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南北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全球化论文,关系论文,背景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14.44,F113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8-4479(2001)04-0036-08
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经济全球化，使出现于二战之后的南北关系问题显得更加突出。贸易、生产、资本及金融领域内的国际化构筑了世界经济的一体化，然而这个世界经济大舞台上演的似乎并不是一场双赢的游戏：国际竞争的张力使北方国家内的经济自由与政治民主日渐分离，面对失业剧增而福利锐减的现实，北方指责南方国家的“社会倾销”和“生态倾销”（注：“社会倾销”又称“劳工倾销”，即发达国家认为发展中国家通过维持较低的劳工标准（通常未达到国际劳工组织(ILO)规定的核心标准，如禁用童工与强制劳动力、公平工资、非歧视待遇、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及集体谈判和结社自由等的最低标准）的手段保证出口商品的较低成本从而取得国际贸易中的竞争优势的行为构成不公平的贸易倾销。“生态倾销”的指责则主要关注发展中国家以较低的环保标准来取得国际竞争中的优势。），认为这是一种“倒退的竞争”(race-the-bottom)（注：有人称之为“竞争者竞相跑向低洼处”，主要指这样一种状况：尽管北方国家中的劳动条件和工人待遇比南方国家优越，但南北间的国际贸易和资本外逃造成的失业压力，使北方工人不得不接受较低的劳动条件和待遇，从而造成全球范围内的劳动标准逐步向低水平看齐的趋势。）；南方国家在奋力融入全球经济一体化潮流的同时，又对世界经济体系中所处的“外围”或“边缘”地位感到不满，并为这种地位的锁定而深深忧虑。现实表明，经济全球化空间强化了南北国家之间的竞争强度并扩展了竞争范围。二战以来，在经济学、政治经济学、社会学等研究领域内产生了关于南北关系尤其是南方国家不发达问题的诸多论说。纵观这些理论有一点是显而易见的，即它们大多以南北关系的竞争层面而为分析视角。
本文试图结合20世纪70年代以来全球化背景下的南北关系的现实，对以往理论进行某种程度的反思。作者主要关注这样两个问题：其一，以往理论所关注的南北关系中的竞争层面是否能够反映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南北关系的全貌？其二，以往理论所使用的二元对立式的结构主义的分析框架面对全球化的现实是否依然适用？
同时笔者认为，面对中国即将加入WTO并与全球经济体系全面接轨的现实，探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南北关系，对于促进中国在国际经济政治领域内的合作与竞争也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一、理论回顾——从现代化理论到世界体系理论
1.西方现代化理论与结构主义发展理论
20世纪60年代以来，现代化研究或发展研究逐渐成为西方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领域。该研究以二战后处于激烈社会变革中的第三世界欠发达国家为研究对象，在对比西方发达国家与第三世界欠发达国家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特点的基础上，探讨后者向前者过渡的途径与策略。
西方的现代化理论是基于一种自然主义的历史观，即历史是朝一定方向发展的，先进与落后处于同一时间序列，而落后社会与先进社会相比处于一种劣势。在研究的方法论上，西方现代化理论则援用了以生物体自我增殖为原理的系统论概念和重视组织分化过程的结构功能主义。在此历史观与方法论的基础上，包括布莱克、英克尔斯、艾森斯塔特、内特尔在内的许多学者都将现代化理解为一种过程与产物的复合体，它描述了产生于西方、历时近三百年的技术、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社会变革的过程与成果。在知识领域，现代化强调人的理性态度的成长，对此布莱克曾指出“这种理性的态度便是现代化的实质过程，它认为是自然的、社会的以及心理的现象都受法则的支配，具有统一性的因果关系，并能为人所知，因而可以由人类的理性来支配调节”（布莱克，1966）。在社会结构层面，现代化是对“个人行动与制度结构的高度分化与专门化”（艾森斯塔特，1966），意味着“社会有能力发展起一种制度结构，它能适应不断变化的问题与要求”（内特尔、罗兰·罗伯逊，1968）。就经济而言，现代化的主要特征表现为：使用非生物性动力，以工商业、服务业为主导产业，专业产业分工发达及日益增长的工业化等方面。在政治层面，现代化主要表现为民主化。
