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高放先生的《列宁关于社会主义民主制的理论与实践》、《从苏共兴亡看政党现代化》有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兴亡论文,列宁论文,政党论文,社会主义民主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关于《列宁关于社会主义民主制的理论与实践》
我先从高放先生的《列宁关于社会主义民主制的理论和实践》一文谈起（此文原发表于《新版〈列宁选集〉导读》一书，中央编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7—123页，后收入《纵览世界风云》一书，中国书籍出版社，2002年1月版，第616—629页）。
高先生此文首先开宗明义指出：“学习和研究列宁思想遗产方面，没有比社会主义民主制更加重要的了。”应当说，在某些方面，它甚至比党内民主更根本、更重要。高先生挖掘出被人们长期忽视的列宁十月革命前后社会主义民主理论开创性的贡献：
第一，社会主义必须实现充分的民主。1916年6月，列宁就断言：“胜利了的社会主义如果不实行充分的民主，就不能保持它所取得的胜利”（《列宁选集》第三版，第二卷，第782页）。 如果说列宁说这个话时还没有亲眼见到过“胜利了的社会主义”，那么今天胜利了的“社会主义”已经有了近一个世纪的实践，它充分证明社会主义必须实现“充分民主”，否则就会由胜转败，最终覆灭。而十月革命即将胜利和胜利之后，列宁提出了一系列社会主义民主主张。
第二，“布尔什维克一向说，最高权力机关就是苏维埃。”（《列宁全集》第二版，第33卷，第137页。）1918年7月10日通过的第一部宪法规定：“俄罗斯联邦苏维埃共和国的最高权力机关属于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而在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则属全俄苏维埃执行委员会”。
第三，用列宁十月革命前夕的话说：“工农兵代表苏维埃之所以特别可贵，就是因为它是新的、高得多、民主得多的国家机构类型”（《列宁全集》第二版，第32卷，第161页）。1919年2—3月间，列宁又在《俄共（布）纲领草案》中写道：“任何一个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国家中，劳动群众从来也没有像在苏维埃政权之下那样经常、那样普遍、那样简便地行使选举权”（《列宁选集》第三版，第三卷，第723页）。这“新的、高得多的、民主得多的”与“广泛、经常、普遍、简便地行使选举权”，就是列宁早期设计的社会主义民主。
第四，列宁本来是主张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实行多党合作的，或者说是主张社会主义多党制的；同时共产党也曾是多党的。从1917年11月至1920年2月，全俄苏维埃不仅是多党的，还一度存在着三个共产党：俄共（布）、民粹主义共产党、革命共产党。正如高先生所说的，在一个农民占大多数，100多个少数民族多于俄罗斯民族的条件下，疆域辽阔，情况十分复杂，历史条件悬殊甚大，如果能够保留一些拥护社会主义的政党如列宁曾经肯定的左派社会革命党，“是代表农民的真正，愿望与利益的政党”，要是它能保存下来，继续发展，那就不会一直是很小的政党，它对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防止重大失误，将会发挥极大的作用。
第五，列宁在十月革命后不久又宣布：“今后政府由一个苏维埃政党转到另一个苏维埃政党手里，无须经过任何革命，只要通过苏维埃的决议、苏维埃代表的改选，就可以实现”（《列宁选集》第三版，第三卷，第355页）。后来列宁说得更明白：“苏维埃应当享有罢免权”，这里所谓罢免权，不仅是苏维埃、对官员的罢免权，而且更是对执政党的罢免权：“那时政权从一个政党手里转到另一个政党手里，只要通过和平的方法，简单的改选就可以了。”
第六，列宁肯定苏维埃政权，它“高于各政党。”
第七，列宁还创立了一种直接民主制。即在签订布勒斯特和约中，向各省、县、乡苏维埃发出的《意见征询书》。
高先生说：既然苏维埃高于一切政党，所以任何政党都不许垄断苏维埃的多数，人民群众应该真正享有苏维埃代表的选举权与罢免权，应该保证各政党在苏维埃中的和平竞争；谁赢得多数群众信任，就由谁执掌政权，谁在苏维埃中占据少数，谁就参与分掌政权，少数服从多数。这就是世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初期在社会主义民主理论上开创性的贡献。如果后来能把上述主张付诸行动，那么也许会减少许多失误、避免许多大灾大难的。
