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川先生的《周易》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伊川论文,周易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7-5674(2003)05-0018-06
程颐于其《易传序》开宗明义说：“《易》变易也，随时变易以从道也。其为书，广大悉备，将以顺性命之理，通幽明之故，尽事物之情而示开物成务之道也。圣人之忧后世，可谓至矣。去古虽远，遗经尚存，然而前儒失意以传言，后学诵言而忘味。自秦而下，盖无传矣。予生千载之后，悼斯文之湮晦，将俾后人沿流而求源，此传所以作也。”[1]这是说，《周易》是一部讲变易哲学的著作，易道之变易，虽无定式，但必以“从道”为原则。《周易》之为书，其所含之内容虽“广大悉备”，然究其旨归，则要在使人能顺于性命之理，通晓或隐或显的变化法则，穷尽事物之真实本性，示人以“开物成务”的规律。这是程颐对《周易》一书的性质理解，或者说是对圣人作《易》宗旨的理解，即肯定《周易》是—部讲哲学讲思想的著作，认为《周易》的意义在于让人们提高自身的德智修养，认识事物的变化法则与“开物成务”之道。“圣人之忧患后世”至“此传之所以作也”，正是基于他对《周易》的这种基本认识对以往易学历史的概括性总结，从而说明其为《周易》作传的原因。“然而前儒失意以传言，后学诵言而忘味，自秦而下，盖无传矣”，实际是说自秦而下的易学没能真正认识到程氏于《易传序》开篇所说的《周易》一书的性质与宗旨。也就是说，《程氏易传》之所以作，其立意即在克服秦汉以来易学之此弊，与“圣人之忧后世”同忧，直承孔子《易传》之学，弘扬孔子《易传》之学，以《易》为“随易变易以从道”之书，以尽《易》教“顺性命之理，通幽明之故，尽事物之情而示开物成务之道”之功用。
如何看待程颐对《周易》一书性质的理解，或者说如何理解程颐这种认识在易学史上的意义和价值，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又是一个一直存在认识分歧的问题。因为关于这一问题的认识，决定着人们对于易学存在之价值的理解，或者说决定着人们治易的价值取向与学术路径，因而也就决定着学者们易学著述的学术精神和社会影响。
在易学史上，对程颐这种《周易》观有所批评且影响最大的人是朱熹。朱熹曾说：“故圣人为彖辞象辞文言，节节推去，无限道理，此程《易》所以推说无穷，然非《易》本义也。先通得《易》本指后，道理无穷，推说不妨。便以所推说者去解《易》，则失《易》之本指矣。”[2]又说：“伊川只将一部《易》来作譬喻说了，恐圣人亦不肯作一部譬喻之书。”[3]“伊川要立议论教人，可向别处说，不可硬配在《易》上说。”[4]又说：“读伏羲之《易》，如未有许多《彖》《象》《文言》说话，方得见《易》之本意只是要作卜筮用。及文王周公分为六十四卦，添入乾元亨利贞、坤元亨利牝马之贞，早不是伏羲之意，只是文王周公自说他一般道理了。然犹就人占处说。及孔子系《易》，作《彖》《象》《文言》，则以元亨利贞为乾之四德，非文王之《易》矣。到得孔子，尽是说道理，然犹就卜筮上发出许多道理，欲人晓得所以吉所以凶。文王之心已自不如伏羲宽阔，急要说出来。孔子之心，不如文王之心宽大，又急要说出道理来。所以本意浸失，只认各人自说一副当道理。及至伊川，又自说他一样，微似孔子之《易》而又甚焉。”[5]
