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后全球民族主义的多维思考_政治论文

冷战后全球民族主义的多维思考_政治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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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美苏对峙为特征的雅尔塔体制土崩瓦解后,世界性的民族主义浪潮随国际格局的裂变异军突起,形成与世界经济一体化趋势相悖离的股股浊流,强烈震荡与冲击着转换中的国际格局和重组中的国际关系。

民族主义作为集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多方面因素为一体,绞各种盘根错节矛盾为一鼎,容悠久历史与复杂现实于一味的令人颇感费解的复杂问题,任何单线思维模式都难以对冷战后民族主义浪潮形成较为全面的认识,任何简单武断的结论都无法涵盖五花八门、形形色色的民族主义形式。本文拟从经济学、政治学、文化学的角度对民族主义进行全方位的多维思考,并力求得出对认识冷战后民族主义狂潮成因及走向有所裨益的若干结论。

一、民族主义的经济学透视

民族主义作为伴随民族国家的产生和发展而出现并不断壮大、以实现民族利益为终极目标、以共同的文化积淀为归属指向、以共同的理想信念与价值观念为精神动力的政治思潮和实践运动,不但其形成有着深刻的经济根源,而且民族主义的弱化与消亡也将依赖于世界各国经济和整个世界经济的发展与繁荣。

第一,从全球范围看,世界经济生成的野性方式和国际经济旧秩序的存在是滋生民族主义的肥沃经济土壤。

世界市场的形成和发展是与西方资本——帝国主义争夺原料产地、商品销售市场和瓜分世界的殖民狂潮相伴随的血泪交融史,世界经济生成的野性方式直接缔造了主宰世界经济达数世纪之久的国际经济旧秩序。尽管战前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和战后的发展中国家为消除它付出了数代人的沉重代价,但国际经济旧秩序仍然以其深刻的历史惰性操纵着世界经济格局和国际经济关系。国际经贸关系中严重不平等现象与剥削现象的存在、经济强国对弱小国家经济的操纵都构成了刺激民族主义情绪的经济动因。第三世界成为民族主义浪潮泛滥的多发地带,与其所遭受的最为深重的经济剥削和经济控制及其由此导致的经济贫穷密切相关,民族经济独立的目标性追求仍是刺激民族主义发展的深刻历史动力。即便是发达国家内部,由于经济不平等所导致的民族情绪高涨乃至形成民族主义的现象也大量存在。民族利益的非从属性和排他性、民族国家主权的至高无上性和国际经济旧秩序存在的客观性仍将是影响冷战后民族主义的重要因素。

第二,多民族国家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和民族经济政策的不合理性,是冷战后民族主义浪潮的重要历史成因。

有关资料表明,如果以人口90%以上属于同一文化民族的标准确立民族国家的话,当今世界近190个国家中不到1/10 的国家属于民族国家,其中多数位于西欧,而其余九成以上的国家都是多民族国家。由于历史发展水平和人为因素所致,民族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乃至民族经济政策的不合理性几乎程度不同地存在于各多民族国家之中,并构成了诱发民族主义的重要因素。例如,前苏联境内的层出不穷、并对苏联解体产生深刻影响的民族问题,莫不与此相关。在前南斯拉夫,经济发展迅速的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抱怨对落后地区支持太多影响了自身的发展,经济发展缓慢的黑山等共和国却对发达地区的经济剥削不满,各民族共和国之间的矛盾不断激化最终导致了南斯拉夫联邦的解体。印度旁遮普邦的独立要求和印度教徒与穆斯林教徒的种族冲突与长期以来经济发展不平衡和民族经济政策的不合理性密切相关。

第三,第三世界的经济贫穷、落后和封闭是孕育极端民族主义的温床。

纵观冷战后的民族主义狂潮,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贫穷和落后的第三世界地区构成了冷战后综合后遗症——民族冲突和宗教狂热泛滥的震荡带,其根本原因之一即在于第三世界经济落后、贫穷和封闭及由此导致的社会动荡。由于殖民痼疾所致的畸形经济结构难以改变,由于民族主义政治领袖推行的社会经济发展战略屡屡受挫,由于根深蒂固的封建积习难以根除,由于在国际经济关系中对西方的依赖难以摆脱,使得经济凋敝、经济发展严重失衡、经济结构封闭、人民生活极端痛苦、社会分配不均、贫富分化悬殊,构成了许多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典型特征。贫穷、落后和封闭不仅是政治上孕育专制独裁的肥沃土壤,而且是滋生极端民族主义的温床。第三世界国家多为民族、种族成分比较复杂的国家,民族集团和种族群体构成社会中的重要政治单位。对有限财富的争夺必然以一定的分野标志形成不同的利益集团。以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共同精神文化、共同归属意识为特征的民族、种族、部族、宗教团体必然成为不同利益集团的客观载体,并在民族偏见、种族仇视和宗教歧异的支配下,毫不犹豫地以极端残忍的冷酷无情的方式争夺人类赖以生存的土地、资源、商品、就业机会等经济财富。灾难深重的阿富汗内战、苏丹种族冲突、索马里部族骚乱、尼日利亚民族冲突、卢旺达种族战争莫不与其令人发指的经济贫穷与困顿休戚相关。而第三世界许多国家封闭落后的经济体制和保守的经济意识则使他们对任何异域的现代化思想及模式充满敌意。世界经济一体化和全球的现代化趋势又无情地将第三世界国家裹挟进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对难以摆脱经济落后、对现代化进程无所适从、对传统社会的深深留恋等痛苦迷惘的复杂心态往往外化为一种为民族情绪和宗教狂热所左右的极端民族主义形式。

