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年中国少数民族双语教育研究的知识图谱分析
——基于CNKI数据库（2009-2018）CSSCI期刊文献分析
魏 靖，田 静
（云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与管理学院，云南昆明650500）
［摘 要］ 运用科学文献计量软件CiteSpaceV和数据统计软件SPSS，以中国知网（CNKI）期刊数据库CSSCI中2009-2018近十年间的197篇文献为数据来源，探讨少数民族双语教育的研究热点与前沿趋势，并绘制网络知识图谱，分析发现我国目前少数民族双语教育研究的热点，包括以下几方面：少数民族双语教育政策研究、少数民族双语教育现状及问题研究、少数民族双语教育教师队伍研究和少数民族双语教育与民族文化传承关系的研究。从整体上看近十年我国少数民族双语教育研究范围广，具有一定的深度与广度，但仍存在一些不足与问题。
［关键词］ 少数民族；双语教育；知识图谱
少数民族语言不仅是少数民族在历史变迁中遗留的重要文化产物，记载着各少数民族文化发展轨迹，蕴含了少数民族人民特有的精神文化和性格特征，延续了其赖以生存的物质条件，更是我国发展多元文化、树立文化自信的重要载体。我国法定的少数民族有55个，据不完全统计共有129种民族语言，分属于汉藏语系（76种）、阿尔泰语系（21种）、南岛语系（16种）、南亚语系（9种）、印欧语系（1种）五大语系；另外，还有5种混合语，以及无法被归类的朝鲜语。由于我国少数民族的分布形式为“大杂居，小聚居”的格局（主要分布在我国东北、西北及西南地区，北方呈聚居形式分布，西南呈杂居形式分布），由此导致人口分布零散、语言使用复杂的情况。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在政策上提出了民族语言平等。如1954年，我国颁布的第一部宪法中明确规定，“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本民族语言的自由”。为保护民族语言、传承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维护国家统一及促进多元文化的发展，我国在少数民族地区开始实施双语教育，由此双语教育事业进入快速发展时期。近年来，不少学者对少数民族双语教育开展了相关研究，并取得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因此，本文运用科学计量软件CitespaceV以及SPSS的聚类图谱分析功能，对CNKI的CSSCI数据库中近十年与少数民族双语教育相关文献进行梳理和分析，绘制网络知识图谱，以直观、清晰的方式呈现我国近十年少数民族双语教育文献研究现状，以期为少数民族双语教育研究的理论和实践提供参考。
一、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为了最大程度了解我国少数民族双语教育的研究情况，本研究以中国知网为数据库，使用中国知网高级检索功能，以“主题或篇名—少数民族并包含双语教育”为检索项，时间跨度设置为2009至2018年，选择来源类别为CSSCI，按精确检索方式，共检索出238篇相关文献。为保证研究结果准确且有效，将检索出的238篇文献进行了非研究型文献（如书评、会议论文、期刊的征稿信息、综述性论文等）的剔除，最终获得197篇有效文献。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使用陈超美教授设计研发的计量可视化分析软件CiteSpace。该软件是在科学计量学、数据可视化背景下开发的一款引文可视化分析软件，能够通过引文分析和聚类分析，形象地展示某一领域的研究进展与研究热点。首先，以Refwork的格式，将197篇文献的特征数据从CNKI数据库中导出并以TXT格式保存，数据主要包括文章题目、作者、摘要及关键词，在CiteSpace中运行TXT格式文本，通过科学计量分析和可视化呈现的方式分析文本的发文作者、机构和关键词等信息，绘制2009-2018年近十年我国少数民族双语教育研究网络知识图谱，以探讨十年来我国少数民族双语教育研究的主题、热点及前沿。其次，借助BICOMB2.0、SPSS20.0两款可视化软件，通过生成共词矩阵、聚类分析来确定该研究领域的主体研究方向。