在探讨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追赶”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途径与策略时，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各学科的研究都受到自然主义历史观和结构功能主义方法论的全面影响。在经济学领域，W·W·罗斯托作为现代化理论的开创者之一，提出了“传统社会——起飞准备期——起飞——向成熟过渡——高额大众消费时代”的现代化模式，他把传统社会向高额大众消费时代的社会变迁过程看作是一种线性的连续。在社会学领域，T·帕森斯和M·J·列维等社会学家将结构功能主义的分析方法运用于现代化研究。帕森斯以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的二分法设定了五组模式变项，强调传统社会迈向现代社会需要向价值中立转移。列维则认为现代化必然伴随着社会功能的分化。在政治学领域，伊斯顿为代表的政治体系理论，以生物体的自我增殖原理为前提，提出传统社会可以通过自我增殖走向现代社会的模式，从而体现了由传统到现代的单线连续性。尽管S·P·亨延顿的“差距假说”反映了政治现代化的多样性、复杂性，但其理论范式仍处于“连续模式”的框架之内。
2.激进的“不发达政治经济学”
作为以欧美为中心的发展理论如新古典发展理论、现代化理论的批判者，该理论流派出现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它的独特之处在于，把欠发达国家特有的“依附现象”、“不发达发展”和摆脱依附状况的出路等问题放在帝国主义理论的总框架及资本主义体系的总背景下加以考察。该流派的代表人物及其观点主要表现为：巴兰及阿明的不发达的政治经济学；普雷维什的中心—外围体系论；弗兰克的不发达的发展论；多斯·桑托斯的新依附理论；卡尔多索的联系性依附发展理论以及伊曼纽尔的不平等交换理论。
尽管激进的“不发达政治经济学”内部派别林立、论战纷繁，但就依附理论而言其基本观点大体一致，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以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社会经济关系，尤其是后者受内外因素制约而产生的依附状况及摆脱依附、自主发展的途径为研究对象；其次，对依附概念及其表现形式达成共识：依附是这样一种情况，即一些国家的经济受制于它所依附的另一国经济的发展和扩张，两个或更多国家间在经济上存在相互依赖的关系，但结果是统治国获得了扩展与加强，而依附国只是这种扩展的反映，从而导致依附国的落后与受剥削的局面；其三，依附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物，即中心—外围的对立模式以及外围国家内的城乡二元结构是处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或格局之中的；其四，反对照搬中心国家发展模式，认为应据自身历史经济和现实情况来制定经济发展战略、模式与政策，其中以“停滞论”、“脱钩论”为较为激进的观点。
3.世界体系理论