结论之一:冷战后的民族主义浪潮有其深刻的经济根源,其弱化和消除也将深深依赖于世界经济和世界各国经济的繁荣和发展。

首先,消除国际经济旧秩序是弱化和消除民族主义的必由之路。国际经济旧秩序的存在,是刺激民族主义产生的重要根源。因此消除以不合理的国际分工体系、国际贸易体系和国际金融体系为内容的国际经济旧秩序,实现各国对资源开发的有效控制权,确立经济模式和发展战略的自由选择权,参与国际经济事务的平等权,建立公正平等的市场准入原则和对等的信息公开机制,对世界经济的商品、贸易、资金、债务、货币、金融等重要领域进行必要的调整和改革,最终通过确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创造有利于弱化和根除民族主义的良好经济环境,是解决至关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全球性民族主义问题的必由之路。

其次,继续推动南北对话,缩小乃至消除南北经济差别,实现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繁荣是消除民族主义的必要途径。随冷战的结束,南北对话陷于搁置,使得南北经济差距更加悬殊。面对民族主义泛滥导致的地区冲突,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把经济制裁、武力干预、通过联合国进驻维和部队等手段作为处理冷战后民族冲突的灵丹妙药,而对继续推进旨在消除南北差别、繁荣世界经济的南北对话态度冷漠乃至淡忘殆尽。以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为组织机制的国际干预只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短期应急之举。国际社会只有在进行国际干预的同时,以坦诚平等之态度不断推进南北对话,实现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繁荣,不断缩小南北经济差别,才有助于民族主义的弱化和根除,倘若南方的贫困持续深化和加剧,必将刺激极端民族主义以更强劲的烈度不断发作,并导致国际社会的持续动荡而直接威胁包括西方在内的世界经济的繁荣,阻碍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

最后,对于世界范围内广泛的多民族国家而言,政府面对民族矛盾与族际冲突的挑战,必须采取果断的措施,建立平衡民族经济利益的调节机制,推行平等的民族经济政策,加速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在各民族经济繁荣的基础上促进民族融和的历史进程,消除导致民族矛盾的重要经济根源。

二、对民族主义的政治学思考

冷战后民族主义浪潮的泛滥不但与国际政治旧秩序下殖民主义、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密切相关,而且与以两极格局为特征的雅尔塔体制的瓦解不无关系。既与民族和国家两个范畴关系的复杂化有难以割舍的关系,又与多民族国家的政治体制构架和政治参与机制密不可分,因此对民族主义进行政治学思考无疑有助于加深对冷战后民族主义的全面认识。

第一,从国际政治的角度看,近现代国际关系中的殖民主义、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是导致冷战后民族主义泛滥的深刻历史根源。

近现代以来,西方资本—帝国主义和战后作为超级大国之一的苏联在国际关系中不断推行殖民主义、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力图把落后的国家和地区纳入自己霸权政治的战略轨道,或对民族主义起推波助澜的作用,或深埋民族矛盾和民族仇视的历史祸根,或严重刺激民族对立和反抗之情绪,这一切都埋下这些地区冷战后民族矛盾激化、民族冲突迭起的历史祸根。

第二,从国际格局的角度看,国际政治格局的裂变和国际约束制衡机制的散落为冷战后民族主义浪潮的兴起提供了历史契机。

冷战后尤其是苏联的解体使得东西方意识形态矛盾的制衡效用和美苏两极对峙的政治高压下形成的国际约束机制同时瓦解,为两极格局抑制的民族矛盾、种族对立、宗教纷争、历史积怨和边界矛盾突出,力图填补苏联瓦解后部分地区权力真空的地区霸权主义重新抬头,使得民族主义以对以往意识形态约束和政治高压的历史反动的极端形式爆发。雅尔塔体制的瓦解使貌似胜利的西方也在很多地区失去了控制力,国际格局的转换和国际秩序的重组中出现的历史间隙恰恰为民族主义以冷战综合后遗症的形式频频发作提供了历史契机。

