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戊戌政变后王照在日本谋救光绪帝的活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光绪论文,戊戌政变论文,在日本论文,后王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王照(1859～1933)，字小航，直隶宁河（现属天津市）人，是戊戌维新运动中的重要人物，因上书言事被黜官而名噪一时，被称之为“救亡之一要人，本与康有为齐名”。（注：陈光尧：《王照》，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资料》编辑部编《民国人物碑传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6页。）戊戌变法期间，他与康有为、梁启超既有合作，也有分歧。康、梁注重政治体制改革，而他所注重的是普及教育；康、梁实行的是扶帝抑后的策略，而他力主调和帝、后矛盾，以减小变法的阻力。人们对此较为熟悉，并有所研究。但对戊戌政变后他在日本谋救光绪的活动却不大提及，更无专文讨论。事实上，王氏的这一活动，是他变法的继续，倘不加研究，就很难反映出他变法活动的全貌，对他与康、梁的关系，也很难有进一步的认识。有鉴于此，本文在尽可能利用有关资料，特别是利用尚未被人所注意到的日文资料的基础上，对他逃亡日本期间营救光绪的活动作一论述。舛误之处，请指正。
一、游说日本政要
1898年9月21日（戊戌年八月初六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囚禁光绪于南海瀛台，并大肆捕杀维新党人，持续103天的新政至此以失败告终。王照和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相继逃往日本。
王、康、梁等人逃往日本，除政治避难外，另一主要目的就是向日本求救，希望借助日本的力量使光绪恢复帝位。
王、康、梁等维新派对日本抱有好感，与日本人士保持密切联系。在外交关系上，他们都主张联日政策，甚至有意请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为顾问以辅佐中国推行新政。政变发生后，又多赖日本援救，且依靠英、日等国力量营救光绪皇帝，本也是维新人士的应变措施。政变当天，梁启超、谭嗣同私访李提摩太，商讨保护皇帝的办法。商讨决定由容闳去见美国公使，因为他有美国国籍，梁启超去见日本公使，而李提摩太则亲自去见英国公使，“使他们立刻设法去保护皇帝”。（注：《中国的维新运动》，林树惠译，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3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565页。）因此，他们逃亡日本后，希冀借助日本的力量营救光绪，乃为顺理成章之事。
此时，日本政治环境和政界人士态度对王、康、梁等实施这一计划也十分有利。
日本大隈政府在外交上，主张“日英同盟”和“支那保全论”，期待中国能早日解脱封建政治体制，成为民主国家，因此，大隈在执政期间对中国维新派持支持态度。虽然另有其他目的，但却与中国维新派学习西方文明和联英日拒俄等主张合拍。政变发生后，大隈多次与清政府总理衙门和庆亲王交涉，积极营救维新志士，康有为、梁启超、王照等被救往日本就是出自他的命令。日本社会舆论对中国维新派亦深表同情。
