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浦东新区与天津滨海新区、深圳特区的比较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深圳特区论文,上海浦东论文,天津论文,新区论文,滨海新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27.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1309(2007)03—0013—08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的发展实际上是按照由点及线(带)、由线(带)及面的“点——线(带)——面”的轨迹展开的。上世纪80年代的深圳特区、90年代的浦东新区都充分发挥了基础“点”、增长“极”的作用，由此形成了珠三角、长三角这样经济高速增长的区域。而在21世纪的今天，天津的滨海新区又将扮演这样的角色。作为我国在探索改革开放路上的三个里程碑，深圳特区、浦东新区、滨海新区的发展不仅存在时间上的连续性，而且在内在机制上也存在着继承性，从自下而上的摸索改革过渡到自上而下的统筹改革，从经济改革深入到制度的创新。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三者承担了不同的角色：深圳特区是上世纪80年代中国区域经济改革开放的拓荒者，其历史意义已远远大于经济意义，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浦东新区是上世纪90年代区域经济改革开放的攻坚者，其社会意义、经济意义和示范效应显得更为重要；同时它们又和滨海新区一道成为是新时期综合改革的推进者。然而，我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起跑的时间不同、背景不一、自身的功能也不一样，因此，三者对于相应经济圈所起的促进作用各异，今后的改革重点也不尽相同。三区在竞合中协调发展，对于推动我国改革的深化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三区经济发展对相应经济圈的促进作用比较
三区的发展都对相应经济区域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但作用的方式与程度不一。从三者的行政功能来看，深圳特区是一个独立的市，而浦东新区和滨海新区则是上海和天津的一个行政区域，二者都是城中之区。深圳所在的珠三角隶属于广东省一个行政建制，政策统一性、一贯性、变通性优于长三角和环渤海经济圈。同时，深圳在珠三角中各城市的行政区划以及各经济总量等方面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因此，深圳对珠三角的辐射较为直接，影响面较大。
而浦东新区所在长三角是三省市分离格局、诸侯经济，对内在资源开发、共享不利。而且浦东要依托上海来辐射相应的经济带，其影响相对间接，影响程度或多或少地会因行政体制和管理上的冲突而受到制约，但是行政区域与经济区划不整合的因素目前正通过三省市间相互合作、沟通，在夷平鸿沟，合作浪潮越来越超过竞争。滨海新区与浦东一样，其辐射环渤海经济圈也要依托天津，更为不利的是，环渤海经济圈的市场分割和一体化的行政阻力更大，与周围的相应的城市相比，滨海新区的极点作用并不显著，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其辐射作用也相应较弱。因此，深圳特区的对珠三角的带动效果要优于浦东新区对长三角的带动作用以及滨海新区对环渤海经济圈的作用(见表1)。
增长弹性=区域GDP增长率/相应特(新)区GDP增长率，表明特(新)区GDP每增长1％，相应区域GDP的增长百分点。
资料来源：根据历年相应经济区的统计年鉴计算编制。
三、三区FDI与相应经济圈利用外资的协整关系
试点的意义主要在于一种示范效应，深圳特区和浦东新区在试点开放的过程中，对相应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外向型经济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带动作用，而天津滨海新区在以前十多年开发的过程中是否与环渤海经济圈利用外资方面存在一种长期的关系还不是很清楚。因此，本文利用协整分析来定量研究三区开放过程中与相应经济圈利用外资的长期均衡关系。为消除时间序列中的异方差性，同时不改变变量之间的协整性，本文取相应变量的对数形式。根据协整理论，先采用ADF检验法来检验各时间序列的单整性，并通过Granger因果检验来确定回归方程。
1.浦东新区FDI与长江三角洲利用外资的协整关系
在进行检验前，先对浦东新区和长三角的1990～2005年的FDI值取对数，分别记为LPFDI和LCFDI。序列ADF单位根检验的结果见表2，由表2可知，原序列LPFDI和LCFDI都是非平稳的，但他们的一阶差分ΔLPFDI、ΔLCFDI均已平稳。可以判断LPFDI和LCFDI为一阶单整，满足协整检验的前提。回归残差序列的ADF单位根检验值为—5.587279(见表3)，小于1％下的临界值，由此可知，LPFDI和LCFDI存在明显的协整关系。