第三,民族和国家关系的复杂化是导致冷战后民族矛盾错综复杂、民族主义百态千姿的重要原因。

当人类社会走出蒙昧野蛮的远古荒原,尤其是进入近代以后,国家构成了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政治载体。但是,民族追求独立建立单一民族国家、多民族互相融和形成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大民族通过文化同化建立主体民族国家、民族沙文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以及殖民主义通过军事征服和政治强制建立多民族国家的纵横交错的复杂历史形成了民族分布与国家构成的复杂关系。既有民族与国民基本重合的单一民族国家(如西欧的少数国家),又有同一民族分布于多个国家的情况(如中东的库尔德人和东欧的许多民族);既有通过民族兼并和蚕食鲸吞人为形成的多民族国家中的众多民族(如前苏联境内的众多民族),又有处于流亡、颠波和抗争中的无国家民族(吉普赛人、以色列建国前的犹太人、追求民族独立的巴勒斯坦人),还有先进的移民民族与土著人混居的民族分布(如美洲的白人和印第安人)。民族分布与国家构成的复杂性、各民族历史发展进程的差异性和非历史同步性,形成了全球范围内色彩斑澜的民族画卷。在政治国家内,政治权力的分配偏向、经济发展和资源配置的不平衡、阶层结构倾斜、语言、宗教等文化政策的不合理,形成一种复杂的合力,并以民族纷争的形式对许多多民族国家原有的政治系统产生强烈的振荡与冲击。处于无国家状态和被征服而分布于不同国家的民族,随民族意识的觉醒及民族情绪的不断高涨,结成以建立民族国家为终极目标的民族主义组织,日益要求成为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中的独立政治实体。因此,国际社会中政治单位的不平衡发展是民族主义加剧的重要原因。

第四,多民族国家中少数民族政治权利保障机制的薄弱和少数民族参政机制的空乏是刺激民族主义发作的重要原因。

任何政治系统的稳定性和合法性都依赖于其能够为各种合法政治主体提供政治权利的保障机制和进行政治活动的参与机制,尤其是,随着人类文明程度的提高,采用非武力方式扩大政治单位的规模和政治的民主化进程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趋势的条件下,漠视民族政治权利作为不同文化价值观的合理性,否定民族作为重要政治主体和利益集团的政治地位,势必导致许多多民族国家民族问题丛生和民族主义泛滥的历史恶果。

在固守君主制、酋长制的封建专制国家和军人专政的独裁国家里,少数民族的政治权利和参政机制当然无从谈起。即使采用西方现代民主制度的国家,由于其照搬的是产生于西欧的民主政体,而西欧国家多为单一民族国家,其政治制度是对个体权利、政党权利、社团权利认可的代议制民主,它不可能包容民族单位的政治权利和政治地位,导致许多现代民族主义国家以政党政治为基础的现实政治结构没有给民族政治要求留出应有的空间,堵塞了民族作为经济、政治、文化实体和利益集团的参政渠道,而政治性的国家与文化性的民族又绝难重合,民族问题的滋生和民族主义的泛滥也就不足为怪了。

结论之二:消除国际政治旧秩序,根除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疏通确保民族政治权利的参政渠道,是解决民族问题的根本出路之一。

从国际政治的角度看,以帝国主义、殖民主义、霸权主义为特征的国际政治旧秩序的存在,使得强权政治肆意横行于国际社会。国际间民族压迫、民族歧视、民族侵略等现象的存在,是刺激民族主义的重要根源。因此,构筑国际政治新秩序,实现世界范围内的民族平等,真正赋予每一个无论人数多少、力量强弱的民族以生存权和民族自决权,创造根除民族主义的国际政治环境,是国际社会义不容辞的责任。“一切民族压迫都势必引起广大人民群众的反抗,而被压迫民族的一切反抗趋势,都是民族起义”。〔1〕

从许多多民族国家的实际情况看,对少数民族政治权利的剥夺、民族作为重要政治实体和利益集团参政渠道的堵塞,构成了诱发民族主义的重要因素。从民族发展进程看,任何民族的产生、发展都是一个历史性的自然过程,任何人为中断民族自然发展进程和凭借权力对民族进行强制性同化的做法,尤其是对少数民族政治权利的践踏,都势必导致民族矛盾的激化。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多民族国家的政治体制必须处理好国家政治体制一体化与民族发展多元化的关系,调整和改革现行的政治制度,适应不同民族共居所不可避免的多元一体化趋势,建立起能够实现民族政治权利的政治体制。

三、民族主义的文化学反思

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作为人类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之总和的文化总是以一定的民族为载体的,民族主义的复杂性之一就在于民族问题是具有丰富文化内涵的综合性问题,对民族主义进行文化学反思是正确认识全球性民族主义浪潮无法回避的问题。

