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衡派”与现代中国的人文主义思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人文主义论文,思潮论文,中国论文,学衡派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9639(2003)03-0011-06
一、西学的理路
“学衡派”成员中，有一批是留学美国哈佛大学的学子。在五四时期，旧派文人、学 者或者说传统的国学研究者反对“新文化—新文学”是可以理解的，而一批留学生反对 “新文化—新文学”却是件有着特殊的原因和不被理解的新鲜事。其原因则是在他们的 思想、学术活动中始终摇曳着美国新人文主义思想家、文学批评家白璧德、摩尔的身影 ，有一种保守的西学的知识—思想资源。
“学衡派”与新文化运动的主力人物的论争时，一条清晰可见的线索是：“对知识的 争夺，争夺的焦点是：谁掌握了西方文明之精髓?”[1](P8)梅光迪、吴宓、胡先ｓù① 有明显的知识元典精神的崇拜倾向。为了论证胡适等人在西学上的浅薄，引用、借助的 是白璧德的基本观点。白璧德认为16世纪以来，特别是个人主义出现以后，西方的主流 文化有一种趋势，那就是对古典人文主义传统的背叛。因此中国人不须膜拜以卢梭为代 表的浪漫主义以下之狂徒，冒进步之虚名，而忘却中国故有之文化。反倒是应该昌明国 粹，研究、吸收、融化西洋自希腊以来真正的古典文化。
白璧德的思想和学术资源得自英国的著名批评家马修·阿诺德。其文学批评与马修· 阿诺德是“一脉相承”[2](P181)。他们不接受任何教条的宗教和任何系统哲学，要求 人们安于“诗境的”人生观，其无传统宗教信仰又无系统哲学理论但却重视道德和情感 。趋于保守的尚古与道德教谕，以及主张中庸之道是他们共同的理性导向。“学衡派” 的成员梅光迪、吴宓等基本上是将这些理论移植到中国，然后再在现实语境中融通。在 梅光迪、吴宓、汤用彤、楼光来、陈寅恪等成为白璧德的学生之后。另一位从白璧德读 书的中国学生是张歆海。他的博士论文是《马修·阿诺德的尚古主义》。胡先骕 第二次留学美国是在哈佛大学，一个植物学家的人文修养和文学主张也有白璧德的直接 影响。批评胡适的人，说胡适的实用主义是杜威思想的中国版；与胡适对垒交战的梅光 迪、吴宓、胡先骕等人的新人文主义主张，何尝不是照搬白璧德的学说。在中国 现代文化的变革进程中，导师的思想学说，由学生承继过来进行交锋，同时也是适者生 存，胜者为王。王者便占有主流话语权。
没有为《学衡》写文章，但以学生身份到东南大学听过吴宓的课的清华学子梁实秋， 也是白璧德的学生。中国第一部关于白璧德与新人文主义的文集是他编的。他的文学的 人性论主张、对新文学源流的揭示和批评、以及文学的纪律(浪漫的与古典的概念的确 立)都是来自马修·阿诺德和白璧德。梁实秋是胡适的弟子、朋友，也是吴宓的弟子、 朋友。因此他的双重身份十分明显：政治上的自由主义和文化—文学上的保守主义。
范存忠是东南大学的学生，郭斌龢香港大学毕业(与朱光潜同学)后在南京一中任 教时与吴宓相识。1927年7月这两人通过庚款留学美国的考试，是西洋文学门的考生， 主考是任教于清华的吴宓。他俩是白璧德最后的中国学生。浙江大学文学院办《思想与 时代》时期，由于郭斌龢的关系，任四川大学文学院院长的朱光潜成为《思想与 时代》的作者。
新人文主义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就已赫赫有名，在30年代仍一直很有影响。因此， 杰·格拉夫在《美国文学批评中的左派与右派》一文中特别指出：“在颓废派和激进派 兴盛的年代。保守派(或者说反革命新派)阵营中影响较大的是以欧文·白璧德、保罗· 艾尔马·摩尔和斯图亚特·谢尔曼为代表的新人文主义。”[3](P197)“学衡派”成员 在美国即受他们极大的影响。在梅光迪、吴宓的反新文化—新文学的文章中，这些新人 文主义的代表人物的名字经常出现。他们的主张通常也是“学衡派”的理论武器。尤其 是吴宓主编的《大公报·文学副刊》，曾系统地介绍过美国的新人文主义的代表人物布 朗乃尔、白璧德、摩尔、薛尔曼。这些文章多数还被《学衡》转载。
