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林顿亚太政策受挫的文化因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克林顿论文,亚太论文,因素论文,政策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克林顿上台伊始，美国政策的一个重要官员沃顿在阐述新政府的外交政策时强调说：“人权是我们政策的核心，美国将想方设法用其援助和影响力帮助这些国家促进人权和强化巩固法制的民主制度。”①沃顿这番话如实地道出了美国政府在制定和执行外交政策时的一种文化价值取向。克林顿政府的这种文化价值取向自然也体现在其对亚洲的政策之中。不过这种明确带有“文化输出”的政策遭到在文化传统上与美国迥然相异的亚洲国家的抵制，不仅导致克林顿政府的亚洲政策收效甚微，有时还出现适得其反的结果，成为影响美国与许多亚洲国家关系的一个主要障碍。
一
向外输出自己的文化价值观虽然也存在于其他大国或强国的外交中，但是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像美国那样热衷于“文化输出”并使其带有明显的持续性，美国政府以自己的是非标准衡量其他国家的行为与文化传统，通过各种手段传播美国的价值观念，促使或迫使其他国家接受美国式的民主体制和“人权”标准。这种价值取向固然主要出于战略上的考虑，但在美国主体文化中存在着深刻的历史根源。
使命观（或称天命观）是盎格鲁－撒克逊白人清教徒的宿命论在美国文化中的意识形态反映，他们自认为是上帝的选民，北美大陆就是自己宗教理想得以实现的“净土”。随着北美大陆的逐渐开拓，这里成为追求自由者躲避旧大陆迫害的理想之所已是多数移民的潜在意识。优越的地理位置，丰富的自然资源使一些人开始意识到北美大陆的特殊性以及来到这块土地上的人们所承担的使命。他们把在世界上履行特殊使命的意识深深扎根于美国白人文化之中，成为美国白人把美国与世界其他地区区别开来的主要标准之一，也成为他们作为上帝选民在尘世中追求的“理想”。因此当美国开始处理与自己政体不同的国家关系时，这种价值观必然会在其外交政策中体现出来，要求其他国家接受美国式的民主体制便成为其中的一个主要内容。
美国在外交领域表现出的“救世主”态度可以从其文化中找到历史痕迹，毋庸置疑，受这种文化强烈熏陶的美国决策者无不希望美国成为全世界的“新耶路撒冷”。华盛顿的“神圣之火”，杰斐逊的“民主理想”、威尔逊的“14点计划”、罗斯威的“四大自由”以及二次大战后美国为对付国际共产主义“威胁”而提出的一系列所谓的“主义”，都在意识形态上反映出这种价值取向。用美国前总统乔治·布什的话来说，“两个世纪以来，美国给世界树立了一个自由与民主的榜样，数十年来美国领导了为保持与扩大自由之福泽的斗争。”类似这样的言辞在美国外交文献中俯拾皆是。
冷战结束后，世界并未进入太平盛世，相反国际形势变得更加错综复杂。美国面对着来自各方面对其世界领袖地位的挑战，更加注重文化影响的作用，试图把一个意识形态多样化的世界用美国的价值标准统一起来，实现冷战后美国治理下的和平。美国政府决策者从他们的文化武库中找到了一把刺向其竞争对手的双刃剑，既有效地维护美国的实际利益，促使美国文化价值观的传播，又将对手置于文化意识形态上的被动守势境地，达到军事力量所不能达到的目的。克林顿与其前任一样，在处理外交事务时不会忽视这把双刃剑，他的全球战略和亚太政策都包含着这方面的价值取向。
二
克林顿竞选总统时，就大谈上台后将比其前任更加重视在国外促进民主和人权，执政后这方面的调子一直居高不下。他宣称，“本届政府的对外政策将以民主原则和民主制度为根基”，“促进世界的民主革命是美国的一项首要战略原则”等等。冷战的结束尽管难以判定谁是真正的赢家，但东欧巨变、苏联解体使美国朝野更加意识到向外传播美国意识形态与文化价值观的重要性。克林顿就职演说中不无所指地说，美国最大的实力就是它的思想力量。他提出了“把市场制民主国家的大家庭”推广到全世界的“扩大战略”，以取代冷战时期的全球“遏制战略”。这一战略在1994年美国国家安全报告中特别予以强调，把促成国外民主与美国安全和经济发展视为同等重要，并列为美国对外政策的三大支柱之一。当然这三者并不是平行的，而是联系密切、相互补充的。美国决策者认为冷战结束后民主国家采取的政策更有利于美国利益的实现。克林顿在上述报告的“总统声明”中宣称，“民主国家不大可能威胁我们的利益，而更加有可能与我们合作，以对付安全方面的威胁，并促进持续的发展，安全的国家更加有可能维护民主结构并支持自由贸易。”②美国家安全顾问安东尼·莱克说得更具体，“民主的传播将帮助解决所有其他的美国外交政策问题”。穆拉夫契克也认为，“民主或民主运动的扩散必然有利于美国”。③
