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入、共生与竞争：三维范式下的社工职业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工论文,范式论文,生与论文,竞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分类号：1674-7089(2012)04-0030-10
一、理论基础及其适用
社会工作的发展进程需要经过三个基本层次，即融入以获取地位，相互协助以巩固地位，彰显独特价值以树立专业地位。[1]据此，笔者从系统论与生态学的角度使用了“生命网”、“融入”、“共生”与“竞争”等概念。“生命网”类似于“社会系统”和“社会有机体”的概念，但更强调其“秩序意义上的健康和活力”，在这个意义上来看，社会工作之于中国整体社会的价值是合适的——如果从国外借鉴而来的专业社会工作不能对我国社会发展起到有益的促进作用，或者反而会引起某些社会失序乃至失范，抑或者是要附带“高额的工作成本”，那么对这个专业的引入值得再反思。实际上，倘若如此，专业社会工作自然难以在中国现实的社会中发展起来。因此，笔者将“社会生命网”置于理论分析的前提地位，以此为基础提出社工发展进程的三维分析。
“融入”，即要求社会工作这一种职业必须首先融入其拟存在的“社会生命网”系统之中，在业已运作良好的系统中取得自己的网络结点；“共生”，即要求社会工作这一职业必须在生命网中与其他结点相互协调，以保证网络系统的正常运作，更好地实现某些共同目标；“竞争”，即要求社会工作这一职业在与其他结点相互协调的情况下，凸显出自己的作用和能力，在网络系统中承担独特的作用，既真正融入该系统，又成为系统中不可或缺的一环。三个层次相辅相成，最终完成社工职业化这一过程。然而，这一三维分析框架，并不局限在宏观、中观或微观某一单独层面上，可以在上述三个层面分别进行一些有启发的讨论。
第一，理论前提的伸缩性：在宏大的社会上有一个大的“生命网”，在微小的区域内，也有一个小的“生命网”。构成体系圈的、成为“生命网”基本而又关键的单位“结点”，既可以是一个群体的抽象，也可以是一个小的“生命网”抽象成一个结点，单个的人也可以抽象成一个结点。
第二，宏观上分析的可能：在宏大的社会层面，“生命网”的构建基于社会分工，而又并不局限于社会分工——社会分工产生了“结点”，而“关系”和“联接”才组成了“生命网”网络。在此意义上，社会工作这一职业，同其他社会分工所产生的职业，如医生、教师等并无区别，它必须要承担起自己的责任，发挥自己的作用。然而，由于专业社会工作“舶来品”的特征，它必须要在已经相对稳定的社会生命网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因此，必须有一个融入的过程。所谓融入，从大的方面而言是要适应整个社会的特色，包括文化、社会的发生机制等，从小的方面讲是要和它的“位置”相邻的“结点”相适应，这样才有其进入的空间(然而其更多的博弈和互动发生在共生阶段)；也必须有一个达成共生的阶段，所谓共生，是与其周围的“结点”的博弈和互动的过程，要被接纳、被认可，但更重要的是要“被依赖”；也必须要有一个竞争的过程，不经过竞争，专业社会工作就不能从传统的社会分工中重新获得自己的专业领域和服务空间、生存空间，所谓的专业、职业，都无从谈起，因此，这里的竞争主要是要发挥自己的专业优势，去积极的拓展自己的服务空间。
第三，中观分析层面：在政策方面，对于现有的政策而言，代表一定的规则和秩序，特别是上升到了法律层面，更是不能够轻易变动，因此，制定社会工作的相关政策，必须要适应已有的政策(或者说是规则和机制)，这种适应，可以说是一种“融入”；但新制定的政策又不能是凭空出现的，从理性的角度来看，必须要有所裨益，即社会工作的相关政策，对于政府和社会是有意义的(这种意义绝非仅仅存在于对社会工作本身，否则对整个社会而言就失去了意义)，这种意义，实际上对于整体社会或其他政策、规则而言，是一种“被依赖”，可以说这是一种“共生”关系。如果这种“共生”关系越来越强，社会工作相关的政策在社会管理、社会服务等领域的意义越来越重要，以致某些原有部门放弃了对一些规则和政策的制定，转而“依赖”社会工作相关政策，或者社会工作相关政策成为了某些社会空间的标准，并且这种标准又扩展着标准起效力的空间，那么，“竞争”关系在事实上已经产生了。相应的，这种三维分析框架也可以在不同地区的社会工作发展分析中起到参考意义。
