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与形而上学的统一如何可能？
——对费希特思想的解读与反思
王径开
（河南大学 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河南 开封475004）
摘要： 历史与形而上学的关系，在费希特整个学说中是一个十分微妙的问题。一方面，他想要确保具体历史存在的合理性；另一方面，他又不愿让自身陷入特定的事实中。费希特从人类理性的、整体的历史出发，将具体的历史内蕴于先验的统一中。为了实现这种统一，费希特对历史与形而上学进行了哲学理性与信仰两个方面的调和。但是，通过对费希特调和结果的重新审视，我们不难发现，理性与道德信仰之间似乎总是存在某种不可逾越的鸿沟，这就是费希特处理历史与形而上学关系必然要面临的一个难题，同样也是其全部学说必定会遭遇的一个哲学困境。
关键词： 历史；形而上学；费希特思想；理性
对于一个纯粹的经验论者而言，历史无非就是 描述一个特定的时代。它将许多引人注目的现象叙述出来，尽管在这些叙述中有可能存在许多非事实性的描述。费希特与这些经验论者不同，他认为：“要正确地描绘自身所处的时代就应当完全先验 （a priori）地理解，并深入地投入全部时间，以及特定事件有可能发生的所有时期。”［1］311也就是用这种先验的统一来说明和推导即将发生事实的多样性。如此一来，费希特的哲学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历史问题。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它也是一个形而上学的问题，我们知道形而上学一直都是西方古典哲学一个主流思潮。古希腊时期，“尤其是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哲学，确立一门以超越感性事物的，比感性事物更实在、更有价值的东西为其研究对象的学科。根据亚里士多德的观点，他的第一哲学，即形而上学的对象是作为存在的事物或存在的本身，其核心就是实体的存在”［2］。他们把具体的存在和普遍的存在严格加以区分，以强调那个最高 “实体存在”的本质性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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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希特认为：“只有存在，只有那种靠自身和自由而存在的东西，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存在。这种存在就是一种既没有产生，也没有消亡，既没有变易，也没有塑造形态的游戏，而永远只是同样静止的存在与持续的存在。”［3］4他将这种存在视为我们人类本真生活的终极价值与真理。由此可以看出，费希特的历史与形而上学之间存在着复杂且又微妙的关系。他既不想只专注于具体的历史，又不愿意将道德信仰置放在一个无法与现象沟通的抽象“存在”中；费希特应该找到一条合适的路径填平历史与形而上学之间的鸿沟，他的观点不同于斯宾诺莎，后者提倡将神与自然的整体联系在一起，最终使自己走向泛神论。
德国古典理性主义的传统使得费希特将理性与信仰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于是，费希特将历史事件作为形而上学的在场，作为像肉体的耶稣一样、帮助人们理解上帝的在场。如果是这样，历史的东西与形而上学之间的关系便可以通过理性演绎，完整地弥合在一起，从而达到那种绝对的统一。然而，费希特如何弥合历史与形而上学之间的那条鸿沟？这种弥合是不是可以真正地解决长久以来的哲学矛盾？还需要我们对他的历史与形而上学关系问题进行相应地梳理，以此期望能够对他的学说有一个更为清晰而又深刻的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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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费希特思想的理论基础
费希特十分清楚，在一个将其世界归结为个体生存手段的时代，经验是人们一切认识的来源，也只有通过经验人们才能够认识整个世界。因此，必须借助历史，借助于经验，我们才有可能超越现在的时代，从而达到对整个世界的认识。换言之，历史的东西必须与形而上学的上帝达到绝对的统一才有意义，作为上帝的在场也绝对不想满足于某种单纯的历史信念，道德规律是化身肉体永恒的道。因此费希特以为：“只有形而上的东西，而绝非历史的东西才会给人以极乐，后者仅仅只是帮助人们理解而已。如果有人真的与上帝统一起来，投入到他的怀抱，那么他通过什么道理达到这种统一，也是完全无所谓的。不真正生活于这种统一中，而总是念念不忘到达它的道路，是一种毫无意义的、荒谬的事情。由此，我们可以期望，只要真正的发现道德规律占据了人类的心灵。那么，不管人们颂扬还是遗忘他的功勋，他都是完全满意的。”