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鲜为人知的《总理史实访问记》——兼论孙中山与刘学询的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访问记论文,史实论文,鲜为人知论文,总理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 25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5587（2007）02-0139-06
孙中山在漫长的革命生涯中，结识了众多政绅名流，刘学询就是其中之一。“刘学询字问刍，又号耦耕，广东香山人，少登甲榜归广州为大绅，交结权要，势倾一时”[1]（P77）。孙中山与刘学询有同邑之谊，互寄厚望，交往密切。孙刘关系打上时代烙印，带有神秘色彩，可谓扑朔迷离，难窥真相。1931年6月国民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派人分途访问中山“故旧”，搜集有关史迹。陈肇琪专程赴杭州访问隐居西湖水竹居的刘学询，“盘桓累日，得其口述”中山史实甚多，经记录整理成册，名曰《总理史实访问记》。这篇访问记实际上是刘学询个人回忆录，刘氏的回忆虽因时异势殊而难免在细节上有失实之处，但对其自身经历的重大事件却是难以忘怀和篡改的。它对孙刘交往与清末民初政局作了简要叙述，发前人所未发，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可惜此书从未出版，只有手稿，长期尘封于台湾中国国民党党史会，鲜为人知。台湾除中国国民党党史委员会出版的《国父年谱》1985年第三次增订本稍加引用外，只有何汉威以此书为基础，写成《广东进士赌商刘学询》一文。大陆和海外学者研究孙刘关系虽然成绩斐然，但其立论依据主要是孙中山及其同志的著述和清朝、日本有关档案，而刘学询本人的史料则几乎阙如，除了征引民初刘氏几封函稿外，无缘见到陈氏《总理史实访问记》，只能从台湾《国父年谱》1985年第三次增订本中转引该书片断，因而某些论断难免偏颇。笔者在台湾学者柯惠玲博士的热情帮助下，有幸获得该书打印稿，在阅读惊喜之余，特撰写斯文，将其奉献给海内外同行，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孙中山与刘学询的特殊关系。
冯自由说：“总理于乙未春在广州创办农学会，尝以医术纳交于政绅各界，绅士中署名农学会发起人者，颇不乏人，刘及潘宝璜兄弟预焉。总理与刘有同邑之谊，往返尤密。”[1]（P77）其实，孙中山与刘学询订交，并非始于农学会。1892年刘学询胯下生疮，经西医手术康复，旋赴澳门，始结识孙中山。据《总理史实访问记》说：
适有何某告刘曰：“此间有孙逸仙其人者，年甚少，而医术极精（查是年，总理才二十四岁），惜濠镜医院经费匮乏，苟有挹注，使之驻院赠医赠药，亦一美举也。”因此，总理与刘相见，连谈数夕，彼此非常惬洽。刘乃宴请澳中绅商数十人，募捐以助总理行世，先自解囊捐一千两，复令其名下在澳之商店十间各捐一千两，共一万一千两。尔时席中有檀香山老华侨陈芳，号梅村，已七十余岁（查陈芳即陈庚虞、陈席儒之父，陈永安、陈永善之祖），初回祖国，寓澳门南环，与刘友善，亦捐一千两。其余捐三百五百者甚多。此次约共筹得三万余两，悉交总理。
