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政规律新总结--以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决定为借鉴_十六届四中全会论文

执政规律新总结--以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决定为借鉴_十六届四中全会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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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共产党执掌全国政权55周年之际,在中国共产党率领全国人民向着社会主义现代化第三步战略目标前进的关键时刻,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作出了我们党历史上第一个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意义十分重大而深远。

一、十六届四中全会为什么要提出加强执政能力建设

十六届四中全会《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开头就指出:“我们党成为执政党,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是时代的要求、人民的要求。”[1](P1)时代的要求,人民的要求,这两句对于我们全面理解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十分要紧。

一个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能否紧跟时代的发展始终做到与时俱进,能否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始终做到执政为民,这是最根本的两个考验。经受住这两个考验,就能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

那么,我们党的状况如何呢?《决定》有一个基本的判断:“党的执政能力同党肩负的重任和使命总体上是适应的”。[1](P3)也就是说,我们党从创建新中国到确立社会主义根本制度,从全面开始社会主义建设到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从开始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到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经过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三代领导集体共同努力,站在时代发展的潮头,取得了辉煌的业绩,赢得了各民族人民的拥护和爱戴。实践证明,我们党是一个能够与时俱进、执政为民的具有丰富执政经验和较强执政能力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和主心骨。看不到这个主流,就不足以鼓足我们党长期执政的信心和勇气,就凝聚不了党心民心,就战胜不了艰难险阻。

有人会问,既然“总体上是适应的”,为什么还要突出地强调执政能力建设的问题呢?第一,这是由我们党在新世纪肩负的使命和面对的挑战决定的。进入新世纪新阶段,在机遇和挑战并存的国内外条件下,我们党要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继续推进现代化建设、完成祖国统一、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这三大历史任务,必须大力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第二,这是由我们党自身还存在着影响执政成效的突出问题决定的。《决定》中列举了五方面问题,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还不完善;一些领导干部和领导班子思想理论水平不高、依法执政能力不强、解决复杂矛盾本领不大,素质和能力同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要求还不适应;腐败现象在一些地方、部门和单位还比较严重。第三,这是由我们党长期执政的基本特点决定的。《决定》特别指出:“无产阶级政党夺取政权不容易,执掌好政权尤其是长期执掌好政权更不容易。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1](P4)这是根据苏东剧变的沉痛教训,根据我们党长期执政的历史经验总结出来的一个基本规律。由以上这三个方面的考虑所决定,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必须常抓不懈,警钟长鸣。十六届四中全会公报特别强调:党的执政能力建设,“这是关系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兴衰成败、关系中华民族前途命运、关系党的生死存亡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重大战略课题”。[1](P2)在这个问题上的警醒和自觉,时常感到一种压力和紧迫感,正是党成熟而稳健的表现。

特别要指出的是,《决定》是我们党历史上第一次在中央全会上做出这样的决议。但是,提出这个问题则在这之前。

2001年,江泽民同志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全面阐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科学内涵时,就提出:我们必须继续围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这个基本问题,进一步解决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这两大历史性课题,全面推进党的建设的新的伟大工程。

2002年,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再次提出了“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的历史任务。

党的十六大以后,为了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了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紧紧围绕党长期执政这一根本问题,牢记一个宗旨——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弘扬一种精神——“两个务必”精神,树立一个理念——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提高一种能力——长期执政能力,形成了一整套治国理政的新思路和新方略,形成了我们党历史上第一个全面总结党的执政经验、指导执政能力建设的纲领性文献。这就抓住了根本,抓住了关键,体现了时代的要求,人民的要求,全党工作大局的要求。

二、十六届四中全会决定的理论创新体现在哪些方面

《决定》的理论创新,紧紧围绕一个主题:为谁执政?靠谁执政?怎样执政?它集中地体现在执政规律、执政理论和执政方式上。

具体说来,《决定》中一些值得注意的新概括、新提法、新举措主要有:

第一,对什么是执政能力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科学概念。即:“党的执政能力,就是党提出和运用正确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和策略,领导制定和实施宪法和法律,采取科学的领导制度和领导方式,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经济和文化事业,有效治党治国治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本领。”[1](P2)这个定义式的表述,对党执政的指导、执政的依据、执政的方式,以及党同国家各项事业的关系,作了明确的规定。