第四，在微观实践层面：一个社会工作者进入到一个社区、一个人群，甚至面对一个单独的个人，如何开展工作？三维分析框架同样有借鉴意义。从单独的个人来讲，社会工作的个案工作方法中，也有接案和建立关系、问题判断和制定计划、实施计划和干预等流程，不得不承认再套用三维分析框架有牵强之嫌，但在个案工作中的可供借鉴之处有两点：一是从工作流程来看，强调“过程性”和“渐进性”；二是从工作方法来看，将案主置于其所生活的生态系统(生命网)中，分析其可能存在的“生态失衡”状况，进而从融入(重新进入其生活世界)、共生(相互适应和接纳)、竞争(增权，积极参与生活工作等)三个角度进行帮助，也是一个可参考的思路。
我国正在成长的专业社会工作是一种舶来品，其发展是一种嵌入式而非内生性的。这种发展带来了许多复杂性，笔者的三个维度的分析框架，也不得不承认难以划定明确的概念界限，实际上，融入、共生与竞争往往存在交织状态，甚至出现阶段性的循环——融入中对地位的获取存在着竞争，融入本身也在走向共生，共生或者可以被认为是一种更深的融入，竞争实际是一种共生的生存状态。这些都在本文的案例分析中有所体现。但事实上，也正是基于这种复杂性，三维分析框架又显示出了其相对清晰的一面。
二、三维框架下的实践：案例基本情况介绍
天津市妇联“半边天家园”历来重视社会工作的引入。在本文讨论的阶段性实践中，市妇联将大学生公益岗位引入家园建设，对其开展多方面的培训(包括社会工作的能力培训)以促进个体能力的提升和家园工作的进步。进而，市妇联选出了几个试点社区，依托项目研究，进一步探讨在家园工作中推进社会工作的可能形式。本文所讨论的案例正是这一努力的体现。
以卫津路社区为例。作为首个试点社区，市妇联和社区在各方面都给予了大力支持，以期在积极而又谨慎的实践中取得一些有益的经验。
1.将工作目标设定为三个方面：依托半边天家园平台，探索社工融入社区、开展工作的路径和模式；依托社工的介入促进半边天家园的建设和工作的提升；通过试点工作培养起以半边天家园大学生公益岗和家园志愿者为主的社工力量，使其具备一定的社工素质和行动能力。①
2.工作思路由点到面，逐步推进，首先根据社区情况选取老年人②为第一服务对象，在取得一定的成绩、彰显了社工的价值、赢得居民的部分认可和信任之后扩展服务，以老年人为中心，面向社区家庭，并进而面向整个社区，即老人社会工作——家庭社会工作——社区社会工作。
3.在行动人员上，由社工、社区半边天家园公益岗、社区志愿者和督导员③联合组成社工执行小组，既保证了社工的行动主导权，又充分和社区建立联系，获得其支持并顺利融入社区开展工作。
4.在工作方式上，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配合社区工作，在其间适时贯穿社工的理念和方法并争取取得成效；第二阶段根据所掌握情况，在社区的配合下主动为有需要的老人和家庭提供服务，解决其问题或实现其能力提升；第三阶段根据老人、家庭或社区其他方面的需要和要求提供力所能及的部分服务。
5.在工作步骤上，基本遵循调查了解-情况评估-制定计划-实施计划-效果评估的思路。以老年人社工阶段为例，其工作步骤基本如下：了解社区情况，撰写评估报告；考虑社区实际并结合工作人员自身情况确定工作对象和工作内容；撰写工作计划；实施计划并及时评估。
6.工作效果：卫津路社区的社会工作开展得相对顺利，一方面整个执行小组顺利融入社区并开展工作，在社区的协调和支持下解决了服务对象的部分问题或帮助其有所改善和提高，使得居民对社工有了较深入的认识和了解，并获得了一定的认可和信任；另一方面社区公益岗和社区志愿者具备了一定程度的社工素养，半边天家园的工作也引入社工的理念和方法寻求新的提升。
