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续伦理血脉——从民间艺术到公共艺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间艺术论文,血脉论文,伦理论文,艺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民间艺术”将生产经验、集体规范、审美智慧、人情伦理、世俗功利集于一身，已远远超出作为一个艺术门类的内涵，甚至就是民间生活的特征化表现。但如今，民间艺术似乎已经退出了现实生活，成为知识领域的一个部分了。同时，“公共艺术”成了当今备受瞩目的新话题，而对这一话题的讨论，基本上都是在关于权力、民主、认同等等概念营造出的现代性语境中进行的；在实践上，似乎也是由政府(官方)和艺术家(专家)等为主体的。显而易见，对公共艺术的认识和讨论，还停留于学科化的知识领域，没有找到一个切实有效的机制以发挥它的实践威力。就这种情形而言，公共艺术的公共性问题还处在“空洞”之中。当然，公共艺术绝不是个时髦的词，的确与西方现代思想和社会状况有着明朗关联，因此我们一方面要认识到它的历史合理性，还要看到公共艺术在中国的现实需求和文脉源流。在这一意义上，我们不妨将公共艺术视为中国文化传统的一种当代的延续形态，将公共艺术放在中国文化传统的历史发展中来认识。
另一方面，民间艺术在长期的发展积累中，其中所蕴含的观念及形式也具有一定的“客观性”，是我们意识中的一个难以抹去的客观存在，较之“纯艺术”来说，它与社会实践和日常生活的联系更为深刻，更具稳定性，并非是简单的“现代性”和政治意识形态所能抹去的。具体而言，民间艺术所维系的伦理内涵就是其生命力所在。这也需要我们深入认识民间艺术的合理性和发展可能性，将其视为亟待发展的文化。
公共艺术的出现，是否意味着民间艺术的当代发展呢？能否在民间艺术和公共艺术间建立起理论和现实的联系呢？如果将两者统一于一个连续的文脉和价值诉求中，对于建设当今的社会文化是极有益处的。
民间艺术的观念体系主要是由人情伦理构架起来的，目的在于稳定人际秩序，加强人际联系，规范个体行为。这种伦理不是来自某个抽象观念(如康德哲学中的自由理念)，也不是来自超验的宗教信仰，而是以一定人群具体的生产方式、生活环境等经验内容为来源，并将伦理观念和具体的生活经验融为一体，把“知”、“意”、“情”等精神活动囊括在一起，营造出与生活现实紧密关联的人生价值。这是中国民间伦理的基本特征，具有极强的实践性和现实感。民间艺术作为民间伦理的特征化形态，主要以象征化的方式将伦理观念渗透于现实生活中。
象征作为一种表达方式，按照黑格尔的说法，是指内容与形式并非水乳交融般统一于一体，也就是说，内容与形式不是完全对应的。比如，一首乐曲的内涵就在这首乐曲中，离开了这首乐曲，内涵也就不存在了；一张画的内涵也只有看画才能知道，是文字语言无法转述的。象征则是用一种事物代表另一种事物，如用鸳鸯代表夫妻恩爱不渝，用牡丹代表富贵，谐音也是民间美术中常见的手法，这种联系虽然有一定的经验根据，如形态、发音，但并没有必然性，如在一定情况下用牡丹代表爱情也不是不可能的。民间艺术的象征必须靠约定俗成来实现，如果离开约定俗成，靠个人创造是无法实现的。
象征手法的优势在于：象征中，内涵与形式的松动性便于人们用更方便的、大家都熟悉的事物来表达伦理内涵，使伦理内涵得以渗透进生活的各个角落。象征虽是人类早期的艺术表达手法，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就是“落后”的，而是传播性最强、影响力最大的表达方式，现代广告依然在沿用这种方式，如用某一明星形象来象征产品的品位，甚至在哲学领域，康德、黑格尔的哲学在努力肯定人的主体能动性和创造性，宣扬人本主义的同时，还是给“上帝”留下了位置，因为他们只是用“上帝”来象征那个不可知的世界，并借此让人对世界保持一种谦虚和敬畏的美德。
但，一旦“约定俗成”所依赖的社会条件发生变化，象征物和被象征观念间的联系就会中断，即使形式还在延续，但其中的很多内涵就被“积淀”掉了。这种情况在今天非常突出，很多年轻人必须要通过讲解才能知道民间艺术中的伦理内涵。即使在很多场所、很多设计中都能看到民间艺术，但那些民间艺术已经转化为一种风格化的形式元素或一种外在的“观赏对象”了。陕北的剪纸窗花不仅是营造喜庆气氛的装饰物，还是相互馈赠，表达邻里感情的礼物，起到纽带的作用。但纽带只是纽带，不是伦理本身，它只能在特定的生活习俗和仪式中起到纽带作用。一旦生活习俗和生产方式发生变化，它就起不到纽带作用了，而成了静观的审美的对象。