［3］73从这个角度讲，费希特用自己的方式将信仰和理性完美地结合在一起，他的整体历史观就是形而上学的历史观，是人类情感和理性的最终归宿，也是人类幸福生活的最高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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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希特正是基于这种整体的观念找到了答案，人类的生活是迈着阔步，按照固定的蓝图不断前进，该蓝图一定依赖必然性得以实现，因而肯定也会得到实现。这个蓝图就是：“人类在这种生活中自由地把自己造就成理性的纯粹摹本。”［1］321甚至在这种整体历史观的驱动下，不需要任何具体的历史作为推动和预测人类历史的发展前提。费希特依靠先验的整体观念，将人类的全部生活划分为五个主要时期：第一，理性作为盲目本能占统治地位的时期；第二，这种本能变成外在权威的时期；第三，这种权威的统治与理性本身的统治一起被毁灭的时期；第四，理性及其规律被清晰意识把握的时期；第五，通过完善的技艺按照理性的那些规律，类族的一切关系得到调整和安排的时期。现在我们正处于上述的第三个时期，他也将这个时期称为恶贯满盈的状态，即对任何真理都漠不关心、不需要任何领导而完全放纵的时期。的确如此，从新大陆的发现到费希特生活的时代，人类的理性正以前所未有的态势改变着整个世界。如果对人类自身有足够的认识，我们就不难发现，我们离真正理性的科学时代还有相当大的距离。正像康德所认为的，我们的文明简直到了难以言说的地步，但是要确定我们已经被道德化，还缺少很多东西。即使是在距离康德、费希特已经有两个多世纪的今天，这种情况依然没有得到有效地改变。然而，我们使用文明这个概念，也仅仅是在虚荣和外表仪式方面表现出来的一种修行方式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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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理性自身的属性决定了它是各种理性存在者的统一，这种统一是善的一种体现方式，或者如康德所说它是上帝的创作，随着历史的进展，人类理性会无限地接近那个 “至善”。然而，我们必须对 “至善”的可能性进行充分地考察。就我们现在所具备的一切知识而言，应该遵循一定的理论规律：“我们既不可能认识到最终目的，即至善或终极真理是可能的，也不可能认识到它的不可能性。因此，如果我们认为它是不可能的，那么，一方面单从理论规律来看，毫无根据地假定某种东西；另一方面，我们会使自己陷入自相矛盾的境地，去追求某种不可能的东西；或者，如果我们想让它的可能性或不可能性刚好保持原貌，既不想假定它是可能的，也不想假定它是不可能的。那么，这就是一种完全超然的态度，而这种态度与我们真诚地追求那个最终目的的活动并不相容。”［1］4
作为理性的自在个体，我们并没有能力询问这里的 “至善”源于何处，它究竟如何可能，但我们也不能因此止步不前。受康德影响，费希特将“理性实践中运用的规范法则，也就是那个绝对统一的道德规律”［7］运用到自己的实践中。他尝试用道德存在者，也就是 “自我”来证明这种与最高幸福相结合的最高道德具有可能性。在我们有限的理性存在者那里，理性本质的部分确实取决于道德规律，但是那种对我们幸福有巨大影响的感性本质却不能取决于道德规律。费希特要想让这种 “至善”成为可能，就必须想办法解决感性本质如何才能符合道德规律的问题。由于无法从理性本质取决于道德规律推导出的感性本质，那么也就有必要假设在我们内部促成道德规律的最终目的具有可能性，他的推论才可以继续进行。
或许有人会质疑，前面我们讨论的只是作为与最高幸福相结合的最高道德，“至善”或者 “上帝”是否可能？似乎与费希特历史和形而上学之间的关系问题联系不大。实际上，要想弄明白费希特历史与形而上学两者间的关系问题，就必须对费希特论证上帝存在的理论依据，以及上帝这个至高存在着的性质有一定了解。甚至，由于我们讨论问题的重心关系，前面所呈现的，没有那么详尽。不过接下来，随着我们对费希特学说的进一步探讨，他的历史与形而上学关系问题便会更加明晰地凸显出来。
如前所述，整体的历史观呼吁人类的历史应该遵循形而上学的道德规律。但是，我们还是没能从对这种道德规律的质疑中完全摆脱。对于自在的个体而言，如果某种情况按照符合于道德规律的方式表现出来，我们便会做出愉悦、幸福或惬意的反应，反之我们则会表现的沮丧与不快。例如，当我们发现一位年轻人正在为受欺负而无力反抗的老人伸张正义时，我们的意识中就会生出一份愉悦感。然而，很多时候我们所做的判断是通过呈现在面前的客体来决定，由于这种判定缺少意志的规定性，因此那些盲目的、非理性的状态屡见不鲜。这恰恰就是人类有限的理性所必须要面对的，只有当一个自在的存在者将自身完全投入到上帝的怀抱，同上帝这个终极的存在者达到内在的一致性，我们才能“在直观中设定自己，主观的东西和客观的东西才能融为一体”［8］，从而实现道德上的 “至善”，盲目与非理性也会随之消逝。按照这样的推理，不难发现：“上帝概念本来就是单纯地靠我们的理性给予。并且，我们的理性能够先验地发出命令，也是靠我们的理性得到实现，我们能得出这个概念的任何其他方式都是不可思议的。”［1］16