白璧德及新人文主义在“学衡派”成员中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文化观念和文学批评上 。其直接影响力是在“学衡派”大本营东南大学—中央大学，之外还有张歆海、吴宓、 陈寅恪执教的清华学校—清华大学和抗战时期“学衡派”成员聚集的浙江大学文学院。 同时由大学发散到整个中国的思想文化界。梅光迪认为，“学衡派”的集体活动与白璧 德、摩尔领导的人文主义运动颇为相似，“就许多基本的思想和原则而言，美国的人文 主义运动为它提供重要的资料和灵感源泉”[4](P215)。
从《学衡》到《大公报·文学副刊》，宣扬西洋文学的古典主义及新人文主义精神， 是“学衡派”中人的一项重要的学术工作和与新文学抗衡的有意追求。他们和美国的人 文主义者一样，十分注重道德基础和文学的重要性，进而成了中国古典文学的拥护派， 反对文学革命者推崇的偏激思想和倾向。他们是“将捍卫中国的传统当作了自己的主要 目标”。其最大的责任就是保存自己的传统文化并维护它的声誉。像白璧德、摩尔那样 ，其主要目标是“要将当今误入歧途的人们带回到过去的圣人们走过的路途之上”。用 “历史的智慧来反对当代的智慧”。因此表现出以保守的姿态，以各种方式告示国人， “建立一个新中国唯一的坚实的基础是民族传统中的精华部分。其立场集中表现在哲学 、政治和教育上的理想主义及文学中的古典主义。也就是说，其立足点是儒家学说”[4 ](P224)。
五四运动以后，杜威、罗素等人的“自由”、“进步”、“民主”、“科学”的思想 在中国影响日益深远，使得最古老、最沉稳的中国文明形式趋向西方化，文化保守主义 者对不同派别的现代激进思潮加以抵制，但都显得无力和苍白。而“学衡派”的企图是 明确的，也是最有学理的。
“学衡派”中人的希望是有机会向中国人和西方人证明，中国文化真正的创造力在本 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同样可以大有作为。他们和白璧德、摩尔的人文主义的亲和力，是希 望借助人文主义的影响，能使中国人的思想混乱得以澄清。因为梅光迪、吴宓、陈寅恪 等人在哈佛大学留学时，白璧德在对他们的一次讲演中，就希望西方的人文主义运动， 可以在中国的新儒家运动中得到呼应，“这种儒家学说就能够彻底挣脱几百年来背负着 的学究式的、形式主义的沉重包袱”[4](P228)。
文化缔造个人。从文化信仰和知识谱系上看，文化激进和文化保守都是一种时间过程 ，是现代与传统的历史分野，凭借这一不同的过程，在信仰和知识上寻求相应的个人承 担，成就不同的学问家，最终充分地实现各自的人生理想。王国维认为学无新旧、无中 西、无有用无用之分。只是在中国现代社会的急剧变革时代，在信仰、价值和知识的变 异过程中，人们有意无意地将激进与保守对立，分出个左右，设置个进步与落后的是非 观来。
二、非政治化与道德秩序法则
说文化保守主义的非政治化，是符合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国情的。“学衡派”的思想 和行为也是在这一文化保守主义的语境中展开的。新人文主义在美国是学院式的，没有 政治势力，不具有政治影响，因此是非政治化的。1928年，马西尔的《美国人文主义之 运动》一书中所列举的三位人物布朗乃尔、白璧德、摩尔都是大学教授，均以反现代化 思潮的保守者著名。他们无法和美国的主流文化抗衡。史华慈认为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 ，几乎没有柏克式的全盘肯定现行的社会秩序的保守主义，所有的只是一种受民族主义 情感影响的文化保守主义。这种由民族主义情感贯穿其中的文化保守主义很少会对当时 的政治秩序有所肯定。[5](P36)现代中国的文化保守主义者，在根本上即放弃了前清社 会的皇权统治思想，也不墨守现行的社会政治现状的思想统治。他们关心的是如何保存 中国文化中固有的精华，使之不被激进主义的全面反传统所彻底毁灭。同样，文化保守 主义非政治化的基本观念也是从西方传入中国的。