三、结合案例的探讨——三个维度的分析框架
1.案例中的“生命网”体系
分析案例中的情况，对“社会工作”而言，主要的“结点”④有：社工执行小组、社区管理机构以及工作的对象。按照工作进度，工作对象先是老人，后是家庭，再然后是整个社区层面。这似乎是应该有多个“生命网”体系，当然也可以认为是同一个“生命网”体系的变化和扩展，即社工执行小组和社区管理机构相互协作开展老人服务，形成社工服务的“生命网”体系，而后社工的工作通过老人服务扩展到家庭服务，这时的“生命网”体系是先前体系的延伸和扩展(见图1)。
图1 社工服务的“生命网”体系
在图1中，我们看到在社工存在之前，社区管理机构既开展家庭服务，也开展老人服务，它本身构成了一个“全的服务体系”——在我国当前的社区中，这是一种普遍的情况，正因为这种“全的服务体系”已经存在，并且似乎运作良好，因此使得社工的境遇相对尴尬。这也是本文分析“生命网”并提出三维分析框架的一个原因。按照图1的逻辑，在社工进入之后，社工执行小组和社区管理机构相互协作(图中连接符“
”)向老人提供服务，形成了一个社工服务的“生命网”体系(图中的实箭头“→”)，之后，这一体系自然地延伸到了家庭服务(图中的虚箭头“
”)，形成一个扩大了的“生命网”。事实上，如果社区本身的“全的服务体系”仅仅只是社区管理机构提供的“老人服务”和“家庭服务”(当然这只是一种假设)，当这个扩大了的“生命网”形成，那么，最初的那个“全的服务体系”也被整体包含在了这个新的扩大了的“生命网”之中了——这种情况，似乎是许多社工学者所希望的社工大发展和职业化之后的情景。
图1的逻辑是完全行得通的一条路子，也是相对简单的一个分析。但这种分析掩盖了社工逐步发展的过程。考虑到对于更复杂情形进行分析的借鉴意义，笔者将其看做是三个“生命网”体系——即社工执行小组和社区管理机构相互协作开展老人服务，形成第一个社工服务的“生命网”体系；社工执行小组和社区管理机构相互协作开展家庭服务，形成第二个社工服务的“生命网”体系；而社区管理机构单独开展的老人服务和家庭服务可以看做是第三个“生命网”体系。⑤在这里，三个“生命网”体系是可以相互独立存在的。而为了分析和不致混淆，笔者将这三个“生命网”体系下放一个层次，称之为三个“服务体系圈”，在其上则是整个社区的“服务生命网”⑥——这样，既简明清晰符合逻辑，也与笔者对“生命网”和下属的“体系圈”、“结点”等概念保持了一致(见图2)。
图2 社区的“服务生命网”体系
在图2中，O体系圈是社区在社工介入之前最初的服务体系(参照图1)，这一体系圈的服务提供者是“社区管理机构”，服务类型是“老人服务”和“家庭服务”⑦。A体系圈是社工介入之后，社工执行小组和社区管理机构相互协作开展老人服务形成的一个体系圈；B体系圈是社工执行小组和社区管理机构相互协作开展家庭服务形成的另一个体系圈。A体系圈和B体系圈，正如前文所述可以有不同的看法：一种将其看做两个独立的体系圈，而事实上在本文案例的实践中这是不存在的，于是这可以看做一个假设或假想；另一种看法是将B体系圈看做是A体系圈的一个新的发展，但持这种观点的话，当形成B体系圈之后，A体系圈就不存在了；第三种看法可以将B体系圈看做是A体系圈的适度延展，这样看的话，则在实际中存在的是A体系圈，B体系圈尚未真正意义上形成。后文将对三种情况分别予以分析。
在图2中，假设三个体系圈都存在一个“硬核”，“硬核”表明该体系圈存在一种机制可以决定对新进入“力量”的接纳和排斥。笔者将这种机制定义为信任和认可——情感上的接纳和实际工作效果的认可。三个体系圈的硬核分别在图2中标识为硬核o、硬核a、硬核b。
2.融入生命网的策略分析
