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坤荣[1]1991年在《肺癌GSTs同工酶的表达及其临床应用研究》文中指出大量流行病学研究表明、肺癌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均在不断增长，说明其预防和诊治效果远不令人满意。为了提高诊治水平、长期以来人们希望找到一种可靠的肺癌标志物(tumor marker)，以用于早期诊断或各种治疗的疗效评价，但迄今尚未成功。近年，谷胱甘肽硫转移酶(Glutathione S-transferases；GSTs)有可能作为多种癌症的共同标志物而引起了普遍重视。GSTs是一组具有解毒和结合蛋白功能的同工酶，主要有碱性(α)、中性(μ)和酸性(π)三类。GSTs的研究不仅具有标志物在诊断上的意义，而且在癌变机制的认识和癌症的化学治疗及预防上均有深远的意义。 本研究的目的是在较大数量病例的基础上，通过系统检测肺癌及其邻近肺组织和血清中GSTs同工酶的表达，以探讨它的机理及生物学意义、为临床诊断和估价化学治疗敏感性的应用提出理论依据。实验是在人肝总GSTs、GST-α、GST-μ和胎盘GST-π的纯化及其相应抗体——GSTs、GST-α、GST-μ多抗及GST-π单抗的制备基础上进行的，共包括三个内容：(1)用免疫组化PAP和ABC法检测105例肺癌组织四种GST同工酶的变化；(2)在电镜下对11例肺癌GST-π的细胞表现型进行超微结构的定位定量分析；(3)通过BA-ELISA系统测定84例近期外科住院病人血清总GSTs水平(主要含-α、其次为-μ)，其中66例作了手术切除前后的对比观察。另对10例单纯化疗的燕麦型小细胞肺癌病人血清GSTs水平进行动态监测以观察其与耐药性的关系。 结果：免疫组化染色：31例鳞癌GSTs、GST-μ和GST-π的阳性率分别为9.7％(3／31)、6.5％(2／31)、93.5％(29／31)；在33例腺癌中相应为15.2％(5／33)、6.1％(2／33)和69.7％(23／33)。其中GST-π的表达与鳞癌和腺癌的分化程度有一定关系、尤以腺癌明显，即分化越低表达越弱。而在16例小细胞癌中，除1例兼有鳞形上皮分化的未分化型(UCS)和1例化疗后的燕麦细胞型GST-π染色弱阳性外、其余病例四种GST均呈阴性。在所查105例肺癌组织中，GST-α均未检出。18例鳞癌癌旁增生支气管上皮GST-π表达阳性率为66.7％(12／18)，16例腺癌则为43.8％(7／16)。GST-π免疫金标记透射电镜见非小细胞癌中阳性颗粒主要定位于解毒场所溶酶体和异常增多的核异染色质中。84例肺癌病人血清总GSTs阳性反应率仅为19.0％(16／84)，手术切除前后两组血清GSTs含量比较(0.57±0.74：0.75±0.78ng／m1)无统计学差异。动态观察10例燕麦型小细胞肺癌化疗中GSTs水平变化，仅2例显示与肿瘤耐药性有一定关系。 上述结果提示：(1)在非小细胞癌中GSTs同工酶表达的主要组份为酸性GST-π，而中性GST-μ仅在某些病例中低水平表达，碱性GST-α则全面抑制。推测GST-π表达的增强可能部分取代GST-α功能，以有效去除胞浆或核内的毒性因子和抗脂质过氧化，从而起到保护遗传物质的稳定性的作用；(2)多数小细胞肺癌GSTs同工酶表达阴性，从分化上反映癌的恶性程度、从代谢上反映对化疗的敏感性、其耐药性的产生可能与GST-α和GST-π的表达有关；(3)在肺癌免疫病理的诊断中，GSTs同工酶谱可以作为联合检测的一
王文静, 李昌吉, 龙云芳[2]2001年在《谷胱甘肽-S-转移酶基因家族在职业性肿瘤中的作用》文中指出谷胱甘肽 - S-转移酶 (Glutathione- S- transferases简称GSTs)是 1组具有多种生理功能的超基因家族酶系 [1 ] 。它能催化机体内有害极性化合物与谷胱甘肽相结合 ,还可由非酶结合方式将体内各种潜在毒性化学药物、染料致癌
周江[3]1996年在《谷胱甘肽S－转移酶基因家族与其它基因关系的研究进展》文中研究说明谷胱甘肽Ｓ－转移酶基因家族与其它基因关系的研究进展周江综述李春海审校军事医学科学生物工程研究所（北京市１０００７１）谷胱甘肽Ｓ－转移酶（ＧｌｕｔａｔｈｉｏｎｅＳ－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ａｓｅｓ，ＧＳＴｓ，ＥＣ２．５．１．１８）是由两个同源二聚体亚基组成的一...