二、研究结果分析
（一）年载文量分析
作为对某一领域知识储备情况和研究者对某一领域的关注度的衡量指标之一，发文量在研究发展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通过绘制2009-2018年少数民族双语教育研究发文量折线图，可以清晰地了解近十年我国少数民族双语教育研究的发展趋势，并在一定程度上预测学术界对其关注度的变化。
设计意图：教师以细胞中核酸分布为新知识生长点，借助模型丰富感性认识，渗透科学探究方法。直观演示可以培养学生的归纳能力和抽象思维，突破理解染色质和染色体本质的难点。
图1 2009-2018年少数民族双语教育研究年载文量统计
（5）少数民族双语教育与文化传承关系的研究
在雨季来临之际，突降暴雨或阴雨持续不停的情况下，居民对内涝的发生是否有心理准备对防灾减灾也很重要。在接受访谈的人群中，有62%的居民表示没有心理准备，仅有38%的居民由于经历过多次的内涝灾害，一旦有类似降雨情况出现便有很强的心理暗示，因而会相应地采取一些预防措施，比如时刻关注天气情况，关掉电器，叮嘱亲朋好友出门时做安全防护等。对于大的内涝灾难来临时，70%的居民第一反应是先跑到高处，保护生命，但仍有30%的居民认为内涝灾害不会伤及生命，最重要的是抢救贵重物品，然后再躲避到安全区域。可见，大多数居民的自我保护意识很强，能够做到爱护生命，但仍有少数居民缺乏自保意识。
（二）文献作者-团队-机构分析
1.核心作者分析
以普莱斯定律（M=0.749（Nmax）1/2）计算核心作者与核心作者群，其中M为最小文献发表数量，Nmax为统计文献中最高产作者的文献发表数量。其中，发文量在M篇以上的作者为核心作者（本研究M=3），当核心作者发表的文献数量达到文献总数的50%时，即形成该领域的核心作者群。由此可知，本研究有25位核心作者，总计发文量85篇，占该领域总发文量的43%，低于目标值50%。同时，25位核心作者中，大部分作者之间存在合作关系，初步形成研究团队。另外，从合作关系中看出（查阅作者所在机构及合作作者之间的关系），核心作者的合作均属于校内成员间的合作或者师生间的合作，缺乏校际间的合作研究，说明目前研究者间缺少跨校、非师生关系的互动，研究较为零散。
农村师资发展的需求 在信息化的教育条件下，教师有机会强化自身，适应学习型社会的要求，提升自身素质。教育信息化为教师提高自身素质提供了便利条件，无纸化的学习环境可节约大量经费，便利的网络交流渠道使教师学习更加便捷，从而改变农村教育经费紧张和农村教师收入低导致的影响业务学习的状况，方便教师利用分散的时间和地点进行学习，使教学效率得到提高，改善长期以来农村教育师资落后的局面。
3.从研究视角上看，少数民族双语教育研究呈现一个多学科融合的趋势。研究者立足点较多，从教育学、语言学、人类学、社会学、文化学等学科出发对少数民族双语教育展开研究，少数民族双语教育研究已经逐步成为多学科的关注热点［26］。
图2 核心作者网络知识共现图谱
2.核心机构分析
式（6）中，fst表示卫星发射的下行信号频率。地面站综合基带接收信号由于受到下行多普勒的影响，接收频率为:
根据普莱斯定律可知，发文量在5篇及以上的机构可被视为少数民族双语教育核心发文机构（见表1）。同时对机构的知识图谱进行分析，发现各核心机构间连线较少，说明各个核心机构间合作较少，缺乏合作意识，并没有形成全国范围内的机构合作群，并且反映出目前我国少数民族双语教育研究缺乏区域间的合作。
1.高频关键词分析
表1 核心机构发文量（单位：篇）
（三）研究热点分析
中国水务投资有限公司：扛“水务旗舰”大旗 做“中国水务”大业………………………………………………………… （24.186）
观察组生活质量评分、护理满意度分别为(90.4±5.0)分、95.56%(43/45);对照组分别为(71.3±4.8)分、77.78%(35/45),两组比较差异显著(P<0.05)。
表2 少数民族双语教育研究高频关键词（单位：次）
在表2中，列出了频次≥4和中心度排名前12的关键词信息。由于本文以关键词或篇名“少数民族并双语教育”进行检索，故剔除“少数民族”“双语教育”及类似表述，其余高频关键词有双语教育政策、双语教学、双语教师、多元文化教育等。表明在2009-2018年近十年期间，教育政策、教学内容、教师队伍建设、教育模式与少数民族文化传承等是少数民族双语教育研究的重点。
