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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生活质量概念的不同理解
尽管本世纪五六十年代就开始了生活质量研究，但目前国内外学者对生活质量的概念仍然存在不同的理解，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从影响人们物质和精神生活的客观条件方面进行理解
此类学者认为，生活质量是指生活条件的综合反映，生活条件的改善就意味着生活质量的提高。我国不少学者持这种观点。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认为：“生活质量是反映人们生活和福利状况的一种标志，它包括自然方面和社会方面的内容。生活质量的自然方面是指人们生活环境的美化、净化等等；生活质量的社会方面是指社会文化、教育、卫生、交通、生活服务状况、社会风尚和社会秩序等等。”〔1〕70年代， 美国经济学家罗斯托（W·W·Rostow）的生活质量概念也包括自然和社会两方面的内容，自然方面即居民生活环境的美化和净化；社会方面是指社会教育、卫生保健、交通、生活服务、社会风尚乃至社会治安等条件的改善。在罗斯托的理论中，生活质量概念是与经济增长阶段相联系的，从某种意义上讲，是经济增长过程的必然产物。〔2〕
我国很多人口学家倾向于从客观方面理解生活质量。冯立天教授主要从物质生活质量指数方面对生活质量进行测量和评价；陈深则将生活质量定义为：“反映人类为了生存与提高（生存）机会所进行的活动的能力和活动的效率。”“活动能力”是指“人们生存能力和提高生存机会的潜力”。他认为，“一个人的才能唯有通过有条理、有系统的工作方法方能转化为现实效率。”〔3〕
（二）从反映人们生活舒适、便利程度的主观感受方面来理解
持有这观点的主要是西方发达国家的学者。美国经济学者加尔布雷斯（J·K·Calbrith）在1958年所著的《富裕社会》（The Afflent Society）一书中认为，生活质量是指人们在生活舒适、便利程度以及精神上所得到的享受或乐趣。〔4〕1957年古瑞（Gurin）等人在美国进行的首次生活质量调查具有明显的注重精神健康取向。60年代以后，研究内容转向更为宽广的领域：既有情感、心理健康的研究，也包括对认知层次满意程度的研究，对满意度的研究占上风。坎贝尔（Angus Campbell）等1976年将生活质量定义为生活幸福的总体感觉。 美籍华裔社会学家林南将生活质量定义为“人们对生活环境的满意程度和对生活的全面的评价”。〔5〕为了使一般满足与某个特殊满足相区别， 人们习惯上把两者分别称之为“整体性（global ）满足”和“专门性（domainspecific）满足”〔6〕。
（三）将主、客观两方面结合来理解
此派学者把生活质量定义为“社会提高国民生活的充分程度和国民生活需求的满足程度”。生活质量是“社会成员满足生存和发展需要的各方面情况特征的综合反映，是建立在一定的物质条件基础上，社会个体对自身及其社会环境的认同感”〔7〕。
（四）从人们生活总体上的好坏来理解
此派学者认为生活质量是指人们的生活的好坏优劣的程度，即将生活质量看作生活等级的代名词。在生活质量优劣的判断标准上，日本学者认为主要有4个方面，即方便、健康、安全和舒适。〔8〕我国学者卢淑华也认为，“把生活质量看作一个抽象的概念，是生活等级的代名词似乎比较适当”。〔9〕她认为对生活质量主、 客观两方面理解的是有关生活质量的两个操作性的定义。
二、生活质量研究进程
对生活质量的研究是世界性的，除美国和加拿大以外，还有前联邦德国、瑞士、南非、前苏联、日本、匈牙利和朝鲜等许多国家和地区。霍夫曼与苏特纳1976年的论文集中反映了国际范围内关于生活质量的研究现状。在斯沙莱与安德罗1980年的生活质量比较研究论文集中汇集了十几个国家的研究成果。〔10〕
（一）国外生活质量研究过程
国内外学者比较一致地认为，生活质量的研究起源于西方发达国家，其策源地在美国。这一研究领域最初起源于人们对生活指标的兴趣。
1958年，加尔布雷斯在《富裕社会》一书中首先提出了生活质量的概念，他因此而被看作是生活质量概念及其研究的始作俑者。〔11〕美国1960年发表的“总统委员会国民计划报告”和鲍尔等人1960年发表的有关美国社会第二次实施的全国规划的文献中，也都提出了这一术语。
事实上，对于生活质量的研究可见于更早期的一些学术著作中。早在1927年，威廉·奥格博（William Ogburn）就对这方面的研究表示了极大的兴趣。在他的领导下，胡佛研究中心1933年发表了《近期美国社会动向》专著，专门讨论和报道美国生活各方面的动向。在以后的20年左右的时间里，奥格博的学生在“社会动向”的研究领域发表了许多重要论著。这类研究逐渐发展成为两大主流：社会指标的研究和生活质量的研究。〔12〕