周清[4]1996年在《谷胱甘肽S转移酶与肺癌关系若干研究进展》文中研究指明GST-π作为非小细胞肺癌的肿瘤标志物引起人们的关注。本文就GST-π基因结构、转录调节和在肺癌组织、支气管肺泡灌洗液、外周血中的表达以及对化疗耐药性形成的作用进行综述,并就近年来有关GST-π检测方法的研究进行评价。
赵艳姣[5]2014年在《GSTM1、GSTT1和GSTP1基因多态性与乳腺癌临床病理特征、化疗疗效及毒性的研究》文中认为背景乳腺癌是女性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蒽环类和紫杉类药物是乳腺癌化疗的基石。然而，临床中发现对分子分型、分期和病理类型相同的乳腺癌，按照体表面积给予标准方案化疗后，疗效及毒副反应的程度截然不同，差异的原因与药物代谢酶基因多态性有关。研究表明，GSTs（谷胱甘肽S-转移酶）主要家族成员谷胱甘肽转硫酶M1(GlutathioneS-transferase M1,GSTM1)，谷胱甘肽转硫酶T1(Glutathione S-transferase T1, GSTT1)及谷胱甘肽转硫酶P1(Glutathione S-transferase P1,GSTP1)基因具有多态性，与药物代谢酶的活力改变有关，可能影响乳腺癌化疗的疗效和毒性，甚至预后。目的检测乳腺癌患者外周血中谷胱甘肽转硫酶M1(Glutathione S-transferaseM1,GSTM1)，谷胱甘肽转硫酶T1(Glutathione S-transferase T1, GSTT1)及谷胱甘肽转硫酶P1(Glutathione S-transferase P1,GSTP1)基因多态性，分析不同基因多态性分布特点、与乳腺癌患者临床病理特征、分子分型、蒽环类和（或）紫杉类方案化疗疗效、毒副反应的关系；评价它们预测蒽环类和（或）紫杉类方案化疗疗效和毒性反应的可行性，为临床依据基因型和体表面积联合制定个体化的化疗方案提供理论依据。方法应用多重聚合酶链反应技术(Multiply-PCR)检测2011年1月至2013年1月就诊于宁夏医科大学总院肿瘤医院内科采用蒽环类和（或）紫杉类方案化疗252例乳腺癌患者（术后辅助化疗组124例，根治性化疗组128例）外周血中的GSTM1和GSTT1基因多态性，高分辨熔解曲线技术(High Resoluting Melting,HRM)检测GSTP1基因多态性。数据经SPSS11.5统计软件分析，P值为双侧检验，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x2检验及Fisher确切概率法分析乳腺癌患者基因多态性与乳腺癌临床病理特征、分子分型的关系，初步探讨GSTs基因多态性与乳腺癌蒽环和（或）紫杉类方案化疗疗效和毒性的关系；非条件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采用比值比(odds ratio，OR)和95%可信区间(confidence interval，CI)比较不同基因型与乳腺癌化疗疗效及毒性发生的相对危险度。结果1、乳腺癌中GSTM1、GSTT1和GSTP1基因多态性分布特点：（1）252例乳腺癌中，108例(42.9%)为GSTM1(+)，144例(57.1%)为GSTM1(-)；178例(70.6%)为GSTT1(+)，74例(29.4%)为GSTT1(-)；143例(56.7%)为GSTP1(rs1695)AA基因型、102例(40.5%)为GSTP1(rs1695)AG基因型、7例(2.8%)为GSTP1(rs1695)GG基因型。2、GSTM1、GSTT1和GSTP1基因多态性与乳腺癌临床病理特征的关系：（1）GSTM1和GSTT1基因多态性与乳腺癌患者的ER状态有关(x2值分别为32.302和6.988，均P<0.01)，GSTM1(-)率和GSTT1(-)率在ER阳性表达组高于ER阴性表达组(69.94%vs33.71%，34.97%vs19.10%)，GSTM1和GSTT1基因多态性与乳腺癌患者的年龄、民族、月经状态、ECOG评分、PR表达状态、CerbB-2、Ki-67、肿瘤大小、腋淋巴结转移数目、病理分级及临床分期均无关(P>0.05)。（2）GSTP1(rs1695)基因多态性与乳腺癌患者的临床分期有关(x2=8.478，P=0.037)；与乳腺癌患者的年龄、民族、月经状态、ECOG评分、ER表达状况、PR表达状况、CerbB-2、Ki-67、肿瘤大小、腋淋巴结转移数目、病理分级均无关(P>0.05)。(3)GSTT1基因多态性与乳腺癌患者的分子分型有关(x2=6.525，P=0.011)，非三阴型乳腺癌中GSTT1缺失率(88.57%)高于三阴型中GSTT1缺失率(11.43%)；而GSTM1和GSTP1(rs1695)基因多态性均与乳腺癌患者的分子分型无关(P>0.05)。3、GSTM1、GSTT1和GSTP1基因多态性与乳腺癌患者化疗疗效的关系①128例IV期乳腺癌患者行紫杉类方案化疗，2个周期后，按照RESIST标准判定疗效：CR为18例、PR为55例、SD为24例、PD为31例；化疗有效率（CR+PR）为57.03%(73/128)，GSTP1(rs1695)基因多态性与乳腺癌患者紫杉类方案化疗疗效有关(x2=13.606， P=0.000)， AG/GG基因型的化疗疗效优于AA基因型(OR=4.139,95%CI:1.907~8.985)，携带G基因患者的化疗有效率高于携带A基因的化疗有效率(x2=12.163，P=0.000)；而GSTM1和GSTT1基因多态性与紫杉类方案化疗疗效无关。