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中子单元的权力分配模式:一种集成模型_权变理论论文

组织中次级单位权力配置格局:一个整合模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次级论文,格局论文,模型论文,权力论文,单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年来,关于组织内权力关系的理论探讨和实证研究日趋增多,反映出组织理论研究的重心,从先前较多关注组织的理性侧面和自然侧面,开始转向考虑组织的政治特征。而关于组织政治的研究中,组织政治行为、组织政治知觉和员工政治技能等个体层面的研究成果颇丰。相形之下,在群体层面上研究部门之间的资源争夺所引发的“宏观政治”①则相对较少。

现实生活中,我们往往可以观察到以下现象:组织内有些次级单位②比其他次级单位拥有更大的权力;某些次级单位能够获得比其他次级单位更多的预算;为下属争得高于平均水平的薪酬;得到有利于本单位的生产进度安排;使本单位的问题列入决策会议的议事日程等③。次级单位之间的权力争夺,更是各类组织中常见的现象。了解次级单位权力来源及变化影响因素,有效、合理地配置权力,寻求权力配置与组织目标、组织成长之间的恰当安排,是组织管理的重要问题。一方面可以丰富组织政治理论研究,为现实中的某些现象提供竞争性解释,另一方面可以为管理层合理配置企业内次级单位权力提供一定的指导。

以往关于次级单位权力的研究主要有战略权变理论、资源依赖理论、制度理论等视角,这些视角都试图解释为什么有些次级单位比其他次级单位具有更大的权力,也为我们理解次级单位权力格局的稳定性与变迁提供了一定思路,但单一理论的视角和解释不足以完整揭示组织内权力格局的形成及变化④。本文在回顾以往研究的基础上,提供了一个整合模型。

一、概念界定

权力是社会科学基本概念之一,很多学者给出了富有见地的解释。埃默森从相互依赖的角度提出了权力的观点,认为权力不是行为者本身的特性,而是社会关系的一种特征。A对B的权力大小等于B对A依赖程度的大小⑤。马克斯·韦伯强调权力意味着在一种社会关系里哪怕是遇到反对也能贯彻自己意志的任何机会,不管这种机会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之上⑥。帕森斯在对韦伯的定义提出质疑基础上,主张权力是一种保证集体组织系统中的各单位履行已规定义务的普遍化能力⑦。达尔淡化了韦伯和帕森斯定义中强制性的一面,强调了权力作为两者间关系的一面,认为权力是社会行动者克服其他社会行动者的阻力进而获得期望的目标或结果的能力⑧,对后来组织理论中权力的研究产生了比较重要的影响。

大型组织内部有很多功能不同的次级单位,大学里不同的院系;企业中不同的业务和职能部门,如财务部、人力资源部、市场部等;政府中不同的“条块”部门。每个次级单位对组织的职能都有其独特的贡献。次级单位的产生一方面是因为组织规模扩大之后,需要一定程度的专业化分工协作;另一方面环境中的不确定性有多种类型,需要组织不同的次级单位来进行针对性的应对。

次级单位一旦产生,有了自己的职能定位,名称和身份,就能从组织中获取相应的资源,其活动也被赋予一定的重要性。组织内部的资源是有限的,不同的次级单位之间的目标和偏好具有异质性,进而产生了潜在的冲突。有些次级单位因为垄断了有价值的资源,或者能让高层管理者认识到他们能为组织提供关键的、不可替代的资源,因而在组织日常活动和决策中拥有较大的权力,居于相对重要的地位。以往研究认为,次级单位权力是指一个次级单位影响其他次级单位行为的能力⑨。该定义是从次级单位之间关系的角度来界定的,但对于有些次级单位之间工作流依赖关系较弱的组织(如大学)不太适用。次级单位权力不仅包括影响其他次级单位行为的能力,还包括影响组织资源配置等重大决策的能力。这种权力格局很难从组织结构图上显示出来。