50和60年代是生活质量研究的成熟期，生活质量的研究在美国各地蓬勃开展。1957年密歇根大学的古瑞、威若夫（Veroff ）和费尔德（Felcd）联合几个大专院校作了一次全国随机抽样调查，主要研究美国民众的精神健康和幸福感。〔13〕海德雷·坎吹尔（Hadley Cantril ）1965年发表了13国（包括美国）关于生活满意度和良好感觉的比较研究结果。几乎如此同时，诺曼·布拉德本（Norman Bradburn ）也在一项全国民意调查中研究了国家民众的幸福感。
鲍尔1964年主编了《社会指标》论文集，着重研究了国家的空间计划对美国社会的间接影响。这一研究成果激起了人们对生活质量这一领域的广泛重视。
罗斯托在他1971年出版的《政治和增长阶段》（Politics and the Stages of Growth）一书中深入地探索了生活质量问题，并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他认为，世界各国的经济增长要依次经历“传统社会阶段”、“为起飞准备前提的阶段”、“起飞阶段”、“成熟阶段”和“高额群众消费阶段”。“高额群众消费阶段”反映的是一种数量上消费特征。自此之后，人们可能转向对“质量的追求”，这种“质量”就是“生活质量”。〔14〕
70年代，坎贝尔、康维斯（E·Converse）和罗杰（Rodger ）作了一项全国抽样调查，主要研究美国社会的生活质量，重点放在对生活整体的满意度及对13个生活具体方面满意度的研究上。当时的两家最主要的研究机构——芝加哥大学全国民意调查中心和密歇根大学社会研究所都积极参与了对生活质量的调查与研究。他们的参与对这一领域的发展起了关键性的推动作用。〔15〕
（二）生活质量的理论化
生活质量研究涉及不同的学科，如社会学、经济学、人口学、心理学和环境学等，各种学科研究的角度不同，它们对事物的认识、感情和与社会的相互作用也不一样，因而形成了不同的生活质量理论。生活质量理论试图通过个人评价决定他们对生活质量的体验，来描述认知、感情和表述的过程。每种理论均按各自对个人和社会的观点展开讨论。其中几个较有代表性的理论〔16〕是：
1.社会心理学的观点
坎贝尔1981年强调用心理学人以区别经济学人。心理学人或自我，当他明显感到需要减少了，就会体验到幸福的感觉。这一过程的详细情况在不断变化，因为自我有许多需要，而需要的满足又有许多方法。当需要没有得到满足，幸福的感觉就被给予一个负值。
盖森对生活质量的分析是米德思想的具体化，他认为，自我与社会的细节是这个社会进程的面貌。生活质量包含在正负自我感觉之中，随着过程的展开而形成。
现象学理论的特征是，它坚持认为反映生活质量体验的感情是表达不出来的。席勒于1974年依照科学研究提出了有关生活质量的现象学理论。他认为，生活质量包含在自我评价，同时存在于自我与他人相互作用之中。对生活质量的现象学研究，其侧重点放在观念的主观性、相互性和复杂性上。
2.经济学的观点
经济学的理论是强调人们合理分配资源以满足需要，从而产生效用或满足的过程。经济学家把资源分配问题表述为最大的效用，加强资源的利用性和替代性，发展取得最大效益的普遍方法。 刘本杰（Liu ·B·C）1976 年试图把生活质量观念综合到微观分析生产理论的一般框架中去。杰斯特等人1981年寻求如何把经济学者考虑到的物质利益和其它社会科学家考虑的社会指标两者结合起来。作为生活质量功能的投入，杰斯特等人考虑，除了时间与金钱等一般基本的实物外，还要加上无形的资源和技能，例如知识和社会网络中的成员身份。此外，还有影响时间分配的条件和提供资源分配的环境或背景。经济学的问题是通过给予有用的资本、条件和时间，以取得生活质量的最高值。
3.生态学的观点
生态学的观点是折衷的，它把社会的与物质的世界看作一回事，或者从物质的和社会的方面来看同一世界。按照这一观点，生活质量被看作是一个因素，而在整体进程中每一因素都要受到其它因素的影响。生活质量依赖于广泛意义的自然环境，而自然环境又因为人们改进生活质量而不断变化。这样，生态学的观点就集中在事物的相互联系上，包括有生命与无生命的东西。
米尔布拉斯认为，生活质量不能被看作是生态过程的容貌，而只是构成生态容貌的一个因素。自然环境与生活质量在不断的输入和输出的变化过程中互相改变。米尔布拉斯的生态理论体系提出，不管是个人还是群体的生活质量水平，都将不断变化，因为它是运动过程中的一个内在因素。
拉斯·安德生（Lars Andersson）和雷纳特·列维（Lennart Levi）在其献给联合国世界人口大会的《人口、环境与生活质量》一书中，提出了一套关于人口、环境和生活质量研究的理论模型。该模型强调，生活质量是在与人口和环境要素互动关系中不断变化的。〔17〕
（三）国内生活质量研究