从朱熹对伊川的批评来看，我们首先可以注意到，朱熹于文王、周公、孔子之易后讲到的就是伊川之易，认为伊川之易与孔子之易是一脉相承的，“微似孔子之《易》，而甚又焉”。这种说法首先可以证明伊川于《易传序》自谓“予生千载之后，悼斯文之湮晦”，欲传“圣人之忧患后世”之意，作《易传》以承孔子之学，并非夸张之言。伊川先生于易学史上确乃孔子之后义理易学最重要的代表人物。当然，朱熹说伊川易学似孔子而又甚焉，并不是赞成伊川。他不仅批评了其师祖伊川之易，也批评了义理易学之鼻祖孔子的易学，乃至对于破坏了《周易》卜筮本义负有责任的文王和周公都加以批评。在朱文公看来，只有画八卦以作卜筮之用的伏羲氏之心才算是最宽阔的。从这种批评我们可以看出，造成朱熹对孔子、伊川一系易学不满的根本原因是朱熹以为《易》本为卜筮之书，为卜筮而作，孔子、伊川都在“譬喻”、“虚说”，推说道理无穷。基于这种认识，朱氏主张“要须先以卜筮占决之意求经文本义，而复以传释之，则其命词之意，与其所来之故，皆可渐次而见矣”，“先通得《易》本指后，道理无穷，推说不妨”。朱熹与伊川易学观之分歧，归结起来，就是《周易》到底是一部什么书的问题，由此引出应如何去研究《周易》的治学方法问题。这是两个易学史上一直聚讼纷争，乃至于今仍众说纷纭的问题，故不能正确理解这两个问题，就不能正确认识伊川易学，不能清醒地理解易学史上的曲直，乃至不能真正理解易学这门学问的价值所在。
朱熹说“《易经》本为卜筮而作”，乃是卜筮之书。表面上看，或者说单纯看这种字面上的说法，似乎道出一个简单的事实，这种说法看起来很实在，并无问题。其实并非如此简单。这种说法首先就涉及到这样一个问题，《周易》做为卜筮之书，其中究竟有没有如孔子《易传》中所说的那种道理，这些道理是不是凭空“虚说”出来的，“比喻”出来的？朱熹虽然没有断然说《周易》经文中本无义理可言，然而易学史上真不知有多少人借朱氏之说来否定《周易》本经的思想意义，并从而割裂孔子《易传》与《周易》经文的联系，竭力去恢复《周易》卜筮之本义。时至今日，一些研究《周易》的学者，仍在坚持认为《周易》经文只是一种占签似的东西，经文没有什么思想，《易传》才有了哲学和思想内容，割裂《周易》经传的联系，否定《周易》经文的思想价值。可见，朱熹卜筮本义说影响之深。
业师金景芳积一生研易数十年之体会，于易学问题中所首重者，即强调《周易》是一部有丰富思想的著作。结合师从金先生所得及我自己的体会，我认为说《周易》经文中有思想而并非占签似的东西之集合，至少有如下根据。第一，传本《周易》卦序，始于乾坤而终于既济未济，其排列显系有规律可寻，即蕴含了一定的思想。《序卦传》云：“有天地然后万物生焉”，“物不可穷也，故受之以未济终焉。”《系辞传》曰：“一阴一阳之谓道”，“是故刚柔相摩，八卦相荡，鼓之以雷霆，润之以风雨，日月运行，一寒一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易传》的这些说法显然与《易经》乾坤相交的六十四卦序列的含义是一致的。（注：关于《周易》的六十四卦是按一定思想排列的，金景芳先生已有详细论证，可参见先生所著《周易全解·序》，吉林大学出版社1989年6月。）《礼记·礼运》记孔子语曰：“我欲观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征也，吾得夏时焉。我欲观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征也，吾得坤乾焉。坤乾之义，夏时之等，吾是以观之。”[6]据此，不仅将《周易》经文说成是一种占签式的无思想意义的东西是武断的，就是殷易《归藏》即《坤乾》也是有思想含义的。试想，如二易都是占签式的并无体系与内在联系的东西，《周易》何以要改殷易首坤次乾之卦序而为首乾次坤之卦序？孔子所谓殷道之义又何得观焉？要之，无论《周易》之卦序尚有何种排法，但可以肯定地说，自殷易《归藏》，易已有道存焉，而由殷易首坤次乾，至《周易》首乾次坤之变，亦足证卦序之排列是确有思想含义的。