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家的使命与责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哲学家论文,使命论文,责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0 ［文献标识码］D ［文章编号］0257-2826（2010）09-0015-07
这篇文章的写作，首先是向我国著名哲学家陶德麟先生，一位可敬的哲学老人，在他八十鹤龄之时，表达来自晚辈的崇敬。而且，我想说，这份来自晚辈的崇敬，不仅仅属于陶德麟先生本人，同时也属于以陶先生为代表的那些为共和国的哲学事业奉献出自己全部智慧的老一辈哲学家，更属于所有那些在历史长河中为人类文明做出卓越贡献的哲学巨匠。
这些前辈何以能够当之无愧地享受这份崇敬？当然首先是他们予哲学学术做出的辉煌成就。就在2009年底之前，我有幸得到了陶德麟先生亲笔签名惠赠的《文集》。我仔细阅读了其中的每一篇文章。令我倍加感慨的是，陶先生的睿智几乎体现在哲学的每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深邃的哲学思想、深厚的国学功底、宽阔的学术视野和透彻的理论辨析，吾辈鲜能比及。我也拜读过陶先生这一代学者的许多作品，更是深切地感受到共和国的哲人为健全民族头脑和人类智慧殚精竭虑所作出的贡献。他们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无需我在这里予以评说，甚至我觉得自己也缺乏评说这些成就的足够资格。在这里，我所能想到的只是这样一个看似老生常谈的问题，即哲学家的使命和责任。这个问题是哲学的学术人格问题，也是陶先生和陶先生这一代学人启发我们始终要思考的一个问题。
一、哲学：文明的守护者
说到哲学家的使命与责任，不能不使我们想到哲学在现实生活中的尴尬处境。多少年来，哲学工作者一直都在为哲学的生存空间而奋斗，但直到今天，哲学依然没有摆脱受轻视、受冷落、受误解的境况。也许，摆脱这种境况的要求本身就是无望的。哲学自产生的那一天起就不幸地落入这种境况中。柏拉图曾经抱怨，在他那个时代，没有一个城邦能够为真正的哲学家提供生长条件；黑格尔也曾批评说，政府对哲学的漫不经心迟早会受到一种惩罚——“一切透彻认识的沦丧”。然而，抱怨归抱怨，境况不会因此有所改变。历史上，很少有哲学家能地位显赫富贵荣华地度过一生，绝大多数人都寡淡清贫，甚或颠沛流离、穷困潦倒，他们的“在世”也很少享受众星捧月般的荣耀。然而，从另一个方面看，哲学不就是在这样一种境况中顽强地生存并成长起来的吗？并且，它永远不会为世俗的偏见所淹没，更不会被浅近的政治行为和功利行为所压倒。也许，哲学的高贵和荣耀，就在于它的这种顽强和自信！这种哲学的顽强和自信！
哲学的自信当然不是来自于哲学家的自恋，而是来自于一种确信，即确信在人类文明的进步过程中，有一种责任只有哲学才能承担起来，这就是守护人类文明。可以对哲学作各种各样的界说，但任何一种界说都不能否认，哲学是一种高度抽象的理论思维。所谓“高度抽象”不是“故弄玄虚”，更不是哲学家沉湎于“纯思”的自我陶醉，而是人类理性但当文明守护者的方式。哲学所面对的是一个纷繁复杂、范围广阔的生活世界，这个世界不是自然进化的结果，而是人类文明发展的过程和产物。在这个世界中所发生的一切无不打上人类自由意志的印记，它每前进一步，都体现着人类的智慧和这种智慧的运用。然而，我们每个人也都很清楚，没有任何铁的必然性可以保证这种智慧的运用能够总是确定无疑地培育出积极的、健康的文明果实。因而，在我们的这个文明世界中，始终存在着科学与迷信、自由与奴役、民主与专制、正义与非正义、和平与战争的反复较量，使我们一直困扰在"to be or not to be"（存在还是非存在，或者，生存还是毁灭）这样一个终极性的问题中。正因为如此，需要我们对文明的进步进行持续不断的理性思索，需要我们对生活世界保持批判的态度，需要我们把一切具有历史进步价值的因素从扑朔迷离的生活现实中提炼出来，让它们从被遮蔽的状态中呈现出来，并通过理论的整合，使它们成为引领文明进程的方法、尺度和标准，防止人类文明毁于浅近的功利行为和邪恶的政治目的。由此观之，当哲学运用高度抽象的理论思维探索并形成能够统摄巨量经验的范畴体系、思维形式和价值准则的时候，它所作的不正是这样一个神圣而庄严的工作吗？当它用理性的批判精神去涤除一切阻碍文明的因素和障碍时，它不就是在承担文明守护者的重要责任吗？
