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皎然诗论对孟郊创作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试论论文,诗论论文,孟郊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东野动惊俗，天葩吐奇芬。”（韩愈《醉赠张秘书》孟郊的诗歌是中唐诗坛上一枝奇葩。他戛戛独造，苦心经营，用心血浇灌出“横空盘硬语，妥贴力排奡”的奇崛险怪、古劲苍拗的艺术花朵，在唐代诗歌的百花园中散发出奇异的芬芳。从孟郊的诗歌创作来看，明显地受到他同乡诗僧、诗论家皎然诗歌理论的影响。
一
孟郊(751-814)与皎然都是湖州人。他们是同乡，是朋友，更是志同道合的诗人。从年辈上来推断，皎然要比孟郊稍高一些（皎然生年向无定说，闻一多先生《唐诗大系》定其生卒年为730-799，赵昌平先生考定其生年为720年，即唐玄宗开元八年，卒于贞元十二年之后①）。孟郊早年参加过皎然在湖州组织的诗会，他在两首诗中，提到当时参加诗会的情况及给他留下的美好印象，《送陆畅归湖州因凭题（一作吊）故人皎然塔、陆羽坟》一诗云：
渺渺霅寺前，白苹多清风。昔游诗会满，今游诗会空。孤咏玉凄恻，远思景蒙笼。杼山砖塔禅，竟陵广霄翁。绕彼草木声，仿佛闻余聪。因君寄数句，遍为书其藂。追吟当时说，来者实不穷。江调难再得，京尘徒满躬。送君溪鸳鸯，彩色双飞东。东多高静乡，芳宅冬亦崇。手自撷甘旨，供养欢冲融。待我遂前心，收拾使有终。不然洛岸亭，归死为大同。（《孟东野诗集》卷八，华忱之校订，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2版。本文引孟郊诗均据此本，以下只注卷数。）
诗中“杼山砖塔禅”就是指皎然。皎然，俗姓谢，名昼，字清昼，按佛门的规矩，被尊称为“昼上人”。他自称是南朝大诗人谢灵运（谢康乐）的十世孙，因此，“他具备门第、诗篇、禅学三个条件。”（范文澜《中国通史》）在当时算得上是一位名声远扬的高僧。他久居湖州杼山的妙喜寺，宋·释赞宁《高僧传》卷二十九有《唐湖州杼山皎然传》云：“贞元初自诲之曰：吾将入杼峰，与松雪为偶。”他死后祠墓也在杼山②。诗中“竟陵广霄翁”是指陆羽。陆羽与皎然交情很深，赞宁《皎然传》说他“以陆鸿渐为莫逆之交”。陆羽《自传》也说“与吴兴释皎然为缁素忘年之交”。陆羽字鸿渐，复州竟陵人，约生于开元二十一年(733)，卒于贞元末年（约804）③，陆羽自称桑苧翁，又号东岗子，《新唐书》本传云：“上元初，更隐苕溪，自称桑苧翁。”④李肇云：“羽于江湖称竟陵子，于南陵称桑苧翁。”⑤这里孟郊称之为“广霄翁”，盖是陆羽另一别号，可补史传之不足，陆羽死后也葬在湖州⑥。
诗中“昔游诗会满，今游诗会空”、“追吟当时说，来者实不穷”数句追忆当时参加诗会的情形：贤士名流，谈宴永日、吟诗饮酒，互相切磋，仔细回想起来，当时皎然的诗论和彼此间的诗艺切磋，对后来的诗歌创作影响实在太大了。关于湖州诗会，可以往上追溯到颜真卿任湖州刺史的时候，颜真卿任湖州刺史，颇重文士，当时皎然、陆羽等人从之游宴，互相唱酬，召集文士，编撰《韵海镜源》，诗会可谓盛极一时。颜真卿离任之后，诗会由皎然主持。从孟郊的行踪来判断，孟郊参加皎然诗会大约是二、三十岁，正是风华正茂、才情勃郁的年纪，情形是可想而知的。孟郊在《逢江南故昼上人会中郑方回》一诗中，不但回忆当时诗会盛况，而且说明他与皎然的诗歌互答和依依深情，诗题下有自注：“上人往年手札五十篇相赠云以为它日之念。”诗云：