2.时区视图分析
根据我国少数民族双语教育研究的前沿和发展趋势，绘制我国少数民族双语教育研究热点演变时区知识图谱（图3）。
图3 我国2009-2018少数民族双语教育研究热点趋势图谱
如图3所示，我国近十年少数民族双语教育研究分为两个阶段：2010-2013年为第一个阶段，此期时间轴上集中大量少数民族双语教育关键词，关键词年轮较大、连接时间长。由此说明，2010-2013年，我国关于少数民族双语教育研究多为宏观研究，与国家颁布的相关民族教育政策或双语教育政策联系紧密，并且关键词前后联系紧密，各研究间的传承性较强；2013-2018年为第二个阶段，此期时间轴上关键词的实践性、应用性及倾向性较强，说明研究者开始基于微观领域对其展开研究。纵观我国近十年少数民族双语教育研究，其研究重点已经从宏观理论研究逐渐深入到微观实践中，研究范围不断扩大，研究视域不断拓宽，研究剖析不断深入。同时，由图3可以看到，学术界对于少数民族双语教育研究的最新前沿，已经涉及到双语教育与文化传承研究、双语教育政策行动研究等，反映出目前我国少数民族双语教育研究更关注政策层面，实践层面正在被关注。
3.关键词聚类分析
“聚类分析”一般指将未知的数据分类到不同类或者簇的过程，聚类结果直观反映了关键词之间的亲疏关系以及该领域的研究主体方向。本研究将词频≥3的35个关键词利用BICOMB2.0生成35×35的共现矩阵，并将其导入SPSS20.0，利用cosine系数将共现矩阵转化为相异矩阵，采用“组间连接”的聚类方法，以“平方Eulidean距离”为区间，对其进行聚类分析，最终得到高频关键词聚类树状图（如图4所示）。
图4 近十年少数民族双语教育研究关键词聚类图
根据关键词聚类图（图4），且基于对原文献的归纳整理，将目前我国少数民族双语教育研究分为五大主题，分别是：第一，关于少数民族双语教育政策的研究；第二，关于少数民族双语教学的研究；第三，关于少数民族双语教育教师队伍的研究；第四，关于少数民族双语教育现状与问题的研究；第五，关于少数民族双语教育与文化传承的研究。具体分析如下：
（1）少数民族双语教育政策的研究
目前，关于少数民族双语教育政策的研究，研究者关注的焦点大致包含以下几个方向。第一，关于少数民族双语教育政策的历史发展轨迹的研究，研究者普遍对我国颁布的少数民族双语教育政策进行历史回顾，梳理政策发展的演变历程，指出政策的不足并提出自己的建议。不同研究者立足的时间节点不同，选择的少数民族地区不同，对少数民族双语教育政策的发展阶段进行不同划分。但从整体上来看，我国少数民族双语教育政策发展被大致划分为四个阶段：双语教育政策的初创并鼓励发展阶段（1949-1958）；双语教育政策曲折发展的阶段（1958-1966）；双语教育政策发展的停滞阶段（1966-1976）；双语教育政策进入全新阶段（1976-至今）。第二，关于少数民族双语教育政策内容规范、政策制定及政策成效全面的系统研究。就政策制定而言，研究者普遍关注的是政策制定应遵循的价值取向［3］、族性逻辑［4］等研究。在政策内容规范方面，研究者对此研究较多，国内外均有涉及，且部分学者进行了比较分析，以期为我国少数民族双语教育政策的制定提供一定的启示与指导。在政策成效方面，研究者则是立足于某个少数民族地区，以个案分析的形式开展，主要研究该地区政策执行情况，政策绩效等。此外，通过聚类分析以及对原文献的分析整理，目前关于我国少数双语教育政策的研究有以下几个变化：第一，研究方法的变化。目前我国少数民族双语教育政策的研究除了传统的综述回顾外，还有利用各种量化工具对政策文本的量化研究，通过编码与量化分析回顾政策文献的颁布进展，探讨我国少数民族双语教育政策的发展历程［5］。第二，研究视角转变，我国学者对少数民族双语教育政策的研究由文本视角转变为工具视角［5］。第三，从政策文本研究到政策实施研究。过去的研究者多数都是从政策文本出发，进行梳理概括，而现在更多的研究者开始意识到政策的实施才是政策存在真正价值，通过走访、调查对少数民族地区双语政策执行情况开展研究。整体来看，目前对于我国少数民族双语教育政策执行机制、实施成效的实证研究还是较少，政策研究不能只停留于政策文本的分析，研究者更多的应该将政策实施和执行纳入到自己的研究范畴中，将抽象的双语政策文本转化为政策的具体行动［6］，分析影响政策绩效的真正因素，并在此研究基础上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才是政策研究的真正价值。同时，对于研究别国双语政策的研究者而言，不能单纯地停留在经验介绍上或启示上，要更多地结合我国国情对我国多民族、多语言的特殊性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对别国双语教育政策进行借鉴，为我国少数双语教育政策的设计和制定建言献策。