第一,不同民族文化间的歧异和民族文化的强烈历史认同意识在一定的条件下是诱发和加剧民族冲突的重要因素。

由于社会历史发展进程及民族生存环境的差异性,各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文化体系。文化歧异即文化的民族性不仅根源于对自然、对社会、对人类的不同认识,积淀于民族的思想意识、价值观念、精神信仰、行为方式和理想追求之中,而且外化为不同的经济生活、语言艺术、生活习惯、风土人情、建筑风格等文化符号。民族文化以其神圣的精神原则孕育了民族的灵魂,以其鲜明的文化符号形成了坚硬的民族外衣,并由此浇铸出民族的强烈历史认同意识,使得任何民族文化与异族文化接触时,均以自己所认同的文化标准作为文化的价值尺度,而当这种价值受到冲击和面临威胁时,就会引起一个民族感情的冲突、民族矛盾的对立乃至民族冲突的爆发。当今世界上许多民族问题的出现都与民族文化之间的差异和冲突有重要的关系,其根本原因之一就在于人们所认同的文化与民族的一致性,文化的命运在某种程度上同民族的命运息息相关。

历史和现实中的极端民族主义、种族主义、民族利己主义、民族沙文主义和民族孤立主义无不与民族的历史认同意识和强烈的排他意识密切相关。异质民族文化之间的歧异与政治权力、经济利益、边界争端、历史积怨纠集在一起,形成了民族主义这个令人费解的怪圈,并直接参与了涂炭人类的民族冲突。国际社会中的阿以冲突、伊斯兰与西方的冲突、印巴冲突、两伊战争、纳卡冲突、波黑战乱无不具有浓重的文化色彩。

第二,世界的近现代历史进程是与文化的碰撞、冲突和交融相伴随的痛苦进程,作为现代化代表的西方文明与非西方国家民族传统文化的冲突是导致以传统回归为形式的民族主义的重要原因。

近代以来,西方社会经历了宗教改革、文艺复兴、资产阶级革命和工业革命等历史巨变,基本上完成了社会的现代化历史使命。伴随西方资本——帝国主义的海外殖民扩张,西方的政治文化、思想观念、生活方式无情地瓦解着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超稳定的封建社会结构。历史上一次内容最深刻、范围最广泛、卷入民族最多的文化冲突也随之全面展开。落后国家不仅对侵犯其主权、瓜分其领土的西方国家的政治压迫、经济剥削和军事侵略进行不懈的反击,而且对西方文化深恶痛绝,他们无不打起民族文化的旗帜,以具有强烈感召力和凝聚力的民族文化反击西方的文化侵蚀。

战后以来,大部分民族独立国家具有先进思想的民族资产阶级,进行了种种现代化改革的历史尝试。但除少数国家取得成功之外,多数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受挫,与之相伴随的传统政治范式失落、经济发展衰敝、民族文化传统式微、伦理道德失范,严重刺激了民族情绪。许多国家把民族的落后和社会的腐败混乱归咎于外来文化的侵蚀和传统文化的失落,主张以民族文化传统净化社会。席卷伊斯兰世界的伊斯兰复兴浪潮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活动即是其鲜明的例证。

第三,植根于民族文化的民族心理、民族意识、民族感情极易衍生民族偏见、民族歧视、民族仇恨等偏执的民族情绪,构成民族主义复杂性、深刻性、持久性、顽固性的重要因素。

为民族文化陶铸孕育的民族心理、民族意识和民族情感是构成维持民族自尊和民族自豪感、激发民族精神的内在机制。但一旦出现偏差,又会以民族偏见、民族歧视、民族仇恨等偏执形式导致极端民族主义。以民族群体为归属指向,以民族文化为承载体的民族心理、民族意识和民族情感具有敏感性、排他性、持久性、神圣性等特点。过于强大的民族极易在唯我独尊的民族沙文主义和文化中心主义的支配下,对其他民族进行穷兵黩武的民族征服。而被征服民族必将对其进行不懈的抗争并由此导致民族冲突。近代以来德意志日尔曼民族、沙皇俄国的俄罗斯民族、日本的大和民族发动的对外侵略战争均与其沙文主义的民族优越意识有重要关系。而弱小民族则极易萌生文化本位主义和民族排外情绪,对一切异域民族和其文化充满不分是非曲直的敌意和排斥,抗拒现代化的历史潮流,并在合适的社会土壤中形成强烈的民族主义。第三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的民族主义均与之有难以割舍的关系。

结论之三:不同民族文化之间在民族平等基础上的文化交流、文化认同和文化融和是淡化和消释民族主义的必由之路。但这将是一个以各民族经济一体化和政治民主化相伴随的漫长痛苦的历史进程。民族主义作为国际社会广泛存在的特殊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现象,仍将以其特有的方式影响和作用于冷战后的国际社会。(1995年5月稿)

注释:

〔1〕《列宁全集》第23卷第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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