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斯特罗与蒙卡达事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卡斯特罗论文,事件论文,蒙卡达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世纪末的美西战争，对于古巴社会来说，既是西班牙近400年殖民统治的终结，也是古巴沦为美国附属国之滥觞。此后，古巴进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历史阶段。在这一历史时期，美国对古巴的控制日益加深，封建大地产制愈加肆意扩张，它们的政治代表历届军人独裁政权的专制与残暴亦更变本加厉；同时，由古巴社会各阶层参加的反帝、反封建、反独裁的民主革命斗争也日益高涨起来。1952年爆发的“7·26事件”，既是这一民主革命中的一次高潮，又是古巴民主革命进程中的一次划时代事件。由此肇其端，古巴的民主斗争由“合法”的政治斗争步入武装斗争的阶段，从而加速了民主革命的进程。这次起义的主要领导人卡斯特罗也因此而确定了他在全国的地位和影响，成为古巴民主斗争新的发展时期无可争议的领袖。
一
菲德尔·卡斯特罗投身于政治是从哈瓦那大学开始的。1945年10月，他入哈瓦那大学法律系。1947年7月当选该系学会会副主席，成为当时较著名的学生领袖①。从1945年到1952年，是他从政的初期，其主要政治活动已显示出他逐渐成为一个较坚定的资产阶级民主斗士。
首先，他以人民党左翼领袖的身分，积极投身于反对独裁，争取资产阶级民主自由的斗争。1947年5月11日，执政的古巴革命党青年派领袖E.奇瓦斯宣布，他将退出执政党，另组人民党，其建党纲领是：“民族主义、反对帝国主义，社会主义，经济独立，政治自由和社会正义。”卡斯特罗出席了该党的成立大会，并当选为全国委员会的委员。自此直到1953年，卡斯特罗一直是奇瓦斯主义的积极追随者。在是年11月4日的一次群众集会上，他说，古巴的“民族主义受到了沉重打击，农民仍没有土地，国家的财富仍掌握在外国人手中。……我们必须致力于社会各阶层之间的联合，以使他们能够赢得真正的独立、经济解放和政治自由”②。由此可见，他此时的思想与人民党的纲领是基本一致的。另外，他本人于1952年2月参加了议员竞选，并获哈瓦那市卡约·韦索区人民党支部的提名，只是由于当年3月10日的政变而未果。
1947年7-9月，卡斯特罗还参加了旨在推翻多米尼加特鲁希略独裁政权的武装远征队。他于8月在奥连特省北部接受军事训练，并负责领导一个多米尼加流亡小组。这次远征虽因泄秘而遭镇压，但却反映了他与独裁政权不共戴天的立场。同时，这也是他试图通过武装斗争而达到政治理想的初步尝试。
其次，积极参加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卡斯特罗在此期间最重要的活动之一，是直接参加了波哥大事件。1948年初，为抵制即将召开的拉丁美洲国家会议，第一届拉美学生代表大会的筹备会议也将在波哥大召开。卡斯特罗作为古巴大学生代表团的成员，于3月31日抵达波哥大，与其他代表团一起拟定了这次会议的纲领：反对军人独裁，争取波多黎各独立，将巴拿马运河归还巴拿马政府，铲除拉丁美洲的殖民主义，组建拉美学生同盟等。在预备会上，他当选为主席③。4月3日，泛美会议在波哥大移民戏院开幕。卡斯特罗等人在会场散发了反美传单，他因此被拘留，但旋即被释放。4月9日，波哥大事件爆发，他直接卷入了冲突，并参加了当地群众对警察局的袭击。4月13日他回国。这次行动虽近乎闹剧，但其反美立场昭然。
最后，同情下层群众，并为改善他们的境况而斗争。卡斯特罗虽出身豪门，但其童年是在奥连特省最贫困的农村度过的。他了解农民的苦难，并给予极大的同情。据载，他13岁时，曾试图动员其父庄园里的工人举行罢工④。1950年大学毕业后，他在哈瓦那老区开办了一个律师事务所，顾客大都是工人、农民和学生等下层群众，其收费甚微。1951年9月，他自愿作原告，指控两名警察在一次群众集会上打死了一名青年工人。经反复争论，两名警察被判决。1952年1月，他经过周密调查，指控当时的普里奥总统贪污受贿、滥用职权。这两个案件使他声名鹊起，成为人民党内著名的激进派人物。
