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维新与社会变迁（笔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笔谈论文,社会变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百年沧桑说戊戌 唐振常
百日维新，何其短暂！然而，这短暂的百日，却铸就了历史的长远。设想当年，诏书连下，奏章飞上，士人争向西方寻求借鉴，人民仰首祈望变革，一时之间，这沉睡了二百多年的帝国，似乎觉醒了，尽管并没有很多的改革实际行动，毕竟咆啸之势已成，奔腾即将跃起。历史充满了希望。无何，转瞬之间，光绪皇帝软禁瀛台，六君子血染菜市口，康梁亡命海外，陈宝箴革职永不叙用，新政尽废。新政可以废于一时，历史开回了倒车，但是，维新的思想不灭，历史的希望永在，人心思变，这是怎么样的倒车也阻挡不了的。试看后来由清政府颁布实行的清末新政，远远超过了它当年所禁止的内容，证明了嘲弄历史者终被历史所嘲弄。然而，时间来不及了，社会解体，清朝政府一命呜呼。历史沿着另一个指向前进。
要说戊戌维新，得看历史发展之由来。历史事件发生于此时，溯其本源，有以致之。甲午之役，败于蕞尔岛国日本，李鸿章辛苦经营十年的北洋水军毁于一旦，陆师则湘、淮、毅、盛皆不足恃，连遭败绩，国亡无日，朝野震动。乙未签订马关条约，丧权辱国，民愤已极。于是，一批批知识分子以不同的方式走上求变之道。康有为联合在京应试举人数度上书倡变法，章太炎走出书斋，开始言变法维新，蔡元培始求西学，探维新之道。而是时（丁酉，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德国强占胶州。次年（戊戌）各国继之，俄占旅大，法占广州湾，英占威海，大有瓜分中国之势，国事更危。是年春为会试之期，各省举人相继入京，康有为等成立保国会，参加者达数百人，声势大过于前此在京成立的粤学会、闽学会、关学会、蜀学会等。保国会成立之后，地方性的保滇会、保浙会等，亦相继以起，一时声势大张。这种中国知识分子传统的结社集会的方式，使爱国求变的呼声大盛。正在此时，多次阻止光绪召见康有为的恭亲王奕死，康有为等促于下，翁同龢谋于上，于是而有四月二十三日（6月11日）定国是之诏下。百日维新从此开始。
百日期间京中维新经过，论者多矣。除此，不应忽略湖南地方的维新措施。早在乙未（1895年）陈宝箴任湖南巡抚起，即力办新政，而丁酉（1897年）梁启超偕其康门同学数人应邀入湘主讲时务学堂，带去了更多的新学。湖南是经历了新政实践的。据陈三立《巡抚先府君行状》所述，陈宝箴在湖南为政之大要“在董吏治，辟利源；其大者在变士习，开民智，饬军政，公官权。”其具体施为是，“既设矿务局，别其目曰官办，商办，官商合办；又设官钱局，铸钱局，铸洋元局，……又通电竿，接鄂至湘潭，……而时务学堂，算学堂，湘报馆，南学会，武备学堂，制造公司之属，以次毕设。又设保卫局，附迁善所，……又属黄君（遵宪）改设课吏馆，草定章程。又选取赴日本学校生五十人，待发。其他蚕桑局，工商局，水利公司，轮舟公司，以及丈勘沅江涨地数十万亩，皆已萌芽发其端。由是规模粗定。当是时，江君标为学政，徐君仁铸继之，黄君遵宪来任盐法道，署按察使，皆以变法开新治为己任。其士绅负才有志意者，复慷慨奋发，迭起相应和，风气几大变。湖南之治称天下，而谣诼首祸亦始此。”
以上引录稍多，藉以明湖南新政之内容及实效。而陈三立助其父办新政，所言自确切可信。于此，可知陈宝箴是躬行实践其维新之政，非空言变法立异以为高，这在当时是独树一帜的。陈寅恪先生尝论其所以如此，在所撰《读吴其昌撰〈梁启超传〉书后》文中，先生谓当时主张变法者实有不同之二源，不能混一而论。先生说：“咸丰之世，先祖（振常按，即陈宝箴先生）亦应进士举，居京师。亲见圆明园干霄之火，痛哭南归。其后治军治民，益知中国旧法之不可不变。后交湘阴郭筠仙侍郎嵩焘，极相倾服，许为孤忠闳识。先君（振常按，即陈三立先生）亦从郭公论文论学，而郭公者，亦颂美西法，当时士大夫目为汉奸卖国贼，群欲杀之而甘心者也。至南海康先生治今文公羊之学，附会孔子改制以言变法，其与历验世务欲借镜西国以变神州旧法者，本自不同。故先祖先君见义乌朱鼎甫先生一新《无邪堂答问》驳斥南海公羊春秋之说，深以为然。据是可知余家之主变法，其思想源流之所在矣。”这就是陈三立《巡抚先府君行状》所说：“府君盖以国势不振极矣，非扫敝政，兴起人材，与天下更始，无以图存。”
