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俊英[1]2001年在《全球化背景下社会主义发展战略取向》文中研究说明全球化作为当今世界发展不可逆转的趋势 ,对社会主义发展既带来了一些有利条件 ,也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提出了严峻挑战。对此 ,社会主义国家要抓住机遇 ,迎接挑战 ,就必须积极参与全球化进程 ,注意把握好一些重要原则 ,并采取有效措施。
王明清[2]2016年在《中国东北与俄罗斯远东地缘经济关系研究》文中认为自19世纪末现代地缘政治思想诞生以来,地理环境与国际政治的关系越来越受世人瞩目。随着经济全球化、地区一体化和区域经济集团化的趋势发展,国际社会对地缘经济问题的关注也愈发明显。区域经济合作首先是基于地缘关系的合作,由于历史、地理、政治和经济等因素,中国东北与俄罗斯远东地区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地缘关系,这种关系己由过去的地缘对抗而转变为今天的地缘合作,并呈现出新的发展态势。目前,中俄关系已经成为双方各自最重要的国际关系之一,中俄两国都高度重视中国东北与俄罗斯远东地区的战略合作。两国元首于2009年正式批准了《中国东北与俄罗斯远东和东西伯利亚地区合作规划纲要(2009-2018)》。同年8月,吉林省图们江地区国际合作被纳入国家地区战略。当前,随着国家“一带一路”战略和俄罗斯“向东看”战略的推进,中俄两国之间的利益交融与合作领域进一步加深,这为中国东北与俄罗斯远东地缘经济关系的发展带来新的契机,两国都面临制订共赢的发展战略,这是双方都难得的机遇。然而,多年来两国地缘关系发展的实践也表明,中国东北与俄罗斯远东地缘关系的发展很不协调,其地缘经济关系一直落后于地缘政治关系的发展。自2003年中央确定实施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以来,扩大对外开放与大力发展同俄、朝等东北亚国家的关系被认为是不可或缺的机制。国家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文件政策支持东北地区扩大对外开放。但多年来,东北地区对俄罗斯(远东地区)的地缘经济关系地位一直处于弱势。同时,作为东北亚中、俄、朝交界的图们江地区,多年来国际合作开发进展缓慢,其“次区域”合作的尺度差异也为我们提出了新的研究课题。从以往的研究来看,多数研究都局限于“形势一片大好——前景一片光明——如何加强合作”的规范研究范式,现有文献未能对这些问题给予充分的解释。本研究旨在以实证主义的研究思维,从“存在问题”中分析问题、正视障碍因素、寻求克服方案,以微观的(中国东北与俄罗斯远东)地缘经济关系视角透视宏观的次区域经济合作问题。着眼地缘关系的时空性、结构性和区域差异性,立足从地缘障碍因素的角度分析问题。论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以地缘经济理论和空间结构等理论为指导,综合运用空间分析法、历史分析法、实证研究法、归纳一演绎法、定性与定量研究相结合等主要研究方法,通过对中国东北与俄罗斯远东地区地缘经济关系内涵与外延的理论分析,客观地梳理与考证了中国东北与俄罗斯远东地缘经济关系形成发展演化的时空过程,通过对中国东北与俄罗斯远东地缘经济关系格局(重点考察对外经贸关系格局)的实证分析,揭示两国次区域地缘经济关系发展的障碍因素其内在机理;最后在认识和把握规律的基础上,从宏观上提出发展中国东北与俄罗斯远东地缘经济关系的战略取向、发展路径模式及对策建议。本文的研究内容共分为七章。第一章:绪论部分。绪论中主要剖析了论文选题的研究背景及问题,进一步明确了论文的研究意义,同时客观评述了问题的国内及国外研究情况,明确了本文研究的突破点,并对研究内容的框架逻辑、研究方法、研究目标等进行了进一步分析。第二章:地缘经济关系研究的相关基础理论。首先,立足于地缘关系在内涵与外延两个维度的新发展,从内涵上分析了地缘关系研究的主要内容及其内在相互作用关系,从外延上探讨了地缘关系的空间内涵,明确了次区域地缘经济关系研究的问题导向,并对对地缘关系的特征、形成过程及影响因素进行了简要分析。其次,探讨了地缘经济关系的交往关系与地缘经济关系的空间结构问题,并对地缘经济关系空间结构研究的相关基础理论进行了分析。最后,探讨了地缘经济关系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关系。第叁章:中国东北与俄罗斯远东地缘经济关系的演变过程。