(1)进入：在图2中，笔者用箭头作了标识。在A体系圈和O体系圈之间，我们看到两者存在着交集，即两者都在一定程度上为老年人服务。而结合本案例来看，社工执行小组之所以能够进入社区与社区管理机构相互协作为老年人提供服务并形成体系圈A，主要原因在于获得了天津市妇联的支持和社区的大力配合。正是因为有了市妇联的沟通联络，才使得社工执行小组具备了进入社区的优势，当然这也得益于社区的理解和配合。值得注意的是：社工执行小组进入社区的一个主要的动力源——市妇联的支持。
(2)平台：社工执行小组进入社区，面对的不再是单一的“社区”，而是众多分化了的“功能”——如劳动就业、文体教育、计划生育、城市管理、社会保障、医疗保险、妇女工作等等，这些“功能”依照图2所示，可以将其再组合成一个新的或者说是社区原本既有的服务“生命网”，每一个“功能”可以看做是一个小的“体系圈”，每一个体系圈又都有自己的“硬核”。社工要融入任何一个体系圈，都必然要面对其“硬核”的排斥。值得注意的是，在本文的案例中，社工执行小组依托市妇联下设在社区的“半边天家园”，成功地突破了社区妇女工作体系圈的“硬核”——来自直接上层的介绍和引荐，使社工执行小组被赋予了信任，尽管这并不能一开始就深入人心，但这个平台的意义却是显而易见的(参见图3)。
图3 社区原本的服务“生命网”及社工的融入过程
(3)融入：依托“半边天家园”这个平台进入妇女工作体系圈，并不等于融入了这个体系圈，也不等于融入了社区这个大的“生命网”。市妇联的引荐只能帮助“敲开”大门并赋予部分的“可信任”和“可认可”；“半边天家园”这个平台的资源依然是“嵌入”在社区这个整体“生命网”之中的——它的一切都取决于社区“生命网”自身的运作逻辑，而非外力或者是单个的体系圈。因此，单纯的进入社区妇女工作体系圈或者单纯的融入妇女工作体系圈的意义是极为有限的。在这种情况下，本文的案例表现出来了一些策略，其核心在于联接了社区管理者——一个社区“生命网”中的关键“结点”。具体来看，其步骤有以下三点：
第一，市妇联权益部提出了明确的目标和要求，即“依托半边天家园平台，探索社工融入社区、开展工作的路径和模式；依托社工的介入促进半边天家园的建设和工作的提升；通过试点工作培养起以半边天家园大学生公益岗和家园志愿者为主的社工力量，使其具备一定的社工素质和行动能力”。后两个目标直接迫使社区“生命网”重新考量内部运作的资源分配问题，而社区中最初主管家园工作的领导者将要考虑与社工执行小组的联合问题。
第二，“三方督导”模式，即“试点区居委会领导(为执行小组提供资源和支持，并对其工作进行监督和督促)+一线社工(旨在提供实践经验和指导以及效果评估等)+高校老师(旨在提供理论指导和进行实践效果评估等)”。这种模式既使得社区管理机构能对社工执行小组赋予更多的信任，也将社区管理机构本身纳入到了那个将要包含社工的新的体系圈里(图2中的体系圈A)。
第三，人员组成。行动团队(即社工执行小组)中吸纳了社区本身的公益岗位、社区志愿者和“准社工”等成员，他们对社区情况较为了解，既方便了行动小组有针对性的开展工作，也便于和居民进行沟通。
由此，社工完成了对于社区“生命网”的融入过程，而从具体的位置来看，社工则是属于图2中A体系圈的一个“结点”。这一过程参见图3：
图3是社区原本的服务“生命网”(其全部体系并未全部圈画出来)，社区妇女工作体系圈是其中一环，图示中的白色小圈表示了每个体系圈存在的“硬核”。在图示中的实箭头“→”表明了最初社工依靠市妇联的引荐、依托“半边天家园”这个平台进入社区妇女工作体系圈的过程。虚箭头“
”表示案例中的社工在市妇联的帮助下通过一些策略突破“硬核”的排斥获得接纳并融合的过程。虚箭头“”表示完成“融入”过程之后的状态，此时社工已成为社区妇女工作体系圈的一部分，主要推动“半边天家园”的工作，并形成一个新的体系圈。之所以使用箭头“”，是想表明社工融入之后并不会就此停步，而会走向一个新的层面，即本案例中所呈现的下一个“共生”和“竞争”的阶段。
