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特征、成因及借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南亚论文,成因论文,金融危机论文,特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东南亚货币危机的主要特征
近几个月来，东南亚发生的金融危机，有以下一些基本特征。
（一）危机发生时外汇市场的剧烈波动。在东南亚金融危机发生前夕，即1997年2～5月份，泰国的外汇市场曾发生过两次泰铢贬值的风暴。后经泰国政府及泰国央行联合新加坡、香港同时干预亚洲货币市场，并且采取调高利率、禁止国内银行向离岸投机者贷款及分离离岸与在岸市场三大措施，使其货币市场暂时保持稳定，但危机前夕外汇市场的剧烈动荡性的特征已有所呈现。及至1997年6月份， 国际投机商的恶性炒作，推波助澜，泰铢汇率猛跌，泰国在阻击泰铢下跌过程中，付出50亿元外汇储备的代价后，于7月1日宣布放弃实行14年之久的泰铢对一揽子货币的固定汇率制，实行管理式自由浮动汇率制，当天泰铢贬值10%，泰国金融危机全面爆发。
（二）危机发展的迅捷性。泰国金融危机爆发后，迅速波及东南亚各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缅甸、新加坡等国货币均出现不同程度的贬值。7月11日，菲律宾央行宣布实行浮动汇率制，9月5 日菲律宾比索贬值至1美元兑换32.43比索，贬值17%以上，为近几年的最底点；8月14日， 印度尼西亚央行宣布取消印尼盾汇率的波动幅度限制，实行自由浮动，至8月20日，印尼盾对美元已贬值约23%， 远远超过政府制定的每年5%～6%的指标，贬值幅度之大在东南亚各国中仅次于泰国。
（三）危机过程的延续性。东南亚危机爆发前后，东南亚各国迅速采取了多项严密防御和坚决打击投机的措施，但面对强大的国际投机资本和国内市场的剧烈动荡，仍显得无能为力。主要表现在一是大幅度提高利率。如泰国在5月份曾将隔夜息由10厘左右调升至1000～1500厘， 7月2日将同业拆借利率从9.25%提高至12.5%，菲律宾前后三次提高利率，将隔夜利率从15%提高至32%，马来西亚利率也从9%急升至50 %，导致东南亚各国利率高企；二是央行入市干预失败。为确保货币市场稳定，泰国曾动用59亿美元，菲律宾、马来西亚各动用了17%和12%的外汇储备，印尼耗费了10亿美元；三是被迫宣布本币贬值，放宽汇率变动幅度等。
（四）、危机波及的广泛性。东南亚金融危机不仅对东南亚各国经济发展的各个领域产生严重的冲击，而且对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由于外国投资者为弥补所遭受的数百亿美元损失，在世界其他股市抛售一些赢利的股票和证券，使世界其他地区的股市发生一定程度的动荡。中东欧国家如马其顿代纳尔7月10～14日跌16.2%， 波兰兹罗提跌6.8%，捷克鲁纳跌6.6%；拉美的巴西和阿根廷股市普遍下跌，拉美最大的股票交易所——圣保罗股票交易所指数下跌15%；香港和日本的股市8月底也分别下跌8.39%和2.26%，9月1日又分别下跌5%和1.4%；道—琼斯指数8月底下降了3.37%；法兰克福、巴黎、伦敦、阿姆斯特丹和苏黎世的股市也分别下跌。
（五）、危机后果的严重性。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发生，使各国经济发展蒙上一层阴影。一是外汇管理制度遭到致命的打击，各国外汇市场管理体制一度陷入瘫痪，对危机的发展丧失控制能力；二是货币的贬值，从而促使通货膨胀率上升。同时，由于货币利率的区别，公司债务增加，导致外债进一步攀升，如印尼公司债务增加10%，使目前1100亿美元的外债加重；三是利率的高企，若持续够久，将因投资不足使经济发展产生停滞甚至衰退的后果；四是投资的不信任。东南亚金融危机造成投资者对亚洲市场产生不信任情绪，导致外国投资者纷纷从泰国和整个东南亚撤出资金。这种情绪的继续蔓延，使东南亚金融危机波及范围加大，危机的严重程度加重，而这一后果又促使投资者继续持不信任的态度，从而使危机陷入恶性循环，愈演愈烈，9月1日，香港交易所行情下调，危机波及稳定的香港，使人们深刻认识到危机还没有结束。五是危机后果扩大的潜在性。 在短期内， 受这场危机影响最大的是日本。 1994年以来，美国外国投资，如购买美国公债债券的增长额的40%来自日本、新加坡、中国、泰国和香港。而日本向亚洲的出口占日本总出口的40%，在该地区直接投资达60亿美元，因此在短期内受到的影响更大。