我国学者在70年代后期对生活质量作过理论上的探讨，但是作大规模经验研究还是80年代中期以后的事，而且起初大多是致力于探讨生活质量的评估指标和研究方法。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经济的发展，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成为新时期的战略目标，因此对居民生活质量的状况研究不断深入。但由于各方面条件的限制，目前的研究还大多集中在城市居民层面上。
1983年，国家统计局提出关于社会统计指标的提纲草案， 并从1984年起陆续公布社会统计的系列数据。1986年， 北京市社科院承担了“首都社会发展战略研究”课题，该课题组在其《首都社会发展指标及其评估方法》一文中指出，“生活质量是全面衡量生活优劣的尺度，既有物质水平的提高，又有精神道德的内容。物质条件是生活质量的基础，生活质量的提高又促进物质生产的发展。”〔18〕1985年11月，美国社会学家林南教授和天津社科院社会学所合作在天津市进行了千户居民生活质量问卷调查。他们采用因素分析法和结构模式分析法，通过测量人们对生活各方面的感受和满意程度，提出了一系列生活质量结构与指标模式。〔19〕1987年3月到8月，林南又与上海社科院社会学所合作在上海市进行了一次关于市民生活的千户居民调查，并根据问卷调查资料，建立了关于社会指标与生活质量的结构模型。〔20〕1987年10月，在天津召开的“全国社会改革与生活方式理论研讨会”上，不少学者先后就生活质量的概念、指标及国外研究情况作了比较深入的探讨。此后，全国各地社会学界纷纷展开对这一课题的讨论和研究。从1988年开始，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在与有关单位联合组成的课题组进行的“社会发展与社会指标”课题研究中，提出了衡量地区社会综合发展的5组指标。 此后，朱庆芳研究员主持对我国社会质量和社会发展进行过多年的追踪评估，提出了包括居民消费、收入、吃穿用住、能源消费、生活方便程度、精神生活等在内的指标体系。1989年，江苏社科院社会学所“现代化和社会主义新人”课题组对江苏、河南、吉林、四川、广东等五省城乡发出问卷，调查居民对自身生活质量的主观态度。〔21〕他们把生活质量分为两方面进行测量：第一方面为职业生活质量，包括和同事关系、和领导关系、劳动强度、工作环境、工资福利待遇、职业技术难度与职业声望、职权范围、晋级机会、本单位改革情况等10个项目；第二个方面为社会生活质量，包括物质文化生活各方面的14个项目，以五级计分方法测量出生活质量的综合数值。1987～1990年，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生活质量课题组在北京、西安、扬州三市部分地区进行了多次抽样调查。他们除引入客观指标外，还对主观生活质量指标的影响这一项增加了参照标准，并通过中介评价指标将客观指标系列进行综合，形成了三级主、客观作用机制的生活质量模型。通过验证，此模型可较大地增加对生活质量满意度的解释力。〔22〕1991年12月，由复旦大学人口所、南京大学人口所、北京经济学院人口所等共同组成的“中国人口生活质量比较研究”课题组在北京召集全国性生活质量学术研讨会。来自全国各地的学者就生活质量的定义、指标以及评估方法等进行了全面的探讨，提出了许多有益的见解，并以此次论文作为基础，于1992年出版了第一部关于生活质量研究的专著。〔23〕这部著作比较全面地反映了我国在生活质量评估指标与方法研究上的成果。1996年前后，中国科技促进发展研究中心生活质量课题组在北京等几个城市作过调查和研究，主要以生活的环境质量为对象，调查城市居民的环境意识，并用两类指标来对其进行刻画：一是居民对环境现状的评价和预期；二是居民对环境问题在生活各个方面中的重要性程度的评价。研究结果表明：（1 ）人们对与人为因素直接相关的生活环境要素的评价，要远远低于对那些人为控制较少的生态环境因素的评价。（2 ）居民的环境意识与其文化素质密切相关，素质较高的，对环境要素的评价越低，环境意识越强。（3 ）环境的好坏影响人们的生活质量，但人们能否在主观上意识到这一点，并将其作为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去关注，则可能是另外一回事。〔24〕1995年，厦门市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社会调查事务所在厦门进行了千户问卷调查，了解厦门市民的生活质量状况。〔25〕1995年12月，华中理工大学社会学系“居民生活质量”课题组在武汉市进行了千户居民生活质量问卷调查，全面分析了武汉市民的生活质量状况及其存在的主要问题和解决途径。〔26〕