以上可谓十月革命前后列宁关于社会主义民主的理论。
但是当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反对签订布勒斯特和约，反对一些极左政策而退出政府后，俄共（布）一党独掌政权，并随着国内外战争日趋激烈，1919年7月31日起，列宁就承认俄国是“一党专政”。1920年4月，列宁又在他写成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中写道：我们党每年召开一次代表大会，“由大会选出19人组成中央委员会领导全党，而且在莫斯科主持日常工作的则是更小的集体，即由中央全会选出的所谓‘组织局’和‘政治局’，各由5名中央委员组成。这样一来，就成为最地道的‘寡头政治’了。我们共和国的任何一个国家机关没有党中央的指示，都不得决定任何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或组织问题”（《列宁选集》第三版，第四卷，第157页）。列宁直言不讳：“最地道的‘寡头政治’，”而在1920年4月时，俄国战乱频仍，饥馑遍野，那里还谈得上什么广泛、经常、普遍、简便地选举呢？“一党专政”，其理自明，“寡头政治”是说明国家的、社会的、党内的民主已经受到限制、压缩，民主程序被大大简化了。
以上可谓列宁时期的社会主义的实践结果。至于为什么形成这种结果，原因复杂，主要原因是战争。这里我们不去详谈了。正因为上述理论与实践的完全脱节，所以1920年底1921年初，战争刚刚结束，俄共（布）十大前就开始筹划，在经济方面，由战时共产主义转向新经济政策，在政治方面由“战斗命令制”（或“铁的纪律”所保证的“极严格的集中制”）转向扩大党内民主的“工人民主制”。
至此，我们需要细细思考：究竟十月革命前后列宁的社会民主理论正确，还是“一党专政”的列宁实践正确？当然，两者在当时都不能说不正确，但是，哪一个是列宁的始初本意与社会主义的本质性规定？哪个是形势所迫而不得不采取的临时手段？能不能说，开始时列宁所设想的、承诺的社会主义民主理论才是他的本意，才是正确的，也才是社会主义本应固有的基本理论，他的《国家与革命》等著作也说明他本意在建立一种比资产阶级民主百万倍的社会主义，这里似乎没有虚情假意、政客策略。而后来列宁的实践能不能说是为了保住刚刚到手的政权、为了推行他所认定的社会主义、更为了应付生死存亡的国内外战争而采取的一种临时手段与短期策略？前面归纳的列宁所设想的六、七条社会主义理论（或谓之主张），是不是才是长期性的、根本性的、战略性的？尽管它还没有付诸实施。回眸历史，今天再看列宁的这些主张，能不能说仍然极富借鉴价值？它是不是党内民主的外在推动，也是保证党内民主免遭践踏的重要条件？如果从这一种角度看，它比党内民主更为重要，高放先生旧事重提，十分必要。
二、关于《从苏共兴亡看政党现代化》
最近又读到高放先生谈政党、政治现代化的一篇大作《从苏共兴亡看政党现代化问题》（《杭州市委党校学报》，2002年第五期。后转载于人大复印资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2003年第一期）。显然这篇大作，较之以往一系列论文，又大大前进了一步，更新、更深、更细。高先生说：当今世界五大洲共有194个国家，无党的国家寥寥无几，只限于教权统治传统极深的小国。政党的起落沉浮、上台下台、乃至消亡，司空见惯，那是不至于亡党亡国亡制的。社会主义国家则不同，共产党一旦下台，亡党亡国亡制随之，为什么？党国一体。同时还有许多发人深思的地方。政党本是政治现代化的产物，是民主政治的高级形式，人类文明的成果。多党竞选，选民投票，轮流执政，其特征是：（1）公开性。政纲政策公之于世，公开其章程、领导、机构；（2）群众性，党员众多，争取群众的拥护。（3）竞争性。既然由不同阶级、阶层组成政党，那么各政党之间的竞争不免。而竞争又分为党内竞争与党外竞争，少数服从多数，多数尊重少数。（4）选择性。党内党员通过党代表大会对领袖进行选择，人民群众通过选举对政党进行选择。（5）轮替性。党内党外都不搞终身制，不搞垄断，定时轮换更新，调整政策（似乎还应该加一个“监督性”，或“全面监督性”，上至领袖，下至官员，这些领导人的所作所为，上至党政军国大事，下至家庭、甚至男女私情，他们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无不受到媒体、公众评头品足；议院、法院的监督，无一能逃过舆论的评议）。