二、东南亚货币危机的成因
东南亚金融危机，是在东南亚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并且是东南亚国家未及时化解的下述几大矛盾激化而产生的后果。
（一）经济持续高速增长要求同经济结构调整缓慢之间的矛盾。一个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和地区在经济发展之初，往往是在摆脱旧体制的束缚而释放出的经济发展的冲动和欲望下，产生跳跃性的发展。但是，这种发展由于其经济发展基础的不成熟性而表现出粗放性并且是以劳动密集型的工业结构的基本特征。随着经济的进一步的发展，经济增长方式必然要从粗放型向密集型转变，工业结构也因劳动成本的不断提高，导致劳动密集型工业向周边相对低的国家和地区转移而需要转向高附加值的技术密集型，才能保证经济的竞争力和经济进一步增长。但是，这一转变，要依靠市场本身的力量来解决是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要实现经济较快、稳定地转型，需要政府正确制定相应的政策，主动考虑、引导并促进经济结构的及时调整。东南亚曾以“出口导向”经济发展模式取得惊人的经济增长，创造了“亚洲经济奇迹”，但由于上述的原因，东南亚的出口优势受到挑战，直接影响其经济发展的基础。1991～1995年，泰国出口增长率为18.7%，1996年为零，经济增长率也从以前年平均9%减缓到6.47%。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的出口增长都变缓， 出口放慢使东南亚各国的经常帐户赤字剧增。1996年泰国该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达8%，马来西亚为6%，印尼为4%，菲律宾为1%，这说明，其经济发展模式对于促进经济发展的能动性已达极限，经济的持续发展需要有新的模式、新的动力来替代。否则，生产领域投资放慢时，必然使大量资金富余出来，再加上经济发展一段时间后积累的大量资金为寻求经济高速发展时的高利润率，必然游离出生产投资领域，由此种下了危机的根苗。
（二）、经济调整缓慢同金融体制改革速度不相和谐的矛盾。新兴市场在进入经济发展的调整时期，其最重要的因素在于如何确保国内市场稳定的基础上，采取相应的措施来实现经济转型的“软着陆”。而金融体制的稳定转变是其中关键的一环。一般而言，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市场对资金的利用效率越来越高，资金的流动速度也越来越快，而经济发展初期的金融管理体制就会显得比较僵化和生硬。政府为确保对市场的控制，一般会加以适当改革，但不会超越于经济发展的要求，主动、超前地对本国金融管理体制作激进的改革。其原因一方面市场的演变极其复杂，政府要作出正确决策的可参考的因素较少，因此政府不愿承担改革所带来的巨大风险，虽然这种超前的改革对激进的发展有可能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另一方面金融体制改革过快的话，有可能使市场的金融秩序难以得到有效控制，导致市场的混乱。因此，对于金融体制改革都是慎之又慎。金融体制改革的进行一般都是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而作相应的变动，从而确保经济制度的变革同经济发展的速度相一致。尤其是在经济调整时期，经济本身存在着许多难以预料的不稳定的因素。东南亚金融危机，正是上述矛盾的集中表现。在进入90年代以来，泰国在其经济持续发展的基础上，不断加快经济的对外开放，尤其的金融国际化的努力：一是放松外资进入的控制。