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村上春树《去中国的小船》中的创伤记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村上春树论文,小船论文,中国论文,创伤论文,记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9853(2013)02－138－06
村上在青春三部曲《且听风吟》(1979)、《1973年的弹子球》(1980)、《寻羊冒险记》(1982)、短篇小说《去中国的小船》(1980)、转型之作《奇鸟行状录》(1992－1995)、进入新世纪以来的《天黑之后》(2004)、《1Q84》(2010)，以及收录在《边境 近境》(1998)中的随笔《诺门罕钢铁墓场》等系列作品中，一再讲述有关中国、中国人的故事，一再回溯近代以来中日两国惨烈的战争历史。村上在访谈中也证实说：“我的小说常有中国人出现……我是在神户长大的。神户华侨非常多。班上有很多华侨子女。就是说，从小我身上就有中国因素进来。父亲还是大学生的时候短时间去过中国，时常对我讲起中国。在这个意义上，是很有缘分的。我的一个短篇《去中国的小船》，就是根据小时——在神户的时候——的亲身体验写出来的。”[1](P121)由于“中国”这一他者形象承载着日本近代以来民族历史乃至村上家族记忆的创伤，所以“中国”在他的作品中不是点缀或修饰，而是一种深深的无法根除的烙印，以至于“如果省去中国不提，就无法讨论村上文学”[2](P7)。
1980年4月，村上在杂志《海》上发表了第一篇短篇小说《去中国的小船》(初载版)。这篇小说于1983年5月与其他六篇小说收入同名小说选集，这是村上的第一部小说选集(选集版)，1990年又被收录到《村上春树全作品1979－1989》(全作品集版)中，在收入选集和全作品集时，作者都做了一定修改。在小说中，村上抒发了对中国如鲠在喉的复杂情感，而在这一情感中所暗藏的创伤记忆作为一种“情结”，成为他一再将“中国”作为思索和叙事对象的基础和动力。
一
《去中国的小船》分为五个部分，主要讲述了“我”与三个中国人的邂逅。卷头引用旧时民谣：“很想让你坐上/去中国的小船，/只坐你我两人，/船儿永借不还……”看似深情款款，但不过是一个愿望，“去中国”的旅程被不断延宕和消解，实则永难实现，这一反讽式的充满悖谬的题词奠定了文本的叙事基调。
小说第一部分从叙述者“我遇上第一个中国人是什么时候，1959年抑或1960年”这一疑问开始，他将这一自我质问设定为“考古学式的疑问”，顽强作业之后才有新文物出土——“记忆的残片”，看来这里的记忆都是意识之下的潜意识，即使有所显露，也是半遮半掩，即便费心清理，有些还是难以贴上标签、区别种类，无法考证。“我”又向自己提了两个疑问：一是，有什么人会对我遇上的第一个中国人这一准确日期怀有兴趣呢？二是，旧新闻年鉴同我之间存在可以共同分享的某种因素吗？固然没有人对“我”的个人记忆感兴趣，但没有我们个体的鲜活记忆何来集体记忆？编年史的记载看似与“我”的个人生活无关，但我的生活不正安放于那样的语境中吗？叙述者的自我追问恰恰表明了追溯记忆的重要性以及个人记忆与时代语境之间深不可测的关系。