由于中国东北与俄罗斯远东地缘经济关系的形成与发展演变深受毗邻苏(俄)这一地缘区位的影响,因此,这一部分主要以几个时间节点,梳理了中国东北与俄罗斯远东地缘经济关系形成发展的演变过程,包括:近代历史上两国地缘经济关系的形成;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中国东北时期的中俄地缘经济关系;战后与冷战时期两国地缘经济关系的变化;冷战结束以后两国地缘经济关系的变化等。第四章:中国东北与俄罗斯远东地缘经济关系的格局分析。本部分实证主要从四个方面进行分析。首先分析了东北亚经济格局下中国东北与俄罗斯远东地缘经济合作的比较优势。进而对中国东北与俄罗斯及其远东地区经贸关系的格局进行了分析。第叁节进一步分析了两个地区地方经贸合作的强劲动力,包括中国东北中俄边境经济合作区和产业园的建设与发展,东北边境口岸与交通运输系统的发展,两个地区能源合作的进展等。第四节进一步分析了两个地区次区域合作的战略进程。第五章:中国东北发展与俄罗斯远东地缘经济关系的障碍因素分析。影响两个地区地缘经济关系发展的因素众多,包括地缘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生态等方面,但本章重点在揭示根本性的障碍因素,即由俄罗斯远东和中国东北地区所处的“边缘地域”的特殊区位以及由此所产生的“边缘地域的经济效应“进行深入分析;同时,本文也客观剖析了俄罗斯远东地区的排斥因素和中国东北地区方面的问题。第六章:发展中国东北与俄罗斯远东地缘经济关系的对策建议。在前面认识和把握规律的基础上,从宏观上提出发展中国东北与俄罗斯远东地区地缘经济关系的战略取向、发展路径模式与应对措施。第七章:对论文主要的研究结论和创新点进行了梳理总结,客观的指出论文的研究不足和进一步研究的展望。
任俊英[3]2001年在《全球化背景下社会主义发展战略取向》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全球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它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大规模工业的出现而逐步形成。进入90年代以来,由于信息革命、冷战结束以及原计划经济国家的市场化改革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全球化已发展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正在影响和改变着我们的生活,任何国家、民族均无法独立于这股强大的全球化浪潮之外,社会主义国家也不能例外。但全球化尤如一柄“双刃剑”,它在给社会主义带来机遇的同时,也带来挑战。社会主义国家采取何种战略策略,以抓住机遇,迎接挑战,使全球化朝着有利于社会主义的方向发展,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课题。 本文以马克思主义全球化理论为指导,以中外社会主义实践为范例,阐述了社会主义发展与全球化进程并行不悖,并从政治、经济、文化、安全等综合角度,分析全球化发展对社会主义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提出社会主义国家回应全球化挑战所应坚持的原则方针和采取的战略策略。 全文共分四部分: 第一部分,全球化是世界历史发展的客观趋势 全球化是人类从各个领域、民族、国家之间彼此分隔孤立的多中心时代走向全球一体化社会的历史变迁过程。现代意义上的全球化,主要揭示当代人类社会生活跨越国家和地区界限在全世界范围内展现的全方位的相互沟通、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的一种世界历史的整体化过程和趋势。 全球化进程从15世纪起源到现在,大致经历了四个发展阶 段,目前己渗透到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和层面,成为 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马、恩等经典作家对全球化问题早有论 述,其有关思想对当前研究全球化问题仍有重要启示。 第二部分,社会主义与全球化并行不悸 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产生就是基于全球化进程基础之上。 马、.恩站在全球化的高度,并运用全球化的思维方法,创立了 科学社会主义理论。 