②128例行紫杉类方案的IV期乳腺癌患者中，其中70例患者同时接受联合蒽环类方案的化疗，GSTP1(rs1695)基因多态性与乳腺癌患者蒽环和紫杉类方案化疗疗效有关(x2=7.048,P=0.008)， AG/GG基因型的化疗疗效优于AA基因型(OR=4.016,95%CI:1.404~11.483)，携带G基因患者的化疗有效率高于携带A基因(x2=5.943,P=0.015)；而GSTM1和GSTT1基因多态性与乳腺癌的化疗疗效无关(均P>0.05)。③低活性(GSTM1非缺失型/缺失型+GSTT1缺失型/非缺失型+GSTP1AG/GG)组合较之高活性(GSTM1非缺失型+GSTT1非缺失型+GSTP1AA)组合易获得高的化疗有效率(x2=14.709，P=0.000)。4、GSTM1、GSTT1和GSTP1基因多态性与乳腺癌化疗毒性的关系252例患者在2个周期化疗后，按照WHO化疗药物急性及亚急性毒性反应分度标准判定血液学毒性。①124例采用蒽环类方案化疗，GSTM1、GSTT1和GSTP1(rs1695)基因多态性均与乳腺癌患者蒽环类方案化疗血液毒性无关(均P>0.05)。②58例采用紫杉类方案化疗，GSTP1(rs1695)基因多态性与乳腺癌患者紫杉类方案化疗发生中性粒细胞减低有关(P<0.01)，携带GSTP1AG/GG基因型患者紫杉类方案化疗发生III-IV级中性粒细胞减低毒性高于携带AA基因型(OR=6.111,95%CI:1.526~24.469, P<0.05)；而GSTM1和GSTT1基因多态性与紫杉类方案化疗血液毒性均无关(均P>0.05)。③70例采用蒽环类联合紫杉类方案化疗，GSTP1(rs1695)AG/GG基因型的患者较AA基因型的患者易发生III-IV级中性粒细胞毒性(OR=9.257,95%CI:2.903-29.522,P<0.01)；而GSTM1和GSTT1基因多态性与蒽环联合紫杉类方案化疗血液毒性均无关(均P>0.05)。④高活性(GSTM1非缺失型+GSTT1非缺失型+GSTP1AA)组合的化疗中性粒细胞减低毒性低于低活性(GSTM1非缺失型/缺失型+GSTT1缺失型/非缺失型+GSTP1AG/GG)组合(x2=13.139，P=0.000)。⑤GSTM1基因多态性与乳腺癌患者蒽环联合紫杉类方案化疗AST升高及ALT升高有关(x2值分别为6.608和4.317，均P<0.05)，而GSTT1和GSTP1(rs1695)基因多态性与蒽环类方案、紫杉类方案及蒽环联合紫杉类方案化疗肝脏毒性均无关。结论1、乳腺癌患者中存在GSTM1(±)、GSTT1(±)和GSTP1AA/AG/GG基因型，与个体遗传特性有关。2、GSTM1(-)基因型和GSTT1(-)基因型与乳腺癌患者的ER有关，可能参与雌激素受体调节信号通路；GSTP1(rs1695)基因多态性与乳腺癌患者的临床分期有关，可能参与乳腺癌的进展；GSTT1基因多态性与乳腺癌的分子分型有关，可为分子分型下乳腺癌的异质性提供合理补充。3、GSTP1(rs1695)基因多态性可预测乳腺癌患者接受蒽环类和（或）紫杉类方案化疗疗效，其中GSTP1(rs1695)AA基因型对化疗抵抗，而AG/GG基因型较之AA基因型化疗有效率较高，给予AA基因型的患者外源补充GST-π酶抑制剂或加大化疗剂量是否能提高疗效有待更深入的研究。4、GSTP1(rs1695)基因多态性与乳腺癌患者紫杉类方案、紫杉联合蒽环类方案化疗发生中性粒细胞减低有关，GSTP1(rs1695)AG/GG基因型比AA基因型易发生重度中性粒细胞减低毒性、且在联合化疗时更为明显；对AG/GG基因型的患者，化疗后24小时后给予皮下注射G-CSF可保障患者如期完成化疗。5、GSTM1基因多态性与乳腺癌患者蒽环联合紫杉类方案化疗发生肝脏毒性有关。
杨周萍[6]2015年在《GSTA1在肺癌细胞中的表达及其功能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目前,肺癌是全世界发病率和致死率均为最高的恶性肿瘤之一,也为我国第一大癌症,其发病率和死亡率的增长最为迅速。但是,由于其起病隐匿,尚无有效的可用于肺癌早期诊断手段和筛查的肿瘤标志物,导致了其预后和3年、5年生存率远不尽人意。要降低肺癌病人的死亡率,除了在病因预防上降低发病率外,发现特异性的肺癌肿瘤标志物,提高早期诊断水平,显得尤为重要。迄今为止,肺癌的诊断和筛查还是依赖于分子影像诊断(包括X线、CT、MRI和PET-CT),血清酶学、生化检测(包括血清中的肿瘤标志物、生化酶学和免疫学指标等),而诊断恶性肿瘤的金标准仍然是组织切片、免疫组织化学等分子病理学方法,分子影像学在亚临床期(肿瘤较小或者缺乏临床症状时)诊断上有很大的局限性,以血清肿瘤标志物和组织分子标志物为观察指标,比影像学能更早检测和发现肿瘤。因此,在肺癌早期诊断技术的研究中,筛选及确认肺癌特异性的肿瘤标志物一直是研究的重点和难点。我们课题组前期利用噬菌体展示肽库技术发现了数十个肺癌细胞特异性结合多肽,并以此为基础,筛选肺癌c DNA文库,最后发现了肺癌相关肿瘤抗原—GSTA1,关于GSTA1在肺癌中的病理生理意义,国内外文献均鲜见报道,因此,本课题系统研究了GSTA1对肺癌增殖和凋亡的影响,并阐明其机制。