两源不同。陈宝箴、三立父子和郭嵩焘主张变法之源，是“历验世务欲借镜西国以变神州旧法”，即是经过实践和观察，觉察旧法不能不变，而变的依归，则是借鉴西法。上举在湖南的施为，均是从此得来。康有为所行，则是托古改制，以今文公羊之学附会出孔子改制言变法。诚然，康有为亦窥西学，甚至于对西学的了解，可能比陈宝箴要多，然一无陈宝箴治军治民之实践，便显空泛；二是依托附会，行之之道乃成无据。甚而处处依托中国古制古法，其所引介之西法西制，不免逾淮为枳非其本样了。同样一个变法，两源不同，所行两是。《巡抚先府君行状》说：“康有为之初召对也，（先府君）即疏言其短长所在，推其疵弊。”陈宝箴和赞成新政的孙家鼐都曾请毁《孔子改制考》一书。张之洞亦不同意孔子改制之说，谭嗣同办《湘学报》倡素王改制之说，张之洞曾电陈宝箴驳谭说。陈宝箴最推许最知己的同道是郭嵩焘。正因为两源不同，康有为托古改制以言变法为宝箴父子所不喜，创办时务学堂时，黄遵宪力荐康有为主讲，陈宝箴询之陈三立，“对以曾见新会之文，其所论说，似胜于其师，不如舍康而聘梁，先祖许之。”（《读吴其昌撰〈梁启超传〉书后》）这便是梁启超主讲湖南时务学堂由来。
历史演进变化，与维新派同时应运而生的新兴势力，尚有袁世凯领导的北洋新军和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力量。乙未和议告成，即议裁军和改编军队。后议军：湘、淮、毅三军各留三十营，由魏光焘、聂士成、宋庆三人各为总统。炮台守军、北洋亲兵等，则汰弱留强，力加整顿。至乙未十月间，胡燏芬所统定武军七千人，归入袁世凯接统，于湘、淮、毅三军之外，袁军别树一帜，成为北洋后起之秀。及后小站练兵，营垒既建，又复赴各地大量招募兵丁，配置骑兵，备置新式枪炮，重行编训，教官多来自德国。军中干部，多用淮军、毅军旧人，下级干部多出身天津武备学堂。新军逐加扩充，其干部多成一时将帅，遍布全国。辛丑和约之后，袁世凯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他所统领的北洋新军取代了其他诸军。而他分布于全国的手下将帅，便成了民国初年人所习知的北洋系军阀。袁世凯还是凭藉了北洋新军，成为不可一世的人物，为中国军阀之祖，左右政坛多年。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力量，大兴于庚子（1900年）之后，屡扑屡起，形势所致，人心拥护，后来居上，终于武昌一呼，清室倒台，民国以成，尽管这民国的命运亦夫悲惨可怜，跌跌起起，艰难之至，毕竟历史起了大变化，首义之功不可殁。
甲午至戊戌，戊戌至今日，尔来一百年矣。甲午之清流浊流，主战主和，戊戌及其以后之二源三派，尽成历史陈迹。后之读史者或可深思，不管源，不管派；不论维新，不论革命；不问开明专制，不问民主共和，其在历史的阶段中，能具远见，足踏实地，一步一印地致力于中国近代化现代化之躬行实践，即为最高的工作，最具成效，而为国家和人民所顶礼欢迎。
戊戌维新与中国社会走向 沈渭滨
今年是戊戌维新百年祭，百年前的维新变法运动，虽以血荐轩辕而告失败，但它对二十世纪中国社会走向所产生的深远影响，却是个说不尽的话题。
最引起后人注意的，莫过于二十世纪最初十年间清政府“新政”中出台的一系列举措，竟与百日新政的内容极为相似！撇开两者的主观意图，单就政体改革而言，不论是改革从官制入手的操作顺序，还是政体以立宪为本的改制模式，几乎都是维新派设计的翻版。足见经过自下而上的变法宣传和自上而下的百日新政，“变亦变，不变亦变”，“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的思想，已经日益在统治集团中产生着“酵化”作用。那些在清末新政和预备立宪中起骨干作用乃至充当带头羊的内外官员，如张之洞、刘坤一、袁世凯、岑春煊、孙家鼐、王文韶、陈宝琛、汪大燮、徐世昌等人，都曾是维新时期北京和上海两地强学会的成员。可以说，若没有维新思想在统治层面的“酵化”，就不可能从封建专制集团中分化出一个主张政体变革的开明官僚群体；若没有这群开明官僚对清末新政及预备立宪的热心支持和积极推行，就难以出现两次新政的惊人相似，人们常说，戊戌维新第一次把中国人学习西方的过程从技术层面拓展到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层面，表现了向西方学习的深化。须知这种理念上的深化转变为社会事实上的进步，要到清末十年新政时才真正体现出来。维新派的变法旗帜，被镇压变法的刽子手接了过去；改变封建政治体制，由封建统治者自己导演，这就是喜欢捉弄人的历史辩证法！由此可见，任何一种符合历史发展要求，推动社会进步走向的改革事业，尽管改革者流血断头、改革中途夭折，但它一定会在新的形势下，以新的形式，顽强地再现。中国近代史上两次不同性质的新政，给这个人所熟知的历史逻辑提供了悲喜剧式的实例。