当然，实现融入所需的条件并不是只有这些，它还需要社工自身的素质条件、工作过程中的磨合与更多的信任赋予等。从客观实践过程来看，上述分析仅停留在实践的预备阶段或前期阶段。融入的过程并非到此已经结束，实际上，“融入”这一过程会贯穿整个实践过程，也会“纠缠”在笔者称之为“共生”与“竞争”的后两个阶段。原因在于：体系圈变动，引起“生命网”调整，又会导致体系圈的调整——这种动态过程极难有稳定的状态，而即便存在短期内的稳定，彼时的“融入”只是在走向更深层次，而非停滞。这样，我们不得不寻找一个相对的、牵强的界限来分割这一阶段。我们选取的一个标准是当体系圈的“硬核”被突破、信任与认可被相对充分地赋予的时候。而衡量这一标准的对象则是从体系圈的关键结点——社区管理结构(或其他掌管了资源与信任赋予的一方)入手的。
3.实现了的“共生”？
标题中的问号，表明了案例中是否能够充分说明这一阶段是可以进行讨论的。为此我们要回到图2中去进行分析。
社工在社区依托“半边天家园”平台，首先从事的是老人服务工作，形成的是图2中的A体系圈。在简化了的A体系圈中，提供服务的既有社工执行小组⑧，又有社区管理机构，而服务的是同一对象——老人。这时的体系圈A如图4所示。
图4 A体系圈
在图4中我们可以看到：两个服务提供者向同一个服务群体提供服务，而非合二为一共同为老人提供服务，这确实是本案例中的实践情况。实践中这种情况的存在，可以认为是“融入”的“失败”，但据此观点则完全没有理解本文的逻辑——就当前更普遍的情况来看，社区管理机构还难以“兼容”社工，即“社工”是难以“嵌入”到社区及其管理机构来的。⑨分析这种两个服务提供者服务于一个对象的情况，显然社区管理机构的一方占据优势，他们有经验、有资源并深得认可；社工执行小组处于不利位置，他们没有丰富的经验、没有充足的资源，更重要的是对于服务对象而言他们还是值得“怀疑”⑩的。社工执行小组如何存在，既能够在服务中得到服务对象的认可与信赖，又能够得到社区管理机构的承认与尊重，实现“共生”的状态？案例中的策略主要有以下三点：
第一，慎重地选择一个群体先行介入，并紧密依托社区半边天家园的建设，使得试点区的社工工作能够融入社区的工作中，以利于寻求资源和支持，也能够保证执行小组集中精力将社工服务开展得较为深入，取得更为突出的成效。在介入社区之前，对社区进行了充分地了解和全面评估，制定了详细、可行的计划，寻求与社区和居民共同的行动目标，即行动小组充分认识到老年人群体在该社区中的影响力以及社区满足老年人需求、改善老年人生活的工作目标，在其原有工作的基础上介入，充分利用原有的老年人聊天站等平台，逐步扩大、丰富，并专业化，其工作效果迅速得到了老年人群体、亲属、社区的认可，可以极大地提升了社工在社区的威信和影响力。这是实现“共生”状态的关键一步——看似配合社区管理机构工作的同时，找到了自己存在的理由。
第二，社工执行小组吸纳了社区本身的公益岗位、社区志愿者和“准社工”等成员，他们了解社区情况、有实践经验，和服务对象彼此熟悉、有感情。重要的是：社工执行小组的工作看上去不是又一班人马在另搞一套，对服务对象而言，“熟悉”是一种极为重要的感觉。
第三，理智处理与社区管理机构、居民等“结点”的关系。执行小组集中力量开展老年人服务的同时，根据社区的需要处理其他社区事务，认可社区的文化和工作，并积极贡献力量。如带着节目参加纳凉晚会、帮助社区处理日常琐碎事务等。行动小组聘请社区主要领导、其他一线社工和高校老师一起担任行动督导员，既通过他们获得居民和社区的意见，又通过他们解释、传递我们的价值理念等，同时协调社区资源，而且“专家”的存在也能够间接树立工作者的形象。因此，行动小组保持了相对的独立和自主性，但同时又与社区密切沟通、相互合作，对于社区及其居民充分尊重，在社区中始终定位在服务者的位置，在专业工作中及时掌握主动性，扮演好引导者的角色。
实现“共生”的策略或许还可以进一步分析，上述内容相对重要，原因在于：
第一，满足了“共生”的前提——自我的合理存在，本案例中“社工”始终是一个明确的存在者，相对独立，特色鲜明，其存在是“合理”的(如第一条策略)，其工作是带有自我属性的，而非附属的、消失了特色和自我属性的(如志愿者)。
第二，满足了“共生”的关系条件——和谐共生，本案例中的“社工”作为提供服务的一方，与提供服务的另一方“社区”保持了良好关系；也与社区领导层和服务对象保持了良好关系。