我们并不否认，哲学和哲学也很不相同，哲学家们做着同样的工作，但并不总是得出同样的结论。哲学领域充满了不同思潮、派别之间的对立和斗争。这往往会使那些对人类文明保有纯净愿望的人对哲学感到沮丧。然而，这并不是令人沮丧的境况，而恰恰是人类健全理性的生机和活力。人类智慧原本就不是某种现成的东西，而是不断发育、不断增长、不断提升的生命历程。这种发育、增长或提升，恰恰就是在各种哲学思维的相互批判中实现的。一种新的哲学否定了较旧的哲学，也可以说，是那些较旧的哲学孕育了这种新的哲学。作为智慧之学的哲学不是向我们提供现成的智慧大餐，而是要我们在追求智慧的过程中，通过不断的思想批判来提升我们的智慧，既提升我们个人的智慧，也提升人类的智慧。每个哲学家，乃至每个人都有权对于事关人类文明的事情做出独立的、自由的思考，都有权把自己的理性奉献给人类进步事业。哲学不是向人们宣布真理的地方，而是人们探索真理的地方。哲学对文明的守护不是让人们的思想窒息在僵死的教条中，而是让人们的自由理性活跃在批判的舞台上，从而把文明的传承与创新奠定为人类文明的唯一原则。只有那种自认为把握了绝对真理，并强迫人们去接受这种“真理”的哲学，才是欺世盗名的伪哲学，它给文明带来的不是生机勃勃的活力，而是一种足以毁灭一切的死的精神。
说哲学是文明的守护者，当然不是说，只有哲人或哲学家才是文明的守护者。人类文明是一个血肉丰满的有机体，它的每一个细胞或器官都是这个不断成长着的有机体须臾不可分离的东西。因而，科学家、艺术家、政治家、法律家、哲学家乃至每一个生活世界中的人，他们的勤奋工作本身就是人类文明的发育和生长。当他们不把自己所从事的事业仅仅看作谋生的手段，而同时也是为了推进人类文明的时候，当他们努力使自己的事业同人类文明的进步价值保持一致而不使其玷污乃至损害这个有机体的时候，他们同样都是文明的守护者。因为，当他们这样想也这样做的时候，所从事的正是一种哲学，一种不是把智慧作为手段而是作为目的本身的哲学精神。如果没有这种精神，即便是哲学家也未必能承担得起守护文明的责任，因为，谁又能保证这种人在强大的功利诱惑和政治胁迫面前还能够坚定地维护自己的学术尊严。每个人都能够成为文明的守护者，但要能够自觉地承担起这种责任，就需要这种哲学精神。对此，哲学家更是责无旁贷。因为，他所从事的事业就是要塑造和传承这种精神，就是要通过高度抽象的理论思维来凝聚人类文明的一切积极成果，并为其发展提供丰厚的思想资源。
二、哲学教育：培养“爱智者”
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的改革开放经过10余年的艰苦探索终于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总体性的战略方针。从那时起，我们就开始讨论哲学教育如何能够适应市场取向的改革，如何适应经济与社会发展要求的问题。然而，经过了近20年的探索，我们仍然没有给这个问题提供可靠的、明确的答案。以至于我们今天仍然以更为迫切、更为沉重的心情来讨论这个问题。症结在哪里？当然不是我国学者缺乏解答这个问题的智慧，而是这种智慧在强大的市场意识中几乎完全没有生存的空间。当市场经济在中国逐渐成为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形态时，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渐而失去自己的独立价值而成为市场经济的不同表现形式或市场经济的一个环节，而且如果它不直接或间接地是市场的一个环节，它就没有存在下去的可能。市场的原则也潜移默化地泛化或侵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没有幸免于这一经济系统的“殖民化过程”。不是吗？不是有人主张根据就业市场的需求情况来考虑大学的专业设置吗？不是有人甚至扬言要砍杀那些所谓“就业情况不良”的专业吗？不是有人主张把大学毕业生的就业率当作衡量办学效果的尺度吗？不知从何时起，高等教育的智慧变成了粗浅的商贩意识，专业、学科乃至课程都成了摆在自由市场上的萝卜白菜，任凭顾客按照自己的偏好进行挑选。在这种情况下，不只是哲学，所有那些不能直接变成商品的基础性专业，不管是文科的还是理科的都因不能得到足够的资源支持而步履维艰，如果不是由于教育传统的延续和来自国家的有限支持，这些专业随时都面临着被砍杀的危险。长此下去，我们如何谈论高等教育对经济与社会发展要求的适应？且不说市场供求关系瞬息万变的情况通常会使目光短浅的专业调整或学科建设捉襟见肘，更大的危险在于使高等教育的深层基础被浅近的功利目标釜底抽薪。
