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定低生育水平：新世纪的挑战与展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世纪论文,水平论文,稳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背景
今年3月，中共中央、 国务院颁布了《关于加强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决定》，明确指出：人口问题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长期面临的重大问题，是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因素。在实现了人口再生产类型的转变之后，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的主要任务将转向稳定低生育水平，提高人口素质。
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中国计划生育和控制人口增长的卓绝努力下，中国人口过快增长得到了有效控制，作为我们几十年为之奋斗的低生育率目标已如期实现，90年代中国的生育水平开始持续地低于更替水平，目前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与多数欧洲国家相似。中国人口变化的这种态势具有深远的意义，它表明中国人口增长正在迎来历史性的变化与转折，中国在通向人口零增长、负增长的道路上迈出了重大而坚实的一步。
然而，我国低生育水平的实现是来之不易的，在理论与实践上都付出过沉重的代价。目前的低生育水平又是极不稳定的，任何政策的偏差、工作的失误及外部环境的不利影响都可能导致生育率的回升。在低生育水平下，中国人口的增量仍然惊人，在千万之众，中国人口总量仍在不断攀升。在未来三、四十年，人口再增加2～3亿几乎是确切无疑的。在低生育水平下，人口众多是我国最突出的国情，人口过多是我国可持续发展的主要障碍这一点并没有改变。与此同时，伴随生育率的急剧下降而来的一系列新问题、新情况又在冲击着我国的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
中央的《决定》正是在这样一个中国人口发展新的、关键的时期，提出了“稳定低生育水平”的战略方针。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里，稳定低生育水平是我国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一项重大而艰巨的任务。这是基于对我国国情和新的人口态势的多变性和复杂性的深刻认识而作出的重大抉择。那么，如何全面、准确地理解和把握中央《决定》的精髓？如何认识稳定低生育水平？在新的世纪里，稳定低生育水平面临着哪些挑战？我们邀请了四位专家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探讨。
一个有划时代意义的决定——学习《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决定》 邬沧萍（中国人民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
在人类进入世纪之交的初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决定》（下称《决定》）公开发表了。它象春雷一样震撼了祖国大地，驱散了国内外许多人认定中国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政策即将改变的疑云；它也给已婚和未婚的育龄人群和年轻一代出了一个安民告示，给人们指出了在生育问题上要正确处理个人利益和国家、民族、全社会及子孙后代的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之间关系的理性思考；它也给人口与计划生育战线的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以极大的鼓舞，鼓励他们要一如既往并以更优异、更出色的工作和服务继续完成我国人口与计划生育的伟业，消除那些认为人口学不过是昙花一现的学科，不再是社会实践的需要的误解，也纠正认为计划生育已“船到码头车到站”，已无所作为的糊涂观念。《决定》昭告世人，我国作为世界第一大国，人口问题自始至终都是个重大问题。
理解《决定》首先要认识它的现实和深远意义。特别是要认识它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对今后几十年都要起到作用。我国实行计划生育、控制人口增长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重要原因之一，是党和国家高度重视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决定把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同时，把实行计划生育确定为我国基本国策。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党和政府对计划生育已经发过不少指导性文件。从1952年起党和国家通过各种形式发出有关和涉及人口与计划生育的文件，到1995年为止，已有不下二百多件，其中大多用中共中央批转、批示、转发、印发、或办公厅转发、通知等形式，更多的是用全国人大国务院有关文件和法律法规等形式发布。这次采用一个不寻常的文件的方式—中共中央、国务院的决定，向全国发表，它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这个文件对我国人口发展和社会可持续发展具有划时代意义。