卡斯特罗从入大学起，便以一个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形象活跃在古巴政治舞台上。尽管他在多次政治斗争中，常常我行我素，从未真正顺从于某个政治领导，并常有过激的言行，但是纵观他这一时期的表现，可以肯定地说，他的一切言行从未超出人民党的政治路线。在斗争中，他已逐渐成长为一个较为成熟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一个为民族独立、民主自由而奋斗不息的民主战士。
二
1952年3月10日，在古巴全国积极筹备总统大选之际，以前总统巴蒂斯塔为首的一伙反动军官，在美国的直接支持下，发动军事政变。这次政变打断了古巴社会的民主进程，产生了代表美国垄断资本、大庄园主、糖业巨头和大买办资产阶级的反动独裁政权。
巴蒂斯塔一上台，就废除了1940年宪法，代之以取消一切民主、自由的“宪法条例”；用所谓咨询委员会取代了议会；颁布新的反劳工法以禁止罢工和集会；实行严格的新闻检查；对外则完全奉行唯美国之命是从的政策。这次政变使古巴人民被迫转入反对军人独裁的斗争。以卡斯特罗为首的数百名青年站在了这场斗争的最前列，揭开了武装反对独裁统治的序幕。
政变当天，卡斯特罗在哈瓦那近郊写了一篇题为“不是革命，而是野猫的抓捕”的檄文，旗帜鲜明地表达了反对政变的立场。他写道：“你，巴蒂斯塔，在数小时之内就把古巴人民的崇高理想破灭了。你的选票是武器，而非人民的意志。用这些武器你可以发动政变，但绝不能赢得真正的选举。”他预言：“政变绝不能改变人民的意志，真理将照亮古巴的前程。英勇的反抗之火将在每个人的心中燃烧。”⑤3月24日，卡斯特罗向哈瓦那高级法院起诉，控告巴蒂斯塔严重违背1940年宪法，合计应被判100年以上的徒刑。
对这次政变，资产阶级各政党尤其是人民党并未采取坚决的强硬立场，这使卡斯特罗最终与人民党上层分道扬镳，放弃合法斗争，走上了单独组织武装起义的道路。政变虽使人民党竞选执政的希望破灭，但它在政变后发表的声明，仅仅强调政变的非法和不道德，并未号召人民采取直接的行动。卡斯特罗由此断定，人民党领导层根本不打算领导反对独裁者的斗争，“这些政客正在和我们兜圈子，他们肯定不打算做任何反对独裁者的事情”。那么，由谁来领导反对独裁政权的斗争呢？他认为：“这个真空将由来自基层的更为坚强的人物所填补。”经过认真思考，他终于作出了抉择：“如果在这些领袖中，没有一个人表现出自己有这个能力和决心，以及认真对待问题的态度或推翻巴蒂斯塔的手段，到那时候，我将会独自拟定出一个战略来。”⑥这个战略卡斯特罗在这年夏天召开的一个人民党基层会议上表达得再清楚不过了：“我们打算单独发动一场革命。”⑦
一般认为，蒙卡达起义是一次准备不足的军事冒险。但事实上这次行动早在一年多以前也就是3月10日政变后不久就着手准备了。由卡斯特罗组建的“运动”成员至少来自四个政治小团体⑧。
一是阿维尔领导的抵抗小组。政变发生后，一群青年人经常到阿维尔·圣玛丽亚和艾德·圣玛丽亚兄妹的寓所聚会，探讨推翻独裁政权的方法，形成了一个较紧凑的抵抗组织。他们在1952年4月初创办了一份名为《他们都一样》的小报⑨。同年5月1日在科隆公墓举行的一次集会上，卡斯特罗正式与他们取得了联系，并很快被推举为他们的领导人。
二是激进行动组织（简称ARO）。这是人民党内一个由主张用革命手段实现资产阶级民主的部分青年党员组成的政治团体。卡斯特罗是其创始人之一。这个组织中的许多成员后来直接参加了武装起义。领导巴亚莫市军事行动的两位主要领导人安东尼奥·洛佩斯和胡安·曼努埃尔·马克斯就是该组织的成员。
三是人民党青年联盟。政变后不久，这一人民党内的青年组织由于同党内领导层发生深刻的矛盾而解体。一部分人另立门户组成新的团体，另有一部分成员加入了“运动”。
