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玄同与五四思想革命，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思想论文,钱玄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分类号〕K261.2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689（2000）02—0032—05
钱玄同（1887—1939年）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思想家、学者，在中国近代思想史文化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但长期以来，因史料缺乏等原因，对之研究极为薄弱。本文主要从五四思想革命这一角度对钱玄同思想作一些探讨。
一
对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封建正统思想的批判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个主要内容。《新青年》创刊后，着力于对东方文化的批判，发表了一系列的批孔文章。钱玄同投身新文化运动后，首先注重的是白话文问题。对于孔学，他赞成李大钊的观点，主张对之加以分析，有所取弃。（注：《钱玄同日记》（未刊稿）〔M〕，1917年2月2日。）1917年6月以后，钱玄同对孔学态度发生转变，他说：“故如孔丘者，我固承认其为过去时代极有价值之人，然其‘别上下，定尊卑’之学说，则实在不敢服膺。”“乃今之尊孔者，则似专一崇拜此点”（注：钱玄同《致陈独秀》〔J〕，《新青年》，3卷4号。 ）从此钱玄同开始批判儒家的伦理纲常，在此之前，钱玄同“于孔氏经典尚不知其为不适用共和时代也”。（注：《钱玄同日记》（未刊稿）〔M〕，1919年1月1日。 ）钱玄同这一转折与现实政治有极大的关系。袁世凯复辟失败后，鼓吹复辟的复古思想依旧。如康有为鼓吹尊孔，定孔教为国教，复跪拜，1917年3月， 各省尊孔团体在上海组织全国尊孔联合会，发动所谓国教请愿运动，等等，复古声浪，甚嚣尘上。对此，钱玄同感到“一月以来，种种怪事，纷现目前，他人以为此乃权利心之表现。吾谓根本上仍是新旧之冲突。故共和时代尚有欲宣扬‘辨上下，定民志’，‘人伦明于上，小民亲于下’之学说者。大抵中国人脑筋两千年沉溺于尊卑名分纲常礼教之教育，故平日做人之道，不外乎‘骄’、‘谄’二字。富贵而骄虽不合理，尚不足奇，最奇者，方其贫贱之时，苟遇富贵者临于吾上，则赶紧磕头请安，几欲附伏阶卜，自请受笞。一若彼不凌践我，便是损彼尊严，彼之尊严损则我亦觉得没有光彩然。故一天到晚，希望有皇帝，希望复跪拜，仔细想想，岂非极怪之事”。（注：钱玄同《致陈独秀》〔J〕， 《新青年》，3卷4号。）。钱玄同“此时始知孔子之道断断不适用于共和时代”。（注：《钱玄同日记》（未刊稿）〔M〕，1919年1月1日。）
以儒学的伦理纲常为核心的封建文化，作为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历来被统治阶级和封建士大夫视为最根本的和美好的。近代以来，仍是如此。“五伦之要，百行之原，相传数千年，更无异议。圣人之所以为圣人，中国之所以为中国，实在于此。”（注：张之洞《劝学篇·明纲》〔M〕。）不过，近代以来，由于新的经济成分的增加， 西方近代意识的输入，儒家思想的权威性逐渐削弱。经过戊戌维新、辛亥革命，儒家思想受到进一步的冲击，但儒家学说并没有得到历史的清算和总结。儒家学说在中国政治生活中仍有着重要的影响。保皇党以尊孔来反对革命，而袁世凯、张勋等军阀则直接利用儒学维护其统治或复辟帝制。钱玄同感到“一年以来，见社会沉滞不进之态，乃无异于两年前也，乃无异于七八年前也，乃无异于十七八年前也，乃无异于二十年前也。质而言之，今日犹是戊戌以前之状态而已。故比来忧心如焚，不敢不本吾良知，倡言道德文章之当改革。”