（2）少数民族双语教学的研究
在向学生提问时，教师要做到对学生的思考过程给予足够的关注，并对学生加以悉心的引导，帮助其实现对相关知识的回忆和作答。
本研究检索有效文献197篇，统计关键词304个，通过对197篇文献的304个关键词中词频≥4的关键词进行提取分析，选择中心性较高的12个关键词作为高频关键词，加以整理列入表2。
少数民族双语教学的相关研究多是对教育模式的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双语教育模式的理论和实证分析方面。其中少数民族双语教育模式的理论研究多为介绍各类模式形成的背景、特点对不同模式的理论依据、教学目标、操作程序、实施策略以及各自优缺点进行比较分析。目前我国关于少数民族双语教育模式的文献中普遍存在的模式有保存双语教学模式、浸润型双语教学模式、过渡双语教学模式、权宜双语教学模式四类［7］，同时也有部分学者对某一少数民族地区的双语教育模式的演变与发展展开研究。结合文献内容分析，当前我国关于少数民族双语教育模式研究不再停留在模式介绍以及模式对比层面，更多的研究则是结合少数民族地区自身发展状况，包括分布区域、生存模式、语言需求，国家颁布少数民族双语政策的目的以及课程设置应遵循的各类标准等［8］。此外，少部分学者开始关注我国特有的29个有语言无文字的少数民族［9］，以往我国少数民族双语教学研究重点是同时存在语言和文字的民族，仅有语言没有文字的民族一般只是被归为辅助性双语教学模式，而其不足之处正是在于缺乏对辅助性双语教学进行系统性研究，包括其具体方式方法、教学效果、发展现状等。同时还有部分学者开始关注云南地区的“直过民族”的双语教学研究［10］，所谓“直过民族”特指新中国成立后，未经民主改革直接由原始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民族。因此，结合具体文献内容来看，目前对少数民族双语教学中教育模式的理论研究则多停留于经验介绍层面，对不同地区使用相同教育模式及相同地区使用不同教育模式的原因缺乏深入剖析，无法准确把握少数民族双语教育模式使用现状。而实证研究则是过于广泛，缺乏针对性，研究者着重探讨我国少数民族双语教学应遵循的一般规律，忽视了我国少数民族的现状。不同民族地区间经济发展、教育发展以及相同民族地区的城乡发展的不平衡，都使得双语教育在不同地区呈现不同的需求，因此对双语教育具体模式的推行不能一概而论，应该根据不同地区的情况因地制宜、循环渐进的过渡双语教育模式，甚至某些特别的民族要自主设计双语教育模式，开展双语教学，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注重实践性与应用性，避免过度的主观臆断。因此，研究应由对模式的简单介绍转移到对模式实施条件及双语教育效果的影响方面来。
（3）少数民族双语教育教师队伍的研究
目前，关于少数民族双语教师的研究其成果较多、内容多样。涉及双语教师的方方面面，包括双语教师队伍困境与对策的研究、双语教师队伍建设与培训的研究、提高双语教师教学质量的研究等多方面。研究者涉及的少数民族双语教师涵盖了学前阶段、中小学教育阶段、高等教育阶段。其中研究者关注较多、发表文献较多的主要涉及两个方面：少数民族双语教师队困境及对策的研究和少数民族双语教师队伍培训的研究。关于少数民族双语教师队伍建设的研究，部分研究者在其历史发展演变、分析特点的基础上，对我国少数民族双语教育教师队伍建设提出了自己的建议。这一类的研究，部分研究者是从有关于双语教师的政策文本开展研究，但更多的研究者则是深入少数民族双语教育地区开展实地调研，通过问卷、访谈等研究方法，对少数民族双语教师的现状进行分析研究，指出少数民族双语教师目前存在的问题，即师资总量不足、教师质量滑坡、教师培训实效性缺失等，并从双语教育教师培养与师资开发、教师任职资格、教师招募与激励机制以及师资培训考核标准等方面提出建议，以期改善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双语师资队伍现状。