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近代早期经济思想的时代特点——郑观应个案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个案论文,中国近代论文,思想论文,时代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随着中国现代化的启动，传统的经济思想也开始发生质的变化。从普遍意义而言，这种变化当以洋务思想的出现为肇端。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的经济思想则是对洋务思想的批判继承与发展。王韬、薛福成、郑观应、陈炽、何启、胡礼垣等早期改良派的思想体系中都有较丰富的经济思想，其中以郑观应相对最为完整和系统。郑观应身兼近代早期著名的资产阶级改良思想家与近代企业家，就其经济思想来说，他提出了比较完备的“商战”理论，主张引进西方先进的机器生产、技术力量，全面发展近代工矿交通商业等，谴责官督商办体制，呼吁建立良性互动的官商关系；另外，郑观应的近代企业经营管理思想也代表了当时的最高水平，亦为其他早期改良思想家所不及。正因如此，郑观应颇受学术界青睐，对其政治思想、经济思想、“商战”理念等研究较多。本文则从两个方面论述其经济思想的时代特点和个性特征，试图通过个案分析透射出中国近代早期的思想演变轨迹及社会过渡性质。
一、政治功利：富强国家
从个人来说，发展经济，兴办工商，无疑以赢利为其主要目的，即希望“用最小限度的预付资本生产最大限度的剩余价值或剩余产品”（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625页。）。但生活于灾难深重的中国的郑观应，他不仅是一个经营工商企业的商人，更是一个民族意识强烈、爱国心情激切、时刻忧时伤民的思想家，这注定了他念念不忘国家的利益、民族的兴衰。他经营近代企业的目的，固然为了个人获利，但他总是强调抵御列强的经济侵略，堵塞漏卮，挽回利权，振兴工商，富强国家，与泰西列强颉颃。所以他的经济思想的政治功利色彩极为强烈。
当初作为太古洋行的买办，郑观应颇受器重，年薪丰富。李鸿章邀请他脱离买办、专任轮船招商局的帮办时，他“虑官督商办之局，权操在上，不若太古知我之真，有合同可恃，无意外之虑”，故“心若辘轳，殊难臆决”（注：《盛世危言后编》（以下简称《后编》）卷十，“船务”， 载《郑观应集》下册（以下简称“下册”），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778页。）。对一个已颇有所成的买办商人来说，完全脱离买办，郑观应的顾虑自在情理之中，但其时的郑观应已经初具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思想，站在民族资本的立场上，主张挽回利权，发展民族工商业。此种思想与其买办地位本来就是矛盾的，这一矛盾实际上也是中国与外国资本主义矛盾关系的反映。其实，还是买办时，他就投资于洋务派经营的矿业、航运、纺织、电报各业，并曾参与上海机器织布局和电报局的创办及管理。在思想上对官督商办体制的疑虑与他在行动上对洋务企业的支持貌似相悖，实则是统一的。发展民族经济抵御列强的侵略是他最终决定脱离买办生涯的深层原因。所以，1882年2 月他与太古洋行的合同期满时未再续订，旋即接受了李鸿章的委任，就任轮船招商局的帮办。这是他人生的一大转捩点，从此他试图全力将经营管理近代工商企业的经验和才干用之于发展民族经济事业，履行其初学商战于外人，“继则与外人商战”（注：《后编》卷八，“商务”，载下册，第620页。）的设计，实现其商战致胜的梦想。 这正是他经营近代企业政治功利性的典型反映。