翌年癸巳，总理由澳门到广州晤刘，告以“刘行后时过陈梅村家诊病，梅村因知曾往檀香山，且以其兄眉在檀经营咖啡园，而凡粤人谋事者咸报纳其家，嘉为好义，由是倍为亲切，深以在澳行世，囿于一隅为可惜，因劝来省晤刘，筹开药房，俾推广业务，开通风气。”刘聆言，即慨助总理一万元，复声言如亏蚀，当再相助。总理即开设医馆于广州洗基。刘极力为之吹嘘，偕往谒两广总督李瀚章以及将军各司道各大绅等，复与各大绅联名登报为总理赞扬，由是总理医名腾噪珠江矣。
冯自由只说孙刘“往返尤密”，并没有提供有关细节，刘学询追忆恰恰弥补了此一缺憾。它使我们得知刘学询资助孙中山的详情，并获悉孙中山从澳返穗行医的缘起，除了澳葡当局迫害外，还有陈梅村劝导和刘学询资助等因素。至于刘学询引导孙中山晋见李瀚章等事，也并非空穴来风。李瀚章既是刘学询的庇护者，又是孙中山农学会的赞助人。当乙未孙中山筹划起义时，有人密告粤督谭钟麟，谭大笑曰：“孙文一医生耳，其创办农学会，李少帅且赞助之，虽好狂言，何至遽反耶？”告者嗒然而退[2]。
冯自由说：孙中山“因知刘平素蓄志非常，遂与商榷起义大计，刘大悦，引总理为同调”[1]（P77）。但刘学询追忆却与此不同。
1895年马关立约，某日孙中山在香港拜访刘学询。刘氏追忆说：
总理入刘卧室，扃门密谈。刘先问“久不见究何之？”总理谓“别来所经营者，非个人之事，乃中国之事。今日不能不晤君，此事非君不办”。刘问何事，总理悽然正色曰：“中国现要瓜分矣。德国倡其议，地图且已制定。将来长江之东英占之，长江之西英法共之，四川亦英法共之，滇桂归法，粤则半属英，半属法，现下马关立约，台湾割让之后，江浙闽三省，日本已认定归其势力范围。山东以北，西伯利亚以南又已为俄之囊中物。中国人犹醉生梦死，不知国亡之无日，孤愤所发，乃以农学会名义上万言书于李鸿章，冀其采纳，挽斯危局，讵阍者不通传，不获见李，深叹中国民情之隔阂，与其希求官僚之振作，不如运动草莽之奋起。故转而与三点会、三合会、哥老会、大刀会、小刀会、青红帮等相联合，连月奔命，现时机已熟，拟先由粤发难，粤一起事，天下响应，即可以粤为根据，与外人立约，使其承认，则可倒满清而复大汉矣。”刘问“以何名义相号召耶？”总理曰：“余所组织者名兴中会，即兴复中国之意，旗帜为青天白日。最近计划拟俟广州大员万寿拜牌时，以炸药尽歼之，即可乘机据粤。现在省城同志已有数千人，惠州二三万人，广西亦二三万人，其他长江一带之各会党，尤不止此数也。”刘闻之，为之叹服且曰：“君诚非常人，相别一年，志气魄力乃如是之大，然时机过矣，苟在中日未和之前，则事有可为，亦当先以勤王名义号召，俟兵权在握，方能处置裕如。若徒恃炸药为暗杀之具，联会匪成乌合之众，纵或助一时声势，诚恐借端排外，焚教堂杀教士之惨剧，将重演于各地，香港英政府必先派兵船进省河，俄、德、法闻风续至，仗义执言，则是瓜分未实现而先有瓜分。以愚见所及，假在三年前，日本早已入主中夏，惟以牵于列强均势之局，明言中国为俎上肥肉，而无敢独占。今俄对日已赔五千万，让东三省，因俄有违言，增益赔款四万万以赎东三省，是不啻以己物让与人，复因第三者之要求，而以高价代其购回也。”总理曰：“余政治识力尚浅，今欲推君为领袖何如？”刘谦让曰：“领袖弗敢当，以君年少有为，幸毋妄自菲薄。”总理深然刘说，临别告刘曰：“当缓图之。”