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梁启超与报刊经济（论文文献综述）
谢文韬[1]（2021）在《都市变革下的近代旧体诗坛》文中提出近代引领着变革潮流的都市,和象征着传统的旧体诗坛之间,看似并不协调,实则存在紧密联系。研究近代都市变革与旧体诗坛之间的关系,有助于发掘近代旧体诗坛的独特性,从而确立其文学史意义。但旧体诗坛面对近代都市的诸多变革,并非一味被动地受到影响,而是根据主观意志进行适应调整,最终形成了与前代不同的面貌。因此需要超越一般文学史书写中常用的机械反映论,避免将旧体诗坛的创作、批评等活动看成都市变革的注脚,单纯从其中寻找涉及近代都市变革的内容的做法,如罗列堆砌与都市某一方面变革相关的诗词作品等,而应将近代旧体诗坛看成由具备不同意志的群体构成的复杂存在,摸索近代旧体诗坛与前代不同的运作机制,寻找其在文学史上的位置。探讨都市变革下的近代旧体诗坛,先须确定近代都市中与旧体诗坛联系紧密的变革,以及近代旧体诗人与都市的基本关系,从而为深入研究打下铺垫。首先物质方面,都市交通方式的变革让诗人们的出游、交际大为便捷;通讯媒介变革与诗人的谋生、求知与济世活动紧密相关;交际场所的变革让诗人们有了新的互动空间。其次在社会方面,都市政治环境的变革给积极入世的诗人们提供了为理想奋斗的机遇;教育体系的变革让在都市中求学、任教成为诗人们的普遍经历;思想风潮的变革则给诗人们走向多样化的人生道路提供了指引。正因如此,凡是在近代旧体诗坛稍有影响的诗人,都与变革的都市密切相关,或长住于这些都市,或长期以其为中心活动,或兼而有之。在明确二者的基本联系后,便可考察都市变革背景下旧体诗坛的生存空间变化。以民国建立、新诗兴起和新文化运动等关键事件为节点,都市中旧体诗坛的实体依托发生了不同轨迹的走向,这直接影响了旧体诗坛的生存状态。在晚清时期,诗坛与都市政治强人的幕府间联系,较前代质变虽然不多,量变却达到了一个新高度;但进入民国后,这种联系却突然断裂。而报刊在晚清民初经不同诗人群体的努力,逐步被旧体诗坛接受、认可,然而随着新诗的兴起,旧体诗坛在报刊上受到严峻挑战,不得不进行反击,但在关键的论辩方式上,面对以概念定义为逻辑起点的新文学阵营,学衡派为代表的诗坛中坚力量仍保持着以历史经验为逻辑起点的思维模式,在报刊空间中表现得并不适应,反倒是旧体诗坛基层在论战过程中实现了一定的自我突破。而近代高等教育机构,长时间内并未表现出与旧体诗坛的特别联系;但新文化运动后,随着旧体诗坛在社会上逐渐式微,它们成为了旧体诗坛延续微弱生命的难得依托。在理清近代都市变革作为背景的影响后,便可将坐标切换至旧体诗坛本身,探讨近代旧体诗坛自身如何在创作潮流、批评活动以及组织结构方面进行行为上的主动调整以及机制上的自我调适,以适应近代都市的变革。最明显的体现是在创作潮流上。首先,都市政治环境的变革,使得诗人们要通过在诗歌创作中表现政治热情和政治能力来在都市政治场域中生存,甚至获取更多政治资源。虽然这种情况前代也有,但在近代程度可谓达到顶峰。然而不同政治热情、政治目标以及诗歌风格的诗人,在转型幅度和方式上各有不同。其次,近代都市生活场域的变革,则让各种新名物开始成为书写对象,但不同时期诗坛对新名物语汇所普遍采取的书写模式不同。最开始抱着介绍、夸耀心态的诗人,往往将新名物作为诗歌的主题进行书写;而在新名物被熟悉之后,诗人更多将之作为单位在诗中使用,但保守的诗人,则一直只将其作为背景以减弱对旧体诗歌传统造成的冲击。相较之下,尽管都市思想场域的变革使得新概念语汇同样开始进入诗人的笔下,但旧体诗坛最初普遍没有将之与传统的语汇区分开来,故在书写模式上多与传统典故混同,不过随着诗人文化普及意识的提高,诗人们逐渐会将以诗歌作品总体来对这些新概念进行介绍阐释。近代旧体诗坛的批评活动方面也体现了旧体诗坛面对都市变革时的调整。随着信息传播技术与都市中公共话语空间的形成,诗歌批评的形式、对象与本质都在发生变化。形式上,过往单向、个人化的诗话,成为了一种高度公开化、互动化的批评形式,它可由报刊征集素材而生成,能够成为一种集体意志的表达,读者可以用各种即时性的反馈手段来影响诗话的创作,批评者在创作诗话时也必须时刻考虑读者,同时它又保持了一定的自身特色,报刊带来的一些互动形式由于其体式传统而并不能被广泛接受。对象上,在没有被某种具有特定观念的特定群体所垄断的都市公共话语空间中,不同群体用不同的方式发出自己的声音,这就使得过往累积的诗歌资源会被重新挖掘。而对于诗歌本质的认识,也随都市中社会阶级的变化与前代不同。诗歌不再被视为士人的身份象征,甚至不再是知识分子必须掌握,而对诗歌的文学知识的研究、诗歌的鉴赏等,开始从原有的知识体系中分离出来,渐渐变得可以独立进行,且渐渐被知识分子所看重。面对近代都市变革,旧体诗坛结构体系的变化,从宏观到微观都有体现。就诗坛流派而言,“都市型”诗派开始取代“地域型”诗派,成为诗坛主导。就诗人社群而言,过往实地、封闭、主要依赖士人关系网的特点发生改变,在都市的公共空间中更加具有全国意识,对士人关系网有所突破。成员地位取决于存在感,而社群之间界限模糊,比起内部进行活动,向外界公开举办活动变得更为重要。在诗坛的个体层面,都市的风气与社会阶级变革使诗人对于使用诗歌谋取经济利益不再感到可耻,诗歌开始向书画靠近,其交易有走向体系化的趋势,这使得诗人的交际策略和关系网也发生了变化。综合这些方面来看,近代都市的变革,对于旧体诗坛的整体影响,在于地理特征层面的去地域化、社会定位层面的去阶级化以及知识谱系层面的专门多元化三点。这些相对于前代的独特之处也正是近代旧体诗坛的近代性体现。
冯颜[2]（2021）在《近代报刊言情小说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文将近代报刊言情小说作为整体研究对象,在全面梳理近代报刊言情小说创作概况的基础上,以近代社会转型期为背景,从发展演变的视角,整体厘清刊载在近代报刊上的言情小说的总体特征,又立足于对作品文本的细致解读,通过将其与传统才子佳人小说在主题、情节、人物形象以及艺术上的对比分析,探究近代报刊言情小说对古代言情小说的继承与创新,以期还原近代报刊言情小说的整体风貌,从而考察近代报刊言情小说的文学价值与文化价值。本文包括绪论和结语共有五个部分:绪论主要界定了本文的研究对象、总结相关领域的已有研究,阐述了本篇文章的研究价值和研究方法。第一章论述了近代报刊言情小说兴起和发展的背景。从小说自身的发展角度看,“小说界革命”破除了传统观念里,小说乃“诗余小道”的固有思想,这场文学变革运动为近代报刊言情小说的繁荣发展间接扫清了障碍;从媒介转变角度来说,报刊这一刊载媒介的引入改变了读者的阅读方式,其便捷廉价的特点助力了报刊言情小说的繁盛;就创作者的角度而言,科举制度的废除和稿酬制度的形成促进了传统士阶层向职业小说家转变,进而为近代报刊言情小说提供了生产力;从域外小说译入的层面看,域外小说大量涌入与先进思想不断冲击,对近代报刊言情小说产生了较大影响。第二章论述了近代言情小说与报刊这一媒介相结合时,在刊载形态和创作倾向上呈现出的新特点。在刊载形态上,多样的类型标识,文言语体的盛行是其主要特征,在创作倾向上则呈现出政治性、商业性、消遣性的特点。第三章将刊载在近代报刊上的言情小说与中国古代言情小说的典型代表——才子佳人小说进行对比分析,从至情主题的淡化和回归、人物形象的继承与发展、情节模式的承袭与解构、艺术风貌的因循与变革四个方面考察近代报刊言情小说对传统言情小说的继承与创新。第四章探讨近代报刊言情小说的文学史与文献学的价值。在文学史上,近代报刊言情小说助力小说地位的提高,在言情小说史有继往开来的作用。此外,近代报刊言情小说还是消费文学形成的前奏,对于研究中国翻译文学史也具有重要意义。在文献上,近代报刊言情小说保存了小说家作品,是出版校对的底本,也是丛书编撰和近代小说目录汇编的重要来源。结语对近代报刊言情小说在近代文化史上的意义作出进一步的考察。