（注：钱玄同：《致陈独秀》〔J〕， 《新青年》，3卷5号。）1917年7月张勋复辟事件发生。 张勋复辟虽短时间内即遭失败，但“武圣”张勋和“文圣”康有为联手导演的复辟丑剧对当时思想界却产生极大影响。既然反动政治总有腐朽文化为之张目，那么，捍卫共和，反对倒退就势必要击退尊孔复古的逆流。张勋复辟后，陈独秀著《复辟与尊孔》，提出“提倡孔教必掊共和”，“信仰共和比排孔教”（注：《独秀文存》〔M〕，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12页。）将尊孔与复辟之间的关系视为必然的逻辑发展。鲁迅创作《狂人日记》，痛斥礼教为“吃人”，开始激烈批判传统思想的凌厉呐喊。反映了时代对思想家的影响。钱玄同认为“共和与孔经是绝对不能并存的东西。如果要保全中华民国，惟有将自来的什么三纲、五伦、礼乐、政刑、历史、文章‘弃如土苴’。如要保全自来的什么三纲、五伦、礼乐、政刑、历史、文章，惟有请爱新觉罗复辟，或请袁世凯复辟”（注：《新青年》〔J〕，6卷2号。）。但钱玄同则更为激进，他为了反对传统， 反对儒学，更产生了“将中国书一概束之高阁”及废汉文的思想。1918年3月4日，钱玄同致函陈独秀的信中将他的思想全面地加以发挥：
“先生前此著论，力主推翻孔学，改革伦理，以为倘不从伦理问题根本解决，那就这块共和招牌一定挂不长久。玄同对于先生这个主张，认为救现在中国的唯一办法。然因此又想到一事，则欲废孔学，不可不先废汉文；欲驱除一般人之野蛮的顽固的思想犹不可先废汉文”。
“欲祛除三纲五伦之奴隶道德，当然以废孔学为唯一之办法；欲祛除妖精鬼怪、炼丹画符的野蛮思想，当然以剿灭道教——是道士的道，不是老庄的道——为唯一办法。欲废孔学，欲剿灭道教，惟有将中国书籍束之高阁一法”。
为了彻底不读中国书，钱玄同提出废汉文。他说：“中国文字，论其字形，则非拼音而为象形文字末流，不便于识，不便于写；论其字意，则意义含糊，文法极不严密；论其在今日学问上之应用，则新理新事物之名词，一无所有；论过去之历史，则千分之九十九为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记号。此种文字，断断不能适用于二十世纪之新时代”。为此钱玄同大胆宣言道：“欲使中国不亡，欲使中国民族为二十世纪文明之民族，必以废孔学、灭道教为之根本解决。”（注：钱玄同：《致陈独秀》〔J〕，《新青年》，4卷4号。）至此， 钱玄同对传统的批判达到了顶峰。
废除汉文后钱玄同认为“应采用文法简赅，发音整齐，语根精良之人为的文字ESPERANTO。”“惟Esperanto现在尚在提倡之时，汉语一时未能遽尔消减，此过渡之短时期中，窃为有一办法，则用某一种外国文字为国文之补助——此种文字，当用何种，我毫无成见。”
在五四时期，启蒙思想家对儒学中适应封建统治的纲常尊卑观念和中国文化中的非科学成分加以批判，是祛除封建、愚昧，接受民主科学思想的重要前提。钱玄同对儒学的批判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和合理性。梁启超论述启蒙时期的思想特色时说，“启蒙期者，对于旧思潮初起反动之期也。旧思潮经全盛之后，如果之极熟而致烂，如血之凝固而成淤，则反动不得不起，反动者，凡以求建设新思潮也。然建设必先之以破坏，故此期之重要人物，其精力皆用于破坏，而建设盖有所未遑。”（注：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M〕，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2页。）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在中国文化发展中正处于由旧思想到新思想的启蒙期，批判是思想发展所必须的环节。