该理论的创始人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吸收借鉴了依附论的概念、范畴和世界体系的观点，但突破了前者以“国家”为“分析单位”，将世界体系静态地理解为中心—外围的二元结构的界限性。他以“世界”作为分析单位，以一种总体的、历史的、动态的分析方法来剖析世界体系这一存在内在联系的自我调节的社会有机体。沃勒斯坦区分了世界体系的三种历史形态：其一，“互惠的小体系”，即自给自足的不存在剩余和剥削的氏族社会；其二，“再分配的世界帝国”，即国家诉诸政治权力并以纳贡形式从直接生产者手中掠夺剩余的体系；其三，“现代世界体系”，即利用国际分工和不平等交换机制把剩余从外围向中心转移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沃勒斯坦分析的基本命题是拥有内部经济循环的庞大帝国如何向一个处于全球化经济体系框架内的民族国家体系过渡。作为激进的新马克思主义者，沃勒斯坦反对现代化理论所指示的外围上升为中心的追赶型路线(Catching-up-Line)。他认为，当代世界体系正因为克服经济停滞的机制失灵而陷入深刻的危机，由此，他主张建立作为“反体系运动”的产物的“社会主义世界政府”(Socialist World Government)。
通过理论回顾我们发现，在现代化理论—依附论—世界体系论的理论演进过程中，存在着明显的扬弃关系。流行于20世纪50-60年代的现代化理论，由于以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社会进化论为理论基石、信奉机械的社会发展单线论、主张不发达国家走全盘西化的发展道路而遭到依附理论的尖锐批判。而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的依附论又因为其分析视角的偏狭而陷入外部因素决定论的理论陷阱，它一味强调不发达的外部原因，即国与国之间的中心—外围依附关系，其发展模式自然陷入不发达发展的停滞或宿命论，甚至提出忽视可行性的“脱钩论”。20世纪70年代中期崛起的世界体系理论固然是对依附论的一种扬弃发展，但其理理论分析与政策建议也远远不能满足对现实的解释和改造需求。如果正如许多学者所认为的那样，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经济全球化是一种全新的世界图景而非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史的一个新的阶段，那么世界体系理论将世界经济体系等同于资本主义经济的理论框架的现实解释力就面临着全面的挑战。
二、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南北关系的现实
1.国际投资领域
资本国际化是经济全球化的主要动力源，它主要表现为跨国公司的国际直接投资。由于实力雄厚的跨国公司主要集中在发达国家（注：1998年美国《财富》杂志评出的全球500家大公司，95%都集中在美、日、德、法、英等国家，参见唐任伍，“全球一体化”的神化，发展中国家的陷阱，《世界经济与政治》，1998年第12期，第14-19页，北京。），而国际直接投资在南北国家间的分布也是极不均衡的。在国际投资流出与流入的两个方面，发达国家都占绝对优势地位。据1995年的联合国《世界投资报告》公布的数据，就流出而言，发达国家占世界总投资额的比例，80年代平均为94.2%，1990年为93%，1994年有所下降，但仍占85.2%；就流入而言，发达国家也一直占据主导份额，80年代平均为78.4%，1990年为83.5%，1994年仍60%（注：参见盛昊云，1999，“全球化：社会主义的新课题”，《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沪）》1999年第4期，第10-14页。）。国际投资基本上形成了以发达国家为核心的三大区域性国际投资圈，即以德国为中心的欧洲圈，以美国为中心的美洲圈和以日本为中心的亚洲圈（注：参见柳剑平，1999，“跨国公司直接投资的新特点及其对国际经济关系发展的影响”，《经济评论》，1999年第1期，第101-102页。）。与发达国家主导地位相对应的是部分发展中国家（中东、南亚及非洲大部分地区）在国际投资中的“边缘化”趋势。从外资流入额占GDP的比重来看，中东、北非地区由20世纪80年代初的1.0%降至90年代初的0.25%，而撒哈拉南部非洲由0.3%降至0.15%，南亚地区由0.5%降至0.1%（注：《世界银行政策与研究公报》，《经济一体化及其增长中的不均衡》，1996年4-6月，第7卷第2期。）。