董俊[3]（2021）在《国际视域下梁启超近代领袖观研究》文中研究表明19世纪末,梁启超追随康有为以戊戌变法正式拉开了改良救国运动的序幕。在以后的三十余年间,梁启超积极投身救国大业,他的政治活动和思想言论对近代中国产生巨大影响。本文以梁启超的领袖评传为中心,结合不同时期梁启超的个人经历、政治主张变化和救国行动,通过考察他笔下刻画的不同类型的近代领袖形象,从国际视角出发挖掘梁启超对近代领袖的塑造与其思想演变的内在联系,梳理出梁启超近代领袖观的发展脉络,探讨在各个时期梁启超心目中理想领袖的特质,论述近代领袖对国家发展的作用以及梁启超与近代中国的关系。引言部分对于近代领袖的概念进行了界定,参考狭间直树教授对梁启超一生不同发展阶段的划分方法,结合近代领袖评传的写作时间,确定了本文的研究分期。对梁启超研究的基本资料和与本论文相关的国内外研究现状进行了综述,论述了本文所研究的主要内容和意义。第一章为维新运动时期（1895-1899）,通过《圣德光绪记》中梁启超所塑造的光绪皇帝和他对戊戌变法的反思,归纳这一时期梁启超对于国家领袖的基本认识;以梁启超对《仁学》的理解为切入点,分析谭嗣同的《仁学》中蕴含的启蒙精神和世界意识,结合梁启超在《谭嗣同传》中对“变法流血第一人”谭嗣同的评价,归纳梁启超对于平民领袖的初印象。从国际因素的角度考虑,这一时期是梁启超已走出“天下观”的传统思维,将中国放置在世界范围内进行比对,寻找能够改变中国命运的近代领袖的开端,其对光绪皇帝领袖担当素质的描述,以及对谭嗣同启蒙思想和献身精神的宣传,构成了其早期近代领袖观的雏形。第二章为流亡日本初期（1899—1902）,这一时期梁启超接触了大量的日文书籍,并以日本为媒介学习了西方近代政治理论,思想发生激烈变化,对于导师康有为的认知和对政治宿敌李鸿章的看法都较之前更为客观和全面。本章围绕梁启超《南海康先生传》中对康有为时代地位和政治观点的论述,结合由于政见分歧而引起的康梁矛盾的变化,分析康有为在梁启超心中的领袖形象;集中探讨在《李鸿章传》中梁启超给予李鸿章正负两方面的评价,阐述梁启超在中江兆民影响下产生的对“新民”领袖的期待,以及其近代领袖观在西式政治理论引导下的辩证发展。第三章为旅居日本时期（1902—1912）,思想激变拓宽了梁启超的眼界,他开始关注国际范围内的领袖人物,并对领袖与国家、领袖与国民群体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刻的认识,形成了强调领袖个人力量与国民群体力量相结合的近代领袖观。本章对梁启超资产阶级革命领袖崇拜的缘起和他塑造匈牙利民族解放领袖噶苏士、意大利建国三杰、法国罗兰夫人及英国克林威尔等人领袖形象的目的进行了论述;考察他对《松阴文钞》翻译、批注和在诸多文章中对吉田松阴的推崇,阐明领袖意志对于救国事业的作用,论证领袖个体与国家命运的关系;通过剖析梁启超对于“英雄”和“无名之英雄”历史作用的认识,论述其中外英雄说对近代领袖观的发展与形成的影响。第四章为归国从政时期（1912—1917）,本章主要论述由于受到时代和主观的局限,在民国从政时期梁启超的近代领袖观发生演变,经过对局势的权衡后,他开始在领袖人选问题上导入了权宜选择维度。通过他对袁世凯先支持后反对的态度变化,分析他基于立宪的政治诉求和救国大局,做出如此选择的内外因素,揭示其近代领袖观的终极属性。回溯梁启超与孙中山的政治交往和对于救国路径的意见分歧,论述梁启超在近代领袖观上的理论极限和最终回归学者身份的原因。结论部分对正文的内容进行总体上的概括总结,进一步理清梁启超近代领袖观的发育历程,归纳在这一过程中的影响因素,论述不同时期梁启超近代领袖观的特点以及对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影响。
郑晓锋[4]（2020）在《媒介生态与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变革研究》文中提出文学是一种语言的艺术。在百年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历程中,语言变革无疑是最直观、最明显的因素。所谓百年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其基础表征就是文学语言的现代性。百年来中国文学发展最重要的成就之一就是成功建构了现代汉语规范化意义上的汉语语言系统——即以白话文为中心的汉语语言体系的确立与强化。但由于传统的“重内容轻形式”的研究倾向,对文学语言作为符号性媒介的本体性研究很容易被忽略;再者,白话文在百年中国文学的发展中几乎成了定型状态,研究者更多地是从静态视角探究文学语言问题,而没有将其放在百年中国文学发展的一个动态视域中加以考察,从而无法深入研究百年中国文学思想层面的变化;此外,文学语言审美层面的动态演变也有待挖掘。本文以“媒介生态”为切入点,在关注文化媒介生态、政治媒介生态、经济媒介生态、技术媒介生态等宏观维度的基础上,再从文字、报刊、图像、网络等微观视角出发,探究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变革和发展的原动力,以期勾勒出一个连续性的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发展的历史图景。所谓“媒介生态”,其最初来源于20世纪60年代前后北美的Media Ecology研究,这与20世纪末中国本土兴起的媒介生态学研究有着本质的区别。北美Media Ecology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对人与传播媒介的关系研究,立足点是人,强调媒介对人类、人类文化或人类社会的影响,带有明显的“人类中心主义”倾向;而中国本土的媒介生态学所要遵循的原则和最终旨归是建立人—媒介—社会—自然系统的和谐关系及实现媒介生态系统良性循环,其出发点是媒介。但同时我们应看到二者的联系,因为北美Media Ecology所关注的人与媒介的关系,这也是中国媒介生态学研究的重要一隅,所以,对于北美的Media Ecology,我们不仅要看到它的差异性,也要看到其长处,对其有益的研究方法和成果要加以合理的批判和吸收,以充分地运用到我国的媒介生态学研究上来。至于北美Media Ecology和中国媒介生态学之间的差异,北美Media Ecology认为“人是条鱼”,生活在媒介环境构筑的“水”中,它重点研究媒介对人的影响,“它试图找出媒体迫使我们去扮演什么角色,媒体如何构建我们所看到的,为什么媒体让我们如此这样地感觉和行动”;而中国媒介生态学认为“媒介是条鱼”,生活在社会生态系统的“水”中,这一系统由文化的、政治的、经济的、技术的等生态因子构成,且以媒介及媒介的存续环境（媒介之间、媒介与社会之间）为研究中心。这种以“媒介”为中心的媒介生态理论,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预先的理论视域。20世纪后半叶以来,随着信息传播技术的提高,媒介在文学活动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已然有学者将之推至“文学四要素”之外“第五要素”的高度,媒介及媒介文化成了文化研究的重要内容。