其一，它是指导我国下世纪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的一个纲领性文件，是全党全民必须认真学习领会和贯彻执行的决定，而不是一个可供选择的方案。
迄今为止，在人口与计划生育上用中共中央、国务院名义发布的文件只有三件：（1）1962年〔中发（62）698号〕《关于认真提倡计划生育的指示》；（2）1982年〔中发（82）第11 号〕《关于进一步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指示》；（3）1991年〔中发（91）9号〕《关于加强计划生育工作严格控制人口增长的决定》。前两个文件用的是“提倡”、“进一步做好”的“指示”，虽然十分重要但不象9 号文件和这次《决定》那么具有权威性。在80年代中共中央就人口与计划生育也曾发布过两个有重要意义的文件：一是1980年9月5日《中共中央关于控制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二是1984年中共中央批转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党组《关于计划生育情况的汇报》，即众所周知的7号文件。但这两个文件在很大程度上仍是“号召”、“提倡”、 “加强”、“完善”等的指示，不象这次使用决定这样有权威性和战略性。
其二，这个《决定》之所以具有划时代意义，在时间上是人口与计划生育发展到了一个重大的转折关头，那就是：我国有效地控制了人口过快增长，使生育水平下降到更替水平以下，实现了人口再生产类型转变。在这个人口与计划生育事业如何发展的关键时刻，《决定》指出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的主要任务，将转向稳定低生育水平，提高出生人口素质。这次《决定》是1991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计划生育工作严格控制人口增长的决定》的合乎规律的发展。两个决定体现我国严格控制人口转变时期的增长到人口惯性增长时期人口政策的连续性和时代要求。
其三，这个《决定》所以具有划时代意义，还因为这个《决定》是在未来几十年而不是十年或在一代人中起作用。在这个意义上说，这个《决定》更有长远性和战略性。虽然这个《决定》同许多中央指示决定一样，也提出了今后十年的人口目标和到2010年末全国人口总数控制在14亿以内，年平均出生率不超过15‰等。但这次《决定》提出“未来几十年，在实现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前提下，我国人口将由低增长逐步过渡到零增长，人口总量达到峰值后（接近16亿）开始缓慢下降……”。在中央和国务院文件中，提出人口零增长和未来人口总数缓慢下降，这个《决定》是第一次。当代人类人口转变，特别在发展中国家中，从生育率达到更替水平到人口零增长一般都要经历几十年到一个生命周期（约70年）的时间，甚至更长，这就规定了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必然性、长期性和艰巨性。
《决定》提出的一些根本性问题都是高瞻远瞩的，体现出党和政府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人类先进文化的方向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代表。这一《决定》不是凭空产生而是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情的实际出发，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人口与发展问题的认识和计划生育的正反两方面的实践经验，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深思熟虑的产物，它不是“急就章”而是多年来人口与计划生育理论和实践的理论升华，正因此，它能指导未来几十年的人口与计划生育的实践。因此贯彻《决定》必须站在理论的高度，才能深刻理解，才能懂得它的来龙去脉和精髓所在。遗憾的是目前还有相当一部分同志对《决定》提出的一些问题认识不足，正如《决定》指出的那样，“……对人口多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最基本、最重要的国情认识不足，对可持续发展战略中人口是关键认识不足，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的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认识不足。切实解决这些认识问题，克服盲目乐观、麻痹松懈情绪，是当务之急”。