虽然发达国家在国际投资中处于主导地位，但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的跨国公司迅速增加，在国际投资流出和流入两个方面都呈明显上升的趋势。据《1997年世界投资报告》公布的数据，1996年全球对外直接投资的流出总额为3470亿美元，发展中国家的投资流出额为510亿美元，占全球流出总额的19.6%；全球对外直接投资的流入总额为3490亿美元，发展中国家的投资流入额为1290亿美元，占全球流入总额的37%。尤其值得一提的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流出与流入的增长速度远远超过发达国家，这就是发达国家人们所忧虑的“资本外逃”现象。1990-1996年，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流入量的年均增长率为32.7%，而发达国家仅为11%；同期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流出量的年均增长率为41%，而发达国家仅为13.3%。
2.国际贸易领域
二战后，国际贸易一直是世界经济增长的强大助推器。20世纪80年代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倡导的自由化原则在全球得到了充分的贯彻。国际贸易的增长速度超过了历史上任何时期。据世界银行估计，1985-1994年10年间，国际贸易在世界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的年均增长率为1.2%，比前十年（1975-1984年）的0.3%快3倍（注：参见李琮，1996，“经济全球化的新发展”，《世界经济》，1996年第11期，第5页。）。但分析全球贸易的结构会发现，目前发达国家在世界贸易中仍居中心地位，它们占据了世界对外贸易总额的60%以上。而发展中国家的对外贸易额在70-90年代经历了大起大落，即70年代达到世界贸易总额的1/3，80年代降至1/5，90年代有所回升，基本达到了70年代的水平。
世界贸易总额中有南北国家所占份额及增长率的差异不仅历史的产物而且是现实竞争的结果。不断强化的竞争使得南北之间关于“公平贸易”和“自由贸易”的争论愈加突显出来。北方国家迫于国内就业、绿党环保运动以及国内消费者运动的种种压力，指责南方国家以牺牲生态环境、过度利用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的方式在国际贸易中进行“社会倾销”和“生态倾销”，认为这是一种“竞相跑向低洼处”(race-to-the-bottom)的倒退的竞争，主张发展中国家在遵守国际通行的劳工标准（注：主要以国际劳工组织先后通过的以下几项公约为核心内容：自由结社和保护组织工会的条约（1948年，NO.100）；组织工会进行集体谈判的条约（1946年，NO.89）；平等报酬条约（1951年，NO.100）；废止强制劳动条约（1951年，NO.105）；（雇佣与职业中的）无歧视条约（1950年，NO.111）；禁用童工的条约（1973年，NO.138）。See,"What are international labor standards?"http://www.ilo.org.Nov.20,1996.）及环保标准（注：1994年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公布了"ISO 14000"的环境管理条款，为环境保护及其监测与评估提供了一套系统化的标准与程序。此外，世界贸易组织(WTO)也通过了一系列有关环保的“绿色条款”。）的前提下进行公平竞争。作为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坚决支持者和实践者，发展中国家则认为发达国家不考虑各国的历史传统、文化特性的差异而要求在国际贸易竞争中遵守统一的劳工标准、环保标准是不切实际的，认为“公平贸易”的主张实际上是一种乔装改扮的贸易保护主义，其真正意图在于固化发展中国家的边缘地位，保持发达国家自身的优势地位。