四是阿特米萨抵抗组织。阿特米萨市位于古巴西部的比那尔德里奥省。该市的一部分青年工人和学生在3月10日政变后不久组成了一个地下组织。它的主要领导人何塞（佩佩）·苏亚雷斯既是卡斯特罗的朋友也曾是人民党青年联盟的领导人之一。1952年底，卡斯特罗、阿维尔等人来到此地与苏亚雷斯等人会晤，决定完善并扩大组织。不久阿特米萨市成为“运动”的一个军事训练基地。后来卡斯特罗从这里挑选30名狙击手参加了蒙卡达起义。
经过半年多的努力，到1953年初，“运动”已扩建成一个初具规模、组织严密的地下抵抗组织。它的总人数达600人左右，其基层组织遍布全国，由两个分管政治和军事的委员会统一领导。与此同时，“运动”秘密地买下了一批武器装备。卡斯特罗后来证实，“运动”没有得到任何政治组织的赞助。用来购买武器的款项，全部来自其内部成员的捐献。为筹集资金，“运动”的许多成员变卖了自己的房产、汽车和家具，有人甚至出卖了自己的职位。靠这样的方式，总共收集到16480比索。用这笔款他们先后购买了40支猎枪、63杆各种型号的步枪、60支手枪、一挺旧机枪和10000余发子弹⑩。在发动武装起义前，“运动”还在哈瓦那大学、阿特米萨、马德鲁加等地秘密地对其部分成员进行了射击、突击战术和个人防御等方面的军事训练。
1953年4月，埃内斯托·蒂索尔奉卡斯特罗之命来到古巴东部最大的城市圣地亚哥，以办养鸡场为名，在该市近郊租下了一个仅有两英亩的农场。这个名为西沃内的小农场地处市郊，不易引起人们的注意，但这里交通方便，从此既可以直达蒙卡达兵营，又可通往马埃斯特腊山区。不久，各种军用物资开始源源不断地运到西沃内农场，这里也就成了日后发动起义的大本营。
1953年7月24日，卡斯特罗向全国各地的“运动”基层组织发出了到圣地亚哥和巴亚莫市集结的命令。第二天，精心挑选出来的150多名“运动”成员分批到达指定地点。7月26日凌晨，132名起义战士最后集结到西沃内农场，另有25人也同时来到巴亚莫市的出击地点。
参加这次起义的确切人数一直是个有争议的问题。几个主要当事人的说法也不尽一致。据美国古巴问题专家莱昂内尔·马丁对全部健在的起义参加者调查之后所得出的数字，实际参加这次行动的人数是147人。另一个需要澄清的问题是，参加这次行动的起义者中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仅占很小的比例，大多数是工人、农民和下层劳动群众(11)。
三
1953年7月26日凌晨2点，“运动”的132名成员按计划从圣地亚哥秘密来到西沃内农场。在发给他们政府军制服和武器后，卡斯特罗宣布了这次行动的计划：以突然袭击的方式攻下蒙卡达兵营，占领电台，随后向全国广播一份革命纲领《蒙卡达宣言》。与此同时，位于圣地亚哥西北100英里处的巴亚莫市也将同时起事。两市的起义胜利后，将在圣地亚哥建立革命政权，并以此为基地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反对独裁政权的武装斗争。4点30分，卡斯特罗作了最后的战前动员。他说：“数小时之后，你们不是胜利者就是失败者……不管结果如何，这一运动终将胜利。”因为“奥连特省的人民将支持我们，整个古巴也将支持我们。”最后，他宣布，参加这次行动完全自愿，否则可以退出。当时就有10人表示不愿参加而退出了。5点15分，26辆汽车载着122名勇士朝着蒙卡达兵营出发了。
座落在圣地亚哥市东北的蒙卡达兵营是古巴第二大军事基地。当时驻扎其内的主要是马塞奥第一团，拥有官兵1000余名。由于此时正值狂欢节，许多官兵正在城中过节，兵营内的实际驻军人数只有400多人(12)，包括马塞奥第一团374人，其余为乡村警备队员，因而双方的人数对比应为3.5:1，而不是卡斯特罗后来所说的15:1。