日本朝野的此种态度，使王照和康有为、梁启超大感有望，于是他们四处游说，接连致书伊藤博文、驻华公使林权助、日本总理兼外务大臣大隈和日本外务省官员，并多次与日本政要近卫笃麿公爵举行秘密会谈，恳求日本相救。（注：彭泽周：《从近卫日记看康有为滞日问题》，《大陆杂志》第81期第6期。转引自戚学民《〈戊戌政变记〉的主题及其与时事的关系》，《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6期，第91页。）1899年2月13日，在得知近卫笃麿即将访问中国的消息后，康有为和王照特地前去拜访，为劝说日本政府帮助光绪再次进行努力。此次会谈，从《近卫笃麿日记》来看，王照是主要发言人。他主要从国际关系立论，指出保护光绪、助光绪复政于日本有利。他分析道：“戊午（西历千八百五十八年），敝国割地与露之约（贵国桦太之失，实此事之波及也），丙申与露之约，去岁割旅顺，皆敝国臣民所不及料者也。今以后出入意外之事恐更大矣。”清政府之所以不能抵御俄国的侵略，使日本在华利益连带受损，按王氏的看法，是因为清政府疑忌日本而依恃俄国的缘故。他指出，清政府这种“联俄拒日”的政策是万不会改变的，目前因畏惧日英兵力，虽“不敢显然联俄相抗”，而“其密商之事已多矣”。他说，要避免此种祸端，“非我皇帝不能挽回”。他请求近卫笃麿对西太后、荣禄等施加压力，保护光绪。他说：“太后、荣禄畏贵国如虎。公爵若驾临，彼等猜忌畏惧，止有好言迎承，决不敢冲突。若公爵如以大义责荣禄如曰：闻光绪大皇帝英明，是东亚之福，日本臣民无不庆幸。贵大臣总当顺从皇帝之意，倘皇帝忧愁成疾，实大臣罪过。如此数言，则彼辈自不敢萌弑害之心。”
王氏此番言论，析理入微，颇具说服力，但是否为近卫笃麿所接受，最终仍取决于日本国家利益，非王氏一番言辞所能打动。同以往一样，王照和康有为此次游说并没有取得任何结果。
二、同康、梁分道扬镳
虽然王照与康、梁有“共一恸”之处境，在援救光绪问题上也有其一致之处，并为之共同奋斗过，但他们之间的分歧却并没有因此消除。相反，随着情况变化，却日渐凸显，最终演成冲突。
王照的策略比较单一，就是通过游说日本政府，对慈禧施加外交压力，迫其还政于光绪。他主张对慈禧言辞要内外有别，公开场合，不宜过分刺激；更反对武力夺权。这实际上是他戊戌变法时期“调和帝后”策略之延伸。
康有为则比较复杂。一方面他不反对和平劝说，上述他所作的努力，大都如此。他在致李提摩太的信中，表现得更为明显。信中说：“夫西后之篡废，非欲为帝也，但为群小所牵，迫为之耳。……若有大国剀切解谕，与之立约归政，请皇上代以不死，厚与数百万之供给，亦非不归政也。”（注：蒋贵麟主编《康南海先生遗著汇刊》第17册，（台湾）宏业书局1976年版，第159～163页。）这与王照主张没有什么不同。但另一方面，他又想继续贯彻其武装夺权方针，或借师，或谋划国内兴师勤王。并且随着时局的演变，这种指导思想越来越占上风。
王照与康、梁之间的矛盾，终因康、梁公开发表光绪密诏和谭嗣同血书而激化。
戊戌九月下旬，康有为在日本公开发表《奉诏求救文》，对光绪极为赞扬，对慈禧、荣禄痛加诋毁，列举慈禧谋害慈安太后、废君篡位等十大罪状。他在文中还自称密受衣带诏，负有向外国求救之责。为了证实自己并非诳言，他特将杨锐、林旭分别带出的光绪两封密诏，谭嗣同分别致康、梁的两封绝笔信，以及咸丰皇帝给慈安太后的密诏公布于世。
康有为的求救文和这些密诏、书信，无异是讨伐慈禧的檄文。康有为作如此激烈之举动，个中原因，从文章本身可见端倪：“自古废立，岂有免于幽弑之祸哉？……近见西报传闻立穆宗嗣以为亲王，将来少帝，必是晋明，以吕易赢，用牛继马，祖宗血食从此不祀，神州疆土自尔陆沉。”（注：汤志钧：《乘桴新获》，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57～63页。）由于对慈禧将行废立、谋害光绪作如此肯定之判断，大有鱼死网破之意。此为原因之一。
另一原因与康有为打算兴师勤王有关。据亲历者日人宗方小太朗记载：
