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镇居民财产与消费关系的数量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城镇居民论文,财产论文,数量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财产积累是中国市场化改革的必然产物
财产积累之所以产生，一般来说必须具备两个基本条件：（1 ）个人收入在消费之后还有剩余，这是个人财产积累行为得以发生的物质基础。（2）个人未来具有不确定性，从而需要事先储蓄， 以平衡一生的收入和生活波动。个人的财产积累实质上把可用于现在的消费推迟到未来，而一般来说个人的偏好是现在消费的效用大于未来的效用。因此如果未来收入和生活是稳定的和确定的，显然不会把现在的收入节俭下来进行积累。中国市场化改革在增加居民收入的同时，也给居民生活带来了很大的不确定性，中国居民的财产积累是市场化改革的必然产物。
（一）收入增长为财产积累创造了物质条件
中国自80年代以来，一个十分突出的可直接观察到的现象，就是个人收入持续增长。
从名义收入上看，1996年比1981年增长了9.69倍，即使扣除物价影响，也比1981年增长2.3倍多，居民实际消费也有较大的增长， 增长2.07倍，但增长速度慢于收入的增长速度。中国城镇居民收入之增长， 无疑为其财产积累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二）不确定性的增加为财产积累创造了动力
根据生命周期假说，个人积累财产或储蓄的动机主要是为了平衡未来收入的波动，以实现一生消费效用最大化。而当人们预期未来收入较为稳定时，这种积累财产的动机和行为就会弱化甚至消失。我国1978年以前，低收入伴随着高度集中的计划控制和福利保障体系，居民的消费剩余不多，没有风险预期，因此其财产积累能力低，即使有储蓄，也是由于消费品市场供应匮乏，带有强迫性质的储蓄。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市场化以来，居民收入逐年增加，但市场化对个人未来不确定性影响也在增大，表现为收入的不确定性、通货膨胀的不确定性、就业的不确定性和对教育、住房、医疗和养老等支出的不确定性。经济生活的不确定性必将改变和影响个人的行为，首要的理性反映就是在当前需要为未来筹划，进行财产积累。1997年中国人民银行、劳动部等六部委所做的“中国职工生活进步调查”中的储蓄意向证实了这一点。
表一 城镇居民存款的主要用途
目的 样本数 比例
日常开支 490332.73
买电器家具等耐用品164510.98
应付疾病及意外急用523234.93
防老 315621.07
准备装修、建、购房261217.44
子女教育 600840.11
成人学习深造 480 3.20
准备搞投资经营625 4.17
获得利息 642 4.29
购买汽车 106 0.71
外出旅游 602 4.02
其他 1387 9.26
排在前四项的是子女教育、应付疾病及意外急用、日常开支和防老。这与198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调查（子女教育、提高食品质量、买耐用消费品和为结婚准备）相比，1988年以前我国居民的储蓄主要是为短期消费目的服务，体现了无风险预期驱策下行为方式必然趋向短期化。而1996年的居民储蓄却隐含着生命周期行为选择。失业风险所带来的收入不确定，教育、就业、医疗、养老的预期支出不确定性使得人们感觉风险长期化，人们必须通过储蓄达到未雨绸缪。
该调查还结合利率下调，证实财产积累的预防动机大大超过投资动机和跨期消费动机。
结果表明：利率下调后，57.55 %的城镇居民家庭将不考虑或没想过储蓄存款的变动，他们出于为难以预期的未来储蓄，而非盈利动机。他们在制度转变过程中，失去了过去一直被作为额外收入的社会福利，现在，他们必须支付全部或部分医疗费用，参加职业培训以免失业，积攒日用钱用于孩子的教育，从工资中省出一部分用于住宅购买的分期付款，还有购买保险或存钱以准备退休时用。