一旦保守主义者有意识地把注意力放在文化这一层面上，便摆脱了与政治联盟的可能 ，将自己定位在文化精神的特殊历史经验和思想方式上。重传统文化中的经验性知识、 思维方式和行为准则，并以此来观照现实的思想和社会状况，呈现出相对自由的文化继 承态势，而没有政党或党派团体的组织原则和思想的一统。那种以继承文化道统为己任 的姿态，使得他们自觉地成为现实的新文化的反对派。
作为文化保守主义一部分的新人文主义，有其基本的道德秩序法则和神学的色彩。马 修·阿诺德、摩尔和白璧德都有基督教神学背景。欧美文化保守主义者在提出传统、古 典的合法性问题时，喜欢作神学—神秘的或超验的定义，并且具有十分鲜明的道德教谕 作风。卡尔·曼海姆指出：“神权的观点位于保守主义思想的底层，即使后者已泛神论 化——也就是说事实上不信仰什么时——仍然如此，这样，历史取代了神圣超验性。因 此，保守主义的论证所遵从的研究路线首先在一个神秘超验的水平上操作。”[6](P35) 这种研究路线上神秘超验的操作方式最明显的体现是他们所主张的以道德理想主义为底 线的人性二元论，和思想方法上两极对立原则：物质/精神、理智/情感、理想/实际、 分析/综合、古典主义/浪漫主义、人文主义/自然主义、写实/审美。
同时，作为文化保守主义一部分的新人文主义又将道德秩序法则落实到具体的人的立 身社会的准则：中庸、节制、纪律、规范、标准和合理。这样一来，“学衡派”中人和 阿诺德、布朗乃尔、摩尔和白璧德在中西文化之源上便找到了基本精神的契合。道德理 想主义思想基础上的道德秩序法则和道德教谕作风是马修·阿诺德批评英国政治与社会 时的表现[7]；是布朗乃尔所谓的生活的“作风”(他说标准即是一种作风)[8]；是白璧 德批评法国文学时的标准[9]；也是摩尔写《绝对之鬼》的基本立足点(注：吴宓在《大 公报·文学副刊》第62期介绍《绝对之鬼》。第101期译介该书的部分章节，题目为《 穆尔论自然主义与人文主义之文学》。此文《学衡》在1931年3月第72期转载。)；而“ 学衡派”中白璧德的门生梅光迪、吴宓、梁实秋更是全面继承了白璧德的这些思想，并 移植到中国的反新文化—新文学运动，或批评胡适文学主张的语境中，作为理论的武器 。在交锋时，虽然力不从心，或语境错位，但都显得有来头，有背景，即有学理支撑。 梁实秋说白璧德“强调人生三境界，而人之所以为人在于他有内心的理念控制，不令感 情横决。这就是他念念不忘的人性二元论”[10](P134)。白璧德认为卢梭的浪漫主义颇 有中国老庄的色彩。中庸所谓“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孔子所说的 “克己复礼”，正是白璧德所乐于引证的道理。他重视的是人的克制力，而不是创造力 。“一个人的道德价值，不在于做了多少事，而是在于有多少事他没有做”[10](P134) 。白璧德所坚持的是健康与尊严的态度。
三、反潮流倾向与反思性
20世纪初开始的新文化—新文学运动，在陈独秀、胡适看来，类似欧洲的启蒙运动或 文艺复兴，是有组织，有目的，也充满理性的运动。但在新文化运动的反对力量“学衡 派”看来，则是一场浪漫主义运动，是非理性的。梅光迪、吴宓、梁实秋借助白璧德对 法国文学的研究方法，即推崇古典主义，反对卢梭以下的浪漫主义的思想方法，把新文 化—新文学运动看成是西方浪漫主义运动在中国的表现。因此他们群起而攻之。
事实上，陈独秀、胡适、鲁迅面临中国文化的强大的保守势力，为了达到思想—文学 革命的目的，也就有意识地采取了摒弃一切传统思想，乃至从根基上反对传统的文化， 求助于非理性[11]。而没有把僵死的传统文化与流动的文化传统区别对待[12](P14～26 )。文化保守主义者所痛击的正是这一要害部位。
在欧洲，从思想史的内在结构上看，浪漫主义是作为启蒙主义意识形态反运动开始的 ，是从理性主义到非理性主义的转向。卡尔·曼海姆把浪漫主义的倡导者看成是独立的 “社会上自由飘荡的知识分子”。说这些独立的自由知识分子都是典型的辩护家、意识 形态专家，“他们善于为他们所为之效力的政治提供基础和予以支持”，“由于这些浪 漫主义文人具有一个远远超出他们狭隘生活领域的精神视野，他们极端敏感，道德上不 稳定，总是愿意接受冒险和蒙昧主义”[6](P127～129)。尤其是思想风格上的敏感、自 我张扬和泛神论倾向，使得他们遭到社会的种种非议和保守主义的趋向反动的对立。“ 浪漫主义的特征在于它吸收了不受法则控制的概念，并因此超出了启蒙运动的线性发展 概念”[6](P31)。保守主义的反潮流倾向也由此而生。只是在1915——1920年间，新文 化—新文学运动中的这种所谓的浪漫主义并不明显。1921年间“创造社”等一批新的文 人的崛起，才真正使中国有了相应的浪漫主义文学。