协整检验结果告诉我们变量之间是否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但是这种关系是否构成因果关系还需要进一步验证。相应的Granger因果检验见表4，由表4可知，LPFDI和LCFDI在5％的水平上存在明显的单向因果关系，即LPFDI是LCFDI的Granger原因。据此可建立简单线性回归方程(见表5)，由表5可知，t检验值通过了检验，R[2]=0.912524，修正后R[2]=0.906276，F=146.0438，由此可见，回归系数和方程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但DW统计量为1.164431，说明回归残差项存在明显的自相关问题。
上述分析结果表明，LPFDI与LCFDI之间存在的内在依存关系并不是简单的线性回归关系，为了揭示LPFDI是LCFDI之间真实的内在依存关系，必须消除序列自相关问题。笔者采用广义差分法来达到使得模型残差保持序列独立，不具有自相关性。EViews是采用在原回归方程中添加AR(1)来消除一阶序列自相关，添加AR(2)消除二阶自相关，添加AR(3)消除三阶自相关，依次类推。在原回归模型中添加AR(1)项，得到如表6所示的广义差分回归结果。由表6可知，DW检验值由原来的1.164431提升到2.030116，圆满地消除了残差项的序列自相关。复相关系数也有了大幅度的提升，由原来的0.912524提升为0.951268。回归模型的F统计值依然呈现高度显著性。回归模型中的常数项、解释变量和AR(1)的t统计值都一致地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回归系数都显著地不为零。由此可得浦东新区的FDI对长江三角洲FDI的广义差分回归模型：
ΔLCFDI=5.609043+0.354988ΔLPFDI+[AR(1)=0.808697]
模型自变量的回归系数为0.354988，说明浦东新区的FDI每提高1％，长江三角洲的FDI就相应地提高约0.35％，表明在浦东新区的开放过程中，其对长三角外向型经济的贡献率约为35％。
2.深圳特区FDI与珠江三角洲利用外资的协整关系
根据以上的思路同样可以考察深圳特区FDI与珠三角利用外资之间的关系。由于珠三角利用外资是从1984年开始统计的，因此本部分的数据样本区间为1984～2005年。同样对深圳特区和珠三角的FDI值取对数，分别记为LSFDI和LZFDI。由表7和表8可知，LSFDI和LZFDI之间存在明显的协整关系。由Granger因果检验可知，LSFDI和LZFDI之间存在着双向的因果关系。这说明了深圳特区在开放的过程中与珠三角形成了良性地互动，由于本文重点研究的是深圳FDI对珠三角引资的影响，所以在下面主要报告了LSFDI对LZFDI的回归结果。其广义差分回归结果见表9，由此可建立深圳FDI对珠三角FDI的回归模型：
ΔLZFDI=3.037840+0.701705ΔLSFDI+[AR(1)=1.384943]+[AR(2)=－0.486528]
模型的t统计量和F统计量均通过了检验，相关系数R[2]=0.993358，因此，回归模型显著，DW检验值为2.507928，满足D[，U]=1.16＜2.507928＜4—D[，U]=2.84，残差序列不存在自相关。模型自变量的回归系数为0.701705，说明深圳特区的FDI每提高1％，珠江三角洲的FDI就相应地提高约0.70％，表明在深圳特区的开放过程中，其对珠三角外向型经济的贡献率约为70％。
3.滨海新区FDI与环渤海经济圈利用外资的协整关系
由于滨海新区是1994年成立的，因此，本部分的数据区间为1994～2005年，同样记滨海新区和环渤海经济圈FDI的对数为LBFDI和LHFDI。表11为ADF单位根检验结果，由其可知，LBFDI和LHFDI均为非平稳的，LBFDI的一阶差分已平稳，然而LHFDI的二阶差分才平稳。由此可见，LBFDI和LHFDI并不存在长期的协整关系，这可能是滨海新区成立较晚，样本区间较小的缘故，其对环渤海经济圈的引资促进作用有待时间的进一步检验，但至少到目前为止，滨海新区对环渤海经济圈的引资作用还没有完全发挥出来。
4.三区协整检验的结论
从上面的分析可知，虽然三区在发展的模式上都带了外向型的特点，但是在具体路径上的不同导致了其引资结构以及带动作用的差异。深圳特区在外向型经济发展方面对珠三角的作用是最大的，并且二者之间形成了良性的互动。这主要是由于深圳“三来一补”的加工贸易经济模式，这种模式极易被周边地区模仿，使珠三角地区形成了经济一体化格局，因此，其作用方式带有“短平快”的特点，示范效应明显。同时，深圳在开放初期发展以轻工业为主，多为低投入、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为主，这一产业特点，使得其对周边地区的带动作用更易发挥。而浦东新区吸引高端制造业与服务业的发展路径使得长三角的产业链具有一定的层次性，而且浦东作为金融中心为长三角地区的融资创造了条件，促进了该地区经济的迅速发展。虽然其引资的直接带动作用不如深圳，但这种作用方式的产业空间和市场空间更大，也更具有可持续性。由于滨海新区基本上是重复开发区模式的路径，所以过去很长时间内滨海新区的发展对环渤海经济圈“由此及彼”的辐射效果不是很明显，现阶段滨海新区的战略提升将主要发挥一种“刺激”效应，并且将呈现出一个梯次扩散的格局。随着滨海新区开发地位的上升，其对环渤海经济圈的作用值得期待。
四、三区以往政策效果比较