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一、孙中山在密谋乙未起义时，渴望获得“南海绅士”刘学询的支持，有意推举他为领袖；二、刘氏认为起义“时机过矣”，如果在中日议和之前，“则事有可为，亦当以勤王名义号召，俟兵权在握，方能处置裕如。”所谓“勤王”意在扶清抗日，并非反满革命题中应有之义；三、刘氏认为孙中山搞“暗杀”、“联会匪”，极易导致“排外”，引起“瓜分”；四、刘氏拒绝出任“领袖”；五、孙中山表示“当缓图之”。由此可见，在乙未起义问题上，刘学询既未闻之“大悦”，又未引孙中山为“同调”。要知道，刘氏是在清朝灭亡和民国成立20年时追忆的，有何必要错失表功之机而作违心之论呢？刘氏反对乙未起义是其阶级地位所使然，作为“交结权要，权倾一时”的大绅，原本属于清朝统治的社会基础之列。刘氏既然反对乙未起义，那么所谓“曾告总理，谓是时正值官厅收解闱姓饷银，为数甚巨，大可取作军用，借以表示好感”[1]（P77）云云，就只能是子虚乌有的了。刘氏承办闱姓合伙人之一、香港议政局议员韦玉担心“战事发生大受损失”，甚至将乙未起义密谋电告谭钟麟，“请其戒备”[3]（P12～13）。这虽然不是刘氏所为，但却反映了闱姓承办者维护财产安全的共同心声。
冯自由说，乙未孙中山以刘学询“思想陈腐，势难合作，遂渐疏远之”，直至庚子才恢复交往[1]（P77）。其实，早在己亥年间，孙刘就频频互动了。
刘学询在回忆录中，揭示了1899年7—9月间奉慈禧之命，赴日以考察商务为名，实则从事中日结盟活动的内幕，以及在日期间，经宗方小太郎安排，与孙中山密会的情景。关于中日结盟之事，容待另文评介，现仅转录孙刘密会部分。刘学询说，在慈禧面谕庆王“先派刘使日，后使英美”之后，自己曾上密折，“交由庆王呈两宫，加保荐总理才堪大用，万不宜任其浪迹海外”。
刘学询由京回沪，日人纷来见。有宗方小太郎者，在日本与总理相稔善，且由其介绍总理见犬养毅，复由犬养毅介绍见大隈伯。……宗方晤刘即言“在日与总理相过从，情谊极笃，且愿偕刘赴日。”刘诺之。抵长崎，宗方先登岸。及抵横滨，日政府即派各部大员迎刘，伊藤则驻帝国大酒店相候。刘至亦迎驻帝国大酒店。宗方已先期至来见刘，谓“曾晤总理，现改名高野，总理并告以与刘一别六年，深欲相见。”刘谓“此次奉使命来，尚未觐见，似不便相见，不若俟觐见后，查考商务时偕来。”宗方乃回报总理。刘觐见后之夕，赴红叶馆宴会后，回时已午夜后一时，刘俟各随员就寝后，乃邀宗方偕总理来叙谈。刘见总理即问：“现在中国与日本联盟，君之革命宗旨究为何？”总理毅然答曰：“我之革命宗旨，始终在兴起中国”。刘谓：“此诚彼此同心，然就现在事势论，若政治革命，无论何事，皆愿共努力，若种族革命，恐其事甚难，天下事当先为其易，而后图其难。今日之中国，惟求其自强，如日本斯可矣。”总理漫应之。谈话中，总理详述康有为种种背负之事，并认定康之行动无非自私自利，敛钱肥己，总理因介绍刘见大隈，欲刘证明康之乖谬，刘诺之。（刘氏声言此次使日与总理谈话至多，另有《与孙文问答》一详稿存沪寓中，俟检出时即寄下。）自是总理每于夜半来坐谈，至天明乃去。后刘迁入中国公使馆，时李盛铎（号木斋）任公使，总理以不便出入，乃约刘在外晤谈，每夜亦谈至夜后三时始别。经此番长时间之盘桓，刘愿以身家性命保总理回国，总理亦有应允意。