相逢失意中，万感因语至。追思东林日，掩仰北邙泪。筐箧有遗文，江山旧清气。尘生逍遥注，墨故飞动字。荒毁碧涧居，虚无青松位。珠沉百泉暗，月死群象閟。永谢平生言，知音岂容易。（卷十）与前面所举的《送陆畅归湖州因凭题故人皎然塔陆羽坟》诗一样，诗的感情是很沉痛的，对皎然表示深深的敬慕而怀念。郑方回与孟郊一样早年也曾参加过皎然的诗会，郑方回诗《全唐诗》中不存。他参加皎然诗会的情况，可在皎然诗中得到旁证，皎然集中有《答郑方回》诗一首，说郑方回的诗“词贞思且逸，琼彩何晖映”⑦。
除了参加皎然诗会外，孟郊还有两首诗写到与皎然直接的交往。《同昼上人送郭（一作邬）秀才江南寻兄弟》一诗云：
地（一作池）上春色生，眼前诗彩明。手携片宝月，言是高僧名。溪转万曲心，水流千里声。飞鸣向谁飞，江鸿弟与兄。（卷七）
《答昼上人止谗作》诗云：
烈烈鸾鷟吟，铿铿琅玕音。枭摧明月啸，鹤起清风心。渭水不可浑，泾流徒相侵。俗侣唱桃叶，隐仙鸣桂琴。子野真遗却，浮浅藏渊深。（卷七）
以上两诗的背景不太清楚，但诗中都对皎然的声名和诗作表示赞赏，称皎然为“宝月”、为“高僧”，称他的诗是“铿铿琅玕音”，“隐仙鸣桂琴”，其人其诗，如仙似鹤，非同凡俗。
由此可见，孟郊与皎然的关系相当密切，孟郊对皎然表现更多的是敬佩和赞赏。非但如此，他还与皎然诗会的其他诗人相友善，他在郑方回面前说：“永谢平生言，知音岂容易。”感情很真挚。对于皎然的莫逆之交陆羽也表示敬仰和赞赏，陆羽离开湖州后，曾定居于上饶的茶山，孟郊特地到上饶去拜见他，写了《题陆鸿渐上饶新开山舍》一诗。
皎然的诗作，在唐代的诗僧中称得上是佼佼者，唐·刘禹锡在《澈上人文集纪》中就说：“世之言诗僧多出江左，灵一导其源，护国袭之；清江扬其波，法振沿之。如幺弦孤韵瞥入人耳，非大乐之音。独吴兴昼公能备众体，昼公后，澈公承之。”⑧认为皎然诗能备众体。明·胡震亨称他的诗：“清机逸响，闲淡自如，读之，觉别有异味在咀嚼之表。”⑨颜真卿为湖州刺史时，很看重皎然，集中唱酬之诗颇多，并有联句数十首。《唐诗纪事》中说：“颜真卿为刺史，集文士撰《韵海》，皎然预其论著。”⑩（辛文房《唐才子传》记载略同）但是，在万川汇海，群星闪烁，百花竞放的大唐诗坛上，皎然终究算不得是大家，只能说是羽翼和偏支罢了。但他撰写的诗论专著《诗式》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尤其是诗歌理论史上却有着相当重要的地位。
关于《诗式》之撰写，皎然在五卷本《诗式》的“中序”中说得很清楚：“叙曰：贞元初，予与二三子居东溪草堂……吾将入杼峰，与松云为侣，所著《诗式》及诸文笔，并寝而不纪。至五年夏五月，会前御史中丞李公洪自河北负谴，遇恩再移为湖州长史。初与相见，未交一言，…他日言及《诗式》，予具陈以夙昔之志，公曰：不然，因命门人检出草本，一览而叹曰：早岁曾见沈约《品藻》、惠休《翰林》、庚信《诗箴》。三子之论殊不及此。奈何学小乘褊见，以夙志为辞邪？再三顾予，敢不唯命。因举邑中词人吴季德，即梁散骑常侍均之后……因请吴生相与编录，有不当者，公乃点而窜之，不使琅幹与琇玦参列，勒成五卷，灿然可观矣。”可见，贞元初皎然居湖州东溪草堂时已开始《诗式》之撰写，而后在贞元五年之后才由李洪的鼓励促动，吴季德的相助才撰写完成。历来对皎然《诗式》的评价是比较高的(11)，“议论精当，取舍从公，整顿狂澜，出色《骚》、《雅》。”(12)“唐代诗人有论诗专著，流传下来的寥寥无几。皎然的《诗式》是其中最象样的一种。”(13)“他的《诗式》为当时诗格一类作品中较有价值的一部。”(14)“这一类型的诗论，有所谓李峤的《评诗格》，王昌龄的《诗格》，白居易的《金针诗格》，齐己的《风骚旨格》等等，大都出于宋以后人伪托，不能与《诗式》相提并论。”(15)