在其著作中，他一面批评现实对近代企业的种种束缚，一面提出自己的发展经济的主张，往往提出一项建议接着就说，只要按此办理即可振兴工商，与西人争雄。如官商相通、官府恤商惠工；制订商律、确立宪法；采用机器生产；裁撤厘金、减免出口税而加重进口税等等。他说，只要清政府效仿泰西，从中央到地方设立各级商务机构，维护商利，“如是，则兴废当，谋画同，上下之情通，官商之势合，利无不兴，害无不革，数十年后中国商务之利有不与欧西并驾者，吾不信也”（注：《盛世危言·商务》，载《郑观应集》上册（以下简称“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617页。）。从其企业人才观来说，他认为由于中国长期闭关自守，重本抑末，不屑讲求商贾、农工之学，造成商务经营及技术人才奇缺，因此必须加速培养适应近代水平要求的人才。在本国人才不足的情况下，不妨引进外国人才，“自古成事奏功，未尝不借才异地”（注：《盛世危言后编》（以下简称《后编》）卷十，“船务”，载《郑观应集》下册（以下简称“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784页。）。实际上，中国近代企业产生之后，在相当长时间内，不仅机器设备全仗进口，技术、人才同样仰赖他国，这是由当时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决定的。诚如郑观应所言：“今我国力不能行，所有海关、制造、矿务、轮船、电报、铁路、纺织等局，创办之时因华人未谙其事，亦不得不借材异地”（注：《后编》卷二，“学务”，载下册，第186页。）。 洋务企业中的绝大多数工程技术人员甚至一些管理人员都是外人，不如此近代企业无法创设和发展。有效利用他国的资金、设备、技术、人才是中国尽快摆脱落后局面，早日富国强兵的有效途径。但他反复指出，问题在于，借材异域，薪水极昂，增加了企业成本；仰赖外人，又易为人挟制，实为中国之耻；另外，很多受聘的洋匠既无真才实学，又不肯尽心尽力甚至惹是生非。所以他非常强调尽快培养出本国的管理、技术人才以取代外人，既可降低成本，又免为他人挟制，这是企业利益与国家利益紧密结合的代表之一。他屡次申述只要培养出自己的近代人才就不难赶超列强。例如他说，若中国各书院人人都学习西方有用之书，以中国幅员之广，人材之众，竭其聪明才力，不难驾西人而上之。他还说：只要中国从小学、中学到高等大学，认真办理，对留学回国人才“准给凭照，优奖录用，则人材日出，何患不能与东、西各国争胜乎？”（注：《盛世危言·学校上》，载上册，第267页。 ）等等，他始终将国家的强弱大事置诸首位。
在实际操作之中，他也是这样做的。如任汉阳铁厂总办时，他对铁厂聘用的外国工师一一详加考查，作出总的评价，辞退了一些揽权恃霸、名不副实的洋工师，并积极筹设机器大学堂，培养本国技术人员。他建议“宜悬重赏，招集华匠考有外国机器大书院执照及在某厂历练者到鄂充副总管，以免洋匠蒙蔽。”（注：湖北省档案馆编：《汉冶萍公司档案史料选编》上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44页。 ）他说：铁厂如能解决焦炭问题，移熔铁炉于大冶，“再设工艺学堂以教授华人，何虑中国不能富强，终为外人挟制攘夺乎”（注：《盛世危言·开矿》，载上册，第709页。）？
再以架设电报为例。交通运输的近代化大大缩短了空间的距离，电报通讯手段更使市场信息的传递快捷异常。事实上，各通商口岸“自洋人设立电报以来，华商日困，市情朝暮反复，洋商操纵自如。”郑观应认为“是诚今日商务致病之由，而我国家利权之重轻亦隐受其制者也”（注：上海图书馆藏盛宜怀档案：《郑观应、经元善禀李鸿章》，光绪七年十二月，转自夏东元《郑观应》，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3页。）。他在其早期的著作《易言》中就阐述了电报不仅可以传递军机，而且“商贾贸易，藉电报以通达市价，则无者常绌，而有者常赢”。他把电报提高到“强富之功基”的重要地位（注：《易言·论电报》，载上册，第82页。）。因此他希望中国早兴电报。进招商局之前，他曾当过上海电报局总办，对办电报颇为热心，也是为了利用电报以传递市场信息。正是在郑观应等人的倡导、经营之下，中国的电报才逐渐兴通各地，于军机、商情也确实发挥了巨大作用。