第二,从古今中外、兴衰存亡的高度,对党长期执政的经验和规律作了科学的总结。《决定》总结的六条经验是:(1)必须坚持党在指导思想上的与时俱进,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2)必须坚持推进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增强社会主义的生机和活力;(3)必须坚持抓好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把发展作为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关键;(4)必须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5)必须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不断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6)必须坚持以改革的精神加强党的建设,不断增强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这六条经验,也是加强执政党建设的指导原则。总结经验是理论创新的主渠道。这六条经验中,“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理念,成为《决定》诸个新概括中的一个亮点。

此外,《决定》还对执政规律提出了一些重要论断。如:“我们党成为执政党,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是时代的要求、人民的要求”;“无产阶级政党夺取政权不容易,执掌好政权尤其是长期执掌好政权更不容易。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党只有一心为公,立党才能立得牢;只有一心为民,执政才能执得好”;“为人民执政、靠人民执政”,[1](P2-6)等等。这些论断揭示了一个真理:一个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必须在执政地位问题上保持一种危机感,并不断使这种危机感转化成为加强执政党建设的内在动力。要想长期保持执政地位,法宝有两条:一是紧跟时代发展要求做到与时俱进;二是密切联系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做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

第三,提出了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五项主要任务。即:“按照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要求,不断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能力、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能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应对国际局势和处理国际事务的能力。”[1](P8)这五项任务,也是五种执政能力,使我们对于执政能力的内涵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这五种执政能力里面,前三种相对应于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体现了三大文明建设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内在关系。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同前三种能力并提,一方面表明在从人均GDP1000美元到3000美元发展的这个社会敏感期,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问题尤为突出,实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任务尤为迫切,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尤为重要;另一方面也表明,我们党对于社会主义现代化规律的认识又向前推进了一步,认识到努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社会主义三大文明建设同等重要,它本身就通过人际关系、社会环境渗透于三大文明建设之中,搞得好会起促进作用,搞得不好会起阻碍甚至破坏作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应对国际局势和处理国际事务的能力,这两者共同构成了进行社会主义三大文明建设的内部保证和外部保证。

有人会问,十六大提出了五种能力建设,这次又提出了新的五种能力建设,这两者到底是什么关系?的确,党的十六大提出过五种能力,即:“必须以宽广的眼界观察世界,正确把握时代发展的要求,善于进行理论思维和战略思维,不断提高科学判断形势的能力;必须坚持按照客观规律和科学规律办事,及时研究解决改革和建设中的新情况新问题,善于抓住机遇加快发展,不断提高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各种社会矛盾,善于协调不同利益关系和克服各种困难,不断提高应对复杂局面的能力;必须增强法制观念,善于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统一起来,不断提高依法执政的能力;必须立足全党全国工作大局,坚定不移地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善于结合实际创造性地开展工作,不断提高总揽全局的能力。”[1](P51)这五种能力是针对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的,是对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的执政素质和执政本领的要求。这次十六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的五种能力,是从更加宏观的角度提出的,是对巩固党的长期执政地位、加强执政能力提出的总体要求和主要任务。当然,从另一个角度,也表明了我们党对于执政能力问题认识的深化。

第四,在“坚持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不断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方面,最值得注意的有两点。一是把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同坚持发展是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统一起来,同不断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结合起来。这解决的是党领导经济工作的结合点和着力点的问题。二是进一步明确了如何完善党领导经济工作的体制机制和方式的基本原则。(1)明确了党领导经济工作的范围:“主要是把握方向,谋划全局,提出战略,制定政策,推动立法,营造良好环境”。[1](P13)(2)明确了地方党委对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担负的责任:“地方党委要结合本地实际,确定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思路和工作重点,加强和改进对经济社会重大事务的综合协调,确保中央的方针政策和各项部署的贯彻落实”。[1](P13)(3)明确了党委领导与政府部门的职权分工:“涉及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重大方针政策、工作总体部署以及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问题,由党委集体讨论决定,经常性工作由政府及其部门按照职责权限决策和管理”。[1](P13-14)(4)重申了政府职能转变的要求:“党委要支持政府依法充分履行职责,推动政府依法行政,加快转变职能,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真正实现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主要运用经济和法律手段管理经济活动,集中精力抓好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1](P14)