与柏原同至加货町访问康有为，湖南（南）学会代表人物唐才常在座。唐系湘中志士，声言因拟发动义兵，来日借洋兵并兼请声援。康有为频频乞求援助。余称，日本政府绝不轻易出兵，但如时机到来，不求亦将提供援助。目前只有我辈能为义军增添力量，期望使诸君之志愿得以实现。康称，南学会员约一万二千名，均为上流士子。前任湘抚陈宝箴为会长，徐仁铸、黄公度为首领，湖南实力在此会。一旦举事，将引军直进，略取武昌，沿长江东下，攻占南京，然后移军北上。官军能战者仅袁世凯、聂士成、董福祥三军，合计不过三万人。义军倘能进入湖北，当可得到张之洞相应云云。谈话自十一时至午后二时归。（注：杨天石：《寻求历史的谜底》，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51页。）
康有为显然虚张声势。不过，他欲兴师勤王并对此抱有信心却是不假。既然有此计划又有此信心，自然对慈禧持强硬态度。
康有为此举，与王照“调和帝后”方针相左，引起王氏强烈不满，此从他与康有为发生冲突后向日人犬养毅揭发康、梁作伪一事便可看出。在与犬养毅笔谈中，他首先揭露康有为篡改密诏之真相：
今康刊刻露布之密诏，非皇上之真密诏，乃康所伪作者也。
皇上密谕章京谭嗣同等四人谓“朕位今将不保，尔等速为计划，保全朕躬，勿违太后之意”云云。此皇上不欲抗太后以取祸之实在情形也。另谕康有为祗令其速往上海，以待他日再用，无令其举动之文也。（注：王照：《关于戊戌变法之新史料》，《戊戌变法》第4册，第332页。）
王氏指责康有为作伪诏，当然不是为此事本身缘故，他主要是担心触怒慈禧，导致光绪与慈禧的矛盾不得化解，他与犬养毅笔谈中说：
皇上本无与太后不两立之心，而太后不知，诸逆贼杀军机四卿以灭口，而太后与皇上遂终古不能和。今虽欲表明皇上密诏之实语，而无证矣。惟袁世凯亦曾见之，四军机之家属亦必有能证者。然荣、刚谮皇上以拥太后，此时无人敢代皇上剖白作证，天下竟有此不白之事。（注：汤志钧：《乘桴新获》，第402页。）
对于康有为所公布的谭嗣同两封绝笔信，王亦认为是伪作：
任公创办《清议报》，大放厥词，实多巧为附会。如制造谭复生血书一事，余所居仅隔一纸扇，夜中梁与唐才常、毕永年三人谋之，余属耳闻之甚悉。（注：王照：《复江翊云兼谢丁文江书》，《小航文存》卷3，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藏，第20页。）
王照向日本人士揭发康、梁作伪，目的仍在“和两宫”，故在《笔谈》末尾云：
今□兄在此证康、梁之为人，幸我公一详审之，以后近卫公赴北京，亦必真知皇上与太后之情，方可调和，勿专听一二人之私言为幸。（注：王照：《关于戊戌变法之新史料》，《戊戌变法》第4册，第333页。）
从王照的语气来看，似乎他看过密诏原件，了解真相。黄彰健先生等经过研究，证实王氏所说不诬。
康有为自称奉诏求救，目的是为抬高身价。可能王照在向犬养毅揭发以前，曾对康氏此举表示过异议。康有为惟恐泄漏，对其产生不利影响，便对王氏多加压制。据王氏自诉：
乃康梁等自同逃共居以来，陵侮压制，及令照无以度日。每朋友有信来，必先经康梁目始令照览；如照寄家书，亦必先经康梁目始得入封。且一言不敢发，一步不敢任行，几与监狱无异矣。
王照性情刚烈，对此自然不能容忍，于是便酿成一场公开冲突。陈少白于其著作《兴中会革命史要》中记戊戌年在日本与康有为会晤之经过对此事有云：
不久康有为果然出来了，同时厅内还有两个人，由梁启超介绍，一个是直隶人王照，同是来避难的。我们七个人围着一张大圆桌坐下，王照他是坐在我的左边，就对我说：“请你先生评评理，我们住在这里，言语举动不能自由，甚至来往的信也要由他们检查过，这种情形实在受不惯。”话还未了，康有为觉得不妙，就忿忿地对梁铁军说：“你给我领他到外边去，不要在这里罗唣罢！”梁铁军起来强拉着王照出去，我们就彼此纵谈。（注：陈少白：《兴中会革命史要》，王照《关于戊戌变法之新史料》按语，《戊戌变法》第4册，第333～334页。）