市场化改革为经济带来了繁荣，从而增加了个人收入，但个人未来的不确定性也随改革的推进而日益增大，在这种状况下，财产积累既成为可能也成为必要。中国城镇居民积累了多少财产？对消费产生了什么影响？这是我们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
二、中国城镇居民财产积累的结果
城镇居民的财产或资产，概括起来可分为金融资产和实物资产两大类。金融资产无论是现金、存款还是有价证券，一般可以利用公开的统计资料估算，且数据比较准确。而实物资产的种类繁多，包括房地产、耐用消费品、金银珠宝、古董字画等。这类资产由于公开性差，数据获取不易，一般只能通过抽样调查取得，即使得到了有关实物数据，也因其种类繁多，形态和品质各异及市场价值的变化，难以进行折旧和估价。本文在借鉴已有成果的基础上，计算出1978—1996各年中国城镇居民财产积累存量及其结构状况：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居民人均拥有资产存量发展迅速，从1978年的244.14元跃升为1996年的10175.1元， 年均增长2.2倍。金融资产不断上升，从1978年的人均110.46 元上升为1996年的8399.91元，涨幅76.04倍，占全部资产的比重则由1978年的45.2%上升到1996年的83%。居民拥有的金融资产在绝对量和相对量上的增加是经济发展和金融深化过程中的必然产物。从居民资产存量，尤其是金融资产存量上看，居民已开始具有跨时预算的资产基础。而实物资产比重的运动趋势相反，从54.8%下降为16.5%，就资产的灵活性来说，金融资产明显优于实物资产。在资本市场尚不健全和发达的情况下，城镇居民资产结构的变化意味着居民更偏好资产的流动性，当不确定性事件发生时，流动性的增强可以尽快熨平消费的波动。
就金融资产内部结构看，储蓄存款上升幅度较快，而手持现金有下降的趋势，有价证券波动幅度较大，且不具上升趋势。居民偏好储蓄存款，除储蓄存款安全外，还具有增值或保值的功能。
在储蓄存款和有价证券的选择上，偏向于前者的动机主要是为了规避风险，而非盈利。因此安全性和流动性是其主要目标。
三、中国城镇居民财产积累与消费的关系
（一）反映财产与消费关系的基本模型
绝对收入假说、相对收入假说、持久收入假说和生命周期假说都是建立在收入或财产线性地（成比例地）决定消费的基础上。但在凯恩斯绝对收入假定中，并没有系统地提出财产的重要性以及财产和消费的关系。在凯恩斯绝对收入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相对收入和持久收入假定也未将财产考虑到消费中，而是将过去收入和未来收入引入分析框架，这或许是由于他们将有计划的财产积累作为消费的后果，而不是作为消费的原因吧。
在生命周期假定中，财产成为消费者行为分析的中心。该假定认为制约消费者的最大约束是其生命周期内的资源，这个资源可以概括为其人力和非人力财产的现值。消费者没有必要经常变动它的消费水平以迎合现时收入的波动，而是选择一种理想的跨时计划，仅仅诉诸于财产的约束，以使他在生命期内产生一种更加稳定的消费水平，生命周期假定因此也被称为持久财产假定。很明显，生命周期假定认为消费者是前瞻的，在整个生命期内是有计划的，经济环境的未来变化对他们当前的行为有更多的影响。
因此，财产已成为消费函数的中心议题，围绕其定义、测度和建模有了各种解释。目前在实证中由于缺乏与财产定义相匹配的数据，人们经常将财产效应以其他间接的形式引入模型。例如，家庭财产的变化是通过利率变化，通货膨胀率变化，失业率变化，税率变化以及政府支出和社会保障计划等引起的。将这些变量引入消费函数目的是用来解释财产变动效应。
这种研究只能反映财产效应与消费的关系，而财产本身对消费的影响却反映不出来。弗里德曼（1957）面对这样一个不可观察变量的问题，提出持久收入依赖于库约克模型得到估计式：
C[,t]＝αY[,t]+βC[,t－1]
（1）
将此思想用于生命周期假定，也可得到类似的估计式：
C[,t]＝α1y[,1]+(α2－α1)y[,t－1]+(1－α2)C[,t－1] （2）