二、三种理论视角

以往有关次级单位权力的研究主要来自战略权变理论、资源依赖理论和制度理论三个视角。

1.战略权变理论

该理论认为组织内次级单位权力来源于对影响其他次级单位和整个组织的活动的战略性权变因素的控制。战略权变因素指组织内外对实现组织目标有重大影响的事件和活动。与组织战略权变因素关联性较强的部门,拥有更大的权力。如果一个部门能在解决组织战略问题或危机中发挥关键性作用,该部门的活动就是重要的。假如某种情境下产品创新成为关键的战略问题,研发部门的权力就会相应增强。该理论最初以Hickson⑩和Hinings(11)等人于1971年和1974年发表的两篇文章为基础,后来,塞尔兹尼克及菲佛(12)以伊利诺伊大学为例进行了实证研究。其主要观点如图1:

图1 战略权变理论基本模型

次级单位权力来源于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处理和降低不确定性的能力。技术、工作流和外部环境都能产生不确定性。克罗齐埃在对法国烟草制造业进行深入细致的个案研究中,观察到机械师拥有相当大的权力,因为机械师能处理机械故障,而这是高度机械化工厂不确定性的主要来源(13)。不是不确定性的存在本身,而是对不确定性的处理能力,产生了次级单位的权力。组织面临的不确定性来源以及各种来源具有怎样的相对重要性,都会随时间而变化。20世纪早期,劳动力是不确定性的主要来源,近年来金融市场更难把握,也更加重要,有些公司设置专门机构处理“投资者关系”,探索管理这种不确定性来源的方法。

二是核心性。组织内不同次级单位之间的分工架构导致在互动和相互依赖的体系内,有些次级单位比其他次级单位处于关键的通道或节点,处于核心位置,因而具有了更大的权力。例如,一家投资银行的财务部门通常比证券研究部门权力大。相反,制造企业中,财务部门权力通常比较小。核心性有两个维度:(1)普遍性,一个次级单位的活动在多大程度上与其他单位的工作流联系在一起;(2)即时性,一个次级单位的活动影响其他次级单位的活动或产出的速度和严重程度。

三是不可替代性。当不存在对一个次级单位的活动和功能的替代选择时,该次级单位就是不可替代的。该变量可以由以下两种程度变量来衡量:一是组织能获得其他单位提供服务的可能性;二是单位里职员的可替换程度。成为不可替代的方式包括:对专有知识的垄断、在工作流关系中获得特定的地位等。不可替代性越高,次级单位的权力就越大。

为了验证理论的普适性,学者们又进行了复制研究(14)批判研究。主要的观点有:战略权变理论忽视了次级单位初始权力的重要性。不同行业的组织中权力来源的重要性是不同的。不同类型的组织中(盈利组织和非盈利组织)权力过程也是不一样的(15)。随着时间的推移,权力的不同来源的重要性可能会有所变动,对组织内权力的研究需采取动态的观点,从权力的制度化角度来研究,已有的权力分配模式如何在组织内得以持续。⑩还有学者在部门权力与其决定因素之间加入了一个调节变量:部门任务的重要性(17)。

战略权变理论的吸引力在于它在组织的环境模型、政治模型和结构模型之间建立了理论上的联系,权变的来源以及它们之间的互动关系对于理解组织内的权力分配非常重要。战略权变理论也提出可以通过一些措施来防止某些部门权力过大,如通过任务的例行化来降低投入的不确定性,提高其活动的可替代性。其不足之处在于:首先,没有考虑次级单位以前的权力的影响。组织内部权力的获得是一个过程,特定时间内次级单位的权力不仅与其控制战略权变的能力有关,而且与组织之前的权力结构以及权力的制度化有关。有权力的次级单位倾向于保持权力,他们能够使用权力获得对组织权力资源的控制,从而保持甚至加强自己的权力,或者直接影响组织的结构和过程。其次,从可操作化的角度来看,战略权变因素中,三个因素各占多大的比重?或者说,哪一个更加重要?这三个因素之间的逻辑关系是什么?这些问题,该理论都没有给出一个清晰的解释。