王照同康、梁之间的这场纠纷，产生了不良的后果，不仅影响到维新派自身形象，而且还间接影响到康党与孙中山革命派之间的关系。康、梁逃往日本时，孙中山也在日本，且有意与康党合作，共谋推翻清朝大业。梁启超对此颇为赞同，时常同孙党往来，颇为密切。“一时孙、康合作之声浪，轰传于东京、横滨间”。（注：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79页。）康有为虽然反对合作，拒绝同孙中山会面，但在犬养毅等日本人士劝说下，态度也有所松动，故才有陈少白代表孙中山访问康氏之行。然会晤时发生王照与康有为争吵后，“少白疑王别有冤抑，乃嘱平山伺机引王外出，免为康所羁禁，平山从之。果于数日后窥康师徒外出，径携王至犬养毅寓所，王遂笔述出京一切经过及康所称衣带诏之诈伪，洋洋数千言，与康事后记述多不相符。由于康作伪之真相尽为人所知，康以为少白故恶作剧，因而迁怒及于革命党，而两派更无融合之望矣”。当然，康党与革命党的嫌隙，主要原因并不在此，但此亦为其因素之一。王氏同康、梁这场纠纷在历史上留下了很可惋惜的一笔。此事也影响到日本政府对维新派的态度：“日政府以康、王水火，虑生事端，乃给康以旅费九千元，令其克日离境。”（注：冯自由：《革命逸事》（节选），《戊戌变法》第4册，第242～243页。）
当然，康的离境也另有原因。
向日本求援的失败，最终导致了王照与康、梁的分道扬镳。
王、康、梁企图借助日本政府力量营救光绪，其成效如何，自当以日本政府态度和行动而定，而日本政府态度和行动是以其国家利益为轴心的，并不以王、康、梁等说辞为转移。
日本自三国干涉还辽以来，国内仇俄情绪十分强烈，在外交政策上，主张与中国亲善，联合英国以钳制沙俄，因此对中国维新表示同情。但是，大隈政府既不愿与沙俄公开对抗，也不愿得罪清政府。就在政变前不久，大隈在获悉慈禧即将训政的消息后，毫不隐瞒地向俄驻日公使表示日本政府倒向中国守旧派一边的方针，并赞扬慈禧也的确是一个声誉卓著的经验丰富的女政治家。（注：Арпхнв Мид，Тех（俄）外交部档案（王奇摘译），中国档案卷1978，第29a～30a。转引自清华大学历史系编《戊戌变法文献资料系日》，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版，第1024页。）因此，日本大隈政府给予维新派的只能是有限的支持。维新派想借助日本政府，通过外交压力诱逼慈禧还政于光绪，只能是一厢情愿。至于康有为的借兵计划，更是无从谈起。
1898年11月7日大隈内阁倒台后，山县内阁执政，维新派的希望更加渺茫。山县内阁一上台便加紧改善同清政府的关系，不仅不帮助维新派，反而视维新派为中日关系一大妨碍，应清政府要求，对维新派频频施加压力。
这种情况表明，王、康、梁向日本求援计划完全失败。面对此种结局，王照与康、梁的反应大不一样。康、梁反应比较激烈，曾力争挽回局面。梁启超一直拒绝日本政府欲其离境之要求，对日本舆论之非议，也作书答辩。在局面无法挽回之后，康、梁虽被迫接受犬养毅“康有为离境而梁启超与王照继续留在日本”之折衷方案，（注：东亚同文会编《续对支那回忆》列传下册，《柏原文太郎》，第649页。《明治百年史丛》第121卷，原书房，1981年7月25日。）但仍然贯彻其既定方针，决定康有为赴英、美等国寻求帮助，梁启超则在日本继续主办《清议报》，宣传保皇主张，并筹划自立军起义。
赴日求援的失败，王照虽然也极为痛心，他在《和田边碧堂见赠之作即次韵》诗里表达了这种心情：“秦廷一哭知难效，偷息余生愧屈平。”（注：梁启超、冯镜如编辑《清议报》第3册，成文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然与康、梁比较，其反应则要消极得多，态度也要软弱得多，此可从他在1899年3月25日致青木外务大臣的信中看出。原信如下：
外务省诸位大人殿阁下：