南北之间关于“自由贸易”与“公平贸易”的争论集中反映在两者关于“社会条款”(social clause)的立场与看法分歧之上。社会条款一般是指国际贸易协议中有关最低劳工标准的条款。它以国际劳工组织的核心条约为基础，一般包括自由结社、集体谈判、杜绝强制劳动、禁止童工、免受歧视、取得平等报酬等基本劳工权利。目前它已广泛存在于一些单边、双边和多边贸易协定中，有人建议将其引入世贸组织(WTO)的国际协定中。从乌拉圭回合谈判到WTO的西雅图会议，社会条款的制定与实施始终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以美欧为主的发达国家一方面对低劳工标准国家的产品设置单边贸易壁垒，另一方面主张在WTO框架体系内制定各成员方均遵守的“最低劳工标准”，并对违规方实施贸易制裁，作为对立方，以印度、巴基斯坦、印尼为主的发展中国家则认为发达国家的主张实际是为削弱南方国家在国际贸易中的比较优势而实施贸易保护主义。南方国家有的学者还从“社会倾销”的误导性、生产加工方法(PPMS)的问题、国内劳工标准的域外适用、“例外条款”及“社会标签”(social labeling)等几方面分析了发达国家实施单边劳工贸易壁垒的不合理性（缪剑文，1998）。另外，许多学者从世界贸易组织的宗旨和权限角度出发对将劳工标准置于WTO框架之下的合理性与可行性提出了质疑（注：See,"The Social Clause:will it work for workers?""What rights are in a social clause?"Asian Labor Update,Issue 20,1996.）。此外，有的学者认为不能将南北之间关于贸易政策的争论简单归于经济利益的冲突，而同时也应从国家间在社会规范及社会制度上存在冲突的角度来考虑问题。
3.全球性生产体系
生产领域内的全球化与跨国公司的全球经济活动密切相关。目前全球约有4.45万家跨国公司，其设在境外的分支机构多达27.6万家（注：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1997年世界投资报告：跨国公司，市场结构与竞争政策》。）。跨国公司通过直接投资、许可、分包及特许等多种生产与服务的组织方式，建立起一个没有国界的全球性生产体系。然而，在这个全球性生产体系中南北国家的参与地位呈现出不均衡的分布。从下面列出的这个图表中我们可以看出，在以“分包和转包制度”(contracting & subcontracting system)为基础建立起来的跨国公司全球性生产体系中，南北国家的参与地位是极不均衡的（注：该表所显示的契约角色与国家类型间的联系不具有绝对意义，因为90年代以来一些发展中国家的跨国公司也已跻身百强行列。如韩国大宇公司在全球跨国公司中排名52位，委内瑞拉石油公司排名88位。参见《1999年世界投资报告》。）。
国家类型 （北方国家）
（新兴工业化国家） 南方欠发达国家
（欧美发达国家） （亚洲四小龙、巴
西、墨西哥等国）
国际生产性 发包商
承包商或分包商
生产者
契约中的角 （大型跨国公
（生产性投资公
（出口加工区）
色 司）
司）
分工与职责 产品设计与销售
投资与管理生产加工产品
由于在全球性生产体系中扮演的角色不同，来自不同国家类型的参与者的地位与利益格局也表现出极大的不均衡性，而这种不均衡性主要表现在决策权和利润分配两方面。这里以耐克(Nike)运动鞋的价值链来反映耐克公司全球性生产体系中利润分配上的不均衡性。
“一双运动鞋何以价值70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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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自《华盛顿邮报》1995.3.3）
生产性工人工资2.75美元
原材料9.00美元
租金与设备
3.00美元
供应商的经营利润
1.75美元
税收 3.00美元
船运运费
0.50美元
Nike承担的成本20.00美元
研究与开发
0.25美元
促销与广告
4.00美元
分销与管理
5.00美元
Nike's的经营利润
6.25美元
零售商承担的成本
35.50美元
零售商的租金 9.00美元
人员开支
9.50美元
其他 7.00美元
零商的经营利润9.00美元
消费者承担的成本
70.00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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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克运动鞋的价值链仅仅反映了劳动密集型产业中的跨国公司全球性生产体系中同参与者之间的利益差异，而在技术密集型产业中这种差异势必更加明显。