关于少数民族双语教育教师培养的研究，研究者视角多样，涵盖培训课程的研究［11］，培训成效的研究［12］，学校培养研究［13］。其中培训课程的研究包括职前、职后两类培训，职前培训主要是对依托少数民族地区的高等院校（以师范院校为主）对新手双语教师进行短期岗前培训，培训内容多为语言知识或教学技能，而职后培训主要针对的是汉语水平低的少数民族教师，一般为普通话培训［14］；培训效果的研究目前可获取的文献较少，部分研究者是基于对培训方案的设计而生成的培训效果，并非实际培训效果；学校培养研究则是依托教师教育理论，在高校或者师范类院校对双语教师进行培养，改革双语教师教育模式等研究。结合文献及图谱内容，笔者认为少数民族双语教师的研究已具备一定的深度和广度，研究者的水平层次也较高，其研究结论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少数民族双语教师队伍的建设。但就少数民族双语教师培训的研究而言，其培训成效研究缺乏数据支撑［15］，多为质性研究，很多研究的培训成效并非实际成效，多为培训设计方案生成的培训成效，同时职后培训方法的研究也只是基于普通话培训的研究，因此日后的双语教师培训研究应该更多的关注具体的培训方式，同时对培训成效的监控要采用客观、科学的量化方法，才能直观的反映培养成效。
（4）少数民族双语教育的现状与问题的研究
笔者对原文献进行梳理归纳基础上发现，研究者的相关结论普遍相同，认为虽然我国对于少数民族双语教育十分重视，政策、经费都予以支持，但我国少数民族双语教育发展现状不容乐观，存在的问题主要包括：少数民族学生国家通用语言使用水平较低，交流能力不足［16］；双语教师数量短缺、业务素质和汉语水平低；双语教育教材建设滞后，辅助资料缺乏［17］；少数民族学生对双语教育缺乏深刻认识，部分少数民族学生和家长对于国家通用语言认可度低［18］；少数民族双语教育课堂主要以汉语为主，少数民族语言和文化的传承岌岌可危［19］等问题。对于这些问题，研究者基于观念、师资、教材三个关键点提出了自己的对策，具体包括：转变双语教育观念、建设双语教师队伍、设计合理的双语教材等几个方面。笔者认为，这些研究均是研究者对某一少数民族地区的个案研究［20］，研究结果倾向性强，普遍性和广泛性存在争议。目前，我国关于双语教育质量并未建立严格系统的评价体系。部分研究者衡量双语教育质量的好坏，是以学生普通话水平测试数据为分析依据或者以学生的学习成绩为分析依据［21］。首先，普通话作为国家通用语言只是双语教育的一个方面，笔者认为，仅以此作为评价依据过于片面。普通话水平测试结果本身存在偶然性，与发音、腔调、测试环境等存在较大关系，部分汉族学生在普通话测试中也未必能取得一个优异的成绩；其次，以少数民族学生学习成绩作为评判双语质量优劣的重要依据，并不具有合理性。影响因素除了双语教育的质量外，更多的是学生个人主观能动性、学习积极性［22］等。目前，部分研究者罗列的双语教育存在的问题，一般带有研究者本人的主观性，缺乏量化的证据加以支撑。针对研究者提出的对策建议，笔者认为比较常规、泛化和缺乏针对性，同时对策的可行性与实施效果无法衡量，甚至一些对策建议并不具备可操作性。例如，在少数民族杂居的云南地区，同一班级有很多个少数民族学生，甚至是十几个不同少数民族的学生，配备齐全的双语教材不太具有可行性。因此，研究者在开展现状研究时，调查的数据要充分，并且调查地区不能局限于某个学校、某个县市区，在进行结论分析时要更加客观。在开展对策研究时，提出的对策则要有针对性强、不能一味地认为提高双语教育质量应该从教师、教材等某一个方面入手，研究者更应该以观察者、学生或双语教师的身份进入双语教育课堂。通过实地调研，从双语教学方面提出具体且具有针对性的对策与建议。
如图1所示，2009-2018年，少数民族双语教育研究的发文量总体呈正态分布趋势。其中，2009-2012年发文量增长迅速，于2012年达到首个峰值，为26篇；2015-2017年发文量再次出现新的增长，于2017年达到第二个峰值，为30篇。结合具体时间点的背景情况，对年载文量变化进行如下分析：自2010年起，国家颁布大量与少数民族双语教育相关的政策，双语教育的重要性被提升到新的高度。