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民粹主义的内在动力：超越经济逻辑
梁雪村
（中国人民大学，北京 100872）
摘 要： 2008年金融危机导致的萧条被普遍认为是欧洲民粹主义兴起的转折点。本研究认为，经济逻辑不足以涵盖欧洲民粹主义的全部内在动力，民粹主义的兴起存在非经济的结构性因素，这些重要因素不仅存在于某一国家，而且为许多国家所共有。非经济因素首先表现为精英的合法性危机，由经理人、银行家、专业人士和精英学者组成的“超级阶层”共享世界主义的价值观，但在各自的民族国家共同体之内与大多数人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格格不入，他们制定的政策更多地反映了自由国际秩序的主张而不是本土的需求。其次，欧洲国家的基层社会对“我者”所代表的社会身份和政治团结存在强烈的需求，然而领导层倾向于将这种“平庸”但固执的民族主义视为消极因素并予以抵制。面对与基层社会日益脱节的上层建筑，民众以民粹主义的“反建制”主张为出发点，重新建构“我者”的社会身份和政治认同。
关键词： 民粹主义；欧洲；超级阶层；集体认同
一个幽灵，民粹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2019年6月举行的欧洲议会选举中，反对欧盟建制的民族主义政党和右翼民粹主义政党一共获得了112个席位，虽然没有出现选举前各国所担心的民粹主义占据议会半壁江山的窘迫局面，但英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四国的民族主义/民粹主义政党均有效瓦解了中左和中右的选民基础，在选战中稳居第一大党。在此之前，英国脱欧公投的“黑天鹅”以巨大的政治意外重创了欧盟的政治团结；德国右翼民粹主义政党新选择党在2017年大选中成为德国第三大党，是二战后首个进入联邦议院的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发迹于互联网的“五星运动”，在2018年的选举中以31%的得票率一跃成为议会的第一大党。
就世界范围而言，民粹主义已成为一个全球现象。在上一轮美国大选的初选阶段，右翼民粹主义候选人特朗普和左翼民粹主义候选人桑德斯总共拿下了超过一半的选票。如果把初选的选票转化为国会议席，美国两大传统政党将沦为少数派，也就是出现法国今天的局面——马克龙（Emmanuel Macron）的当选将戴高乐主义派（Gaullist）和社会党（Socialist）逼至尴尬的境地。民粹主义在工业文明的腹地强势来袭，引发了全球的关注和担忧。这种担忧不无道理，政治学研究表明民粹主义通常具有预警政治危机的作用。① ［美］约翰•朱迪斯：《民粹主义大爆炸：经济大衰退如何改变美国和欧洲政治》，马霖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8年，第vii页。 正因如此，理解民粹主义背后的政治危机已经成为近年来社会科学的重点关切。
客观地来看，欧洲国家对民粹主义并不陌生，由于多党制对弱小政治力量更为宽容，民粹主义政党得以在欧洲各国主流政坛的边缘占据一席之地。因此，想要解释某一国的民粹主义，会有许多具体而微的因素可供探究。但是，如果将问题升格至“为什么民粹主义浪潮得以席卷整个欧洲”，寻找答案的难度就会显著增加。最近一段时期的研究成果有相当大一部分是用经济逻辑来解释民粹主义的兴起，作者本人早先的研究也遵从了类似路径，其基本着眼点是增长衰退和外部竞争恶化了中下阶层的经济处境，而主流政党无力应付全球资本主义在社会基层产生的代价。② 例 如 William Franko and Christopher Witko, The New Economic Populism: How States Respond to Economic Inequality,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8； Delton T. Daigle, Joséphine Neulen, and Austin Hofeman, Populism, Nativism, and Economic Uncertainty,Playing the Blame Game in the 2017 British, French, and German Elections,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9； ［美］约翰•朱迪斯：《民粹主义大爆炸：经济大衰退如何改变美国和欧洲政治》，马霖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8年；梁雪村：《民粹主义：一个欧洲问题？》，《欧洲研究》2015年第6期，第42-57页。经济解释具有相当多的合理性。2008年之前，欧洲经历了一个平稳时期，平均增长率维持在2.75%的水平，失业率降至7.2%，主要政党按部就班地处理着日常事务，欧洲一体化也稳步推进。2008年的金融海啸导致的萧条被普遍认为是民粹主义再度兴起的转折点。③ ［英］马丁•沃尔夫：《民粹主义兴起的经济学根源》，2017年7月6日，http: //www.ftchinese.com/story/001073293?full=y，2018年5月29日。