泰铢自1989年起先后5 次放松外汇管制，货币自由兑换度不断提高，外资可较自由进出；二是开放国内风险市场，使外资及国际游资可进入其证券市场；三是大举外债，5月份外债达900亿美元，占泰GDP比重的49%。 泰国金融改革进程的加快，大量资金的进入，经济发展又适逢投资放慢，而此时泰国资本帐户开放度较高，非居民可以自由地参加本地市场的交易活动，因此，大量资金转入投机领域；而同时中央银行市场监管力度又没跟上，泰国汇率制度本身又有欠缺，并且由于泰国实行“钉住”汇率制度， 在1984 年11月以前钉住美元，此后钉住一揽子货币，但美元仍占约80%。另一方面，今年来美元强势钉住泰铢汇率被迫升高，使泰国国际竞争力减弱，也使泰铢汇率本身存在可供投机商钻空子的高估漏洞。两者一结合，为金融危机的产生奠定了基础。因此，经济调整缓慢同金融体制改革速度不相和谐的矛盾，就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金融改革的超前和金融控制的减弱之间的矛盾；二是金融改革的超前同经济发展放慢之间的矛盾。金融改革的超前产生了漏洞，金融控制的减弱导致对抗国际投机力量的无力，而经济发展的放慢则使危机的产生提前到来，使危机的对抗缺乏强大的稳定经济基础。
（三）经济的开放现实性同国际市场适应性之间的矛盾。经济的国际化成功取决与两点：一是经济的开放，与国际经济熔为一体；二是国际化的经济需具备国际经济环境的适应性。一旦一个国家经济熔入了国际经济之中，经济的发展已不再单纯受到国内因素的影响，因此，一国经济发展战略必须从国内外加以全面考虑。对于经济政策的影响，不仅要注意到国内因素的影响，同时更要注意到国际因素的影响。因为国际因素往往更为复杂多变，政府的控制力也越差。同时，由于国际因素发生的快捷性和更大的影响力，就需要国内政府具备快速反应能力，力求国内经济发展同国际经济发展变化相和谐。否则，一旦国内经济发展同国际经济发展产生差距而出现漏洞，就容易受到国际不利因素的冲击。东南亚各国在日元大幅贬值的情况下，仍继续钉住美元，并未采取措施引导利率下降，致使国内实际利率上升，造成东南亚境内与境外的利差不断扩大，国际游资争相涌入，使各商业银行短期外币负债急剧上升，银行体系的存款增加。经济在短期内的过度扩张，使得银行只好将资金贷给风险较高的房地产或相关产业，而房地产的不景气致使银行不良资产大增，如泰国估计到去年底，银行坏帐会达200亿美元， 最终导致泡沫经济破灭和货币危机。
（四）外资利用同经济发展规模之间的矛盾。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外资利用规模同经济发展规模的可容纳性之间的矛盾。新兴市场由于经济发展的需要，但又资金短缺，急需引进大量外资。但一旦外资引进失控，而在国内经济又面临着经济调整时期，经济增长降低，生产投资缓慢的情况下，大量外资的存在必然找不到相应的生产投资地方。而国际资金的根本目的在于获利性，因此，一旦大量外资游离出生产投资领域，便在国内形成一股游资，并向任何能获利的其他市场冲击，从而使外资的引进将由原先的促进生产发展演变为冲击市场稳定的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泰国几年来，外资引进基本上失控，1991年泰国的外债为200亿美元，1995年猛增到750亿美元，目前达到了900亿美元， 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0%，而菲律宾54%，印尼47%，马来西亚39%。
二是外资利用结构同经济发展结构调整之间的矛盾。国际资金的一个共同的特点是，由于新兴市场政策变化快，风险也较大，他们希望投入的资金能在短时期内取得巨额的利润，并且快进快出。因此，如果新兴市场政府对此不加以引导和控制，使其投资到市场领域，则外资引进中，短期投资比例必然要高于长期投资的比例。短期投资比例过大，资本的快进快出，将使一国的金融市场资金流通量的激烈变化而呈现不稳定的状态。东南亚各国的外资有将近10%属于短期贷款。泰国900 亿美元外债中有700亿美元为私营部门所欠，其中大部分又投向房地产业。
三、东南亚金融危机的主要教训