例如，2010年5月，国家民委发布《国家民委关于做好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管理工作的意见》，其中明确指出，“参与做好‘双语’教学工作；培养和培训‘双语’教师；编写出版适合民族地区实际的‘双语’乡土教材、课外读物；建立科学合理的‘双语’教学衔接体系，根据实际情况选择有效的‘双语’教学模式等”［1］，这一政策的颁布几乎涵盖目前少数民族双语教育研究的各个热点问题；2015年8月，国务院发布《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民族教育的决定》，《决定》中明确规定：“科学稳妥地推行双语教育，坚定不移地推行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尊重和保障少数民族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接受教育的权利，不断提高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教学水平”［2］。2017年4月，国民委引发并抄送《国家民委“十三五”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工作规划》，再次对少数民族地区语言和文字做出进一步部署，提出了主要任务和重点项目，其中一项就是大力推进双语人才队伍建设。在此背景下，笔者预计学术界对少数民族双语教育研究的关注度会持续上升，发文量在今后的一段时间内会有所增加。
目前我国部分研究者的研究视角立足于文化学，致力于对少数民族双语教育与文化传承关系的研究。少数民族语言记载着各民族的文化轨迹，蕴含着各民族的文化内涵，延续着各民族的精神生活及民族性格。随着市场经济发展给我国文化领域带来的冲击，我国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受到了严峻挑战。因此，部分研究者提出在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传承以及构建我国多民族文化共享环境等方面，实施双语教育已经成为必不可少的手段［23］。部分研究者从国家宏观层面开展研究，认为对少数民族地区实施双语教育有利于汉民族与其他少数民族之间的文化融合，有利于在少数民族地区传播多元文化理念，有助于构建我国多元一体格局［24］，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此外，还有研究者就部分少数民族濒临消失进行探索，究其缘由是因为受到主流文化的冲击，对民族文化认同感不强，双语课堂中过分强调国家通用语言的学习，进而忽视了本民族语言的学习。但目前研究者对于双语教育与民族文化传承关系的研究并不多，一般都是理论研究，缺乏实证研究，提出的对策与建议也基本是从政策保护，师资水平等方面考虑，研究缺乏新颖性，同时也未达到一定的广度和深度，无法衡量其研究的真正价值。
三、总结与反思
本文使用CiteSpaceV计量可视化软件、SPSS数据统计软件对2009-2018近十年间CNKI期刊数据库CSSCI收录的少数民族双语教育研究进行了可视化分析，并绘制网络知识图谱，笔者通过对CiteSpace绘制的年度发文量、作者及机构合作知识图谱、时间线图谱以及SPSS绘制的关键词聚类图谱，直观、清晰呈现了我国近十年少数民族双语教育研究的现状和热点前沿。
（一）结论
1.总体上看，2009年—2018年，关于双语教育的研究文献呈现出正态分布的态势，少数民族双语教育得到我国研究者的不断关注，相关研究成果丰硕且不断深入。随着国家相关机构对少数民族双语教育政策不断调整与完善，目前我国少数民族双语教育研究已经上升到新的阶段，涌现出许多专业学者，文献数量及质量不断提高［25］。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少数民族双语教育研究为国家制定相关政策提供了理论支持与指导。
2.从研究热点演变趋势上看，少数民族双语教育研究基本围绕双语教育政策、双语教育本体、双语教学、双语教师四主线，研究范围多以少数民族双语教育政策及教育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原因分析，提出对策和建议。各研究层面互相融合、互相交叉。
创设有趣的情境和课堂氛围，是小学生学习的前提。教师结合学生的生活实际、心理适应能力、思考能力等，多方细心引导学生动脑思考、动口表达、动手操作，才能调动一年级小学生的思维积极性，培养学习数学的兴趣，促使学生去发现、探索、创造。