刘学询回国后，通过庆王将《与孙文问答》呈报慈禧。庆王对刘学询说：“昨太后披阅《与孙文问答》一折竟日，且谓‘今联日已妥，新政待举，正需孙文回国效用，他人尚优容之不暇，自己何独不能吸引之。刘某所陈甚是，李盛铎乃康党，故考之耳。’”“刘学询由京回沪，濒行，再上一折力保总理。自是与总理电信往来甚密，且时接济总理所急。”
这里有两个问题需要深入探讨：一、孙刘密会内容；二、慈禧对孙刘密会态度。
据刘学询追忆，孙刘密会，首先谈及“政治革命”、“种族革命”和中国“自强”问题。孙中山强调“革命宗旨，始终在兴起中国”。刘氏反对“种族革命”，赞成“政治革命”，而刘氏的所谓“政治革命”，其实就是效法日本进行自上而下的改革。因此，他说：“今日之中国，惟求其自强，如日本斯可矣。”其次，谈到康有为“种种背负之事”，孙中山“因介绍刘见大隈，欲刘证明康之乖谬，刘诺之。”再次，“刘愿以身家性命”保孙中山“回国”，孙中山“亦有应允意”。其中刘氏会见大隈重信一事，已由1899年孙中山《致犬养毅函》所证实。刘欲招抚孙、以孙制康之事，亦有一条重要佐证。日本警视厅曾审问“暗中招待”刘氏的妓女阿菊：“赴刘孙之幽会，其间所议何事？”“据阿菊申诉：刘欲孙在日本将梁启超刺杀立功，刘则保举推荐孙，招抚孙手下人马，保证孙氏必得大权，然后创成大事。又据云：孙有党徒数十万人，刘学询答应给饷二十万两，作起事之资，以成大事，不知今竟如何云云”[4]（P186）。阿菊申诉前后似乎有些矛盾，刘氏既想要招抚孙中山及其部下，以孙制康，为什么又答应给孙中山二十万两“作起事之资”呢？这可能是孙中山拒绝受抚，坚持起义，刘氏故作姿态而已。事实表明，孙中山反满革命立场从未动摇过，刘氏也根本没有给过孙中山二十万两作起事之资。
刘孙闭门密会，朝野上下，诮谤腾沸。慈禧不仅把弹劾刘氏与孙中山“密谋不轨”的奏章“一概留中”，而且谕令刘氏赴湖北由张之洞“善为遣用”。慈禧所以如此优容刘学询，缘于明了刘氏密会孙中山，意在招抚孙中山，以孙制康。刘氏在赴日之前，即曾上奏密保孙中山，回国述职时又呈上《与孙文问答》。据庆王说：“昨太后披阅《与孙文问答》一折竟日，且谓‘今联日已妥，新政待举，正需孙文回国效用，他人尚优容之不暇，自己何独不能吸引之。刘某所陈甚是，李盛铎乃康党，故考之耳。’”当时康党尊皇复辟活动严重威胁慈禧的宝座而为之所不容，孙中山虽然倡导反满革命，但因众寡势弱对清王朝尚未构成直接威胁，而不大为慈禧所重视。刘学询招抚孙中山、以孙制康的主张，是符合慈禧旨意的。刘学询曾告知日本驻华公使矢野文雄，在呈给慈禧的“复命书”中，“刘与孙之会晤情形亦被说明”[4]（P187）。刘氏既向慈禧说明与孙密会之事，又未受到慈禧处分，其中奥秘就在于刘氏与慈禧在招抚孙中山、以孙制康问题上的一致性。正因为如此，1899年11月慈禧任命李鸿章为商务大臣“设法捕逆”[5]（P870），镇压康梁保皇党时，李鸿章特地奏明将“设法捕逆”之事，仍交刘学询“妥办”，而刘学询“捕逆”之法，依然是招抚孙中山、以孙制康。此间李鸿章与刘学询往还电报表明：一、李鸿章是通过刘学询函约孙中山的；二、李、刘企图“候孙来商截南洋之路”，防止康有为离港“外窜”；三、李、刘议定对付康有为“法用诱用掳，活上毙次”，“瞒港官串巡捕”，“收买港澳之人”，“相机下手”。四、孙中山既未复信，也未前来[5]（P870～871）。李、刘招抚孙中山、以孙制康的做法，倘若没有慈禧的认同或默许是难以想象的。