为了深刻认识《决定》，首先必须把对《决定》提出的问题的认识提高到理论的高度，但本文限于篇幅，只能简略谈下面几个理论命题：
（1）人口众多是中国最突出的国情， 人口问题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始终是我国的重大问题。对人口众多妨碍社会经济发展的认识，在经济很不发达，人均收入低时容易接受严格控制人口增长的政策，一旦经济以年增长7～10%的发展速度增加时， 特别是人口增长速度也相对减慢时，这时人口增长对人均收入影响似乎是无关宏旨，这是好了伤疤忘了痛。有人甚至以30年代凯恩斯理论把人口增长率下降视为目前有效需求不足的一个论据。这是理论上的浅薄和对中国实际缺乏了解。这也是过去常常批评的经济发展了人口自发下降论的另一表现。邓小平说过，中国人口将来就是一个也不增加，人口众多仍是个问题，这是对这些误区最好的回答。
（2）人口过多仍是人口诸问题中的首要问题。 低生育水平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常常首先是体现在不同年龄段人口的变化的直接影响。在我国生育率下降后，反映在人口上出现的问题诸如青壮年劳动力相对减少，人口老龄化、高龄化、出生性别比偏高、独生子女不好教育等等，在现代人口再生产类型中或迟或早，都会在不同程度上出现。但是低生育率带来的这几个问题比人口众多带来的难题要少得多，只要经济发展了，精神文明一手也硬了，解决起来也相对容易得多。两难抉择中“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衡取其轻”。因此在我国要把人口多作为矛盾的主要方面。
（3）在可持续发展战略中人口是关键。严格控制人口增长、 严格管理和保护资源、保护生态环境是我国可持续发展的前提条件。在人口控制取得了很大成绩以后，许多人把持续发展只看成是个环境保护问题，这是个误区。因为资源、环境问题有自然因素的破坏，更重要的是人为因素的后果。在我国造成资源环境破坏，诸如毁林开荒、围湖造田、陡坡开荒、超载放牧、竭泽而渔、五小工业等等造成的水土流失、森林植被破坏、水产资源枯竭和各种污染，追根溯源大多是人口压力造成的。因此人口众多是个源头。如果不控制住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调动人力资源保护环境，我国可持续发展问题只能治标不治本。
（4 ）要从人口科学的角度正确认识生育率水平高低与实现人口零增长的数量关系和正确掌握稳定低生育水平的数量界限。从我国人口众多和人口增长潜力巨大的实际出发，人口第一个目标当然是争取早日实现人口零增长，在人口惯性增长达到零时，人口总数达到峰值。这个峰值的大小取决于生育水平和人口存活率（人口死亡率的另一种表现），也取决于人口的年龄结构。在这几个影响因素中只有生育水平（通常用总和生育率表示）是可控制的。但总和生育率达到更替水平以及人口达到零增长的时间和人口峰值之间的数量关系比较复杂，方法论上仍有许多假定性，迄今还未有完全认识，只能相对认识。这就要求进一步掌握人口统计科学和提高政策水平和理论水平，特别要掌握稳定低生育水平的数量界限。因为生育率并不是愈低愈好，谨防欲速则不达。而且生育率过低，一旦达到峰值后又会出现人口下降过快。人口迅速减少的社会经济后果，人类迄今还了解不多，因此加强、加深理论上的研究是必不可少的。
此外，完善计划生育工作的调控体系和相关经济政策，计划生育管理机制，特别是“以人为本”和体现党是人民群众利益的代表等等都还有很多理论工作要做。可以说学习《决定》任重道远！
面向新世纪的重大决策 李宏规（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
今年3月，中共中央、 国务院作出《关于加强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决定》，这是中央在进入新世纪面对国内外复杂的政治、经济与人口环境，全面总结我国几十年人口与发展的成就、经验与教育，充分认识当前和未来我国所面临的严峻挑战，而作出的战略性决策。稳定低生育水平成为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我国人口与计划生育领域的中心议题和主要任务；而加强稳定低生育水平的研究，促进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实现也成为学术界的一项重大课题。本文简要谈谈对稳定低生育水平的认识的几点看法：
1
稳定低生育水平是对我国人口问题几十年认识和实践进行总结得出的结论
新中国成立以后，随着社会形态和生产方式的变革，中国人口再生产类型开始了由传统型向现代型的转变。首先是而且主要是死亡率的持续下降，到70年代后期，大约经过30年， 人口死亡率下降到并稳定在6‰～7‰的水平。同时，由于生育率高，且下降滞后， 人口再生产逐渐呈现出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的过渡类型。从70年代初开始，生育率也迅速持续下降，至90年代，大约经过30年，降到了更替水平。也就是说，在20世纪下半叶的50年中，中国人口再生产基本实现了由高出生、高死亡、低增长向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转变。过去80年，我们的着眼点集中在降低过高的生育水平，我们的工作是围绕降低过高的生育水平开展的。早在1965年，周恩来总理就提出，“要在20世纪内把人口净增率控制在1%”。70年代末、80年代初， 多次国际人口会议也要求各国将人口增长率降到1%。经过几十年的艰巨努力， 我们实现了这项任务，达到了这个目标。在世界第一人口大国、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达到这个目标是很了不起的成绩，现在生育率已经降下来，并处于低水平，今后的任务就是要千方百计把几十年努力得来的低生育水平巩固住、保持住、稳定住。因此，现在提出稳定低生育水平是适时的。它既肯定了数量多、增长快是中国首要的人口问题的认识，也肯定了为降低生育率而作出的努力，是总结过去几十年对中国人口问题认识与实践的必然结果。