第三，满足了“共生”的内容条件——专业工作中的主动性，即内容的特色。
除此之外，在案例中我们还可以找到归为“共生”的策略内容。当然，我们也可以讨论——这样是不是就实现了“共生”呢？这正如西医和中医的情况：如果中西医必须要能够单独去看病才能算作是在医学里“共生”了的话，那本文案例中确实没有实现“共生”，因为社工还是要依靠社区的；而如果中西医可以相互协作看病算作实现了“共生”的话，那么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认为本文案例中的两者是实现了“共生”状态的。结合笔者对于“共生”演进路径的讨论，即从“点共生”、“局部共生”和“一体化共生”三个阶段来看，上述案例也是符合这一过程的。
4.失败了的“竞争”
这有两层涵义：一是指案例中的实践可以看做存在“竞争”状态；二是社工一方的“竞争”失败。
第一，对社区自身社工实践能力的培养。主要的策略是吸纳社区公益岗位和社区志愿者、“准社工”等，全面依托他们开展整个流程的工作，在潜移默化中将社工的意志传递给他们，使其具备社工的一些理念、方法和精神。以此使其中部分骨干成长起来，具备一定的社工能力，并根据社工专业修正先前工作中的一些不足。
第二，对老年人针对性的专业工作和服务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得到了老人及其亲属的肯定。这样，社工的能力和价值得到展现，获得了认可，树立了形象。
第三，社工执行小组建立了博客，编辑了内部刊物，总结宣传自己的工作。
第四，服务工作的延展。社工执行小组通过老人将服务延伸至社区中的家庭(理想情况下会形成图2中的B体系圈)，并争取通过社区志愿者将资源获取渠道扩展至社区企业乃至社会资源。
在笔者看来，上述内容存在四个“竞争性”的要素：一是使自己合理而有效的存在变得长久；二是利用社区资源(包括志愿者和公益岗)，并试图扩展新的资源渠道，摆脱对于社区管理机构的依赖，走向更加独立；三是客观上实现了对自己的宣传；四是走向新的工作领域。在这些内容中，“竞争”状态已经存在。
当社工融入“生命网”，并得以稳定，与周遭的结点有序互动、和谐“共生”之后，要实现其意义、发挥其功能，必然要展开“竞争”，在“竞争”中争取资源、扩展工作领域、承担应有的社会责任，促进“生命网”实现新的平衡。这种“竞争”不是排挤和打压，而是一种良性互动和有序“竞争”。但“竞争”的结果往往存在“淘汰”，也可以称之为“竞争”失败。在本文的案例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无论出于何种原因(如项目结束)，退出的是社工而非另一方；社工执行小组退出后社区没有产生新的社工需求。这一结果，可以看作是“竞争”失败的标志。究其根本原因，在于没有使得社工这一“结点”成为社区服务“生命网”中被依赖和不可或缺的结点，而仅仅在事实意义上成为一个“被允许”存在的“结点”。但是，这种事实上的“竞争”失败，并不能否认这一阶段在案例中的存在。至于其原因，从案例实践过程内部考虑是一个方面，制度也是原因。
5.案例分析中的几点讨论
(1)公共因素
有些因素可能是促进融入的，却也可能是有益于共生和竞争的。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公共性的因素在案例分析中没有提到，而这却是在当前社工发展中不可或缺的因素：
一是自身专业素养的具备。一方面行动者要加强自我的专业修养，另一方面也可以请专家、实际工作者进行指导。
二是认真组织和充分的准备。诸如行动者内部的人员组成与相互协调、规范和约束、策划方案和实施方案的制定落实等。
三是社工工作的“文化”营造。行动者自身应对专业高度认可、具备良好的专业素养，言行中具备专业气息；还要在工作中在团体间保持特有的社工文化、在与服务对象接触中具备社工文化。
(2)案例中的重要力量