其次，戊戌维新也是近代中国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思想启蒙运动，它借助孔学权威宣传的改制主张、变易哲学和西学的人权天赋、社会进化学说融和揉合，以惊世骇俗的文字，振聋发瞆的语言，教育和动员了广大的士大夫阶层从儒学旧传统中解脱出来，直面“世变”、观乎“运会”，在瓜分狂潮，国难深重，焦灼惶恐、体用莫辨的当口，知社会之所趋，明革故鼎新之必然。它以组织学会，创办报刊、聚徒讲学、上书言政等方式，倡言民权，主张上下情通、设立议院，“平君臣之尊卑，改男女之外内”，使正在成型中的新式知识分子群体心智开张，成了要求变法和社会进步的中坚。短短几年内，整个社会舆论被掀动，社会思潮迅速转换。正如时人所说：旧藩顿决，智慧骤开，“如万流潏沸，不可遏抑也。”
从思想史角度考察，维新派着力宣传的民权思想，是晚清思想界最能震撼人心，最有感召力的思想，而以民权为内核，以君民共主为政体形式的君宪思潮，则是跨越两个世纪，历时弥久的社会思潮。它在洋务思潮日丽中天时，以批判洋务派徒袭西学皮毛、割裂体用的姿态脱颖而出，在与朝野守旧派的辨难中变为知识界的心声，又在百日新政时趋于鼎盛。新政夭折后不仅没有褪色，反而因清末新政和日俄战争的运会而越形张扬。后来的预备立宪一定程度上就是这个思潮催生的产儿。与此同时滋生的民主革命思潮，虽在1905年后逐渐成为主流，但不少民主革命派的精英，都由民权的奶汁哺育成长的。可见晚清三种社会思潮依次递进的走向中，戊戌维新时期的民权思想和君宪思潮，显然是承前启后的重要环节。它在思想史上的启蒙意义，它对二十世纪社会思想演变发展所起的作用，决非可以用一个政治运动的失败来界定的。
从思想传播的角度说，一种思想主张要为社会接受并达到共识，关键就在拨动中间阶层而形成上下沟通的传递机制。戊戌维新作为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思想启蒙运动，就是充分运用舆论工具，教育和动员了在中国社会生活中最具影响力的士大夫和最有活力的新式知识分子群体这一阶层，形成了思想传递机制，这个问题表现了维新派在舆论动员上两个方面的卓识：一是他们对传媒的重视，二是他们着力争取中间阶层，这两方面都对后来的中国思想界、政治界产生过重大影响。
从前者看，维新运动期间，全国各地成立的各种学会、社团共42个，创办报刊共32家，列名于学会的各界人士在千人以上，仅北京和上海两地的强学会和保国会三个社团，有名可稽的就有近240人；发行报刊的城市有北京、天津、上海、广州、长沙、重庆等11处。团体之多，地域之广，人数之众，效应面之大，是旷古未有的。可以说近代中国社会之重视传媒和社团的作用，实在是从维新运动开始的。
从后一方面说，学会的创立，不仅在于以共同的宗旨团聚了当地一批思图改革的人群，形成一股社会力量，而且在于创造了一种使各界人士发表政见，抒展新知的公共场所；报刊的创办，沟通了改革思想交流的渠道，导引了社会舆论；学堂的设立，更是以师生直接对话的形式造就了一批君宪论的信徒。这一切，都有形无形地影响了知识阶层思想意识和价值取向的转移，为迅速掀起一场轰轰烈烈的政治运动奠定了人材和思想两方面的基础。尽管历史学家可以评论这种传递效应的广度深度还很不够，但当时作为思想传播中介层面的知识群体，已被维新思潮所左右，则是不争的事实。后来，革命派注意办报、成立团体、争取中等社会等举措，都有着向维新派学习的成份。
再次，戊戌维新期间，维新派在经济方面要求设立商会、振兴商业、废除厘金制度、发展工商实学等主张，正是当时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在封建体制内苦苦挣扎，要求独立发展的呼声。振兴商业本是洋务派的口号，但他们把资本主义强行按捺在官督商办的封建体制内，维新派则要求商人独立自办工商企业；厘金制度病商害商最甚，维新派呼吁朝廷裁撤；中国商人向无社会地位，更无自己组织，维新派主张各省设立商会，由中央特设之通商院管理。这些呼吁和主张，尽管在百日维新的新政诏书里因大打折扣而未如所请，但并未影响维新派曾充当过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要求和资产阶级争取政治地位代言人角色的历史作用，如果说，中国资本主义因其弱小而无法由资产阶级直接反映自身利益要求，需要由其他社会力量代言是中国不同于西方的特殊国情之一，那么维新派作为代言人，不正是中国资产阶级开始登上政治舞台的曲折映象吗？