第一章采用激光共聚焦扫描显微镜初步验证GSTA1蛋白在肺癌细胞A549、SPCA1和MRC-5等细胞株中的表达水平,结果显示,GSTA1蛋白定位于细胞膜,而且其在癌细胞中的表达量高于肺正常细胞MRC-5。采用Western blotting和Real-time PCR进一步验证GSTA1的基因和蛋白质表达水平,结果显示,各种不同的癌细胞(肺癌A549、H460、SPCA1、LTEP-A2、肝癌Hep G2)的m RNA表达量和蛋白表达量都明显高于MRC-5细胞,特别是肺腺癌细胞A549在所检测的癌细胞中,表达量是最高的,因此,选取A549细胞作为下一步研究GSTA1功能的主要细胞株。第二章体外RNAi干扰GSTA1在肺癌细胞A549的表达,利用Western blotting和Real-time PCR筛选干扰效果最优的si RNA,构建干扰GSTA1表达的慢病毒表达载体(Si-GSTA1组)和包装GSTA1质粒的慢病毒过表达载体(GSTA1组),转染A549细胞,利用MTT、Hoechest33258和流式细胞仪观察GSTA1对肺癌细胞生长的影响。结果显示,GSTA1高表达促进了肺癌细胞A549的增殖,反之,如果沉默GSTA1的表达抑制了A549细胞的增殖,促进了细胞的凋亡。第三章研究GSTA1表达对A549细胞株裸鼠移植瘤的影响,分别将已构建好的Si-GSTA1慢病毒表达载体和GSTA1过表达载体,转染至人肺癌A549细胞株,随后将该细胞接种于裸鼠左腋皮下,建立荷人肺癌裸鼠模型,在3周内每周测量一次肿瘤组织体积及重量,绘制成肿瘤生长曲线。分别采用Western blotting和Real-time PCR检测移植瘤组织中GSTA1蛋白质和m RNA表达水平。结果显示,GSTA1过表达组的成瘤能力和生长速度均明显高于对照组,肿瘤体积和重量均高于其对照组(p<0.05),相反,Si-GSTA1组成瘤能力和生长能力、肿瘤体积和重量均低于其对照组(p<0.05);Western blotting和Real-time PCR结果显示,GSTA1组肿瘤组织GSTA1蛋白表达水平和m RNA表达水平均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Si-GSTA1组的肿瘤组织蛋白表达水平和m RNA表达水平均明显低于其对照组(p<0.05)。这表明,下调GSTA1的表达可以抑制肺癌细胞的体内增殖能力。我们从体外、体内分别探索了GSTA1对肺癌细胞增殖和凋亡的影响,结果发现,GSTA1过表达可以促进肺癌细胞的生长,提示在组织中检测GSTA1表达量可以预测肺癌组织的恶性程度。第四章采用MTT方法检测芹菜素对肺癌细胞增殖的影响,Hoechst33258检测芹菜素对肺癌细胞核形态学的变化,流式细胞术检测芹菜素对肺癌细胞凋亡率的影响,利用Western blotting检测凋亡相关蛋白Bax和Bcl-2的表达情况。芹菜素作用不同肺癌细胞48 h后,采用Western blotting和Real-time PCR检测对GSTA1蛋白表达和m RNA表达的影响,以研究GSTA1在芹菜素介导的细胞增殖和凋亡中的作用。结果显示,芹菜素呈浓度和时间的依赖性地抑制肺癌细胞的增殖,促进其凋亡。Western blotting和Real-time PCR检测结果显示,芹菜素能下调不同肺癌细胞GSTA1蛋白质和基因表达水平(p<0.05),这表明芹菜素可能通过抑制GSTA1的表达,促进细胞凋亡。综上结果表明,GSTA1高表达可能促进人肺癌的发生与发展,不仅可以作为有辅助诊断价值肺癌新的肿瘤标志物,同时,GSTA1也可作为人肺癌治疗的一个潜在药物靶点。芹菜素来源于食物提取物,具有低毒、来源广、价廉物美的优点,可以通过抑制GSTA1的表达促进细胞凋亡,有望成为天然化合物类的抗肿瘤新药。
王娜[7]2003年在《GSTM1、GSTT1基因缺失与肺癌遗传易感性关系的研究》文中提出肺癌是人类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近年来我国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均呈上升趋势，上升幅度居于恶性肿瘤首位。肺癌的发病除了受到环境暴露的影响外，还与个体的遗传素质如基因多态性有很大的相关性。 谷胱甘肽硫转移酶系(GSTs)是一组具有多种生理功能的同功酶家族，参与机体的Ⅱ相解毒反应。它催化体内许多有潜在毒性的化学药物、致突变剂、致癌剂和亲脂性化合物等与还原型谷胱甘肽相结合，使其毒性减低和水溶性增强，从而加强有害物质的清除，保护生物大分子免受侵袭。在人类当中，有8个不同的基因家族编码这些可溶性的GSTs，包括alpha、mu、theta、pi、zeta、sigma、kappa以及chi(亦称作omega)。迄今为止，该家族许多基因的多态性已有所研究，但大多数集中在mu和theta类基因的多态性上。 GSTM1和GSTT1分别是mu和theta类GSTs的一员。GSTM1具有GSTM1*0(即空白基因型)、GSTM1*A和GSTM1*B三种等位基因的多态性，GSTT1也具有等位基因纯合缺失的基因型。1990年首次报道了GSTM1空白基因型与肺癌发生有密切关系，从此人们开展了许多这方面的研究却得到了矛盾的结果，至今关于GSTM1对肺癌遗传易感性的影响仍不清楚。国内关于GSTM1和GSTT1基因缺失与中国人肺癌关系的研究虽有所报道，但研究结果也不一致。