社工执行小组在社区顺利提供专业社工服务，并对社区产生影响，使得社工群体作为一个区别于其他群体的专业人群受到居民认可，概括的来讲，其过程符合上文分析的三个维度进程。总结促成各维度得以实现的影响力量可以看到，天津市妇联、社区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然而也不能忽略以自愿团体为主的其他力量，如社工执行小组本身、社区公益岗位、志愿者等。
(3)对案例与分析维度意义的再思考
本文从三个维度对案例展开分析，然而每一个结合案例的维度分析都难以进行再次实践以检验其逻辑的合理性。笔者仅从案例的后果考虑，实践没有使得社工这一“结点”成为社区服务“生命网”中被依赖和不可获取的结点，而仅仅在事实意义上成为一个“被允许”存在的“结点”。这说明了“共生”和“竞争”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在分析图2时，笔者假设了A体系圈与B体系圈可能的三种看法：一种将其看作两个独立的体系圈，事实上在本文案例的实践中并不存在，于是这可以看作一个假设；另一种看法是将B体系圈看作是A体系圈的一个新的发展，但持这种观点的话，当形成B体系圈之后，A体系圈就不存在了；第三种看法可以将B体系圈看作是A体系圈的适度延展，这样看的话，则在实际中存在的是A体系圈，B体系圈尚未真正形成。
如果是后两种看法，应该有两种理解：第一，社工实现了“融入”这一步骤，A体系圈形成；第二，社工步入了“竞争”阶段。对此不再分析。
而如果是第一种看法，也即我们假设了A、B、O三个体系圈同时存在。为了便于分析，同时做出以下假设：第一，假设家庭服务是高于老人服务的，在家庭服务之上还存在一个高级的服务(如社区服务)；第二，假设同级之间的服务发生流动难度系数为0，从低级的服务顺次发展到高级的服务难度系数为0，跨越发展一级难度系数为1，跨越发展二级难度系数为2，以此类推；第三，设定服务的发展只能从低级走向高级。
①从A体系圈出发，对于B体系圈，A体系圈由于与B体系圈具备相同的服务提供者(社工执行小组和社区管理机构)，那么当A体系圈发展到一定阶段后会在服务对象上自然地延伸下去，触及B体系圈(A、B体系圈之间的实箭头“→”，这一点在案例中已经呈现)，难度系数为0；并且随着A体系圈的发展，在理想情况下A体系圈可能会全面走向B体系圈(A、B体系圈之间的虚箭头“”)，难度系数为0。综合来看，A体系圈走向B体系圈的难度系数为0。
而从B体系圈走向A体系圈却是无法实现的。这样，B体系圈具备了劣势。
②从A体系圈出发，对于O体系圈，正是前文对于案例分析的情况。不考虑“融入”的情况，A体系圈中的社工对老人的服务延伸到O体系圈中的老人服务难度系数为0(A、O体系圈之间的实箭头“→”)；A体系圈中社工对老人的服务在实箭头“→”流动的基础上进一步延伸到O体系圈中的家庭服务、其他服务，难度系数为0(A、O体系圈之间的虚箭头“”)。综合来看，A体系圈走向O体系圈的难度系数为0。而且，这一过程是可逆的，即O体系圈也可以走向A体系圈，其难度系数也为0，即传统社区工作走向专业社工服务的情况。
而从B体系圈出发走向O体系圈，一开始出现在家庭服务这一较高层次，使O体系圈中的老人服务这一较低层次的服务找不到对应，即便B体系圈从家庭服务这一层次开始走向O体系圈难度系数为O，但O体系圈却不能走向B体系圈，该过程不可逆。这样B体系圈又具备了劣势。
综合来看，出现在较高服务层次的B体系圈具备劣势。尽管这一推理过程具备很多要继续讨论的地方，但同等情况下的社工服务体系圈，起步于较低服务层次的体系圈更容易走向或拓展至较高层次的社工服务体系圈；传统的服务体系圈走向社工专业服务体系圈从较低层次的服务起步最有利。这种“有利”的原因在于“融入”这一维度的良好实现(要求简单或者条件更易具备)。
因此，尽管基于案例研究的困难，笔者还无法严格论证三个维度每个维度的重要意义，但在上述推理中，笔者依然愿意相信“融入”这一基本维度是不可或缺和无可替代的。
