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史学”到“实学”——试论当代中国伊斯兰教研究的实证主义转向及其表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伊斯兰教论文,实学论文,实证主义论文,史学论文,当代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实证主义转向的发生
中国学者历来重视史学，这一治学传统在伊斯兰教研究领域可谓深得人心。伊斯兰教史研究，特别是中国伊斯兰教史研究，一直是中国学者研究伊斯兰教时最为得心应手的“长项”，也是目前众多中国伊斯兰教研究的众多分支中，能够赢得国际学界认可的“传家宝”。从史学进路研究伊斯兰教堪称该领域内的“嫡系正宗”。这一流派起步最早，人才最盛，成就也最为可观。自从20世纪之初，中国伊斯兰教研究进入“利遂期”①以来，国内研究伊斯兰教的知名学者几乎全部都云集在史学领域内，如陈汉章、陈垣、金吉堂、白寿彝、马以愚、傅统先等。
为何现代中国的伊斯兰教研究会在史学领域率先取得突破？而最初纯文本的文献考证又何以能够衍生出注重社会现实的田野调查一脉呢？要揭示近六十年来学术风气“递相流转”的缘由，就不得不上溯此前的数十年乃至数百年时间，以考察当代学术史的全貌。有清一代，学术风气深受明朝覆亡事件的刺激。经此巨变，明末清初的遗民宿儒们痛定思痛，深信明朝之亡与晚明以来王学末流空谈心性的流弊关系甚深。由此，开始摒弃空谈，倡导经世致用之学，学风为之一变。此外，当时政界的思想禁锢以及学界的汉宋之争等因素综合作用，将清代学术逼上了一条“古典考证学之路”，此考证方法大成于乾嘉年间，又“和近世科学的研究方法极相近”。②然而，乾嘉诸老的考证学仍局限于文献考据，直至清末，政局的内忧外患才引起思想的剧变。内外交逼之下遂致清末以来，学风再经一变。其旨上承经世致用之说，外受西学东渐影响。原本只知皓首穷经的学者转而关注社会民生，从“一体用、合知行”，“舍空谈、重实践”入手，一面为解决存亡危机做学问，一面努力吸收外来思想。由此不难理解，为什么20世纪早期学者们竟不约而同地采用史学考证的方法来研究伊斯兰教，实在是受当时学术风气的影响与熏染。
在此背景之下，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伊斯兰教研究才能面目一新，开辟出前所未有的新局面。一方面，中国学者对伊斯兰教的研究仍然深受乾嘉以来考据学风的影响，以传统史学为主要研究方法；另一方面，在当时西学东渐的大背景下，西方的思想方法和学术传统也流传进来。马克思主义史学和西方实证主义史学是当时史学研究的两大流派。中国的伊斯兰教研究者也开始尝试应用新的方法手段对伊斯兰教的经典、历史、思想、教法等予以考察和思考。他们不断挖掘新的史料，旁征博引，缜密考证，开拓新的学术领域。出现了一大批卓有成就的伊斯兰研究学者和相关研究成果，为后来的伊斯兰教研究者奠定了基础。直至20世纪下半叶进入“贞成期”，历史研究仍是当代中国伊斯兰教研究的主要方法和进路。但是与“利遂期”的现代研究有所区别，当代中国的伊斯兰教研究不仅继承了传统的文献考证，更关注对社会现象的实地考证。此外，“客观”与“科学”的研究法则在学术界被奉为圭臬，逐渐根深蒂固，成为史学研究的基本法则。
自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当代中国伊斯兰教研究学科进入长达20年的“重兴-繁荣”期后，最先取得突破、最早产生学术专著的领域正是由史学演变而来的实证研究。其代表性著作是于1981年出版的勉维霖《宁夏伊斯兰教派概要》以及紧随其后于1983年出版的马通《中国伊斯兰教派门宦制度史略》。《宁夏伊斯兰教派概要》是一部以由对社会现实的实地调查而来的著作，作者称：“这本小册子是作者根据五十年代末期对宁夏伊斯兰教所做的一些粗浅的调查资料写成的……”③无独有偶，马通先生的成名作《中国伊斯兰教派门宦制度史略》也采用了类似的方法。在此书的序言中，他提到：“这个资料，以实际调查为主，大部分是五十年代一些教派、门宦负责人的口述和家史，以及有关地方志等整理而成。”④就其相同之处而言，两书资料来源皆以实际调查为主。这绝非出于巧合，而是反映了20世纪80年代历史-考证研究中一种“弃虚就实”的学风和趋势。这种方法既是对20世纪上半叶实证之学继承，也开启了此后田野调查兴盛之风，至今未衰。