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西方语言论转向对我国文艺创作和文学批评的影响,使得文学语言的符号媒介性功能逐渐受到学界的高度重视,不再将之视为一种应有的静态之存在,而是一种通过动态变革演化而来的;它也不再仅是一种纯粹的工具性存在,而且还是一种“有意味”的形式本体。文学语言作为一种媒介符号,它的历史变革势必会受到其所依存的媒介生态的影响。再者,从文学理论发展的整体趋势来看,“向内转”和“向外突”是其发展的两种基本路径,前者强调文学研究对文学文本的重视,而后者则强调打破文学的固有边界,把文学研究拓展为文化研究。对文学语言本身的研究属于文学研究中的“内部研究”,而探讨文学语言变革所受制的外在媒介生态因素属于“外部研究”,挖掘内在文学语言与外在媒介生态之间的微妙关系,这种将内部和外部研究联系起来的做法,不失为一种方法论上的创新。文学媒介和文学语言有着天然的联系。首先,文学语言本身就是一种媒介符号;其次,除文学语言以外的其他文学媒介都是文学语言的承载媒介,比如书籍、报刊、电子书、文学网站、文学广播和文艺类影视等等。不同的媒介形式,就会有不同的文学语言形式。随着媒介在文学活动中地位的演变和提升,百年来文学语言也经历了不同的变革。整体上呈现为由文言到白话、由高雅到通俗、由静态到动态、由符号到图像、由单一到多元等趋势的异变。全文共分为导论、正文、余论三大部分,导论部分主要是对本文的理论视域、选题缘由及思路、研究现状、研究价值和意义予以介绍,在对已有文献分析的基础上,肯定了现有研究成绩,但也存在不足,比如对于现代汉语白话形态的理所当然认同致使对语言的研究长期处于被忽视的处境,已有成果多于静态的叙写而非动态层面的规律演变之探究,文学语言多为工具性存在而非对象性指称,文学语言研究的理论深度不够,等等。然而,文学活动中媒介作用的增强和文学语言的媒介性,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媒介生态,因为文学语言从根本上来说就是一种媒介符号,它是微观媒介生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生成、存在和演变不仅受到其他微观媒介（如书籍、期刊、报纸、广播、影视、互联网等）的影响,还受到文化媒介生态、政治媒介生态、经济媒介生态、技术媒介生态等外在媒介生态的宏观建构,这就为我们从媒介生态维度研究近百年文学语言的变革提供了可行性契机。正文部分一共六章。分别从百年来中国文学语言作所经受的不同时期的明显的媒介生态为特征分章展开。第一章针对本文研究的理论视域和方法论原则——媒介生态,作一详细的梳理和介绍。所谓媒介生态,即媒介的存在场域,既包括媒介本身的存在状态,亦包括媒介所受制的外在因素。文学语言作为一种符号媒介,是该场域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而媒介生态的整体性、多样性、互动性、平衡性、循环性,又对文学语言的存在和演变产生了重要影响。媒介生态主要分为宏观和微观两大层面,而宏观意义上的媒介生态又是通过微观层面的媒介生态而对文学语言的变革产生直接的作用和影响。第二章是从晚清文学语言变革所受到的显着的文化媒介生态入手,主要包括晚清白话文运动和五四白话文运动两大显着的文化现象。从晚清黄遵宪提出“语文合一”①的观点开始,以封建士大夫为代表的维新派意识到民众思想启蒙对于挽救国家和民族命运的重要性,而思想启蒙的重要途径之一就是打破传统文言的隔阂,推行通俗易懂的白话文,新的白话语和白话文体开启了文学创作新的表达方式,促成了以白话小说为主的文学文体的勃兴。这一时期西方现代报刊理念的引入激发了国人的办报意识,中国现代报刊业开始起步,为晚清白话文运动提供了必要的媒介传播平台,打造了全新的社会舆论空间,因之而出现了王韬的“报章体”、梁启超的“新民体”、欧化语中的新名词等新的语言形式,促发了“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文界革命”等文体革新运动。明显来看,以文字改革为中心的晚清白话文运动是在文化媒介生态发生变化之际而发生的文学语言改革行为,但语言媒介符号所处的政治媒介生态、经济媒介生态、技术媒介生态、受众媒介生态等也出现了新情况,在这种合力下,晚清文学语言开始由文言文向白话文过渡。而20世纪初五四白话文运动前后带来了中国文学语言的历史性变革。这一时期的语言变革及其新文体实践,直接带来了中国文学发展的现代化转型。与晚清白话文运动不同的是,五四前后的白话文运动、国语运动则对中国现代文学语言的形成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在新的社会语境下,其对传统文学语言的改造和新文学文体的生成更具革命性、彻底性,经过陈独秀、胡适、钱玄同、鲁迅等五四白话文运动倡导者的努力,白话文终于取代了文言文在传统文学中的正统地位,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历史书写的合法性语言。第三章主要是从文学语言变革受到的典型的政治媒介生态出发。从20世纪30年代中国左翼作家联盟①的成立到改革开放前夕,这一时期文学（语言）发展所受制的政治媒介生态作用渐趋明显,以1949年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是在第一次国共合作决裂之后,中国国内政权主要呈国民党、共产党两大党派对峙局面,中共为争夺社会话语权、树立政治威信和打破国民党的“文化围剿”,以“左联”为代表的文学阵营开展普罗文学运动,推行文艺大众化,最重要一方面就是文学语言向人民大众靠拢的通俗化运动。1938年毛泽东在《论新阶段》中又提出了中国文学及文学语言的“民族形式”改造问题,提倡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文艺形式;后期主要表现为新中国成立之后,这一时期的国家政权实现了统一,经历长期动乱的中国社会百废待兴,文化资源的重置和控制是其重要方面,从第一次文代会规定文学写什么、怎么写、为谁服务,到十年文革政治对文化（文学）的强势干预,都从根本上左右了新中国文学语言的书写模式,文学由于表征的优势、作为文化资源的稀缺性等满足权力实现的条件,在相当长的历史语境中被建构成为一种文学权力。总的来说,随着新中国的成立,文学语言所存在的政治媒介环境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这一语境下,新中国之后的文学语言建设则是由党和国家实施的自上而下的文化行为,是政治媒介生态主导下的文学语言变革,集中表现为文艺在“二为”方向指向下的政治性、民族性、通俗性言说,并在建国前十七年文学中取得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成就,引发了中国文学发展的当代转向。第四章主要是从改革开放后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文学（语言）所受到的经济媒介生态作用渐强的角度来说的,多重利益追求和文学理想带来了文学语言的多元化呈现。新时期以来随着党和国家政策上的调整,我国文化建设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集中表现为对“十年文革”造成的冤假错案的拨乱反正、重新探讨和确立文艺和政治的关系、确立文艺创作新“二为”方针等方面,文化领域开始朝着良性的、健康的方向发展。