本文以案例分析为基础，或许不具备典型性，而且由于案例实践的“项目”色彩，在实践和更宏大层次上的局限性也是显而易见的。但三维范式的分析不仅在微观上可以对具体案例的分析和实践提供借鉴，在宏观抽象上也仍具有理论意义——这种意义在于从难以把握的现状中抽象出相对清晰的阶段性的、过程性的状态特征。
国内社工职业化的过程，鉴于其“嵌入式”的特点，无论是哪种力量最终促成了其职业化，都应当在整体上符合三个维度的分析，即社工必须要首先融入其拟存在的社会系统，必须要在该系统中适应环境，长期和谐共生，而后建构起自己的文化并影响该系统的文化，通过行动努力凸显出自己的价值和作用，确立自己在系统中的地位。融入是社工发展的第一步，竞争是社工走向成熟的标志，而竞争中仍应有共生，即社工应当与其他职业和群体一道，和谐同处，共同服务于和谐社会。
在此三维范式下，融入的前提必须是社工专业化的进一步发展和社工个体专业、职业的认同，社工人应当有信心。基于嵌入式发展的特征，政府的地位无可替代，然而社工的发展绝不能仅依赖于政府的推进、政策的完善和服务的购买。作为价值导向的社会工作活动，无论依赖政府(规则导向)还是依赖市场(利润导向)，都难免阻碍社会工作专业性和价值观的培育。探索社工的“融入”与“共生”，应该还有更广泛的路径选择，如在微观领域自我的不断实践、经验积累、成果展现和社会地位的积累性获得；民间非政府机构、尤其是非营利机构在提升服务中广泛、大胆的专业社工实践等。更为重要的应当是中国公民社会的培育和发展，改变大政府小社会的格局。只有在秉持人本主义、信奉公平、法治和博爱理念的开放社会，才能带给社会工作全新的发展。只有如此，三维范式下的融入、共生与竞争才有可能实现。
(本文曾以《三个概念解析下的社工职业化——基于天津市半边天家园案例的一个探讨》为题在2010年第二届中国社会工作大学生论坛宣讲，并获论文一等奖。)
①培养方式有多种：通过QQ交流群、博客等相互学习；社工提供专门系统的辅导；全程参与项目实践等。
②通过对社区进行评估，发现该社区4 800余人中老年人有700多人，约占17%，社区对老年人工作极为重视。
③督导员有三方，即“三方督导”模式：试点区居委会领导(为执行小组提供资源和支持，并对其工作进行监督和督促)+一线社工(旨在提供实践经验和指导以及效果评估等)+高校老师(旨在提供理论指导和进行实践效果评估等)。
④在这里，每一个“结点”内部包含诸多要素，如社工执行小组的组成人员及督导员、社区管理机构的层级组织和工作对象的异质性组成。为便于分析，本文不再详细讨论，只在一个相对抽象的层次探讨。
⑤当然，对此的划分也还可以有别的组合，甚至更复杂的组合，但以这三个“生命网”进行分析，既简便明了，在实际上展现了本研究的基本原理。
⑥社区的“服务生命网”显然不止此处呈现的三个“服务体系圈”，它还要包含更多的内容，也要复杂得多。本文不拟进行深入探讨，那样既无太大意义，也偏离了本文的主旨。
⑦在这里讲到社区管理机构向社区提供“老人服务”和“家庭服务”，而两者之间重叠的部分毋庸置疑，但笔者此处强调的是服务的一种渐进性，使用的正是两者既有重叠又有不同的特点——家庭服务中有老人服务，而老人服务中却并非都是家庭服务。在这个意义上讲，读者可以不必纠缠概念。这不仅是因为便利了行文和解释，也是对客观实践过程的再现。
⑧实际上本文中所说的“社工执行小组”是包含居委会领导，即社区管理机构成员的，但在实际工作中他们的倾向在于社区。因此可以不认为分析中存在社工执行小组和社区管理机构的重合。
⑨传统意义上的“社区居委会”已经退居“二线”，他们主要从事的是宏观层面的政策引导工作，而具体的、细致的工作则已经交给了社工来做。这种模式，已经较深刻地实现了“融入”。一旦达到这个层次，在笔者的逻辑中，已经不能称之为“融入”，而应当称之为“嵌入”了。
⑩被“怀疑”实际还是“融入”的问题，笔者已在前文论述过“融入”的界限。“融入”能够获得信任和认可，但不能消除“怀疑”。笔者以为，只有实现“共生”状态，被“怀疑”的情况尽管存在，却也可忽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