随着21世纪的到来，当代中国的伊斯兰教研究也进入了“发展-转型”时期。在“历史-考证”的研究阵营内部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一方面，曾经一度繁荣的中国伊斯兰教史研究似乎显得有些后继乏人。随着第一代学者，即20世纪40年代之前出生的老一辈学者，因年事已高，大多已淡出学术舞台。而二、三代学者既罕有老一辈学者扎实的史学功底，在市场大潮的冲击下又不甘像上一代人一样“甘坐十年冷板凳”。另一方面，与文献考证之冷形成鲜明对比，现实考证的方法逐渐占据上风。除了各级政府支持鼓励的外部因素以外，田野调查日渐盛行也有学术发展的内在必然性，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文献考证一途历来人丁兴旺，然而日积月累，不少领域都已被前人做尽。后来者想要更上一层楼，可谓难上加难。许多人只得另辟蹊径，转而到社会现实中寻找出路。
第二，与1949年以来政治形势的变化有关。20世纪50年代末，国内主流意识形态曾经提出过“宗教消亡论”的激进观点，造成了宗教研究一度销声匿迹。然而，颇具意味的是，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下，尽管先后两次出现了“宗教消亡论”的“左倾”错误，却从未大张旗鼓地打出“民族消亡论”的旗号。其原委自然是一言难尽。既与近现代民族国家观念的传播与实践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也与当时国内学界对宗教问题认识偏颇的小气候有关。⑤但无论如何，“宗教消亡而民族尚存”的论调毕竟留下了回旋余地，为宗教研究提供了一个可以暂避风雨的避风港。由于中国56个民族中有10个被官方认定为全民信仰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部分伊斯兰教研究，特别是实证研究，开始转移到民族学以及其他一些相关学科内，从而在民族学的名义下保留了伊斯兰教研究的火种。
第三，与相关学科的发展有关。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与伊斯兰教研究具有密切关联的一些学科，如民族学、社会学、人类学，无论在学科体系、还是人才培养方面都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与此同时，一些从事中国伊斯兰教的学者，特别是中青年一代，逐渐不满足于研究现状，力图求新求变、突破创新。不少人通过攻读学位，纷纷转入民族学、社会学或人类学研究领域，以求在理论方法和学科背景重新找到依托。民族学、社会学和人类学三个学科之间本就存在极为密切的亲缘关系，在方法上，它们一致强调实证研究，主张以田野调查所得的一手材料为研究基础。在此背景下，近年来，田野调查逐渐成为中国伊斯兰教研究界，特别是中青年学者中，颇受追捧的风尚。
第四，宗教学研究方法的丰富。宗教研究的诸种进路，就其大致而言可分为人文研究与社会研究两种。人文研究偏重对宗教的历史、思想与文献的研究，而社会研究侧重对现实宗教现象的研究。正如一些学者所指出的那样：“中国学术界对宗教现象、宗教生活的实证研究开展的很晚，成果很少确实是一个事实。而如果没有这样的研究，纯粹文本的研究显然不可能解释当前社会中宗教的作用与意义。”⑥田野调查之所以成为当前伊斯兰教研究的一个热点，可以理解为对以往单纯重视人文研究的一个“反动”。其目的不外纠偏补弊，弥补以往人文研究的种种不足，特别是以往对当代中国穆斯林群体正在发生的种种变化之忽视。
二、“重兴-繁荣期”的“实际调查”
伊斯兰教研究领域内的实证之路根源有二：一是传统实学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求知方式。近世以来以此方式治学的表率当属顾炎武。他不仅博览群书，更能“足迹半天下……考其山川风俗、疾苦利病，如指诸掌。”⑦二是现代科学的实证方法。颇具意味的是，自20世纪80年代进入“重兴-繁荣”期以来，中国伊斯兰教研究竟是在现实考证这条道路上迈出了打破天荒的第一步。那时的现实考证，还没有“田野调查”这样时髦的名称，只是简单地称之为“实际调查”。早期实际调查的代表作品首推马通、勉维霖关于中国西北伊斯兰教教派门宦的经典之作。
有学者认为，改革开放30年来“最具有学术价值的扛鼎力作”当推马通先生的《中国伊斯兰教派与门宦制度史略》(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年)以及其后付梓的姊妹篇《中国伊斯兰教派门宦溯源》(宁夏人民出版社，1986年)。⑧作者积数十年之功，在第一手珍贵资料基础上叙述各门宦的历史及特点，主要以西北的伊斯兰教各教派门宦支系为对象，对格底目(老教)、伊赫瓦尼(遵经派)、西道堂(汉学派)等三大教派以及虎夫耶、嘎德林耶、哲赫忍耶、库布忍耶等四大门宦及其数十个支系的源流、发展、衍生的历史过程，包括各重要教派门宦的宗教领袖人物，各派的宗教思想和礼仪特征，都作了详细的介绍。如果说《史略》旨在揭示一个支系纷繁、内涵复杂的中国伊斯兰教内部世界；《溯源》则重在分析各主要教派门宦的演变过程和相互关系。这两部姊妹篇为中国伊斯兰教教派门宦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将其推进与国际学术界接轨，已成为中国伊斯兰教研究史上的丰碑。马通先生的研究受到学术界同行的高度评价，并被视为填补了中国伊斯兰教历史方面的空，有筚路蓝缕之功。著名史学家白寿彝先生评价此书：“经过多年辛勤努力，搜集了有关的丰富材料，为中国伊斯兰教史和回族史开拓了一个新的园地，在史学工作上是有贡献的。”⑨