诗式，就是诗的法式、法则。皎然虽也谈到诗的社会意义、社会价值，但主要偏重于诗歌创作的艺术问题，总结出诗歌创作的一些规则和要求。从内容上看，虽略显琐碎零乱，欠严整与周密，但它是对“两汉以降，至于我唐，名篇丽句，凡若干人”的诗歌创作经验的理论概括，思力深刻，见解独到，对同时代及后代诗歌的创作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和指导意义。
二
“追吟当时说，来者实不穷，江调难再得，京尘徒满躬。”皎然的诗歌理论对孟郊的诗歌创作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总括起来，表现为以下几方面：
（一）反对大历诗风
皎然《诗式》“齐梁体”条云：“大历中，词人多在江外，皇甫冉、严维、张继素、刘长卿、李嘉祐、朱放，窃占青山白云、春风芳草，以为己有。吾知诗道初丧，正在于此，何得推过齐、梁作者。迄今余波尚浸，后生相效，没溺者多。大历末年，诸公改辙，盖知前非也。”皎然认为大历年间出现的诗歌创作倾向——大历诗风是“诗道初丧”。这里的大历诗风是指充斥大历、贞元年间诗坛的华丽柔靡、纤巧闲雅的诗风。当时有所谓的“大历十才子”，对于他们的诗歌创作我们不能完全抹杀、一概否定。但是以钱起、郎士元为代表的诗人们，依附权贵之门，整日酬赠应答，附弄风雅，把诗歌当成应酬、投赠、取悦于人的工具。当时所谓某某擅场，某某擅场，正是这种创作现象的记录。钱易《南部新书》云：“升平公主宅即席，李端擅场；送王相之镇，韩翃擅场；送刘相巡江淮，钱起擅场。”李肇《国史补》中说得更加详细：“郭暖，升平公主驸马也，盛集文士，即席赋诗，公主帷而观之。李端中宴诗成，有‘荀令’、‘何郎’之句，众称绝妙。或谓宿构，端曰：‘愿赋一韵。’钱起曰：‘请以起姓为韵。’复有‘金埒’、‘铜山’这句。暧大出名马金帛遗之。是会也，端擅场。”对于这一诗风，有识之士们都表示不满。元结在《箧中集》序中说：“近世作者，更相沿袭，拘限声病，喜尚形似，且以流易为辞，不知丧于雅正，然哉？彼则指咏时物，会谐丝竹，与歌儿舞女，生污惑之声于私室可矣。若令方直之士，大雅君子，听而诵之，则未见其可矣。”白居易《与元九书》中说：“仆常痛诗道崩坏，忽忽愤发，或食辍哺，夜辍寝，不量才力，欲扶起之。”
为力纠其弊，振起诗风，在中唐诗坛上，出现了两支改革大军，一支是白居易、元稹为代表的“元白诗派”，一支是韩愈、孟郊为代表的“韩孟诗派”。前者主要是从诗歌的思想内容、社会意义上着手进行改革的，强调诗歌要反映时事，反映社会生活，主张形式为内容服务，“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在艺术风格上追求通俗浅易。而韩孟则主要是从艺术创作手法上来进行改革的，“务反近体”、“务去陈言”，以桀骜不训之雄才，不肯在艺术上步人之后尘，通过“险语破鬼胆，高词媲皇坟”（韩愈《醉赠张秘书》）独辟蹊径，骇世惊俗。孟郊作为险怪诗派的开派诗人是反对大历诗风的中坚，他坚决反对流俗淫靡之诗风，与韩愈一样主张“务反近体”，这一点正与皎然之诗论血脉相通。他说：“恶诗皆得官，好诗空抱山。”（《懊恼》，卷四）把那种酬答取媚、格调卑弱、内容贫乏的诗骂为恶诗，对当时恶诗得官受宠，好诗冷落无赏的现象，表示极大的愤慨。他不甘心与恶诗同流合污，追求一种超越时尚、古劲峭折的新诗风，“一卷冰雪文，避俗常自携”（《送豆卢策归别墅》，卷七），他要用自己的诗歌创作来改革这种风气。