2 稳定低生育水平是我国今后几十年的一项重要战略任务
把稳定低生育水平，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定为我国今后几十年的一项战略任务，仍然是由国家发展的需要和人口多是最重要最基本的国情决定的。今后几十年，我国仍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到21世纪中叶，要实现第三步发展战略目标，即要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然而，人口过多仍然是我国继续发展的最大困难。中央《决定》中指出的，人口问题“是制约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关键因素”、“人口过多仍是我国首要的问题”，都说明稳定低生育水平、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对国家发展的极端重要性。
稳定低生育水平的主要目标（第一位目标）应是实现人口的“零增长”，使人口增长静止下来。人口学家早在50年代，更多的是在70 、80年代，研究提出了中国这块土地上的最大人口容量。共同的结果是，全国人口总数如果超过16亿，将不堪重负，甚至出现灾难性后果。而要使人口不超过16亿，必须把生育率稳定在更替水平以下，并继续降低人口出生率，使人口的出生与死亡达到平衡状态。近年来，研究可持续发展的学者提出，中国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跨越三道门槛，迈上三个台阶。其中第一道门槛（台阶）就是跨越人口门槛，迈上人口增长水平为零台阶（2030年）；第二道门槛（台阶）是环境，使环境污染的增长率为零（2040年）；第三道门槛（台阶）是资源，使资源开发的增长率达到零（2050年）。无论是从国家的发展来看，还是从人口发展规律来看，实现人口的零增长应是今后几十年追求的主要目标。
3 稳定低生育水平是一个长期艰苦努力的过程
我国达到低生育水平经过了几十年的努力，稳定低生育水平仍然是非常艰巨的，也必须经过几十年的努力才能实现。我认为困难和问题主要来自三个方面：
第一，我国生育水平下降的动因既有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因素，也有实现计划生育的重要作用（有的研究估计这种作用占50%左右，有的研究估计更高一些）。目前我国还处在发展之中，地区发展不平衡，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传统生育观念还比较强，人们还不能完全自觉自愿地少生孩子。因此目前得到的低生育水平是不巩固的，任何政策的偏差、工作的失误，外部环境的不利影响，都可能导致生育率的回升。特别是还有少数地区（县、市，甚至省）、部分农村，尤其是偏僻地方的生育率还明显高于更替水平，在那些地方当前的紧迫任务还是要把过高的生育率降下来。
第二，目前我国人口再生产虽然已经达到了“三低”，但这种人口转变还只是初步的、不完善、不完整的。因为人口素质（身体素质、科学文化素质）没有达到相应的现代水平，还存在性别不平衡等人口问题。
第三，实现人口增长为零的目标，既是长期的人口发展过程，更是长期艰苦工作的过程。我认为，解决上述三个方面的问题，应当是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基本要求，是今后几十年的任务。我们必须坚持两种生产一起抓，继续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
稳定低生育水平——正确的工作导向张敏才（北京军区计生办）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决定》中指出：“计划生育是我们必须长期坚持的基本国策。在实现了人口再生产类型的转变之后，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的主要任务将转向稳定低生育水平，提高人口素质。”我认为这是符合我国国情实际的决定，将给21世纪一、二十年代我国的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以正确的导向。
1 抓住了主要矛盾