郑观应初入招商局，正是招商局受怡和、太古的压迫而股票价格下跌之时，他与唐廷枢主持同怡和、太古订立了齐价合同，“摊分水脚以船之多少而定分数”，招商局得多数。合同订后，招商局收入日增，股票也随之大涨。郑观应也认为与怡和、太古的调和，是“迫于形势，为营业计不得不然”的措施。但经此刺激，“扩涨之念益坚。因赴南洋槟榔屿、小吕宋、暹罗等埠察看营业，拟广航路。”（注：《盛世危言后编》（以下简称《后编》）卷十，“船务”，载《郑观应集》下册（以下简称“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950页。）考察返回后，他向李鸿章陈述了南洋商务情形，提议招商局在南洋发展航运。此外，他还多次特意提到了南洋华侨的凄苦境况，建议清政府派出领事常驻南洋，保护华侨。中法战争期间，为了抗法事宜，1884年粤东防务大臣彭玉麟重调熟悉南洋的郑观应再下南洋。这次他到南洋的主要任务是侦察敌情，但在其《南游日记》中仍有很多商务情况的记述。这是他以实际行动直接参与抵抗外敌入侵的斗争，并且将敌情侦探与市场调查有机地结合在一起。1911年他第二次西行长江时再次提出了开辟南洋航线的设想。香港分局以往“以星架坡等处为大宗，现在南洋群岛华人皆知爱国，若本局有船来往，则汉旗招展，必引起华人之爱国心，生意必比别家公司胜得多。”（注：《西行日记》，载上册，第1035页。）郑观应开拓国际市场的大胆主张体现了中国早期民族资产阶级敢于与外国列强竞争的进取精神和爱国情怀。甲午中日战争期间，为了使招商局轮船免于停航，郑观应主持将招商局的轮船“明卖暗托”于德商洋行，这样即使在战时既可从事正常的商业营运，还可为对日战争服务。战争结束后，招商局即被顺利收回。袁世凯死后，由于军阀混战，招商局备受损失，这时有人提议仿效甲午战争时换旗的办法，转挂美国旗帜。但郑观应这次坚决反对。他说：“今昔情形不同，国势强弱亦异。”若挂美旗，“美国加入欧战时，势必勒令我船运粮装兵”，则损失之巨将无法预料（注：《盛世危言后编》（以下简称《后编》）卷十，“船务”，载《郑观应集》下册（以下简称“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952－953页。）。招商局最后采纳了郑观应的建议，使之免遭了一场劫难。这是企业利益与国家利权紧密联系的又一杰作。
郑观应眼光敏锐，总是密切注视着国际国内的形势，一有变化就立即作出反应，在他的书信、著作中有所体现，有一些还付诸行动。中日马关谈判时，有开放肇庆、梧州等地为商埠的传闻。为了先于外人在肇、梧开辟商务，郑向盛宣怀建议尽早派人前往探测水道，购地造屋。1896年3月，他亲自带人前往肇、梧调查商情，勘测水程，筹建码头。 1897年招商局的江轮即顺利通航梧州。《马关条约》中有准日本在中国通商口岸设厂制造的条款，其他主要列强都享有片面最惠国待遇，当然都援此照办。这是世界资本主义由商品倾销为主发展到资本输出为主的重大变化。《马关条约》刚一签订，郑即很快申述了外国资本输出对中国市场的占领和对中国经济侵略的加重，“方今门户洞开，任洋商百方垄断。一切机器亦准其设厂举办，就地取材，以免厘税。其成本较土货更轻，诚喧宾夺主，以攘我小民之利。”（注：《盛世危言·商务》，载《郑观应集》上册（以下简称“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年版， 第605页。）所以他疾呼我国除了士商须“猛著先鞭”之外，官要助商、恤商，官商情通，以振兴商务。
时刻激荡着如许炽烈的爱国情怀，口言笔演，掷地作声，并付诸行动，作为一个买办出身的商人，郑观应不说是绝无仅有的，也是极为罕见的。经济思想的强烈政治功利色彩是由当时中国的贫弱局面及其面临的严重民族危机所决定的。但是郑观应的振兴工商，富强国家，驾西人而上之的政治梦想始终未能成真。
经济思想的政治功利性在近代也具有普遍的意义。为了挽救民族危机，振兴中华，许多仁人志士提出了各种救国方案，“实业救国”即是范例之一，这是对经济思想政治功利性的集中概括。从郑观应到张謇，再到简氏兄弟、荣氏兄弟、卢作孚等为代表的民族实业家，可以视之为“实业救国”主张和实践发展的典型线路。
二、借鉴创新：效法列强