冯自由说，庚子夏，刘学询“闻港督向鸿章洽商广东自主事，遂向鸿章自告奋勇，谓渠与孙某认识有年，如傅相有意罗致，渠可设法使即来粤听命等语。鸿章颔之。学询遂即贻书总理，谓傅相因北方拳乱，欲以粤省独立，思得足下为助，请速来粤协同进行”[6]（P92）。揆诸史实，冯氏说法可谓真假参半。
所谓刘学询在港督策动“广东自主”之后，向李鸿章进言“罗致”孙中山“来粤听命”、李鸿章“欲以粤省独立”云云，是违反历史真实的。因为港督卜力于4—6月间在外地休假，直至7月2日才回到香港，而孙中山早在6月8日即因接到刘学询等人的信函启程离日赴港；在孙中山离日赴港之前，北方义和团尚未大批涌入北京，清廷尚未决定招抚义和团，列强尚未大举武装入侵，这种局势绝不能导致李鸿章倾向“粤省独立”。请看刘学询追忆：
李到粤颇欲振作，拟办粤为模范省，且知刘奏保总理回国效用事，以容纳总理意商诸刘，刘复力保，乃电请总理回来。后拳匪事起，清廷下谕各守疆土，刘再电总理，谓“此时回来最合时机”。总理旋复电谓“需款三万元乃克动身。”刘即主动汇去。其时刘随李由广州趁安平输船到沪，李寓刘私邸沧州别墅中。总理旋亦到沪，惟不能上岸。李嘱刘与日领担保，乃得上岸，刘即偕总理见李，李欣然告总理曰：“明年余当到北洋，届时方可回来任事。”总理即由沪回日。
李鸿章是在1899年12月19日奉命署理两广总督的，翌年5月24日实授粤督。李鸿章抵粤后，“颇欲振作，拟办粤为模范省”，通过刘学询“罗致”孙中山“回国效用”。义和团兴起后，刘学询奉李鸿章之命，致电孙中山说“此时回来最合时机”。此时李鸿章之所以急于“罗致”孙中山，并不是为了搞什么“粤省独立”，而是有着复杂的社会背景和政治考虑。据内田良平回忆说：义和团兴起后，“两广总督李鸿章对维护广东的治安深感危惧，他生怕孙中山、康有为率军乘战乱之际，相互提携共同举事。他预先对孙中山采取了怀柔手段，以免与康有为一致行动。为此让驻东京的公使向孙转达李的意图：‘值此国家危难之际，愿与孙氏会晤，共计匡救天下之策，务请来粤一行。’随后又派遣特使前往。孙中山答称：‘拟先派代表赴广东，然后可以考虑亲自返粤的问题’。特使返回广东复命后，拍来一封电报说正在等候代表启程来粤。于是，我和宫崎寅藏、清藤幸七郎三人便作为孙的代理人前往广东。”宫崎等人在广州与刘学询会谈，提出两项要求：“对孙中山所定的罪名应予特赦，并保障他的生命安全”；“希望给予贷款十万两。”刘学询说：“贵方的意见将马上回禀总督。至于贷款十万两的事，学询可以办理，明天即可在香港面交五万两，其余部分容后送上。”李鸿章答复说：“关于对孙中山的生命保障，我不仅要向三位日本人士保证，而且要奏请西太后予以特赦”[7]。内田良平是陪同孙中山离日赴港并参加与刘学询会谈的日本友人，他虽然在个别细节上的忆述难免有所疏漏，但对亲身经历的事实所作的忆述应当说是有较大的可信性。李鸿章出任粤督，与镇压康有为保皇党有关。当时清廷与李鸿章都把防止“康逆党勾串内匪作乱”作为中心议题。清廷既没有悬赏缉拿孙中山，李鸿章在电稿中也没有涉及兴中会。孙中山抓住清政府对兴中会放松警惕之机，一面筹议在惠州发动武装起义，一面设法“暗中联络”李鸿章等各总督以及康有为一派，力图通过暴力或和平手段“在华南建立一个独立政府”[8]（P196）。面对此情此景，李鸿章唯恐孙中山和康有为乘北方战乱之机，联手合作共同举事，进攻广州，因而与刘学询合谋，对孙中山采取“怀柔手段”，企图“罗致”孙中山“来粤听命”，以便对付保皇党和消弭革命，稳定两广政局。