从前面的理论回顾中我们可以看出，南北之间在世界经济体系中地位与利益格局上的不均衡与不平等并不是新事物，对此“依附论”早就有所论及。所不同的是，“依附论”关注的主要是国际贸易领域内民族国家之间的不均衡与不平等，而目前的现实是跨国公司逐步替代主权国家成为全球性生产体系建构者，以往国与国之间的不均衡、不平等关系转化为跨国公司全球性生产体系中契约角色之间的不均衡与不平等。
对于这种以跨国公司为主导的全球性生产体系，国外有的学者是从“工业范式”的角度来研究的，他们将其称为“福特主义的全球化”。目前无论是北方国家内部的福特主义还是吸纳了南方国家加入的全球福特主义都面临着深刻的危机，这种危机不仅反映出南方和北方国家各自面临的问题，而且也折射出南北之间存在的矛盾。
对福特主义的理解存在较为一致的看法，如阿兰·利皮茨认为，作为劳动组织（或工业范式）的一般原则，福特主义可以称为泰勒制加机械化；约阿吉姆·希尔施指出：福特主义形态以一种集约式资本主义积累战略为基础，这种战略基本上依靠对劳动过程按泰勒制重新组织。作为一种工业范式，福特主义兴起于20世纪30年代并在60年代创造了西方经济的繁荣，但在70年代就面临着深刻的危机。危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劳动协议使雇佣关系和工资水平“刚性化”；国家干预主义用于推进社会技术现代化进程的“结构性政策”能力有限；泰勒制下劳动日益强化、异化、单调化、非技能化导致各种形式的抵制；消费模式与价值变化之间的矛盾所导致的福特主义主体危机；生存危机（约阿克姆·希尔施，1998）。
福特主义全球化则主要是指二战后福特主义这种工业范式跨越美国国界向北方其它工业化国家乃至南方发展中国家推进的趋势。全球化在某种程度上拓展了福特主义的发展空间，使得北方发达国家的国内危机得到了暂时的缓解，但全球化的福特主义又衍生出新的问题，其中比较典型的是“血汗（原始）泰勒制”在南方国家的蔓延以及“边缘福特主义”的出现。“血汗泰勒制”具有两个突出特征：其一，生产活动遵守泰勒制原则，但机械化程度相当低，同时企业的资本构成、技术构成特别低；其二，除了保持压迫妇女的传统做法以外，还增加了压制工人的一切现代武器（国家控制的工会、缺乏社会权利保障、对反对派实施关押和刑讯等）。20世纪60年代亚洲的免税区和“加长的工作台”就是“血汗泰勒制”的最好例证，而这种策略今天仍在不断推广（阿兰·利皮茨，1998）。目前这种“血汗泰勒制”已面临深刻的危机，一种网络化的以跨国公司为诉求对象的全球性社会运动，即生产守则运动(code of conduct)（注：生产守则运动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的西方国家，它是一场要求跨国公司在参与全球性市场竞争的过程中担负其社会责任的网络化社会运动，它的主要关注点是环境保护和劳权维护。）正在激烈地抵制着它的存在。“边缘福特主义”的边缘性主要表现为，“新兴工业化国家”虽然并入了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福特主义生产系统，但它们无法在技术上自立并实现平衡的国内发展和社会管理。这种技术的非自立性表现在，在世界范围内的工业流通中，大部分熟练劳动（特别是工程师的工作）都是在这些国家之外进行的。另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96年《世界科学报告》所显示的数居，号称“富国俱乐部”的经合组织(OECD)的成员国用于研究与开发活动(R&D)的开支占全世界总额的85%。这就直接表明了发达国家在技术创新方面的优势。此外，边缘福特主义的市场销售要在多元化的市场定位之间求得平衡；本国中产阶级的消费、工人的日用品消费和北方发达国家廉价商品的进口。
4.国际劳动力市场
从20世纪70年代后半期开始，北方国家内的非技术性劳动者的境遇每况愈下，其中最显著的压力来自失业以及工资、福利水平下降。对此，迈克尔·林德在《哈泼斯》的讲话中指出：“自1977年到1992年，美国工人的平均生产率上升了30%，但平均实际工资却下降了13%……不论生产论增长多少，只要有大量的工人为稀少的职位而竞争，工资仍将下降。这种劳动力的增多是由美国跨国公司的全球化举措造成的”（转引自保罗·R·克鲁保曼，1997）。
与迈克尔·林德一样，发达国家内的政策制定者、劳工领袖及普通劳动者纷纷断言，作为发达国家商品进口的源头和外国直接投资的东道主国，低工资国家的不断加强的竞争应对发达国家内非技术性劳动力不断恶劣的处境负责。这一断言遵循两种逻辑：低工资国家的廉价商品的大量出口使进口国国内非技术性工人的劳动贬值从而抑制工资水平上升；资本可以到世界任何地方寻找最低工资，贸易和对外直接投资使发达国家内的非技术性劳动者轻易地被别国劳动力替代，从而面临失业的处境。