“落落山俗韵，琅琅大雅词。”（《答友人》，卷七）“收拾古所弃，俯仰补空文。孤韵耻春俗，余响逸零雰。”（《奉报翰林张舍人见遗之诗》，卷七）要让诗歌有兴寄、备风骨、补风教，“下笔证兴亡，陈词备风骨。”（《读张碧集》，卷九）“何当补风教，为荐三百篇。”（《送魏端公入朝》，卷八）正如韩愈所说的：“有穷者孟郊，受材实雄骜，冥观洞古今，象外逐幽好。”（韩愈《荐士》）他为了与流俗之诗进行斗争，“孜孜营甘旨，辛苦久所冒”(16)，即使是“俗流知者谁？指注竞嘲慠”(17)，他也从不退缩。正因为孟郊反对流俗柔靡，纤细工巧的大历诗风，追求艺术上的独创惊俗，故而使他走上了险怪奇崛、古峭苍拗的诗风之路。清人许印芳说得好：“阆仙、东野并擅天才，东野才力尤大，同时惟昌黎伯与之相敌，观集中联句可见。两人生李、杜之后，避千门万门之广衢，走羊肠鸟道之仄径，志在独开生面，遂成僻涩一体。”(18)
（二）标举诗的风雅传统
皎然论诗虽然偏重于诗歌的艺术表现手法，但是对诗歌的风雅传统还是很重视的，他自述作《诗式》的目的就在于救风雅之将浸，有补于诗教，他说：“洎西汉以来，文体四变。将恐风雅浸泯，辄欲商较以正其源。今从西汉以降。至于我唐，名篇丽句、凡若干人，命曰《诗式》，使无天机者坐致天机。若君子见之，庶有益诗教矣。”他对诗的特殊价值有深刻的认识，《诗式》开宗明义就说：“夫诗者，众妙之华实，六经之菁英，虽非圣功，妙均于圣。”说诗是佛教经典精妙思想的开花结果，是儒家六经深刻道理的精华结晶。这与《毛诗序》所说的：“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钟嵘《诗品》所说的：“照烛三才，晖丽万有，灵祇待之以致向，幽微藉之以昭告，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是完全相一致的。并且，皎然根据自己对儒、道、释三家之参悟，对诗的崇高地位，有了更加神圣而具体的认识，他说：“向使此道尊之于儒，则冠六经之首；贵之于道，则居众妙之门；崇之于释，则彻空王之奥。”
孟郊作诗，极标风雅，崇尚《诗》、《骚》，“一生自组织，千首大雅言。”（《出东门》，卷三）“自悲风雅老，恐被巴竹嗔。零落雪文字，分明镜精神。”（《自惜》，卷三）“大雅难具陈，正声易漂沦。”（《答姚怤见寄》，卷七）他在《读张碧集》一诗中，鲜明地表达了自己的诗歌主张，可以当作诗论来读：
天宝太白殁，六义已消歇。大哉国风本，丧而王泽竭。先生今复生，斯文信难缺。下笔证兴亡，陈词备风骨。高秋数奏琴，澄潭一轮月。谁作采诗官，忍之不挥发。（卷九）
他强调作诗应该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要能“补风教”、“证兴亡”，要向建安风骨学习。他的这些思想，是直接从陈子昂、李白的诗论中继承而来的，李白曾说“天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正声何微茫、哀怨起骚人。”（《古风》其一），很显然，孟郊诗中的标举“大雅”、“正声”、“六义”正是从李白诗论中继承而来的。他对于李白的诗歌评价极高，对李白极为推崇，“天宝太白殁，六义已消歇。大哉国风本，丧而王泽竭。”这是孟郊对李白诗歌的高度评价，他从诗的“六义”、“国风”看到了李白诗歌的精神实质。所以清·沈德潜说：“孟东野诗，亦从《诗》、《骚》中出。”(19)这确实是把握住了孟郊诗的精神脉搏。
（三）主张复变的统一