但应该看到，钱玄同的反传统态度极为激烈，甚至有偏激的成分。他在文学革命中赞成陈独秀提出的“必以吾辈之是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匡正”的态度，他认为胡适“微有老学气象”，（注：《钱玄同日记》（未刊稿）〔M〕，1918年1月2日。）又批评胡适对外议论， 旗帜有欠鲜明，“对于千年积腐社会，未免太同他周旋了。”（注：钱玄同：《致胡适》，《胡适遗稿及密藏书信》第40册〔M〕，黄山书社， 1994年版，第270页。）客观地说，激进在历史的发展中也有其作用， 如耿云志先生在《胡适与新青年》一文中指出的“激进，往往可以给麻痹的社会、麻痹的人群一种大的刺激，逼使他们作出反映。因而对于造成声势，扩大影响，会有相当的作用。”（注：耿云志：《胡适新论》〔M〕，湖南出版社，1996年版，第9页。）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 这种激进也是对旧文化批判不可少的一种方式。当时一位在海外关注文学革命的人评论过胡适的稳健和钱玄同的激进：《新青年》、《新潮》听说在内地各省之奏效很大。此地留学生都格外敬重先生。因为先生所持的是纯粹学者态度，不像钱先生他们常常怒骂，我以为钱先生们也是少不得的。他并不是喜欢骂，实在是不得不骂。（注：《胡适往来书信选》（上）〔M〕，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49页。）五四时期的稳健派胡适对于激进的态度也给于公允的评价，他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一文中论述文学革命时说：“当日若没有陈独秀‘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的精神，文学革命决不能引起那样大的注意。”因为胡适自己的“态度太和平了。若照这个态度做去，文学革命至少还须经过十年的讨论与尝试，但陈独秀的勇气恰好补救这个太持重的缺点”。（注：《胡适文存》（二集）〔M〕，黄山书社，1996年版，第233页。）这一评价也适用于钱玄同。
但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激进的作用在思想革命中是有极限的。思想的变革需要一个长时期的过程，尤其象中国这样一个历史悠久，传统意识浓厚的国家更是如此。因为思想的变革需要深入的批判、具体的说理、反复的辨难，新思想才能被人们理解和接受，旧思想的堡垒才能攻破，新思想才能扎根。钱玄同在五四高潮之后也意识到了这一问题，对自己思想作了一些反思，他放弃了将中国书“束之高阁”的提法，而赞成对古书进行整理，并倡导疑古辨伪运动，从学术的角度出发对中国文化进行清算，在语言文字的改革上，放弃了世界语的主张，而进行国语罗马字的学术研究，注重对文字的改革，并提出可行的简化字的设想。
钱玄同的激进从当时的历史看，显然有形势的影响，如陈独秀所言“钱先生是中国文字音韵大家，岂有不知道语言文字自然进化的道理？（我以为只有这一理由可以反对钱先生），他只是因为自古以来汉文的书籍几乎每一页都带有反对德赛两先生的臭味，又碰着许多老少汉学家，开口一个国粹，闭口一个古说，不啻声明汉学是德赛两先生天造地设的对头，他愤极了，才发出激切的议论”。（注：《独秀文存》〔M 〕，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43页。）为毁坏“铁屋”， “惊醒熟睡的人们”，钱玄同的“呐喊”也就不得不凌厉刺耳些，甚至以偏概全了。但除激于形势之外，钱玄同激进思想的产生也有其自身的思想原因。
第一，这种态度和方式有着无政府主义的思想特色。钱玄同在日本时期接受过无政府主义，但当时钱玄同倾向于《天义》一派，而反对《新世纪》。洪宪帝制之后钱玄同思想激变，他对《新世纪》态度也发生变化。 他在日记在写道：“今日思之《新世纪》之报， 既为吾国言Anarchismo之元祖，且其主张新真理，针砭旧恶俗，实为一有价值之报。”（注：《钱玄同日记》（未刊稿）〔M〕，1917年1月17日。）他开始向《新世纪》一派寻找批判传统的武器。民国成立以后，无政府主义是当时有影响的思潮之一，而其思想主流即是《新世纪》一派的观点。从钱玄同的日记看，新文化运动初期，钱玄同与无政府主义关系密切。如：1916年9月18日“交明日讲义。