然而，如果以一般的经济学指标来衡量欧洲国家的健康程度，并不容易作出“危机”的诊断。换句话说，欧洲主要国家的经济数据和社会指标基本处在“正常”甚至“优良”的区间内。虽然遭遇了金融危机的打击，但欧元区进行了缓慢但稳定的复苏，2016年的GDP增速为1.7%，2018年为1.8%，失业率也从高位大幅下降至7%左右。④ 2019年4月，欧盟的总体失业率降至6.4%，欧元区的失业率为7.6%。详见European Commission, “Key Indicators for the Euro Area,”2017-02-17, https：//ec.europa.eu/info/business-economy-euro/ indicators-statistics/economic-databases/key-indicatorseuro-area_en, 2017-02-18；“GDP up by 0.2% and Employment up by 0.3% in the Euro Area,”Eurostat, https：//ec.europa.eu/eurostat/documents/2995521/ 9573370/2- 14022019-AP-EN.pdf/74195ad7-ce17-4c2f-b86c-c990c938bf30，2019-04-02. 以发达国家的总体标准来看，虽然欧洲的总体经济增长较为迟缓，失业率也较美国等其他西方国家高，但远不足以与现代经济史上历次大动荡时期的数据相提并论。⑤ 例如1929-1933年经济大萧条期间，美国失业率一度飙升至25%，英国北部工业区的失业率为70%，德国失业率接近30%。 经济领域之外，就社会的健全和发达程度而言，欧盟国家更是全球的领跑者。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14年的数据，全世界范围内人类发展指数（Human Development Index）最高的30个国家中，欧洲国家占了20个。⑥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 Data 2014. 以绝大部分指标体系来衡量，欧洲都不太可能成为“危机”的温床。充分考虑以上事实，作者认为，欧洲民粹主义的兴起必然存在非经济的结构性因素， 这种因素不仅存在于某一国家而是为许多国家所共有。因此，本研究的目的便是试图突破单一经济逻辑的限制，进入政治社会领域深度探究欧洲民粹主义的内在动力。
本文的论述分为三个部分：首先厘清民粹主义的基本概念，排除一些经常被提及但实则与民粹主义无关的变量；其次引入阶层分析，描述欧洲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并讨论这种变化如何削弱了精英的合法性并导致了民粹主义；最后通过案例分析体现经济逻辑的不足，引入身份理论来深化对民粹主义内在动力的理解。
1.2.3 感官评价。参考其他水产品的感官评定标准[7]，制定克氏原螯虾的感官评定标准。由6名经过训练的感官评定人员进行，按照表1进行综合评分。在克氏原螯虾冻结后0、10、20、30、40、50、60 d进行色泽、体表、肌肉及90 ℃水煮5 min 的气味和汤汁评价。总分值在10分(最好品质)和0分(最差品质)。
一、民粹主义不是什么
民粹主义是一个既难以描述又不容易简化的概念。英文中的“populism”可追溯至19世纪90年代成立的美国人民党，彼时美国民粹主义的主要动力来自农民的严重贫困和谷物价格的显著下滑。① Ernesto Laclau,On Populist Reason , London： Verso, 2005， p. 12.俄文语境中的民粹主义（народничество）一般用来特指 19 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俄国民粹派运动，而英语的“民粹主义”一词也用来翻译俄国民粹派运动。② 费海汀：《俄罗斯民粹主义的历史比较》，《国际政治科学》2017年第2卷第4期，第90-91页；Franco Venturi, Roots of Revolution: A History of the Populist and Socialist Movements in Nineteenth Century Russia ，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60.虽然使用了类似的词汇，但俄国民粹派与美国人民党的思想基础截然不同，俄国民粹派本质上是集体主义的，追求公社的理想而忽略个体的自由权利。相反，美国人民党对任何“社会主义”式的联合都不感兴趣，它的政治主张始终更接近个体自由主义。现代社会科学所使用的民粹主义概念主要来自于20世纪60年代英语世界政治学者的定义，其内涵与人民党及民粹派的原始意义都已有了很大区别。