社会主义革命在俄国、中国等国家的胜利,即是全球化进 程中发展的必然结果。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斯大林模式的夫 败,从反面验证了背离全球化进程必然导致社会主义实践的失 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的崛起表明,积极参与全球化进程 有助于推动社会主义的发展。\全球化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历史法则。全球化 的推进,表面上使当代资本主义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资 本主义国家的基本矛盾依然存在,并随着全球化的发展而不断 加剧。 第叁部分,全球化对世界社会主义的影响 全球化浪潮既为社会主义发展带来新的机遇,也带来很大 挑战。全球化为社会主义发展提供了有利的外部环境,有利于 社会主义国家利用世界上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有助利于 提高社会主义国家的国际地位,有助于社会主义国家打破思想 禁铜。 全球化给社会主义发展带来的挑战主要表现为:对社会主 义国家经济建设方式和发展的量与质提出了挑战;对社会主义 的政治体制和法制建设提出了挑战;对社会主义的政治意识形 2 7 态造成了强大冲击;对社会主义国家安全利益构成威胁;攸社 会主义国家社会转型中的内部矛盾冲突极易激化。 第四部分,全球化趋势下社会主义发展应对的战略策略 社会主义国家参与全球化的步骤必须谨慎,总的方针要注QC 意趋利避害,谋求最大的国家和民族利益。。社会主义国家在参与全球化进程时必须坚持的原则:要参 与全球化,反对“一体化”;要坚持国家民族利益仍是最高行 动准则的原则;在参与全球化过程中不宜简单笼统地与世界经 济接轨;谨慎决定参与全球化的深度和广度。 社会主义国家参与全球化应采取的战略:抓住机遇,快速 发展自己;社会主义要不断展示在全球化进程中的影响力,促 进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合理调整;社会主义国家要进一步扩大Q“对外开放,吸收人类文明发展所创造的一切优秀成果;个断亢 善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根本政治制度,坚持正确的社会 主义文化方向。 回应全球化挑战要注意几个方面的问题:在全球化进程中 各个国家选择发展道路应有民族特色;正确认识时代主题;正 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O. 3
闵桂林[4]2003年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现代化》文中研究表明全球化是一个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而现代化是民族国家的必然选择。随着信息科技革命的兴起和信息时代的到来,一股以信息科技革命为特征的新一轮全球化浪潮席卷全球,它极大地影响和改变着各国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使各国的现代化呈现出以信息化为特征的崭新面貌。在这一新的发展机遇和历史抉择面前,许多国家都把加速信息化进程视为新型的发展战略:发达国家希望通过信息化来保持世界领先地位;发展中国家则渴望通过信息化来推进本国的现代化,以实现“跨越式”发展,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 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以信息科技为特征的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现代化何处去?本文研究分析了全球化与现代化内涵、历史、现实及二者的逻辑关系与实践;探讨了中国现代化的历史沿革、中国现代化面临的问题及深层原因,以及信息科技为特征的第叁次全球化浪潮给中国现代化带来的锲机,从宏观上提出了全球化背景下以信息化推动中国现代化全面变革的战略总决策;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建立以信息化为导向的社会主义市场体系,利用信息化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发展信息技术促进中国的可持续发展,信息化推动科教兴国的举措,运用信息技术转变政府管理模式以及信息时代中国文化的整合和创新这六个具体的中国现代化战略取向,以此为思路来实现中国现代化的全面变革。