在继承与创新的问题上，皎然主张“复”与“变”的统一，强调“通于变”。他说：“作者须知复变之道，反古曰复，不滞曰变。若唯复不变，则陷于相似之格，其状如驽骥同厩，非造父不能辨，能知复变之手，亦诗人之造父也。”又说：“复变二门，复忌太过，诗人呼为膏肓之疾，安可治也。”并指出：“夫变若造微，不忌太过，苟不失正，亦何咎哉！”孟郊在诗歌创作中很好地处理了复、变二字，可以说是皎然这一理论的实践者。
首先，孟郊一生崇古、师古。韩愈《孟生诗》云：“孟生江海士，古貌又古心。尝诗古人书，谓言古犹今。作诗三百首，窅默咸池音。”孟郊集中几乎全为乐府和古诗，其中五古为最多，约占十分之六七。他的五古格调高古，笔力遒劲，风貌直逼汉魏。韩愈说他的诗是：“其高出魏晋、不懈而及于古，其他浸浸乎汉氏矣。”（《送孟东野序》）李翱说：“郊为五言诗，自前汉李都尉，苏属国及建安诸子，南朝二谢，郊能兼其体而有之。”（《荐所知于徐州张仆射书》）李观说：“孟之诗，五言高处，在古无上，其有平处，下顾两谢。”（《上梁补阙荐孟郊崔宏礼书》）这是同时代的人，对他的诗歌的评价。后代学者对此也充分肯定，苏东坡说：“尚爱铜斗歌，鄙俚颇近古”（《读孟郊诗二首》之二），黄彻说：“孟郊诗最淡且古”（《
溪诗话》），洪亮吉更是说：“孟东野诗篇篇皆似古乐府，不仅《游子吟》、《送韩愈从军》诸首而已。即如‘良人昨日去，明月又不圆’（《征妇怨》），魏晋后即无此等语言。”(20)孟郊自己说：“吟哦无滓韵，言语多古肠”（《吊卢殷十首》之七，卷十）他在《秋怀十五首》中更是把这种复古、师古的思想表达得透彻鲜明、淋漓尽致：
忍古不失古，失古志易摧。失古剑亦折，失古琴亦哀。夫子失古泪，当时落漼漼。诗老失古心，至今寒皑皑。古骨无浊肉，古衣如藓苔。劝君勉忍古，忍古销尘埃。（卷四）这不正是皎然所主张的“复”吗？再推而广之，孟郊的复古是与韩愈的力倡复古的古文运动，“务反近体”的理论主张一脉相通的。正因为这样韩愈才会对孟郊深为佩服，大加赞赏。他在《醉留东野》一诗中说：“昔年因读李白、杜甫诗，长恨二人不相从。吾与东野生并世，如何复蹑二子踪。东野不得官，白首跨龙钟。韩子稍奸黠，自惭青蒿倚长松。低头拜东野，愿得终始如駏蛩。东野不回头，有如寸筳撞巨钟。吾愿身为云，东野变为龙。四方上下逐东野，虽有离别无由逢。”在《与孟东野书》中说：“足下才高气清，行古道，处今世……独其心追古人而从之，足下之道，其使吾悲也。”相同的诗歌主张，相同的情趣，才使韩愈与孟郊一拍即合，而成忘形之交。
但是，孟郊不因崇古师古而泥古，而是大胆求变，大胆创新。他在构思立意，遣词造句，想象设喻诸方面都追求新，追求奇，追求怪，终于形成了“横空盘硬语，妥贴力排奡”的独特诗风。正如朱熹所说：“孟郊吃了饱饭，思量到人不到处。”(21)他苦吟搜骨，独步奇险怪异，与韩愈并称险怪诗派之双擘。韩愈说孟郊写诗是：“刿目鉥心，刃迎缕解，钩章棘句，掐擢胃肾，神施鬼没，间见层出。”(22)孟郊自己说是：“入深得奇趣，升险为良跻。搜胜有闻见，逃俗无踪蹊。”（《古淙十首》之七）唐诗发展到韩、孟为一大变，高棅将韩愈、孟郊列为五古之正变，认为韩是正中之变，孟为变中之正，所论较为精详，他在论到孟郊时说：“东野之少怀耿介，龌龊困穷，晚擢巍科，竟沦一尉，其诗穷而有理，苦调凄凉，一发于胸中而无吝色，如古乐府等篇，讽咏久之足有余悲，此变中之正也。”(23)孟郊的变中之正，不正如皎然所主张的“变若造微，不忌太过，苟不失正，亦何咎哉！”吗？清·叶燮论“韩愈为唐诗之一大变”洞窥深刻、详备精切，他说：“唐诗为八代以来一大变，韩愈为唐诗之一大变。其力大，其思雄，崛起特为鼻祖，宋之苏、梅、欧、苏、王、黄，皆愈为之发其端，可谓极盛。”(24)这里叶燮虽唯言及韩愈，其实孟郊何其不是如此呢？因为宋代的梅尧臣就说过：“退之昔负天下才，扫掩众说犹尘埃。张籍、卢仝斗新怪，最称东野为奇瑰。”(25)按照皎然诗论所说的复、变准则，孟郊正可谓是最好的实践者，他复而能变，复且不陷古之相似之格，变而不失其正，做到了两者较好的统一。