二、费希特调和历史与形而上学的哲学路径
如果这个假设成立，那么这个道德规律的最终目的就是这样一个存在者，即一个全能的、至善的道德信仰也就是存在的。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认为，理性本质取决于道德规律，同样感性本质的实质也是遵循于理性，只是它未表现出其理性的一面，只有通过道德规律，即上帝，理性才能够驾驭感性本质，从而达到一种形而上学的内在统一。在这种整体历史观的启发中，人类历史也仅仅是属于道德规律的一部分，它应该服从于道德规律，并且必然朝着道德规律的方向不断推进。所以，在费希特那里，人类的历史绝不会因为个别事件而影响到整个时代的进步，也不会因为时代的不同，导致道德规律间的相互矛盾。人类理性要做的就是让人们尽可能做出正确判断，做一些符合道德规律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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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重返上述话题，尊崇理性的费希特认为，“只有将约翰特地视为道德规律的真正信奉者，也只有约翰才会同哲学家相合，因为只有约翰才尊重理性，才援引唯独哲学家视作有效的证据，即内在的证据”［3］65。他自己也表明，如果有人履行那个派我来的个体意志，他就会知道这个学说来自上帝。在他看来，他的学说是同道德规律一致，如果作为与理性相协调的圣经不能称之为真理，那么除此之外也就没有真理可言。他坚信在约翰那里，包含了我们所寻求与希望的信仰学说及道德规律，如果没有约翰的补充和解释，只不过是些道德而已，而这种道德在我们这里只是一种退而求其次的要素。那么，具体而言，约翰对道德规律如何解读？他的解释学又究竟有什么特别之处？
后来，越来越多的人向刘伯温学习这一技巧，刘伯温毫无保留地教会了他们。就这样，这门手艺一传十、十传百，慢慢演变出吹糖人、画糖人、捏糖人三大类。
由此，再来讨论我们所关注的重点，信奉这些道德规律的个体，由于其自身的局限，虽作为上帝的在场作证，也不能保证完全接受上帝永恒而无限的时光。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历史专注的是具体实在”［9］。但是，费希特的思想告诉我们，历史本身就是来自于形而上学的最高存在，最终也要复归于这个最高存在，历史的形态只不过是最高存在的在场。所以，我们并没有理由将历史的内容与形而上学的对象对立起来。
现在，我们已经通过假定道德规律的最终目的具有可能性，进而对其如何实现的最终目的做出一番演绎。在此基础上，费希特关于历史与形而上学的关系问题，某种程度上似乎得到了一种合理的诠释。实际上，对于这个问题的讨论还有很多值得思考和质疑的地方，其中最为明显和薄弱的环节就是整个论证得以进行下去的那个基点，作为有限道德存在者的 “我们自己”，即 “自我”。我们确实可以从这个基点出发，然后再用得到的结论印证它们所依赖基点的正确性，费希特正是运用这样的方式来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但是，这只是站在对“最高存在”的设想维度，也就是一个看似无懈可击的、内在的、封闭的圈子里进行。这种理论的周延性并不能保证其论证的真理性，我们有理由质疑，跳出圈子之外，其可能性是否依然成立？
三、对费希特调和结果的批判性思考
对于费希特而言，康德哲学对他思维方法的影响力无法想象，他也承认对康德哲学的研究是其整个人生哲学的转折点。费希特曾在拜访康德的日记中写道：“他特别友好地接待了我，并且对我的论文感到满意。对于我在哲学中的疑问，建议我阅读他的 《纯粹理性批判》。”［4］康德认为：“大自然的历史是由善开始的，因为它是上帝的创作，自由的历史则是由恶开始，因为它是人的创作。”［5］也就是说，对于个人而言，人类由愚昧无知到理智的不断发展伴随着种种罪行。但对于大自然而言，由于它对人类的目的性涵盖了自然界的全物种，它从整体出发，所以理应是善的、也是先验的。受康德先验哲学的影响，费希特遵循特定的先验原则，认为他全部学说的基础是建立在直接的神圣生活中，除此之外完全没有任何存在与任何生活。但是，这种存在在意识中经常以各种各样的方式遮蔽起来，而认识不到其内在的动力就是神圣生活 “存在”的本身，所以面对这种 “永恒的、超时间的存在，我们只能先验地加以区分”［6］。
作为存在的存在，普遍存在才是费希特最终要思考的对象，“它无需任何转化就从存在过渡到在场，两者之间没有鸿沟、分离或某种东西的间隔”［10］，我们将不再局限于具体的时代，即便是作为无形的上帝，也是完满的，与上帝的本质是同一的。从这里，我们便可以看到，无论是上帝的真理性还是哲学家通过理性推导得出的道德规律，实际上都是同一个 “真理”。其区别就在于，它们的称谓不同，而且哲学家首尾一致地把握了它，道德规律则没有按照清晰的理路将其呈现出来，约翰恰恰同时具备这两种思路，将道德规律与哲学理性相互协调。费希特正是巧妙地通过哲学理性与信仰两方面的结合，来把握具体人类的历史与整体历史的关系，从而实现历史与形而上学的绝对统一。