本人当然不会否认高等教育应当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这一正当的主张，问题在于必须对这个主张做出准确而全面的理解。毫无疑问，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动对各种特殊人才的需求，始终是高等教育在专业设置、学科建设和课程建设等方面应当高度关注的。在一个国家中，高等教育有不同的层次和不同的分工，在一个大学中，专业和学科设置亦有不同的层次和不同的分工。大学始终有责任调整和开办能够直接满足市场需求的专业和学科，使专业人才的培养能够适应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动。但这并不是大学的全部，甚至可以说不是大学的根本。大学作为培养高级人才的基地，有着自身的教育规律和学术规律，这种规律存在于大学的专业结构、课程结构和教育教学的方式方法中，并通过学生的知识结构、专业能力和整体素质的培养体现出来。也就是说，大学有着自身的内在逻辑，这个逻辑不是市场的逻辑，更容不得被市场的逻辑所扭曲。即便是培养能够直接适应市场需求的专业人才，也必须遵从大学自身的内在逻辑或规律。忽视这一点，“人才的培养”就沦为十足的空话。我们完全不能想象，基础理论虚弱浅薄、知识结构残缺不全、专业技能单一、文化素质低下的人怎能被称之为“人才”？他们又如何能够真正适应经济与社会的发展需要，哪怕是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
更为重要的是，尽管在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现代社会中，大学不可避免地具有满足市场需求的功能，但大学本身不是为市场设置的，也不能把市场的原则直接转换为指导高等教育的原则。大学承担着传承和创新人类文明的责任，这个责任通常会与浅近的市场需求相抵牾。因为，市场的自发倾向就是要用商品的交换价值来取代或吞噬一切价值，它使一切不能直接或间接地兑现资本利润的东西，必然招致市场的冷落和排挤。在这种情况下，大学中的那些积淀历史文化传统饱含文明成果的专业，如哲学、历史、文学乃至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基础理论都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或者简直可以说，都面临着生死存亡的危险。然而，当这些学科专业在大学中尚苟延残喘，我们还能指望整个民族在这些方面会有真正的进步和发展吗？大学的确要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但这种适应不能被理解为屈从市场的逻辑，更不意味着屈从市场的自发倾向。面对市场，大学最应保持的是自己的自主性和独立性，它关注市场的需求，更关注民族文化的整体进步，它要为市场经济的发展培养适用的人才，更应当抵制和克服市场的自发倾向。从某种意义上说，抵制和克服市场经济的自发倾向是对市场经济的更为根本的适应。因为，只有在科学、文化健全发展的社会条件下，才有可能保证市场经济的持续而健康的运行。
现在，让我们回到哲学教育这个话题。哲学教育如何适应经济与社会的发展要求？这个问题很好回答，也很难回答。之所以很好回答，这是由哲学的本性决定的。哲学是守护和推进人类文明的最基本的理论形态。它以理性的方式把每一时代的文明成果和进步价值凝聚到人们的精神世界中，使之在文明的传承中不断延续，并为文明的进一步发展积累越来越丰厚的思想资源。因此，对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来说，在任何历史条件下，在任何历史时期都必然需要有能力从事哲学学术研究的人才。如果在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中没有人愿意从事哲学研究，没有人有能力从事哲学研究，或者这样的人太少，这难道不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最大的悲哀吗？如果一个民族或国家不能为哲学的发展创造充分的条件和自由的空间，而任其衰落、蜕变，这难道不是这个民族或国家最大的悲剧吗？一个没有哲学头脑的民族，或者没有一个健全的哲学头脑的民族，你还能认为它有一个健康的机体吗？