另外，尽管有很多资料显示GSTM1、GSTT1的多态基因型可影响机体郑州人学2003届硕_「论文GSTMI、GS竹、基因缺失lj肺痛遗传易感性关系的研究患癌的易感性，但其机制尚不明确。推测可能与改变抑癌基因如pl6的突变频率等有关。 本研究采用PCR技术检测GSTMI和GSTTI空白基因型在肺癌患者中的发生频率，同时以SDS一聚丙烯酞胺凝胶电泳及Western一blot技术测定P16蛋白在正常组织中的表达情况，对GSTMI、GS竹1基因缺失与肺癌遗传易感性的关系，及其与P16表达降低的相关性在肺癌发生中的作用进行了初步探讨，旨在为了解GSTMI和GSTTI基因在肺癌病因学中的地位及其应用于高危人群的筛检和干预提供依据。方法:1.标本收集:本研究共收集77例肺癌患者的手术标本作基因型的分析，其中56例同时作基因和蛋白的分析。另外收集107例健康人群全血标本作为基因型分析的正常对照。2.聚合酶链反应(PCR)扩增目的基因进行基因型分析。3.应用SDS一 PAGE、Westem一blot检测P16蛋白在正常组织中的表达水平。4.应用sPsslo.o软件包的xZ检验、t检验和秩和检验对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结果:1.GSTMI基因PCR结果 77例肺癌患者GSTMI基因经PCR扩增之后，空白基因型共有45例，占全部病例数的58.4%;107例正常人全血GSTMI基因经PCR扩增后，空白基因型共有45例，占总对照例数的42.1%。病例组与正常对照组相比GSTMI空白基因型频率增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危险度分析比值比(。ddsration，OR)为1 .938(95%Cl 1 .070一3.509)，病因分值(etiologieal fraetion，五尸)为0.2829。但在不同性别和组织学类型中其分布频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尸>0 .05)。2.GSTTI基因PCR结果 77例癌组织GSTTI基因经PCR扩增之后，空白基因型共有44例，占全部病例数的57.1%;107例正常人全血GSTTI基因经PCR扩增后，空白基因型共有54例，占对照组总例数的50.5%。两组相比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郑州大学2003届硕十论文GSTMI、GSTTI基因缺失与肺癌遗传易感性关系的不刃究 (P>0.05)。危险度分析OR为1 .309(95%Cl 0.726一2.359)。在不同性别和组织学类型中其分布频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外0.05)。3.GSTMI与GSTTI基因联合分析对肺癌遗传易感性的影响 经统计分析病例组GSTMI和GSTTI均为空白的个体有26例，显著高于对照组，口天值为2.451(95%Cl 1 .067一5.633)，GSTMI空白/GSTTI非空白和GSTMI非空白/G STTI空白这两种基因型在病例组和对照组中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分别对不同病理学类型肺癌的分析显示:鳞癌组中GSTMI、GSTTI基因联合缺失的发生频率与对照组相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而其他基因型及不同类型组织中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4.P16蛋白检测结果 经统计分析GSTMI空白基因型与GSTMI非空白基因型个体相比、GSTMI/GSTTI基因联合缺失与其他联合分析的基因型相比P16表达水平降低，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尸<0.05)。结论:1.GSTMI空白基因型在肺癌患者中发生频率增高，能够中度增加肺癌遗传易感性，但其分布无性别和病理类型的差异。2.GSTTI空白基因型在肺癌患者中发生频率与正常人群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其分布也无性别和病理类型的差异。3.GSTMI和GSTTI基因联合缺失的发生频率在肺癌人群尤其是鳞癌中显著高于正常人群，可以高度增加个体患肺鳞癌的易感性。4.本研究初步表明GSTMI基因缺失及GSTMI/G STTI联合缺失可能与抑癌基因pl6的蛋白表达减低有关。
镡颖[8]2003年在《云南籍人群肺癌病例GSTs、NATs遗传多态性和染色体畸变分析》文中研究指明肿瘤易感性与异源物代谢酶遗传多态性和染色体畸变等相关。生物体内的代谢酶包括Ⅰ相代谢酶如细胞色素P450同工酶系（Cytochromes P450,CYP450）和Ⅱ相代谢酶谷胱甘肽硫转移酶（Glutathione S-Transferases,GSTs）和N-乙酰转移酶（N-acetyltransferases,NATs）等。GSTs主要催化还原型谷胱甘肽（glutathione, GSH）与亲电子化合物共轭结合使他们形成亲水性物质而降低毒性并排出体外； NATs主要催化芳香胺和杂环胺的乙酰化反应，而编码他们的基因GSTs和NATs在人群中表现出广泛多态性并存在种族间频率分布差异,GSTM1和GSTT1的纯合缺失基因型导致相应的酶活性降低或失活。