也就是说，《易传》对《易经》的解说虽是一种思想升华，但确是以《易经》的思想为基础的。第二，《周易》卦之六爻之间是不是毫无联系的集合？我看也不是。乾卦六爻曰：“初九，潜龙勿用”，“九二，见龙在田，利见大人”，“九三，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注：按，《淮南子·人间训》云：“终日乾乾，以阳动也；夕惕若厉，以阴息也。”据此，则此句当以“夕惕若厉，无咎”为读。）“九四，或跃在渊，无咎”，“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上九，亢龙有悔”；坤卦初六曰“履霜坚冰至”，至上六则曰“龙战于野；其血玄黄”；泰卦至上六则曰“城覆于隍”，否至上九则曰“倾否”。诸如此类，表明易卦之六爻结构中确有模拟一事物发展变化之过程及其规律之意义，而《易传》所诠释的“盈不可久也”，“物不可以终通”，“物不可以终否”等义理，都是以《易经》为根据的，绝非凭空发挥。《系辞传》曰：“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以行其典礼，系辞焉，以断其吉凶，是故谓之爻。”将《周易》之卦爻体系视为对纷繁变化的天下之事的模拟，它并非杂乱无章的拼凑，《易传》的这类看法是有根据的。总之，我认为筮这种占卜形式的发展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如果说最初的原始占筮只是—种简单地预测吉凶的手段，而至三易的产生，其中已蕴含了文明社会人们思想认识的一些成果。做为形成于殷周之际的《周易》，它融入文明社会长期积淀下来的思想成果，这是不奇怪的。结合《尚书》所记关于尧以来古代思想文化发展的情况来看，周人能有这样的思想水平，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第三，卦爻辞做为回答吉凶问题的占辞，有无一定的思想认识倾向，或者说《周易》之卦爻占断吉凶是全凭偶然还是以一定的人道经验及关于善恶是非的认识为依据？我看其占断吉凶还是有人的经验认识做为依据的。简单地说，如需卦卦辞曰：“需，有孚，光亨，贞吉，利涉大川”；复卦六四爻辞曰：“有孚，血去惕出，无咎”，九五曰：“有孚孪如，富以其邻”；泰卦九三爻辞曰：“无平不陂，无往不复，艰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六四曰：“翩翩不富以其邻，不戒有孚”；大有卦九五曰：“厥孚交如，威如，吉”；随卦九五曰：“孚于嘉，吉”。诸如此类，孚与吉、亨、无咎之联系，恐绝非偶然。按孚字自古训为诚信之义，显然，这些卦爻辞表达了诚信可以得福的观念。又如谦卦卦辞曰：“谦，亨，君子有终”，而卦之六爻皆曰吉、曰无不利。这恐怕亦非偶然，显然，其中包含了谦德可以致吉致福的思想。故《易传》曰：“天道亏盈而益谦，地道变盈而流谦，鬼神害盈而福谦，人道恶盈而好谦。”可见，《易传》的这种说法是以《易经》为依据的。也就是说，如上所述孚、谦之德与吉凶得失之关系，显然已有《周易》制作时代的人们关于道德价值的观念在其中。《系辞传》曰：“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当文王与纣之事邪？”结合《尚书》等文献的记载看，殷周之际乃社会思想发生重要变革的时期。周公为代表的政治家虽然对殷遗民讲是天命丧殷兴周，但对姬周统治集团则强调的是天命靡常，殷鉴不远，统治者必须自敬其德，方能得保永命。据此，《周易》经文的吉凶之理包含着重视人文道德的观念，与其制作之时代是吻合的，《易传》对此加以阐发，绝非无据的发挥。