袭击行动一开始是严格按计划进行的。车队出发后不久，便兵分三路分头行动。由劳尔·卡斯特罗率领的10人小组的任务，是占领兵营附近的司法大厦，在它的楼顶用起义队伍中唯一的一挺旧机枪掩护其主力的进攻。这个小组较顺利地夺取了司法大厦，但当他们冲到楼顶后才吃惊地发现，他们根本压不住兵营掩体内的射击，更不能为进攻主力提供火力支援。至此，该小组所为已变成分散进攻主力的兵力和火力的无意义行动。另一由20人组成的小组由这次行动的副总指挥阿维尔率领，其任务是占领兵营后面的市立医院，医治伤员。该小组占领医院后接收的第一批伤员并不是自己的同志，而是政府军的士兵。第三组是由90余人组成的负责攻打蒙卡达兵营的主力部队，它由卡斯特罗亲自率领。这一组的行动一开始就遇到了麻烦。该组第一辆车中的8名尖刀班战士，虽然夺取了兵营第三号门的哨所，但卡斯特罗驾驶的第二辆车刚开到兵营门前，突然遇到一巡逻车的阻截，双方枪战顿起。卡斯特罗后来认为，这一偶然的遭遇是导致袭击失败的重要原因。“和巡逻队的遭遇战（这完全是偶然的，因为要是早20秒和晚20秒钟的话，就不会在那儿碰上巡逻队了），使兵营有时间调动起来。否则，就可以不放一枪地把它拿下来，因为哨所已被我们控制。”枪声惊醒了兵营内的守军，他们开始拼命射击，使进攻者无法接近兵营。就在急需重武器支援的时刻，更致命的错误出现了。“我们的部队有一半主力，而且是配备最精良的那部分人，由于不幸的失误，在进城时迷了路。在决定性的时刻他们没有赶到”(13)。
突然袭击的失败和部分主力部队的迷路，使得袭击很快变成了一场实力悬殊的遭遇战。枪战持续到7点钟左右，当卡斯特罗“断定夺取兵营的一切努力都无济于事的时候”，便下达了撤退的命令。主力部队的安全撤离应归功于担任掩护任务的6名狙击手的英勇抵抗。他们与兵营守军的枪战一直持续到上午11点钟。卡斯特罗在撤退前，曾派一名战士到司法大厦和市立医院传达撤退命令，但这名战士在途中阵亡。这使在市立医院的阿维尔小组全遭逮捕。而劳尔·卡斯特罗等人在大楼顶看到主力已开始撤退时，便赶在政府军到来之前迅速撤离了。
与此同时，巴亚莫市起义也遭到了失败。7月26日早上5点15分，25名起义战士在安东尼奥·洛佩斯的率领下，驱车来到市郊的卡洛·曼努埃尔·德塞斯佩德斯要塞。他们的任务是夺取要塞并占领整个城市，在此阻击可能来自北面和西面政府军对圣地亚哥市的增援。这次袭击的失败和其主力在蒙卡达兵营的失利颇为相似。当洛佩斯等人正在翻越要塞的栅栏时，一名起义战士冒然向要塞开了一枪，这立即引起要塞守军的拼命射击，使进攻者不能前进半步。半小时后，起义军撤退了。
在这两次战斗中，双方的伤亡人数至今仍有争议。笔者认为，古巴政府1973年公布的材料基本上是可信的，政府军19人死亡，22人受伤；“运动”方面死伤各8人(14)。但事后，在政府的支持下，政府军对俘获的起义者进行了疯狂的折磨和屠杀，有近60人惨遭杀害(15)。
然而，这次袭击的主要组织者卡斯特罗却幸免于难。袭击失败后，有38人随卡斯特罗驱车返回了西沃内农场。随后他率领18名自愿者逃进了马埃斯特腊山区，沿途他们得到了当地许多农民的热情帮助。8月1日早晨，正在一农民的茅屋中熟睡的卡斯特罗等人被一支由P.萨里亚中尉率领的乡村警备队俘获。萨里亚中尉曾是卡斯特罗的同学，他不仅制止了其部下企图就地枪杀卡斯特罗等人的举动，而且还拒绝把俘虏交给蒙卡达兵营，而是把俘虏直接送到圣地亚哥的博尼亚托监狱。萨里亚中尉为此被开除军籍并被判刑一年。
对起义者的审讯是从9月21日开始的，站在被告席上的不仅有近30名“运动”成员，还有70多位与这次行动毫无关联的各反对派领导人。10月6日，当局对28名起义者进行了宣判：3人被判15年徒刑，20人被判10年，3人被判3年，2名女战士被判了7个月的监禁。10月16日，对卡斯特罗的宣判在市立医院的一间休息室中秘密举行。警方为此采取了严格的保安措施。最后，卡斯特罗被判15年徒刑。在法庭上他作了长达两个小时的辩护，著名的《历史将宣判我无罪》一文就是据此写成的。
四
1953年7月26日发生的蒙卡达事件，既是进入20世纪后古巴民主革命的继续，又是古巴现代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1898年的美西战争和1902年古巴共和国的成立，并未使古巴人民摆脱殖民主义的统治与奴役。美国继西班牙之后，依仗其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实现了对古巴的全面控制。同时，封建主义在帝国主义的保护下不仅没有被削弱反而愈加强大了。大地产制以及各种封建剥削方式仍然统治着广大农村的经济生活。劳动人民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下，过着极其悲惨的生活。