随着国家社会发展经济重心的确立和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这一时期文艺创作的一个显着特点是经济导向性增强,文学格局开始由建国前三十年“一体化”向多元化发展,文学语言呈现出政治话语、精英话语、通俗话语等三大主方向演变,并在市场经济的导向下发生着多种可能性。第五章主要讨论的是新世纪以来,随着技术媒介生态在文学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文学语言呈现出了图像化、类型化、跨语体、碎片化、互动性、颠覆性、消遣性、审美性缺失等特征。新世纪的文学格局较20世纪后半期相比,发生了重大变化,随着我国消费社会的逐步形成和以互联网技术为支撑的网络文学的蔚为大观,传统官方主流文学和社会精英文学的势力范围正在急剧减缩,并在新的社会形势下寻求突破和转型;而菁芜杂存的网络文学在新的社会语境下得到了快速发展,并在广播、影视、互联网等媒介技术的进一步助推下,大有独霸天下之势。新的文学形态势必会呈现出新的语言形式,而新世纪文学语言的种种特征,就是文学语言在媒介技术的支撑下的多样化呈现。第六章主要是对百年来中国文学语言发展所受制的受众媒介生态和其他媒介生态作一简单介绍。此两种媒介生态参与了各个时期的文学语言建设,且是不可或缺的因素,它们共同促成了中国文学语言的百年转变,这也是它们的合力性使然。但因二者与前几个分期所受到的鲜明的媒介生态相比,显得稍微次要了一些,故单章给予简单的介绍,以此说明它们并非缺席,以此体现构成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发生变革的媒介生态的完整性。结论部分主要回答了从媒介生态视角审视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发展,它到底发生了何种动态变革。从19世纪后半叶的晚清白话文运动开始,先后经历了五四白话文运动、国语运动、“文艺大众化”讨论、“民族形式”建设、农村新通俗小说试验、工农兵创作方向、新时期文学语言的“话语解放”,再到新世纪文学语言的图像化、类型化等转向,是近百年来中国文学语言发展和变革的基本路径。因此,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百年中国文学的发展史也是百年中国文学语言的变迁史。总的来说,文学语言作为媒介符号,影响其变化的因子有很多,整体上可分为包括以“媒介”为中心的文化媒介生态、政治媒介生态、经济媒介生态、技术媒介生态、受众媒介生态和其他媒介生态,这些宏观因素通过影响媒介介质而对微观上的文学文体和文学语言发生作用,这是由文学所在的具体社会历史语境决定的,语境不同,各种因素作用力的强弱也会有所不同,它们所关注的着力点也会不同。在这些媒介生态的组成中,除了媒介技术对文学（语言）能带来直接的影响之外,其他五个都是间接影响因子。当然,如此区分只是理论上辨析的需要,在实际的文学实践中,对文学（语言）的影响往往是它们合力的结果。比如新时期以来,党和国家在文化领域政策上的改革对社会传播媒介和载体媒介的影响,是文学语言发生变革的政治媒介生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和商品经济竞争机制的逐步形成,则是文学语言发生变革的经济媒介生态;文化政策的宽松和西方文学思潮的涌入则是文学语言发生变化的文化媒介生态;文学传播所依赖的媒介技术的革新则是文学语言发生的技术媒介生态;文学生产在市场价值规律的调节下开始关注和重视读者的文学需求,导致作家必须创作读者喜闻乐见的文学作品,受众在文学活动中的地位上升,即受众媒介生态对文学产生影响。此外,影响媒介传播的地区发展差异、自然交通状况等也是文学语言发生变革的其他生态因子。因此,全篇以一种历时性叙述路径,以文学语言所受影响的典型的媒介生态而分阶段行文,即是处于此种考虑。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文学语言的发展并不是孤立的,而是与文化的、政治的、经济的、技术的、受众的等媒介生态息息相关。
巢小倩[5]（2020）在《梁启超报刊编辑出版思想及其启示》文中研究指明梁启超不仅是中国近代史上知识渊博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教育家,维新派代表人物和戊戌变法领袖之一,也是学贯中西、富有洞见的卓越的报刊编辑家、报刊政论家和报刊理论家,是中国近代编辑学理论的重要创立者和奠基者之一。本文回顾了梁启超一生丰富的报刊编辑实践和卓越的编辑成就,总结了他的报刊编辑思想价值,阐述了其编辑思想精髓给予当代编辑工作者的若干启示。
邹静慧[6]（2020）在《“诗言己志”：陈衍诗学新论》文中指出“诗言志”是涉及诗歌本质及功用的古老诗学命题。陈衍提出“诗言己志”,对此命题作出新的阐释。“诗言己志”具体包含两个方面:就诗歌功用而言,重视诗歌对个人情感的抒发,不强调政教之用;就诗歌内容而言,主张以个人化的语言抒发个体之情感体验。“诗言己志”强调诗人的主体性以及诗歌的本体性、无功利性。这一观点本身不算新颖,在漫长的诗学史上可发现与之类似的观点,如公安派的“性灵说”等。但这一观点在新时代或有新的意义。陈衍重新阐释“诗言志”命题,或有其现实针对性。文章拟从实证、理论、创作三个角度来讨论陈衍的“诗言己志”。实证的角度,从生平及交游入手。陈衍明显表现出由政到文的转变,他对政治的疏离,对文学自我的重新定位,是“诗言己志”在实证层面的展现。理论的角度,从“变风变雅”、“新哲理”与“边际语”入手。陈衍对“变风变雅”作出新解,不再要求乱世之诗含蓄委婉,达到政教之用;提出新概念“新哲理”与“边际语”,主张以个人独创之言写个体独特之情。这是“诗言己志”在理论层面的具体阐释。创作的角度,从陈衍的题画诗及山水诗入手。在涉及“遗民”话题的题画诗中,陈衍避开对遗民品质及出处问题的讨论,未表现对遗民忠贞品质以及避世或死节做法的认同;在乱世的山水诗中,陈衍也并未如前代经历二朝的多数文人一般在诗中寄托政教思想。陈衍诗歌对政教功用的忽视,对个人情感的关注,是“诗言己志”在创作层面的实践。文章最后探讨“诗言己志”的深层内涵。从诗人角度看,部分诗人士大夫身份意识淡化,传统诗学所强调的政教功能受到了一定的忽视。从诗歌角度看,古典诗原有的政教功能和价值不再得到普遍承认,诗歌转而面向个人内心以求证其存在的价值。“诗言己志”既是古典诗学内在的自省,也是对新时代文学思潮的包容和顺应。
李鑫[7]（2020）在《清末民初小说评点之新变》文中研究表明清末民初（1902—1919年）,在小说界革命的号召下,小说创作迎来了辉煌的一页,这一时期,与小说相伴而生的小说评点亦迎来了极大的繁荣。值得注意的是,诞生于小说革命界之后的小说评点较之前代,无论是评点主体、评点对象、评点内涵、评点媒介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小说评点在其尾声期具有了新的素质,焕发出了别样的光彩。本文将清末民初小说评点置于古代小说评点的脉络中,立足近代小说的生存环境及特性,以“新变”为落脚点,具体考察近代小说评点的情况。研究分为四章。第一章探讨报刊这一新兴传播机制与清末民初小说评点的互动关系。本章首先从评点意图、评点特色、评点效果等方面分析小说评点与报刊的互动。其次从小说评点的形态角度,将小说话、小说论文等新兴批评方式视为报刊连载机制下传统小说评点形态之演化,探讨新旧评点形态之关系。第二章探讨评点者。晚清报刊业的发展为清末小说评点提供了新生力量,这一时期,许多评点者有报刊从业的经历,某种程度上说,报人成为小说评点的主流。本章以评点者的报人身份为切入点,首先分析报人评点者的身份特质及其与普通文人、书商的异同,从而提炼出报人评点者兼具商人与文人的特质复合型特征。其次结合本期评点的“同人化”潮流,探究不同报人群体的评点动机及评点情况。最后关注本时期大量出现的自评现象,探究不同评点者的自评倾向及其评点特色。第三章分析评点思想。小说界革命之后小说地位一跃而起,小说救国的论调使得对小说地位、小说思想的阐释与宣传成为小说评点的主要内容。本章首先论述清末民初小说评点对小说价值的阐释,以此反映时人的小说功利观。其次从题材角度论述清末民初小说评点中思想内涵的转变及对西方思想的认识与宣传。第四章探讨评点中的叙事理论。清末民初处于中国小说现代化的前夕,是小说叙事模式新旧转变的关口,在这一重要又微妙的时间里,一方面是中国传统小说叙事模式的稳定成熟,另一方面是题材新颖、叙事方式令人目眩神迷的翻译小说的涌入大开时人眼界。本章首先介绍清末民初小说评点中传统小说叙事理论的发展背景及基本情况。其次阐述清末民初翻译小说的评点情况。最后论述在翻译小说影响下,评点对小说中新叙事因素的反映。