一旦触及概念问题，读者会迫切想要厘清其内涵和外延，然而，这项极为合理的要求在民粹主义身上并不容易满足，因为民粹主义和“囚徒困境”“累进制税收”等不属于同一类型的概念，后者有较为确凿固定的含义，而前者更多的是一种“浮动的能指”（ fl oating signi fi er,也称作empty signi fi er）。“浮动的能指”本身并不承载一成不变的内容和意义，它可以吸收千差万别的意识形态、道德信仰和政治目标，并将其统合在一起，因而具有超强的可锻性。这一术语的创造者哲学家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认为，“浮动的能指”具备一种特殊的潜能，它“在不同的对象看来意味着不同的含义，它能够代表众多甚至任何一种所指，其含义随解读者的愿望而定”。正因如此，“浮动的能指”可以包含相互冲突的原则和目标而不出现分裂。③ Je ff rey Mehlman, “The ‘Floating Signi fi er’： From Lévi-Strauss to Lacan,” Yale French Studies , 1972, No. 48, pp. 10-37.因此，“浮动的能指”不存在可以明确表述的意义系统，它能够向不同的人群提供不同的内容。④ Ernesto Laclau and Chantal Mou ff e, 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 ： 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 , London： Verso,1985, p. 114.面对这样的概念，厘清其内涵和外延是不可能的任务，比较有帮助的做法是思考这一概念“不是什么”。
首先，民粹主义不是民主的副产品， 关于这一点，国内外学界已有较为充分的讨论。⑤ 例如刘瑜：《民粹与民主：论美国政治中的民粹主义》，《探索与争鸣》2016年第10期。 欧洲选民的焦虑状态的确反映出政府的失能，但民粹主义产生的根本原因并不是民主制度本身。⑥ Philip Stephens, “Do Not Blame Democracy for the Rise of the Populists,” Financial Times , 2013-05-09,http: //www.ft.com/intl/cms/s/0/b7a454a6-b893-11e2-869f-00144feabdc0.html, 2015-06-07.恰恰相反，民粹主义是代议制失灵——民意不能有效转化为政治和社会政策——的产物。马克思曾指出，当一个社会集团不能有效自主地表明自己的利益时，它经常会支持一个专制的领导人，后来这种现象经常被称为民粹主义。因此，开放的社会辩论、公正的选举以及充分的代表性能系统性地避免马克思所说的这种情况。如果公民能够有效地表明自身利益，并将其转化为政府政策，民粹主义的大规模泛滥就不容易出现。
串层开采地下水、超采地下水、地下水井成井质量差、矿山不合理采矿等现象都可能引起地下水串层污染。控制串层污染措施主要有：一是封堵切断串层污染通道；二是控制地下水流场形态，防止污染扩散；三是生产矿山的污染预控制。应严格执行凿井审批制度，对打井数量、井间距离、凿井深度、建井和毁井要求登记在册。根据含水层的特征，合理调整地下水开采布局，调整开采层位和开采时段。多层地下水的含水层水质差异大时，应当分层开采取水。对已受污染的潜水或承压水，不得混合开采。对已停止使用的深井要及时封闭，禁止通过井孔污染深层地下水。
其次，民粹主义尽管以“人民的名义”行事，但并不一定代表人民，也不一定促进民权，民粹主义的民众性往往是虚假的。近年来，印度政治家试图发展出一套民粹主义的话语，但这套话语实际上诉诸的价值是威权式的而不是民主式的。① Arvind Rajagopal, Politics After Television ： Religious Nationalism and the Reshaping of the Indian Public ,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比较政治学者肯尼斯·罗伯茨（Kenneth Roberts）总结说，民粹主义通常是一个反精英的领导者自上而下地发动广大选民，但它根本不需要广大选民参与集体行动，只需要每个支持者在国内选举或全民公投中投出自己的一票而已。② Kenneth Roberts, “Populism and Social Movements,” in Mario Diani, ed., Oxford Handbooks on Social Movements ,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pp. 681-682.