值得指出的是，维新派在变法期间未得实现的经济要求，在二十世纪初年的新政中大多得到了落实。中国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的机遇，恰恰是在被历史学家判为“假维新”中获得的。连同上述所说清末新政中的政体改革，似乎可以引出这样的结论：一个封建专制政权，在内外形势严重压力下被迫作出的匆忙改革，往往只能以对手提过的方案作为“自改革”的蓝本和旗帜，以获得喘息之机。这虽然反映了统治集团也有自我保护的应变调节能力，但是一旦启动，后果却往往与愿望大相径庭。清王朝的迅速垮台，即是明证。
客观地看，当我们评说百年前这场意义深远的变法维新运动对中国社会走向所起积极作用时，也不应忽视它实际上存在的负面影响。其中最深的一点是对旧势力过于宽容。他们在政治上虽主张变革专制体制，但实际操作上则从改革官制入手，而官制改革又不撤旧衙门，只设新衙门，显得极为迂阔；他们虽主张设制度局以实现立宪政体，但设计的主旨则在“君民共治”。与西方议会抑制君权不同而赋予君主以很大权力；在思想上，他们吹倡民权，主张开发民智，激进者甚至号召冲决封建网罗，但实践上却提倡“保教”，要把孔学尊为国教而顶礼膜拜。正是在如何对待西学和传统文化两大问题上，维新派给旧势力留下了广阔的活动空间。改革者的怯懦，只能给中国社会的近代化进程增添一份步履艰难的特点，在以心香一瓣祭奠戊戌英烈之际，想起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中所说：“凡改革之事，必除旧与布新两者之用力相等，然后可有效也。苟不务除旧而言布新，其势必将旧政之积弊，悉移而纳于新政之中，而新政反增其害矣。”命笔至此，不由得思绪涌动，感既万千也。
戊戌维新与国家观念的转型 李华兴
“秦皇扫六合，虎视何雄哉！”自秦始皇统一全国之后，中国就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的封建国家。两千多年来，传统的国家观念和国家制度根深蒂固地支配着历代帝王和庶民百姓的视动言听。“君权神授”和“朕即国家”成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天条，“皇权至上”和君国一体的“忠君报国”论，成为中国伦理政治的金科玉律。梁启超在《中国积弱溯源论》中沉痛地指出：“爱国之心薄弱，实乃积弱之最大根源。”而中国人爱国心之所以比欧西日本薄弱，病源即在深受传统国家观念之害。其症候：“一曰，不知国家与天下之差别”。自古以来，中国以禹域为天下，视他国为蛮夷，于是，“一则骄傲而不愿与他国交通，二则怯懦而不欲与他国争竞。”“二曰，不知国家与朝廷之界限”。数千年来，“以国家与朝廷混为一谈”，只闻有朝廷，不知有国家，以致“误认朝廷为国家”。“三曰，不知国家与国民之关系”。国民本是国家的主人，但在中国却成了奴隶，“有国者仅一家之人，其余则皆奴隶也”。
传统是一股巨大的历史惰性力。传统的国家观念若不改变，国家制度的变革便无从谈起。正是从这一视角切入，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始于19世纪70年代而于戊戌时期扩散的、先进中国人对西方近代国家观念的传播和对传统国家观念的批判，是近代中国政治制度转型的必不可少的理论准备。
西方的近代国家学说，以领土、主权、人民总构成国家的三要素；三者之中，又以主权为核心。主权是近代民族国家最基本的属性，是国家对内的最高管辖权、对外的独立平等权和抗御外敌的自卫权的耦合体。早在17世纪，主权就成了西方近代国家关系和国际法的价值基准。主权是至高无上、不可转让、不可分割的。对于任何一个主权国家而言，“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我们对香港问题的基本立场》，《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2页）。但在中国，直到19世纪，最高统治者依然陶醉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梦境，他们的头脑里仅有在朝贡制度下天朝对于藩属的宗主权，而无世界各国并立、平等交往与竞争的主权国家观念。只是经过甲午惨败之后，中国人才从丧权辱国、割地赔款的奇耻大辱中，从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瓜分狂潮中，从西方国家学说的启蒙影响和西方列国折冲尊俎的示范效应中，领悟并增强了自己的主权意识，凸现了近代国家观念，迸发了激昂的近代爱国主义思想。