（一）从上述可见，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实质是体制上的危机，防范危机的根本措施在于完善本国的金融体系及解决好本国的经济发展问题。一国经济的平衡发展，是其经济稳定、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但是，经济的平衡发展往往是阶段性的，一旦新的阶段经济持续发展的基本因素不具备，由于上一阶段经济发展所积累的成果仍然具有进一步扩张的冲动，如积累的庞大资本仍要寻求其获利的机会，因此，必然游离出没有希望的产业，而向新的产业或行业游动。若这种新的产业或行业不存在或一时难以形成规模，无法吸纳这些庞大的资金，则这些资金必然处于游离的状态，寻求短期的投资机会，长期资本变成了短期资本，经济发展的稳定性遭到了威胁。因此，解决这些问题需从疏导这些资金的出路入手，即从内部结构调整入手。但是，一国政府在经济的持续发展过程中，往往缺乏对经济调整周期的准确把握，或调整太慢，或调整力度太小等，终于被迫由市场主动来进行调整，这种调整一旦不受控制。必然演化为市场风险，甚至是危机。因此，鉴于上述的情况，建立“早期预警”势在必行。东南亚危机爆发，不仅暴露了一国经济发展中的宏观调控能力的不足，而且再一次暴露了国际金融体系的缺陷。国家金融市场一体化，其潜在的风险也更大，风险的发生具有很强的牵连性，因此，一体化的金融市场，其潜在的风险也呈现一定程度的一体化，各国也应顺应这一客观趋势，在对付危机上也形成一体，才有可能对付危机。在1995年墨西哥金融危机爆发后，国际上曾提出建立一个全球性的“早期警报系统”，及时向遇到困难的发展中国家提供信息、技术和资金援助，以防微杜渐。东南亚金融危机再一次表明，建立这种系统已刻不容缓。
（二）一国经济的开放程度，应取决于其对国际市场的应变实力及应变能力，而不是开放的步伐越快越好。否则，一国经济的开放必然受到国际市场的强大冲击而站立不稳。而一国经济的应变实力关键在于该国经济基础是否牢固，制度是否健全，经济发展的内部环境是否稳定、经济发展战略是否正确等，而经济的应变能力则取决于该国是否建立起一套完善的市场变化信息的收集及准确预测的体系，同时，是否形成一套灵活处理市场突变事件的制度和机制等。若两者不具备或不完善，而一味去追求适应国际市场的变化，显然是不安全的。在危机爆发前，东南亚各国对货币市场的过度投机已有注意，但因担心外资快进时也会快出而造成汇率的急剧波动，因此，对于市场的投机行为及诸多不稳定因素的打击不力，从而造成失控。从新加坡来看，新元在这次危机中所受的冲击较小，其原因之一也在于新加坡针对日元大幅贬值的变数，迅速果断主动地采取让新元适度贬值，以对抗强势美元的措施，说明了这种应变能力的重要性。
（三）经济的持续发展不能对短期外来资金的过分依赖。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粗略统计，目前国际金融市场上流动的短期银行存款和其他短期证券至少有7.2万亿美元，每天有1万亿美元的游资在全球金融市场寻找投资机会，因此，只要哪个国家对此有所松动，这些资金便会迅速涌入。而这些资金由于其短期性质，隐藏着巨大的风险，这种风险一旦发生，一个发展中国家是很难单独能对付的。1995年和1996年流入发展中国家的私人资本就近1000亿美元，并且是以证券资本为主。因此，为对付这一风险，一个发展中国家就必须适当控制外国短期贷款和投资的比例。在这方面， 智利对付金融危机的经验则从正面印证了这一点。 1991年智利就采取有效措施，吸引能够增加生产能力的外资，减少用于进口消费的外资。而其中最重要的措施是实行银行抵押保证金制。即进入的外资，不管是长期或短期，必须将一定比例的资金按规定存入中央银行一段时间，这笔存款不计利息。这个比例开始时是20 %， 现在是30%；存入的期限也由90天增加到1年。 这一措施一开始时只针对信贷和外汇银行存款，后来扩展到股票投资，但不包括原始股。即这项规定是适用于金融投资，不适用于生产性投资和资本的投放。因此，对中长期的直接投资影响不大，而对那些为追逐高利息的短期资金，因成本加大而被拒之门外，从而取得了一个稳定发展的环境。
