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开放现实主义到理性现实主义——读’97部分中短篇小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实主义论文,短篇小说论文,理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不管有些小说家怎样轻视文学理论甚至声称他们从来不读文艺理论，但文艺理论还是通过种种渠道，哪怕是“道听途说”，在影响着小说家。完全不受文艺理论影响的小说家几乎是没有的。而且大作家如巴尔扎克、托尔斯泰、鲁迅、茅盾无一例外地又都是大理论家。这就提示我们的小说家，还是自觉自为地懂一点文艺理论为好，尤其是自觉自为地懂一点现实主义理论为好。
作为创作原则或创作方法的现实主义，真实地反映和表现现实与历史，客观地存在于小说创作领域。它经历了始初现实主义、古典现实主义、批判现实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历史发展。然而，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阶段，由于权力意志的干预，强调文艺为政治服务，推崇革命理想主义，要求以革命浪漫主义为主导的与革命现实主义相结合，特别是在“文革”时期，大搞“三突出”和“主题先行”，现实主义被消解了，小说创作领域里盛行的是政治现实主义和“伪现实主义”。于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名誉扫地，如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无论是在文学话语里还是在小说家、理论家的文字中已绝少有人提及这种创作方法了。但是，现实主义仍然在小说创作领域里继续发展着。
“四人帮”被粉碎后，小说创作领域里拨乱反正，恢复和回归到了现实主义。“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新的反封建文学”、“新的人的文学”中的优秀小说，大多数是现实主义作品。及至改革开放，西方文艺思潮纷至沓来，在八十年代的十年时间里，西方从文艺复兴至后现代主义的各种文艺思潮和文艺范式，几乎在中国文艺领域里迅速演练了一遍。现代主义思潮一度在小说创作领域里颇为张扬。但是，实践的结果却是，无论是西方的印象主义、象征主义、表现主义、荒诞派、意识流等种种现代主义诸流派，还是“新抽象派”、“概念艺术”、“偶发艺术”等后现代主义流派，都没有在中国小说创作领域里扎下根来。原因无他，处于发展中的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还没有实现现代化；中国是社会主义社会，不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因此不存在现代主义或后现代主义孳生和发展的土壤，而中国的现实主义传统，既优秀又悠久，所以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在中国未能产生辉煌是一点也不奇怪的。
不过，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文艺思潮对中国小说创作的冲击，还是有一定影响的。八十年代中国小说创作中的现实主义再也不是五、六十年代的政治现实主义（要求真实性服从政治性，艺术性服从政治性），更不是“文革”期间的“伪现实主义”，而是发展成为开放现实主义。可以这样说，在八十年代中后期获奖的小说，基本上都是开放现实主义之作。这说明，在小说创作领域里，还是百花齐放好，自由竞赛好。唯现实主义独尊，没有其它创作方法对之挑战，那么现实主义迟早会因为它的封闭、保守而走向反面，走向七折八扣的现实主义以至走向“伪现实主义”。所以，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允许其存在并允许其向现实主义挑战，只会对现实主义发展有利。