亚太地区在克林顿政府的全球战略中显得越来越重要，美国1994年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指出：“亚洲是一个对美国的安全和繁荣越来越重要的地区。在其他任何地区我们三管齐下的战略都没有像这一地区那样紧密相连，要求美国继续参与的需要也没有像这一地区那样明显。安全、开放市场和民主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同我们对这一具有活力的地区的态度密切相关。”克林顿重视亚太地区尽管主要出于安全和经济利益考虑，但作为美国外交的一个传统以及实现其亚太战略的一种手段，输出“民主”和促进“人权”自然在其亚太政策中会充分体现出来。
还在布什执政时期，美国国务卿詹姆斯·贝克就提出过亚太安全的“扇形”构想，其中一项重要内容是促进这一地区“民主化”趋势的发展，加深共同的价值观念，强化共同体的思想意识。克林顿上台后，提出了“新太平洋共同体”的构想，用克林顿的话来说，“构想一个在分享力量、分享繁荣和对民主价值共同承担义务基础之上的新太平洋共同体”。他在1993年访问汉城的讲话中指出，“民主的推广”是亚太“实现区域和平、繁荣和稳定的最佳保障之一”，是人权的“最佳保障”，宣称要不惜一切手段“使走向民主的国家得到鼓励，使拒绝民主的国家付出代价。”尽管这种政策取向未必能在亚太地区奏效，但克林顿一直没有放弃对这一目标的孜孜追求。他在出席1994年于印尼召开的第二次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之前，在美国乔治敦大学发表讲话说，美国不必在人权与亚洲的贸易之间作出选择，“促进人权和民主价值也要求政府与政府之间加强联系，所以我将毫不后悔地在亚洲和全世界推动这些权利和价值。”④他到雅加达后又说：“我们仍然深信，加强各国之间的贸易联系能有助于砸碎压制的锁链，随着各国在经济上变得更加开放，它们在政治上也会变得更加开放”，他强调，美国在争取全世界的自由和民主的斗争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我们不能背离这一事业，我们今后也不会背离这一事业。”⑤
在这种思想的驱动下，克林顿政府借助美国强大的经济力量，把对亚太地区的贸易、投资、技术转让与民主和人权挂钩，动辄以最惠国待遇、经济制裁等要挟亚洲一些国家，试图迫使它们接受美国提出的一些附加条件。抵制中国申办2000年奥运会，在最惠国待遇问题上要中国接受美国的人权标准，强迫中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等在劳工及知识产权等问题上接受美国提出的条件，试图以西方的标准和价值观来主导东盟地区论坛，将其变成干涉亚太事务的一个工具，凡此种种，无不表现出了美国的强权政治，也成为美国与亚洲国家发生争执的主要原因之一。正如美国研究东亚问题专家哈里·哈丁所言：“最大的问题正出现在人权领域。克林顿政府尽管起初说，人权仅仅是美国在亚洲的三大主要利益之一，但逐渐把促进人权视为最优先考虑之事，致使人权成为美国与中国、新加坡、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关系中的主要争执。”⑥克林顿政府还拔款3000万美元筹建“自由亚洲广播电台”，1994年度用于全球“民主计划”的预算为25亿美元，其中相当大的份额拨给了亚太地区。
克林顿政府的这套做法反映了固存于美国外交中的“救世主”与“使命观”的价值取向，但显而易见，这种价值取向是服务于美国的经济和政治利益的。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一针见血地指出：“西方发达国家要求东亚国家确立人权和民主制度，是不希望亚洲国家强大并成为其竞争对手。”此番话虽然不单是针对美国而言，但以此衡量美国在亚太地区的行为，足可耐人寻味。
三
从文化传播学上讲，各国之间在平等基础上进行的文化交流有利于相互取长补短，增进友谊。对不发达国家来说，吸取发达国家文化的精华，能够使本国的传统文化适应现代化的需要。平等的文化交流能够有助于文化传统相异的国家在许多问题上求同存异，达成共识。克林顿政府在亚太地区推行美国的价值标准并不是平等基础上的彼此互惠的文化交流，而是一种带有强权性质的文化渗透，它不考虑亚洲国家的文化传统与现实条件，完全以自己的标准划线，其结果必然导致越来越多的亚洲国家对这种文化渗透的抵制，造成美国政策陷于窘境。
