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毛泽东时代的中共执政能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执政能力论文,中共论文,时代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现代政党存在的最大价值在于：获得或巩固国家政治权力。毛泽东从1935年进入中国共产党的最高决策层，到1945年当选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直至1976年逝世，他领导中共40多年的时间，经历了夺取政权巩固政权的全过程，实现了现代政党的最高目标。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中共创造性地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执政、治国的基本模式与方法；中共从领导武装斗争的党变为一个领导十几亿人口大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党，文治武功均达到了辉煌的地步。在中国共产党的治理下，中国从一个极度贫弱的国家变成了一个世界上的强国。毛泽东时代的中共执政为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致使今天的中国依然在享受着那个时代留下的丰富政治遗产。
党的执政能力主要是指执政党作为一个领导国家的政治组织，整体推进社会全面协调发展的能力。毛泽东时代的中共表现出了较高的执政能力，其最大特点就是：善于驾驭全局，整体提升国家的实力，提高绝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在经济发展的效率与公平方面做出令大多数人信服的抉择。
一、毛泽东时代中共执政的战略能力、组织能力和制度创新能力
其一，毛泽东时代中共执政的战略能力。
国家要发展，一般要具备三方面的基本条件：丰富的资源、适宜的体制、正确的战略。这就是说，正确制定战略的能力是一个政党执政的基本能力。执政党执政就要为国家的发展制定正确的战略发展方向，实施适合国情民情的治国之道。在国家资源、体制既定的情况下，执政党的战略能力显得尤其重要。战略能力的高低，是执政党整体的认识水平反映，在一定意义上可以发挥政党组织的能动性、创造性，使中国社会走上政治、经济、文化协调发展之路。在毛泽东时代，中共执政的战略能力是很强的。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了《论十大关系》的著名讲话，全面地提出在一个经济、文化发展极不平衡的国家里，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一个强大国家的基本战略：如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中国与外国的关系。这些关系都是一个执政党在执政过程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论十大关系》既提出了处理这些重要关系的基本原则，又为中共执政提出了战略目标。《论十大关系》中提出的治国方略，时至今日并未过时，对我党目前的工作依然具有指导意义。
其二，毛泽东时代中共执政的组织能力。
当一个政党获得执政地位之后，她所能调控的社会物质、文化、人力资源是既定的，如管辖的国土面积、人口及文化历史资源等。如何利用这些既有资源，则与政党的组织能力有极大的关系。执政能力强的政党，是擅长于把资源运用到增强国家竞争力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方面。20世纪50年代，中国共产党在组织国家建设方面曾表现出了非凡的组织动员能力，在较短的时间内奠定了国家工业化的基础。建国时，中共继承的是一个极为畸形的经济布局，工业主要集中在东北和几个主要沿海城市。沿海省份只占11.34%的国土面积，却创造了77.6%的工业总产值。由于中国共产党有极强的组织动员能力，在生产力的重新配置方面进行了空间上的重大调整。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国家优先发展的华北、西北、华中的新兴工业基地，建设的694个项目主要集中于内陆地区。1956年到1978年间，在中西部建设了2000家大中型企业，促进了欠发达地区的发展[1](P2)。同时中央还用转移支付的办法来缩小地区间的差距，使全国的消费水平分布更加平衡。时至今日，中共在执政的组织能力方面依然是许多政党望尘莫及的。
其三，毛泽东时代中共执政的制度创新能力。
制度是对行为的预设，是为了抑制人们交往中的任意行为，构建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相对固定模式，构建社会经济、政治体制。在建国之初，中共表现出了较强的制度创新能力，如建立了较为完善的独立的工业体系；建立了一整套从中央到地方的政治、经济运作制度，使一盘散沙的中国整合成为一个高速运转的系统，并创造出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奇迹。执政党的制度创新能力是可以推进生产力发展的，建构新的适应新变化的社会组织框架，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人们的主观能动性。