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增长的可能性：一种基于修正的索洛模型的估算，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可能性论文,模型论文,中国经济增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6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848(2005)03-0049-04
一、引言：经济增长的可能性
中国近二十年来在经济增长上的成绩举世瞩目。在特定时期内，中国经济甚至可以说是一支独秀的。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字，从1979年到1998年20年间中国经济平均增长率是9.7%。从2000年到2003年，经济增长也分别保持着8%、7.3%、8%、9.1%的高速度。
然而，中国的经济增长数字历来也面对着不少的质疑。最早是来自于经济学家克鲁格曼，而最有影响的挑战，则是来源于麦迪森(Maddison)”[1]、罗斯基(Rawski)”[2]等人。其质疑的逻辑核心不仅包括核算范围、统计方法，还包括各部门数据间的协调性，以及最后经济增长数字的现实性等。
就统计方法等问题自然可以商榷，但对于普查及抽样调查数字的准确性，则是各有看法，很难通过争论明辨是非。自从宣布不再采用地方上报的增长数据以来，国家统计局并没有公开解释过它是如何取得说明全国经济增长情况的评价数据。所以，从学术角度，我们也无法对经济增长数字本身进行过多细节上的探讨。
因此，在本文中，笔者将转换一个角度，运用理论模型和经验数据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可能性”进行一种粗略的估算。当然，最后的结果不会对官方数据或者是质疑者推算的数据形成直接的肯定或者否定。但毕竟，它可以为我们理解中国经济增长数字提供一种可靠的逻辑背景。即如果我们将中国经济的特殊性考虑进去，也许最后结果未必如克鲁格曼所说，是“毫无逻辑、不可置信的符号体系”。
二、理论综述：关于模型选择
经济增长理论是现代宏观经济学最为核心的内容，也处在经济理论发展的最前沿。一般而言，经济增长模型可以分为以下几种[3]：以Harrod-Domar Model为代表的古典增长模型、以Solow Model和Cass-Koopmans Model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以及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包括Romer、Lucas、Barro等人构建的AK类型的经济增长模型和在Romer、Aghion、Grossman[4]等人的研究基础上发展起来的R&D类型的增长模型。
Harrod-Domar模型是以短期为背景的，这里指的短期可能比我们的考察期远远要短。而且，它以充分就业为衡量宏观经济的先决条件，在此基础上考察宏观经济运行及经济增长。这对我们研究中国问题来说，显然是不合适的。
以内生经济增长模型为代表的新增长理论在近些年颇为流行。但我们在这里更关注的，是它们是否适合用来考察中国经济增长。根据国内学者舒元、徐现祥[5]的实证检验，1952-1998年中国经济增长的典型事实明显拒绝了R&D类型的增长理论。当然，舒元等人的研究显示，AK类型增长模型是符合中国经济增长的特征事实的。但这一结论似乎值得商榷。因为得出我国的生产函数是AK类型的是因为其模型的关键假设是特殊的哈罗德中性生产函数，把劳动加强型的技术换成了一个制度变量，把制度内生到了资本项上。
回过头来看以索洛模型(Solow Model)为代表的新古典增长模型。关于索洛模型本身的来龙去脉，很多教科书都有详细论证，在这里不再赘述。笔者认为，索洛模型的优点就在于模型中技术进步是外生的，而这符合中国实际情况，即近二十年的经济增长中，技术进步并不起到主要的拉动作用。从研究角度来说这一点也具有实际意义，一些研究往往无法将“技术”和“制度”变量的效果分开，最后的结果反而纠缠不清。而模型的缺点，就在于没有充分反映出经济结构的变化，即伴随着中国经济增长而进行的经济转型和经济发展过程。
综上所述，主流的经济增长模型在考察中国经济增长问题时，都面临着一个适用性的问题。若要使用，必须进行修正。