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古巴人民，在推翻西班牙殖民统治后，又投入到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和封建主义残酷压迫的民族、民主斗争之中。几十年来，这种连绵不断的民主革命斗争，集中表现为反对美国扶持的，代表美国垄断资本、大庄园主以及买办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各个反动独裁政权的斗争。如果说1933年的反对马查多独裁统治的全民大罢工是这一斗争的第一次高潮，那么发生在1953年7月26日的由部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人物领导的旨在推翻巴蒂斯塔军人政权的蒙卡达起义乃是这一斗争的第二次高潮。所以，“七·二六事件”既是古巴民主革命的继续，也是古巴现代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这次起义的纲领性文件，是1953年7月23日在卡斯特罗的指导下，由劳尔·加西亚执笔的《蒙卡达宣言》。“运动”领导人原打算在夺取蒙卡达兵营后，将它和人民党领袖奇瓦斯的演讲录音一起向全国广播。《蒙卡达宣言》开宗明义，明确指出，这次起义是自独立战争以来民主革命的继续，“由马蒂和奇瓦斯等人致力的真正革命并未结束”。他们的“唯一愿望就是以献身和胜利来光大马蒂未实现的理想”。宣言中提出的九项革命纲领，也证明起义者决心将民主革命进行到底。这九项革命纲领可概况为：
第一，“革命宣布，它对1940年宪法的绝对虔诚地尊敬，并将重新确立它为宪法。”古巴1940年宪法被认为是现代拉美史上最民主的宪法之一。它规定，实行不记名、直接平等的普选，人民有建立政党和各种社团组织的权力；保证工人的最低工资、工资照发的休假和44小时工作周制等，工人有罢工权；禁止剥夺农民土地等项内容。
第二，通过发展经济，建立“全面、明确的社会正义，以实现经济繁荣，人民富强”。
第三，革命依靠的对象是工人和学生。因为他们是“历史上捍卫人民合法权利的真正代表”。同时，团结一切要求民主、反对独裁的各阶层人民，“从农民的茅舍到军队的总司令部”，都可找到团结的对象。
第四，“革命不受任何外国的影响”，同时承认并尊重一切已获独立和自由的拉美国家(16)。
另一份古巴革命的纲领性文献，是卡斯特罗于1953年10月16日在法庭作的辩护词。现在的《历史将宣判我无罪》一文并非这次辩护的纪录稿，而是第二年他在狱中凭记忆写成的。文章经过他的妹妹L.卡斯特罗的整理，于当年油印成册。在这篇文章中，卡斯特罗更加完整、具体地阐述了“运动”的纲领。他把“运动”的纲领概括为五项革命的法令：
第一，“把最高权力还给人民，并宣布以1940年宪法为真正的国家最高法律；与此同时，由人民决定对它进行修改或更换”。
第二，“将土地的不可剥夺和不可转让的所有权交给拥有土地5卡瓦耶里亚或5卡瓦耶里亚以下的垦植民、半垦植农、佃农、分成制佃农和暂耕农，国家对原土地占有者将按照他在这些土地上10年收益的平均数进行赔偿。”
第三，在包括糖厂在内的一切大工、商和矿业企业中，工人和职员有分成30%利润的权利。
第四，“一切垦植农有权取得甘蔗收益的55%，所有已经经营3年或3年以上的小垦植农所取得的最低份额不得小于40000阿罗瓦。”
第五，“通过特别法庭来没收历届政府的一切贪污犯的全部财产，没收其继承人一切来源不正当的遗产。”
另外，卡斯特罗还列举了其他将要采取的措施，例如，奉行“同大陆上一切民主国家的人民紧密团结一致的政策”，全力支持各国人民反独裁政权的斗争；实行“全面的教育改革；对电力托拉斯和电话托拉斯实行国有化”，等等。