当我们与历史对话，重读1895年5月康有为发动1300多名应试举人呈递的《公车上书》时，不能不受到极大的心灵震憾。在“割地之事小，亡国之事大”的强刺激下，举人们“不避斧钺之诛”，恳请光绪帝“下诏鼓天下之气，迁都定天下之本，练兵强天下之势，变法成天下之治”，以求“立国自强”，“保疆土而延国命”。《公车上书》全文16147字，其中，“国”字竟出现了155次，频率高达1%。除用于称呼中国及英国、俄国等国名外，“国”字的使用范围包括：国家、国命、国体、国政；国耻、国势、国强、国弱；亡国、鬻国、立国、自强、丧师辱国；富国、利国、国计、国帑；万国、诸国、列国、外国、敌国、灭国等（《康有为政论集》上册，第114—136页）。
循着历史的轨迹，我们从1898年4月康有为的保国会演说和保国会章程中，更能体认戊戌时期近代国家观念在中国的快速演进。面对“吾中国四万万人，无贵无贱，当今日在覆屋之下，漏舟之中，薪火之上，如笼中之鸟，釜底之鱼，牢中之囚，为奴隶，为牛马，为犬羊，听人驱使，听人宰割”和国势险危，朝不保夕，今日“失地”，明日“失权”的“奇惨大痛”，康有为挺身而出，发起成立了保国会。他在《保国会章程》中大声疾呼：第一条，“本会以国地日割，国权日削，国民日困，思维持振救之”。第二条，本会“卧薪尝胆，惩前毖后，以图保全国地、国民、国教”。第三条，“为保全国家之政权、土地。”第四条，“为保人民种类之自主。”第九条，“本会同志讲求保国、保种、保教之事，以为议论宗旨。”第十条，“凡来会者，激厉奋发，刻念国耻，无失本会宗旨。”（《康有为政论集》上册，第230—241页）。
《保国会章程》通过振救“国地”、“国权”、“国民”，洗雪“国耻”，保全“国教”（即中国传统文化）等理念，把中国认为一个具有领土、主权、人民的独立的完整的国家。这表明，作为一个群体，维新志士已经醒悟：中国的领土不许任何国家宰割，中国的主权不容任何国家侵犯，中国的国民不准任何外国人欺凌。在他们心目中，“国权”是国家主权和国家利权的统一。因而，围绕振救和保全“国权”引爆的冲击波，汇成一股巨大的推力，驱动了戊戌时期国家观念的更新和国家制度的变革。显然，《保国会章程》是一篇标志中国近代国家观念形成与发展的重要历史文献。
稍后，梁启超在1900年2月便直接用三要素论来解释国家的构成。他说：“夫国也者，何物也？有土地，有人民，以居于其土地之人民，而治其所居之土地之事，自制法律而自守之；有主权，有服从，人人皆主权者，人人皆服从者。夫如是，斯谓之完全成立之国。”（《少年中国说》）。透过源于西方的这种国家要素论，梁启超不仅否定了君主是国家唯一属性和“朕即国家”的传统国家观念，而且帮助中国人民深化了对人民主权和捍卫国家主权的理性认识。同年10月，刊登于《清议报》的一篇署名“自强氏”的文章，更用直截了当的语言宣告：“中国者，吾中国人之中国，非他人所得而保存也”。“国家之存亡兴衰，一视乎国民之独立精神，……我四百余州之地宁可碎，四亿万人之头宁可断，而国民独立之精神必不可少屈”！展示了中国人民维护国家独立、捍卫国家主权的宁死不屈的壮烈情怀。
伴随着主权意识的昂扬，在戊戌时期国家观念新陈代谢过程中，人民主权的思想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突破性发展。早在1895年3月，严复就曾引用西方学者的言论称颂民主制的国家制度，着重指出：“国者，斯民之公产也；王侯将相者，通国之公仆隶也。”民者，“天下之真主也”。然而在中国，主仆关系被完全颠倒，君主“高高在上”，“唯所欲为”；民众“其卑且贱，皆奴产子”。因此，严复尖锐抨击了韩愈《原道》篇所鼓吹的君权至上论和君权神授论，并从君由民择的国家起源论出发，义正词严地宣称：“君不能为民除其强梗、防其患害则废”。还勇敢地揭露：“秦以来之为君，正所谓大盗窃国者耳。国谁窃？转相窃之于民而已。”（《辟韩》）。与严复惊世骇俗之论后先媲美的，是谭嗣同冲决网罗的激进思想。谭嗣同认为，在君民关系上，“君末也，民本也”；“君也者，为民办事者也”，由民“共举”而生。既如此，君主若不能“为民办事”，就应由民“共废之”，“事不办而易其人，亦天下之通义也”（《仁学》）。如果把严复的“君由民择，民可废君”，谭嗣同的君由民“共举共度”，和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主张“以绞杀废除暴君”的人民起义行动为“合法”的谠论相比较，可以明显地看到，戊戌时期中国启蒙思想家放言高论的国家观念中，已经闪耀着西方近代国家学说中“人民主权”论和人民有权起义的思想光芒。
戊戌时期国家观念的更新，不仅推动了维新志士变更国家制度、建立君主立宪的勇敢尝试，而且哺育了一批革命党人，激励他们为推翻封建帝制、创建独立民主的主权国家而奋斗不息。也正是在观念更新和制度变革的互动影响中，在中国人民救亡图存、振兴中华的长期实践中，国家观念逐步实现了它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