在20世纪初的欧美，坚守保守主义阵营的人文主义者曾付诸六年的努力，将它以理性 与文化相结合的运动形式推上了社会历史的舞台。梅光迪认为在中国，一场与白璧德和 摩尔领导的人文主义运动颇为相似的运动也引人入胜地展开了。人文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也源于欧美类似的过程。作为文化保守主义新人文主义领袖白璧德和摩尔的“主要目标 是要将当今误入歧途的人们带回到过去的圣人们走过的路途之上”；用白璧德的话来说 ，就是“用历史的智慧来反对当代的智慧”[1](P223)。梅光迪说“学衡派”所做的是 要捍卫中国的传统文化。因为现代中国激进新文化运动有两个突出的特点：“只专注于 传统中的瑕疵；鼓吹低劣而不加选择的世界主义”。这样一来就“带走了仅剩不多的一 点点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将现代中国推向了自我诅咒的无边深海中。”[1](P218)但 同时，梅光迪也承认，他们这种保守的反新文化—新文学的人文主义运动是失败的。
事实上，陈独秀、胡适、鲁迅等激进的反传统主义者，是知耻近乎勇。谁也没有，也 不可能只专注传统中的瑕疵，或鼓吹低劣而不加选择的世界主义。他们反传统的目的很 明确，就是为了“再造文明”，或“文艺复兴”。由文学革命而进入“整理国故”的胡 适，也说“整理国故”是为了打鬼，即拆穿古典文化中的虚伪的、不合人性的东西，再 造中国的新的文化基础和精神形态。
20世纪中华民族是在向西方学习中求进步的。推动这一思想文化进步的动力，是新文 化—新文学运动，而不是“学衡派”的所谓人文主义运动。更不是中国文化的传统力量 在起主要作用。这是历史的事实。而这些倡导人文主义运动的文化保守主义者在反对新 文化—新文学运动时，本身就存在着巨大的思想与行为的逆差和内在的冲突。在1920年 北洋政府教育部下令小学生改学白话文后起而反白话新文学的“学衡派”中人，如梅光 迪，不得不让自己的儿女学白话文。反新文化—新文学最有力的胡先骕、吴宓、 梅光迪，也都是享受新文化运动带来的实惠，在二婚时或娶或爱上受过新式教育的新女 性。吴宓更是以一个浪漫诗人之资质来反对浪漫主义文学，身陷浪漫文人与古典主义倡 导者的严重分裂之中。
保守主义所表现出的反思性意识和反思行为，是它与传统主义区别的关键。
E·希尔斯认为，几乎任何实质性内容都能够成为传统。“实质性传统是人类的主要思 想范型之一，它意味着赞赏过去的成就和智慧以及深深渗透着传统的制度，并且希望把 世传的范型看作是有效指导”[13](P27)。传统有相应的规范，同时也就在人们心中形 成一定的心理定势，并成为一种普遍的人类属性，自觉与不自觉的遵从，便形成所谓的 传统主义。事实上，人们在传授和接收任何信仰、知识和习惯性生活方式时，总有其固 有的规范因素。传统主义的意图，就是要人们去肯定它，接受它。生活在过去和重建过 去的生活方式都是不可能的，那么，传统主义所能做到的就是引导人们“对于想象中的 过去的依恋”[13](P72)。
卡尔·曼海姆主张将传统主义与保守主义区别开来。他认为保守主义是作为一种思考 “人与社会”的方法出现的。“它重视某些被理性化毁坏了的精神和物质的利益，但又 通过一个有效性的标准为新近才政治化和理性化的世界提供了实践的方向。因此，它显 然和它的对手一样也属于新时代”[6](P3)。因此，保守主义在20世纪同样具有现代性 。保守主义与传统主义的区别在于前者指的是一种特殊的历史和现代现象，其行事时表 现出的是与一种客观存在的结构性环境相一致的行为。后者指的是一种普遍的人类属性 ，是在每个人那里都多少存在的形式的心理态度，是一种对旧方式的依恋，并坚持旧有 的个体中所拥有，表现为对革新的恐惧。传统主义的这种心理状态是人类所普遍具有的 。马克斯·韦伯认为这种行为模式与神秘意识有关，是原始人类固守代代相传的生活方 式，与对带来变化的神秘的邪恶所产生的恐惧感相关。[6](P56)