在超级阶层与社会基层现实存在的巨大鸿沟之外，向上流动的挫折也是导致民粹主义的重要原因。现时有将近一半的美国人形容自己是“下层阶级”，这一数字在2000年时只有1/3。支持特朗普的共和党选民有75%认为自己的生活变糟了，而支持希拉里的选民只有22%表达了同样的感受。③ “Campaign Exposes Fissures Over Issues, Values and How Life Has Changed in the U.S.,” Pew Research Center, 2016-03-31,https：//www.people-press.org/2016/03/31/campaign-exposes-fissures-over-issues- values- and- how-life-has-changed-in-the-u-s/,2018-05-15.2008年至2016年间，法国收入最低的20%人口其可支配收入的中位数完全没有增长。④ OECD Better Life Index, http: //www.oecdbetterlifeindex.org/countries/france/. 法国社会初次分配的不平等程度非常严重，在经合组织（OECD）国家中，法国初次分配的基尼系数仅低于希腊、葡萄牙和意大利。按照税收和转移支付之前的市场分配计算，法国的贫困率高达42%，高于其他任何一个经合组织国家。只有经过高税率和高福利的大幅度调整，法国的基尼系数才略低于经合组织国家的平均水平，这导致了法国长期居于全球税负最沉重的国家之列。① Leigh Thomas, “‘Yellow vest’ crisis exposes limits of French welfare system,”Reuters , 2019-01-18,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france-protests-inequality-explainer/explainer-yellow-vest-crisis-exposes-limits-of-french-welfare-systemidUSKCN1PC1IG, 2019-03-28.尽管法国的公共开支比例与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不相上下② OECD,General government spending ［indicator ］, 2018, https：//data.oecd.org/gga/general- government- spen ding. htm, 2019-06-12.，但是法国福利制度浪费严重、效用低下，对社会流动性的贡献十分有限。被高税收挤压的中下层和依赖福利分配的低收入群体感到前途无望，法国低收入家庭的子女需要六代人以上的时间才能达到平均收入水平。③ OECD,A Broken Social Elevator? How to Promote Social Mobility , Paris： OECD Publishing, 2018, p. 27.
二、精英的合法性危机
在盘点了“负面清单”之后，民粹主义的面目较先前更为清晰。它主要表现为对规制、特权、资本和政客的反感，因此，经常作为一种批判性和反叛性的思潮及运动存在。民粹主义受到广泛支持的局面，往往昭示着精英建制合法性的削弱乃至丧失。 发达经济体向新自由主义的转向的过程中曾以一个名为“TINA”的女神为标志，意为“别无选择”（There is No Alternative,缩写为“TINA”），而德国另类选择党（Alternative for Germany）从名称上就暗示了对新自由主义指导下的德国政策和欧盟政策的反抗。另类选择党2013年才注册成立，最初成员多是大学教授和知识分子，主要纲领为反欧元。随后的几年，另类选择党迅速蜕变为一个不仅反欧元、而且反欧洲一体化、反移民（特别是难民）、反同性平权、呼唤传统家庭和传统价值的综合性政党。在2017年9月的德国大选中，另类选择党获得了超过13%的选票，在联邦议院中拥有90多个席位，成为德国第三大党，是二战后首个进入联邦议院的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对此，德国外长西格加布里尔（Sigmar Gabriel）不无担忧地表示，德国另类选择党进入议院意味着自二战结束以来，第一次有真正的纳粹出现在国会大厦中。另类选择党的崛起反映了德国政坛中间力量的进一步萎缩：默克尔领导的基督教民主联盟（Christian Democratic Union）和中左翼社会民主党（Social Democrat）在此次大选中的得票率创下1949年以来的新低。① 此外，极左翼政党德国左派党（Die Linke）获得了高于9%的选票，这意味着五分之一的德国选民在此轮选举中支持了反建制的民粹政党。