由于中国工业化之路是属于外源型的，是对西方列强的学习和模仿，因此郑观应每论经济方面的问题，无一不作中外比较。翻阅其著作不难发现，几乎没有一篇无中外比较的文章，“取法泰西”、“仿西法”、“法泰西”、“泰西公例”、“考泰西各国”、“考外国”、“泰西各国”等语在其著作中俯拾即是，当时世界上的主要国家在他的文章中都提到了。其比较与借鉴大致可分为两类，一是对先进国家经验的借鉴，一是对落后国家教训的总结。
对先进国家经验的借鉴又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中日甲午战争前，他经常把泰西（包括美国）列强作为比较与借鉴的对象。在论述经济问题时，他总是首先介绍论述外国的情况，比较中外大势，中国应如何学习西方、学习什么，并且常常具体到在哪一方面应学这一国家，在哪一方面应学另一国家等等，如学习他们的企业管理体制、设立商部、制定商律、使用机器、培养近代人才等。
1880年郑观应第二次进入上海机器织布局，被李鸿章任为会办。进局时他提出“专用西法以齐众力。”即要求遵循近代经济规律。他比较西人每立一法，必筹之数年，故能处处脚踏实地，“今既聘西人、用西器、讲西学，亦必用西法以归划一”（注：《后编》卷七，“工艺”，载下册，第533页。）。对织布局的产品质量问题， 郑意识到产品质量的高低与原材料的质量的优劣有直接关系，他与织布局聘任的美国纺织工程师丹科“考究有年，乃知中土棉花丝短而硬，只宜织粗布；外国棉花丝长而柔韧，粗细皆宜”（注：《后编》卷六，“开垦”，载下册，第504页。）。为了纺织细布而又不进口外国棉纱，必须提高中国棉花质量，改良品种。为此，郑观应曾试种美国棉籽，可惜未获成功，但并未放弃，后来他还辑成一本《美国种植棉花法》，建议在我国浙、苏、台、粤等温热地带试种外国优质棉花。
1896年6月至1897年7月郑观应任汉阳铁厂总办之职。郑到任时，汉阳铁厂问题众多，成本高，管理不善，不但无利可图，而且亏损严重。他接手后首先进行中外钢铁厂的比较。当时汉阳铁厂钢轨每吨价约50两，而“洋轨在外洋每吨价三十五两，虽外加运脚、保险、小工等费，仍较我造甚贱”。其原因在于生铁成本太昂，“外洋生铁每吨十五两，本厂成本二十五两，计要三十五两之生铁方炼得钢铁一吨。”（注：《汉冶萍公司——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四》（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08页。）而生铁成本高一是因为劳动生产率大大低于英、德、美等先进资本主义国家，二是因为常常停工待料，燃料焦炭供应不继。郑观应认为“铁厂吃亏在于焦炭价格昂，厂位失宜”。他比较当时中外焦炭价格，英、德、美等国“焦炭价就地出售，每吨不过四两左右”，而汉阳铁厂所用开平焦炭包括损耗在内约合15两，萍乡焦炭约合10两。另外，矿山在大冶，炼铁厂却在汉阳，从大冶运矿石到汉阳，“大冶局费、轮驳两项合共每吨约银二两二钱。是焦炭价昂，又加以许重运费，安能与外人比较乎？”（注：《汉冶萍公司——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四》（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79页。 ）郑观应一直主张将铁厂就近设于大冶，从经济成本考虑，这一主张无疑是正确的。尽管这一正确的主张未能为当道采纳，他在一年的总办任期之内，以西方先进的钢铁厂为比较和借鉴的对象，兢兢业业，加强管理，成效显著，铁厂在他任期内共产铁10432吨，超过了官办时期（1893－1896年）的产量（注：参见《汉冶萍公司志》，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95页。）。
郑观应对西方先进的工商模式及经济思想的比较和借鉴也不是简单的模仿，而是能结合中国当时的实际有所创新。