至师校收到区佩刚寄来Anar 之文印刷小册四种。”1916年9月19日寄书上海购Anarchismo书报数种。”1917年1月11日“至大学与子民谈话，拟托其购《旅欧杂志》及昔年吴稚晖、李真民先生所办之《新世纪》。”1917年1月17日“晨至直隶书局， 购顺得卢信所著之《人道》，其书系主张Anarchismo者。”等等。钱玄同原有《新世纪》，但辛亥革命前归国，因清庭文网，未能携归。如众所知，《新世纪》可以说是近代中国全面反传统，主张西化的思想源头，一些激烈的反传统观念，如家庭革命，三纲革命、废灭汉文等思想均与此思想流派有很大的关系，有的直接来源于此， 如废汉文， 采用世界语。1908年后，钱玄同虽不再公开谈论无政府主义，但一直没有放弃对无政府主义的信仰，1917年1月5日，他在北京见到当年在《新世纪》上撰文的鞫普，对其“举止言语无异曩昔，且谓大同主义之主张，今尤昔也，可喜可慰”。当钱玄同看到鞫普因全球大革命时流血之惨，而减低其对大同思想的热心时，钱玄同却认为“我亦主张和平者，然以为改革之际，恐怖时代决不能免。夫武力解决，无论如何文明，必谓金石尽焚，而至一无波及，必不可能之事，况强凌弱，重暴寡，此等世界无论如何温和稳健之人，亦不免发指眦裂，一旦反抗，复仇之思想，讵能仅免。吾谓恐怖时代不足惧，但经一度恐怖，即能进斯世于极乐之万物玄同，相望于道，即是无上幸福矣！”（注：《钱玄同日记》（未刊稿）〔M 〕，1917年1月5日。）可见，五四时期钱玄同对于改造社会一度持激进的态度。对于文化，钱玄同此时已完全接受《新世纪》的激烈反传统思想并从中汲取思想养料，他“阅《新世纪》，九年前阅此，觉其议论过激，颇不谓然，现在重读，乃觉甚为和平”。（注：《钱玄同日记》（未刊稿）〔M〕，1917年9月24日。）钱玄同论述废汉文的办法时就曾引用《新世纪》第四十号上吴稚晖的文章观点。（注：钱玄同：《致陈独秀》〔J〕，《新青年》，4卷4号。）钱玄同后来废姓， 就是受刘师复《心社意趣书》的影响。（注：《钱玄同日记》（未刊稿）〔M〕，1925年8月4日。）
第二，钱玄同的这种对旧的思想文化的激烈的批判也与他刚刚接受的进化论有关。经历“洪宪帝制”后，钱玄同历史观发生变化，他放弃复古主义而接受进化论。进化论是五四新文化时期影响最大的学说，进化论强调事物的发展进化，反对顽固保守，对于推动进步，思想解放具有重要意义，进化论在近代中国思想史中有着重要的地位，但据王元化先生研究，近代中国接受的进化论“不是直接来自达尔文的进化论，而是源于严复将赫胥黎与斯宾塞两种学说杂交起来而撰成的《天演论》。这种观点演变为僵硬地断言凡是新的必定胜过旧的”。（注：王元化：《清园近思录》〔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72页。）钱玄同接受了进化论，并且将之与无政府主义主张的大同思想结合起来，“夫世界进化，已至二十世纪，其去大同开幕之日已不远。”（注：钱玄同《致陈独秀》〔J〕，《新青年》，3卷4号。 ）这更加重了他在批判传统的急进态度。他主张“凡事总是前进，决无后退之理”（注：钱玄同：《致陈独秀》〔J〕，《新青年》，3卷5号。）， 这是正确的，但钱玄同在主张推动社会进步的过程中，却将新旧皆然对立起来，“要打破矛盾的生活，除了征服旧的，别无他法。”（注：钱玄同：《李大钊〈新的！旧的！〉的附言》〔J〕，《新青年》，4卷5号。 ）他把这种新旧观念推及到文学、艺术、思想、习俗等领域，因而提出激烈的否定传统的观点。
第三，钱玄同这种激进的思想与他的经学思想转变也有深刻的关联。“自1917年以来思想改变，打破‘家法’观念，觉得今文家言什九都不足信。”（注：《古史辨》〔M〕，第1卷，第30页。）钱玄同在此之前，专宗今文，视古文经为伪，如今，钱玄同又打破对今文的信仰，那么，整个儒家思想体系的价值在钱玄同心中破灭了，所以钱玄同极端的反传统也就不足为奇了。