刘慧婷[5]2012年在《中国当代社会转型期执政党意识形态引领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社会转型期是从1978年十一届叁中全会至今的30多年,中国社会在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型这一时间段的划分。社会转型期执政党意识形态引领研究是通过分析社会转型期社会意识形态与执政党意识形态的发展现状、疏理社会转型期执政党意识形态的发展脉络、分析社会转型期执政党意识形态的创新和发展,从而总结执政党意识形态实现引领的经验,阐述了执政党实现引领的条件选择和平台建构。论文综合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阶级分析法、多学科综合研究法、比较研究法、历史分析法等,从历史到现实、从深度到广度、从历史到逻辑,全方位、多层次、多视角研究了社会转型期执政党意识形态的引领,创造性地总结了社会转型期执政党意识形态继续实现引领的条件和平台构建。在复杂的社会发展进程中有效地贯彻我国执政党的意识形态,实现最大程度的社会认同,贯彻执政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增强执政能力,巩固执政基础,使执政党的科学发展、民主执政、利益表达与诉求以注重人的价值为出发点来构建社会和谐。论文除绪论和结论外,共分为五章。绪论主要阐述论题的学术背景及其理论与实际意义、相关概念界定、研究综述、基本思路和主要方法等内容。第一章主要研究社会转型期社会意识形态与执政党意识形态的发展现状、面临的问题,分析了社会意识形态与执政党意识形态的关系,论述了执政党意识形态在社会转型期的创新与发展以及其实现引领的必然性与重要性。第二章主要研究中国当代执政党意识形态的创新和发展。从社会转型期执政党意识形态创新内容、宣传形式和创新模式分析了新世纪以来中国执政党意识形态的进一步发展,指出科学发展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转型期我国执政党政党文化的创新;建设和谐型意识形态是当前执政党意识形态新的目标指向,和谐社会是我国执政党意识形态发展的现实的社会理想。第叁章主要论述社会转型期执政党意识形态引领的经验。分析了中国共产党在社会发展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执政的历史经验。解析了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如何指导我国执政党意识形态建设。概括总结了今后执政党实现对意识形态的绝对领导权、统治权和有效把握的落脚点是坚持执政党思想建设的系统化、科学化发展、坚持关注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推进执政党的现代化进程。第四章阐述了社会转型期执政党意识形态实现引领的条件选择。从执政党的执政基础和自身建设,从社会、个人发展、执政党政治理想与政治现实方面论述了执政党意识形态继续实现引领、实现广泛政治认同的条件,着重指出执政党意识形态应力求使人们精神生活有序化、合理化,具有归属感。第五章主要论述社会转型期执政党意识形态引领的平台建构。从六个方面解析执政党意识形态实现引领的发展建设理论,即正确定义中国现实的社会主义,构建执政党意识形态的解释平台;构建执政党意识形态引领的现实基础平台;构建知识分子在执政党意识形态建设中的发展平台;构建新社会阶层价值观趋向共享价值的发展平台;构建执政党政治价值观向国家主导意识形态平移的平台;努力实现国家公共管理中的公共理性。