接着“我”对自己的记忆有这样一个说明，“我的记忆力极其模糊。由于过于模糊，有时我甚至觉得自己说不定是在用这种模糊性向别人证明什么”，联系小说创作于中日两国就历史记忆问题开始出现争议之际，村上关于“记忆”模糊性的叙述令人思量。“我”的记忆的“极端不可信赖”表现为“或置前或颠倒，或事实与想象错位，有时连自己的眼睛同别人的眼睛也混淆起来了”[3](P3)三种方式。这三种方式提纲挈领式的点名了下文“我”与三个中国人相遇的记忆模式。而一个人的存在，是由自我的记忆构成的，记忆的不可信赖，说明自我的不可确定，暗示了“我”是一个不可信赖的叙述者。
在“我”如此模糊和不可信赖的记忆中能确切记起的两件事，一件是关于中国人的，一件是棒球比赛中被撞成脑震荡的事故。尼采在《道德谱系学》中曾说；“‘只有不停的疼痛才留在记忆里’——这是世界上心理学的一句最古老的(可惜也是最持久的)主句。”这两件事应该是“我”不停的疼痛，是类似创伤似的记忆。脑震荡是否影响了“我”的记忆不得而知，但脑震荡与创伤相关，他在昏迷中喃喃自语：“不要紧，拍掉灰还可以吃。”联系小说初载本这一部分的最后的话：“在我的记忆所到之处，那个船头确实搁浅在暗礁上……我和我的过去告别”[4](P94)，这句话可理解为“我”拂去包括过去记忆在内的“灰”还能对付活下去。活着必然要面对死亡，而“死使我想起中国人”[3](P4)，为什么中国会让“我”想到死亡呢？下文三个中国人的故事都和死亡无关，也就是说叙述者这里并没有交代缘由。时隔近二十年后，村上春树在演讲中做了这样的回答：“我的父亲去年夏天去世了，活了九十岁。他是个退休教师，也是个兼职佛教僧侣。在研究生院就读期间被征招入伍，参加了中国大陆的战斗。我小的时候，他每天早上都在饭前向佛坛献上长长的深深的祈祷。一次我问父亲为什么祈祷，他回答为了在战场死去的人，为了在那里——无论友方敌方——失去性命的人。每次看见父亲祈祷的身姿，我都觉得那里似乎漂浮着死亡的阴影。父亲去世了，其记忆——还没等我搞清是怎样的记忆——也彻底消失了。但是，那里漂浮的死亡气息仍留在我的记忆中。那是我从父亲身上继承的少数然而宝贵的事项之一。”[5](P306)既然过去的记忆是和中国紧紧相连的，“我”这个人的存在和必须走下去的路都要面对中国这一他者，这一他者带来的类似死亡的精神创伤是活着就无法拍掉的“灰”，这只“去中国的小船”由此出发。
二
小说第二部分讲述了六十年代一个秋天，“我”参加小学会考时“我”与中国人小学的监考老师的邂逅。在小学生的“我”的心里，中国人小学是“天涯海角的地方”，在陡坡上与几十几百个小学生排着队朝同一方向行进。他们默默走路，没有人打闹，让他联想到“不规则的永久性运动”。他一直不停地出汗，出汗是因为在偏热的秋日穿着厚毛衣，是因为爬陡坡劳累，更是因为看到那种“不规则永久性运动”后的恐惧。在他的想象中，中国小学有着又黑又长的走廊、潮乎乎的霉味儿，然而中国小学是意想不到的清爽、干净、明亮、舒适。那位中国人老师初见之下，不超过四十岁，左腿有一点点跛，拄着根显得格外粗糙的樱木手杖。残疾总是让人心生恐惧、厌恶、怜悯等异样反应，加之小学生们听老师缓慢而威严地宣布考场纪律，在一片沉默中弥漫着令人窒息的紧张感。接着老师为放松大家的心情，话锋一转，首先向大家介绍自己是中国人，接着发表了与刚才刻板形象截然相反的充满了感性的话语：“大家也都知道，中国和日本，两个国家说起来像是一对邻居。邻居只有相处得和睦，每个人才能活得心情舒畅，对吧？”“不用说，我们两国之间既有相似之处，又有不相似之处，既有能够相互沟通的地方，又有不能相互沟通的地方。这点就你们的朋友来说也是一样，是吧？即使再要好的朋友，有时候也不能沟通，对不对？我们两国之间也是一回事。但我相信，只要努力，我们一定能友好相处。为此，我们必须先互相尊敬，这是……第一步。”[3](P8－9)由此，老师告诫小学生们不要乱涂乱画、乱扔口香糖、不要在桌子里乱来，让所有的小学生要抬头挺胸满怀自豪感。这位中国老师不仅循循善诱，而且颇富理想主义的色彩。至此，“我”意识中的中国小学和老师形象与实际出现了悖谬，而我们自然要追问，产生这悖谬的根源是什么呢？