自客秋蒙友人拔救，入境以来，贵国怜护备至，救其三死，感戴之情，何可言喻。今康君赴他洲，照为驽下之质，坐食於此，万难自安。况照乃无志之夫，在北京时专以调和两宫为务，得罪之由，亦不过因保荐康广仁、梁启超为顾问官耳。及来贵国，照亦从来未指斥西太后之短，故北京亦无刺照之意。今请贵国以后不必资给保护。照为一渔一樵，皆天皇与诸公之德也。且照无声无臭，必不碍两国交谊，谨此上闻，伏乞察谅。
高山忠照 顿首（注：《日本外务省档案》，明治30年8月至37年6月各国内政关系杂撰（支那卷），MT-16143，第170～172页。“高山忠照”为王照在日本化名。）
王照表示“必不碍两国交谊，实际上就是表示拥护日本政府的对华亲善政策，也就是拥护日本政府与慈禧政府改善关系的方针。之所以如此，一是对日本政府感恩戴德，不愿忤日本政府之意，且其生活还得依赖日本，事实上有不得已之苦衷。二是其主旨仍在“和两宫”，不愿激化同慈禧的矛盾。
王照在日本同康、梁合作的政治基础，本是向日本求援谋救光绪，现在既然失去这一共同目标，加之个人关系恶化，在思想和策略上又有重大分歧，因此他们分道扬镳乃势所必然。
三、反对慈禧废立阴谋
就在王照和康、梁在日本求援之时，国内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封建顽固势力加紧废黜光绪皇帝，1900年1月24日，公然发布上谕，立端王之子溥
为大阿哥，准备继承皇位。
王照放弃向日本求援计划，但并不等于他放弃效忠光绪皇帝立场；虽然他无意激化同慈禧的矛盾，但也决不容忍慈禧之废立。“保皇”是他此一时期言论行动的中心。据他自记，1899年冬，他在日本土佐闻废立之变，即日渡海至神户，乘火车赴东京。庚子元旦大雪，他正在车中，有“愁云罩海浓”之句。至东京阅各种报纸，始得立大阿哥之详。即著论一篇，登日本报纸，并以报纸寄湖广总督张之洞，希望能得到张的支持。（注：王小航：《方家园杂詠二十首并纪事》，见《近代稗海》(1)，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5页。）
立大阿哥为废黜光绪之预备性工作。戊戌政变后，虽然光绪的帝位名不副实，但其名义上的存在，在封建顽固派看来仍然是一大威胁，必欲去之而后快。本来慈禧等曾想假借光绪病重之谣言，直接废帝，但由于各方舆论压力，又担心外国干涉，故采纳荣禄建议：“择宗室近支子，建为大阿哥，兼祧穆宗，徐篡大统。”封建顽固势力立大阿哥，也有其所谓“根据”。1875年同治皇帝去世时，无子，本应为同治立嗣，但慈禧因恐分其权，而己位将不能保，便借为先帝咸丰立嗣的名义，立旁支咸丰帝弟醇亲王奕環子爱新觉罗·载湉（即光绪）入继大统。由于不合封建礼法，当即遭到非议。1878年，吏部主事吴可读在陵次疏言：“异日今上有皇子，当后穆宗。”草书后即服毒自尽。慈禧为平息舆情，诏旨下廷臣，对吴议加以认可，“且予可读恤赠。”（注：恽毓鼎：《崇陵传信录并序》（节录），见《戊戌变法》第1册，第478页。）光绪无子，储贰久虚，且体弱有病，故封建守旧派徐桐、崇绮之流以此为理由，附和荣禄，并自以为是忠于同治。按理说，徐桐、崇绮此说，是对慈禧当年立光绪之否定，本有可能触怒慈禧。但慈禧当年立光绪是为了揽权，现在废光绪也是为了揽权，所以也就顾不上自相矛盾、出尔反尔了，并不以徐、崇为忤。荣禄、徐桐、崇绮辈要求“立大阿哥，并兼祧穆宗（同治）”，实际上就是否认光绪帝的大宗地位，也就是否认光绪的正统地位。
王照认为，同治十三年立光绪诚为不当。然既已立，且在位已有20余年，再论废立，也是不妥。他驳斥崇绮等人说：“比如宋太宗末年，有老臣出而革太宗之命，可乎？且景帝之位，非景帝自欲篡夺，是为毅帝之爱弟，非毅帝之仇敌也，毅帝有灵，能不视崇绮为贼乎？”
由于徐桐、崇绮是从封建礼法方面寻找根据的，所以王照也据此立论对其驳斥。