2.资源依赖理论

资源依赖理论是研究组织间关系的一个重要理论视角,但其应用范围有逐步扩大的趋势,从微观到宏观,分析单位包括个别管理者、组织内单位到企业、联盟和合资企业以及组织间网络(18)。其主要观点是,组织需要通过环境中的资源交换维持生存,没有组织是自给的,都有赖于资源交换。组织对资源的依赖产生了其他组织对特定组织的外部控制,并影响组织内部的权力安排。资源依赖理论强调组织的权力制约,把组织视为一个政治行动者,认为组织的策略无不与组织试图获取资源,试图控制其他组织,摆脱依赖性,增强自主性的权力行为有关。从组织内部看,在资源争夺中发挥更大作用的组织成员显然比其他成员重要。

首先,能够为组织提供重要的、关键的、被组织认为是有价值的、不可替代的资源的次级单位比其他次级单位拥有更大的权力。换句话说,次级单位权力来源于该单位能在多大程度上为组织提供资源以及提供的资源的重要性。在原材料至关重要的组织中,采购部门的权力相应较大;而订单重要的组织中,销售部门则占有重要地位。大学中最有权力的部门往往是那些能从外界获得科研基金,以此支持学校管理费的院系。其次,在组织试图减少和摆脱对其他组织依赖的过程中。在处理关键资源问题和环境依赖性发挥关键作用,负有最大责任的部门,在权力配置中的地位就会上升(19)。

从动态意义上来看,资源依赖模型揭示了次级单位权力与资源控制之间的循环的关系。一个次级单位控制其他次级单位需要的资源的能力决定了它的权力,一旦获得权力,就会用它来获得对资源的更多的控制。这些资源包括信息、环境不确定性、网络关系、结构依赖(20)。菲佛等人对大学的研究表明,在那些能带来或提供对组织有价值资源的部门中,权力会自然地形成和增大。权力又帮助这些部门从组织中获取更多的稀缺资源。从获得资源中产生的权力被用来获取更多的资源,而这反过来又成为产生更大权力的工具。

资源依赖理论遵循的基本逻辑还是埃默森的“权力和依赖密切相关”,资源的相互依赖导致了权力的不对等,而增加权力的途径就是提供有价值的资源,并降低对其他次级单位的依赖性。资源依赖理论的不足之处在于没有充分考虑资源的异质性和多样性。首先,在复杂的组织中,当我们考虑到资源的多样性的时候,权力和依赖性之间的关系会比较复杂。行动者A可能会控制某种特定的与B相关的资源,但是,行动者B可能会控制着另一种与行动者A相关的资源。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只关注一种资源,将不能准确描绘出两者之间的社会关系。其次,组织内次级单位提供的资源之间具有异质性,因此,很难比较哪一个提供的资源更关键,更不可替代。例如,人们很难比较人力资源部和财务部的权力大小,因为很难说清哪一个提供的资源更关键、更具有不可替代性。

要理解组织内次级单位权力,须从两个角度来进行考量,一是交互的角度;一是全局的角度。既要考虑次级单位在双边依赖关系中的地位,又要考虑在整个组织网络结构中,该次级单位处于核心还是边缘的位置。因为部门之间相互依赖的同时,两者又都是整个组织网络中的节点。不同的理论对于不同的组织类型具有不同的解释力。按照巴纳德的区分,组织分为等级组织和横向组织(21)。战略权变理论对于等级组织内的权力配置格局比较有解释力,而横向组织内的权力配置则用资源依赖理论来解释比较有说服力。

3.制度理论

以上两种理论更多的是从业务技术角度解释问题。组织除了从事业务活动,具有业务技术一面外,它首先是社会系统,是各种利益、主张、追求,乃至权力争斗、整合的系统。制度理论在组织要遵守规制的、规范的、认知的环境要求,获得合法性与支持,以及其他相关方面,做了大量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解释(22)。

合法性是制度理论的一个核心概念,它是一种一般化的认知或假定,在某一个社会所建构的规范、价值观、信念与定义系统中,一个实体的行动是可以被接受的、被认可为适当的或恰当的(23)。组织在社会环境中生存,不仅需要物质资源和技术信息,同样需要社会的接受和信任,这就是所谓的合法性。