一党制缺乏党与党的竞争与监督，不仅容易僵化、保守，而且必然会引发领袖至上，破坏党内民主，破坏法制，走向专制，再近而头脑发热，胡作非为，犯下灾难性错误。乃至产生暴君暴政。可见现代化的政党政治，较之古代的“家天下”的帝党、后党、太子党、“朋党比周”，以及贵族政治、农民政治组织的暗箱操作，乃是一种巨大的进步！俄国从十九世纪底二十世纪初建立了不同阶级的政党，并且逐渐向政党政治现代化发展。十月革命前后，列宁并没有一党专政的主张，也是主张多党合作，向政治现代化发展的。1917年10月9日、10日（俄历9月26、27日），发表的列宁《革命的任务》就提出了：“如果苏维埃掌握全部政权，现在还能够（看来这是最后一次机会）（1）保证革命的和平发展，（2）保证人民和平地选举自己的代表，（3）保证各政党在苏维埃内部进行和平的斗争，（4）保证通过实践来检验各政党的纲领，（5）保证政权由一个政党和平地转移到另一个政党手里。”（数字乃引者所加）还有前面所说的“保证立宪会议如期召开而不拖延”，那这岂不就是“六保证”？（《列宁选集》第三版，第3卷，第230——239页）。如果从另一角度看，能不能说这是列宁的“八承认”：承认多党制；承认人民群众对政党的选择性；承认政党的竞争性；承认实践检验政党的理论与实践；承认革命有和平进行的可能，非暴力一种形式；承认实行宪政。自然也承认公开性；承认群众性与监督性。可惜这些重要思想并没有获得机会付诸实施。
三、两点杂感
由于历史条件太特殊，所以列宁对一党制与多党制的问题不能说是处理成功的。历史实践是否说明列宁思想含有过于超前与“急于求社”的极左成分？因而妨碍他正确地处理多党制问题。列宁不仅与其它社会主义、社会党，而且与党内其他一些领袖存在着巨大的分歧。普列汉诺夫说：“俄国历史还未生产出那将它烤成社会主义面包的小麦面粉。”加米涅夫说：“俄国目前处于欧洲经济最落后尚未完成民主革命的形势，处于农村甚至没有消灭农奴制的时刻，根本不适合采取社会主义的典型步骤。”而列宁的出发点是认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完成，并且指望这个革命立刻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用莫洛托夫的话说：“所有的布尔什维克都是在谈论民主革命，可列宁谈的却是社会主义革命。”（《莫洛托夫访谈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155页。）普列汉诺夫、加米涅夫，以及其它社会主义者的言论，是否荒诞不经毫无道理？列宁在孟什维克与社会革命党发动和参与叛乱之后，更把他们视为一种“反革命力量”，具有“反人民性质”，自然也坚决反对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赞成的和铁路工会坚决主张组成多党合作的“清一色社会党人政府。”立宪会议选举使布尔什维克党处于不利地位后，列宁又在召开立宪会议前，实行戒严，调来军队，取缔立宪民主党，解散立宪会议。宣布“旧时资产阶级议会制已经过时。”这些，也是使列宁的十月革命前后的主张不能付诸实施的原因之一。但是更基本的原因是社会主义初创，毫无借鉴、毫无经验可言。十月革命又是在一夜之间比较顺得地完成的，许多决定是在仓促、来不及仔细思考中做出的。列宁不可能看到三、四十年代一党制所造成的种种恶果，他只能看到当时资本主义不成熟的多党制的种种弊端。所以我们不可能苛求列宁十全十美，也不可能把他的每句话、每件事奉为金科玉律，搞教条主义。八十多年过去了，历史实践已经检验列宁思想中哪些是超前的，与唯我独社的。哪些是正确的，迄今仍然闪闪发光的，高放先生的论文正是肯定了该肯定的、剔选出了迄今还具有巨大参考价值的部分，值得我们认真阅读、研究。
我们比列宁幸运的地方在于比他多看了八十多年，多比较了八十多年。不过像高放先生这样系统、深入、大量，而且是独立地研究政党问题的，在中国是难找第二人了。他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实事求是，摆脱教条主义与极左束缚，本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总结中外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二、三百年政党历史实践的经验教训，见人之未见，言人之未言，由古及今，由社及资，由外及中，条分缕析，鞭辟入里，发人深思，它是无数仁人志士与芸芸众生的鲜血浇灌出来的结晶，它对于今天我党的建设是一笔宝贵的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