这些解决的是党领导经济工作的体制机制和方式问题。

第五,在“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不断提高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能力”方面,值得注意的有以下几点:

其一,明确提出:“坚持和发展人民民主,是我们党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和根本途径。”[1](P14))党的十六大对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作了科学的界定,这就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三者的有机统一。这次《决定》又从执政能力的角度对人民民主的地位作用作了进一步的界定,这就揭示了发展人民民主同坚持党的性质、宗旨和领导地位的内在联系,发展人民民主不是脱离甚至背离党的领导,而是要提高党依法治国、执政为民的本领,提高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能力。

其二,明确提出:“依法执政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党执政的一个基本方式。”[1](P16)如何提高依法执政的水平呢?《决定》提出了一些重要举措。这些举措归结起来,就是党要通过法定程序来立法,立下的法就要无一例外地坚决施行,党要确保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在法制轨道上依法行政、依法执法。这些内容,实际上涉及了立法、行政、司法如何体现依法执政的问题。立法、行政、司法都要接受党的领导,体现党的主张,在这个层次上决不能搞西方的三权分立。同时,又要在立法、行政和司法等环节上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的原则,使其在党的统一领导下权责明确、相互配合、相互制约,并确保各项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

其三,在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上提出了一些新举措。在规范党政机构设置上,提出:“完善党委常委会的组成结构,适当扩大党政领导成员交叉任职,减少领导职数,切实解决分工重叠问题,撤并党委和政府职能相同或相近的工作部门。规范各类领导小组和协调机构,一般不设实体性办事机构”。[1](P18-19)在推进行政体制改革上,提出:“围绕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整合行政资源,加强行政体制改革的总体研究,继续推进行政体制改革”。[1](P19)

其四,在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问题上,初步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改革思路。这些构想,从党内监督到党外监督,从纪检监督到人大监督,从政协监督到社会监督,组成了比较完整的监督体系,相信随着具体方案的出台,这方面的制度和机制会日益完备。

批评和自我批评,历来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之一,在健全党的肌体、端正党的作风、克服不良倾向方面起过十分重要的作用。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随着物质利益的多样化,随着党内腐败现象的加剧发展,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建立监督制度,引入监督机制,把党的权力部门和领导干部的行为置于全体党员和全体人民的监督之下,确保我们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色不变。这本身就是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一光荣传统在新形势下的弘扬和发展,定能在巩固执政根基、提高执政能力上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第六,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不断提高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能力”方面,提出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重大举措,抓好“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的工作,并鼓励理论工作者为党和人民事业的发展发挥思想库作用;提出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整体思路,并提出“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的重要概念;在引导社会舆论上,提出重视对社会热点问题的引导,积极开展舆论监督,完善新闻发布制度和重大突发事件新闻报道快速反应机制。

第七,在“坚持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不断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方面,指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意义:“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社会,是巩固党执政的社会基础、实现党执政的历史任务的必然要求”;[1](P23-24)明确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途径:“要适应我国社会的深刻变化,把和谐社会建设摆在重要位置,注重激发社会活力,促进社会公平和正义,增强全社会的法律意识和诚信意识,维护社会安定团结”。[1](P24)并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思路:(1)全面贯彻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方针,不断增强全社会的创造活力。(2)妥善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3)加强社会建设和管理,推进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社会管理体制创新包括:完善社会管理体系和政策法规,整合社会管理资源,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形成以基层党组织、城乡基层自治组织、社团、行业组织和社会中介组织为网络的社会管理和社会服务的合力,健全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相衔接的社会保障体系,加强和改进对各类社会组织的管理和监督。(4)健全工作机制,维护社会稳定。这些工作机制有:维护社会稳定的工作责任制、社会舆情汇集和分析机制、社会预警体系、政府应急机制、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机制等。(5)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的群众工作。