如果按照约翰的解释，上帝创世的假定构成了所有形而上学与道德规律的根本谬误，特别是构成了道德规律的一个根本原则。他否认圣经开头所说的 “起初神创造天地”，并且还有针对性地提出，上帝并没有创造天地，他不需要任何创造，他是已经存在着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藉着他造的。”“道”这个词在原文中是 “逻各斯”，也就是说，除了我们能够思考上帝隐蔽在自身的内在存在以外，他也在场，但他必定是通过他内在的本质而在场。“这种在场原初在一切时间之前，在没有时间的时候是与存在同在，是与存在不可分离，甚至就是存在。”［3］69这样的话，世界的万物都包含在“道”这个概念中，作为被理解与被意识到的事件，作为上帝对他自己的自我表达而存在；并且，概念或事实是整个世界唯一的创造者，由于其本质中包含的分裂而成为世间万事万物的创造者。
即便是最高明的哲学家，也无法直接面对他们所假定的那个最高存在者，并确切地得出其存在一定是可能的，所以他们只能在人类自身寻求这种可能性。就像是掉进了深水，哲学家们急于找到一块儿足以支撑他们生存的浮木，他们抓住了人类追求快乐、幸福的理性，将信仰规律设定在理性做出判断之前，从而使得人类理性有一个更高的、完满的、指引理性方向的准则。可是，当我们仔细观察他们所信赖的生存对象时，就会发现人类自身对自己无法有一个直接清晰的认识，甚至就如哲学家想要却无法直接认识那个最高存在者一样，除非救世主再次降临，以他最完满的形象直接呈现在我们面前，才能够让他们放弃从自身出发的独木舟，直接经验告诉所有人在这之前的假设都具有合理性。
我们要强调的是，哲学家从人类自身出发无可厚非，并且对我们现在享有的前辈成果来说，他们对人类 “自我”的探究从来没有停止。针对历史与形而上学的关系问题，我们没有必要再对 “自我”做出一番细致的演绎和推理，现在直接将费希特对人类自身讨论的结论援引出来，以此进行分析。费希特在 《伦理原则的演绎》中这样表述：“作为理性存在者来看，是绝对的、独立的和完全以它自身为根据的。也就是说，在它不发挥作用的时候，它本来就是子虚乌有的；它必定是靠自己的行动，使自己成为应该成为的对象。这个命题没有得到合理的逻辑推理，而且绝对不可能得到任何证明。它应该要求每个理性存在者察知和设想其自身。”［11］
按照费希特的解释，“理性存在者”即所谓的“绝对自我”，完全依靠自身行动。而凡是有问题意识的个体，一定会继续追问下去，它为什么要成为现在的状态？那个成为现在的状态所依赖它的对象是什么？倘若这个时候再来考虑理性，理性到底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它让我们清楚地认识到所做的都符合某种规律，而这种规律能让我们指向最高的幸福？假如这些都是错觉呢？假如我们将本以为正义的东西称为善，却又可以在毫无知觉的、所谓善的表象下享受着 “恶”的幸福呢？在没有给出确凿证据证明幸福的东西是真正的善之前，我们并不能保证现在所讲的善是真正意义上的善。因此，即便他们辩解道 “每个个体当且仅当被视为理性生物，拥有为自己而存在，不需要做出证明的特征”［12］。怀有固执观点的个体依然会说，既然那个要成为的对象根本无法解释清楚，我们就不需要做受道德规律指导的理论设想。虽然，这种看法带有强烈的怀疑色彩和不可知论倾向，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如果理性信仰和道德规律间没有必然联系，那么，“自我”与 “最高存在者”之间的鸿沟依然存在，它是横跨在哲学家甚至是人类面前无法逾越的天堑，前面我们所讨论的有关费希特对历史与形而上学之间统一关系的论述有可能被颠覆。届时，历史的东西将不再是达到最高目的的唯一路径，它将以互不相干的平行关系与形而上学共同呈现在这个世界上。
四、余 论
费希特是德国古典哲学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他一方面继承和发展了康德的哲学思想，另一方面激发和影响了谢林和黑格尔，它成为德国古典哲学从主观唯心主义走向客观唯心主义的过渡”［13］。长期以来，国内学界更多的是把焦点放在康德和黑格尔身上，对于费希特哲学思想的关注明显减少。实际上，我们应该对德国古典哲学的发展脉络有一个更加清晰的认识，这必定绕不开费希特思想。因此，把费希特的历史与形而上学关系问题放在哲学史的背景中给予考察，我们就会发现，费希特虽然受康德先验哲学的影响，在历史的领域中他主张不能从因果论的角度考虑问题，只能从目的论的维度思考。但是，在观念与经验的结合上两者出现了根本性的分歧。
费希特认为，我们不能够通过历史经验的搜集找出一条真正的理性线索。在费希特那里，即便在缺少历史知识的情况下，我们依然能够先验地描述那个时代、当然他并不反对历史经验的作用。康德还是希望能够在历史现象中找到一条与观念相匹配的线索，因为他还没有足够的自信在缺乏经验历史知识的前提下，描述整个理性发展的历史。可以看出，同样是调和历史与形而上学间的矛盾，费希特的先验历史哲学明显要比康德激进，他确信人们能够根据自己的理性在人类活动中自由地建立各种社会关系，我们的历史经验也必定服从于理性、服从于那个先验概念，即 “道德规律”。