陈琳霞[6]2004年在《上海城区竞争力研究》文中提出作为全新的竞争力研究领域,目前对城区竞争力的研究关注者尚少。城区作为城市的有机组成部分,既受益于整个城市经济的发展,又在某些方面受制于整个城市的地域空间结构,同时还和其它的城区存在一定程度的竞争。本文旨在契合当前城区主体能动性日益增强的趋势,建构城区竞争力理论体系,从而丰富区域经济研究领域,为提升城区竞争力进而推动城市综合竞争力的提升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指导。本文的研究通过对竞争力理论和发展趋势的回顾,以集聚扩散理论、国家竞争力、城市竞争力、产业竞争力和企业竞争力等理论研究为基础进行理论演绎。分析了城区竞争力与城市竞争力和企业竞争力的关系,开发了城区竞争力理论体系,进而对该理论体系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了上海城区竞争力的历史演变,构建了城区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比较了2000年上海九个中心城区的竞争力状况,指出了未来上海市城区竞争力演变的态势,并对静安区提升城区竞争力进行案例研究。最后将理论运用于实践,着眼于推动上海市综合竞争力的提升,提出了上海市城区竞争力提升的战略体系。本文的主要研究成果是构建了全新的城区竞争力塔式理论模型,形成了较完整的城区竞争力理论体系,对于大都市城区作为一个能动的主体在大都市的总体竞争力提升策略下找准定位,自我调适、动态发展具有很强的现实指导意义。具体而言,本文主要实现了以下创新:1、开发了城区竞争力塔式模型。城区竞争力研究是对区域经济研究的深化,也是对竞争力理论发展进行的有益探索。合理界定了城区竞争力的概念,阐明了城区竞争力的内在表现和显示性框架,确定了影响城区竞争力的要素因子,分析了其变化机制,形成了城区竞争力的解释性框架。2、从总体上对上海各城区改革开放以来竞争力演变态势进行描述,并在理论上对这种变化进行了解释,并对未来上海城区竞争力演变的态势进行了分析。对案例城区的竞争力进行了具体分析和诊断,提出了营造策略。3、构建了由3个向度、6个一级指标、32个二级指标构成的城区竞争力指标体系。采用多指标综合评价分析法,得出样本年份各城区的竞争力排名,并根据评价结果分析了各城区竞争力的变化态势。4、提出了提升上海城区竞争力的战略体系,对促进城区发展具有重要的实践指导意义,对新时期各城区竞争力提升具有较强的借鉴意义。
罗崇敏[7]2006年在《中国边政学新论》文中提出本文试图探索广义边政学的思路和构架。在充分借鉴以往边政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坚持立足现实实践,理性考察历史,面对未来发展的学术精神,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对边疆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进行系统研究,并突出边疆发展、边疆和谐和边疆安全这叁个重点。 本文在学习借鉴中,对边政学历史沿革进行梳理和反思,把边政学发展过程进行历史和逻辑性的归纳,提出边政学研究和发展的四个阶段,即:边疆史地研究阶段、边疆史治研究阶段、边疆民族研究阶段、边疆发展研究阶段。而四个研究阶段之间是相互交叉、相互融汇、相互促进的。在肯定以往边政学的积极贡献后,指出了以往边政学研究的特点是:诠释性强、政策性广、单一性多、狭义性明显、人本性不突出。对广义边政学的理论框架进行了探索,提出广义边政学是关于边疆地区以人为本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管理和发展及其规律的科学。研究的对象是国内陆地疆界内地区各民族经济、政治、文化的管理和发展。它具有六个特性:人本性、发展性、集成性、统筹性、和谐性、前瞻性。研究的逻辑起点和逻辑终点都是围绕这一思路展开的。广义边政学的主要范畴包括:边疆史地范畴、边疆政治范畴、边疆经济社会范畴。研究的主要内容是:边疆发展战略、边疆经济发展战略、边疆城市化演进、边疆新农村建设、边疆文化建设、边疆和谐社会构建、边疆治理方略、边疆安全建设等问题。 关于边疆发展战略。分析了边疆发展的基本特性和以往边疆发展战略的特点,提出加快边疆发展战略转变的思路。在探讨边疆发展战略的本质和方式的基础上,提出了实施社会要素良性互动集成的边疆发展思路,即以人为核心要素、以梯度推进与中心辐射相结合的方式,形成社会要素良性互动、集成发展的思路。我们处在信息和知识时代,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经济全球化日趋加快。城乡、区域、经济社会、人与自然、国内与国外成为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一个系统。边疆地区的发展应以社会系统论思想为指导,探索良性互动集成发展的战略思路。边疆地区实施良性互动集成发展的战略思路,一个基本的要求是促进“叁个转变”和“五个良性互动”。“叁个转变”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农村发展方式转变和社会管理方式转变。“五个良性互动”是:经济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区域之间的