时至九十年代，尤其是从1992年我国提出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后，社会生活发生了大变化。竞争加剧了，自由度扩大了，主体性加强了，经济大潮冲击到各个领域了，人际关系发生新变了，信息的传输、接受和反馈的速度大大加快了，科学技术在生产、生活中的应用力度大为增强了，等等，这一切都不能不使小说创作中的开放现实主义发生变化。如果说，这种变化在1992—1996年间还不怎么显著因此也不怎么被人注意的话，那么，到了1997年，这种变化就十分显著而且到了引人注目的程度了。这种变化是什么呢？那就是从开放现实主义向理性现实主义的发展。
理性现实主义是一种怎样的现实主义呢？我想以1997年的中短篇小说中的一些代表作为例来说明理性现实主义是对开放现实主义的新发展。
’97中短篇小说中体现的理性现实主义和开放现实主义一样，同是真实地反映和表现发展中的现实，但开放现实主义注重的是生活的原生态、原始相和人的原本能，常常出现自然主义倾向，而理性现实主义在反映和表现现实时，不只是写出它是什么样的，而且还力图写出它为什么是这样的，具有较大的思辨性。《亮相》（《青年文学》1997 年第1期，祁智）可以说是如实地揭示了官场生活中的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但它并不是自然主义地表现，而是通过新官上任前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的现象描写，剖析了一群小官僚的升官欲和保官迷的文化心理，正是在这种文化心理的支配下，他们才在新县委书记上任前和在新县委书记并不知情的景况下导演了一出形式主义的“亮相”闹剧，结果却受到了新县委书记周烈的批评。《跑官》（《山西文学》1997年第2期， 田东照）更不是写贪官跑官，而是写好官为家人所迫，无奈跑官，但他在跑官过程中给民众办了好事，最后他不再跑官而只想在卸任前“造福一方”。小说既讽刺了生活中的跑官现象，又自然流露了生活中毕竟还有好官在的思想倾向。《山里的花儿》（《人民文学》1997年第3期， 梁晓声）写利己主义对知识分子灵魂的腐蚀，但他绝不是单纯地暴露，而是以其思辨的穿透力表现不正之风的遍及各个领域，以至学术领域也不能幸免，提示人们必须和不正之风进行长期的坚持不懈的斗争。总之，理性现实主义强调的是思辨，是倾向性，但它实践的是倾向性的自然流露，是思辨在作品中的无形渗透，而不是“明白的说出”。
开放现实主义之所以被称为开放现实主义，原因之一，是它对西方现代派的手法和技巧采取了开放态度，以我为主，为我所用。但由于当时西方现代派的和后现代派的一齐拥了进来，开放现实主义在采用它们常常不辨精粗，不分优劣，照单全收，机械搬用。’97中短篇小说中体现的理性现实主义则不同了，它也采用西方现代派和后现代派的一些手法和技巧，但不是盲目搬用，而是从题材出发，自觉地选择对于表现题材确有好处的手法和技巧，因此作品的题材和作品所选择的手法和技巧，常常是和题材融为一体，水乳交融。 《百年之吻》（《长江文艺》1997年第7期，岳恒寿）以荒诞的手法反映了香港之被英国殖民者占领和香港于1997年7月1日的回归祖国。小说中的“我”于一百年前即在和侵略者搏斗中死去，但“我”和渔家女“红”的生死之恋却一直鲜活地存在着。香港回归后，人们称赞紧紧拥抱的他俩“是一尊最壮丽最完美的汉白玉裸雕”，“并说这尊拥抱的裸雕是中国人用心、用灵魂雕塑了一百五十六年才雕成，其造型和美学价值无与伦比”。人死以后是不可能有感觉有爱情的，但《百年之吻》中的“我”与“红”却始终有着彼此相爱的感觉和具体可感的生命，这当然是荒诞的，但在这种荒诞的表现手法里却实实在在地写出了中国人对香港、对祖国的生死之恋，这又是真实的，现实主义的。《三月一日》（《收获》1997年第5期， 潘军）以意识流的手法，表现了一个知识青年的大半生。作品主人公似乎在梦中，似乎又不在梦中；主人公意识流中的生活，似乎是真实的，似乎又是虚幻的；但通过这个知识青年的心路历程却折射了中国知识青年的一代命运。