从危机发生后，各国政府为对付危机而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来看，其实质也都是从稳定国内经济入手，努力保护本国经济实力不遭损害以及加强对突变事件应变能力的提高。如一是打击金融投机，如菲律宾停止美元期货交易3个月、印尼限制期货市场的外汇交易， 以限制以投机为目的的购买美元的活动；二是促进产品出口，东南亚各国利用货币贬值大力促进产品出口，采取各种措施，对出口型企业进行扶持，鼓励增加出口商品生产，如泰国央行建立了200亿泰铢的基金， 为全国主要的出口型企业提供低息贷款；三是整顿金融体系，逐步建立银行风险防范机制，如泰国关闭42家金融公司，并建立银行储备金保险项目。同时，为避免重蹈房地产业盲目发展，供过于求，呆帐严重，给金融业带来巨大的风险，各国规定，银行给某一行业的贷款不能超过贷款总额的10%；四是保持物价稳定。为减轻货币贬值对人们生活的影响， 菲律宾从7月底开始，恢复国家物价监督委员会，督导全国各地消费品价格，处理哄抬物价的不法商人等。这些措施的采取，对经济的发展和人们生活起到了积极作用。尤为明显的是，东南亚股市汇市均出现反弹。9月5日，东南亚股市汇市走出两个多月的单边下跌行情纷纷反弹。这充分说明，危机产生同国内经济中已存在、积累的问题和矛盾密切相关，而这些问题和矛盾又是造成经济实力下降的重要因素，若各国在平时加以注意，那么危机发生的可能性就可以有效地降低。
四、对当今世界汇率制度引发的思考
东南亚金融危机对东南亚各国及世界金融市场的主要影响，在于使人们对于当今世界汇率制度，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汇率制度的选择重新加以考虑，因为，这次危机爆发的最直接的因素，是由于东南亚各国实行的货币政策的失误造成。东南亚各国汇率长期以来采取钉住美元的制度，但1995年以来，美元保持强势，尤其是日元持续对美元贬值，使东南亚货币对日元的汇率相应升值25%～30%，东南亚货币处于高估状态，但此时，东南亚各国央行担心房地产过热，保持较高水平的名义利率，进而带动实质利率的上升，造成东南亚境内与境外的利差不断扩大，使国际游资有机可乘。因此，危机发生后，汇率制度的重新考虑和调整，便为市场关心的共同话题。主要有以下的主要观点：
一是提出亚洲的汇率政策应以广泛的货币篮子为目标。这一观点指出，东南亚金融危机发生后，东南亚各国央行不应再把美元汇率作为目标，而应以一个广泛的货币篮子为目标，这样能更好地反映该地区的贸易模式，或者完全放弃以某些货币为目标。二是认为多数发展中国家仍应该选择固定汇率制。该观点认为，脆弱的经济不要采取浮动汇率。在政府致力于汇率稳定的情况下，地方市场通常知道对各种冲击作出很好的调整。其依据是，从1983年以来，港元与美元挂钩，大约7港元兑1美元——香港的外汇储备约700亿美元。然而， 即使在美元大幅度上涨时，香港仍保持繁荣。同时，严格固定汇率能消除引起通胀的融资活动并创造稳定的货币环境，这对发展中国家非常有利。因此，多数发展中国家应该选择把它们当地的货币价值与美元、马克或日元联系。
从上述可见，两种观点是针锋相对的。首先，就第一种观点而言。以钉住单一货币或主要货币的汇率制度的确存在着汇率大幅波动的潜在危险。钉住单一货币，主要是钉住发达国家的货币，如美元、日元、马克等。但是，目前全部发达国家都实行浮动汇率制，货币的价值随着国家竞争地位的提高或下降而升降。因此，钉住发达国家的货币，实际上是一种间接的实行浮动汇率制。在美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占绝对优势的情况下，世界货币钉住了美元。然而随着世界经济发展的多元化，世界经济由一国占统治地位的局面变成了多国共同支配的局面，因此，形成了目前钉住货币的多元化，汇率的稳定不再是仅仅视一国国家汇率的稳定与否，同时还必须观察其所钉住的货币同世界其他主要货币之间汇率变化的情况。但在目前国际市场竞争激烈，尤其是发达国家之间争夺世界或区域性的经济主导权的当今世界，决定了各主要发达国家货币之间的汇率是多变的。如果无视于这一事实，一味盯死不放，显然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行为。因此，在目前，钉住一国货币，其本币价值不仅受到本国经济地位的影响，而且受到所钉住国家国内经济发展变化的影响及该国同其他国家经济地位相对变化的影响，由此决定了钉住一国货币的汇率制度所带来的风险性更高，汇率的不稳定性更强，所以，市场自然提出汇率政策应以广泛的货币篮子为目标。