组织及其内部单位的合法性、权力和权威,相当程度上受外部制度环境制约。一个既定单位,其社会合法性往往是通过环境而不是通过内部技术效率而得到定义的(24)。有些次级单位在工作流中的重要性并不强,但由于适应外部制度环境要求而产生了合法性,进而提升了在权力关系中的地位。例如,尽管国有企业中的党组织对企业发展有一定的贡献,但其权力来源更高程度上是由外部制度环境决定的。这是从社会侧面分析因制度环境制约而导致的次级单位权力配置。此外,由于组织本身是一体的,不同侧面的规则、逻辑,内外不同层面的制约和要求,最终都要整合、统一于组织的目标·战略·制度系列,因而以上业务技术意义上导致的权力配置最终都要以社会性的权力关系形式表现出来。

从动态意义上说,组织所处的制度环境的变化,如何影响组织内部权力配置进而影响组织决策的,其作用过程及机理是什么,这一点,制度理论没有做出有说服力的解释。根据斯科特的分类,制度的三大基础要素分别是规制性要素、规范性要素和文化——认知要素(25),组织所处的制度环境中的三大基础要素如何影响组织内的权力配置,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

综上所述,次级单位权力大小,既与业务技术过程相关,也取决于社会政治意义上的权力配置,同时受组织与环境关系的约束。战略权变理论和资源依赖理论都建立在埃莫森对权力与相互依赖关系的阐述之上。前者用来解释组织内的权力分配,后者侧重解释组织与组织之间的关系。战略权变理论从静态角度分析组织内的权力分配,资源依赖理论和制度理论则从相对动态的角度考虑权力结构变化。两者都强调环境的重要作用,只不过,前者重视环境的物质条件,后者则强调环境中文化准则、价值观和社会期望的作用。以上三种理论都从一定程度上揭示了组织内次级单位权力配置格局的成因及变迁机理,但就明晰这一复杂的过程而言,单一理论和视角的解释远远不够,需要已有基础上相对综合、全局视角的整合和深化。

三、组织中次级单位权力格局:一个整合模型

不同的决策议题上,不同的次级单位拥有的权力大小不一,这来自于劳动分工的不同及在此基础上产生的信息不对称。人事决策中,人力资源部具有更大的权力。而在财务决策中,财务部则有更大的发言权。在组织发展的不同阶段,由于面临的不确定性不同,各个次级单位处理不确定性的能力也不一样,因此其权力地位也会发生变化。面临财务危机的组织,财务部门的权力相对较大。一定情境下,组织内部次级单位之间的权力配置格局主要由结构性要素决定,同时受到环境制约、次级单位自身特点、个体要素以及组织惯性的影响。这些因素有时其中一种或另一种会处于支配地位,但更经常的情况则是他们相互联合,共同发挥作用。权力配置格局处于不规则的变化之中,其变化既受上述要素影响,又有自身的特点(如图2)。

图2 组织中次级单位权力格局整合模型

1.结构性要素

组织中权力关系的形成,次级单位在组织权力配置格局中的相对地位首先取决于结构性要素。即,或者由于业务技术规定性导致的流程和层次安排,或者由于经济有效地展开活动决定的适度分工专业化和层次划分,或者由于不同的利益、地位、观念整合对权力配置的决定性,以及上述三方面综合而成的具体组织结构化状态(26)。次级单位的具体权力配置是三方面要素、力量综合作用最终在组织结构化形式上的表现,是组织内部力量整合、目标凝聚体现在“部门间”的结果。其中既有技术规定性,也有效率逻辑和社会政治性力量制约作用,更为重要的,是三方面制约,三种规则的整合和统一。

2.环境制约

作为镶嵌在社会环境中的组织,内部权力格局不可避免受到环境制约要素的影响。技术环境通过组织业务职能活动过程,通过组织间关系,通过通行于环境系统中的规则制约组织,从而影响组织内部次级单位的相对重要性。市场化初期企业营销、战略部门地位上升,求大于供的条件下,大学招生部门的显赫地位,都是此类表现。制度环境通过合法性机制实现对组织的制约。既有规制性、规范性的约束,也有认知、共识性的影响。而且技术逻辑、经济逻辑、社会政治逻辑此消彼长的交互影响,变化对比中,还会逐步改变整体环境的状态和基本规则。改革以来市场化成分逐步上升,行政性力量逐步消减的变化,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在这种大的变化下,组织内部次级单位的相对地位自然会发生变化。但目前政府仍然在资源分配、规则制定等方面居于主导地位,“强国家弱社会”的格局没有发生实质性变化。例如,对非盈利组织的研究表明,组织在合法性获得的支持方面,仍然强烈地依赖政府。