小说作者对意识流手法的运用可谓恰到好处。《从黑夜出发》（《北京文学》1997年第9期， 王安忆）则采用了布莱希特“间离效果”的手法，作者对所表现的生活保持了一定距离；又让读者对作者所表现的生活保持一定距离。作者要表现的生活哲理也就包孕在这种“间离效果”的手法之中：生活中有这么一些人：“他们什么也没有干，他们什么目的也没有。”尽管这篇小说显得有些晦涩，但是你不能不承认它的理性的光照是强烈的，它表现的是一种“抽象的真实”，仍然是现实主义。要言之，理性现实主义对西方现代派和后现代派手法、技巧的吸纳和采用是极其理性的，旨在更好地反映和表现现实与历史的真实。
开放现实主义曾经实现了题材多样化，但在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末的十来年时间里，作家还受着几十年来无形的思维定势的束缚，所以在题材多样化方面还存有相当的局限。理性现实主义则不同了，在它面前，没有不能涉及的题材，更不存在题材禁区。有人写了专门从事破译外国密码的国家安全部门的活动（《陈华南笔记本》， 《青年文学》1997年第9期，麦家）；有人写了农村里的新恶霸（《乡村行动》， 《上海文学》1997年第1期，阙迪伟）； 有人写耙耧山脉“千古旱天”的神奇大旱（《年月日》，《收获》1997年第1期，阎连科）； 有人写死者竟然给生者发信，而生者居然遵从了死者的意志（《重返阿兰岛》，《西南军事文学》1997年第4期，赵琪）；有人写熬鹰（《鹰王》， 《四川文学》1997年第4期）；有人写动物与人斗智（《跛鼬》，《小说家》1997年第2期，刘晓宾）……。现实生活中曾经有过的人物和事件， 现实生活中不可能出现的人物和事件以及其它一切有审美意义和社会价值的题材，理性现实主义都敢于把它们写进小说，并化为动人、感人、引人的故事。关于题材多样化问题，我们讲了有四十多年，但只有进入理性现实主义时期，题材多样化才真正从可能性转为现实性。
开放现实主义也写正面人物和英雄人物，如《三千万》、《一个工厂秘书的日子》、《西线轶事》、《内当家》等，但对正面人物和英雄人物往往从“仰视”的角度看待和描写他们，着重表现的是他们的完美性。理性现实主义同样也写正面人物和英雄人物，但却常常从“平视”甚至从“俯视”的角度观察和描写他们，既写他们的正气和英雄面，也写他们的时代局限、自身的局限和性格的局限，因而更真实地写好了正面人物和英雄人物。《劳动人事助理》（《漓江》1997年第1期， 陈孝荣）中的李福希的确称得上是一个好干部，他工作了二十几年，最后在一个镇里当劳动人事助理，不过是芝麻绿豆官。但他仍然在他分管的工作范围里，勤勤恳恳为人民服务，谢绝一切送礼。他身患重病，却“常常没日没夜的给镇里累着”。但他过于柔驯，缺少抗争精神，也不擅长开拓新局面，本质上仍是属于当年“农民老干部”式的人物。《远走迦南》（《四川文学》1997年第1期， 石小克）里的朱小丹则是另一类型的正面人物，他去美国留学，在商学院拿到硕士学位，进入大公司成了一个部门的主管人员，年薪六万美元。但当他得知他所属的大公司在和祖国做生意时欺骗了祖国将使祖国蒙受重大损失后，他毅然决然把真相告知了有关单位。他明知这样做，将使他丢了饭碗，而且“没有一家公司敢再用他”，他还是这样做了。应该说像朱小丹这样的知识分子如今是不多的，有些人为美国老板卖命出力在商务贸易中尽量骗赚中国人的钱以求个人的提升。然而作者也没有把朱小丹写成完人。他也有感情脆弱的一面，他经受不了他的爱人小玉将他遗弃与别人结婚的打击；而他的爱国行为，也“只是一种感觉”，为的是对得起他曾经插过队的风雪沟的乡亲，对得起他的现在美国身患重病的好友老许。尽管如此，朱小丹仍不失为当代英雄，他使祖国避免了六亿七千二百万人民币的损失。《秀色》（《人民文学》1997年第1期， 铁凝）里的李技术“率着打井队疯了似地打井，头发不剃，胡子不刮，身上酸臭扑鼻，山鬼似的”，“九九八十一天，他们终于把井打出了水。”作品中的副局长李技术称得上是高大、光辉的“共产党的干部”的形象。但是在打井出水以后，他却“感到了一点恐惧”，因为在他打井成功之前，已经发生过打井队的人员睡了秀色村的女人却打不出水来的丑事。