吴冬娟[8]（2020）在《《新青年》论说文文体风格研究》文中认为论说文是中国自古以来作品数量最多而最为重要的文学体裁。自清末王韬“报章文体”出现至后来成熟的新闻评论体裁的形成,报刊论说文之流变经历梁启超“新文体”的沿袭、“论说文”文体的成熟和运用、“时评”的进化、“杂感”的融合等阶段性变迁,才促使新闻评论这一报刊文体回归新闻本位。可以说,论说文文体在新闻评论归位的过程中发挥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即承接旧文学中的“新文体”“报章文体”,启迪报刊文体向“时评”“杂感”以至新闻评论方向发展。由此可见,对新闻评论形成蕴含推动作用的论说文文体具有持久弥新的研究价值,在当下新的媒介生态环境下,研究报刊论说文文体风格生成与流传的规律,对新闻评论的风格创新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和理论价值。与新文化运动伴随诞生的《新青年》被誉为20世纪20年代中国最具影响力大的杂志,它是近代新文学的载体和出发站,处于新旧文学体裁交接的节点,担负新旧文学交接场的职能。“文”“体”不分家,文学交替的过程中文体也在演进。在新旧文学激烈冲撞中诞生的《新青年》,其报刊文体呈现的特质及其对后续报刊文体发展的影响,是值得系统研究的议题。笔者运用文本分析法以及话语分析法,对《新青年》论说文文体风格进行解读。主要从论说文本呈现展示、论说风格特征等总体方向进行剖析。其中,文本分析法贯穿论说文章的呈现,以“单人主编时期”、“多人主编时期”、“共产党刊物时期”等三个不同发展阶段,以及以“阐释”、“议论”、“辩驳”三个类别进行体系风格分类的维度对论说文章进行呈现。在对风格特征归纳之际,笔者从文本特征、内容特征、文人论说特征三个方向对《新青年》论说文进行分析,在文本解读部分还会运用话语分析进行解读。两种分析方法的深入结合,就是为探究《新青年》论说文文体在新旧文学的交接节点下如何演进,具备何种风格特征,是对旧文体全盘接受还是创新式进化,对中国报刊文体走向有何影响等系列问题。论文的展开由以下几部分构成:第一部分是绪论。内容包括选题背景与选题意义、研究综述、研究方法、创新思路、研究思路等;第二部分是对清末民初的论说文文体进行历史考究。将从名词释义,在华外报论说文文体的呈现,梁启超报刊文体的演进等方面进行论述;第三部分是呈现《新青年》的论说文章。包括论说文得以在《新青年》获得大发展的主要缘由,还有对本刊论说文章以发展阶段和体系差异为定点,进行分期、分类的呈现解读;第四部分是《新青年》论说文文体风格的流传。先对总体的风格特征从文本、内容、作者等方面进行归纳,再对论说文文体向杂文、新闻评论等报刊文体的现代化步伐进行阐述;第五部分是探讨论说文文体风格的近现代意义。内容包括对报刊文体的意义、对新兴媒介的启发、以及对其他报刊文体的变形指导等。通过系统探索和深入解读,归纳《新青年》论说文文体风格特点的构成:可谓选择性继承和创新式变革的综合产物。即选择性继承旧文学环境下的“报章文体”和梁启超的“新文体”之大胆论说、笔墨含情、文辞近人等特点,并自身创造选题开明、主题无论大小、运用白话文、向新闻本位靠近、作者论说思维集中、追求言辞质朴、论说针锋相对等特征。《新青年》论说文文体风格促进杂感杂文的诞生、加速新闻评论的出现,促进中国报刊文体的演进步伐。
吕希[9]（2020）在《论《新民丛报》对清末立宪思想发展的影响》文中研究表明《新民丛报》是由梁启超创办的影响力最大的报刊,对清末立宪思想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甲午战后,新知识群体兴起,国内报业迅速发展,《新民丛报》的创刊为立宪思想的宣传提供了重要的舆论阵地。《新民丛报》与《民报》双方围绕着立宪思想的理论学说、立宪所需的“国民程度”以及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能否并行这三个主要问题进行了全面的论战,这场论战不但引发了立宪派对于立宪思想更深层次的思考,同时也使立宪思想通过论战得到了发展与完善,促进了立宪舆论的高涨。《新民丛报》推动了西学在中国的传播与普及,启迪了民智,提高了“国民程度”,对清末立宪思想的传播具有重要意义。
杨清华[10]（2019）在《戊戌至五四中国报刊思想启蒙递嬗研究 ——以《时务报》、《新民丛报》与《新青年》为中心》文中研究表明胡适先生曾在1923年于友人信中说:“二十五年来,只有三个杂志可代表三个时代,一是《时务报》,一是《新民丛报》,一是《新青年》。”“三份报刊”代表“三个时代”,其语境更多的是从思想启蒙角度切入的。近代中国报刊参与了中国思想文化的理性建构,反映着近代中国思想启蒙轨迹。以三份报刊为主要研究中心,透过戊戌到五四时期近代中国报人思想启蒙的递嬗逻辑,体知近代知识分子借报刊之力进行思想启蒙的路径。从而厘清启蒙在中国现代化中的逻辑演进,冷静洞察近代中国的启蒙内蕴,给我国当下公民意识提升、实现民族复兴以现实参考。戊戌至五四,是一段中国近代报刊思想启蒙由萌芽走向高潮的光辉历史。就启蒙者而言,从《时务报》、《新民丛报》再到《新青年》,启蒙群体的知识结构由新旧杂糅走向学贯中西;群体集结由人际关系的短视走向群体聚合的自觉;社会理想由“求变”、“新民”到“人”的共同发现,最终实现了由开明士绅向近现代知识分子的“丕变”。就启蒙对象而言,由最初的“读者有所指”的官员士绅到新旧学堂学子、留日学生、士绅名流,再扩至进步青年以及社会各阶层知识分子,读者群体不断扩大。可启蒙空间也不断扩大,由守常图新的艰难,到变渡的纠结,再到迎接新生的激情,启蒙的推进产生了一种链式反应,新知识分子的数量开始呈几何级增长。就启蒙内容而言,《时务报》、《新民丛报》、《新青年》为主体的中国近代报刊始终致力于在“破”与“立”中促进与重建中国现代化。于“破”,从力脱传统桎梏到有限的破坏,再到向“一切”传统宣战,以“破”求“立”实现了启蒙的承继与超越;于“立”,从追求政治自由转向个人自由,从民权走向人权,从传播科学知识、科学方法到倡导科学精神,最终推进人的主体性构建,推进人的现代化。就启蒙效果而言,中国近代报刊思想启蒙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互动互应,使部分中国人经历了一次现代的“灵魂转向”,民主、科学、自由、平等的西方现代的文化因子被吸纳进来,人的现代性得以提升;同时,近代报刊历次思想启蒙,都为下一个阶段锻冶了一批杰出的启蒙者,启蒙之功伟哉!