第八,在“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不断提高应对国际局势和处理国际事务的能力”方面,科学概括了我国对外方针政策的基本要点:(1)高举和平、发展、合作的旗帜,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走和平发展的道路,永远不称霸;(2)坚持从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出发,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确定我们的立场和政策;(3)按照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其他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正确处理大国外交、周边外交、发展中国家外交的关系,主动参与多边外交活动,积极在联合国等重要国际组织中发挥作用;(4)加强和改进党的对外交往工作,加强民间外交,更好地为发展国家关系服务;(5)坚持以冷静观察、沉着应对的方针和相互尊重、求同存异的精神处理国际事务,促进世界多极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促进经济全球化朝着有利于共同繁荣的方向发展,促进新安全观的树立,维护世界的多样性,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这些方针政策都是在正确总结新中国和平外交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方位和平外交经验的基础上形成的。另外,还明确提出了国家的安全观和安全战略,提出要抓紧构建维护国家安全的科学、协调、高效的工作机制,确保国家的政治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和信息安全。

在军队和国防建设方面,党的十六大的提法是:“贯彻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方针,提高高技术条件下的防卫作战能力”。[2](P43)《决定》根据中央军委对世界新军事变革的新对策,进一步提出:“坚持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方针,积极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和军事斗争准备,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的精兵之路,按照建设信息化军队、打赢信息化战争的目标,提高信息化条件下的防卫作战能力。”[1](P30)使我国当代国防建设和军队建设的方针进一步深化。

在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方面,党的十六大的提法是:“维护祖国统一事关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中国人民将义无反顾地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绝不允许任何人以任何方式把台湾从中国分割出去。”[2](P46)《决定》根据当前台湾局势的新变化,进一步强调了“两个最大”和“四个坚决”,即:“以最大的诚意、尽最大的努力争取和平统一的前景,坚决反对和遏制‘台独’分裂势力,坚决反对和阻止外国干涉势力插手两岸事务,坚决粉碎一切把台湾从中国分割出去的图谋,坚定不移地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1](P31)

第九,在“以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为重点,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新的举措。例如,在创建学习型政党上,提出要“围绕增强执政意识、提高执政能力,创新培训方法,提高培训质量,大规模培训干部”。在领导干部选拔任用考核上,提出“抓紧制定体现科学发展观和正确政绩观要求的干部实绩考核评价标准,完善职务和职级相结合的制度,实行党政领导干部职务任期制度,健全公务员制度。完善党内选举制度,改进候选人提名方式,适当扩大差额推荐和差额选举的范围和比例”,“严格控制选任制领导干部任期内的职务变动”,“有计划地组织和安排干部到艰苦地区、复杂环境和基层一线经受锻炼和考验”。在各级领导班子建设上,提出“要加强党内生活的原则性,认真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并形成制度,提高解决自身问题的能力”,“减少地方党委副书记职数,实行常委分工负责,充分发挥集体领导作用。逐步加大党委、人大、政府、政协之间的干部交流。优化人大、政协领导班子结构,逐步减少人大、政协领导职数”,“修订地方党委工作条例,制定党组工作条例”。在党的基层组织建设上,提出“根据基层党组织建设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调整组织设置,改进工作方式,创新活动内容,扩大覆盖面,增强凝聚力,使基层党组织都紧密联系群众、充分发挥作用”。在建立健全党内民主集中制上,提出“建立健全常委会向全委会负责、报告工作和接受监督的制度”,“建立党的代表大会代表提案制度。积极探索党的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发挥代表作用的途径和形式,建立代表提议的处理和回复机制。加强代表同选举单位党员的联系,听取和反映党员的意见和建议。党的各级全委会召开会议时,可根据议题事先征求同级党代会代表意见或邀请部分代表列席会议”。在加强廉政法制建设上,提出“真正形成用制度规范从政行为、按制度办事、靠制度管人的有效机制,保证领导干部廉洁从政”。[1](P32-38)

以上这九个方面的新提法、新思路、新举措,归结到一点,就是通过党长达55年的执政经验的积累和总结,在为谁执政、靠谁执政、怎样执政的问题上实现了一个新的飞跃,在治国理政的总体思路上实现了一个新的升华。我们要很好地珍视这些执政经验,很好地学习和研究其中贯穿的执政规律,很好地贯彻落实《决定》提出的执政新要求和新举措,使我们党在长期执政的历程中始终立于不败之地,为祖国和人民再创辉煌。