（四）注重苦思锻炼
皎然论诗注重苦思。他说：“其作用也，放意须险，定句须难。”这就是说作诗的时候构思要求险搜奇，要打开思路，向险处攀登，向深处开掘，表达须求难求新，要寻找独特的语言表达，不要流于浅易、人云亦云。他针对“不要苦思，苦思则丧自然之质”的论点提出异议，他说：“夫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取境之时，须至难至险，始见奇句。”他在《诗议》中也说：“固须绎虑于险中，采奇于象外，状飞动之趣，写真奥之思。”很显然，皎然这些主张，不但强调作诗要苦思精撰，思险得奇，而且分析了苦思苦吟与险奇之间的密切相关性。
孟郊写诗正是“古骇毛发憟，险惊视听乖”，“入深得奇趣，升险为良跻”的。他的创作态度极其严肃认真，每写一诗都化费一番苦涩经营的匠心，“夜学晓不休，苦吟神鬼愁。如何不自闲，心与身为仇。”（《夜感自遣》，卷三）真乃夫子切身体验的明明白白；“天地入胸臆，吁嗟生风雷。文章得其微，物象由我裁。”（《赠郑夫子鲂》，卷六）确乃夫子艺术造化的欣欣自慰。正因为这样，他才被列为“苦吟诗人”之列，他吟得愈苦，也就吟得愈险愈奇愈怪愈骇世惊俗，苦吟的目的正是为了追求一种超凡脱俗的艺术境界，他最终是实现了这一创作目标的，“身死声名在，多应万古传。……冢近登山道，诗随过海船。”(26)这就是对他的诗歌的肯定和赞美。正如皎然所说：“成篇之后，观其气貌，有似等闲，不思而得，此高手也。”
孟郊为什么能如此苦苦吟诗呢？那是因为他视诗为生命。“倚诗为活计，从古多无肥。诗饥老不怨。劳师泪霏霏。”（《送淡公十二首》之十二，卷八）痛苦的肺腑之言，皈依诗的悲哀与执着。他说自己有诗癖，“天疾难自医，诗癖将何攻。”（《劝善吟》，卷二）他46岁时考中进士，到50岁时才好不容易谋到一个溧阳尉的官职，但他为了作他的诗，把官职放在一边，最后终于连官职也丢了。唐·陆龟蒙这样记叙：“予为儿童时，在溧阳闻白头书佐言，孟东野贞元中以前秀才家贫受溧阳尉。溧阳昔为平陵。县南五里有投金濑，濑南八里许道东有故平陵城。周千余步。基地坡陁，裁高三四尺，而草木势甚盛。率多大栎，合数夫抱。丛莜蒙翳，如鸣如洞。地洼下，积水沮洳，深处可活鱼鳖辈。大抵幽邃岑寂，气候古淡可嘉，除里民樵罩外无入者。东野得之忘归，或比日，或间日，乘驴领小吏径蓦投金渚一往。至则萌大栎，隐丛筱，坐于积水之旁，苦吟到日西而还。尔后衮衮去，曹务多驰废。令季操卞急，不佳东野之为。立白府，请以假尉代东野，分其俸以给之，东野竟以穷去。”(27)他明知道诗人的命运是凄苦的，是难容于世的，“诗人业孤峭，饿死良已多”（《哭刘言史》，卷十）“诗人多清峭，饿死抱空山”（《吊卢殷十首》之一，卷十）但还是热爱他的诗，苦吟他的诗，终其一生而无悔，“一生空吟诗，不觉成白头。”（《送卢郎中汀》，卷八）“徒怀青云价，忽至白发年。何当补风教，为荐三百篇。”（《送魏端公入朝》，卷八）
（五）反对声律，推崇谢灵运