GSTM1和GSTT1基因纯合缺失与肺癌易感性关系的研究一直存在争议；NAT1*10是NAT1多态基因中的快表型等位基因，研究表明NAT1*10的存在与膀胱癌、乳腺癌和肺癌危险相关，目前还没有云南人群GSTM1和GSTT1纯合缺失以及NAT1*10与肺癌关系的报道。流行病学研究提示外周血淋巴细胞高水平染色体畸变个体癌危险增加，某些染色体畸变与肿瘤易感性相关。为了解GSTM1、GSTT1和NAT1基因多态性和15号染色体畸变与肺癌发生的关系，我们进行了云南籍肺癌人群和对照人群的病例-对照研究。本研究采用常规DNA抽提和聚合酶链式反应（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PCR）技术鉴定GSTM1(GlutathioneS-transferase M1)和GSTT1(Glutathione S-transferase T1)的基因型；利用PCR、等位基因特异PCR（Allele specific- PCR，AS-PCR）和聚合酶链式反应-限制性片段长度多态（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Restriction fragment length polymorphism, PCR-RFLP）技术鉴定NAT1等位基因型；采用荧光原位杂交（fluorescence in situ hybridization, FISH）技术分析人类淋巴细胞15号染色体结构畸变频率， 采用Yates卡方校正检验，分析GSTM1、GSTT1<WP=6>和NAT1三个基因多态性和15号染色体畸变与云南人群肺癌易感性的关系。同时以病因学关联分析OR(Odds Ratio，优势比)值评价改人群肺癌发生的相对危险度（relative risk,RR）。研究发现：（1）GSTM1 null（0/0）在云南肺癌人群和对照人群的分布频率分别为73.8%和63.7%，无显著性差异（P＞0.05），但病因学关联分析OR值为1.6（95%CI=0.88-2.92），此基因型很可能构成云南人群中度肺癌危险因子。（2）GSTT1 null在云南肺癌人群和对照人群的分布频率分别为54.1%和46.8%，无显著性差异（P＞0.05），OR值为1.3（95%CI=0.47-2.57），此基因型很可能构成云南人群弱肺癌危险因子。（3）NAT1*10基因携带者在云南籍肺癌人群和对照人群的分布频率分别为81.1%和74.0%，没有显著性差异（P＞0.05），OR值为1.68（95%CI=0.69-4.08），很可能构成云南人群中度肺癌危险因子。（4）15号染色体畸变在云南肺癌和对照人群中的分布频率分别为11.96%和8.82%，具显著性差异（P<0.005），OR值为1.40（95%CI=1.34-1.47），很可能构成云南人群中度肺癌危险因子。其中染色体结构畸变在病例-对照人群中的频率为11.65%和8.66%，有显著性差异（P<0.005），OR为1.39（95%CI=1.28-1.46）；染色体数目畸变在两个人群的分布频率为0.31%和0.16%，也有显著性差异（P<0.005），OR值为1.96（95%CI=1.44-2.67），均构成云南人群中度肺癌危险因子。（5）GSTM1、GSTT1和NAT1基因组合* GSTM1和GSTT1基因组合中，GSTM1 null和GSTT1 null组合在肺癌人群和对照人群间分布频率表现出显著性差异（P<0.05），OR值为2.42（95%CI=1.16-5.0），很可能构成云南人群中度肺癌危险因子。另外两个组合GSTM1null和GSTT1positive以及 GSTM1 positive和GSTT1 null在两个人群中分布频率均无显著性差异（P＞0.05），OR值分别为2.42（95%CI=0.77-7.63）和2.68（95%CI=0.62-11.53），均很可能构成云南人群中度肺癌危险因子。GSTM1和NAT1基因组合中，下面三个基因型组合在病例-对照人群分布频率均无显著性差异（P＞0.05），病因学关联分析OR值分别为GSTM1null和NAT1*10/*n组合：1.81（95%CI=0.72-4.54），可能构成云南人群中度肺癌危险因子；GSTM1null和NAT1*4/*4：0.47（95%CI=0.10-2.11），可能构成云南人群中度肺癌保护因子；<WP=7>* GSTM1positive和NAT1*10/*n：0.84（95%CI=0.31-22.59），很可能构成云南人群弱肺癌保护因子。* GSTT1和NAT1组合中，下面三个基因型组合在云南肺癌病例-对照人群中的分布频率均无显著性差异（P＞0.05），病因学关联分析OR分别为GSTT1null和NAT1*10/*n：1.84（95%CI=0.68-5.00），很可能构成云南人群中度肺癌危险因子；GSTT1null和NAT1*4/*4：0.80（95%CI=0.21-3.00），很可能构成云南人群弱肺癌保护因子；GSTT1positive和NAT1*10/*n：1.14（95%CI=0.19-6.77）很可能与云南人群肺癌危险无关。* GSTM1、GSTT1和NAT1组合中，下面七种基因型组合在云南肺癌人群和正常对照人群中的分布频率无显著性差异（P＞0.05），病因学关联分析OR值分别为GSTM1null、GSTT1 null和NAT1*10/*n组合：2.45（95%CI=0.02-263）；GSTM1null、GSTT1 positive和NAT1*10/*n：1.88（95%CI=0.0002-12160）；GSTM1null、GSTT1 positive