命题1:能帮助组织有效处理技术环境变化带来的不确定性的次级单位在权力配置格局中更容易获得有利地位。

命题2:能帮助组织适应制度环境要求,获取外部合法性支持的次级单位在权力配置格局中更容易获得有利地位。

3.次级单位自身特点

次级单位自身在业务技术、所拥有的知识、政治力量对比、是否体现组织主流价值观等方面的具体状态和特点,是一个重要因素。在组织的业务技术网络结构中是否处于关键的流程或节点;是否拥有对企业来说关键的、不可替代的、核心的知识;对其他次级单位乃至整个组织的影响效应大小,都是重要的决定要素。社会政治力量对比意义上,处于主导的还是从属的地位,具有何种重要性,都会导致相对地位的差异。还有,次级单位层次的观念和规则,是否体现了组织主导的观念和规则,以及在观念变化、规则演变中扮演的角色,也会影响次级单位权力地位的变化。或许更为重要的,是次级单位在上述过程中拥有几种优势,在组织整体结构化形成和演变中处于何种地位。

命题3:在组织的业务技术网络结构中处于关键节点位置的次级单位在权力配置格局中更容易获得有利地位。

命题4:拥有对组织来说关键的、不可替代的核心知识的次级单位在权力配置格局中更容易获得有利地位。

命题5:与组织主流价值观一致性程度较高的次级单位在权力配置格局中更容易获得有利地位。

4.个体因素

个体要素也会影响组织内部权力配置格局。这里所说的个体指组织主要领导和次级单位领导。以往研究表明,创业者之前的个人经历与组织中相关功能的重要性正相关,企业家创业之后在企业的任职时间越长,创业时期带来成功的功能重要性模式越不容易发生改变。主要领导的更替会显著影响组织内部权力配置格局的变化,尤其是制度化程度不高的组织更是如此。CEO拥有财务背景的企业,财务部门相对来说权力会较大。一旦来自研发部门的新的CEO上台,引发的将是研发部门的权力上升和财务部门权力的下降。

次级单位领导人的政治技能和权力一定程度上能转化为次级单位的权力,但相对于处于强势地位的主要领导来说,次级单位领导的影响相对来说程度有限。当然,并非所有的次级单位领导都会为了追求本单位的利益而牺牲组织的利益。有些次级单位领导对整个组织的认同超过了对本单位的认同,在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有可能以大局为重。尤其是在某些集体主义色彩浓厚的国家,更是如此。因此,在研究次级单位领导与次级单位权力之间关系的时候,不应忽视次级单位领导的组织认同问题。

与个体因素相关性较强的,还有次级单位与高层管理者之间的价值一致性。价值观一致性会影响权力配置格局的变化(27)。与高层管理者价值观一致的次级单位有更多的信息获得渠道,更经常与管理人员沟通,得到高层的信任,在组织行动中有更高的控制力,从而加强权力。这些次级单位领导人更有可能成为继任者。在某种情境下,环境变化,次级单位处理不确定性的能力会相应改变,但其权力不一定发生变化,因为高层管理者与该次级单位有共享价值观,认为它是有影响力的,而不考虑处理不确定性的能力。相应地,一个部门即使具备处理不确定性的能力,但若得不到高层管理团队的重视,该部门也没有权力。价值观沟通过程也会影响组织内的权力关系,因为价值观一致性可以分为感知到的和表达出来的两种。次级单位成员通过表达价值观一致性,也能获得高层的同情、支持与资源,而不管其价值观是否真的与高层保持一致。

命题6:与组织主要领导的教育背景或任职经历密切相关的次级单位在权力配置格局中更容易获得有利地位。

命题7:领导人拥有娴熟的政治技能的次级单位在权力配置格局中更容易获得有利地位。

命题8:与高层管理者价值观一致性程度高的次级单位在权力配置格局中更容易获得有利地位。

5.组织惯性

组织内次级单位权力配置格局一旦形成,往往具有稳定性,稳定性过高常常会成为变革的阻力,使组织丧失变革能力;稳定性过低使组织达不到必要的有序状态,资源不能有效整合,无法正常展开职能活动。