潘泰萍[8]2012年在《新世纪中国劳动关系调整模式的转型研究》文中指出经过叁十多年的改革和发展,我国的劳动关系发生了深刻而巨大的变化,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冲击和考验。我国因劳动者权益被侵害而引发的劳动争议案件急剧增长。统计数据表明,从1995年到2008年,我国劳动争议的案件数量从33030件增长到了693465件,10年间增长了20多倍。新世纪以后,由集体劳动争议引发的职工群体性事件更是频繁发生。2007年广东接连发生由工资问题引发的外商投资企业职工停工事件;2008年以重庆出租车司机停运为开端,在全国各地引发了多起出租车停运事件;2009年以吉林通钢和河南林钢为代表的国有改制企业的职工停工,甚至伤人事件;2009年以来富士康“十二连跳”事件;2010年广东南海本田“停工”事件等等,引起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劳动关系矛盾的尖锐化,劳动争议的多发频发,致使我国局部地区的一些企业劳动关系发展态势趋于紧张。当前,集体协商制度被认为是在劳动关系双方之间建立起来的一种制度化、常态化的利益协调机制,是化解我国当前劳动关系矛盾成本最小也最为有效的路径。为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在政府及工会的推动下,我国的集体协商制度获得了快速的发展。劳动关系调整模式是劳动关系中劳动条件的形成以及劳资双方相关事务处理采取的模式。劳动关系调整模式按照不同的标准可以划分为不同的种类。一种代表性的观点是,劳动关系调整模式分为个别调整模式和集体调整模式。个别调整模式主要是单个的劳动者和用人单位通过签订劳动合同确定劳动条件及相关事务处理;集体调整模式主要是由劳动者形成集体力量与雇主交涉劳动条件等劳资相关事务。集体协商是集体调整模式的主要方式,集体协商在我国的快速发展引发了人们对于我国劳动关系调整模式是否已经由“个别调整”向“集体调整”转型的广泛争论。一方面,虽然我国已出现了一些通过集体协商来调节劳动关系矛盾的成功案例,但是,由于我国的集体协商制度还存在着诸如工会体制创新、集体协商法律的完善以及管理者认识不到位等障碍,集体协商的实际效果并不令人满意;另一方面,劳动关系集体调整模式的最终形成需要宏观战略层面、中观集体谈判层面和微观工作场所层面的系统转型和相互支撑。因此,对新世纪劳动关系调整模式转型的外部环境因素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从宏观、中观和微观叁个层面对我国当前的劳动关系系统进行定性和定量研究,对于准确把握我国当前劳动关系调整模式转型的现状及进一步完善当前的劳动关系调整模式,以有效化解和预防劳动关系矛盾,建立稳定和谐的劳动关系,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本文采用比较分析与历史分析相结合、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从静态和动态两种视角对新世纪中国劳动关系调整模式的转型进行了较为全面系统的研究和探索。论文着重分析了新世纪以来中国劳动关系调整模式由“个别调整”向“集体调整”转型的现状和障碍,并在此基础上对当前劳动关系调整模式的现实选择和今后劳动关系调整模式的最终目标进行了研究和探讨,提出了新世纪中国劳动关系调整模式转型的对策建议。本论文的研究内容如下:第一章为导论。首先对论文的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进行了阐述;其次对国内外学者关于劳动关系和劳动关系调整模式转型的相关文献进行了整理和归纳,并在此基础上对现有的研究成果进行了评述;然后提出了本文研究的结构和主要内容以及研究的方法和可能的创新点。第二章介绍了劳动关系调整模式转型的理论基础。首先界定了与劳动关系调整模式转型有关的一些基本概念;然后着重介绍和阐述了劳动关系调整模式转型的理论框架——劳动关系策略选择模型。第叁章归纳和总结了中国劳动关系调整模式的历史演进过程。划分了计划经济时期、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时期、市场经济初期叁个阶段,依照劳动关系策略选择模型,分别对每个阶段的外部环境、劳动关系系统叁个层面的状况和劳动关系调整模式的特点进行了归纳和总结。