在论及自己的小学时代时，叙述者在小说第一部分不无讽刺地说，那是“战后民主主义那滑稽而悲哀的六年中的每一个晨昏”[3](P3)。日本战后在美国占领军总部的主导下推行了各种民主化改革，应该说改革虽然来自外部，但这种民主化改革实则与日本国民的内在需求相应和，在战后初期的日本形成了一股和平民主主义思潮，自由、民主、和平、平等日益成为一种常识，种族歧视与差别意识自然是在摒弃之列的。显然这种小学里的常识性教育与作为小学生的“我”意识深处对中国小学和中国老师的种种想象相差甚远，这种距离也绝非是“拍掉灰可以吃”的程度。
“无论是关于自身还是关于他人，记忆—回忆通常包括过错和负罪的概念，这两点可以混在一起。”[6](P36)然而，与中国老师这样的邂逅，很难与第一部分提及的创伤记忆相提并论，那么那种创伤记忆从何说起呢？选集本中接着插入了这样的一段叙述，高三时“我”与一个同班女孩第一次约会，因为是相似的一个秋日，同一条坡路，碰巧那女孩也曾在同一考场考试，于是唤醒了“我”对往事的回忆和体验。“我”一再追问女孩“有没有乱写乱画”，女孩以“想不起来了”回答，这样的追问不太符合约会的氛围，我为什么异常关注此事，有什么难言之隐？我对女孩的追问类似寻找同谋，想遗忘又忘不掉压抑在心底以致成了精神创伤的那种心态流露出来。当“我”想，“任何人都不至于记得什么过了好几年前往哪里的桌子上乱写乱画过没有，事情早已过去，何况原本就怎么都无所谓的。”[3](P12)自我辩白、自我解脱的意味很是强烈。然而，送女友回家的路上，“我”脑海里还是盘旋着“一个中国少年的形象——一个星期一早在自己桌子上发现谁的涂鸦的中国少年”[3](P12)。前文说“我”的记忆“事实与想象错位”，那这一场景究竟是想象还是事实？他努力隐瞒或尽力想忘却的是不是他“乱写乱画”了？这一段在小说的三个版本中做了大幅改动。初载版中的对话很简短，我问女友是否刻字，她不太感兴趣地答，也许有吧。而在选集版中作者做了大幅度添加，但到了全作品版，这一段全部删掉了。对此，藤井省三解读说：“‘刻字’是背叛‘第一次遇见的中国人’，亦即那位中国老师的行为，他向女友追问却毫无所获，然后便‘沉默’着。这样的结尾，可说是暗示‘记忆力非常不确实的’僕，其实是觉得自己或许犯了罪，进入了无意识的世界、已忘却的过去的过程。《开往中国的慢船》(台湾译本名，笔者注)从原载杂志收录到精装本时，僕这样的原罪意识被改写得更为深刻，然而全作品集中却全部被删除，这一点倒是引人深思。”[2](P42)山根由美惠也指出，“删除了这一情节，为什么一定要讲述这一故事的必然性就变得薄弱了。”[7](P166)不仅如此，在选集本结尾处强调了“我”无论怎样为自己开脱，那种犯了错的内疚感都无以摆脱，开启了下文，正是因为高三时怀有的那种“罪感”促使“我”上大学之后对结识的中国女孩怀有一种想要接近并要为她做点什么的潜在欲望。
小说第三部分的开头说因为高中位于港街，因此“我”认识了很多中国人，不过“总的说来我不属于那种不论跟谁都要好得来的性格，无论对方是日本人还是中国人”[3](P12－13)再一次强调了民主时代无差别的平等思想。然而下文追溯的与第二个中国人的邂逅却一再执拗地呈现歧视差别，“中国人就是中国人”的套话也呼之欲出。
