就阐述什么，跳跃式的陈述根本不符合阅读者“力求潜心于原理中发现方法论之美”的感受。我们在无法改变教材内容的形势下，只能改变自己的教学思路，通过教材内容的整合，完整再现知识的内在逻辑关系。 懂得开车的司机不一定是好司机，好司机一定是熟悉汽车各部分的性能特点，并在此基础上综合协调，让汽车性能达到最佳状态的司机。同理，政治教师要成为一名好教师，单纯满足于“说得清楚、讲得明白”教材还不够。要提高教学效率，必须学会对教材进行合、删、补、改，这样才能科学、有效地驾驭教材，让教材更好地为学生的成长服务。当然，对教材的合、删、补、改不是任意的，它有着特定的原则和要求，无论是合、删，还是补、改，都必须符合思想政治课程标准的要求、符合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符合现实的生活逻辑、符合学生的成长要求，尊重教材编者的总体思想和主张，在此基础上梳理教材的前后论述与知识体系，让教材更好地助推学生的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