二、梁启超与报刊经济（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梁启超与报刊经济（论文提纲范文）
（1）都市变革下的近代旧体诗坛（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相关研究回顾 |
| 二、基本概念、边界与方法 |
| 三、章节设置 |
| 第一章 变革的近代都市对旧体诗坛的吸引力 |
| 第一节 近代都市物质变革及其吸引力 |
| 一、交通方式:活动距离限制的解除 |
| 二、通讯媒介:谋生、求知与济世的三重诱惑 |
| 三、交际场所:诗歌互动新型空间的形成 |
| 第二节 近代都市的社会变革及其吸引力 |
| 一、政治环境:提供为理想奋斗的便利 |
| 二、教育体系:求学、任教成为普遍经历 |
| 三、思想风潮:走向偏离传统士人的人生道路 |
| 第三节 近代旧体诗人与都市的基本关系状态 |
| 一、长住都市 |
| 二、环绕都市活动 |
| 三、混合型 |
| 第二章 近代都市变革与旧体诗坛的生存空间 |
| 第一节 传统联系从强化到中断:都市幕府与旧体诗坛 |
| 一、晚清都市幕府与诗坛关系的延续发展 |
| 二、民国时期都市幕府与诗坛关系的断裂 |
| 三、都市幕府与旧体诗坛联系从强化到断裂的原因 |
| 第二节 新诗兴起带来命运转折:都市报刊与旧体诗坛 |
| 一、新诗兴起前旧体诗坛对报刊空间的接受 |
| 二、新诗兴起对报刊空间中旧体诗坛的冲击 |
| 三、旧体诗坛中坚力量的论辩方式与局限:对《学衡》杂志的再考察 |
| 四、旧体诗坛基层反击的早期困境:以上海《学生文艺丛刊》为例 |
| 五、旧体诗坛基层的策略转变与局部成功:以天津《益世报》为例 |
| 六、旧体诗坛的反击对新诗阵营基层之影响 |
| 第三节 新文化运动后的生命延续:都市高等教育机构与旧体诗坛 |
| 一、新文化运动前的高等教育机构与旧体诗坛 |
| 二、新文化运动后大学课程设置对旧体诗坛的制度保障 |
| 三、新文化运动后大学教师对旧体诗歌互动风气的引导 |
| 四、新文化运动后大学刊物对旧体诗歌创作成果的呈现 |
| 第三章 近代都市变革与旧体诗坛的诗歌创作潮流 |
| 第一节 都市政治场域与旧体诗坛的政治书写模式 |
| 一、典型积极者的转变:以郑孝胥诗歌的政治书写为例 |
| 二、典型消极者的转变:以陈衍诗歌的政治书写为例 |
| 三、非典型诗人的转变:以沈瑜庆、易顺鼎诗歌的政治书写为例 |
| 第二节 都市物质场域与旧体诗坛的“新名物”书写模式 |
| 一、初步接触时作为诗歌主题 |
| 二、认知成熟后作为表意单位及书写模式复合 |
| 三、回避冲击意识下作为创作背景 |
| 第三节 都市文化场域与旧体诗坛的“新概念”书写模式 |
| 一、与传统典故混同的书写模式 |
| 二、文化普及意识下的书写模式 |
| 三、对不同书写模式的兼采 |
| 第四章 近代都市变革与旧体诗坛的诗学批评活动 |
| 第一节 形式的变异:近代报刊空间中诗话文本生成机制的转型 |
| 一、传统载体上诗话文本的生成机制 |
| 二、都市话语空间与诗话的素材来源 |
| 三、都市话语空间与诗话的反馈修正 |
| 四、都市话语空间与诗话的创作标准 |
| 五、传统批评形式的变革对近代诗坛之影响 |
| 第二节 资源的再挖掘:以黄景仁《绮怀》诗的近代传播为典例 |
| 一、传统的诗学话语权与《绮怀》诗的流传程度 |
| 二、都市话语空间中的二次创作与《绮怀》诗的公开流行及范式形成 |
| 三、都市话语空间中的学术批评与《绮怀》诗的讨论升温及地位上升 |
| 四、都市话语空间对前代诗歌资源再挖掘的影响 |
| 第三节 本质的重构:从学校教育角度的考察 |
| 一、学校教学制度中诗歌定位与知识体系的变化 |
| 二、教科书中诗歌定位与知识体系的变化 |
| 三、“一般知识分子”诗歌知识的实际表现 |
| 四、诗学本质重定位与诗歌知识体系重构的文学史意义 |
| 第五章 近代都市变革与旧体诗坛的组织结构 |
| 第一节 诗坛流派的兴替:从“门存唱和”谈起 |
| 一、“门存唱和”参与诗派与主导权之间的分离 |
| 二、湖湘诗派被分化与湖湘诗学传承被阻断 |
| 三、桐城诗派被吸收与桐城诗学体系被覆盖 |
| 四、“门存唱和”与“都市型诗派”对诗坛的主导 |
| 第二节 诗坛社群的异变:以都市报刊空间为中心 |
| 一、士人私谊网络内的传统诗人社群 |
| 二、报刊诗人社群组建对士人私谊关系的突破:以“同人录”等文件为中心 |
| 三、报刊诗人社群活动的进一步公开化:以诗歌竞赛为中心 |
| 四、报刊诗人社群的新型结构特征 |
| 第三节 诗坛个人的生存选择:由诗歌交易活动观照 |
| 一、晚清都市与诗歌交易的体系形成 |
| 二、民国都市与诗歌交易的观念变化 |
| 三、诗歌交易活动对诗坛结构之影响 |
| 结语 近代都市变革对旧体诗坛的独特影响 |
| 一、地理特征层面的去地域化 |
| 二、社会定位层面的去阶级化 |
| 三、知识谱系层面的多元专门化 |
| 主要参考文献 |
| 后记 |
| 作者简历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2）近代报刊言情小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近代报刊言情小说界定 |
| 二、研究现状述评 |
| (一)对近代小说的文献整理 |
| (二)对近代小说的研究 |
| (三)对近代报刊言情小说的研究 |
| 三、研究意义与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近代报刊言情小说兴起的背景 |
| 第一节 “小说界革命”与“小说救国” |
| 第二节 新型媒介的引入与阅读方式的改变 |
| 第三节 稿费制度的形成与科举制度的废除 |
| 第四节 域外小说的涌入与思想意识的觉醒 |
| 第二章 言情小说与报刊的结合 |
| 第一节 言情小说在报刊中呈现的刊载形态 |
| 一、多样的类型标识 |
| 二、文言语体的盛行 |
| 第二节 言情小说在报刊中呈现的创作倾向 |
| 一、政治性 |
| 二、商业性 |
| 三、消遣性 |
| 第三章 近代报刊言情小说对传统言情小说的承变 |
| 第一节 至情主题的淡化与回归 |
| 一、情的边缘化 |
| 二、哀情的滥觞 |
| 三、至情的回归 |
| 第二节 才子与佳人形象的继承与新变 |
| 一、才貌依旧卓尔不群 |
| 二、人物出身的平民化倾向 |
| 三、人物形象的时代性 |
| 第三节 传统情节模式的承袭与解构 |
| 一、“一见钟情”模式的承袭 |
| 二、“历尽磨难”情节的续变 |
| 三、“及第团圆”模式的解构 |
| 第四节 艺术风貌的因循与变革 |
| 一、传统叙事的因循 |
| 二、史传传统的遗留 |
| 三、艺术手法的借鉴 |
| 四、雅俗兼具的美学特征 |
| 第四章 近代报刊言情小说的价值与影响 |
| 第一节 文学史价值与影响 |
| 第二节 文献学价值与影响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 个人简介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3）国际视域下梁启超近代领袖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概念的界定及研究分期 |
| 二、研究综述 |
| 三、研究意义和内容 |
| 第一章 维新运动时期(1895—1899):近代领袖观的萌生 |
| 第一节 圣德光绪与领袖的担当素质 |
| 一、“舍位忘身”的国家领袖 |
| 二、决策能力和执政风格 |
| 三、勤政态度和人格魅力 |
| 第二节 谭嗣同与领袖的献身精神 |
| 一、《仁学》中的启蒙精神 |
| 二、舍生变法的献身精神 |
| 三、“天下大同”的世界意识 |
| 第三节 皇帝与平民——近代领袖观的初萌 |
| 一、被“理想化”的国家领袖 |
| 二、平民领袖的最初印象 |
| 三、国际化考量下的近代领袖观雏形 |
| 第二章 流亡日本初期(1899—1902):近代领袖观的过渡 |
| 第一节 康有为与领袖理想 |
| 一、“先时人物”康有为的大同理想 |
| 二、康有为世界主义的当下性意义 |
| 三、国家思想的介入与认知转变 |
| 第二节 李鸿章与领袖的历史局限 |
| 一、相互态度:暧昧与仇视 |
| 二、李鸿章功过的三种局限 |
| 三、中江兆民的影响与“新民”领袖的召唤 |
| 第三节 矛盾与妥协——近代领袖观的辩证发展 |
| 一、保皇与革命之争 |
| 二、“保教”与“教不必保”的冲突 |
| 三、对“豪杰”态度与民国从政的非议 |
| 四、西式政治理论与近代领袖观的发展 |
| 第三章 旅居日本时期(1902—1912):近代领袖观的形成 |
| 第一节 西方资产阶级革命领袖——从噶苏士到克林威尔 |
| 一、资产阶级革命领袖崇拜的缘起 |