南北之间跨国贸易的增长真的应为北方国家非技术性工人的工资下降及失业负责吗？对此，许多学者作了专门的研究。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雅格迪斯·巴格瓦蒂指出：如果低成果的进口商品是非技术工人工资下降的原因，那么这些进口商品首先必须降低美国生产的同类商品的相对价格。但研究表明，这些商品的相对价格并未下降。与此相对应，阿德林·伍德指出：进口商品竞争也刺激了节省劳动力的技术的改造，而常规理论忽视了这一点。尽管流行的观点是贸易破坏了工作，降低了工资和劳工标准，但克利夫·克鲁克认为这种观点犯了对经济学无知的错误，它之所以流行，是在于其在政治上具有吸引力，能够获得选民的赞同。其中保罗·克鲁格曼是一位不知疲倦地暴露关于国际贸易的讨论中存在的常识性错误的经济学家。克鲁格曼指出：“公平地说——在严肃的经济分析家中，大多数人认为国际贸易对工资仅产生有限的影响。原因在于，尽管贸易在扩大，但与发达国家的整体经济相比，贸易仅占很小的比例。特别是，从发展中国家进口的制成品仅占经合组织(OECD)成员国GDP的2%左右，如此有限的贸易量不能够对已发生的要素价格的大幅变动作出解释”（转引自丹尼·罗德瑞克，2000）。关于贸易扩大与收入变动趋势之间关系的研究并没有因为克鲁格曼的结论而告终，威廉·R·克莱因对这场迂回曲折的讨论作了很好地记录，他的结论是：据我个人估计，国际性影响能解释20世纪80年代工资差异的20%。而多数贸易经济学家愿意接受10-20%这个比例（转引自丹尼·罗德瑞克，2000）。
南北之间的贸易及资本向南方的流动是否能很好的解释北方工人的失业？对此许多学者作了深入研究。克里斯·哈曼指出“1980-1992年间，OECD成员国从非OECD成员国的总进口由1%增加到2%，但它并不能解释OECD成员国存在着6%-20%不等的失业率……在过去20年中，数千万失去职位的人口最多有几十万可以直接归咎于进口产品取代了国内产品……失业并没有专门打击那些受到进口产品竞争的产业。在几乎所有产业中，对非熟练劳动力的需求都下降了。其原因主要在于公司的成本控制、技术更新及周期性经济衰退”（克里斯·哈曼，1998）。丹尼·罗德瑞克指出，贸易和国际投资虽然增强了非技术性、低熟练程度劳动力的替代性，并且影响了就业关系中的三个关键因素：非工资费用发生、收入和工作时间的不稳定性、工作场所中的讨价还价，但是劳动力需求弹性的变大是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它是国际经济一体化的直接结果，与南北之间的贸易与投资一样，南北国家之间的贸易与投资也会使国内劳动力需求更加弹性化（丹尼·罗德瑞克，2000）。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非技术性劳动的贬值和弹性化是南北双方共同面对的问题，尽管目前南方国家在非技术性的劳动力市场竞争中取得了某种优势，但是这种优势是脆弱而不具有可持续性的。这种优势的脆弱性表现在廉价劳动力对资本的依附上，资本的抽逃将对这种优势造成致命的打击。此外，由于技术更新不断提升包括知识密集型劳动在内的固定成本（设备、机器）的重要性，而降低可变成本（工资、原材料）的重要性，资本流向廉价劳动力的策略就越来越难以实现降低成本的愿望，在此意义上，依赖于廉价劳动力优势谋求生存发展显然是不可持续的。美国经济学家瑟罗说：“今天，知识和技能是在各种竞争中获得的优势的唯一胜利源泉。一个国家的政策就是它的工业战略，它决定着这个国在什么地方进行竞争”（转引自《明镜》杂志记者，1998）。非技术性劳动力市场显然不是南北之间未来竞争的主战场。而就目前状况而言，对真正战场的视而不见对南方的消极影响将更为显著。
三、现实与理论——关于解读南北关系的两点思索
1.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南北关系中竞争不是唯一的层面
尽管世界经济一体化使南北国家在国际投资、贸易、生产及劳动力市场等领域内的竞争有所加剧，但竞争绝不意味着一场针对“现有有限资源”展开的非赢即输的零和博弈，日益复杂化、多样化的全球经济体系将为建立在合作基础上的南北双赢创造条件。20世纪70年代以来，发生在南北国家的历次金融危机以及环境问题所引起全球性关注都生动地说明，竞争绝不是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南北关系中的唯一层面，南北国间经济关系的复杂性、经济利益的互依性及相互协作的必要性呈现日益加剧的趋势。