——谨以此短文，祭戊戌维新100周年，缅怀它对中国人民争取独立和现代化事业的伟大贡献。
维新变法与儒学的异化 杨国强
从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开始，西人用火炮打碎了中国的藩篱。而后的半个多世纪里，民族矛盾的逼扼演化为两个相关的历史过程：一面是疆域和主权的破碎；一面是二千年岁月文化铸成的中国自我形象的破碎。前一个过程发生在世人眼前，其触目惊心曾直接地促成了六十年代从内战中崛起的那一辈人的“自强”意识。后一个过程则发生在世人的心头，由忧思衍释出种种危言，并在九十年代积议论而成思潮，催生了倾动天下的维新变法。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因之而成了思想史上别开生面的人物。他们所体现的历史嬗蜕，醒目地昭示了儒学的异化。
康有为以维新变法得大名。虽说他写过许多上皇帝书，但那都是给一个人看的。真正以笔下的文字召来“思想界之一大飓风”，引发了“火山大喷火”和“地震”的，是他重释儒学的《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前一本书诘刘歆伪造古文经，湮灭了圣人的真义。此后“六经暗曶”，遂使东汉以来的懦学，皆与孔子无涉。后一本书说孔子作六经，以布衣改制而为素王，是个变法的行家。在他传给后世的微言大义里，十九世纪的中国人能够读出与欧西制度相仿的民主、议院、选举等等深意来。这种上掩百世下掩百世的笼罩力，使孔夫子超越了时间和空间，巍巍然成教主。康有为自信这两本书“摧廓伪说，犁庭扫穴”，功在“提圣法于既坠”而“出诸儒于云雾”。（《新学伪经考·序目》）。但他“考”出来的孔夫子，其实是一个儒学知识分子不认识的人。因此“诸儒”还没有走出“云雾”，康有为就已经成了掊击的对象。孙家鼐说：“孔子制法一篇，杂引谶纬之书，影响附会，必证实孔子改制称王而后已，言春秋既作，周统遂亡，此时王者即是孔子。无论孔子至圣，断无此僭乱之心，即使后人有此推尊，亦何必以此事反复征引，教化天下？”（《奏译书局编纂各书请候钦定颁发并请严禁悖书疏》）。陈宝箴说：“据一端之异说，征引西汉以前诸子百家，旁搜曲证，济之以才辩，以自成其一家之言，其失尚不过穿凿附会，而会当中弱西强，黔首坐困，意有所激，流为偏宕之辞，不觉其伤理而害道”（《觉迷要录》卷一，《厘正学术造就人才折》）。张之洞尤“不信孔子改制”之说，深恶康党从泰西景教那里学来的“孔子纪年”，指顾之间，由热脸相向一变而为冷眼睥睨。在戊戌年间的中国，这些人都曾与维新变法同过路，但他们又都无法容忍康有为笔下的那个孔子。更自觉于文化保守主义的王先谦、叶德辉之类，则直言其用夷变夏，合种通教，“诬孔子以惊世骇俗”（《翼教丛编》卷四，《长兴学记驳议》）。比之西太后的杀气，这种围绕儒学的文化论争内含着更加深刻的历史内容。康有为是一个尊孔的人，又是一个因震惊而羡服西政和西教的人。在“中体西用”那个命题里，这两种东西是分开来的；但在康有为手里，这两种东西却分不开来：
春秋之作，何为也？郑玄谓大经春秋，大经，犹大宪章也。纬称孔子制法，所谓宪法也。孔子，圣之时者也，知世运之变而与时推迁，以周世用。故为当时据乱世而作宪法，既备矣，更预制将来，为修正宪法之用，则通三统焉。孔子又为进化之道，而与时升进，以应时宜，故又备升平太平之宪，以待将来大同之世修正宪法之时有所推行。各国之为宪法，限于一国及一时，春秋之宪法，则及于天下与后也。（《刊布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题词》）。
这一类文字在汉学与宋学的家法之外别成一路，既不能以逻辑通，也不能以义理通，剩下来的只是些独断。独断不会产生说服力，其不为多数人喜欢是理所当然的。然而康有为的独断又是在社会变迁的历史过程中产生的，并因之而耐得住读史之际的咀嚼。与“中体西用”之确然自信相比，他以西学解读孔夫子的心路之中其实已不再有足够的自信。牵强附会和穿凿独断的背后，正是中国自我形象破碎所留下的一片惶急与悲哀。二千年来儒生心目中的万世师表在西化中变成了素王和教主，随之而来的是儒学的异化。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的老师陈旭麓先生说过：康有为是近代中国第一个新儒家（他说：十九世纪的新儒学为了变革而把西学引入孔学；二十世纪的新儒学则是面对欧风美雨的冲涮而苦苦固守本位文化）。