叙述者第二个邂逅的中国人是大学二年级那年春天打工遇到的漂亮中国女孩。对女孩的描述着墨较多，她沉默寡言，虽然干活热心，却因为热心中有一种“奇妙的紧迫感”，大多数人都和她合不来。最后同她搭档下来的只有“我”。因为一点失误，她遭遇了仿佛深夜沉船似的精神危机，因为我的安慰和劝解，她沉静下来，并告白自己是中国人。虽说是中国人，中国话几乎不会，英语呱呱叫。①初春三月“我”邀请她跳舞，却在深夜舞会后将女孩送上了相反方向的山手线，当她返回车站与等候在那里的“我”重逢，女孩认为“我”是故意而为，“这种事不是第一次，肯定也不是最后一次”，“这里终究不是我应在的场所，这里没有我的位置。”[3](P20)虽然日本是她实际生活与精神世界认可的地方，可她依然和她的祖辈一样处于这个国家的边缘，体验着“中国人就是中国人”②的疏离感，甚至有意识地将之作为了自己为人处世的前提。
“我”在打工之初试图与女孩搭话，一直保持着搭档的关系，尤其是女孩身处困境时伸出援手，并在打工结束后邀请女孩跳舞，表现出了“我”希望与之交往的主动性。对此全作品集版中加入一段解释：虽然“我”有女朋友，但她在神户，两人的情感已转淡，因为“我才十九，不管怎么说，正值最想受用人生的年龄”[3](P16)。山根由美惠指出，这一增改“强调了年轻人特有的无责任感，意在说明邀请中国女孩没有什么特殊的意味，因此就起到了减弱在精神上对中国女孩伤害的效果。”[7](P167)“我”一再言明对她有本能的好感，女孩身上有一种他无法说清的“地道”，对他具有一种与众不同的吸引力，然而他接连犯下错：先是将她送上相反方向的山手线；接着与女孩约好明天打电话再聊，却把写有她电话号码的火柴盒连同空烟盒一起扔掉了。他早知女孩住在驹込，约会后不但没有按常理送女孩回家，直到出错才告知读者他住在目白，和她原本是同一方向，可以同乘一辆车。这里便是第一部分指出的“我”的记忆的“置前或颠倒”，这一延迟叙述显示了其行为的不可理喻。接着，叙述者发现自己犯下第二个错误是9个小时之后，时间之长也超出了常理。虽然我有意向中国女孩示好，却无意接连犯错，仿佛确如女孩所言“即便你真的弄错了，那也是因为实际上你内心是那么希望的”[3](P19)，让他屡屡出错的便是“中国人”这一要素。这一要素似乎让他患上了PTSD症(由精神创伤引起的紧张性情绪障碍)。
第四部分与第三个中国人的邂逅是在“我”28岁那年阴冷的冬天午后。这一部分开头较之初载和选集版、全作品版有两段删节，这两段目前的中译版本亦没有。第一段用戏谑的语调列数历史上名人的会面，似乎要给我和这位中国人高中同学的重逢定位。第二段话锋一转，说如果真是要拿历史事件来说的话，倒让叙述者想到了他过去在少年杂志上看到的一个故事：在太平洋一个正在激战的海岛上，一个日本兵和一个美国兵狭路相逢，在已经没有举枪时间的茫然时刻，两个人分别举起两根手指行了一个童子军式的敬礼，然后提着枪默然归队。诚如藤井省三所说，童子军的敬礼不是两指，而是三指，童军誓言因国家或时代不同有差异，“但誓言忠诚、忠实这点却是一样的。因此，第四章的开场似乎就在暗示这不是背叛中国人的故事。”[2](P44)然而从这篇小说一贯的“悖谬”叙事来看，所谓童子军式敬礼的诚实坦率中暗含着剑拔弩张的不得已。