生1：大约450颗；生2：大约380颗；生3：我觉得它特别多，我也估计不了……师：有办法知道它有多少颗吗？生4：数一数。师：一颗一颗地数吗？生考虑一会，提出：这些幸运星太多了，一颗一颗数耽误我们上课的时间。师：如何较快地数出这么多的幸运星？我为每一组都准备了一份与我同样多的幸运星，不同的是，你们的每10颗装了一袋。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资本家是国家的同盟，而全世界的工人的使命是联合起来。20世纪末的事态发展却表现了全世界资本家开始联合起来，而产业工人和其他的附属阶级则处于分裂的状态。③ ［加］罗伯特•考克斯：《生产、权力和世界秩序：社会力量在缔造历史中的作用》，林华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第258页。
这一创新方法是目前正在法国各地推广的许多做法之一，它们可以帮助农民实现一个难以实现的国家目标。2008年，法国政府宣布了农业政策的一项重大转变，呼吁将农药使用量减半，政府希望在10年内实现这一目标。没有任何拥有如此庞大和多样化农业系统的国家尝试过如此雄心勃勃的计划。这个目标“非常具有革命性”，特别是因为法国是欧洲第二大杀虫剂消费国，布鲁塞尔减少农药使用行动网络的亨丽特·克里斯里坦森（Henriette Christensen）说道。
丹麦是另外一个可以用来反思经济逻辑局限性的案例。与其他西欧国家不同，丹麦不存在法国那样的收入不平等问题，而且有着最为慷慨的福利制度，失业者可以连续四年领到无偿支付的月薪，金额为其先前月薪的90%。然而，丹麦的人民党却一直是“对移民问题执念最深的欧洲政党”。问题的症结不在于福利的经济成本，而是丹麦人如何理解本国福利制度的运行条件。丹麦高福利的基础是大部分劳动者同意承担高额的税收，而这种社会共识必须以较为一致的价值观、工作伦理和公民责任为前提。换句话说，丹麦公民相互信任对方会尽可能地自力更生，不会轻易慨国家之慷。⑥ ［美］约翰•朱迪斯：《民粹主义大爆炸：经济大衰退如何改变美国和欧洲政治》，第115页。 在更深的层次上，人们认为整个社会在一定程度上对每个公民的经济处境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一个人的失业很可能是政策调整或技术进步的连带效应，每一个丹麦人都或多或少地参与甚至推动了这样的进程，因此，个体不应该为集体行为承担所有负面后果。然而，随着越来越多来自中东和北非移民进入丹麦，维系丹麦高福利制度运转的这一“社会共识”无法自然地扩展至新移民群体。共享价值观、共同的公民责任和相互信任是不存在的，这也是丹麦人民党对移民问题相当固执的深层次原因。
欧洲政治中间力量的萎缩不是偶然的，其根本原因是欧洲政治精英的构成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塞缪尔•亨廷顿早在2004年便指出，业已存在一个新兴的“全球超级阶层”（global superclass），他们在世纪之交大约有2000万人，到2010年人数会增长一倍。这些跨国精英对民族归属毫无需求，将国家边界视作幸好已经开始消失的障碍，国家只有在方便其全球运作的情况下才被认为是有用的。② Samuel P. Huntington, “Dead Souls： The Denationalization of the American Elite,” The National Interest , Spring 2004, pp. 17-18.著名的政治经济学家罗伯特•考克斯（Robert Cox）对此有精辟的论述：
④超保证超历史河段多。嫩江干流嫩江县江段超历史最高水位0.29 m；黑龙江干流中下游全线超保证水位，黑河市江段超历史最高水位2.44 m，抚远江段水位超历史最高水位1.55 m。黑龙江支流海拉尔河、盘古河、根河，松花江支流西北河等20多条河流发生超实测记录的特大洪水。
面对与基层社会日益脱节的上层建筑，民众倾向于向政治光谱的边缘地带寻找答案。 德国另类党、英国独立党的崛起都得益于传统政党势力的空心化。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执掌英国工党后，提出了“新工党，新英国”的口号，开始对工党进行大刀阔斧、脱胎换骨式的革新与改造。1996年，布莱尔在党内赢得了修改党章的机会，取消了工党党章第四条关于工党的目标是建立以公有制（common ownership）为基础的社会主义条款，主张把工党的目标改为“建立多数人享有权力、财富和机会的社会”，淡化工党的意识形态色彩。与此同时，布莱尔还致力于拉开工党与工会的距离，几乎斩断了与工会之间的传统政治联合，甚至宣称工党同等地代表企业主利益的政党，严重模糊了工党的政治面目。此后，工党在苏格兰的票基逐渐向后起的“苏格兰民族党”（SNP）漂移，在英格兰的东部和北部则向“独立党”（以及取代它的“脱欧党”）漂移。试图扩大意识形态半径的尝试实际上是认可了新自由主义的正统经济理念，进一步拉大了政党的制度供给与选民的真实需求之间的差距，为帮助独立党的快速崛起酝酿了社会情绪。独立党支持者的政治图谱从侧面说明了这一问题：就基本社会问题而言，独立党支持者的观点和立场大致处于社会平均水平，尽管独立党被主流政党看成是“不入流”的政治力量，但其支持者却不是边缘人士。② Harold D. Clark, Matthew Goodwin and Paul Whiteley, Brexit ：Why Britain Voted to Leave the European Union ,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7, pp. 180-185.