组织惯性指组织倾向于按照既定过程和方式运行的特点。其中制度化惯性会带来权力格局相对固化。一系列制度化因素会巩固、强化现有的对某一次级单位有利的权力配置。这种情况来源于三种效应:一是之前确定的决策和战略改变之前的惯性,导致管理层坚持原来的战略和计划,客观上会巩固原有的资源、权力配置。二是制度规则、业务流程、规范等有关程序、规范、知识的制度化惯性。三是拥有权力的参与者通过掌握的权力来获得更大的决定权,这些措施包括制定和利用组织规则、控制资源(物质资源和信息资源等)、掌握难以替代的专业技能以及改变偏好和身份(不是尽力为他人提供他们想要的东西,而是尽量让他人想要掌权者倡导的东西)等方式来维持对其有利的权力结构(28)。由此,制度化成为巩固现有权力格局的要素。同理,当制度化要素变化时,权力格局就会被打破,进入新一轮组合。

除此而外,组织中存在权力的自我强化机制,这种机制导致某一特定时期,特定的权力格局具有相对稳定性。自我强化机制是指,已有的次级单位之间的权力分配格局会影响组织的战略选择、次级单位之间的预算分配、领导或管理职位的继任,以及正式组织结构的设计与再设计。而这些结果变量本身体现了现有的权力关系,会在一定程度上巩固现有的权力配置格局。

上述决定次级单位权力配置的基本要素中,虽然有趋稳而非变化的因素,但总体上讲无一不处于变化中,因此,次级单位权力会由于相关要素的改变而变化。次级单位权力配置格局的变迁总是体现为一种新的制度安排逐步取代旧的制度安排,一种新的行为规则取代旧的行为规则的过程。现实生活中,由于技术进步,市场供求关系和领导人更替带来的变化比较多见。这种变化存在复杂的机制和过程。

四、未来研究方向

次级单位的权力格局及其变化是一个颇有意味的课题,对我们理解和揭示组织内部权力的形成、配置、变化,明确权力关系与制度规范、观念意义等其他方面的关系,最终揭示组织的生态,具有重大价值。已有研究和本文观点只是初步认识,尚需大量的研究积累和投入。其中,有意味且比较重要的研究方向在于:

1.制约次级单位权力的整合性研究

以往次级单位权力来源的研究较多关注技术层次(战略权变理论)和制度层次(资源依赖理论和制度理论),对意义层次的研究相对较少。把分层次、单方面的研究综合起来,系统地探讨由个体的权力诉求如何形成次级单位权力,多维度的逻辑和规则如何整合于一体,次级单位权力配置与制度逻辑、意义系统内在的关系与对应,最终获得对组织中总体权力格局下的次级单位权力方面的认识,是一个重要的方向。

2.理性模型与权力为特征的政治模型的融合问题

组织是一个复杂的现象,既有作为理性系统,各次级单位紧密合作,共同完成组织目标的一面;又有作为政治系统,各个次级单位之间为了利益争夺,权力斗争,甚至出现次级单位目标置换为组织目标的一面。只考虑组织作为理性系统的一面,很难解释组织战略制定和执行过程中发生偏移等现象;只考虑狭义的权力关系,很难理解一个现代组织如何能够合理而有效地运作。将这两种模型的认知建设性地综合在一起,相互补充,有可能得到贴近组织现实的结论。

3.相互制约、动态角度的研究

组织内权力配置及其变化的一个关键问题是相互制约意义上的动态变化。这包括组织内外来自业务技术、政治力量对比、观念变化导致的变化,自然也包括人的因素引致的变化。揭示这种复杂的相互制约作用中的变化过程和机制,是理解权力格局配置及演变的主要环节。

注:

①研究组织政治的知名教授Ferris G.R.把组织政治的研究分为宏观政治和微观政治。微观政治主要研究个体组织政治行为、组织政治知觉和政治技能。宏观政治主要指职业群体之间或部门之间因资源争夺引发的冲突的解决过程。