“我”坐在在咖啡馆窗边，他突然站在我身边。“我”的内心变化仿佛契诃夫笔下的变色龙，初始因为被打扰很不情愿，表现漠然，猜到可能是高中同学，露出微笑，他言及正在兜售《百科事典》，“我”恍悟原来如此，对他的好奇心消失大半。当他表示书只是兜售给中国人之后，“我”才猛然想起“是我上高中时认识的中国人”，莫名感觉亲切。推演过来，多少有些“佯装不知”、不愿记起的意味。分别时，他将我写的地址很仔细折好放进了名片夹，我还是含糊地表示过几年手头宽裕了再买《百科辞典》，最终我想对他说说有关中国人的话，却因为没有弄清到底要说什么而作罢，只是客套地话别。记忆中这位教养不差，成绩也应在“我”之上的同学沦为沿街向中国人推销百科事典，未来也许要从事专门劝中国人加入保险或者去推销墓石，对于他的境遇，“我”的叙述中流露出怜悯之情，这里的“记忆”是“连自己的眼睛同别人的眼睛也混淆起来”的记忆。对此山根由美惠剖析说，“对第三个中国人的记忆仍然是无意识的恶意，不过这里的恶意不是个人的恶意，而是所谓人种这一宏大框架中集体无意识的恶意。”[7](P62)
这位中国人高中同学“哪一样都给人以多少磨损了的感觉”，貌似精明强干，在日本社会中仍被隔离出来，只能在中国人自己的圈子中讨生活。面对我的遗忘，他说，“恐怕还是想忘却过去的事吧？我是说潜在性地。”“我出于和你同样的缘由，过去的事一件也没忘，真的没忘，也真是怪事。……专门记过去的事，而且记得一清二楚，我真有点担心再没余地记忆以后的人生了。”[3](P24)中国人的“不忘”与“我”的“遗忘”形成的对比耐人寻味，如山根由美惠所指出，“80年代在‘战争责任’问题上就亚洲与日本的关系的提法形形色色，表面上对亚洲的蔑视的反省思潮传播开来，然而那只是表面现象。在《去中国的小船》中，描绘了忘却的政治不只是国家层面的而且也是浸透于‘我’这样的个人心中的事实，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消除差别的良知只是表面性的东西，潜入内心深处无意识层面的差别是何等根深蒂固和恐怖。”[7](P63)
在“我”的记忆中，中国人是扭曲、别扭、毁损的。暖阳秋日中中国人老师呼吁中日两国能够互相尊重，不明就里的小学生们多以沉默应对；春寒料峭的青春约会是迈向试图相互理解的第一步，但双方都匪夷所思地固守着“中国人就是中国人”的差别意识而止步不前；与第三个中国人的邂逅我们确实感受到了冬日的阴冷，这时的“我”以一种高高在上的优越感审视着对方。
三
第五部分回到叙述的当下，与前面的记忆再次形成悖谬。“我”已是年逾三十的男人，感悟到“这里没有我的位置”，在山手线的列车里，想起中国女孩的话，“这里终究不是我应在的场所”，“所谓谬误……归根结蒂乃是一种逆反性欲望。果真如此，谬误正是我本身你本身”。[3](P32)此时此刻“我”在东京街头遥想“中国”，中国不是地球仪上涂以黄色的中国，中国只是“一个假设，一个暂定”，“那是被中国一词切下的我自身”。初载版和选集版更为明确地指出，中国“或者是我本身。那也是我自己的纽约、我自己的彼得堡、我自己的地球、我自身的宇宙。”[4](P108)至此，中国也彻底消泯了“中国”的特殊意味，中国不再是具体的历史性的他者存在，“三个中国人”同样成为毫无差异的“我本身、你本身”，“我”不再是前述三个记忆中的有限的“经验自我”，而化身为“一个冷静观察那些零乱的‘我’的先验性自我”[8](P111)。“我”是超越所有被限定性的超越论的旁观者，存在于不受任何限定的任意性世界。故而小说最后一段说，“丧失和崩溃之后无论所来何物，我都已无所畏惧。恰如棒球垒安打击球手不怕球转换方向，坚定的革命家不怕绞刑架。”[3](P33)在“先验性自我”的冷眼凝视下，将关于“中国”的三个记忆化为“碎片”，由中国、中国人引发的精神创伤被切割与解离在“我”之外，经验性自我对“中国”所进行的带有自我反省的指向瞬间也被颠覆。然而，“无所畏惧”之后，马上说“假如那真能如愿以偿”，能否真的实现那个先验性自我的超越性显然又是一个未知数。无论如何，这便是“去中国的小船”的归结点。