正因为邀请孙中山来粤是一种“怀柔手段”，所以李鸿章在答复宫崎等人的要求时，就明确表示“关于对孙中山的生命保障，我不仅要向三位日本人士保证，而且要奏请西太后予以特赦。”既然要奏请西太后“特赦”孙中山，那就表明李鸿章“罗致”孙中山，并非是为了脱离清廷搞什么“粤省独立”，而是意在招抚孙中山“来粤听命”。所谓“罗致”就是招抚的代名词。孙中山之所以通过刘学询与李鸿章周旋，绝无屈膝投降之意，而是为了搞“粤省独立”或“靠敌吃粮”[7]。
庚子8月末李鸿章遵旨北上途经上海期间，孙中山专程从日本到上海，会晤刘学询，并由刘氏陪同往见李鸿章。李鸿章对孙中山说：“明年余当到北洋，届时方可回来任事。”时为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和议和全权大臣的李鸿章，深知自己的当务之急是进京议和，明年才能回到直隶总督、北洋大臣任所天津，届时希望孙中山“回来任事”。这显然不是筹议“粤省独立”，而是“罗致”孙中山来津听命。李鸿章意在“罗致”孙中山为清政府效力，而孙中山争取李鸿章则是企图搞“粤省独立”或“靠敌吃粮”，宗旨对立，导致孙、李合作终成泡影。
冯自由说：“自后刘与革命党人遂不再发生关系”[1]（P80）。此说显然失实。1987年李吉奎在《孙中山与刘学询》一文中，就曾依据《临时政府公报》和《孙中山藏档选编》判定民国初年，刘孙之间仍有一定交往，彼此交谊未坠[9]。刘学询回忆录则记述了民国成立前后鲜为人知的孙刘互动情景。
辛亥光复，孙、刘在上海“畅叙契阔”。刘氏追忆说：
辛亥光复，总理从美归国，抵沪后，哈同于其花园设茶会欢迎。刘学询与总理书，略言“一别十二年，雅欲畅叙契阔，旧寓人众，未便趋谒，如再临哈同花园之便，请约过谈”。翌日，哈同设宴，躬请总理，总理问其识刘否？哈同谓“彼此皆多年稔友”，因折道约刘作陪。席间总理介绍黄克强、赵章昌、陈其美、伍廷芳、朱卓文、李晓生等多人与刘相见。刘旋问总理此次回国之感想。总理谓“最近运动北京南京广州武昌四方面起事。北京苦不得手，讵知武昌发难，十四省相继独立，岂非天意？”刘谓“革命声势，固得诸各省之响应，亦失诸各省之响应，盖今日之响应者，皆为自存计，实乃假革命。君之革命招牌最真而最考，其目的在求国利民福。惟借真招牌以卖假药者，举目皆是，将来葫芦揭破，反受其累，深恐此次终遂袁世凯个人革命之志耳。”总理甚韪刘言。
民国元年孙、刘在南京会晤。刘氏追忆说：
是夕总理即离沪赴南京。及就临时大总统职后，召刘往，多所咨询，刘颇多建议，厥后南北和议起，刘对总理让位袁世凯之议深表赞同，且主张于三月内让之，以为总理离国日久，对国内政治实况，非于五年之内，穷究其症结，未易实施其素所主张之主义与政策，而退职后当致力交通事业，要求政府予以办理川广云贵等省铁路之权，寓兵于工，从事兴筑，使各省散兵不致流为土匪，如是则五年以后，正式总统非总理莫属。
民国九年刘学询返乡修缮祖坟，途经广州，与刚从沪抵穗的孙中山再度会面，在孙中山行辕亚洲酒店，畅谈六小时，竟至忘餐。
孙、刘首先就非常政府和地方自治问题交换意见。刘氏追忆说：