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面临着诸多矛盾。哪一个都很重要，都很尖锐。从人口的角度来审视，人口素质不高与高新技术的发展，与现代企业的管理，与激烈的国际人才竞争，矛盾多么尖锐；劳动就业不足，待业人口、隐性待业人口的增加给社会稳定和发展带来的压力多么巨大；人口老龄化的急速到来，给脆弱的社会保障带来的挑战多么严重……。在错综复杂的矛盾群中，抓不住主要矛盾，就会眉毛胡子一把抓，事倍而功半，甚至要出乱子；抓住了主要矛盾，就抓住了要害，许多次要矛盾就会迎刃而解，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那么，什么是当前的主要矛盾呢？我认为人口过多仍然是我国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的主要矛盾。
第一，人口过多对我国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制约作用是全局性和根本性的。近20年来，我国经济发展的速度举世瞩目，然而人均水平的提高迟缓，国内生产总值提高到一万亿美元，对一个五千万人口的国家，人均就能达到两万美元，而我国则刚刚800美元，人均效应使得我国的经济仍然捉襟见肘。4000多万农民尚未脱贫，又有上千万城市人口贫困化，还有数以千万计的刚刚脱贫的农村人口匆匆返贫，真所谓摁下葫芦起来瓢。
第二，我国过多的人口对已不堪重负的土地进行了过度的开发，形成人口与资源、环境的危机日趋严重，灾害频仍，此起彼伏，解决这组矛盾，人口问题又是关键，人口多的问题解决好，资源的减耗和环境的保护与治理都好办多了。
第三，在贫困中膨胀起来的过多人口，无一例外地表现为农村人口多，贫困人口多，文盲、半文盲人口多，健康差的人口多，失业和隐性失业人口多，我国还有老龄人口多，人口过多的矛盾又派生出许多矛盾，并对这些矛盾的解决发生深刻的影响。比如，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培养的高中以上学生数以亿计，大学生以千万计，放在一个人口规模一亿多人的国度里，将是一个多么可观的高素质群体，而在中国，人均受教育不到六年。我国东部有些发达地区，计划生育搞得好，人口增长得到有效的控制，小学生的数量大幅度下降，教学质量得到提升，升入中学、大学的人数也大为增加，人均受教育的年限也就上去了。
第四，人口过多的问题将长期困扰我们，即使到了下个世纪中叶，我国人口不再增加了，人口多的问题在一段时期内仍然存在。人口多，特别是农民多，这种情况不是很容易改变的。这就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最基本、最重要的国情，邓小平同志早已深刻指出，只不过还有相当一部分同志认识不足而已。
2 打出了鲜明的主题
无论做什么工作，只有主题鲜明，才能排除干扰，明确方向，避免盲目性，提高自觉性。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决定，为今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的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打出了鲜明的主题。这个主题抓住了主要矛盾，抓住了重点和热点，自然起到纲举目张的效应。除此以外，我想还应当看到这个主题的连续性、综合性和艰巨性，才能更好地理解它，实现它。
第一，连续性。新中国成立后，经过几度反复和挫折，付出高昂的学费，我们才取得要大力控制人口增长的共识，又经过30年的艰苦卓绝的努力，特别是几亿已婚育龄妇女的无私和超常奉献，终于从高生育水平降到总和生育率2.1以下的低生育水平， 任何一个局外人都很难体会到这种成就的实际份量和重大意义。然而这种成就又不能让人盲目乐观。因为这种低生育水平是不平衡的、不彻底的和不稳定的。就全国整体而言，已经降到低生育水平，但还有不少地区如西部10省（自治区）中，除重庆、陕西和四川外，都未降到低生育水平，这种生育率下降的不平衡性是与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相一致的；即使在东中部地区，也不排除有些县、乡生育水平还比较高，而且某些地区统计数字的水分已到了高深莫测的程度，让我们不能不想到低生育水平的不彻底性。就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水平而言，我国还是个典型的发展中国家，是在经济、文化和社会尚不发达的状况下实现低生育水平的，这种生育率的下降既有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更多是依靠政策的引导和行政的干预，欠发达的经济社会状况和滞后的生育观念，导致人们生育意愿与现行生育政策还有相当距离，任何计划生育工作的重心偏移和松动都会导致生育率的升高，这种反弹的势能将使前30年的成果前功尽弃，这就是我国低生育水平的不稳定性。只有抓住稳定低生育水平这个主题，才能让西部逐步地从不平衡走向平衡，向低生育水平靠拢，让中东部在稳定中得到巩固，在稳定中加快经济、社会的发展，转变生育观念，释放反弹的势能，再经过30年左右的努力，实现我国人口的零增长，然后再缓慢下降，为可持续发展创造良好的人口环境。只有这样，才能保持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的连续性。