面对中国人这一异质性他者的存在，“我”表露了自己的痛楚。所以这部小说的重中之重不在于讲述叙述者遇见了怎样的中国人，而在于他邂逅中国人之后的复杂情感体验，从这复杂的情感体验中投射出来的是当代日本人面对中国时那种复杂的心理：罪感、负疚，优越、想忘又不可能遗忘。如加藤典洋所言：“村上现实性地表现了日本社会中对中国这种如刺般的他者性的认识。”[9](P271)然而，文本中通过一系列的悖谬叙事，最终用“超验性自我”消泯了“经验自我”的具体体验，将这一主题解构，导向虚无，于是“我”在小说最后只能感慨：“朋友哟，中国过于遥远了。”
作家1980年发表初载版，1983年发表选集版，二者相差不大，但到出版全作品集版时，已相差将近十年，小说修改幅度较大。有些细节修正了初作中交代不清楚的地方，关键是，“由单行本关注与中国(亚洲)的关系转向了全作品版的对‘我’的个人问题的聚焦。总之，通过删节某些片段和强调回想的视点，将‘我’的过去相对化，于是在这里登场的中国人作为‘我’的影子、分身的‘我’而追寻‘我’的存在。这里文本的主线向以‘我’为中心内化的方向发生着变化。”[7](P171)小说改稿既是作家创作意识变迁的显现，又与社会文化语境密切相关。亲历战后民主主义教育的村上在民主、正义、平等理想信念的影响下，因日本过去的侵略行径对中国自觉怀有朴素的愧疚之心，并将这种对良知的拷问与苛责编织进了文本中。然而随着高度消费的资本主义时代到来，对社会、政治已经丧失了兴趣的“冷漠的一代”的青年人，面对中国很难有这样的痛楚，更无法理解这样的痛楚，他们更关注自己的精神世界，深谙读者心态的村上在《去中国的小船》向自我的意识世界的转向也是可以理解的。然而，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丧失了对中国他者和对自身历史认识的深入探索。
收稿日期：2013－03－18
注释：
①选集本中写：“虽说是中国人，但她生在日本，中国大陆香港台湾一次也没去过，读的是日本小学，不是中国人小学，在某一女子大学就读，将来希望当翻译。”(见村上春樹『中国行きのスロ？ボ一ト』，中央公論新社1986年初版、1997年改版，2005年改版13刷，第28頁。)她是否会说中国话，小说没有交代，要做哪一语种的翻译也语焉不详。全作品集版中有了与当前中译版本相似的修正：“虽说是中国人，但她生在日本，大陆香港台湾一次也没去过，读的是日本小学，不是中国人小学，中国话几乎不会，英语呱呱叫。她在东京都内一所私立女子大学读书，将来希望当翻译。”(见村上春樹『象の消滅 村上春樹短編選集1980－1991』2005年発行、2007年11刷，第303頁。该版本是《村上春树全作品1979－1989》第3、5、8卷、《村上春树全作品1990－2000》第1、3卷定本的汇编。)
②［日］风丸良彦在《村上春树短篇再读》中指出，扉页援引的古歌谣里包含着这一作品的基调，“中国人就是中国人”，前一个“中国人”是一般意义上的中国人，后一个“中国人”是有关中国人特征和传闻(或蔑视)的套话式的理解。参见風丸良彦『村上春樹短編再読』，東京：みずず書房2007年版，26－2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