此外，还有一些学者对生活质量作过重要的理论阐述：一些学者对生活过程的某一侧面，或不同区域、不同层次人口的生活质量进行过专门研究。主要有：浙江医科大学人口所和上海社科院社会学所发表的关于中国老年人口生活质量研究论文和上海老年人口生活质量的研究报告〔27〕；冯立天所作的北京市不同年龄层次和不同文化层次居民的生活质量探讨〔28〕；卢淑华所作的婚姻与家庭生活质量分析〔29〕；易松国所作的影响城市婚姻生活质量的因素分析〔30〕和城市家庭生活质量主、客观指标结构探讨；叶南客所作的苏南城乡居民生活质量评估，以及青年、城市居民和老年人生活质量探讨〔31〕；程深所作的妇女工作生活质量研究以及陈再华所作的少数民族人口生活质量研究〔32〕等等。此外，还有一些学者从不同的侧面对生活质量研究进行了总结和讨论。〔33〕
三、生活质量的测量与评估
目前，国内外学者对于生活质量主要存在3种不同的理解， 在对生活质量的测量与评估上也存在3种不同的方法。
第一种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的学者大都从主观感受方面来理解生活质量，因而他们主要用反映人们生活态度和满意度的主观指标来测量与评估生活质量。例如，1976年，美国学者坎贝尔等人建立了一种感觉指标模型（有人称之为Cs-Cd等级模型）来研究美国社会的生活质量。他们把人们对生活质量的感觉分成完全满意到完全不满意等几个等级，重点研究对生活整体的满意度和对13个具体领域的满意度。〔34〕美籍华裔学者林南教授通过对天津和上海居民生活质量调查资料的统计分析，测量人们对生活各方面的感受和满意度，提出一系列生活质量结构与指标模式。〔35〕
第二种是从影响人们物质和精神生活的客观条件方面来理解，因此在测量与评估时也都主要运用衣、食、住、行等反映人们生活条件的客观指标。例如，美国未来学家J·福雷斯特在1972 年发表的《增长的极限》的报告中首先提出了一套生活质量客观指标模型，它包括生活水平、人口密集程度、环境污染程度等指标。〔36〕1976年，美国学者刘本杰根据美国1970年人口普查资料提出了一套由客观因素构成的生活质量指标，它的分项包括5个主要方面：经济、政治、环境、健康和教育， 其中每一分项又包括许多不同的个体指标。〔37〕
在我国，由朱庆芳研究员主持的“社会发展与社会指标”课题组对我国生活质量和社会发展作过多年的追踪评估。在对我国建国40年社会发展水平进行比较评估时，共选择了12个指标（包括居民消费、收入、吃穿住用、能源消费、生活方便程度、精神生活和物价指数等）来作为反映生活质量的指标体系。在对1987年各地区社会发展水平进行比较和评估时，生活质量指标选择了包括居民消费、收入、吃穿用住、物价、劳保福利、环境保护等15个指标。在对1989年各地区作同样的研究时，生活质量方面选择了包括居民消费、收入、吃穿用住、能源、通讯、劳保福利、文化支出、物价、“三废”处理率等16个指标。1992年，该课题组在研究全国小康社会指标体系时，生活质量指标体系扩充为23个指标，增加了日常生活消费品人均指数的数目。〔38〕
第三种是将上面两种理解结合起来进行考虑，认为生活质量是由反映人们生活的客观条件和人们对生活的主观感受两部分组成，因而，在对生活质量进行测量和评估时，有选择性地从上述的两个指标体系中选用部分指标。
以上从3 个方面对目前的国内外生活质量研究进行了一些简单的概述。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人们对生活质量的研究已逐渐从把生活质量作为社会发展的局部指标转向将它作为社会发展的标识，即核心指标来研究；在生活质量的研究上有着主、客观指标复合的趋势，即从主、客观两个方面来研究生活质量。而且，今后世界上对生活质量的研究还将稳定发展，将有越来越多的社会学家参与生活质量研究。在发达国家，有的只是精心研究主观的幸福，但更多的将要研究以下基本课题：生活质量更加恰当的定义；个人产生的快乐和满足感达到的程度；社会生活感觉，包括快乐、满足、失权和异化间的关系；社会环境与生活质量的关系；社会过程和微观社会感觉的联系；以及试图探求长期的生活质量变化轨迹等。而在发展中国家，研究的重点仍将放在客观指标物质基础方面。同时，生活质量的跨文化、跨时期研究也将进一步发展。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之间或同一国家或地区不同时期的比较研究将引起学者越来越重视。
本文于1997年10月收到。
注释：
〔1〕厉以宁：《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
〔2〕〔14〕（美）W·W·Rostow:Politics and the Stages ofGrowth,Cambridge,1971.