在文章中，他首先从阐明封建礼法一般原则入手，指出：“绝次不绝长，此士庶之常例耳。士庶为嗣位之重，但以嫡庶伯仲之序分大宗小宗。遇大宗小宗皆无子，援旁支为嗣，则专承大宗不得兼承小宗。敬宗尊祖之道，仅如此也。”说明旁支为嗣，即为大宗，不当以小宗视之。从此一般原则推至帝统，他认为，皇帝即位后，即与祖为体，本身已为大宗，不管他是以小宗入继还是以旁支或别的入继。“故以萧詧嫡长而黜梁元帝是亦逆也”。他由此种观点进而论证光绪皇帝的正统地位，云：“夫穆宗之庙由今上主祭二十余年矣。一体相承，今上之大宗，即穆宗之大宗，亦即列祖列宗之大宗”，指出否认光绪之大宗地位，就是“萌逆念”，就是大逆不道。接着他又指出立大阿哥之荒谬：“溥生而臣于今上，未及穆宗之世，将来受宝位于今上之手，而不父子，有此理乎？以小宗名目加诸天子之身，徐桐伪儒之不通，一至此乎！且皇叔之称，前代为皇之叔也。假今溥称今上为叔皇，已不恭矣。况皇叔哉！”最后他指斥徐桐辈“指光绪二十余年为僭为闰而欲消去之”阴谋，是大逆不道。（注：王小航：《方家园杂詠二十首并纪事》，见《近代稗海》(1)，第6、15页。）
从表面来看，王照同徐桐、崇绮的争论似乎是“大宗”、“小宗”之争，但这场争论的背后实质上是一场政治斗争，是新旧势力之争。王照虽然是从封建礼法方面立论，但对于揭露和批驳封建顽固守旧势力的废立阴谋，还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自1899年3月22日康有为离开日本后，清政府松了一口气，但对梁启超和王照留在日本仍不放心，要求也将其驱逐。4月4日，湖广总督张之洞电日本驻上海总领事小田切万寿：
闻康有为已赴美国，具见贵国政府识力卓越，深明大义，不为所惑，佩甚。惟梁启超、王照尚在贵国，《清议报》馆尚开，此事是一大误，有碍中、东大局。梁启超乃康党，梁魁尤为悖悍，其意必欲中国大乱而后快。务望阁下设法婉达政府，设法令其速行远去，断不宜在日本境内。果能如此，感佩万分。（注：《日本外务省档案》，明治30年8月至37年6月各国内政关系杂撰（支那卷），MT-16143，第199页。）
日本政府是否从其所请，由于资料匮乏，不得而知。但此时日本政府正热衷于中日“亲善”，对张之洞的要求自当不会置之不理。据《近卫笃麿日记》载，《清议报》第3期出版后，日方即要求梁启超与该报断绝关系，停止攻击西太后政权。（注：近卫笃麿日记刊行会编《近卫笃麿日记》，明治32年1月19日，日本鹿岛研究所出版会昭和43年版。）梁氏言论自由受到干涉，1899年12月31日便离开日本前往檀香山。王照的处境也不妙，其情状从日本外务省的两则纪录中即可看出：
一八九九年九月一日 清国亡命者王照突然迁移之内幕
近来，王照不仅不能受到大隈伯、犬养毅以及照顾该人的柏原文太郎的优遇，甚至还受到管家稻叶岩次郎辈的轻视。
十二月十二日 王照隐匿其踪迹
王照将犬养毅等向其提供旅费，又派山天良政、荣原和等游说其归国之利等事，误解为将驱逐其出日本，遂於信中写下了“弟乃天皇宇下之外臣，非犬公（指犬养毅）门人（柏原文太郎）等之臣仆也”等语，由此可见其不平之态。（注：微缩胶卷：日本外务省纪录，各国内政关系杂纂，支那之部，革命党关系(1-440124)，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
在这种情况下，王照只得归国，从而结束了他长达近两年的流亡生活。
王照在日本谋救光绪和反对慈禧废立的活动，目的是为了保住光绪这面维新大旗，继续同封建顽固势力作斗争，实质上是戊戌变法的继续。尽管他与康、梁存在一定的分歧，态度不如康、梁坚决；也由于不了解国际关系而对日本政府存在不切实际的幻想，但其活动的性质和意义仍应基本肯定。
标签：光绪论文; 戊戌变法论文; 康有为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王照论文; 历史论文; 清朝论文; 梁启超论文; 犬养毅论文; 清议报论文; 慈禧论文; 启蒙运动论文; 清朝历史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