要之，《周易》经文之中本有义理，或者说义理亦乃《周易》本有之义。也就是说，先秦儒家《易传》与《伊川易传》之阐发《周易》义理，实际上并非只是“虚说”与“譬喻”，还是与《周易》本经有密切联系的。
事实上，先秦儒家《易传》和《伊川易传》是在肯定《周易》为卜筮之书的前提下强调其中的义理的，或者说，承认《周易》是卜筮之书，但强调的不是占筮之术而是其中的义理。
《系辞传上》说：“《易》有圣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辞，以动者尚其变，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卜筮者尚其占”，说的就是占筮乃易之道。从《系辞传》的许多说法中我们都可以看出，作者并不否认易乃卜筮之书。但作者又说：“圣人设卦观象系辞焉而明吉凶，刚柔相推而生变化。是故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悔吝者，忧虞之象也；变化者，进退之象也；刚柔者，昼夜之象也。六爻之动，三极之道也。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乐而玩者，爻之辞也。是故君子居则观其象而玩其辞，动则观其变而玩其占”，（注：“易之序也”，马王堆《帛书系辞》作“易之象也”。）“亦要存亡吉凶，则居可知矣。知者观其彖辞，则思过半矣。”由《系辞传》类似说法看，作者以为象、辞并重而尤重辞，虽亦以卜筮为示人吉凶之道，而尤重观象玩辞，以为存亡吉凶之理是不必占而“居可知”的，易之吉凶道理“观其彖辞，则思过半矣”。是以明理为首义，以观象玩辞尤以玩读其彖辞为基本的方法，已明显表现出不尚占筮的倾向，即强调的是读易以明理。《说卦传》说：“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幽赞于神明而生蓍，参天两地而倚数，观变于阴阳而立卦，穷理尽性，以至于命。”“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兼三才而两之，故《易》六画而成卦。分阴分阳，迭用刚柔，故《易》六位而成章。”《系辞传上》曰：“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易》，其至矣乎。夫《易》圣人所以崇德而广业也。知崇礼卑，崇效天，卑法地，天地设位，而易乎其中矣。成性存存，道义之门”，“夫《易》何为者也？夫《易》开物成务，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这些说法关于圣人作易宗旨及易之为书的性质内容的看法应该说已是对《周易》经文思想的升华，或者说是对《周易》本经所呈现的思想倾向加以突显和扩张，这种认识已远远高出经文的思想蕴义。也就是说，以孔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没有去发展《周易》的占筮术，而是着力发展了其中包含的义理，将其做为一种讲思想的书来对待。马王堆帛书《要》篇记曰：“夫子老而好易，居则在席，行则在囊。于赣曰：‘夫子它日教此弟子曰：德行亡有，神灵之趋；知谋远者，卜筮之蘩。赐以此为然矣。以此言取之，赐缗行之为也。夫子何以老而好之乎？”这是说，子贡见孔于老而好易，怀疑这与孔子过去教诲弟子时说的“德行亡者，神灵之趋；知谋远者，卜筮之蘩”相矛盾，因而对孔子提出何以老而好之的疑问。孔子回答说：“予非安其用也”。子贡又问：“夫子亦信其筮乎？”孔子回答说：“吾百占而七十当，唯周梁山之占也，亦必从其多者而已矣。”又说：“易，我后其祝卜矣。我观其德义耳也。幽赞而达乎数，明数而达乎德，又仁〔守〕者而义行之耳。