之所以很难回答，这是由市场的本性决定的。因为，不管我们怎么努力，都不可能把哲学变成一种能够直接带来经济效益的商品，在所有被市场冷落的学科中，哲学是最容易被冷落的。对于这样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我只能给予最简单的回答：哲学的发展和哲学人才的培养根本就不能从市场需求的角度予以考虑。尽管我们相信，良好的哲学教育同样可以使受教育者在市场中找到自己的位置，甚至有可能更好地找到这个位置。但是，哲学教育本身不是为了这个目的。依我理解，哲学教育既是一种专业性的教育，更是一种理论素质的培养。所谓专业性教育，就是指哲学学术人才的培养，使接受哲学教育的学生掌握哲学的理论和历史，具备进行哲学学术研究的能力；所谓理论素质教育，简单地说，就是要把学生培养成“爱智者”，使他们对知识或智慧有一种超越功利目的的追求，培养他们树立执著的学术精神，把对智慧的热爱变成对智慧本身的热爱，而不是仅仅把智慧当作实现其他目的的手段或工具。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必须把所有哲学专业的学生都培养成哲学家。虽然，我们始终有责任通过本科教育和研究生教育的衔接，把其中的佼佼者并有志于哲学学术的学生培养成哲学学术研究的专门人才，但这毕竟只是指向有能力且有志向从事于此业的少数人。但我们可以说，我们必须把所有学生都培养成“爱智者”，也就是使所有学生都能把对知识和智慧的追求视为自我价值的实现。不管学生在学业完成之后做出怎样的职业选择，这种“爱智者”的精神会使他们终身受益无穷。因为，这种精神会使他们在自己的职业生涯中百折不挠地追求自己事业的成功，并通过这种成功来体现自己的智慧和实现自己的价值，而不使自己的事业被浅近的功利目的所阻断。
问题在于，我们怎样才能把学生培养成“爱智者”？我认为除了坚持学术的主导性，我们并无其他可靠的途径。所谓学术的主导性，简单地说就是如下三个方面：其一，我们必须尽可能完整地向学生传授哲学的基础理论和历史知识，使学生获得扎实的专业理论基础和相对完整的知识结构，并有责任通过哲学理论和历史的传授使学生领悟哲学家的学术精神和学术品质，潜移默化地将这种学术精神和学术品质内化到学生的人格结构中；其二，我们必须在知识的传授过程中把哲学所包含的学术问题和所面临的现实问题如实地告知学生，使学生在学习和研究的过程中始终保持怀疑和批判的精神，树立强烈的问题意识，并通过对问题的思索深化学生对学术理论的理解；其三，我们必须鼓励学生从进入哲学领域的那一天起，就开始进行尝试性的学术研究，强化对他们的学术训练，使他们掌握学术研究的一般方法，逐步提高他们的学术研究能力，使发现问题、提出问题、研究问题和解决问题成为他们的习惯，并在学习和研究的过程中体验学术研究的艰辛和乐趣。这种学术的主导性应当完整地体现在哲学教育的专业设置、课程体系和课程教学的总体过程中。为此，我反对以培养学生多方面知识和技能为借口，在哲学教育的课程体系中加入非哲学专业的课程。至于学生自己的志趣和爱好，可以通过辅修专业、二学位或选修其他专业的课程予以解决，我们需要做的只是给他们提供这样的机会，而不是越俎代庖地把他们的志趣统统纳入哲学专业的管辖范围。我也反对在哲学教学中设置独断论式的或教义式的课程，或者把本应具有学术批判性的课程变成独断论的课程，这样的课程只能窒息学生的自由精神和自主意识。我还反对根据所谓“社会需要”而在哲学领域滥设或滥砍专业的行为，哲学的专业设置必须符合哲学学术本身的内在逻辑，任何外在的需要，无论是经济的、政治的，都不能侵犯这个逻辑。