当社会思想已经面临嬗蜕的时候，儒学的异化便不会是一种个别的现象。初版于戊戌年间的《天演论》以进化为国人启蒙，留下了长远的思想影响。但以当时而论，它最能震动人心的地方却在于“物竞天择”那一套道理。五十年来，民族矛盾的逼迫使忧时之士常常申论“势”与“理”。前者讲的是强弱和利害，后者讲的是善恶和是非。为势所抑的中国人始终在心里守护着理。然而“物竞天择”以天道和运会倡说强弱利害，遂使善恶是非一面不能不奄奄消歇。时人说：“自严氏之书出，而物竞天择之理厘然当于人心，中国民气为之一变”（《民报》第2号，《述候官严氏最近政见》）。后来随风远播的“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正是由物竞天择推演出来的一种认识。这个过程摧毁了儒学中的许多道理。严复在《天演论》自序中说：“今夫六艺之于中国也，所谓日月经天，江河行地者尔。”他自认是一个儒者，但经他改造过的进化论，却使越来越多的中国人从精神上疏离了圣人之教，而后是二十世纪儒学的普遍衰弱。
与制造思想的康有为、严复相比，“自梁启超、徐勤、欧榘甲主时务报、新知报，而异学之诐词、西文之俚语，与夫支那、震旦、热力、压力、阻力、爱力、抵力、涨力等字触目鳞比，而东南数省之文风，日趋于诡僻，不得谓之词章”（《长兴学记驳议》）。种种来自经史之外的东西移入笔端，以文字的魔力鼓荡一世，使人欢喜使人愁。这些从儒学中异化出来的文体为更新的思想创造了一种载器，此后的知识分子便一代比一代走得更远。
戊戌维新与上海 熊月之
戊戌维新作为政治改革运动，中心在北京，作为思想启蒙运动，中心在上海。十九世纪末的上海，因其独特的政治格局，相对自由的文化环境，对维新思潮的酝酿，维新运动的发生、发展，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变法运动失败后，上海在救援维新志士方面，在继续维新宣传方面，发挥了任何其他城市无可替代的作用。
鸦片战争以后，特别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社会危机四伏，边疆危机，内战危机，财政危机，人才危机，生存危机。稍微留心国事的人都意识到，中国社会再也无法沿着原有的道路一成不变地走下去了。改良思潮因之而起。处在中国对外联系前沿和矛盾漩涡中的上海，对这一危机感觉特别敏锐。改良思潮在这里酝酿，改良思想从这里传播。
上海知识分子关于变法的议论，可以上溯到五十年代。在1857年出版的上海第一份中文期刊《六合丛谈》上，松江人韩应陛写的《用强说》、王利宾即王韬写的《反用强说》，都是讨论变法问题的时论文章。六十年代，寓沪西人所办的《上海新报》、《教会新报》上，不时有议论时政、倡导变法的文章。冯桂芬在1861年所写的《校邠庐抗议》，系统地提出了社会改革的设想，代表了那个时代的最高水平。他拟订的变法设计，诸如变官制、汰冗员、公黜陟、复乡职、制洋器、采西学、变科举、改会试、广取士、变捐例、兴水利、均赋税、收贫民等，在以后三十多年中，不断为其他启蒙思想家所征引、发挥，乃至到戊戌时期，光绪皇帝还曾命令将《校邠庐抗议》印刷给百官，作为变法参考书。冯桂芬思想中，最有时代意义的，是他对文化价值的认定，不以其来自何方、创自何人而定其价值，而以“善”为唯一标准，所谓“法苟不善，虽古先吾斥之；法苟善，虽蛮貊吾师之”。这是在西方文化涌来之际，勇于吸外来文化，充满自信的相当健康的文化心态。正是从这一标准出发，他不顾时忌地提出，中国与西方相比，“人无弃材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必符不如夷”。这四不如夷，囊括了中国与西方在人事、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差距。这种不崇古、不鄙西、开明而健康的文化进取意识，在六十年中国，没有第二人。
自七十年代到甲午以前，中国变法的呼声，大半由上海发出。集买办、文人、实业家于一身的郑观应，以其过人的眼识，由《救时揭要》而《易言》而《盛世危言》，呼吁变法持续二十多年。设在租界的《万国公报》与《申报》，由外国人经营，清朝政府管不着，变法论说连篇累牍。什么君主制不如君民共主，什么三权分立，什么《论西国自由之理相爱之情》，什么《论中国教育之法不及泰西》、《论中华祛弊变法必先以学校为本》、《开铁路有十利说》，议官制，批八股，论实业，应有尽有。那时，清政府对报刊宣传功能还懵里懵懂，还不晓得要制订新闻管制条例之类，因此，变法之议，刺耳之言，汩汩滔滔，流向全国。至于《万国公报》是如何影响了康有为，梁启超如何路过上海因购买《瀛寰志略》而生变法之思，谭嗣同如何向傅兰雅讨教西学，那早已为学术界耳熟能详。