第二，综合性。影响人们生育行为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因而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工作和降低生育水平一样，既不能就计划生育抓计划生育，也不是单凭计划生育部门跳独角舞所能奏效的。多年来，我们已经摸索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综合治理人口问题的道路。这种治理包括两个层次，一个是要实行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综合治理和协调发展，另一个是对人口问题本身实行综合治理，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调整人口结构……，人口问题治理方法的综合性，决定了解决人口问题必须主要领导亲自抓，负总责，必须全社会各界共同关注齐抓共管。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者，也必须具有这种综合治理的视野和胸怀。《决定》中指出的人口与计划生育的主要任务，把稳定低生育水平与提高出生人口素质紧紧联系在一起，就明示我们：计划生育工作既要重视少生，又要重视优生，以优生来巩固少生。请注意，这里讲的“提高出生人口素质”，并没有否定提高人口素质的其它环节的重要性，只是突出地指明，提高出生人口素质是计划生育工作的题中之义，其它环节要更多地仰仗别的部门去主管。可见有了鲜明的主题，并不排除工作的综合性，相反要排斥工作中的单打一。
第三，艰巨性。可能有人认为，30年的风风雨雨总算是把生育水平降下来了，今后保持稳定就容易多了，计划生育工作可以松口气了。其实不然，前30年降下来固然不容易，后几十年要稳定住更加艰难。这就比如举重运动员创造世界纪录，拚尽全力把沉重的杠铃举起来了，如稳不住，不到规定时间杠铃掉了下来，等于没有成绩，一切都得重来。要把举起的杠铃，稳定在头顶上，一秒一秒地坚持，运动员要付出的体力、心力和耐力是显而易见的，许多人就因为缺乏这种毅力而与成功无缘。对我们来讲，稳定住得来不易的低生育水平，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要比降低生育水平困难更大，要求更高，任务更艰巨。未来十几年里，庞大的育龄妇女人群还有增加的趋势，预计全国人口将年均增加1000万以上，群众生育意愿与现行生育政策的矛盾将长期存在，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对相关的人口政策和计划生育管理会带来巨大的冲击。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生殖健康服务的需求将进一步增长，而我们的思维方式、管理体制、工作方法以及干部队伍和素质都难以适应新形势的需要，这就更增加了稳定低生育水平的艰巨性，只有充分认识到这种艰巨性，并付出与之相适应的努力，才能确保这一任务的园满完成。
略谈稳定低生育水平 马瀛通（中国人口信息研究中心研究员）
1 稳定低生育水平是30年计划生育实践的客观必然选择
全国城乡自1970年开始普遍实行计划生育起，就明确提出了：“一个不少，二个正好，三个多了”的计划生育子女数要求。之后不久，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又明确提出了第一孩晚育，第二孩生育间隔够四年，严禁多孩生育的“晚、稀、少”政策。在这一政策下，仅仅10年，计划生育就将全国总和生育率从1970年的5.71降至1980年的2.24，降幅高达60.77%；同期的自然增长率从25.95‰降至11.87‰， 降幅也超半，达到54.62%；峰值生育率年龄段牢牢地控制在25～29岁。从分城乡看，城镇的总和生育率1974年就从1970年的3.27降低到更替水平以下的1.93。此后，连年下降，到1980年已低至1.13。农村总和生育率从1970年的6.38急剧下降，到1980年已低至2.49。数据清晰表明：全国城乡普遍实行计划生育10年，不仅创造了世界近代生育率下降的奇迹，同时也使我国跻身于世界低生育率国家的行列。
根据反映70年代“晚、稀、少”政策成效的1980年生育模式预测，即使在其后长达20年之久的期间内生育水平没有丝毫的下降，本世纪末全国总人口也将控制在13亿以内。如果1980年就提出稳定低生育水平的稳妥方略，完全可以断定：计划生育工作成效将会事半功倍。生育水平在“晚、稀、少”政策下，必将是稳中有降，本世纪末全国总人口无可置疑地将控制在12亿以内。
令人遗憾的是，本应稳定的低生育水平，却因急于求成的紧缩政策而盲目推行不分城乡差异的一对夫妇只准生一个孩子的政策，结果事与愿违地导致了全国性的生育水平大幅度反弹。出现了计划生育强力控制下从未有过的“失控”问题。1981～1982年，总和生育率就全国总体来说，分别回升到2.63和2.86，其中农村分别回升到2.93和3.20，城镇分别回升到1.40和1.58。同期的出生率分别回升到20.91‰和22.61‰。峰值生育年龄段以令人吃惊的速度滑坡。仅隔短短三年，就在1983年降为20～24岁。清晰表明人口增速明显加快。
80年代，反映生育水平变动的总和生育率，基本是呈二年回升三年下降的周期性交替变动。除1981～1982年外，总和生育率升降变动，总的来说，是升并非为生育水平实质性升，降也并非为生育水平实质性降，是呈生育水平相对稳定状态。总和生育率此间的波动，主要是指标的特点与局限性所决定。从80年代生育水平的大幅反弹与生育模式的改变来看，其产生的“多米诺骨牌”效应虽然大为减弱，但仍未消失。