保守主义的反思性表现在由于对手或对立行为的存在，它必须流露出某种思想方式的 倾向性，同时对自己所操持的内容和形式能够通过历史的深层而得到解释。并对自己的 对立面作出反省式的批评。因此，可以把保守主义看作是一种反运动。卡尔·曼海姆十 分肯定地说：“这个事实本身就使它成为反思性的”[6](P71)。其显著的表现是对经验 和思想中科学、民主、自由、平等等所谓“进步”因素的“自我组织”与凝聚的一种回 应。这种回应的表现形式是对宏大潮流的“反潮流”。
保守主义只有在他们被迫作出反应时才会以体系的方式进行反思。即被迫建立一个或 借助一种思想体系来对抗激进主义的体系，这时候，保守主义才会从自我反思中意识到 自己的性质。同时将对思想经验的反思作为与对立面共同存在的基础，并借助这种反思 的思想方法保全自己。当“学衡派”奋力抗衡新文化—新文学运动的巨大浪潮时，是明 知不可为而为之。他们试图在对新文化—新文学运动进行瓦解的过程中，以小抗大，以 少对多。其明显的对立存在和有意识的反动，显得悲壮而孤寂。
受白璧德保守的新人文主义影响的梁实秋，其身上表现出的政治上的自由主义和文化 上的保守主义的二元倾向。他在《影响我的几本书》中列了八本书，排在前三位的是《 水浒传》、《胡适文存》、白璧德的《卢梭与浪漫主义》。这分明可见他思想的二元倾 向。同时，历史的反思性也因此而显示出来。他说胡适影响他的地方有：明白清楚的白 话文、独立思考的思想方法和认真严肃的态度。他自己是五四运动养育的，也是新文学 的积极参与者。而到美国听了白璧德的“法国十六世纪以后的文学批评”(按：梁误写 为“英国十六世纪以后的文学批评”)的选修课后，“前所未闻的见解，而且是和我自 己的见解背道而驰”的刺激，使得他得以读到白璧德的《卢梭与浪漫主义》。他说：“ 白璧德的思想主张，我在《学衡》杂志所刊吴宓、梅光迪几位介绍文字中已略为知其一 二，只是《学衡》固执的使用文言，对于一般受了五四洗礼的青年很难引起共鸣。我读 了他的书，上了他的课，突然感到他的见解平实通达而且切中时弊。我平夙心中蕴结的 一些浪漫情操几之一扫而空。我开始省悟，五四以来的文艺思潮应该根据历史的透视而 加以重估。我在学生时AI写作的第一篇批评文字《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趋势》就是在这个 时候写的。随后我写的《文学的纪律》、《文人有行》，以至于较后对于辛克莱拜金艺 术的评论，都可以说是受了白璧德的影响。”[10](P133～134)他在反思五四新文学运 动时，把视野投向西方，说这种浪漫的趋势来自欧美，是对欧美文化思潮和文学思潮的 移植，或者说是在中国的延续性表现，“现今中国的新文学就是外国式的文学”。他在 《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趋势》[14]一文所揭示的是“新文学运动”的趋向是“趋向于浪 漫主义”。理由是：新文学运动根本是受外国影响；新文学运动是推崇情感轻视理智； 新文学运动所采取的对人生的态度是印象的；新文学运动主张回归自然，并侧重独创。 这四点是现代文学显著的现象，同时也是艺术上浪漫主义最主要的成分。到了20世纪30 年代梅光迪借助保守的新人文主义的基本理论和方法，通过《人文主义和现代中国》一 文进行自我反思。从文化激进主义转向文化保守主义的周作人，在对中国新文学的产生 进行反思时，把注意力落在固有的传统文学中，说中国新文学的源头在明代的公安派。 他反思的结论是：中国新文学的源头在明代的公安派。中国新文学是从反载道始，到载 道终。这是一种历史的轮回。
历史已经进入了另一个世纪，文明与进步是历史发展大主题。是新文化—新文学运动 ，还是“学衡派”的人文主义运动为中国社会带来了发展与进步?这一点似乎历史已经 作答。
收稿日期：2003-0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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