如前所述，南北国家在国际投资、贸易及劳动力市场上的激烈竞争容易使双方都关注于现有资源的得失，而忽视双方深入互动的过程中可能创造出的新资源，这种新生资源尽管在此时此刻为竞争中一方占有但在未来也为对方的发展创造条件。例如：在国际投资、贸易、劳动力市场中南方正在获得越来越多的份额（投资、利润、工作机会等），短期来看这对北方国家是一种损失，但南方国家所获得的这些资源在未来又会促进其国内消费力的增长，从而新一轮的竞争创造“空位”，为南北的双赢创造条件。
回顾以往的理论我们发现，现代化理论和依附论容易使人们陷入两种截然相反的误解。现代化理论的西方中心论、趋同论、赶超论诱使南方国家执着于北方国家的发展模式，这必将引发南北国家之间就能够满足其生存发展的同样的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展开激烈的争夺，从而加剧南北之间的竞争。而作为现代化理论的反对派，激进的依附论在尖锐批判“趋同论”的同时又走向另一个极端，即脱钩论。“脱钩”自然不会加剧共同现在资源的争夺，但脱钩也意味着失去更多的发展机会与发展空间，尤其是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希望与世界经济体系脱钩而谋求本国发展越来越成为一种乌托邦式的义愤。
2.关于南北关系格局结构主义的分析范式面临解构
从现代化理论的“传统—现代”、依附论的“中心—边缘”到世界体系理论的“中心—半边缘—边缘”，在解读南北关系时各种分析框架都具有明显的结构主义的特征。尽管20世纪90年代以来有学者试图结合经济全球化的时代特征对以上理论流派做出全局性的反思，但对以上流派结构主义的分析范式似乎尚无人触及。例如依附论的代表人物贡德·弗兰克在其新作《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中试图在历史和未来的时间维度上的同时恢复中国、印度等国家在世界经济体系的中心地位，然而就分析范式而言，被弗兰克倒置了的世界体系仍有在于一种“中心—边缘”的结构主义分析框架之中。
一方面，现代化理论与依附论的分析框架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即其“分析单元”(unit of analysis)的有效性面临质疑。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以民族国家(nation state)国内经济(GDP)构筑的结构化的世界经济体系逐渐让给于一个无中心的多元化的由跨国公司占主导地位的世界经济体系。尽管许多人认为国家的衰落、跨国公司的统治目前还是言过其实的（注：参见琳达·韦斯，“全球化与国家无能的神话”，克利夫·克鲁克，“全球化与国家的未来”；克里斯·哈曼，“全球化——一种新正统观点的批判”，《全球化与世界》，第88-97页，第104-106页，第175-178页。），但主权国家的权力让渡是不争的事实。非调控化、自由化和私有化的经济政策使用国家的在经济生活中的权力不断实现双向让渡——向上让渡给国际组织（诸如WTO、OECD、IMF等），向下让渡给跨国公司、职业团体、新闻媒体及各种NGO组织。经济全球化正在逐步抽离将民族国家作为分析单元的结构主义分析框架的有效性，从而预示着他们所面临的深刻危机。
另一方面，尽管世界体系理论在中心—边缘分析框架中添加了“半边缘”这一概念以求获的一种动态的视角，但中心—半边缘—边缘的闭环式分析框架仍未走出结构主义的窠臼。全球化背景下的南北关系格局显然不是一个一成不变的传统—现代、中心—边缘的二元结构模型，但“变”的意义肯定不仅仅在于边缘向中心的前进或中心向边缘的退化，而且还在于南北关系格局自身特质的演进。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南北关系格局无疑已经具有了新的特质，然而变动着的全球化的现实图景又不像后现代主义所说的那样完全无法也无需在总体上的把握，因此寻找新的分析框架仍然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诱人的理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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