海域原油经济剩余可采储量为366亿吨，占油气当量经济剩余可采储量的41.6%，主要分布在波斯湾、巴西东部海域、几内亚湾、滨里海、墨西哥湾、北海等区域；海域天然气经济剩余可采储量为60.87万亿立方米，占油气当量经济剩余可采储量的58.4%，主要分布在波斯湾、澳洲西北海域、莫桑比克海域、南海、地中海、几内亚湾等区域。波斯湾海域的油气当量经济剩余可采储量在全球海域油气资源中占比达到36%，油气当量产量占比达到65.7%。
4.从研究方法上看，少数民族双语教育研究综合运用多种研究方法，从过去主要采用文献研究法，到目前综合运用田野调查法，比较研究法等，甚至个别文献采用了一些科学计量方法，将质性研究与实证研究相结合，从传统的思辨研究到目前实地调研，研究方法的变化也进一步证明了我国学者对于少数民族双语教育研究逐步深入。
浮顶储罐设计形式使得浮船随液位变化而变化，着火点也是动态变化的，消防炮很难针对火焰根部进行集中喷射。大部分情形下消防炮只打到浮顶着火点的相邻区域，或者只能打到相对罐壁密封圈一侧的着火点。根据日本苫小牧油罐全面火灾泡沫灭火剂的消耗数据，采用泡沫炮喷射泡沫时，到达油面的灭火剂不超过40%[8]。
（二）反思
尽管十年间我国少数民族双语教育研究成果丰富，从本研究的图谱呈现和分析结果来看，目前国内对少数民族双语教育的研究也存在不足。
1.研究力量薄弱，场域差异大
通过核心作者，核心机构的分析可知，目前我国少数民族双语教育研究领域没有形成核心作者群以及核心研究机构群，研究者之间、研究机构之间均缺乏合作。第六次人口普查我国法定55个少数民族人口为113792211人，占总人口的8.49%，分布在我国面积约50%-60%的疆土上，但从核心发文机构的网络知识图谱来看，对少数民族双语教育研究近十年间发文量较多的机构有新疆师范大学、中央民族大学、西北师范大学、新疆大学等。其中新疆地区共有5所高校在本研究中被列为核心机构，因此以新疆为代表的西北地区成为关注少数民族双语教育的热门地区，而从少数民族分布上看，西南地区共分布35个少数民族，云南省尤为显著，而反观被列为核心研究机构的高校，西南地区仅有一所，可见西南地区的教育研究人员对双语教育这一热点问题关注度与敏感度较低，对双语教育的研究积极性有待高。进而说明少数民族双语教育研究场域分布差异大，所涉及的少数民族地区并不广泛。
2.研究视域有待拓宽
从收集的197篇文献来看，目前研究者开展少数民族双语教育研究主要研究民族有维吾尔族、白族、壮族、藏族、彝族、蒙古族，朝鲜族、达斡尔族、东乡族。我国55个少数民族，除回族无民族语言和满族以汉语为主要语言，另外53个民族仍然保留着自己语言，这就意味着我国双语教育研究在53个少数民族中只关注到了16%的主要少数民族。同时我国存在两类特殊的民族，第一类是我国29个有语言无文字的少数民族，例如东乡族、达斡尔族等几个民族；第二类是云南地区的“直过民族”，目前对于这两类特殊民族的双语教育研究甚少。要使得少数民族双语教育政策适应性广，实践性强，能够维护民族团结，筑牢共同体意识，有效保护民族语言与民族文化，研究者必须拓宽研究视域。
3.研究的针对性与实践性有待加强
目前我国关于少数民族双语教育的研究都提出了旨在提高我国双语教育水平的对策和建议，但这些对策和建议的针对性并不强，实践性也有待证明。大部分的研究结论都是泛泛而谈，没有一定的针对性。例如南北方少数民族的居住形式不同，其双语教育的模式也应该存在差异，但对这方面进行研究的学者甚少；同时我国存在有语言无文字的少数民族，这一类少数民族双语教育的教学方式、教育模式、教材存在较大的特殊性，笔者收集的197篇文献中对这类民族展开研究的仅有3篇左右，涉及的民族也仅有两个民族，但研究的结果和提出的对策与其他民族并无过大差异。因此少数民族双语教育研究过于广泛性，缺乏针对性，不能探讨出我国少数民族双语教育的一般规律。
1.3.2 对照品溶液的制备 精密量取阿多尼弗林碱对照品1 mL，置10 mL量瓶中，加入内标溶液1 mL，加0.5%甲酸溶液适量并稀释至刻度，摇匀，作为对照品溶液。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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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Knowledge Map Analysis of Bilingual Education of Chinese Ethnic Minorities in Recent 10 Years——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CSSCI journal literature in CNKI database（2009-2018）