在此之前，勉维霖的《宁夏伊斯兰教派概要》(宁夏人民出版社，1981年)业已出版。书中以作者在20世纪50年代末期的调查为基础，对宁夏伊斯兰教的格迪目、虎夫耶、哲赫林耶、尕德林耶、伊赫瓦尼五个教派、门宦作了介绍，⑩并对其分布特征、历史演变、教义修持及与世界伊斯兰教的关联作了精辟分析，故被视为当代教派门宦研究“开山之作”。但由于篇幅较小、发行量少等原因，一直未能受到应有的重视。此书中的主要部分后来收入勉维霖主编《中国回族伊斯兰宗教制度概论》(宁夏人民出版社，1997年)一书中。
如果用今天的眼光来看，《史略》一书不仅在篇幅上更胜一筹，而且在方法上更完备。既以实际调查为主要方法，又采用了口述史和文献考证。从方法上看，尽管作者谦称此书虽以“史略”命名，距“史”的要求尚远，但实则深受晚清以来传统史学的实地考证与文献考据等方法之影响。同时，由于作者生于20世纪20年代末，早年毕业于西北大学法律系，其教育背景和社会氛围也决定了科学主义与实证精神必然在作者身上留下深刻的印记。作者称：“至于教派门宦的宗教理学和修持理论，我认为是属于另一范围讨论的问题，在本文中很少涉及。”(11)这说明，在此书中作者始终以客观描述宗教现象为研究准则，而对所涉及教派信仰的意义与价值抱存而不论的态度，属于典型的实证研究。此外，就研究宗旨而言，由于作者本人出身于一个属于哲赫忍耶的家庭中，自幼目睹教派之间的纷争，由此萌发了研究中国伊斯兰教派与门宦的夙愿。从青年时代起，就开始注意搜集资料，积三十年之功，最终完成了教派与门宦研究的奠基之作。这种关注现实问题的学风既与传统实学的经世致用之说若合符节，又不乏新史学倡导的科学意识。了解了这些，或许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著名历史学家白寿彝对此书评价甚高，赞扬作者不仅在史学工作上做出了贡献，而且为中国伊斯兰教史开辟了新领域。
三、“发展一转型”期的“田野调查”
尽管同属“现实考证”之路，但倘若将“重兴-繁荣”期的“实际调查”与“发展-转型”期的“田野调查”摆在一起略加比较，就会发现两者的差异不止体现名称上，其实际内涵也相去甚远。这至少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在研究方法上，实际调查主要通过观察、访谈等方式来收集、堪对资料。而田野调查则在此基础上，增加了新的方法，如问卷调查、定量分析等。第二，就研究宗旨而言，实际调查的目的是通过充分地掌握资料，追溯历史，还原真相；而田野调查则更多关注当代的现实问题。第三，从学科依托看，实际调查与历史学的联系更为紧密，而田野调查则被视为民族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中获取一手资料的基本方法。
从近年的研究情况看，进入“发展-转型”以来国内伊斯兰教研究界涌现出一批学术成果，其共同特点是既通过田野调查的方法获取资料，又具有明确的学科意识，自觉运用民族学、社会学及人类学理论对所获一手资料加以分析，而其作者又多为中青年学者。这方面具有代表性的成果为数不少。比如，杨文炯《互动调适与重构——西北城市回族社区及其文化变迁研究》(民族出版社，2007年)从城市族群社区研究的角度出发，以西北地区的四个省会城市西安、兰州、西宁、银川市的回族社区为重点，试图在国家和社会关系历史演变的宏观视域中、在大传统与小传统以及城市多元文化的互动中全面探讨城市回族社区及其文化的变迁。又如，哈正利的博士论文《族群性的建构和维系——一个宗教群体历史与现实中的认同》(中央民族大学，2005年)以西道堂为研究对象，尝试性地将人类学的族群认同理论运用于中国伊斯兰教研究，对西道堂集体认同的建立、发展和延续做出分析和阐释。再如，罗惠翾《宗教的社会功能——几个穆斯林社区的对比调查与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8年)从宗教人类学的角度出发，选择云南沙甸、甘肃兰州以及位于甘南州临潭县等三个典型的穆斯林聚居地作为研究地点，通过调查问卷、深度访谈等田野调查方法，获取了大量的一手资料。在此基础上，证明了自己的理论假设：即以宗教信仰、宗教仪式与宗教组织三个方面为核心的宗教，其主要社会功能在于实现社会的“制序化”。(12)