伦理内涵的象征表达更多的是借助民间神话、宗教中的鬼神形象和意义系统来实现的，把善的神圣化，恶的妖魔化。掀开那些鬼神的面具，里面的内涵就是伦理。之所以要戴上鬼神这个面具(如钟馗)，就是为了强化伦理的规诫作用。但当科学统治了整个思想世界时，这个面具就被撕得粉碎。那些神秘鬼怪、无法科学实证的面具都要遭到否定，而成为意识和形式上的禁区，这无异于拦腰斩断了伦理内涵与其表达形式的关联纽带。伦理不仅仅是观念形态的，更是在具体实践中得以存身的。懂得伦理和践行伦理没有必然联系，“公平”、“正义”、“关心”、“团结”、“忠诚”等伦理内涵不能仅仅停留在概念上，而是要落实到人的行为中，要能通过一定的形式对人起到劝诫作用，并内化为人的需求。在伦理实践的历史中，一些鬼神或历史人物(如关公)已被改装为伦理符号，这些符号仅仅在道德实践中有意义，如果非要用认识领域中的科学对其加以评判，真有些“关公战秦琼”的滑稽意味了。而一旦脱掉那个感性直观的外衣，伦理就会漂浮于生活之外，而只能寄身于理论学说之中。即便如此，在当代充斥着各种消费化(如广告)、技术化(如路标)符号的生活景观中，民间艺术已很难和这些符号形成视觉上的和谐，即便有，也是在寻求视觉差异、视觉特征的意义上来运用民间艺术符号的。民间艺术符号已不再民间，而进入到文化工业的原料库中。
漂浮的伦理，空洞的符号，难道这就是民间艺术及其伦理内涵的当代宿命吗？
换一个角度，民间艺术自身内涵与形式的裂变是否孕育着一个新的伦理—艺术形态。由此，笔者想到了“公共艺术”。
无论给“公共艺术”下怎样的定义，“公共性”为何，是其关键所在。公共性关乎怎样看待、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问题，其核心仍是伦理问题。那么，我们可把公共艺术当作一种“伦理—艺术”形态。在这个意义上，公共艺术与民间艺术有了本质上的联系。相较而言，“公共”对于现代伦理问题更有针对性，更能突出人与人之间的某种联系，更能表达人与人之间进行的沟通、承认、尊重等愿望。“民间”这一概念在当今语境中是指一个处于较低社会阶层的人群，而“公共”更多指向了人的活动，更具能动性，伦理色彩也更鲜明。以上辨析意在说明，从伦理的视野看，民间艺术与公共艺术是伦理在不同时代的艺术化表达方式，两者间存在着深刻的历史联系，也是伦理更为深化的表现。
在今天，与官方相对的“民间”在主体上已不甚清晰了，新的社会生产方式也生产着新的主体和主体间的关系。经济的一体化，把所有的生存个体更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契约形式代替了诚信，法律排除了人情，正在成熟的社会保障体系代替了人对血缘关系的依赖。但这不是说现代社会已把伦理排斥在外，实际上，现代社会把伦理高度制度化、技术化了，其目的是使每个人的利益、权力得到制度的维护。
然而，在伦理制度化的过程中，也存在着深刻的“异化”，即，维护伦理的制度反过来压制了人情伦理，人与人之间的感情联络变成了没有情感形式的、技术化的“链接”，一个人似乎只和那个技术化的、无名无姓的社会和财富相联系就行了。在生老病死都有保障的情况下，建立在世俗功利目的上人情已经不是构成社会群体的基本因素了，反而成了技术努力驱逐的对象了。由此，技术与人情的对立、隔阂日渐突出，这使得人们存身的“公共”变得那么抽象，那么技术化了，成了远离人情的孤岛。
较之民间艺术的沦落来说，当代伦理的危机是一个更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它已超出了技术、经济所能解决的范围。对于艺术而言，这又是它必须担当的责任，与把艺术当作个人宣泄、个人呓语的方式而言，这一责任显然更为艰巨，更有意义，更为现实，更是“公共艺术”的题中应有之义。在这个意义上，从伦理的视野看待艺术、民间艺术就是一个至为重要的认识开端。
以当下的视角反思民间艺术，能够更为清晰地看到民间艺术中那股伦理暖流，也看到了民间艺术被击碎的残骸。但是，无论怎样，民间伦理的情感血脉已超越渗透进每一个生存个体中，这一点在今年春节顶风冒雪义无反顾向家奔涌的人潮中得到了最有力的证明。当“公共艺术”浮现出来的时候，它会不会是民间艺术转世投胎的婴儿呢？公共艺术能否延续民间艺术的伦理血脉呢？
至今，“公共艺术”还是一个嗷嗷待哺的婴儿，滋养它的，不是技术，而是伦理。它也担负着在新的人群中创造出一个充满伦理温情的艺术家园。在它成长的路上，民间艺术是它时时回望的故土，因为那里还潜藏着将伦理艺术化的智慧。
之所以将公共艺术比作“嗷嗷待哺的婴儿”，是因为公共艺术还不是一个既成的、成熟的艺术活动形态和机制，这个概念在很大程度上是从人们对当代艺术与社会生活的关系的思考中推理出来的，表达了人们对当代艺术社会职能的一种期待，强调从公共性的角度来看待艺术。从这一角度来看，是否形成一个全新的、“现代的”、可操作公共艺术机制就不是一个重要问题了。在这一视角下，挖掘和申扬艺术中的公共性就是一个重要的艺术和社会课题了。其实，艺术本来就具有交流的功能，一些经典化的艺术已经成为某种共同精神的象征了，如秦始皇兵马俑、马踏飞燕、长城、故宫、天坛，西方的《米洛斯的维纳斯》、《蒙娜丽莎》、米开朗基罗的《大卫》、罗丹的《思想者》，在超越漫长时空后，它们所象征的对人的创造伟力的讴歌、对美的景仰、对人的尊重、对理性地崇奉，依然散发着强大的精神感召力量。而民间艺术就是承载精神力量的一个庞大文化系统，相对于那些静态的，或被人为地将它变为静态的(如天坛)艺术存在而言，它的动态性就具有了极为重要的补充价值。只要让那些民间艺术的残片按照伦理价值的方向运动起来，就是公共艺术的发展之途。然而，这不是把公共艺术放在艺术这个专业行当里所能解决的问题，而需要以更为开阔的胸怀将其融入到社会伦理目标中才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