皎然《诗式》“明四声”条云：“乐章有宫商五音之说，不闻四声。近自周颙、刘绘流出，宫商畅于诗体，轻重低昂之节，韵合情高，此未损文格。沈休文酷裁八病，碎用四声，故风雅殆尽。后之才子，天机不高，为沈生弊法所媚，懵然随流，溺而不返。”又指出：“用律不滞，由深于声对”，“作者措意，虽有声律，不防作用。”皎然的这一观点与钟嵘“余谓文制，本须讽读，不可蹇碍，但令清浊通流，口吻调利，斯为足矣。”的观点是相一致的，他们都反对过份地讲究声律，用四声八病束缚诗歌的手脚。孟郊之大作古诗，不作律诗，可以说正是体现了这一诗歌主张的。揣摩声律的近体诗，特别是七律在他那个时代已蔚然成风，且为时髦之习尚，皎然对之是表示反对的，他说：“律家者流，拘而多忌，失于自然，……句句区同，篇篇共辙，此习俗师弱弊之过也。”（《诗议》）孟郊作诗有意“昧时调”，专攻五古一体，声称“古剑涩亦雄”（《劝善吟》），并说：“五言双宝刀，联响高飞鸿”（《送淡公十二首》之一）。他是韩愈“务反近体”的支持者和实践者，这里的近体，当然也包括揣摩声律、“酷裁八病，碎用四声”的近体诗在内的。
皎然自称是谢康乐的十世孙，故而，对谢灵运推崇备至，“康乐公早岁能文，性颖神澈，及通内典，心地更精，故所作诗，发皆造极，得非空王之道助邪？夫文章天下之公器，安敢私焉。曩者尝与诸公论康乐为文，真于情性，尚于作用，不顾词彩，而风流自然。彼清景之中，天地秋色，诗之量也；庆云从风，舒卷万状，诗之变也。不然，何以得其格，高其气，正其体，贞其貌，古其词，深其才，婉其德，宏其调，逸其声谐哉？至如《述祖德》一章，《拟邺中》八首，《经卢陵王墓》、《临池上楼》，识度高明，盖诗中之日月也，安可攀援哉！惠休所评，谢诗如芙蓉出水，斯言颇近矣，故追上蹑风骚，下超魏晋，建安制作，其椎轮乎？”（“文章宗旨”条）说谢康乐的诗格高、气高、体正、貌贞、词古、才深、德婉、调宏，不顾词采，风流自然，上蹑风骚、下超魏晋，比之为诗中之日月，推许无以复加。又说：“两重意以上，皆文外之旨。苦遇高手如康乐公，览而察之，但见情性，不睹文字，盖诗道之极也。”（“重意诗例”条）他在《述祖德赠湖上诸沈》一诗中写道：“我祖文章有盛名，千年海内重嘉声。雪飞梁苑操奇赋，春发池塘得佳句。”(28)
从诗歌创作本身来分析，谢灵运诗有自然清新，精工典丽的一面，也有追求新奇，艰涩险怪的一面，方东树云：“谢（灵运）、鲍（照）、杜（甫）、韩（愈）造语皆极奇险深曲。”(29)孟郊在诗中反复提到谢灵运：
谢客吟一声，霜落群听清。文含元气柔，鼓动万物轻。……曾是康乐咏，如今搴其英。顾惟菲薄质，亦愿将此并。（《赠苏州韦郎中使君》，卷六）
康乐宠词客，清霄意无穷。（《夜集汝州郡斋听陆僧辩弹琴》。卷五）华忱之先生说：“尤其是他（孟郊）对于谢灵运的诗，格外表示衷心向往，并且愿以谢诗作为自己创作的准绳。实际上，孟郊的诗如抒情写景诸作，思深意炼，造语奇警，确是善于创造性地向谢灵运学习的。”(30)
谢灵运的诗善于取势。王夫子说：“势者，意中之神理也。唯谢康乐为能取势，宛转屈伸以求尽其意；意已尽则止，殆无剩语，夭矫连蜷，烟云缭绕，乃真龙，非画龙也。”(31)这与皎然所论明势是相一致的，皎然说：“高手述作，如登衡、巫，觌三湘、鄢、郢山川之盛，萦回盘礴，千变万态：或极天高峙，崒焉不群，气腾势飞，合沓相属，或修江耿耿，万里无波，欻出高深重复之状；古今逸格，皆造其极妙矣。”（“明势”条）
孟郊的诗正是在于取势矫健，故而显得峭拔峻立：
南山塞天地，日月石上生。高峰夜留日，深谷昼未明。（《游终南山》，卷四）
岩谷不自胜，水木幽奇多。朔风入空曲，泾流无大波。迢递逗难尽，参差势相罗。（《石淙十首》之一，卷四）
百尺明剑流，千曲寒星飞。（同上，之四）
上天下天水，出地入地舟。石剑相劈斫，古波怒蛟虬。（《峡哀十首》之三，卷十）
三峡一线天，三峡万绳泉。上仄碎日月，下掣狂漪涟。（同上，其四）这些诗非但险中得奇，更能立意得势，状飞动之趣，写真奥之思，势如断壁，震荡心际。这就是孟郊诗矫激之风(32)。