詹姆斯·莫里斯(James A.Mirrlees)在一次学术演讲中曾创造性地将结构变化的因素考虑进去（注：见莫里斯2004年9月18日在北大的演讲《创新与增长》），将城市与农村劳动力作为变量分开，从而将劳动力的流动和城镇化等因素体现在了索洛经济增长模型中。从而使该模型更适合考察转型期的中国。其精致的模型化处理可以给我们的研究带来很多启示。
三、模型构建：对于索洛模型的修正
在本部分，我们将沿着莫里斯的思路，对索洛模型进行进一步处理。从而使该模型更加符合中国经济增长的特征事实。
首先，我们建立一个一般化的索洛模型：
推导至此，可以说是莫里斯教授的全部思路。最后的这个式子就可以代表主要结论，其相关细节，在本文中不再赘述。
而下面我们将要进行的，是对模型进行进一步的处理。考虑到中国近些年经济增长的特征事实，即国有企业利润仍然不佳，亏损面仍相当大，对就业吸收处于负增长，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效应有逐渐缩小的趋势；而非国有资本所占份额却在不断扩大，在某些经济部门和行业已经占据了主导地位，我们可以将资本部分划分为国有资本和非国有资本。
四、变量估算：基于中国的经验数据
在本部分，我们将采用经验数据，对上文修正的索洛模型进行估算。
首先要考虑的一个变量环节是
，即雇佣劳动的增长率，也就是我们国民经济统计中显示的就业增长率。在发达国家，这一数值一般是比较稳定的。但中国的情况特殊，即经济增长的同时进行着大幅度的经济改革，包括下岗再就业工程。所以，在年度数据上可能会有较大的波动。为了计算方便，我们只能观察一个较长时间段的数据。1979-1989年，中国平均就业增长率为2.96%;1991-2001年平均就业增长率仅为1.1%;2002年为0.97%。若我们考虑到中国的现实情况，即就业人数的减少并非完全是由于经济吸纳能力的下降，近些年劳动力技能的提高暗含在劳动力就业人数增长下降的过程之中了，我们可以近似地将部分估计为2%。而其最高时一般也不应超过3%。
再接下来是
，是农业劳动的边际生产率，我们可以近似理解为农业劳动的“工资率”，它被乘以整个社会的总劳动力人口，再比上国民收入。我们利用近些年的数据估算一下这个数值，大约在0.3左右。注意，这里将农业人口的其他要素收入，如土地租用等不计算在内，否则，若按照官方相关数字计算[6]（2003年年末全国总人口为129227万人。其中城镇52376万人，乡村76851万人。全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8472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2622元），此数值还要更高一些。
下面一项是cM/Y，分子是用城乡之间实际劳动收入的差距乘以城镇就业人口，所以这一项大体相当于城市化的成本。我们可以利用上面的数值大体估算一下，这一比率大约0.45左右。
是劳动项的最后一部分，即城镇劳动力的增长率。我们可以首先看一下城镇就业增长率。这一比率在1978-2002年期间，城镇年均就业增长率为4.1%，而根据官方统计数据计算，1999至2001年分别为3.7%、3.3%、3.5%。假如将其代入索洛模型，还需要考虑到的一个事实是，在中国城镇化的过程中，民工涌入城镇短期就业的结构化变动应该考虑进去；再考虑到城镇化过程中工人技能的提高，这一数值可以达到7-8%左右。
项对应着统计中的投资增长率。这一比率在1998年至2002年间的年均为11.8%,2002年之后经济有过热的迹象，2003年是27.7%,2004年1-7月份是31.1%，第三季度进行了政策调整，但仍高达25%左右。
下面需要估算的是
，我们可以用国有企业的利润率来表示国有资本收益率。这一数值在1994年为5.29%，但在接下来的各年度中下降很大，1995-1999年分别为1.73%、1.65%、1.67%、2.79%；考虑到企业亏损面的问题，以及98年前后原油价格上涨等因素带来的短期利润，这一数值的实际意义似乎已经不大。但鉴于一些较为灵活的股份制企业中的国有资本部分处境稍微好些，我们可以将这一数值设定为1.5%。而项目，根据2000、2001年的数据计算，则大致为0.37、0.38左右。
接下来的一项是dN/Y。首先是d，及国有资本和非国有资本在收益率上的差异。这个涉及到一个颇有争议的指数，即民营企业和其他非国有企业的利润率问题。郎咸平曾通过详实的材料分析认为非国有企业存在利润上的隐瞒问题[7]，根据其展示的材料，私营企业、集体企业、纯外资企业、港台资企业、混合所有制企业的基准利润率约为12.72%、8.05%、8.25%、6.78%，而其披露利润率则大约只为1%-2%，私营企业为3%。