赞而不达于数，则其为之巫；数而不达于德，则其为之史。史巫之筮，乡之而未好也，好之而非也。后世之士疑丘者，或以易乎？吾求其德而已，吾与史巫同涂而殊归者也。君子德行焉求福，故祭祀而寡也；仁义焉求吉，故卜筮而希也。祝巫卜筮其后乎？”从《要》篇这些记载来看，孔子对祭祀、卜筮活动并未持断然否定的态度，但其“祝巫卜筮其后乎”的认识是明确的。对于易，“予非安其用”，“吾求其德而已”的思想是明确的。“吾与史巫同涂而殊归者也”，说明孔子之推祟义理、求其德义已达到清醒自觉的境界，区分了作为史巫之术的易学与“观其德义”、“求其德而已”两种易学。孔于易学的这种自觉，其伟大意义就在于使易学摆脱了史巫之术，从而成为一门有益于人心智的学问。伊川先生于其《易传序》开宗明义讲“《易》变易也。随时变易以从道也。其为书广大悉备，将以顺性命之理，通幽明之故，尽事物之情而示开物成务之道”，其思想与孔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易学显然是一脉相承的，是把《周易》做为一部讲思想的著作来对待的，并以其《易传》造就了义理易学的又一巅峰。
朱熹由强调《周易》卜筮之书的本义，指责孔子、伊川一系易学弃卜筮而虚谈义理，主张先求经文本义，而复以传释之。其主张看上去并无问题，或者说从理论上讲是完全可以接受的。但是，结合朱熹的易学实践来看，实事上朱熹并没有真正很好的实现其设想，或者说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朱熹并没能真正提供与伊川治易方法不同而又超出伊川的易学成果。这一事实是发人深省的。
朱熹既极力主张以明《周易》卜筮之本义为第一义，则不能不致力于《周易》象数学的研究，这种易学实践的成果则主要体现于其所著之《周易本义》。就《周易本义》来看，其象数学实际主要是北宋邵雍之学。这种象数学与伊川所传孔子一系易学之优劣长短，尔后有识之士自有公论。朱熹本门再传弟子黄东发曾言：“伊川言理，而理者人心之所同，今读其传，犁然即与妙合。康节言数，而数者康节之所独，今得其图，若何而可推验？此宜审所当务者也。伊川之言理，本之文王、孔子；康节之言数，得之李挺之、穆伯长、陈希夷，此宜审所当务者也。穷理而精，则可以修己治人，有补当世；言数而精，不过寻流逐末，流为技术。此宜审所当务者也。故学比如康节，而后可创言先天之易；学比如晦庵，而后可兼释先天之图。《易》虽古以卜筮，而未尝闻以推步，汉世纳甲、飞伏、卦气，凡推步之术，无一不倚《易》为说，而《易》皆实无之。康节大儒，以《易》言数，虽超出汉人之上，然学者亦未易躐等。若以《易》言理，则日用常行，无往非易，此宜审所当务者也。”[7]黄氏对邵雍、朱熹易学的批评虽语气委婉，但以为伊川言理之学为所当务，而以为汉人纳甲、卦气之类《易》实无之，言数而精，不过寻流逐末，流为技术，其不提倡邵雍、朱熹易学的意见是很明确的。船山先生曾论程、朱之易学云：“朱子学宗程氏，独于《易》尽废王弼以来引申之理，而专言象占。谓孔子言天、言人、言性、言德、言研几、言精义、言崇德广业者，皆非羲文之本旨，仅以为卜筮之用，而谓非学者之所宜讲习。其激而为论，乃至拟之于《火珠林》卦影之陋术，则又与汉人之说同，而与孔子《系传》穷理尽性之言，显相抵牾而不恤。由王弼以至程子，矫枉而过正者也，朱子则矫正而不嫌于枉矣。”又云：“《本义》绘邵子诸图于卷首，不为之释而尽去之。何也？曰，周流六虚，不可为典要，《易》之道。《易》之所以神也，不行而至也，阴阳不测者也。邵子方圆二图，典要也，非周流也，行而至者也，测阴阳而意其然者也”，“且君子之有作也，以显天道，即以昭人道，使崇德而广业焉。如邵子之图，一切皆自然排比，乘除增减，不可推移，则亦何用勤勤于德业为邪？疏节阔目，一览而尽，天地之设施，圣人之所不敢言，而言之如数家珍。