②次级单位(subunit)是研究组织内部群体之间权力关系的一个基本概念,是更大单位的一个分支。是在劳动分工和专业化基础上产生的、相对固定的、具有特定功能的组织结构要素,类似于我们常说的“部门”。

③理查德·L.达夫特:《组织理论与设计》,王凤彬等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④把次级单位权力配置格局的产生过程和变迁过程区分开来,似乎有些武断。新的权力格局不会凭空出现,他们总是挑战,并不同程度地取代先前的权力格局。如果研究者主要关注权力配置格局的产生过程和条件,那就是在研究次级单位权力配置格局的创造。如果研究者关注的是既有的一种权力配置格局如何受到挑战、逐渐失去合法性,而被新的权力配置格局所取代,那就是在研究权力配置格局的变迁。

⑤Emerson.Power-Dependence Relations.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1962,27(1):31-41.

⑥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上卷),林荣远译,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

⑦李友梅:《组织社会学与决策分析》,上海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⑧Dahl,R.A.,The Concept of Power,Behavioral Science,1957,2:201-215.

⑨Lachman,R.,Power from What? A Re-examination of Its Relationships with Structural Conditions,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1989,34(2):231-251.

⑩Hickson,D.J.,Hinings,C.R.,Lee,C.A.,Schneck,R.E.,and Pennings,J.M..A Strategic Contingencies'Theory of Intra-organizational Power,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1971,16(2):216-229.

(11)Hinings,C.R.,Hickson,D.J.,Pennings,J.M.,and Schneck,R.E..Structural Conditions of Intra-organizational Power,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1974,19 (1):22-44.

(12)Salancik,G.A.,and Pfeffer,J..The Bases and Use of Power in Organizational Decision-making:The Case of a University,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1974,19 (4):453-473.

(13)米歇尔·克罗齐埃:《科层现象》,刘汉权,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14)Saunders,C.S.,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s,Communications,and Departmental Power:An Integrative Model,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1981 (6),3:431-442.

(15)Krause,D.E.and Kearney E..The Use of Power Bases in Different Contexts:Arguments for a Context-specific Perspective,Power and Influence in Organizations:New Empirical and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Information Age Publishing,2006:59-85.

(16)Boeker,W..The Development and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Subunit Power in Organizations,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1989,34(3):388-410.

(17)Saunders,C.S..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s,Communications,and Departmental Power:An Integrative Model,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1981 (6),3:431-442.

(18)马迎贤:《资源依赖理论的发展和贡献评析》,《甘肃社会科学》2005年第1期。

(19)杰弗里·菲佛、杰勒尔德·萨兰基克:《组织的外部控制——对组织资源依赖的分析》,东方出版社2006年版。

(20)Harpaz,Itzhak; Meshoulam.Ilan,Intra-organizational Power in High Technology Organizations,Journal of High Technology Management Research,1997,8(1):107-128.

(21)切斯特·巴纳德:《组织与管理》,曾琳、赵青,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22)DiMaggio,P.J.,and Powell,W.W.The Iron Cage Revisited:Institutional Isomorphism and Collective Rationality in Organizational Fields,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1983,48 (2):147-160.

(23)Suchman,M.C..Localism and Globalism in Institutional Analysis:The Emergence of Contractual Norms in Venture Finance,Thousand Oaksm,CA:Sage,1995.

(24)W.理查德·斯格特:《组织理论》,黄洋等,译,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

(25)W.理查德·斯格特:《制度与组织——思想观念与物质利益》,姚伟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26)王利平、葛建华:《组织理论的整合框架研究——从多视角到一体化》,《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9年第5期。

(27)Enz,C.A..The Role of Value Congruity in Intra-organizational Power,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1988,33 (2):284-304.

(28)埃哈尔·费埃德伯格:《权力与规则——组织行动的动力》,张月等,译,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标签:;  ;  ;  ;  ;  ;  ;  ;  ;  ;  ;  ;  

组织中子单元的权力分配模式:一种集成模型_权变理论论文
下载Doc文档

猜你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