总之，坚持学术的主导性，培养“爱智者”，这应当成为哲学教育与教学的基本原则。我确信，越是经受了严格的学术训练的人，越是有能力从事哲学学术研究的人，就越是有能力从事其他任何一种研究的人，也就越是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人。有什么东西能够阻挡一个爱智者对智慧的勤勉追求？即便是蜗牛也能通过锲而不舍的努力爬上房顶。一个人如果具备从事学术研究的知识基础和能力，能够有能力享受“爱智者”的快乐，那么不管他是否以哲学为业，都最有可能成为事业的佼佼者。而且有足够的事实可以证明，经过了严格哲学训练的学生，他们往往有良好的能力掌握其他学科领域的知识和理论，有良好的能力对现实问题进行跨学科、跨领域的综合性研究，有良好的能力在各种社会工作中积累经验并迅速掌握实际工作的知识和技能。
三、哲学家：维护哲学的独立和尊严
哲学是文明的守护者，它的历史使命就是传承和创新人类文明，使一个民族拥有健全的头脑，始终能够在理论思维的高端领域与其他民族比翼齐飞，并为整个人类文明做出独特的贡献。还能想象出比这更重要的历史使命吗？既然如此，我们这些从事哲学研究的人，必有一重要责任，那就是维护哲学的独立和尊严。
这并不是一个轻松的话题。在这里，我们不妨借用哈贝马斯关于“系统”和“生活世界”的理论来探视一下这个问题。我们可以说，哲学领域是生活世界中的一部分，即它是一个以哲学的语言或哲学的话语方式为交往媒介的生活领域，它不同于以货币或金钱为交往媒介的“经济系统”，也不同于以权力或政治地位为交往媒介的“政治系统”，它是一个平等的、宽容的、自由的学术交往和思想交流领域。在这个领域中，除了追求“真”、“善”、“美”的学术，没有任何东西具有至高无上的绝对权威性。哲学能够守护和推进人类文明，所依靠的就是这个领域中的每一个人都能够自由地、没有任何外在压力地把自己的聪明才智发挥到极致。
然而，我们不能不惊讶，“经济系统”和“政治系统”侵犯生活世界的能力，或者，用哈贝马斯的话说，“系统对生活世界的殖民化”能力，它使哲学这样一个看似纯粹的学术领域，竟然没有能够幸免于这种“殖民化过程”。
不是吗？这些年来，为了申请一个重点学科、一个博士点、一个科研项目还有精品课、名师等等，学者们四处奔忙，这期间，花了多少钱、送了多少礼，谁能计算得清楚。由于金钱的运作得不到有效的遏制，这就给那些贪赃枉法之徒创造了谋利的机会，也给那些根本不具备学术资格的人或单位提供了钻营的手段，其结果是，这些目标的金钱含量越来越高，而它们的学术含量却越来越低，在某些极端的情况下，学术含量几乎丧失殆尽。
再有，各个学校都要求博士研究生在校期间必须在核心刊物上发表两篇以上的论文，这原本包含着强化研究生学术研究的良好动机，但由于最后的审核，只看重刊物的等级和文章的题目，而不过问文章的内容和质量，这就使这个举措同样成为金钱运作的过程，由此培育出一批经营论文和刊物的商人、中介人，他们活跃在学生与刊物之间，以收取版面费为业。版面费少则几千元，多则上万元，而且至今仍在不断攀升。可怜那些家境清贫的学生，都成了这一批唯利是图的商人刀俎下的鱼肉。本人并不一般的反对刊物收费发表论文，但问题在于，有那么一些刊物，实际上已完全不顾及文章的学术质量，而把收费赚钱视为唯一目的，这就使大量的学术垃圾堂而皇之地登上刊物的殿堂，而使很多学术质量较高但却付不起版面费的文章只能“望刊兴叹”。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项举措已经完全被金钱扭曲了。
还有，不少学校把博士生导师是否有科研项目，其实就是说，是否有钱当作认定是否有资格带研究生的标准，这对于需要支付昂贵实验费用的理工科来说，尚可理解，但对于哲学这样的主要依靠头脑实验室的学科来说，简直就是一个极为荒唐的事情。一个导师，不论其是否有足够的学术成就和丰富的教学经验，只因为有钱或没有钱就获得了或失去了培养研究生的资格。这就如同柏拉图举过的一个例子，选拔一个船长，不是看他有没有航海的知识和技能，而是看它是否有钱。然而，这种荒唐的事情居然大行其道，真是令人无法理解。
面对上述种种情况，很多人会说：“事出无奈”。的确有很多的无奈。一旦这些东西成了时尚，就会有更多的无奈。然而，使这些无奈成其为无奈的原因又是什么呢？只有一个原因：金钱的渗透弱化了我们抵制侵犯、维护学术尊严的能力。而我相信，维护学术的尊严和独立，原本是我们每个学者都能做到的事情，所需要的只是我们的坚强意志。为此，我呼吁，学者们携起手来，为维护学术的尊严和独立而奋力，因为在这样一个问题面前，我们已经没有多少退缩的余地。