| 二、塑造资产阶级革命领袖形象的目的 |
| 三、领袖个体与国家命运 |
| 第二节 吉田松阴与领袖意志 |
| 一、梁启超心中的松阴形象 |
| 二、日本阳明学与梁启超对松阴思想的“误读” |
| 三、《松阴文钞》的核心:领袖之“诚” |
| 第三节 英雄与无名之英雄——近代领袖观的完善 |
| 一、对英雄与时势关系的早期认识 |
| 二、隐迹在个体崇拜下的群体期待 |
| 三、海外政治活动对近代领袖观发展的影响 |
| 第四章 归国从政时期(1912—1917):近代领袖观的演变 |
| 第一节 袁世凯与领袖选择 |
| 一、“恨袁·挺袁·讨袁”的经过 |
| 二、失望的批判与希望的表达 |
| 三、立宪夙愿之上的领袖选择 |
| 第二节 梁启超与孙中山的擦肩 |
| 一、救亡意识下的短暂认同 |
| 二、政治分野下的长久对立 |
| 三、对孙中山的评价与“三种革命”的意见分歧 |
| 第三节 学者与领袖——近代领袖观的主观局限 |
| 一、民国局势下的权宜之计 |
| 二、孙、梁身份差异的成因 |
| 三、国际视域下近代领袖观的理论极限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4）媒介生态与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变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第一节 选题缘起及内容 |
| 第二节 研究文献综述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研究价值 |
| 第一章 媒介生态:透视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变革的一个维度 |
| 第一节 “媒介生态”关键词解读 |
| 第二节 从媒介生态视角研究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变革的可行性 |
| 第三节 百年中国文学语言研究的媒介生态内涵 |
| 第二章 文化媒介生态主导下文学语言的文白转变(1887年—20世纪20年代) |
| 第一节 晚清白话文运动与与中国文学书面语言改革 |
| 一、晚清思想启蒙运动与文学语言改革 |
| 二、晚清文言白话化进程 |
| 三、晚清白话报与白话文小说的兴起 |
| 第二节 五四白话文运动、国语运动与文学语言变革 |
| 一、新文化运动与中国现代报刊业的发展 |
| 二、五四白话文运动与中国现代文学话语建构 |
| 三、国语运动与民族语言统一实践 |
| 第三章 政治媒介生态主导下文学语言通俗化进程(20世纪30年代——1976年) |
| 第一节 “新文言”与语言大众化之间的矛盾 |
| 一、现代白话规范建构初期的文学语言乱象 |
| 二、文学语言的阶级属性与大众接受困境 |
| 第二节 “文艺大众化”讨论与“大众语”理论建构 |
| 一、“大众语”——一种新的文学语言形态 |
| 二、“大众语”的建构路径 |
| 第三节 “民族形式”论争语境下的文学语言问题 |
| 一、时代政治变革与近代以来中国文学语言嬗变 |
| 二、五四新文学语言与“民族形式”建设 |
| 三、民间语言与“民族形式”建设 |
| 四、“民族形式”与文学语言的民族书写 |
| 第四节 文学语言大众化与农村新通俗小说创作 |
| 一、文学语言大众化与农村新通俗小说的流行 |
| 二、新通俗问题小说与“赵树理现象” |
| 三、新通俗抒情小说与“荷花淀派” |
| 第五节 “二为方针”与文学话语的政治言说 |
| 一、政治媒介生态主导下的文艺建设导向 |
| 二、“二为方针”与文学话语的工农兵方向 |
| 三、“文化大革命”——文学话语的极左化运动 |
| 第四章 经济媒介生态渐变下文学语言的多语混成(1978年——20世纪末) |
| 第一节 新时期政治媒介生态宽松下的“话语解放” |
| 一、文艺领域的拨乱反正 |
| 二、关于文艺和政治的关系的讨论 |
| 三、第四次“文代会”与文艺发展的新导向 |
| 第二节 多元文学格局与文学语言的多样化 |
| 一、政治话语与主流文学语言的导向性 |
| 二、精英文学与文学语言雅化 |
| 三、大众文学与文学语言通俗化 |
| 第五章 技术媒介生态主导下新世纪文学语言变革与展望 |
| 第一节 新媒介革命与新世纪文学格局调整 |
| 第二节 新世纪文学语言的图像化转向 |
| 一、文学语言图像化的可能性 |
| 二、文学语言:“文字的没落”到“图像化转向” |
| 第三节 类型小说与文学语言的类型化 |
| 一、新世纪文学语境与网络类型小说的兴起 |
| 二、网络类型小说与小说语言的类型化 |
| 第四节 “跨文体”写作与多种文学语言的并用 |
| 一、“跨文体”理论及写作现象 |
| 二、多种文学语言的混用 |
| 第五节 新世纪文学语言的其他特征 |
| 第六章 余论 |
| 第一节 受众媒介生态与百年中国文学语言的动态演变 |
| 第二节 其他媒介生态对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变革的影响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闼及答辩情况表 |
（5）梁启超报刊编辑出版思想及其启示（论文提纲范文）
| 一、梁启超的报刊编辑思想价值 |
| 1.开创近代中国报刊编辑出版先河 |
| 2.确定报刊性质——政治性、党派性 |
| 3.明确报刊职责——去塞求通、耳目喉舌 |
| 4.强调编辑的先进思想意识 |
| 5.提出报刊分类方法 |
| 6.系统论述编辑素养 |
| 二、编辑出版之启示 |
| 1.做政治立场鲜明的编辑 |
| 2.做思想新正的编辑 |
| 3.做善于创新的编辑 |
| 4.做素养优秀的编辑 |
| 5.做甘于奉献的编辑 |
| 三、结语 |
（6）“诗言己志”：陈衍诗学新论（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论题缘起 |
| 二、研究述要 |
| 三、研究设想 |
| 第一章 从政治到文学:生平及交游考述 |
| 第一节 生平述要 |
| 一、年谱视域:从官府幕僚到大学讲师 |
| 二、报刊视域:从实务编辑到诗文作家 |
| 第二节 交游考述 |
| 一、陈衍与报刊编辑交游考 |
| 二、陈衍与相关社团交游考 |
| 第二章 “诗言己志”的理论推阐 |
| 第一节 “变风变雅” |
| 一、“变风变雅”诠释史梳理 |
| 二、“变风变雅”新解 |
| 三、“变风变雅”与“诗史” |
| 第二节 “新哲理”与“边际语” |
| 一、“新哲理”与“边际语”的含义 |
| 二、“新哲理”与“边际语”的诗学渊源 |
| 三、孤寂荒寒:古典诗歌创新的来源 |
| 第三章 “诗言己志”的创作实践 |
| 第一节 题画诗:遗民镜像 |
| 一、被动的题画者与晚清社交场域下的题画诗 |
| 二、兴亡与忠贞:题宋明遗民兰松图 |
| 三、隐逸与交游:题清代遗民海楼图 |
| 第二节 山水诗:山水、个人与治乱 |
| 一、忘归与胡不归:辛亥前的山水诗 |
| 二、无恙与不安:鼎革后的山水诗 |
| 第四章 “诗言己志”的深层内涵 |
| 第一节 士大夫身份意识淡化 |
| 第二节 内省与顺应 |
| 一、古典诗之困境 |
| 二、古典诗的出路 |
| 结语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一 陈衍报刊诗文发表情况整理 |
| 附录二 《陈石遗集》未收诗辑录 |
| 附录三 陈衍题画诗整理 |
| 附录四 陈衍游览行踪整理 |
| 作者在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7）清末民初小说评点之新变（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论题研究背景及概念界定 |
| 第二节 论题研究的回顾与思考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与论文结构 |
| 第一章 报刊——小说传播媒介与小说评点 |
| 第一节 报刊与小说评点的互动 |
| 第二节 报刊与其他小说评点形态 |
| 第二章 报人——评点者的身份特征及其评点特色 |
| 第一节 报人——评点者的身份特征及其思想变化 |
| 第二节 评点者的友人化、“同人化”及其评点动机 |
| 第三节 清末民初小说评点中的自评现象 |
| 第三章 以评觉世——小说评点的思想内涵 |
| 第一节 觉世之文、裨益社会——评点对小说价值的重新定位 |
| 第二节 讲公德之权舆,谈宪政之滥觞——评点思想内涵的转变 |
| 第四章 “观其一起之突兀”——小说评点中的叙事理论 |
| 第一节 传统小说叙事理论 |
| 第二节 翻译小说评点中的叙事理论 |