法国“黄背心运动”的激烈程度和勒庞支持率的居高不下，暴露了精英解决方案与民众切身感受之间的鸿沟：民众苦于本土的困境。例如，工作机会的稀缺、居住成本的攀升、城市以外公共设施的匮乏、乡村学校的衰败、公立医院的减少；民选的政治精英则忧心于法国在国际市场的地位和对国际资本的吸引力，例如，平均劳动时间过短、解聘雇员的成本过高，那些不能直接促进法国国际竞争力的议题则很难享有政策优先性，而那些不能迎合民意的改革则屡屡遭到民众抵抗，导致法国的问题积重难返。传统政治的权威性和确定性被分化消解了，政治社会变得愈发脆弱、敏感和动荡不安。① 陈志瑞：《吵不完的“脱欧”，折射西方民主焦虑》，http: //m.haiwainet.cn/middle/353596/2018/1225/content_31466836_1.html， 2018年12月25日。
第三，民粹主义没有固定的政治主张和执政纲领，它可以兼容各类意识形态和道德立场。在欧洲各国的政治地图上，人们既能看到左翼民粹主义政党，例如荷兰的社会党（The Socialist Party）、希腊的金色黎明（The Golden Dawn）；又能看到右翼民粹主义政党，例如法国的国民阵线（The National Front）、意大利的五星运动（Five Stars Movement）、挪威进步党（The Norwegian Progress Party）以及英国刚刚成立的脱欧党（The Brexit Party）。事实上，以左右分类法来梳理民粹主义会带来一定的混乱，因为民粹主义政党的许多政治诉求无法以左右来概括和描述。此外，民粹主义与民主与否不存在固定关系，既有民粹主义式的独裁，例如阿根廷的贝隆时代；也有民粹主义式的民主，例如英国的脱欧公投。
三、“我者”的反抗
众所周知，难民问题是此轮民粹主义运动的直接催化剂。世界经济论坛2019年1月发布了最新的全球化问题调研报告，其中一项内容问及：“新移民对你所在国家而言主要是积极因素还是消极因素？”尽管世界范围内的平均数据显示，57%的访民认为新移民主要是积极因素，西欧国家中做此回答的被访者却只有46%，在按地区划分的排序中仅高于东欧中亚（40%）。④ World Economic Forum, “Globalization 4.0： The Human Experience,” http: //www3.weforum.org/docs/WEF_globalization4_Jan18.pdf. 绝大部分研究者都试图以经济逻辑来解释为什么难民问题引发了民粹主义。然而，难民问题的经济代价并不总是像人们一般认为的那么突出。 “决议基金会”（Resolution Foundation）2016年的报告显示，就整体而言，移民的涌入对英国的薪资和就业几乎没什么影响，只有收入最低的英国本地人的薪资水平受到了轻微的下行压力，但影响非常小，大概每年减少几便士。⑤ ［英］马丁•桑德布：《移民对英国薪资的影响微不足道》，2016年8月24日，http: //www.ftchinese. com/ story/001069055，2017年7月2日。
研究表明,高血压患者的QRS-T夹角大于正常人群。Dern等[17]发现在高血压治疗过程中,高血压人群的QRS-T夹角随着血压的降低而减小,因此认为QRS-T夹角的变化可能与心肌缺血及心肌肥厚有关。Atsma等[18]在969名不伴有左室肥厚的绝经后妇女中发现,血压的升高与QRS-T夹角增大相关,并提出在发生左室肥厚前,血压升高可导致心室去极化和复极化异常。至于能否在临床上应用QRS-T夹角来评价高血压治疗效果,仍需进一步的研究证实。
由经理人、银行家、专业人士和精英学者组成的“超级阶层”使用共同的语言，共享自由主义、世界主义的价值观，他们往往毕业于类似的学校，有着国际性的职业体验。这一阶层的存在演绎了真正的黑格尔式悖论：在每一个共同体（国家）之内，这些精英在他们整个的生活方式上都表现为一个与大多数人区别开来的群体。 ④ ［斯洛文尼亚］斯拉沃热•齐泽克（Slavoj Zizek）：《民粹主义的诱惑》，［德］海因里希•盖瑟尔伯格编：《我们时代的精神状况》，孙柏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297页。 然而，这个不再依赖共同体框架的“超级阶层”往往掌握着国家的政策制定和经济运行，西方民主政体的大部分政治候选人都直接地或者间接地来自这个群体并以这一群体的政治、经济和道德偏好来管理国家。换言之，在西方民主国家，不管大选的结果如何，实际上都是国际市场在投票，国际市场的投票比议会投票分量更重。⑤ ［西班牙］塞萨尔•伦杜艾莱斯：《从全球衰退到后资本主义反向运动》，［德］海因里希•盖瑟尔伯格编：《我们时代的精神状况》，，第235页。