范素芳[9]2009年在《GST-π表达及活性变化对人肺癌细胞耐药的影响》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目的:通过分别检测依他尼酸(Ethacrynic acid,EA)作用下人肺腺癌SPCA-1、大细胞癌NCI-H-460、小细胞癌NCI-H-446细胞株中谷胱甘肽S转移酶-π(Glutathione S-transferasesπ,GST-π)的蛋白表达水平、酶活性及三种细胞在顺铂、阿霉素、VP-16三种化疗药物分别作用下的细胞生存率,来研究GST-π表达及活性的变化与三种肺癌细胞对该三种化疗药耐药的相关性。方法:将一定密度、生长状态良好的SPCA-1、NCI-H-460、NCI-H-446肺癌细胞,分别随机分为实验组(加入EA,浓度分别为60、80、100、160μmol/L,作用时间24h)和对照组,采用免疫荧光细胞化学方法检测各组细胞中GST-π的蛋白表达水平,采用紫外分光光度法检测GST-π酶活性。进一步通过MTT方法,分别检测实验组和对照组三种细胞,在顺铂、阿霉素、VP-16分别作用下的细胞生存率,并计算出细胞半数致死药物浓度IC50。采用SPSS11.5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结果:1.免疫荧光细胞化学方法检测结果,GST-π蛋白表达水平显示,SPCA-1及NCI-H-446细胞实验组的荧光强度明显弱于对照组,提示EA可以抑制SPCA-1、NCI-H-446细胞GST-π的表达,并且GST-π表达水平与EA具有一定的浓度依赖关系,随EA浓度增高表达逐渐减少,而NCI-H-460细胞实验组荧光强度较对照组未见明显变化, EA对NCI-H-460细胞GST-π的表达未见明显的抑制。2.紫外分光光度法检测GST-π酶活性结果显示,SPCA-1、NCI-H-460、NCI-H-446三种细胞对照组间GST-π酶活性未见显著差异,实验组较对照组GST-π酶活性抑制率分别为23.96%、30.80%、24.12%,三组细胞间酶活性抑制率未见显著差异。3.MTT法检测细胞生存率结果示:三种细胞对照组对顺铂的敏感性依次为,SPCA-1细胞株>NCI-H-446细胞株>NCI-H-460细胞株,并有显著统计学意义;NCI-H-460及NCI-H-446细胞较SPCA-1对阿霉素更加敏感,前两者的阿霉素IC50明显低于后者,并有显著统计意义;三种细胞株对VP-16的敏感性未见明显差别。NCI-H-446细胞在顺铂、阿霉素作用下,实验组与对照组相比,IC50均明显降低,并有显著统计学意义(P<0.05),实验组对化疗药更加敏感。SPCA-1细胞在顺铂、阿霉素作用下,实验组较对照组IC50减低,但无显著统计学意义。NCI-H-460在顺铂、阿霉素作用下,实验组与对照组IC50未见明显差别。三种细胞在VP-16作用下,实验组与对照组IC50均未见明显差别。结论:本实验研究结果表明:EA可以抑制SPCA-1、NCI-H-460、NCI-H-446肺癌细胞株GST-π活性,并能抑制SPCA-1、NCI-H-446细胞GST-π蛋白水平的表达。NCI-H-446细胞在EA作用下,对顺铂、阿霉素的IC50均降低,化疗敏感性增强。研究表明,降低GST-π表达及活性,可以提高NCI-H-446细胞对顺铂、阿霉素化疗的敏感性,也提示不同肺癌类型的患者,对化疗药物的敏感性各不相同,可采用其相关耐药蛋白的抑制剂来提高肿瘤化疗的敏感性,这一方法可为肺癌的化学治疗提供一个新方向。
李蕊[10]2012年在《GSTA1对结肠癌细胞增殖和凋亡的影响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神经酰胺是细胞内重要的脂质第二信使,可介导多种细胞生物学效应,其最主要的作用是抑制细胞的增殖和诱导细胞凋亡(包括肿瘤细胞)。鉴于神经酰胺可诱导肿瘤细胞凋亡的作用,增加内源性神经酰胺浓度或导入外源性类似物已成为肿瘤治疗研究的新靶点。研究证实外源性具有渗透性的神经酰胺类似物(C2-神经酰胺)可通过多种途径诱导HT-29、Lovo、HCT-116等结肠癌细胞的调亡,关于神经酰胺对Caco-2结肠癌细胞凋亡的影响未见报道。应用化疗药物是治疗结肠癌最常用的方法之一,但是化疗耐药性的产生常造成肿瘤治疗的失败。GSTs是一组多功能Ⅱ相药物代谢酶,它的过表达是导致癌细胞产生化疗耐药性的因素之一,肿瘤细胞可通过表达GSTs而保护自身免受抗肿瘤药物的损害,从而降低抗肿瘤药物疗效。有研究表明GSTs家族中GSTA的过表达与氮芥、蒽醌类抗肿瘤药物的耐药性密切相关,GSTA1是GSTA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亚型,因此对GSTA1表达调节及其在癌细胞中增殖和凋亡作用的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本研究以结肠癌细胞株Caco-2和HT-29为试验对象,检测了外源性C2-神经酰胺对两种结肠癌细胞系增殖和凋亡的影响,为后续的试验研究GSTA1在细胞增殖抑制和凋亡中的作用奠定了基础。