第四章分析了新世纪劳动关系调整模式外部环境的变化,是对推动新世纪劳动关系调整模式转型的引致性因素分析。主要从经济环境、公共政策、劳动力市场和社会环境四个方面分析了新世纪劳动关系调整模式转型的背景和原因,论证了劳动关系调整模式转型的必然性。第五、六、七章依照劳动关系策略选择模型,分别从宏观战略层面、中观集体谈判层面、微观工作场所层面系统分析了新世纪中国劳动关系调整模式转型的现状和障碍,是本论文的核心和重点。第五章从战略层面,分析了作为劳动关系的叁方,政府、企业和工会所采取的战略对于劳动关系调整模式的形成分别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第六章从功能层面,分析了我国集体协商的推行现状、推行中存在的问题及这些问题产生的原因;第七章从工作场所层面,通过企业在工作场所中采用的大量实践,反映了微观层面中国目前劳动关系的关键特征,即管理层享有绝对权力来决定公司内部的劳动实践。第八章为新世纪劳动关系调整模式转型的对策建议。借鉴西方发达国家劳动关系调整模式的经验和教训,在前期分析和研究的基础上,探讨了中国劳动关系调整模式转型的最终目标和当前的现实选择,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促进劳动关系调整模式转型的对策建议。本论文可能的创新为,一是按照经济发展的阶段,将建国后至新世纪初中国劳动关系调整模式的历史演进分成计划经济时期、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时期、市场经济初期、市场经济发展时期四个阶段,通过对各种引致性因素,主要包括公共政策、劳动力市场的变化、劳动力的特征和价值观的变化等进行全面分析,分别归纳和总结了各阶段劳动关系调整模式的类型,形成的原因及主要特征,拓宽了中国劳动关系调整模式的研究视角。二是运用策略选择理论对建国以来中国劳动关系调整模式的转型进行了系统分析和描述。在策略选择理论分析劳动关系调整的叁级制度框架下,分别对我国不同历史阶段的劳动关系系统进行了分析和研究,包括:战略层面——管理层、劳工和政府组织的战略取向,功能层面——集体谈判的发展,工作场所层面——员工参与管理的现状。这种分析可以帮助我们全面了解各阶段中国劳动关系调整模式形成的原因和主要特征。运用劳动关系策略选择理论对中国劳动关系调整模式的转型进行研究,是对我国劳动关系调整模式理论研究的一种崭新的尝试。叁是对当前中国劳动关系调整结构的状况进行了定量研究,这种定量研究既包括历史纵向的动态研究,也包括静态研究。定量研究聚焦于中间层级的集体谈判层面和基层的工作场所层面,因为我国的劳动关系调整模式正在向集体调整模式转变,所以集体谈判层面的定量研究是重点。对集体谈判的影响因素和集体谈判效果的定量研究在劳动关系调整模式的研究方法上具有一定的创新。四是在前期分析和研究的基础上,探讨了中国劳动关系调整模式转型的最终目标和当前的现实选择,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促进劳动关系调整模式转型的对策建议,是对构建具有中国特色劳动关系调整模式的有益探索。
肖晞[9]2015年在《中国和平发展道路:文化基础、战略取向与实践意义》文中提出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是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基于时代发展潮流和自身根本利益做出的战略抉择。作为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传统文化根源,"和"是中国文化中一以贯之之道,是中国人文精神的生命之道。"以和为贵"、"和而不同"、"天人合一"是中国文化"和"思想内涵中的叁个重要层面。实践证明,作为国家的长期发展战略,和平发展道路是一条适应中国国情与时代特色的发展之路,为中国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