除了所包括的参数外，这个表达式相似于布朗的习惯持久消费函数。进一步说，它也相似于持久收入假说中的适应性预期变化。因此这意味着三种消费函数理论（持久收入假设，生命周期假设和相对收入假设）有着共同的地方，正如莫迪里安尼所指出的：“三个模型之间的相似，其实并不令人惊奇，财产可能要变化，但是要通过储蓄和反储蓄发生缓慢的变化，其表现更象滞后消费对消费的影响”。
（二）模型实证与分析
对莫迪里安尼生命周期假设模型的检验，可以采用两种不同的方法。在缺乏可利用的合乎要求的财产数据的情况下，可采用（2）式， 在有可利用的财产数据的情况下，可采用以下估计式，
C[,t]＝αY[,t]+αA[,t]+rC[,t－1]（3）
其中A是非人力财产、财产收益忽略不计。
上式是由斯通在拟合英国1949—1970年财产消费的年度数据时采用的基本公式，莫迪里安尼认为斯通的这个公式很接近生命周期假定。
我们将1979—1996年城镇居民收入消费和资产存量的人均年度数据代入（2）和（3）式，由于这要跨越两个历史阶段，因此模型中加入时间虚拟变量。（2）式回归结果如下：
C[,t]＝0.474Y[,t]－0.463Y[,t－1]+0.998C[,t－1]－0.06D
(4.687) (－4.012) (16.207) (－0.212)
F＝1443.823 R[2]＝0.998 DW＝1.237
α1＝0.474α2＝0.011
1991年及以前，D＝0；1991年以后，D＝1。由于虚拟变量不显著，表明两个时期在该问题上没有区别，故，C[,t]＝0.474Y[,t]+0.011A[,t－1]
（3）式回归结果如下：
C[,t]＝0.98Y[,t]－0.375A[,t]+0.416C[,t－1]－0.70D
(4.934) (－4.325) (3.694) (－2.248)
F＝1646.11R[2]＝0.997 DW＝1.673
1991年及以前，D＝0；1991年以后，D＝1
两种不同的公式均取得较好的回归结果。比较说明，用两种不同方法获得的消费函数差别较大，首先反映在资产A的系数上， 按前一种方法估计的为正值0.011，按后一种方法估计的为负值0.375；其次反映在虚拟变量上，按前一种方法估计的不显著，而按后一种方法估计的显著，反映两个时期有差异；再次反映在收入变量与消费滞后变量的系数大小的差异上，按前一种方法估计的收入变量小于按后一种方法估计的收入变量，而按前一种方法估计消费滞后变量却大于按后一种方法估计的消费滞后变量。
从回归结果各项检验值看，后一种方法优于前一种方法。更由于后一种方法是由财产实际观察值估计系数，其可靠性应大于前一种方法。后一种方法基本验证了莫迪安尼生命周期假定。
结果分析：
（1）从1979—1991和1992—1996年的两个时间段里， 我国居民资产积累的行为，是有差异的，前一个阶段由于国家包住房、包教育、包医疗、包就业，使居民形成无风险预期，因此人们的资产积累行为趋向耐用消费品，以储蓄周期短为特征。而后一个阶段，随着福利制度的解体，风险内生化，人们必须有效配置资源，资产积累行为趋向于流动性强的金融资产，耐用消费品比例逐渐降低，以长期储蓄为特征。因此在反映财产对居民消费行为的影响中，隐含着制度变化的影响。
（2）财产对居民消费行为有显著负效应， 这是由于金融资产比重大于耐用消费品比重所致。在收入一定的前提下，金融资产增加必然导致消费的减少；而耐用消费品作为消费（这里的消费是指全部消费）的一部分，其增加应使总消费增加，二者相抵，产生财产对消费影响的负效应。
（3）滞后消费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显著， 反映了我国居民消费行为上的“棘轮效应”。
（4）本期收入对消费的影响仍很显著。 我国居民的资产积累行为刚刚开始，用以进行生命周期消费的资产积累还远远不够，因此本期收入还是决定居民消费行为的主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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