然而在生活中类似的丑事并不少，“他想着共产党的打井队若是给老百姓打不成井，最后渴死的不是自己又是谁呢？”他想把心里的话告诉乡亲，却在无意中失足跌下万丈悬崖，“只一瞬间……任谁也找不到他了。”在某种意义上说，李技术是死于他对某些共产党的干部占了民众的大便宜却不给民众办好事的“恐惧”。有这种“恐惧”比没有这种“恐惧”好。然而，更重要的是要和这种腐败现象进行斗争。李技术能够以身作则率领打井队员给秀色村打出水来，但作为县水利局的技术副局长却感到自己无力与那些腐败现象进行斗争。李技术也不是完人。理性现实主义者如此写正面人物、英雄人物比之开放现实主义更有深度、厚度和力度。
开放现实主义写历史题材，常常借鉴新历史主义，自觉或不自觉地体现出新历史主义的一些特点，努力使文本接近历史的真实，并对历史作出新的阐释。但由于其中的有些作者缺少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因此他们笔下的“历史真实”，常常带有颇大的片面性。如著名中篇《活着》，有意无意地流露“好死不如赖活”的倾向，这在特定历史时期的少数人中曾经存在如此想法，但以此作为历史的本质真实就未必恰当了。这类新历史小说属于开放现实主义的范畴，但其思想性的淡薄是其缺失。理性现实主义在历史题材的写作上，则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要求揭示历史发展中规律性的东西和与历史现象融为一体的历史本质真实。《旗镇》（《中国作家》1997年第3期，葛均义）， 以旗镇为中心写了国境商务都市——旗镇的各个阶层及其代表性人物，可说是“九·一八”之前东北商业都市的缩影。“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民众的自发反抗何以失败，日寇在1931.9.18—1945.8 期间何以能基本上牢牢地控制了东北的局势，读了这篇小说，可以找到部分答案。《闻香下马》（芒草》1997年第3期， 余启新）不只是再现了当年武汉仰笋楼的兴衰浮沉，同业之间的激烈竞争，更重要的是点出了三十年代中国和日本之间的尖锐冲突，国际联盟调查团对“九·一八”事件的调查。小小的仰笋楼竟成了宴请李顿调查团的所在地。炎箕女士与日本人“无耻的吉田”同业之间的矛盾衍化成了一场中日双方为争取李顿调查团而展开的一场斗争。如果小说作者没有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是写不出如此“以小见大”的历史小说的。《回天巢》（《满族文学》1997年第3 期，白天光）中黑水域的知府徐天驰，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不失为一个清官，但他却容不得具备“少有的悟性”的泥瓦匠于罗锅。他在于罗锅多次立功后给于罗锅当县令，但于罗锅却逃走了。有人说于罗锅“命里没福禄”，徐天驰却道：“这厮乃少有的悟性。多亏走了，不然，就是做了县令，几年后，我也肯定会杀他。”寥寥数语，揭露了旧时代官民的对立和徐天驰这个“清官”灵魂深处的复杂性。如果作者没有唯物史观也是写不出这样的力作来的！
当然，理性现实主义对开放现实主义的发展，不只是以上五方面；譬如写都市题材，写动物题材，理性现实主义比之开放现实主义也都有新发展，但主要是上述五方面的发展尤其令人注目。我在《现实主义的深化与发展》（《文学报》1995年5月18日）一文中即曾预期， 开放现实主义随着现实生活的发展、变化也一定会有新发展。到1997年，开放现实主义果然发展到了理性现实主义。我相信，时代进入21世纪后，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的认识和改造世界能力的发展，人的自身的发展，人的认识自身的水平的发展，现实主义还将深化发展。提出理性现实主义这个命题，旨在说明现实主义在1997年已进入新阶段，已经有了新特征。至于理性现实主义到了21世纪还将发展成何种现实主义，那只有待今后的创作实践作出回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