本试验对结肠癌细胞不同生长时期GSTA1表达与活性进行了研究,检测了外源性C2-神经酰胺处理的结肠癌细胞中GSTA1表达与活性的变化。采用基因转染技术使GSTA1沉默或过表达,探讨GSTA1表达对神经酰胺引起的细胞增殖抑制和凋亡的影响,旨在揭示GSTA1能否保护结肠癌细胞免受由神经酰胺引起的增殖抑制和诱导凋亡,对于阐明GSTA1与结肠癌细胞增殖抑制、凋亡及化疗耐药性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研究结果可用于指导临床合理用药,提高抗肿瘤药物治疗效果和降低耐药性的产生。本研究采用MTS法检测外源性C2-神经酰胺对Caco-2和HT-29细胞增殖的影响,分别采用western blotting和real-time PCR技术检测激活型caspase-3蛋白和Bcl-2家族基因表达情况,以评价神经酰胺对细胞凋亡的影响。然后再以western blotting、real-time PCR和酶活性分析法分别检测两个细胞系不同生长时期GSTAl蛋白、mRNA表达与活性变化以及C2-神经酰胺处理对结肠癌细胞GSTA1蛋白、mRNA表达及活性的影响。采用基因转染的方法来双向验证GSTA1在整个过程的功能,一方面采用RNA干扰技术使Caco-2细胞中GSTA1沉默,检测GSTA1沉默对神经酰胺介导的细胞增殖和凋亡的影响。另一方面将含有GSTA1的质粒转染HT-29细胞,检测GSTA1过表达对神经酰胺介导的细胞增殖和凋亡的影响。外源性C2-神经酰胺对结肠癌细胞增殖影响的结果表明,随着神经酰胺浓度升高,两种结肠癌细胞的存活率逐渐降低。对结肠癌细胞凋亡影响的结果表明,神经酰胺不能诱导Caco-2细胞中激活型caspase-3蛋白的表达,同时抗凋亡基因Bcl-2和促凋亡基因BaxmRNA表达均无明显变化(P>0.05),而神经酰胺处理HT-29细胞后,与对照组相比较,处理组激活型caspase-3蛋白表达量增加7.142倍(P<0.01),Bcl-2mRNA表达降低0.466倍(P<0.001),BaxmRNA表达升高5.938倍(P<0.001)。对Caco-2和HT-29细胞不同生长时期GSTA1表达及活性检测的结果表明,Caco-2细胞中GSTA1蛋白、mRNA表达与活性随着细胞的汇合程度逐渐升高。与汇合前期相比较,汇合期GSTA1蛋白、mRNA及酶活性分别升高了1.888、3.018和1.994倍(P<0.05或P<0.01),在6d汇合后期GSTA1蛋白、mRNA及活性分别升高了2.988、7.135和6.508倍(P<0.001)。而HT-29细胞的各个生长时期均未检测到GSTA1蛋白和mRNA的表达。对外源性C2-神经酰胺处理的Caco-2和HT-29细胞中GSTA1表达及活性检测结果表明,神经酰胺处理的Caco-2细胞中GSTA1蛋白、mRNA表达及活性分别增加了1.850、3.093和1.764倍,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显著(p<0.01或p<0.001)。而神经酰胺处理HT-29细胞后,仍未能检测到GSTA1蛋白和mRNA的表达。采用western blotting方法确定转染剂Lipofectamine2000为3μl/mL、40nM siRNA、转染48h为最佳的siRNA转染条件。在此基础上研究GSTA1沉默对神经酰胺介导的Caco-2细胞增殖和凋亡的影响。结果显示,对照组、siRNA转染组和阴性对照组细胞存活率差异不显著(P>0.05)。神经酰胺处理后,3个组细胞存活率均降低,但各组间并无统计学差异(P>0.05)。对照组、siRNA转染组和阴性对照组均无激活型caspase-3蛋白表达,神经酰胺处理后,3个组的caspase-3蛋白也均未被激活。双酶切和序列测定表明本试验成功构建了重组真核表达载体GSTA1-pcDNA3.1/V5-His TOPO并将其瞬时转染至HT-29细胞中。采用western blotting方法确定转染剂Lipofectamine2000为3μl/mL、3μg质粒、转染48h为最佳的质粒转染条件。在此基础上研究GSTA1过表达对神经酰胺介导的HT-29细胞增殖和凋亡的影响。结果表明,对照组、质粒转染组和阴性对照组细胞存活率差异不显著(P>0.05),神经酰胺处理后,3个组细胞存活率均降低,但各组间并无统计学差异(P>0.05)。对照组、质粒转染组和阴性对照组均无激活型caspase-3蛋白表达,神经酰胺处理后,3个组的激活型caspase-3蛋白表达均增加,但各组间差异不显著(P>0.05)。外源性C2-神经酰胺可显著抑制Caco-2和HT-29结肠癌细胞的增殖,不能诱导Caco-2凋亡,但可诱导HT-29凋亡。Caco-2细胞中GSTA1蛋白、mRNA表达量与活性随细胞汇合程度逐渐增加,而HT-29细胞各生长时期中GSTA1表达量极低或不表达。外源性C2-神经酰胺处理的Caco-2细胞中GSTA1蛋白、mRNA表达量与活性显著升高,而神经酰胺处理的HT-29细胞仍然检测不到GSTA1的表达。基因转染试验证实了GSTA1的沉默或过表达对神经酰胺介导的结肠癌细胞增殖抑制和凋亡无影响,以上结果提示GSTA1不具有保护结肠癌细胞免受神经酰胺引起的增殖抑制和凋亡的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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