三
以上从五个方面，分析了皎然诗论对孟郊创作的影响。这些影响主要是从孟郊诗歌创作的原则和态度等方面来考察的。至于皎然诗论中说的“诗有六至”、“诗有五格”、“诗有十九体”等对孟郊也同样产生的一定的影响，这些主要体现在孟郊诗歌的风格和创作手法上，这里不一一指明。
然而，话又得说回来，孟郊是一个有自己独特性格、独特才能、独特审美情趣而形成独特风格的杰出诗人，他深受皎然诗论的影响，但他绝不是皎然诗歌理论的翻板。孟郊诗歌在思想内容和社会意义方面是要超过皎然的，如《寒地百姓吟》、《杀气不在边》、《长安早春》、《伤春》等诗篇。虽不以“新乐府”自名，但其精神实质正是与“新乐府”的批判精神一脉相通的，这一点，将另作详细的讨论。即使在诗歌的表现手法上，同样也存在着许多与皎然诗论不合的地方，如皎然说“诗有四不”，即“气高而不怒，怒则失于风流；力劲而不露，露则伤于斤斧；情多而不暗，暗则陟于拙钝；才赡而不疏，疏则损于筋脉。”孟郊的诗恰恰写得怒、露、暗、疏；“诗有六至”中说到“至险而不僻，……至苦而无迹。”孟郊的诗正写得险而怪僻，苦词入肠。对此，我们应该根据其诗作作辩证的客观的分析，只有这样才能避免是丹非素、妄议古人。
1993年5月初稿
1994年7月写定
注释：
①参傅璇琮主编《唐才子传校笺》“皎然上人”条。
②据宋·叶梦得《石林诗话》及谈钥《嘉泰吴兴志》。
③《全唐文》卷四三三有《陆文学自传》一文，作于上元辛丑岁，时陆羽“阳秋二十有九”，往上推之，知其生年为开元二十一年。
④《新唐书》卷一九六。
⑤李肇：《国史补》。
⑥据王象之《舆地纪胜》卷四，云安吉州古道场即有陆羽坟。
⑦《全唐诗》卷八一五。
⑧《刘梦得文集》卷二十三。
⑨胡震亨：《唐音癸签》卷八。
⑩计有功：《唐诗纪事》卷七十三。
(11)王夫之对皎然《诗式》诋之最烈，云：“皎然《诗式》一派下游，印纸门神待填朱绿者。”骂之为“死法”为“心死”，“有皎然《诗式》而后无诗。”有失偏颇，非公允之论。
(12)辛文房：《唐才子传》卷四。
(13)中国社科院文研所：《唐诗选》“皎然”。
(14)《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诗式”条。
(15)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第二册。
(16)(17)韩愈：《荐士》，载钟仲联：《韩昌黎诗系年集释》，第527页，本文引韩诗均据此书。
(18)许印芳：《诗法萃编·跋司空图〈与王驾评诗书〉》。
(19)沈德潜：《说诗晬语》卷上。
(20)洪亮吉：《北江诗话》卷六。
(21)《诗林广记》卷七引。
(22)韩愈：《贞曜先生墓志铭》，载马其昶：《韩昌黎文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第444页。本文引韩愈文均据此书。
(23)高棅：《唐诗品汇》，五言古诗叙目。
(24)叶燮：《原诗》内篇。
(25)梅尧臣：《依韵和永叔澄心堂纸答刘原甫》诗。
(26)贾岛：《哭孟郊》诗，载李嘉言：《长江集新校》卷三，第24页。
(27)陆龟蒙：《书李贺小传后》文，《甫里先生集》卷十八。
(28)《全唐诗》卷八一六。
(29)方东树：《昭昧詹言》卷五。
(30)《孟东野诗集·前言》。
(31)王夫子：《薑斋诗话》卷二。
(32)李肇：《国史补》云：“元和以后，……诗章则学矫激于孟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