苗国厚[10]2017年在《中国网络意识形态治理研究》文中指出意识形态工作是“极端重要的工作”,是社会和谐稳定的根基,关乎人民群众对党的指导思想的信仰、对路线方针政策的认同,决定党的事业兴衰成败。着名学者马尔库塞于1964年在其《单向度的人》一书中向我们详细描述了发达工业社会的意识形态,分析了意识形态在那时的呈现状态。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互联网信息技术推动网络社会形成。新时期、新形势,现实客观存在的变化,必然引起人们思想观念的改变,意识形态出现了一些新变化、新特点。本文认为,网络意识形态是意识形态在网络社会条件下的新样态,是意识形态发展史进入网络社会的新呈现和新存在。正是在这个视域下,立足中国实际,对网络意识形态的治理进行系统研究。本文主要采用文献研究法、系统研究法、统计分析法、质性分析法。本文认为,传统意识形态在社会生产方式和社会结构改变,社会阶层分化,网民、网上社会和网络社会形成,信息传播方式、交往方式明显变化,网络语言及叙事方式提供巨大张力,以及宽松社会环境等条件因素的影响下,通过宏观、中观、微观的叁维生成动力机制实现了网络意识形态的演进生成,具有推动力量和动力机制的无穷技术性、现实性和虚拟性的有机互动性、网络传播方式的多样交互性、思想观念的多元迸发性的规律性特点。论文指出,网络意识形态治理是时代的新课题,需要高度重视,充分结合网络意识形态新特征,全面分析把握网络意识形态治理现状。本文对网络意识形态的治理进行了理论解析,认为网络意识形态是由于信息技术推广运用产生,是意识形态在网络社会的崭新样式和更高形态,是网民在借助数字化、符号化、图像化、语言化等中介系统进行在线、线上与线下及线下与线下交流互动而形成的思想认识,是网民看待网络社会且具有能动效应的价值观念,是网民政治理想、价值标准和行为规范的思想理论基础,其本质属性是价值性与技术性的有机统一。论文从宏观和微观两方面指出网络意识形态的结构,从宏观社会整体看,国家意识形态、思想理论和社会心理出现有机分离。从微观内部看,网络意识形态中认知解释层、价值信仰层和目标策略层叁者处于相对分离,而又有机统一的状态,同时层与层之间出现了耦合效应。论文简要分析了网络意识形态与传统意识形态的异同,分析了结构与功能的动态变化关系,指出对现实的指导意义,详细研究分析了网络意识形态动态转化,针对技术的两面性,分析了网络技术的意识形态性与抑制。本文分析了网络意识形态治理现状,总结中国网络意识形态治理取得的主要成效,包括国家文化软实力不断提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人心,社会舆论积极向上,网上社会愈加晴朗,有效维护社会安全稳定,中国声音更加响亮。论文指出了中国网络意识形态治理存在的不足,表现在治理局限网上社会,一元管理比较明显,主流意识形态建设有时显得悬空乏力,治理措施手段传统且较单一,中国部分网民素质不高,在效果上标本兼治尚未实现。论文分析了网络意识形态治理成败的原因,在取得成效方面,主要是因为党和政府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工作,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旗帜鲜明地与非马克思主义作斗争,注重理论创新,与时俱进找准意识形态治理的重点内容,重视方式方法手段的创新。存在不足的原因是传统思想认识根深蒂固,多元治理格局尚未形成,手段方式改革创新不足,网络素养教育重视还不够,社会组织参与度不高,有效治理策略比较缺乏。在前文理论解析、现状分析基础上,论文最后详细分析研究了中国网络意识形态治理的基本框架与实施策略。从网络意识形态治理的目标、原则、主体、对象、方法、情境六个方面分析了网络意识形态治理的基本框架。网络意识形态治理要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和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引导广大人民积极响应实现中国梦伟大号召,要坚持一元主导与多元共治相统一、以德治理与依法治理相统一、主流引导与兼容并包相统一、系统治理与源头治理相统一、积极主动与联动融合相统一的原则,各级党委和政府、传统社会组织、新型社会组织和广大网民要积极行动起来,采取协同联动、行政干预、宣传教育、精准滴灌、法规约束、自律自管等方法,积极营造公平公正的社会环境,创设积极友善的人际关系,推动实现人的身心和谐。论文坚持系统论为指导,从主导主体、参与主体、新型主体、终端主体分别探究网络意识形态的实施策略,指出要充分发挥各级党委和政府主导作用,积极发挥各类传统社会组织的力量优势,鼓励支持新型社会组织参与治理,大力倡导网民自律修身。
参考文献:
[1]. 全球化背景下社会主义发展战略取向[J]. 任俊英. 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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