维护学术的尊严和独立，当然不是说，让学者们退回书斋闭关自守。恰恰相反，它要求学者们以独立自主的自由批判精神面对整个生活世界，特别是面对当代中国的社会发展现实。我们每个人都很清楚，30余年来，中国市场取向的改革，既取得了令人振奋的辉煌成就，同时也衍生了一系列令人担忧的问题。面对成就，我们深感自豪，中国终于再次以一个强盛的大国形象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面对问题，我们又不能不深怀忧虑地追问，如果这些问题得不到合理的解决会不会使中国的发展成就毁于一旦。西方国家中，那些对中国、对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抱有强烈偏见乃至敌视态度的政客，充满恐惧地看着中国的崛起，接二连三地抛出“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中国傲慢论”等诸多的说辞把中国妖魔化，并不遗余力地利用所谓“人权”问题、民族矛盾问题，特别是藏独、疆独等问题，在一切可能的场合兴风作浪，试图挑起中国社会的内部矛盾，以达到颠覆我们国家的目的。在国内，也总是有那么一些食古不化的人，他们始终对市场取向的改革抱有怀疑乃至否定的态度，无视中国已经取得的巨大成就，而把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的各种社会问题，如贫富分化问题、腐败问题等，归罪于改革开放本身，用一种“改革原罪论”指责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和国家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和策略，诋毁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产生的各种新的理论，试图把中国拉回计划经济的老路。面对来自国外和国内的种种非难，我们这些搞哲学的人还能默然相待吗？我们能不能为我们这个民族的健康发展提供更为可靠、更具解释力的理念？能不能使中国改革开放具有更高层次的理论自觉？
毫无疑问，当代中国社会是一个变动中的社会。但正是变动中的社会更能为学术繁荣提供最为活跃的舞台。历史上，那些卓越的思想理论，无论是形而上的，还是形而下的，大都产生于变动社会之中。因为，只有当社会处于剧烈的变动之时，社会生活中的各种矛盾、问题以及社会的结构性的、规律性的东西才能更为集中、更为清晰地展露出来。同时剧烈的社会变动也会以空前未有的方式激发学者们探究现实问题的理论热情，不论这种热情是来自对民族命运的深沉关切，还是来自对自身处境的普遍焦虑。眼下，有越来越多的外国学者和研究机构正在以极大的热情关注和研究当代中国的发展问题，或者是积极地、客观地探讨中国独特的发展模式，或者是居心叵测地试图捞取政治资本。不管怎样，在经济全球化迅速发展的今天，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的焦点，它可能预示着一种新的发展趋向。我们不能一而再、再而三地错过这个时机。我们不能仅仅做那种无关社会之痛痒的书斋学问，我们应当把我们民族文化的思想资源、外来文化的积极成果兼收并蓄地用于研究当代中国的重大现实问题。因为，只有我们这些亲历中国变革过程、体验社会变动的中国学者对中国问题才最有发言权。但是，如果我们错过了这个时机，这个发言权就会落到他人手里。对于中国的哲学学术来说，食古人之牙慧、听外国人之诉说的历史应该结束了！躲避现实、畏惧权贵、自我陶醉的历史应该结束了！
为此，我也呼吁社会各界：请尊重哲学学术的独立和尊严，不要用金钱去腐蚀它，也不要用权力去干预它，而要精心呵护学术宽容、学术民主、学术自由和学术平等的氛围，让学者们在这块学术净土中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理论想象力和学术创造力。不是有人问，现代中国为什么没有产生出伟大的思想家、理论家吗？我可以这样回答，中国绝不缺少产生伟大思想家和理论家的民族智慧，所缺乏的是发挥这种民族智慧的环境。因此，面对中国，哲学会说：给我自由，我将给你一个世界上最为健全、最富有创造力的民族头脑。
［收稿日期］2010-0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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