但就东南亚各国而言，其十几年来经济的迅速发展恰恰又是在实行这种汇率制度的情况下取得的。如果因为危机的发生而突然改变，显然是不够现实的。一是刚发生危机的东南亚各国从稳定的角度出发，政府不会轻易改弦更张；二是汇率制度的转变，实行一套新的制度，该制度如何管理，比较陌生，并且汇率制度改变后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如何，极其复杂和难以预料，在尚无把握的情况下，政府是不会轻易再冒险。就第二种观点而言，固定汇率制的缺陷已如上所述。同时，就其所举的香港的例子而言，香港汇率的稳定和香港经济的繁荣，并非主要得益于其联系美元的汇率制度，而实质上是得力于香港经济的良好发展、金融体系稳定、投资者对内地和香港的前景有信心，而且特区政府稳定港元措施得力。若以此来得出多数发展中国家应该选择固定汇率制的结论，是令人难以信服的。因此，上述两种观点都欠缺较强的现实性。笔者认为，东南亚金融危机对汇率制度向人们提出了以下两个问题：一是新兴发展中国家应该采取什么汇率制度，以能更好地保持汇率的稳定。二是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经济社会里，汇率政策的调整在对国内国外经济同时产生有利及不利的影响时，汇率制度的调整是应以服务于国内经济需要为主，或者以消除国际不利因素为主。实际上，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发生，已明确地告诉我们，危机的发生，根本的原因在于国内经济体制的原因，汇率制度的本身只是最直接的原因而已。从汇率制度本身的内涵来看，目前各国实行的任何一种汇率制度都有其现实的基础，危机发生后，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这个国家是否在实行一种错误的汇率制度，而关键是否在执行一项正确的汇率政策，即在于国家的控制力的问题。目前泰国的钉住美元汇率正确与否，不能因为发生金融危机后，而认为这种汇率制度是不好的。在当今世界上，采用任何一种汇率制度都不同程度地发生过金融危机。新加坡主动调整汇率而损失较小，也说明了这一点，香港汇率的稳定也证明了一国汇率的稳定更主要地取决于国内经济问题。
但就一个国家的政府而言，要确保国内经济发展万无一失也是不现实的。经济发展难免碰到各种困难，尤其是新兴市场发展的国家。因此，一旦汇率市场发生不稳定的情况下，危机的后果表明，汇率政策的调整，应以顺应国际市场变化的情况来作出相应的调整，在消除国际市场不稳定因素的情况下，配合强有力的财政政策来解决国内经济问题，是比较适当的选择。
当然，从另一角度讲，采取固定汇率可能造成该国对付危机的成本较高。实际上，采取浮动汇率制度的国家，由于汇率随市场调整，因此，其对付危机的方式是在危机即将产生时不断通过市场的自我调整而消化于经济发展过程中，其成本相对于固定汇率是分期付出而不是一次性付出的，因此，从成本的角度难以准确算出采取那种汇率制度对于解决经济危机比较好。对于致力于本国经济的发展的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由于对国际市场熟悉不够，相应的机制不完善，经济实力及应变能力有待提高，固定汇率也许是比较方便的选择。而随着经济实力及应变能力的提高，各国有可能为避免经济的过分波动而逐渐转向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因此，汇率制度的选择实际上同一国经济发展的水平密切相关，问题的关键不是固定汇率制度和浮动汇率制度哪个比较合理，而在于一国经济的发展适合于采用哪种汇率制度，以及随着经济发展的变化，汇率制度应有何相应的转变，这就需要就个别国家的经济发展的具体情况加以具体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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