非国有资本投资的增长率
在1981-1996年间平均增幅达29.9%,1997-2000年出现回落，到了10%以下。2000、2001年以来处于回升阶段，近两年回升势头较为迅猛，一般在15%以上。对于这一在时间序列上并不稳定的变量，在使用时需要具体考察。
然后是R，即技术进步率。这一数值素有争议。英里斯认为它一般不会超过2%。有不少国内学者认为在中国这一数值会更高一点，因为中国存在很强的技术上的后发优势和学习效应。不过，根据实证经验判断，这一数值最高也很难超过3%。
最后，我们利用这些经验数据对中国的经济增长进行一下粗略的估算。在这里我们将估算分为两种：一种是基于平均数值的，可能更接近经济增长的现实情况；一种是基于最大数值的，代表着经济增长的“可能性”。
1.计算之一：G=2%×0.3+0.45×7%+1.5%×0.4+7%×15%+2%=7.4%
2.计算之二：G=3%×0.3+0.45×8%+2%×0.4+8%×20%+3%=9.9%
五、结论
本文的基本思路是经济的结构效应（包括劳动和资本的不同结构构成及其变动）对经济增长会带来一定影响。我们修正后的模型及其数值估算也证实了这一点。从中不难看出，有不下于3%的经济增长数字是由经济变动的结构因素所带来的。
近些年来，随着中国市场化进程的加快、城乡结构的变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入、民营资本的发展，拉动经济增长的各个部分已经发生了明显变化，如资本投资增长率已经超越了过快增长的阶段；非国有资本投资的增长率也日趋成熟和平稳；国有资本盈利率较90年代初时已经下降了几个台阶，目前正在改革的引导下趋于平稳化；技术进步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也在凸现。所以，我们在考察经济增长的时候，最好把90年代中后期到现在的这段时期和以前分开考虑。本文基于这一时期的平均数值计算的结果显示，7%-8%左右的增长应该是一个比较可信的数字。而其中的一部分增长，是由于经济的结构性变动带来的。国外经济学家之所以对中国经济“质疑”，罗斯基甚至认为增长数字高估达2/3以上，可能是对这一因素考虑不足。
但是，有人可能会发现这样一个问题：根据本文的模型估算，在经济的各项指标都接近最高时，中国经济增长的最大可能性是9.9%；而1978-1995年，中国官方公布的年均增长率的平均数值也恰为9.9%。再考虑到本期间劳动力结构变动的贡献还要更低些，难道这一时期（尤其是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的经济恢复时期和80年代末的通胀时期）的经济表现反能超出模型认定的最佳状态？显然令人难以置信。所以，从本文的结论来看，世界银行1997年的研究报告还是颇有根据的。即1978-1995年的中国年均增长率应该从官方的9.9%修正到8.2%。
还有一个逻辑上的推论就是，随着结构性因素的逐步递减，经济转轨所带来的“惯性力”会越来越小，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会不会因此逐渐放慢？从我们的估算模型来看，的确是这样的。毕竟城乡之间的劳动力流动、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之间的利润率差距等不会成为永久性的变量，它们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力会越来越小。显然，实际经济数据也支持这一推论，即我们可以明显看出，在90年代初期平均10%以上的增长率和90年代中后期8%左右的增长率之间，有一条明显的界限。
尽管90年代初超高速增长的局面已经很难再现，但正如我们的估算结果显示的，如果资源的利用限度达到最大，在目前的经济条件下，仍有可能实现接近10%的增长。当然，这只代表着一种“可能性”，增长数字太高未必是好事，因为此时方程中的各经济变量都处于顶端状态。考虑到中国的市场化程度仍不完善，经济改革仍在进行，金融环境刚摆脱初级阶段，过高的经济增长将意味着经济泡沫。所以，7-8%是比较现实和踏实的，我们完全可以把第二种估算的数值当作经济增长的“警戒线”。
收稿日期：2005-03-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