第四，钱玄同的激烈态度与他的思想性格也有关系。思想性格指一个人的思想特质，此种特质，通常是一个人思考过程中自然流露出来的。一般而言，一个人的天生性格会影响其思想性格，例如刚烈的性格在思考过程中，经常比较容易表现出比一般人强烈的武断和主观的一面。相对而言，个性温和者，在思想上，则容易显现出温文尔雅的一面。钱玄同平时即有立论太过的特点（注：章太炎：《致钱玄同》〔M〕， 《鲁迅研究资料》第19辑，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8年版，第15页。），周作人说钱玄同“主张常涉两极端”，（注：周作人：《钱玄同的复古与反复古》，《文史资料选辑》第94辑〔J〕，文史资料出版社，1984 年版。）鲁迅则认为钱玄同喜欢十分话说到十二分。（注：黎熙：《钱玄同先生传》〔M〕。）极端复古和极端的反传统皆与此有关。
二
传统是一个复杂的思想体系，也是一种含混的提法。传统中有主流也有非主流，正统和非正统，大传统和小传统等划分，而且传统也是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任何人不能也不可能完全地否定和脱离传统。值得注意地是，钱玄同对传统思想进行了激烈的批判，但事实上钱玄同并未全面地反传统。至少我们可以从下面几个方面可以看到钱玄同与传统的联系。
第一，五四先驱批判孔学和传统，主要集中在孔学和传统中适应封建统治的这一部分。从钱玄同前后的思想联系起来分析，钱玄同反对传统也主要在这一部分，即使是在其全面抨击旧文化的时期，他反孔的落脚点仍在“三纲五伦之奴隶道德”。但钱玄同对儒家在历史上的一些正面价值却从未完全否认，对于孔子，钱玄同一直承认其是“过去时代极有价值之人”，钱玄同反对的是其‘别上下，定尊卑’之学说，以及汉代以后所发展的三纲五常学说，他对孔子在中国思想史中承前启后的地位从未否认。他说：“孔子确是伟人，因为他是创新的，不是传统的”。（注：《钱玄同日记》（未刊稿）〔M〕，1922年10月1日。）“一部《论语》确是古来底大学者的言论”。（注：《古史辨》〔M〕，第1卷，第52页。）对于理学，钱玄同肯定宋儒的疑古精神。（注：《钱玄同日记》（未刊稿）〔M〕，1921年1月5日。）对于心学， 钱玄同肯定陆王心学强调个人的价值意义。他在1917年9月19 日日记中记道：“午后至大学访适之，畅谈，甚乐。适之谓自汉至唐之儒学以《孝经》为主，自宋至明以《大学》为主。以《孝经》为主者自天子以至庶人均因我为我父之子，则不能不好人，我之身但为我父之附属品而已。此种学说完全没有个‘我’，以《大学》为主，必先正心、修身、然后能齐家、治国、平天下，此乃以我为主者。故陆王新学均能以‘我’为主，如陆九渊所言，我虽不识一个字，亦须堂堂作一个人。此说吾谓最精。”（注：《钱玄同日记》（未刊稿）〔M〕，1917年9月19日。）
第二，钱玄同注意从传统中正统及非正统的思想中汲取民主性精华。1916年钱玄同与沈尹默、马幼渔等人选编北京大学文科预科学术文录，马幼渔谓“如《抱朴子。诘鲍篇》，黄梨州《唐君》、《原臣》篇之类皆宜选授，盖有关学术思潮也”。钱玄同极以为然（注：《钱玄同日记》（未刊稿）〔M〕，1916年10月6日。）。钱玄同在撰写说明书选择戴震的传记时，选择了刘申叔所作，“因他作均不详‘以理杀人’一段议论也”（注：《钱玄同日记》（未刊稿）〔M〕，1917年4月4日。）。 在编选预科模范文选时，钱玄同认选颜元、李塨、黄宗羲、唐甄、戴震五人之文。（注：《钱玄同日记》（未刊稿）〔M〕，1917年9月13日。）鲍敬言主无君、黄梨州批封建、唐甄讲抑尊及男女平等、颜李重实践、戴震痛斥“以理杀人”这些思想，都是中国传统思想中具有民主性的精华。钱玄同非但没有抛弃，反而在大学讲堂上加以阐扬。钱玄同本人一生虽思想屡变，但他始终服膺颜李学派大实践精神，也是儒家传统。