特区独有的优惠政策是其立足与发展之本，深圳的发展如此，浦东的发展亦是如此，其他开发区发展都沿袭了这样的模式。一般而言，特区的优惠政策主要包括税收和财政两个方面，而税收优惠政策又在其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其目的在于吸引外商投资，只不过由于时代背景的不同导致了“政策高地”的效应的不同。深圳特区与浦东新区在开发的过程中都利用政策效应聚积了大量的国内和国际的资源，促进了经济的迅速发展。滨海新区由于以前属于国家经济开发区，其优惠政策不如深圳和浦东。
本文用三区吸引外资的业绩指数来比较三区开放政策的效果，一个地区吸引外资的业绩指数是指在一定时期内，该地区FDI的流入量占全国FDI流入量的比例除以该地区GDP占全国GDP总量的比例。如果用P[，i]表示各区吸引FDI的业绩指数，则：
其中FDI[，i]和FDI[，c]分别表示三区和全国历年FDI的流入值，GDP[，i]和GDP[，c]分别表示三区和全国历年的GDP。如果指数值等于1，表明该区占全国FDI的比例与其占全国GDP比例相等，指数值大于1表示该区吸收了相对于该区GDP规模而言更多的外国直接投资，该指数值低于1则表明政策安排和实施不力。三区相应的计算结果见表12，由表12可以得出以下几个结论：第一，三区历年的指数都在大于1，表明在吸引外资方面成效都较显著；第二，从整体来看，深圳特区的平均值为16.17，远远高于浦东新区的8.56和滨海新区的7.1，这也充分表明了政策的先发优势，并且在三区递次开放的过程中，后面开放的地区对前面区域的外资形成了一种“挤压效应”；第三，三区都是在开放之初的前几年吸收外资的业绩指数创新高，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业绩指数处于下降的趋势，这表明了政策的短期效应显著，长期看政策的效应在递减，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政策的效应已远不及20世纪80年代、90年代那么大。
五、三区现阶段政策的比较
深圳与浦东建设之初，政府给予了较多的资金和税收优惠政策的支持，而对于滨海新区的发展，国家将由优惠政策与国家投资推动为主转向市场推动为主。但从实际上来看，其综合了三种优惠政策，分别是天津开发区优惠政策在整个新区的扩展；东北老工业基地优惠政策的延伸；当年浦东开发优惠政策的承继。因此，中央政府给予滨海新区先行先试的优惠政策的力度已经超过了开发初期的深圳和浦东。
在新一轮改革中，国家给予浦东新区、滨海新区的最大政策支持无疑是“综合配套改革试点”，综合配套改革是个试验权，核心问题就是试错权。以前的试点只能按照既有的政策框架执行，而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则给予了一定的突破政策框架的权利。其精髓在于改革是在“规定动作”内完成更多“自选”。而深圳特区虽未获批成为综合配套改革的试点，但是作为中国最早改革开放的标志性区域，“先行先试”从来就是深圳的专利和优势。但从具体的细节来看，仍能发现支持力度的不同，同是全国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与上海浦东不同的是，天津滨海新区的先行先试的重点被国务院明确予以规定并配以相应的政策，而浦东获批的是十大改革试点方向，涉及各大领域，但中央未给浦东任何政策。同时滨海新区获批的是“全国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而上海浦东则是“综合配套改革试点”，一个为“试验区”’一个则为“试点”，相对来说前者改革范围更大，先行先试的内容更加丰富。深圳虽然也在进行综合配套改革，但由于缺少了“国”字号“试点”这顶帽子，不仅影响力减弱，而且在改革过程中遇到的束缚也将较多。
六、三区竞合关系分析
三区在发展的过程中或许会存在一些不可避免的竞争，例如在吸引国际制造业的转移方面，在港口的线路和货物方面。甚至还会有些“非物质”竞争，例如大家都是新(特)区，都承担着国家“先试先行”的重任，谁会做得更好一些，在争取国家试点政策方面有时会发生直接的竞争等等。但三区更应该在竞争中合作，寻求错位发展的机会。三区现在都担负着探索我国进一步改革的重任，这就需要三区发挥改革先锋的作用，在带动相应区域发展的同时，共同促进我国改革开放事业的发展。三区在改革的过程中，可以建立一个公共的交流平台，就改革中的共性问题相互交换意见，共商发展的思路；对于改革中的个性问题，可以相互之间提供建议。这样多点突破我国综合改革中的难题，促进我国经济社会更好地发展。
在具体的定位和发展战略上，积极实现良性的错位发展。从上面的分析可知，三区同是吸引了众多外资的进入，但结构却有着明显区别。入驻浦东的以金融机构和跨国公司的地区总部、研发机构为主，而在深圳和滨海新区扎根的则更多是制造业基地，外资进入的差异化形成了对三者产业结构发展不同方向的助推力。各区应充分利用自身的优势，在合作中形成错位发展的格局。浦东新区可以依靠金融等高端的服务业来形成辐射力；滨海新区现阶段在服务业方面缺乏相应的资源的集聚，因此其可以通过发展制造业和现代物流业，达到产业聚集，形成辐射力；深圳特区可以通过发展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形成辐射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