| 第三节 翻译小说的余响——清末民初自着小说评点中的新叙事因素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清末民初(1902—1919)小说评点叙录 |
| 后记 |
（8）《新青年》论说文文体风格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意义 |
| 1.2 相关文献综述 |
| 1.2.1 《新青年》研究现状 |
| 1.2.2 “论说文”研究现状 |
| 1.2.3 《新青年》“论说文”文体风格研究现状 |
| 1.3 研究方法 |
| 1.4 创新思路 |
| 第二章 清末民初论说文文体雏形 |
| 2.1 “论说文”与文体风格释义 |
| 2.1.1 “论说文”词源追溯 |
| 2.1.2 文体风格 |
| 2.2 文体萌芽:在华中文外报论说文体 |
| 2.3 文体吸纳:梁启超报刊文体 |
| 2.3.1 在华中文外报对梁启超报刊文体的影响 |
| 2.3.2 梁启超报刊文体自成一格 |
| 2.3.3 梁启超新文体对报界的影响 |
| 第三章 《新青年》“论说文”呈现 |
| 3.1 《新青年》“论说文”的发展 |
| 3.1.1 “成报”——报刊问世 |
| 3.1.2 “立栏”——论说栏目固定化 |
| 3.2 “论说文”风格呈现 |
| 3.2.1 以发展阶段呈现 |
| 3.2.2 以体系风格呈现 |
| 第四章 《新青年》“论说文”文体风格 |
| 4.1 《新青年》“论说文”文体风格特点 |
| 4.1.1 文本特点 |
| 4.1.2 内容特点 |
| 4.1.3 作者论说特点 |
| 4.2 “论说文”文体风格的现代化 |
| 4.2.1 “论说文”过渡到杂文 |
| 4.2.2 “论说文”向新闻评论的方向演进 |
| 第五章 《新青年》论说文风格的现代意义 |
| 5.1 调节报刊文体的现代节奏 |
| 5.1.1 文体新闻性的重申 |
| 5.1.2 文体变革的指引 |
| 5.2 指引论说文文体的现代化 |
| 5.2.1 创新下坚守,秉持文体本质 |
| 5.2.2 坚守下创新,启发新式承载渠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9）论《新民丛报》对清末立宪思想发展的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三、研究方法及理论框架 |
| 第一章 《新民丛报》的创刊背景与办报宗旨 |
| 第一节 《新民丛报》的创刊背景 |
| 一、甲午战争后的中国 |
| 二、《清议报》——立宪思想的诞生 |
| 第二节 《新民丛报》的办报宗旨 |
| 一、梁启超的办报思想 |
| 二、《新民丛报》的主创群体分析 |
| 三、《新民丛报》中的“民权思想”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立宪思想在《新民丛报》与《民报》论战中的发展 |
| 第一节 立宪派与革命派学理上的论战 |
| 一、伯伦知理与波伦哈克的学说 |
| 二、梁启超对于卢梭“民约论”的否定 |
| 三、革命派的“国家人格说” |
| 第二节 立宪派与革命派论战中的“国民程度”问题 |
| 一、立宪需要何种程度的国民 |
| 二、中国国民是否具备“共和国国民资格” |
| 三、如何提高“国民程度” |
| 第三节 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能否并行 |
| 一、种族革命与立宪的因果关系 |
| 二、论“排满”的合理性 |
| 三、革命是否会生内乱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新民丛报》对清末立宪思想传播的意义 |
| 第一节 《新民丛报》的社会影响 |
| 一、《新民丛报》的受众群体分析 |
| 二、《新民丛报》促进立宪舆论高涨 |
| 三、《新民丛报》对社会风俗的改良 |
| 第二节 《新民丛报》的思想启蒙 |
| 一、《新民丛报》推动西学传播 |
| 二、《新民丛报》中的“法治思想” |
| 三、《新民丛报》的“开民智”功效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10）戊戌至五四中国报刊思想启蒙递嬗研究 ——以《时务报》、《新民丛报》与《新青年》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与研究意义 |
| (一)选题缘起 |
| (二)选题意义 |
| 二、研究内容 |
| 三、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一)国内研究概述 |
| (二)国外研究概述 |
| 三、主要创新点及研究方法 |
| (一)研究创新点 |
| (二)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启蒙语境：“洞穴”中的危机与转机 |
| 第一节 “洞穴”之“困” |
| 一、地理环境的特殊性 |
| 二、清廷的保守与无知 |
| 三、政治体制与思想文化的禁锢 |
| 第二节 “洞穴”内的危机：民族危机与社会危机 |
| 第三节 “洞穴”之外的“光”：西学引入 |
| 第四节 “光之媒”：近代报刊与公共领域的发展 |
| 第二章 启蒙者：由开明士绅向现代知识分子过渡 |
| 第一节 启蒙群体的来源 |
| 一、《时务报》：“以天下为己任”的开明士绅 |
| 二、《新民丛报》：过渡型知识分子与留学生 |
| 三、《新青年》：现代知识分子 |
| 第二节 启蒙群体的集结方式 |
| 一、《时务报》：同门与师友的聚合 |
| 二、《新民丛报》：以梁启超为中心的“师友圈” |
| 三、《新青年》：同志、同事、同乡的集结 |
| 第三节 启蒙者的群体意识 |
| 一、《时务报》：“求变”意识的认同 |
| 二、《新民丛报》：“新民”思想的共识 |
| 三、《新青年》：“人”的共同发现 |
| 小结 |
| 第三章 启蒙对象：由官员士绅及青年群体 |
| 第一节 启蒙对象范围的扩大 |
| 一、《时务报》读者：官绅士人为主体 |
| 二、《新民丛报》读者：学堂学生、留日学生及士绅名流 |
| 三、《新青年》读者：青年及新职业群体 |
| 第二节 可启蒙空间不断扩大 |
| 一、《时务报》读者：守常图新的艰难蜕变 |
| 二、《新民丛报》读者：变渡与式微 |
| 三、《新青年》读者：趋新且富激情 |
| 小结 |
| 第四章 启蒙内容：“破”与“立”中促进与重建 |
| 第一节 破：封建传统由表及里的批判 |
| 一、《时务报》：力脱传统桎梏 |
| 二、《新民丛报》：“妥协”之破坏 |
| 三、《新青年》：向“一切”传统宣战 |
| 第二节 立：“人”的现代化建构 |
| 一、自由维度：政治自由转向个人自由 |
| 二、民主维度：民主政治的日趋觉醒 |
| 三、科学维度：科学内涵的不断深化 |
| 小结 |
| 第五章 启蒙之功：“囚徒”的觉醒 |
| 第一节 人的现代性提升 |
| 一、《时务报》：“变”出新思想 |
| 二、《新民丛报》：辟开“新世界” |
| 三、《新青年》：塑造“新青年” |
| 第二节 “启蒙之后”的启蒙 |
| 一、由他者启蒙走向自我启蒙 |
| 二、由“启蒙对象”变为“启蒙者”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四、梁启超与报刊经济（论文参考文献）
- [1]都市变革下的近代旧体诗坛[D]. 谢文韬. 浙江大学, 2021(02)
- [2]近代报刊言情小说研究[D]. 冯颜. 沈阳师范大学, 2021(02)
- [3]国际视域下梁启超近代领袖观研究[D]. 董俊. 东北师范大学, 2021(09)
- [4]媒介生态与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变革研究[D]. 郑晓锋. 山东大学, 2020(09)
- [5]梁启超报刊编辑出版思想及其启示[J]. 巢小倩. 出版参考, 2020(06)
- [6]“诗言己志”：陈衍诗学新论[D]. 邹静慧. 江南大学, 2020(01)
- [7]清末民初小说评点之新变[D]. 李鑫. 华东师范大学, 2020(10)
- [8]《新青年》论说文文体风格研究[D]. 吴冬娟.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2020(10)
- [9]论《新民丛报》对清末立宪思想发展的影响[D]. 吕希. 黑龙江大学, 2020(04)
- [10]戊戌至五四中国报刊思想启蒙递嬗研究 ——以《时务报》、《新民丛报》与《新青年》为中心[D]. 杨清华. 湖南师范大学, 2019(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