在上述两个纲领中，虽含有工人分享利润、没收贪官资产等较激进的内容，但从总体上看，仍是资产阶级的民主纲领。“运动”领导人的革命目标，是要赶走殖民主义势力，铲除封建主义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在1940年宪法的框架内，建立一个独立完整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
卡斯特罗领导的蒙卡达起义是古巴现代史上的光辉篇章。这次起义提出了较其他资产阶级政党更加彻底和完整的民主纲领。顺应了古巴社会的历史发展，赢得了各阶层人民的支持与拥护。这就为日后“七·二六运动”取得民主革命领导，赢得民主革命的最后胜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蒙卡达起义虽是一次不成功的军事冒险，但却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采用武装斗争的形式与独裁政权展开斗争的首次尝试。在这之前，古巴社会各民主党派都曾提出过自己的民主纲领，表达了与独裁政权为敌的立场。然而，这些政治力量又都不约而同地反对使用革命手段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这样，即使个别党派在三四十年代短暂执政，也难以实现其政治抱负，更不能阻止反动军人的一次次军事政变。以卡斯特罗为首的民主革命派在一次次的政治失败中，认识到要实现民主理想，就必须拿起武器，走武装斗争的道路。历史证明，武装斗争是古巴革命胜利的正确途征。因此，这次起义的另一重要意义，在于古巴人民在长期艰苦斗争中，终于找到了取得民主革命胜利的正确方式。由此开始，民主革命由和平的政治斗争时期转入了武装斗争的新阶段，并最终取得了胜利。所以，蒙卡达起义是古巴现代史上一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事件。
注释：
①② Lionel Martin,The Early Fidel(Lyle Stuart Inc,Secaucus,N.J.,1978),PP.37,45.
③ Carlos Franqui,Diary of the Caban Revolution(N.Y.,1976),P.12.
④ ［英［休·托马斯：《卡斯特罗和古巴》，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中译本，第6页。
⑤ Rolando E.Bonachea&Nelsen P.Valdes,Revolutionary Struggle,1947-1958(London,1972),P.149-152.
⑥ Lee Lockwood,Castro's Cuba,Cuba's Fidel(N.Y.,1967),P.141.
⑦ Lionel Martin,The Early Fidel,P.105.
⑧ 卡斯特罗等人最初称自己的组织为“运动”。1955年5月卡斯特罗等人被释放时，在他们乘坐的从忪树岛返回古巴岛的皮内罗号渡船上，正式将其组织定名为“七·二六运动”。
⑨ 该报后来改名为《控告者报》。
⑩ 《卡斯特罗言论集》第1册，中译本，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6页。
(11) Lionel Martin,The Early Fidel.P.116.
(12) Herbert Matthews,Revolution in Cuba(N.Y.,1975),P.50.
(13) 《卡斯特罗言论集》（第一册），第18页。
(14) Hebert Matthews,Revolution in Cuba,P,61.
(15) Rolando E.Bonachea,Nelson P.Valdes,Revolutionary Struggle(1947-1958),P.52.
(16) Rolando E Bonachea,Nelson P.Valdes,Revolutionary Struggle(1947-1952),P.155-1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