三、思想理论界应该如何贯彻落实十六届四中全会决定

《决定》提出:“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不断增强党的思想理论工作的创造力、说服力、感召力,着力回答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善于把人民群众的实践经验升华为理论,善于用理论创新的成果指导路线方针政策的制定,通过理论创新推动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的创新。”还提出:“加强马克思主义执政理论建设,深入探索党的执政规律。”[1](P20)这是对思想理论界的要求。

思想理论界贯彻落实十六届四中全会决定,归根结底就是要大力加强执政理论研究和建设。执政理论研究和建设,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前提和基础。大力加强马克思主义执政理论建设,既是党的建设的战略任务,也是思想理论界应当承担的重大课题。

第一,认真总结我们党从局部执政到执掌全国政权、再到长期执政的全部历史,从理论与实际、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的角度开展执政理论研究和建设。

我们党从战争年代局部执政开始,积累了丰富的执政经验。这些经验既有正面的,也有反面的,都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宝贵财富。重视执政经验和执政规律的总结,也是我们党的一个传统。从毛泽东提出的“三大作风”和“两个务必”,到邓小平提出的“这个党该抓了,不抓不行了”,到江泽民同志提出的“三个代表”以及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要求,再到这次《决定》总结的执政经验,为我们树立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深入总结执政经验,探索执政规律,发展执政理论的典范。执政理论的创新,必然带动执政实践的创新,带动执政方式的创新。我们要以《决定》为契机,进一步系统回顾和总结党执政的历史进程、历史经验,推动执政理论建设的蓬勃开展。

第二,认真总结苏东剧变、苏共亡党亡国的历史教训,从汲取教训的角度开展执政理论研究和建设。

20世纪90年代初发生的苏东剧变,曾经给人以极大的震撼。谁也没有想到,毛泽东当年的预言竟然成为了现实。尽管毛泽东在具体解决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理论和实践上都发生了全局性的失误,但是这个问题却随着苏东剧变再一次被提了出来。从那以后,研究苏东剧变的社会历史原因就成为一个重大的课题,牵动着对共产党如何长期,执政问题的深入思考。江泽民同志在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前后,也多次提出要深入研究苏东剧变的问题。苏东剧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可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对这个问题的思考越深入、越全面,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的把握也就越深刻、越全面。我们要把苏东剧变作为一面历史的镜子,时常拿来对照,时常拿来警醒自己。邓小平在苏东剧变后讲过一句话:不要以为共产主义不行了,消失了,没有那么一回事。我们要牢记这个教导,牢记思想理论界肩负的使命,使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成为一面理想和信念的旗帜。

第三,认真总结世界上一些长期执政的政党的执政得失,从借鉴外国的角度开展执政理论研究和建设。

移他山之石,博采各国之长,从来是中国共产党博大胸怀和世界眼光的体现。在借鉴世界各国的执政得失、执政经验方面,同样如此。我们所要总结和探索的,当然是马克思主义政党长期执政的经验和规律。这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形形色色的执政党有着本质的区别。但是也要看到,作为执政党,总要遵循一定的执政规律。例如,这些资产阶级政党是如何把自己的利益和意志转化成为国家的意志,并通过一定的法定程序使其合法化、得以贯彻实施的;这些资产阶级政党是如何缓和社会矛盾,调和阶级关系,争取民心,最大限度地巩固自己的执政基础的;这些资产阶级执政党是如何组织政府、管理政府,组织社会、管理社会,并使权力运行机制和社会运行机制相互协调,降低行政成本的;这些资产阶级政党在处理宗教和民族问题上有哪些可资借鉴的经验,等等。由于社会制度和国情的不同,对于这些当然不能全盘照搬,但是也需要认真研究,区别对待,适当借鉴。有比较才有鉴别。这种比较和鉴别,还可以加深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基本走向的认识。

进行执政理论研究,加强执政理论建设,需要科学的理论指导,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它作为一脉相承的、完整的理论体系,深刻揭示了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以此为指导,这次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是我们党的历史上第一个全面总结党的执政经验、指导全党担当起执政兴国历史使命的纲领性文件。我们作为思想理论战线的一员,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决定》为理论和政策依据,以对党和人民的事业高度负责的科学精神,解放思想、锐意进取,为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执政理论体系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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