勿庸讳言，在毛泽东时代，中共执政的制度创新也发生了脱离中国实际的情况，如人民公社的创立，就严重地脱离了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毛泽东当时提出：“我们的方向，应该逐步地有次序地把‘工（工业）、农（农业）、商（交换）、学（文化教育）、兵（民兵，即全民武装）’组成为一个大公社，从而构成为我国社会的基本单位。”[2](P317)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乌托邦式的空想。制度创新是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进行的，成功的典章制度是人们行动的结果而不是设计的结果。但从总体上看，毛泽东时代构建了中国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体制，这是中国50多年来不断发展的制度性基础，也是20多年来改革开放不断发展的基础。现在进行的改革就是根据变化了的国际国内条件，对原有的制度体制进行批判性的扬弃，但决不是推倒重构。正如哈耶克所说：“欲改善文明这个整体，我们的所作所为就必须在与这些力量合作的基础上，而不是在与它们的对抗中展开。此外，在我们力图改善文明这个整体的种种努力中，我们还必须始终在这个给定的整体中进行工作，旨在点滴建设，而不是全盘的建构，并且在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运用既有的历史材料，一步一步地改进细节，而不是力图重新设计这个整体。”[3](P82)
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政党，在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过程中都曾表现出很强的战略能力、组织能力和制度创新能力。美国著名学者费正清30年前曾高度评价了毛泽东的执政能力，实际上也是肯定了中共的执政能力。他说：“毛泽东生平的一些简单事实似乎是难以置信的：在一个四亿人口的广大国土里，一个二十八岁的人和其他十几个人成立了一个政党并在其后五十年夺取了政权，组织和改造了人民、改变了山河——历史上没见过比这更伟大的成就。亚历山大、恺撒、查里大帝，欧洲所有的国王、拿破仑、俾斯麦、列宁——没有一个前人的成就比得上毛泽东，因为无论哪个国家都没有像中国这样古老这样大”，[4](P197)。由此可见，毛泽东时代的中共已经具备了很强的执政能力，表现出了高超的领导艺术，中国因此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实现了国家的初步繁荣。
二、毛泽东时代中共执政能力的特点
毛泽东时代中共的领导集体成员一般都是戎马生涯的战将，因而在执政过程中时时体现出大将风范与细腻谨慎相结合的风格，由此构成了毛泽东时代中共执政能力的特点。
其一，对中国在世界上的大国地位有一个准确的战略定位——“我们有充分的信心，克服一切艰难困苦，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共和国”[5](P761)。把中国建设成为世界上的一个强大的国家，这就是毛泽东时代中共执政的根本目标。围绕着实现这一目标，中共进行经济建设、安排生产力布局、确定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把保障国家的安全放到极为重要的位置，集中全力进行核试验、太空试验，发展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两弹一星”，从而为中国确立大国地位创造了物质条件。现在的“神州五号”载人飞船的基本技术就来源于毛泽东时代奠定的国防科工业的基础。同时，毛泽东提出了“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确定了中国在发展中国家的举足轻重的地位。这一阶段，中共执政的所有工作都服务于建设一个强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使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一伟大目标。
其二，在执政过程中，关心最大多数人的利益，保证普通劳动者的基本平等的权利和利益。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安民是安邦的基本前提，也是执政能力的体现。在政治上给工人、农民以较高的地位，参与国家大事的商讨，参与工厂、生产队的管理，创造了“鞍钢宪法”、“两参一改三结合”、工人参与企业的管理、干部参加劳动等形式，用最简单的民主方式保障劳动者的权利。在经济上基本平等。从现在的角度看，这似乎有平均主义的色彩，但在建国之初，物质较为匮乏的时期，它却不失为一种基本保障普通劳动者在经济上平等生活的理性抉择；特别在精神文化方面，建立了世界上最为庞大的基础教育体系，使中国公民享受到原初的平等。在舆论上、艺术作品中赋予劳动者以较高的地位，坚持文学艺术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给社会物质财富的创造者以精神上的尊严和信心。在社会保障方面，建立了合作医疗制度、五保户养老制度、劳保制度、公费医疗制度，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人们的后顾之忧，使老百姓拥有内心的安宁。大多数人稳定了，社会就稳定了；执政党也达到了治国的目标了。