为了培养近代工商人才，郑观应早就上书当道，必须依照俄国设立机器书院。在任汉阳铁厂总办期间，他至少三次向盛宣怀提议在铁厂设立机器大学堂。在人才培养方式上，除学习书本知识外，郑观应还强调职业技能的培养。为进一步促进学用结合，加快培养技术人才，他还创造性地提出了创立“半工半读”模式的厂矿附属学堂的设想。他当汉阳铁厂总办时，向盛宣怀提议“就近铁厂或在大别山上设一大学堂”，以厂内外国工师充当西人教习，“考取略晓算法之学生四十名定额。（上）午读书，下午入厂学习机器”，费用无多，“而数年间所取人材，不可胜用，较天津、江南各处所设立学堂收效更速。”他认为这是“东半球未有之大学堂”，将来人才辈出，“其关系于中国大局，洵非浅鲜”（注：《汉冶萍公司——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四》（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53－254页。）。可以说， 这是一条切合实际行之有效的加快培养自己的近代工商管理和技术人才的捷径。当他提出半工半读模式的机器书院时，“各友闻之，莫不皆大欢喜，谓宜亟行，可无疑义。”（注：《汉冶萍公司——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四》（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54页。）盛宣怀本人也说：“汉厂学堂自系正大文章。”（注：《汉冶萍公司——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四》（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98页。 ）后来李维格进一步拟定了较详细的学堂章程，在他主持之下终于办起了机器学堂，内分化算、炼铁、炼钢和机器四个专业，为钢铁工业培养了一批技术力量。这是郑观应创造性借鉴的范例之一。
为了降低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郑观应积极主张采用近代机器进行生产。从总体上来说，郑观应当然知道机器生产的优越性，这也是近代化工商业的标志。他有许多关于引进和仿造外国先进机器从事生产的论述，但他并不是简单强调采用机器，而是结合中国的实际有所变化和发展。他说：“泰西无事不用机器”，如种田、割稻、织布、提丝、甚至陶、冶、金百工之事，都以机器代人。在19世纪70年代初期的中国，正值大规模的农民起义被镇压下去之后不久，由于人口减少，使“工价无一不昂。诚能以局中（指金陵机器局）大机，分造一切小机器，如农、桑两项之物，精益求精，灵便适用，则数百金一器，即可敌农夫数十人之用。”（注：《救时揭要·论中国轮船进止大略》，载上册，第55页。）郑观应是针对当时人少工昂而主张采用机器从事农业生产的，但一般而言，中国总的国情是人口繁多，劳动力素质低而市场大，故劳动力价值低廉，所以郑主张采用机器的同时也兼用人力。如开矿，“中国开矿用人工，力费而效迟；西国开矿用机器，事半而功倍。”有人说若中国也用机器开矿则将夺小民之利，郑认为：“西人工贵而中国工贱，当以人力为主，人力所不及者以机器之力济之，则一举两得，然其中有不得不用机器者。”（注：《盛世危言·开矿》，载上册，第703－704页。）郑观应既强调了机器生产的优越性和客观必然性，又考虑到中国人多工贱的实际情况，主张二者兼顾，这种符合国情的企业经营思想和求实的精神是其创造性借鉴的又一范例。
中日甲午战争的结果，以中国之大惨败于“蕞尔小夷”日本之手，割地赔款倍甚于此前的与英、法等国战争的结局；同样，战争对国人的刺激程度之强烈亦远甚于鸦片战争。这从郑观应甲午战争后的著作和思想的变化与发展也可得到说明。郑的代表作《盛世危言》初版于1894年，1895年即新出了增订本，尽管其间只有一年的时间，但因有甲午战争、《马关条约》对中国的重大影响，故其书中除了政治、军事等方面的变动之外，经济方面的内容变动也较大，尤其是针对日本在中国商务的扩展、外资在中国设厂等问题提出了相应的经济发展战略。中日两国一衣带水，文化相近，而日本由弱到强，可资中国效仿和学习的地方比西方列强更多，因而此后郑观应在重视西方的同时，将比较与借鉴的砝码更多地倾斜于日本。