此术数家举万事万理而归之前定，使人无惧而听其自始之终之术也。将无为偷安而不知命者也劝邪？于彖无其象，于爻无其序，于大象无其理。文王、周公、孔子之所不道也，非圣之书也。而挟古圣以抑三圣，曰伏羲氏之《易》；美其名以临之，曰先天。伏羲何授？邵子何受？不能以告人也。先天者，黄冠祖气之说也。故其图乾顺坤逆，而相遇于姤复，一不越于龙虎交媾之术，而邵子之藏见矣。程子之忽之而不学，韪矣哉！朱子录之《周易》之前，窃所不解。学《易》者，学圣人之言而不给，奚暇至于黄冠日者之说为？占《易》者，以占得失也，非以知其吉而骄，知其凶而怠者也，又奚以前知一定之数为？”又云：“朱子师孔子以表彰六艺，徒于《易》显背孔子之至教。故善崇朱子者，舍其注《易》可也。邵康节乱之于前；王介甫废之于后，蔡西山以术破道，而星命葬术，为《王制》杀而弗赦者，复弄《易》以神其说。则朱子之于《易》，舍周公以从术士，苟简之术也，于此可以知朱子之过矣。”[8]顾炎武亦曾论邵氏之学云：“希夷之图，康节之书，道家之《易》也。自二子之学兴，而空疏之人，迂怪之士，举窜迹于其中以为《易》。而其《易》为方术之书，于圣人寡过反身之学去之远矣。”[9]
以上这些对程氏易学与邵雍、朱熹乃至对汉易象数学的评论，实质上都包含了一个共同的思想，即如将《周易》做为卜筮之书来研究，其结果只能是流于数术，以矜前知，沦于命定，而废先秦儒家易学崇德广业、反身寡过，即以提高人的德智修养为目的宗旨，使“先圣通志成务、穷理尽性之制作，为《火珠林》鬻技之陋术，《易》之所以由明而复晦也”。也就是说，从朱熹的易学实践看，事实上他不但没有为人们提供比伊川更好的东西，反在易学史上造成了消极影响。这一事实证明，伊川先生继承孔子开创的阐扬义理的学术路径是对的。在《周易本义》完成两年之后，朱熹曾说：“《易》之为书，更历三圣，而制作不同。若庖羲氏之象，文王之辞，皆依卜筮以为教，而其法则易。至于孔子之赞，则又一以理为教，而不专于卜筮。秦汉以来，考象辞者泥于象数，而不得其弘通简易之法。谈义理者沦于空寂，而不适仁义中正之归。求其因时立教，以承三圣，不同于法而同于道者，则惟伊川先生程氏之书而已。”[10]伊川先生的易学有益于人道，创造了易学史上的一个巅峰，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当然，最终能正视这一事实，还是显示了朱熹做为一代学问巨匠不平凡的学识修养和品德修养，毕竟非那些固执已见、指鹿为马的庸陋之辈可比。
这里说到朱熹的易学没有提供比伊川更好的东西，反而在易学史上造成了消极影响，这可能是一些人所不能同意的。至今特别欣赏朱熹易本为卜筮之书说且每加称引的人实际有两种，一是相信占筮有灵或有志于成为占算家的人，一是强调还学术本来面目的人。前者就姑置不论了。对于后者，我觉得吕绍纲老师在谈论程、朱易学时有一段说得很好的话可供参考：“或曰：理学已矣，当还学术以本来面目。此言固有一定道理，然前人之所以从事国学研究是因心中有一个景仰的精神体系在，若无此精神系于人心，则所谓学术研究，果何谓也？其分量亦可预知。”[11]
自孔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易传》诞生，《周易》学已成为中华民族伟大智慧和健康人文精神的重要载体。传薪接火，以学弘道，提升我们民族的精神境界，向世界展示先哲们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应当是易学研究的主题。
［收稿日期］2003-0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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