即便在国际市场不屑于投票的领域，由来自“超级阶层”的职业政客和公务人员执掌的政府也经常会推行严重脱离民生需求的政策。例如，2018年法国政府宣布自7月1日起将次级公路最高限速从90公里/小时降至80公里/小时，次级公路占整个法国公路网的40%。关于出台这一限制措施的政策理由，法国总理菲利普（Edouard Philippe）表示，2017年法国公路事故导致了3684人死亡，降低车速至少可以挽救200至300人的生命。⑥ “France Introduces 80km/h Limit on 400, 000km of Road”, European Transport Safety Council , July 2, 2018, https：//etsc.eu/france-introduces-80km-h-limit-on-400000km-of-road/， 2019-05-11.然而，为了实施新的限速，40万公里的道路上需要更换1万1千个公路指示牌。所需的费用在600万至1200万欧元之间。根据法国《费加罗报》公布的最新民调结果，74%的法国民众反对再次降低时速。由此可见，政府的这项措施实在不得人心。
丹麦人民党在早期曾经是抗税的先锋，然而，它逐渐转换了角色成为福利国家的坚定拥护者，这实际上是在填补左翼政治力量的空缺。与此同时，丹麦人民党也保留了民粹的底色，它坚持福利只应该为丹麦人所享用。挪威进步党和法国国民阵线在不同时期也都采取了类似的路线和策略。① ［美］约翰•朱迪斯：《民粹主义大爆炸：经济大衰退如何改变美国和欧洲政治》，第119页。 在新自由主义的风潮下，这些民粹主义政党敏锐地意识到民众对制度性保护的迫切需求，同时也接受了右翼对福利制度过于昂贵、政府过度举债的批评，用限制准入资格的方式来控制福利的覆盖范围，将矛头指向了移民和外来者。
她薅了一把野蒜，嗅了几口，说：“秀容川，我来诗兴了。”我说：“好，你念，我听。”别呦呦忽然一把抱住我：“可我不想作诗，只想和你那个。”
德国的另类选择党对难民问题的成功利用反映了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一般认为，另类选择党的胜选部分地应归功于其在难民问题上的强硬立场。然而，另类选择党支持率最高的前东德地区——如德累斯顿、艾福特、马格德堡、施威林——并没有接收多少难民，在难民救助方面的财政支出也相当有限。实际上，前东德地区下层收入群体对难民的敌意，并不来自于难民本身，而来自于联邦政府以何种标准来分配社会财富。如果默克尔愿意且有能力为上百万“完全不相干”的人们提供全方位的生活保障，为什么不能更多地照顾东部的基层民众？毕竟，德累斯顿、莱比锡的低收入群体是“自己人”！难民问题触及了民众对现代民族国家的基本政治假定，即“我在我的国家享有毋庸置疑的优先性”，这种渗透在日常生活细节中的民族主义理念在一切运行正常的情况下似有若无，甚至没有表露也没有谈论，但在被侵犯时反应特别剧烈，因为被侵犯的人感到的不仅仅是物质利益受到了伤害，更重要的是某种最深的情感受到了伤害。联邦政府积极支持帮助难民融入社会的大规模项目否定了下层人士的政治优先性，与之一同被否定的是这些人在困顿的经济环境中加倍珍视的社会地位（social status），这种地位是身为“德国人”的集体身份赋予的。无论是欧洲一体化还是难民危机，提出的根本问题都在于集体认同的角色，在于人们一直寻求一种“我们”的感觉。 ② ［德］奥利弗•纳赫特韦：《去文明化——论西方民主的衰退趋势》，［德］海因里希•盖瑟尔伯格编：《我们时代的精神状况》，第218页。另见［德］诺伯特•埃利亚斯：《个体的社会》，翟三江、陆兴华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3年。
事实上，在民族国家的时代，“我者”（the Self）与“他者”（the Other）的界限普遍地体现为族群之间政治和文化边界。在这条边界的内部，稳定的“共同性”为群体成员提供了基本的生存安全感；而这条边界以外的差异性往往意味着误解和冲突。现存的政治组织没有一个能真正达到“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的标准，尽管许多组织声称“无差别对待”是自己的目标。在社会分类的过程中，人们总试图从文明与落后、强壮与虚弱、聪明与迟钝、勤劳与懒惰等角度来对比“我者”与“他者”。③ On theory of social comparison, see Leonard Festinger, “A Theory of Social Comparison Processes,” Human Relations No.7 1954（7）, pp. 114-140； Robert K. Merton, Social Theory and Social Structure , New York： Free Press, 1968； Rui J. P. de Figueiredo,Jr. and Zachary Elkins, “Are Patriots Bigots? An Inquiry into the Vices of in-Group Pride,”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No.1 2003(47), pp. 171-188.