第三，对于中国的历史、文学钱玄同没有完全地否定。在新文化运动初期，钱玄同点阅《史记》，在日记中写道：“太史公书好处全在其作意，最大者如‘述往事，思来者’。盖史公深明历史为记载人群遥代之迹，使人得既往，以明现在，以测将来，决非帝王家谱相斫书也。此外，如纪年始于共和，项羽为本记，陈涉在列传，则学革命诛暴之事也，游侠、刺客有传则愤社会不平等也，货殖有传，明生计之切要也，本记始陶唐，世家始泰伯，列传始伯夷，贵让国之高义也。此亦太史公特识。独秀谓太炎师尝云《红楼梦》善写人情，我谓太史公之善写人情，实不亚于曹雪琴，二书价值信足相并。”（注：《钱玄同日记》（未刊稿）〔M〕，1917年4月14日。）这与钱玄同在公开场合批判二十四史为相斫书大不相同。钱玄同在1917年2月25 日致陈独秀的信中赞美古代诗歌“短如《箜篌引》（文为‘公无渡河，公静渡河，堕河而死，当乃公何’。）长如焦仲卿诗，皆用白描，不用一典。而作诗者之情感，诗中人之状况，皆一一活现于纸上。焦仲卿妻诗，尤为白话之体无殊，至今已越千七百年，读之尤如作诗之人与我面谈，此待优美，岂后世用典者所能梦见。”（注：钱玄同：《致陈独秀》〔J〕，《新青年》， 3卷1号。）后来钱玄同赞美《诗经》“很美很美。”（注：钱玄同：《致胡适》，《胡适遗稿及密藏书信》第40册〔M〕，黄山书社，1994 年版，第297页。）他对于《水浒》、《红楼梦》、 《儒林外史》等中国古代白话小说也称赞有加，从未一概否定。
第四，钱玄同对于儒学以外的中国传统中的非主流学说中的积极因素也加以吸收。墨学在战国时与儒学并称显学。汉后即废至清达两千年。清乾嘉之际，汉学鼎盛，大开考据之风，由经而子，过去被正统儒学视为异端的诸子学说也开始得到整理。子学的复活，打破了儒学一尊的地位，是“思想解放的一大关键”。（注：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M〕，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284页。）新文化运动时期，对儒学持批判态度的思想家也有用子学批判儒学的。钱玄同极度推崇墨子，墨子思想对钱玄同一直有着重要的影响。钱玄同在日本时期就认为“今日治学虽不必宗孔学，然孔氏立教以六艺为本，固与玄言有异，吾谓诚那兼取孔墨最好。”（注：《钱玄同日记》（未刊稿）〔M〕，1910年1月8日。）这是从儒墨皆重实践而言。袁世凯复辟失败后， 钱玄同放弃保存国粹思想，但对墨学却仍“情有独钟”。1916年9月12日， 钱玄同由钱夏改名为钱玄同，改名的原因是“因厌误阶级社会之故，无一日不受刺激，因之献身社会之心日盛一日，改名玄同，即因妄希墨子之故。”钱玄同推崇墨子，甚至到了“即想学墨子长处，则其短处亦不觉沾染，墨子非乐，即其短处。 ”（注：《钱玄同日记》（未刊稿）〔 M 〕，1917年4月14日。）陈独秀批判儒学，被人视为无父， 钱玄同却认为“我想陈独秀果然能如墨子之无父，也就很了得不了。”（注：《钱玄同日记》（未刊稿）〔M〕，1918年1月14日。）钱玄同认为，与孔子倡“虽上下，定尊卑”不同，庄周、墨翟、宋钘、许行诸人能倡平等学说。他称赞夏穗卿对墨学的赞誉及对孔学抨击是“精绝之论”。在对墨学的问题上，他自己就把墨家的人生观作为自己的人生观，如黎锦熙所言“钱先生的思想人格，若照先秦诸子的说法，是‘逃杨而归儒，逃儒而归墨’。他矢志斡旋气运，不‘徒以所知为一身家之谋’。他一生安身立命之处，还是‘最大多数人最大幸福的功利主义，墨家的人生观。”（注：黎熙：《钱玄同先生传》〔M〕。）钱玄同不仅自己如此，他也积极主张用墨家的学说教育青年，（注：《钱玄同日记》（未刊稿），1923年3月21日。）这就超出了上面所言的范围了。
总之，中国传统文化内容丰富，即以儒学而言，其中既有适合封建统治秩序的等级尊卑纲常伦理学说，也有具有民主精华的“异端”，有空言心性的心学、理学，也有注重实践、讲求功利的实学，钱玄同对儒学中的纲常伦理的批判，对道家中的迷信思想的批判，不能说是全盘的反传统，何况在儒学之外，还有着丰富的其他的各种学说呢？只不过是他对传统文化中的积极因素肯定的比较少，即使有所肯定也多存在于学术范围内和自己的日记中，这其中有考虑到传统势力占绝对优势的情况下，任何对旧思想旧文化的肯定都可能导致对传统的保护，形成改革的阻力的因素，作为一个改革者，钱玄同是深知此点的。（注：钱玄同：《致胡适》，《胡适遗稿及密藏书信》第40册〔M〕，黄山书社， 1994年版，第252页。）另外，与其他启蒙思想家一样， 钱玄同此时思想的重点是向西方学习，而并非是要以中国文化为基础去创造新文化，这也是应该指出的。
〔收稿日期〕2000—03—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