从实证研究的角度考察中国穆斯林现状的著作还有：马宗保《多元一体格局中的回汉民族关系》(宁夏人民出版社，2002年)、白友涛《盘根草：城市现代化背景下的回族社区》(宁夏人民出版社，2005年)、马强《流动的精神社区——人类学视野下的广州穆斯林哲玛提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丁明俊《中国边缘穆斯林族群的人类学考察》(宁夏人民出版社，2006年)，等等。这些著作各具特色，如《中国边缘穆斯林族群的人类学考察》一书以生活在蒙、藏、傣、彝、白等少数民族中的穆斯林边缘群体为研究对象，借鉴人类学的族群理论，考察他们在与信仰其他宗教的人群长期杂居的过程中如何保留自身宗教信仰与共同历史记忆，得出的结论是：宗教认同和源于《古兰经》的共同食物禁忌认同乃是这些边缘化穆斯林认同的主要因素。(13)
不难看出，近年来，以民族学、社会学、人类学等社会科学为学科依托的实证研究正在中国伊斯兰教研究界引发一场“范式转换”，大有后来居上，超越传统史学文献考证的趋势。但在这场轰轰烈烈的实证主义转向背后，还应注意以下问题。
首先，尽管民族学、社会学、人类学一致强调以田野调查获取一手研究素材，但这并不意味着文献考证不再是获取资料的重要方式之一。相反，严格的田野调查方法都强调在正式实地考察之前，须以充分的文献收集作为准备工作。在获取资料的方式上，两者只是强调的侧重点有所不同。
其次，新的理论和方法虽然层出不穷，但不可否认，在崭新的名目之下，有些研究确有新意，有些只是“新瓶装旧酒”。其中的关键在于，有些研究只是将田野调查当作文献考证之外获取资料的一个新途径，却并未真正地把握相关学科的研究方法，更遑论升华到理论层面了。所以，就实质而言，这样的研究仍然属于“描述性研究”，而非“阐释性研究”；更似基础性的调研报告，而非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学或人类学研究。
注释：
①作者以当代中国伊斯兰教研究学科的最终确立为着眼点，中国学人从事伊斯兰教研究可划分为四个时期，即元始期、亨长期、利遂期与贞成期。“利遂期”指20世纪上半叶的现代中国伊斯兰教研究。“贞成期”指20世纪下半叶至今的当代中国伊斯兰教研究。“贞成期”的伊斯兰教研究可划分为以下三个时期，即“草创-停滞”时期、“重兴-繁荣”时期、“发展-转型”时期。“草创-停滞”期指1949年到1977年当代伊斯兰教研究的肇始阶段。“重兴-繁荣”时期指1978年至2000年当代中国伊斯兰教学术研究的成长期。“发展-转型”时期包括从2001年至今这近十年时间，当代中国伊斯兰教学术研究步入成熟期。
②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第19页。
③勉维霖：《宁夏伊斯兰教派概要》，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1年，“作者的话”。
④马通：《中国伊斯兰教派与门宦制度史略》，兰州：西北民族学院研究所铅印本，1981年，作者“序”。
⑤吕大吉认为，“大跃进”和“文革”先后两次提出“消灭宗教”的“左倾”错误与当时学术界对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的简单化、绝对化、政治化具有直接关系。参见吕大吉：《宗教学理论研究室的成长历程》，《宗教研究四十年》，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4年，第16页，以及吕大吉：《中国现代宗教学术研究百年来的回顾与展望》，《宗教研究四十年》，第292页。
⑥罗惠翾：《伊斯兰教社会功能研究：以几个穆斯林社区的对比调查为例》，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8年，杨圣敏撰“宗教的挑战——代序”。
⑦[清]顾炎武：《日知录集释》，黄汝成集释，长沙：岳麓书社，1994年，潘耒撰“序”。
⑧葛壮：《20世纪国内有关伊斯兰教历史的重要研究论著及其影响》，《当代宗教研究》，2004年第4期。
⑨马通：《中国伊斯兰教派门宦与制度史略》，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0年，“白寿彝先生序”。
⑩因为中国伊斯兰教派与门宦的名称不少来自外来语的音译，在使用中难免出现音同字异的情况。勉著《宁夏伊斯兰教派概要》一书与马通先生的用法就略有差异，但为了尊重作者，此处保持勉著中的原用法。
(11)同上书，“作者序”。
(12)罗惠翾：《伊斯兰教社会功能研究》，第246页。
(13)丁明俊：《中国边缘穆斯林族群的人类学考察》，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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