90年代，由于从实际出发，将本世纪末人口控制目标修订为13亿以内，从而大大缩短了现行生育政策与实际人口控制能力的差距。这种以指标调控为主，不断提高政策落实程度的求实做法，最终将总和生育率逐步恢复到久违了的1980年水平，并进而有所下降。在这种情况下，恰逢时宜地提出了稳定低生育水平的战略任务，无疑是十分正确的。稳定低生育水平的战略决策，不仅是计划生育与人口控制30年经验与教训的必然选择，而且也是理性认识水平提高，不断认识再认识的结果。
1980年，面对我国生育水平奇迹般地跨入世界低生育水平行列，所产生的急于求成、紧缩政策问题，在长达近20年之后，在社会经济不仅发生了巨变，有了长足的发展，而且降低生育水平的各种因素与各方面条件都要远优于1980年的今天，为什么几乎却没有人再重提在农村推行只准生育一孩呢？面对实际生育控制水平，现在重提也仍是脱离实际，更何况是20年前呢？
计划生育与人口控制走了一段不小的弯路，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从中不仅使人们对国情与民情的关系有了新的认识，而且对计划生育工作的未来发展，也多出了一份清醒。其来之实属不易。正因如此，稳定低生育水平才能有今天的共识。然而，现在提出稳定低生育水平与原本应在1980年就提出的稳定低生育水平，不能同日而语。
2 如何认识稳定低生育水平
人口学的常识告诉我们：对于一个增长型人口来说，只有当其生育水平降至等于或低于更替生育水平，且保持数十年之后，其人口规模才能最终停止增长或进而转为负增长。稳定低生育水平，所指的是稳定等于或低于更替生育水平的生育水平。
传统的人口类型转变，是以人口的自然变动指标出生率、死亡率、自然增长率为根据，将人口分为最初的高出生、高死亡、低增长的“高高低”类型，之后转变为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的“高低高”类型，最后转变为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低低低”类型。然而，实现了“三低”的人口，其生育水平未必已降至更替水平。
为了有别于传统的人口转变学说，特提出中国现代人口转变的理念。中国现代人口转变，是以表征终身生育水平的指标更替生育水平为界。稳定低生育水平，关键在“稳定”二字。只有稳定数十年的低生育水平，才能最终实现我国人口总量的零增长与负增长。人口实现零增长之时，既是现代人口转变的标志，也是人口总量惯性增长停止达其峰值，步入良性循环的标志。可见，实现了“三低”的人口转变与现代人口转变及其实现过程，是完全不同范畴、完全不同质性规定的二种不同概念。现代人口转变是以生育水平稳定地降至更替水平为开端，以长达数十年的稳定低生育水平，为实现现代人口转变的时间条件。
同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一样，全国各地的生育水平差异也较为悬殊。对于已实现了低生育水平的地区来说，稳定低生育水平是第一位的；对于高于更替水平的地区来说，继续降低生育水平，力争尽早实现低生育水平则是首位的。只有这样，全国生育水平才能做到稳中有降，实现高水准的稳定低生育水平。
需强调指出的是，我国目前的低生育水平，虽不是自发下降形成而是控制之果，但由于1980年跻身世界低生育国家行列后的急于求成，酿成了全国性的生育水平反弹长达十多年。近乎耗用了约20年的代价，生育水平才在重新回到1980年的起点后转而有所下降。峰值生育率年龄段仍处于20～24岁的生育模式，在历经反弹与抑制反弹的过程后，基本得以稳定，未来再发生反弹的可能甚小。本应在80年代实现的低生育水平，却在近年方得以实现。从时间及付出的巨大努力上看，低生育水平也应该到来了。
稳定低生育水平，虽然是未来数十年的一项长期任务，但是稳中求质，抓紧更要抓好计划生育并非易事。如果从90年代的历年人口变动抽样调查看，我国的生育水平不仅降至更替水平以下，而且还远远低于更替水平。当然，以此为根据而论，生育水平因控制能力变动，随时都有发生反弹的可能性。然而，分析与研究问题，须建立在对数据可靠性的评估基础上。否则，就难以得出正确的结论。90年代的历年人口变动抽样调查数据，尽管已扣除了相当的“水分”，但“水分”仍不小，仍不能仅仅以此为据来加以推论。80年代的情况就足以说明了这一点，90年代就更是如此。对此，务必要胸中有数，万万不可将错就错，误认为“水分”已被挤干，或自以为是的认为还留有了余地。否则，就会滋生盲目乐观，误导工作。
稳定低生育水平所出现的人口总量继续增长，是惯性增长。惯性增长过程，是停止增长或开始负增长的前奏。稳定低生育水平，也是逐年调整人口年龄结构及稳定其结构的过程。人口老龄化是伴随这一过程必然要出现的人口现象。所谓人口老龄化，是指老年人口比例动态上升之过程。老年人口比例的升高，主要是少儿人口比例不断下降所导致。同期的老年人口比例高低，均指的是同期等同的老年人口数。显然，降低了对少儿人口的抚养，必有利于对老年人口的抚养。如果提高出生率使少儿人口比例上升，老年人口的比例是下降了，但所要抚养的老年人口数却不会改变。这就等于在抚养的老年人口数确定条件下，又增加了对少儿人口的抚养。
稳定低生育水平，是实现人口稳定的必须条件。人口老龄化只不过是实现人口稳定过程中的一种结构变动。人口稳定之时，其年龄结构也相对稳定不变了，当然，这也就是人口老龄化终止之时。
稳定低生育水平，是我国的国情所决定的，其利在当今，功在千秋，是毫无疑义的。
主持人评论
本期“人口与发展论坛”围绕中央的《决定》展开讨论，我们所邀请的四位专家展示了他们对中央《决定》的全面、深刻的领会与认识，以及对一些理论问题的深刻思考。