对日本能够由弱到强、由贫到富，郑作了比较系统的分析。他说，日本不过是一岛国，物产不多，受西人之害，国势已形岌岌，但明治维新后，“其大臣游历各国而归，洞识通商利害”，是以仿行西法，特设商部，集思广益，精益求精，“故二十年来，商盛课增”，国家富强（注：《盛世危言·商务》，载《郑观应集》上册（以下简称“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609－610页。）。郑观应还注意到，日本在商务方面不仅“处处借西邻为先导”，效法西方列强，而且“事事以中国为前车”，吸取中国教训，因此工商发展迅速，对外贸易也由入超转为出超。
相比之下，中国近代工商起步要比日本早，但“以日本之小，且受其益；以中国之大，乃重受其害者何哉？”郑观应认为，中国之病因“在讲求商务之无人”，推原其故，“上在官而下在商”（注：《盛世危言·商务》，载《郑观应集》上册（以下简称“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615页。）。官不能护商而病商， 而工商业者则普遍缺乏经营近代工商的才能。郑还举例论证日本政府恤商的措施和实效。甲午战争期间，中日交战六个月，日本“邮船会社租船与国家，除一切费用外，净获银一百四十万元”；中国的情况呢？招商局与之相比不仅虚耗不少，“且所载湘军水脚照章八折，尚彼此推诿，经岁未付，而商局之受损良多。”（注：《盛世危言·商船上》，载上册，第636页。）辛亥革命前夕，郑观应第二次从上海出发逆长江西上重庆，调查商务，他探讨了日本轮船公司在中国扩展的原因主要还是在于国家的保护奖励。中国既已落后于日本，亟应总结日本成功的经验，学习其恤商惠工政策，设立各级商务机构，加快培养实学人才，培养之法“仿日本师范学校”，学用结合（注：《后编》“自序”，载下册，第12页。）。总之，“一法日本，振工商以求富，为无形之战；一法泰西，讲武备以图强，为有形之战。”（注：《盛世危言·商战》，载上册，第597页。 ）郑观应对赶上日本充满信心，认为日本能做到的，中国也应做到。他说，日本改行新法，培养自己的技术人才以取代外人，“日本能行，我讵不能行？”（注：《后编》卷二，“学务”，载下册，第186页。）“转而相师，用因为革，舍短从长，以我之地大物博、人多财广，驾而上之犹反手耳。”（注：《盛世危言·商战》，载上册，第591页。）
郑观应比较与借鉴的第二类对象是世界的另一极，即类似于中国的受到列强蹂躏的弱国和小国，如印度、安南、缅甸、暹罗、埃及、波兰及非洲各国等。这些国家不能自强，工商不振，或被瓜分，或为他国侵占，实足为中国之鉴。如由于教养无方，人才不兴，印度、安南、缅甸、暹罗诸国“先后沦亡如出一辙”（注：《盛世危言·教养》，载上册，第481页。）。缅甸、越南不讲西学，不办洋务，致使国家衰弱， “其贤者蹈海而沉渊”，不贤者厚颜而苟活（注：《盛世危言·西学》，载上册，第272页。）。我国若不讲求富强之策，借债无方， “其不继五印度、朝鲜、安南、埃及之覆辙而受天演所淘汰不止也。”（注：《后编》卷四，“政治”，载下册，第421页。）土耳其、波斯等国， “因欠债过重，行息过多，致利权授于他人，国势浸形微弱。”（注：《盛世危言·国债》，载上册，第582页。）这些失误或教训， 中国同样应该认真研究，尽量避免。
上述两类一强一弱的对比反差极为强烈，一正一反的说理透彻，令人信服，促人深思。
大至国家的经济政策、商务战略，小到具体的工商管理、细枝末节，郑观应每每进行不厌其烦的中外对比，希图当局择善而从，最终达到国家富强的目的。
郑观应经济思想的时代特点不仅仅限于以上两个方面。思想超前的现实冲突、中西圆融的文化渊源同样也是其重要的特征（这两个特点将另文专论）。近代中国早期的经济思想产生于当时特定的历史过渡时期，印染上了浓重的时代色彩；个人的经历学识、生活环境又使思想家的思想具有鲜明的个性特色。因此，郑观应近代早期经济思想的特点既属于他自己，也具有共性，透视出近代社会的过渡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