近些年来，亚太地区的经济发展令人瞩目，东亚国家更是遥遥领先。亚洲许多国家独特的文化传统作为一种潜在的社会力量，越来越显示出它的重要。由此产生了两方面的结果：一是激发起亚洲许多国家对本国传统文化的民族自豪感，从而开始自觉抵制西方价值观的强行侵入。马来西亚大学教授钱德拉·穆扎法尔说：“在世界的这一部分地区，已经形成了几千年来的哲学思想和传统习惯，这些思想和习惯体现了人类和人的尊严，甚至还有根深蒂固的人权观念。”⑦新加坡副总理李显龙在世界中文报业协会第26届年会开幕式上作主题发言时指出：“东亚和东南亚国家的文化传统提供了正确的个人和社会价值观，加强了经济增长的基础，因而促成了目前的惊人增长。”⑧二是促使了亚洲许多国家对基于共同文化传统之上发展模式的探讨。法国《世界报》驻东京记者菲利普·蓬斯写的一篇题为《走向新‘亚洲主义’》的文章指出，用另一种现代模式取代西方现代模式的趋势正在‘巨变的亚洲’显露端倪。美国亚洲战略咨询公司总裁戴维·格里斯称，我们强调的是个人权利和自由市场，他们把他们的高增长率归功于对这种个人自由的适当限制和经济管理有方。⑨虽然对亚洲发展是否存在一种共同模式还存有歧义，但亚洲国家拒绝完全照搬西方的模式已成为大势所趋。
因此，当美国要求亚洲国家遵循它的发展模式时，实际上正在酿成一场激烈的文化冲突。新加坡资政李光耀在接受美国《外交》季刊总编辑扎克雷亚采访时语气坚定地说：“告诉美国人民他们的制度存在什么问题，这不是我的事情。我要对他们说的是，不要不分青红皂白地将自己的制度强加给那些无法适应这套东西的社会。”⑩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更是直言不讳地指出，亚洲人权问题只能由各自国家来解决，西方国家国内同样存在着严重的社会问题，无权对亚洲的人权问题横加指责。他与日本学者石原慎太郎合写了一本题为《一个能说“不”的亚洲：对付西方的一张牌》的书。书中写道：“如果美国继续迫使亚洲美国化，我们必须对此作出反应，亚洲的文化和文明比历史短暂的美国更悠久。我敢说就文明而言，结成反美亚洲统一战线可能是必要的。”(11)上述事实使美国在亚洲的“权威”受到严重挑战，导致克林顿政府的亚太政策处处受窘，陷于危机。
在内外压力之下，克林顿政府对亚洲政策不得不进行一些调整，采取了一些务实的做法，尽量避免激化与亚洲国家的矛盾。如在对华最惠国贸易待遇上，宣布与人权脱钩；主动邀请马来西亚总理和印度总理访美等等。较之以前的做法，这些当然不失为明智之举，但并不意味着美国在处理亚太事务上的基本态度、方法与目标已有所改变，美国还会以自己的文化价值观衡量亚洲国家的行为，以自己的人权标准对亚洲国家施加压力，以自己政治经济发展模式要求亚洲国家。然而，这种漠视他国主权的行为，不仅忽视了各国由于文化背景的相异而选择的发展道路不同，更重要的是，它构成了国与国之间发展正常关系的障碍，最终只能激起受到干涉国家的强烈抵制，导致干涉者的政策陷于窘境。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现实同样说明了这一点。
注释：
①美国《华盛顿邮报》1993年5月4日。
②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1994年7月21日。
③乔舒亚·穆拉夫契克：《输出民主：完成美国的命运》（Joshua Muravchik,Exportng Democracy:Fulfilling America's Destiny），华盛顿特区，1991年，第203页。
④法新社华盛顿1994年11月10日英文电。
⑤美联社雅加达1994年11月16日英文电。
⑥哈里·哈丁：《濒临边缘的亚洲政策》，美国《外交政策》1994年秋季号。
⑦美联社吉隆坡1994年12月8日英文电。
⑧新华社新加坡1994年12月8日英文电。
⑨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1994年11月15日。
⑩引自《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94年第12期，第2页。
(11)新华社联合国1994年12月11日英文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