相比之下，黑格尔似乎更能接受费希特关于纯粹理性摹本的概念构想。同时，他也认为存在与逻各斯、思维都是统一的，而 “概念”隐含在历史运动的过程中，它是历史运动的本质所在。费希特和黑格尔关于历史与形而上学关系理解的差异性在于，费希特更加强调先验的因素，他认为事实、经验、观念以及道德原则间的鸿沟不可能通过概念的杜撰来弥合。单纯的概念序列只能帮助我们理解历史运动的依据和原则，如果缺少先验因素，我们便会很容易陷入历史的偶然事件中。谢林强调，费希特的先验历史结构被抛弃。“他把费希特的 ‘自我’同斯宾诺莎的哲学联系在一起，进一步把费希特原有的浪漫主义精神加以发扬，改造成一种新型的‘自然哲学’（Naturphilosophie）和 ‘同一哲学’（Identitiesphilosophie）。”［14］历史的本质与现象构成一种绝对的统一体，这是一个不断启示，逐渐显露的过程。如此一来，历史与形而上学的关系问题就被谢林消解在绝对的统一中。通过以上对费希特、康德、黑格尔、谢林之间的描述与诠释，我们可以发现，他们都在努力地调和历史与形而上学之间的矛盾，而正是这种不断调和，才进一步丰富和推动了德国古典哲学乃至世界哲学的发展。因此，无论费希特是否真正调和了历史与形而上学之间的矛盾，他的理论都具有探索精神和进步意义，值得我们深入地学习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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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is the unity between history and metaphysics possible？Interpretation and reflection of Fichet's thought
WANG Jingkai
（School of Philosophy and Public Management ，Henan University ，Kaifeng 475004，Henan ，China ）
Abstrac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istory and metaphysics is a very subtle issue in all Fichte's doctrines.On the one hand，Fichte wants to ensure the rationality of the existence of specific history；on the other hand，he is not willing to let himself fall into it.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uman reason and the whole history，Fichte has embodied specific history in all possible a priori reunifications.In order to achieve this unity，Fichte has harmonized both philosophical reason and godliness in history and metaphysics.But by re-examining the results of Fichte's reconciliation，we will find that there is always a certain gap between reason and morality.This is a challenge that Fichte must face in dealing with historical and metaphysical relations，also a philosophical dilemma for all his doctrines.
Key words： history；metaphysics；Fichte's thought；reason
中图分类号： B51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9779（2019）02-0034-06
王径开.历史与形而上学的统一如何可能？——对费希特思想的解读与反思［J］.河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20（2）：34-39.
DOI： 10.16698／j.hpu（social.sciences）.1673-9779.2019.02.006
收稿日期： 2018-09-23；修回日期：2018-10-25
作者简介： 王径开 （1992—），男，河南正阳人，硕士生，主要从事外国哲学研究。E-mail：962262564＠qq.com
［责任编辑 曹 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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