邬沧萍对《决定》的理解与把握具有政治家的高度与理论家的深度。他认为《决定》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因为它是在我国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发展到一个重大转折关头，对许多人在低生育水平下对人口问题的重要性及在可持续发展中的关键作用的认识开始动摇，认为计划生育的使命行将结束和人口科学将无所作为的错误认识开始出现的紧要关头上“拨开迷雾的春雷”。《决定》具有长远性和战略性，将指导未来几十年我国的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同时要把对《决定》提出的问题的认识提高到理论高度，它是基于以往的历史经验，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对我国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的理论升华，它对理论与实际工作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学习《决定》任重而道远。
李宏规指出，中央的《决定》是继往开来，面向新世纪的重大决策。他认为，稳定低生育水平是在总结过去几十年我国人口问题的认识与实践基础上，提出的一项战略任务，其首要的目标是实现人口零增长。鉴于我国人口与发展中的困难与矛盾，稳定低生育水平将是一个几十年艰苦努力的过程。
张敏才写得言简意赅，深入浅出。他指出《决定》由于抓住了主要矛盾，打出了鲜明的主题，因而给我国未来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以正确的导向。抓住了主要矛盾是指在有相当一部分同志对人口过多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最基本、最重要的国情认识不足或者出现麻痹、松懈情绪的重要关头，重申了邓小平同志的这一论述；打出了鲜明的主题是指“稳定低生育水平”这一战略方针，抓住了问题的重点，起到了纲举目张的效应。《决定》体现了中央对我国人口问题及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的高度重视与一贯主张，同时提出了解决我国人口问题的综合性和艰巨性。从某种意义上讲，稳定低生育水平要比降低生育水平困难更大、要求更高、任务更艰巨。
马瀛通历史地、科学地分析了我国的计划生育实践，指出稳定低生育水平是我国计划生育30年的经验与教训的必然选择，是不断认识再认识、提高再提高的理性过程的结果。稳定低生育水平，就是要在较长时间上将生育率稳定在更替水平以下，实现人口的零增长、负增长，并最终使人口得以稳定。其利在当代，功在千秋。
除了以上这些简要评述之外，笔者还想再谈几点：
第一，稳定低生育水平是我国人口发展战略的正确选择和关键所在。历史上我国人口政策和人口控制几经挫折和摇摆，关键在于对我国人口发展战略认识的反复。控制人口增长是我们经过数十年摸索而形成的共识，并为之付出了沉痛的代价。30年的计划生育实践告诉我们，动摇了这一点，就会走弯路。然而，在低生育水平刚刚到来，良好的人口环境正在形成之际，一种盲目乐观、松懈、麻痹的思想又开始抬头，甚至将近年来我国经济缺乏动力、内需不足也部分归因于我国的人口控制。中央的《决定》既是一种警示，也是一种指示：警示我们，不能由盲目乐观而再致失误；指示我们，人口政策作为基本国策要长期地、毫不动摇地贯彻到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而在人口再生产类型实现转变之后，稳定低生育水平成为今后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的中心任务。而只有将生育率稳定在明显低于更替水平数十年，才能确保我国人口发展目标的顺利实现。
第二，当前有的学者就我国生育率已持续低于更替水平，提出我国的人口转变已经完成，开始步入“后人口转变”时期。这种“学术创新”是值得商榷的。人口转变过程中量的变化与质的变化的脱节是中国人口转变与西方人口转变的最本质区别。我们必须将转变中量的变化置于质的变化之中加以考察，才能得出符合实际的结论。正是基于这一点，我们认为，稳定低生育水平是中国进入“后人口转变”时期的必要准备。
最后， 稳定低生育水平并不意味着生育率不能进一步下降。 关于90年代明显低于更替水平的生育率，可以说是一种似是而非的事实。尽管各种调查都一致地显示出相当低的生育水平，但也有大量的调查揭示出存在严重的漏报、瞒报现象，而人们对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准确性的期待就变得尤为迫切。为了尽快实现我国人口零增长和负增长，生育率不仅要降到更替水平（根据我国1995年的死亡水平和出生性别比，我国生育率的更替水平为总和生育率2.31）以下，而且要大大低于更替水平。鉴于我国目前的生育率还明显高于政策水平，稳定低生育水平，不但是不出现反弹，而且应该有进一步下降，尤其对于我国西部地区更是如此。
“稳定低生育水平”是一种战略方针，也是一种历史责任。若是如邬沧萍所言《决定》“象春雷一样震撼了祖国大地”，那么是否意味着人口科学的又一个春天正在来临？无论如何，在充满挑战与机遇的21世纪，中国的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者将担负起这一历史责任，为国家的发展、民族的振兴作出应有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