〔3〕〔4〕〔6〕〔7〕〔10〕〔11〕〔13〕冯立天：《中国人口生活质量研究》，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
〔5〕〔20〕（美）林南， 卢汉龙：《社会指标与生活质量结构模型探讨》，载《中国社会科学》1989年第4期。
〔8〕（日）金子勇：《为了城市的“生活质量”》， 载《社会学研究》1987年第6期。
〔9〕〔22〕卢淑华， 韦鲁英：《生活质量主客观指标作用机制》，载《中国社会科学》1992年第1期。
〔12〕〔15〕〔19〕〔35〕（美）林南等：《生活质量的结构与指标》，载《社会学研究》1987年第6期。
〔13〕Gurin Gerald,Veroff,Felcd:Americans View Their Mental Health,New York inc Books,1960.
〔16〕（美）K·苏斯耐，G·A ·费舍：《生活质量的社会学研究》，唐忠勋、叶南客译，载《国外社会科学》1987年第10期。
〔17〕Lennart Levi,Lars Andersson:Population, Environment and Quality of Life.
〔18〕叶南客：《社会发展的新内涵：国内外“生活质量”研究简述》，载《社会科学述评》1990年第4期。
〔21〕〔36〕〔37〕〔38〕詹天庠，陈天平：《关于生活质量评估的指标与方法》，第六届亚洲社会学大会宣读论文，1995年。
〔24〕王奋宇：《中国城市居民环境意识调查》，载《管理世界》1991年第6期。
〔25〕胡荣：《厦门市居民生活质量调查》， 载《社会学研究》1996年第1期。
〔26〕风笑天，易松国等：《武汉市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居民生活质量研究报告》，1996年8月，存入武汉市科委；风笑天， 易松国：《武汉市居民生活质量分析》，载《浙江学刊》1997年第3期。
〔27〕潘祖光，王瑞梓：《中国老年人口生活质量研究》，载《人口研究》1995年第3期。张钟汝：《1992 年上海老年生活质量抽样调查报告》，载《社会学》1994年第2期。
〔28〕冯立天，陈再华：《北京不同年龄段城市人口生活质量差异性研究》，载《人口研究》1995年第2期； 《北京城市不同文化层次人口生活质量探讨》，载《人口与经济》1995年第1期。
〔29〕卢淑华：《中国城市婚姻与家庭生活质量分析》，载《社会科学研究》1992年4期。
〔30〕易松国：《影响城市婚姻质量的因素分析》，载《人口研究》1997年第5期。
〔31〕叶南客：《苏南城乡居民生活质量评估》，载《中国社会科学》1992年第5期；《当代青年生活质量研究》， 载《青年研究》1991年第2期；《现代城市发展的深层目标》，载《社会科学战略》1993 年第1期。
〔32〕程深：《北京城区已婚妇女工作生活质量研究》，载《人口与经济》1994年第2期； 陈再华：《中国百万以上少数民族人口生活质量分析》，载《中国少数民族人口》1993年第3期。
〔33〕詹天庠，陈义平：《关于生活质量评估的指标与方法》，第六届亚洲社会学大会论文，1995年11月；潘祖光：《生活质量研究的进展和趋势》，载《浙江社会科学》1994年第6期； 《人口生活质量研究综述》，载《人口学刊》1993年第2期。
〔34〕Campbell etc:The Quality of American Life,New York:Russell Sage Foundation,1976.
〔35〕冯凭：《全面衡量社会发展》，载1987年5月28 日《社会科学报》第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