一般而言，社会群体有自我膨胀的倾向——人们倾向于积极地看待内群体（in-group）而消极地看外群体（out-group），总是认为自己有比其他群体更优秀的品质和表现。④ For a thorough examination of the presumption, see Marilynn B. Brewer, “The Psychology of Prejudice： Ingroup Love Or Outgroup Hate?”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No. 3 1999 Fall (55) , p. 429.进一步的社会心理学研究表明，社会中的少数族裔和弱势群体——如美国的黑人、新西兰的毛利人和讲法语的加拿大人——可能会积极地看待处于主导地位的外群体，而轻视跟自己处境类似的弱者。① David Milner, Children and Race ,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75； Howard Giles and Peter F. Powesland, Speech Style and Social Evaluation , London；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75..在强势与劣势对比突出的情况下，强者的生活方式常常被弱者视作模仿的对象，如果强势一方的正面形象受历史和宗教原因影响，那么，这种形象就更容易维持。
具体到德国的案例上，以上两种社会心理机制的长期作用使得“德国人”这个集体身份成为一种强势身份，而这种身份感知并不完全等同于种族主义和盲目排外。在大多数情境中，这种身份的维系不需要任何具体的“劣势”族群作为参照物，尽管在错误的政治引导和情绪煽动之下，这种身份感知有可能迅速“恶变”。欧洲的政治精英往往对这种“平庸”（banal）② 美国政治学家迈克尔•比利希（Michael Billig）在《平庸的民族主义》一书中提出了“banal nationalism”这一概念。他指出：风平浪静的民族主义因为它的“平庸”而被人们快乐地忽视了，它反倒经常指责那些还在民族主义的旗帜下争斗不休的人们。马岛战争和海湾战争这样的事件偶尔会打破表面上的平静，但“平庸的民族主义”很少被视作一个问题，它早已成为长期政治原则的循规蹈矩和人们日常生活的平淡无奇，就好像民族国家一旦成熟就同民族主义分道扬镳了。事实并非如此，民族主义的基本假定和深层认知像纤维一样被织入了现代民族国家的基本社会制度、价值观和道德信条之中。详见Michael Billig,Banal Nationalism ,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1995.但固执的民族主义感到不适，因为精英阶层的道德参数恰恰与之相反，极少能感受到基层社会对“我者”所代表的社会身份以及政治团结的强烈需求。 在难民潮的冲击之下，民粹主义给“我者”提供了绝佳的反抗机会。
四、总结
民粹主义的背后有着极具解释力的经济逻辑，但经济逻辑不足以涵盖欧洲民粹主义的全部内在动力。民粹主义是高度复杂的社会现象，在很多情况下其模糊性要远大于确定性，因此，理解民粹主义需要社会科学各个学科的共同努力。
尽管民粹主义的政治主张和政策措施有相当大的危险性，但它们所共同反映的问题值得建制派、政治精英和地区秩序制定者以严肃的态度来审视和对待。精英集团尽可以指责民粹主义思潮的落后、愚昧、偏狭，但严厉的道德声讨本身并不能理解这种现象出现的深层次原因，也不利于形成有效的应对机制。只有正视欧洲国家真正的政治基础和当下的阶层矛盾，欧洲一体化在社会各个层面的合法性才能够得以延续。
中图分类号： D08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0519（2019）06-0066-09
收稿日期： 2019 - 09 - 20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多民族国家民族建构的理论与实践研究”（19BZZ027）
作者简介： 梁雪村，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讲师、国际政治与法律中心研究员。
责任编辑：杨 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