甲午战争失败以后，康有为等在北京发起公车上书，维新变法由书生议论发展为政治活动。此后，变法成为举国上下的中心议题，宣传变法的报刊、学会在各地竞相创办，上海最为突出。据统计，从1985年至1898年，维新派在全国创办了近40种报刊，其中27种在上海发行；全国先后成立过78个学会，其中有17个在上海。上海成了维新宣传中心。《时务报》从1897年第18册起，附有一个英文标题：The Chinese Progr-ess，意为“中国进步”，标示着她以整个中国作为自己的关怀对象。确实，此报发行量之大，影响之广，文体之新，在中国报刊史上，在中国启蒙运动史上，都竖起一座丰碑。经过她的有效宣传，精英思想成了社会舆论，变法成了时尚。难怪有人称《时务报》的创办“为中日战后维新百度之第一美政，足以昭示五洲万国而无愧”（王元稚致《时务报》馆，《汪康年师友书札》第1册第51页）
戊戌时期的上海，出版着《时务报》等众多报刊，聚集着梁启超、章太炎、汪康年等众多维新人士，有广学会、农学会、不缠足会等众多团体；因当时南北铁路干线尚未铺设，上海为出入国境的主要港口，是南方和内地人士北上京师由江路换海路的转换地，而且是全国电报、信息中心，因此，上海报刊确为全国报刊的领袖，上海议论常成全国舆论的先导。看那时候全国各地给汪康年等人写的信，除了夸赞报纸办得好以外，不是托购新报，托买新书，就是代觅新学人才，总之，对上海充满了无限的期望。
戊戌政变后，维新派力量的集结地，由专制高压的北京，南移到清廷权力难以充分施展的上海，维新派利用这里的特殊环境，进行抗争。反对“己亥建储”就是抗争的表现。己亥年底，慈禧采纳荣禄的建议，建立大阿哥，预定庚子年元旦让光绪皇帝让位。消息传出，海内震动。各地维新派早已星散，积聚不起反抗的力量。这时，上海维新派投袂而起，表现出一种以一木独支大厦的大无畏气概。1900年1月26日，经元善联合蔡元培、章太炎等一千多人公电北京，反对建储，要求保护光绪。登高一呼，地动山摇。第二天，上海绅商又集会研究反对建储的具体办法，发出公启，呼吁全国工商各界奋起抗争。最后，慈禧太后迫于内外压力，不得不取消废立计划。
谈戊戌维新与上海，不能不说到康有为、黄遵宪案件。戊戌政变发生，慈禧太后下令通缉作为维新精神领袖的康有为，要求抓到后立即就地正法。三天后，康有为逃到上海，在公共租界的庇护和护送下，躲过清政府的搜捕，转道香港，再避地海外。另一位维新名人黄遵宪在政变发生时，正滞留上海。清政府派兵围住他在租界的寓所，也被租界当局以种种理由保了下来，最后达成妥协，让黄返回广东老家。可以这么说，如果没有上海租界这层关系，在康、黄的履历表上，其卒年很可能都是1898，“戊戌六君子”很可能是七君子或八君子，中国思想史上也就不可能再有《大同书》这一页了。
康黄案件表明，在顽固派与维新派对峙的两极之间，上海租界在某种程度上成了一个很难给一确切名称的特殊地带。对于清政府来说，这里是权力控制薄弱点，对于维新派来说，这里是避难地、逋逃薮。这一特点的凸显，对于清末政治、文化走向的影响巨大，对于上海在中国独特地位的形成影响巨大。蔡元培有一段话，很能反映当时知识分子对这一特点的敏感认识：“盖自唯戊戌政变后，黄遵宪逗留上海，北京政府欲逮之而租界议会以保护国事犯自任，不果逮。自是人人视上海为北京政府权力所不能及之地。演说会之所以成立，《革命军》、《驳康有为政见书》之所以能出版，皆由于此”（蔡元培：《读章氏所作〈邹容传〉》，《蔡元培全集》第1卷，第400页）。所谓“人人”云云，说明了这种看法的普遍性。
正因为如此，戊戌政变以后，新派人物纷纷南下，蔡元培、张元济等都离开了北方。二十世纪初，上海成了新派人物的大本营。于是，在清末民初的近二十年中，上海与北京成为革新与守旧的两大基地。且看清末人的评论：“时人谓上海、北京为新旧两大鸿炉，入其中者，莫不被其熔化，斯诚精确之语。北京勿论矣，请言上海。自甲午后，有志之士咸集于上海一隅，披肝沥胆，慷慨激昂，一有举动，辄影响于全国，而政府亦为之震惊。故一切新事业亦莫不起点于上海，推行于内地。斯时之上海，为全国之所企望，直负有新中国模型之资格”（田光：《上海之今昔感》，《民立报》，1911年2月12日）。
综合来说，上海对于戊戌维新来说，在甲午以前，是舆论先导；在运动当中，是宣传中心；在政变以后，则勉撑危局。戊戌政变的发生，使得上海在晚清政局中的独特地位更为突出，加速了上海成为全国进步文化中心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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