WEI Jing，TIAN Jing
（ Faculty of Education and Management，Yunnan Normal University，Kunming 650500，China）
Abstract： Using the scientific literature statistic software CiteSpaceV and the data statistics software SPSS，with the 197 papers in the CNKI journal database CSSCI in 2009-2018 as the data source，we explore the research hotspots and frontal trend of bilingual education in ethnic minorities，and draw the network map of knowledge.It illustrates that the research hotspots of bilingual education in ethnic minorities in China include：research on bilingual education policy of ethnic minorities，research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bilingual education in ethnic minorities，and research on teachers，education model and teaching status of bilingual education in ethnic minorities.To conclude，there is a wide range and depth in the research on bilingual education of ethnic minorities in China，and there exists some shortages and unsolved problems.
Key words： Ethnic Minorities；Bilingual Education；Knowledge Map
［中图分类号］ G75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4336（2019）04-0052-10
［基金项目］ 本文系2016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西部项目“云南跨境经济合作区人力资源供需形势与优化配置研究”（16XSH011）阶段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 魏靖，云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与管理学院比较教育学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民族与农村教育比较研究。田静，云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与管理学院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民族农村教育研究。
［责任编辑 徐寿军］
标签：少数民族论文; 双语教育论文; 知识图谱论文; 云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与管理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