其三，注重国家发展的重点，集中力量解决主要矛盾，谨慎治国，做好基础工作。在建国初期，当我党面临着百废待兴的局面时，毛泽东就明确提出：“我们不要四面出击，四面出击，全国紧张，很不好。我们绝不可树敌太多，必须在一方面有所让步，有所缓和，集中力量向另一方面进攻。”[5](P697)在此，毛泽东提出了一个治国的重要原则，即谨慎。中国传统的治国之道中就有“治大国若烹小鲜”之说，中共在执政过程中，深得其要领。在经济建设方面，提出农轻重的关系，注重农业，提出农业就是工业；在农业发展中特别关注粮食生产，始终把粮食问题放在经济发展的战略地位。提出以粮为纲的口号，以占世界7%的耕地养活了占世界22%的人口。在建设速度和规模方面量力而行，出现偏差及时纠正。
其四，毛泽东时代的中共执政能力也存在着重大缺憾。主要体现在对国家政治权力的过于迷信，认为通过政治运动，通过党的组织领导可以解决中国的一切问题。片面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对社会实行全面的政治性改造，对社会经济、文化生活进行全面地规划、控制，国家与社会一体化。国家垄断所有政治、经济及文化资源，国家计划是配置社会各种资源的唯一手段。造成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高度紧张，抑制了社会力量的创新能力。
一个政党的执政能力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我们不能离开具体的历史条件讨论执政能力问题。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人的历史使命，关键是不辱使命，尽到自己的历史责任。从这个角度认识，毛泽东时代的中共执政能力是很强的，为中国后来的发展奠定了政治经济基础。
三、毛泽东时代中共执政能力较强的原因
中共的执政能力是中共各种能力的综合体现，毛泽东时代的中共表现出了较强的执政能力，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共在执政的过程中坚持了毛泽东思想的三个基本方面，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
执政治国必须从本国的实际条件出发，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相结合，这样才能做到谨慎决策，量力而行。毛泽东时代的中共在实践中自觉地不断地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独特道路，从社会主义改造的独特方式到十大关系的处理，从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确立到第一部宪法的制定，以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形成，都饱含着中国共产党集体的政治智慧和创造精神，都是有中国政治特色的制度框架，为中国民主制度的发展和各民族的共同繁荣进步提供了制度上的发展空间。这些都体现了毛泽东为首的中央领导集体的雄才大略。
执政兴邦必须坚持群众路线，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在动员群众进行政治运动和经济建设方面，毛泽东时代的中共执政做到了极至。毛泽东认为：只要依靠群众，任何困难都能克服，任何难题都能解决。建国初期对于少数民族地区的民主改革问题，毛泽东就提出了依靠群众的方法：“少数民族地区的风俗习惯是可以改革的。但是，这种改革必须由少数民族自己来解决。没有群众条件，没有人民武装，没有少数民族自己的干部，就不要进行任何带群众性的改革工作”[5](P697)。很快形成了56个民族和睦相处的大团结局面，保证了国家的稳定。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决定性力量，他们最终决定历史的发展方向和进程。
执政兴国必须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则。毛泽东一贯强调，我们的方针要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自己找出适合我国国情的前进道路。在我们这样一个大国，尤其必须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革命建设事业。在毛泽东时代，中共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困难，都没有动摇过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决心，没有在任何外来压力面前屈服。1958年苏联请求在我国建立特种长波无线电台，并一再要求中苏双方共同投资，对此毛泽东亲自批示：“这个无线电中心的投资，应当由中国方面负担，中国责无旁贷。建筑和装备等技术方面，请苏联同志帮助，所需设备，均就作价由我们付款。建成后可以共同使用，并且应当由两国政府签订正式协定。这是中国的意见，不是我个人的意见。”[2](P265)在保持国家的独立问题上，毛泽东从来没有动摇过。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的自力更生原则的指导下创造了经济上的奇迹。如拒绝向外举债，因此避过了20世纪70年代后期困扰大部分发展中国家与东欧国家的债务危机，构建了国家健全稳固的财政体制。这一体制框架也造福于后代，使中国在市场化改革中，不用听命于国际货币基金、世界银行等受美国主导的国际机构，避开了20世纪90年代亚洲的金融危机。循序渐进地市场改革，使中国逐步走上了一条独特而有效可行的市场发展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