刘初问“总理此次开府，其制采军政府，抑联省政府？”总理谓“从前之组织军政府为倒段而设，今情势已变，无仍旧贯之必要，至于联省政府，有割据地盘之变相，殊不可恃，究以非常政府为宜。”刘深以为然，且进言曰：“吾国历史向来以北统南，未闻以南统北，故历朝开基，边疆各省，必十余年始可传檄而定。粤因边省，而情势今非昔比。以世界眼光观察，粤实中国第一口岸，由西至东，谓自粤为亚洲之中心亦无不可。苟得粤以为根据，则反历史之成例，以南统北，亦意料中事。辛亥光复后，因倡共和而倒专制，然南北议和立约，乃对人立约，与民权全体无与。试问九年之间，帝制复辟迭起，共和精神已无复存。今以非常政府名义，起而挽救之，实共和一线生机所在。现在粤人治粤，树地方自治之基，当为百粤父老所欢慰之不暇。不过地方自治有其步骤，未可一蹴而就，即如此亚州酒店，崇楼十余层，必先牢其基，乃可累层成之，否则必颓然塌下，其理至浅。非常政府成立，似不必急于用兵，整顿内治休养生息，再图进取，犹未为晚。即如香山（今改中山县，刘中山县人，故就乡土言）向者南部太平至极，今则稍有资产者散而之四方，纵倡言自治，究谁与自治耶？故必招集有资产者回归故土，乃可以言建设。故我个人可以代表香山，同时可以代表全国，‘安居乐业’四字，为目下唯一之企求。所虑者与竞存政策不同耳，”总理谓“与竞存并无意见，不过彼不愿造事耳。”
孙、刘接着谈到“兵工政策”。刘氏追忆说：
刘谓“竞存七省联盟之主张，志在造成个人领袖地位，殊不足取。至于招民军而无所用之，固足为患，而如竞存之散民军而无以善其后，徒驱之为匪，贻害尤烈。调剂之法，莫如实行兵工政策。今招集民军，号称十万，而可用者仅数千。苟志图中原者，于黄埔等地练兵三万乃以作基本军队便可进取，一面开通汽车路，速成武装警察、田野警察，则十万散兵亦不敷支配。夫如是内足以自固，外足以争衡，五年之内，北方必有变化，则粤省举足轻重，由南统北指顾间事耳。”总理深韪刘言，并谓“兵工政策为素所主张。”刘是时极以总理之能容陈竞存为度量所不可及，而又深虑总理革命大业之为陈竞存梗也。孙、刘随即谈到筹饷北伐事宜。刘氏追忆说：
谈次，孙洪伊、蒋介石来谈出师计划甚详，末谓刘曰：“刘先生盍筹饷一千万，以四百万接济湖南，二百万归于广西，五十万归于贵州，五十万归于云南，则会师武汉，犹反掌事耳。”刘仍主张先整理内政，缓筹战费，且谓“广东一隅，犹未安定，遑及其他。”
孙、刘还谈到社会主义问题。刘氏追忆说：
总理忽谈起俄国社会主义，征刘意见。刘谓“俄向为大地主、大军阀之国，农民受过度之压迫，故酿成此种主义。若中国产业早具共产精神，如商店中夥友亦有分花红之惯习，实其一例。犹记先生（指总理）辞临时总统职后，应沪上张园之欢迎会演说，演题初拟社会主义，窃以先生归国，内地工商如大旱之望云霓，而我辈故旧所欣然与工商共乐道者，谓先生归国必有以实现平素所主张振兴实业之计划，今忽以社会主义为演题，诚恐易滋误会。尔时先生采纳鄙言，且力言共产主义之不能行于中国，其不能行，今犹昔耳。”
刘学询会晤孙中山之后，还在亚洲酒店召集香山同乡，开恳亲大会，欢迎孙中山。孙中山“演讲以香山为模范县之办法，发挥地方自治精意，至为透辟。莅场全体同乡一致赞同。是日唐绍仪亦有演词，以总理主张为依归”。
从上述刘氏追忆中可以看出，孙刘之间交谊之深和话题之广。在民国初年，他们彼此均视对方为“多年稔友”，或促膝畅叙，或函电致意，而涉及的内容多为敏感的现实问题，诸如民初政局、真假革命、孙中山让位袁世凯、非常政府、地方自治、兵工政策、筹饷北伐以及社会主义等等。对于上述问题，孙、刘看法有异有同，而共识大于分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