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舸西[1]2001年在《新经济环境下中国经济的战略调适和国家创新》文中提出新经济是二十世纪末最热门的话题。得益于信息技术革命和经济全球化趋势，美国经济自1991年春开始进入了十年的持续扩张时期，GDP增长、低失业和低通胀并存。这一现象在世界范围引起了普遍的争议，也成为我国学术界和产业界关注的焦点，以美国新经济为标榜，2000年的中国充斥着虚拟经济和高新技术的诱惑，科技园区、二板市场、上网年、中国硅谷、在校创业等诸多概念相继成为热点，各级地方政府也纷纷有出台有关政策，把高科技作为产业扶持的重点。面对由新经济所引发的对高科技产业的空前的热衷，我们有必要进行冷静的思考。 信息化和全球化作为新经济的两大动因，极大地改变了经济增长的主题，给世界经济提供了一次产业再调整和利益再分配的机会，这对于尚在工业化进程中的中国而言，可谓机遇与挑战并存。随着社会分工的复杂和专业化程度的加深，现代研发构成了经济生活的主体，科技产业化提上日程，冲击并重新整合经济制度和竞争规则，创新驱动成为各国经济增长、产业调整和市场运作的新模式。对于发达国家，这是在市场经济总体框架内的自发演进，是一种要素对另一种要素的替代过程，而对于中国，由于经济基础和技术积累都相对落后，工业经济尚未充分发育，市场经济体制有待完善，技术经济只能是一个被动的追赶过程，是社会制度和经济形态从扭曲到伸张的过程。面对这种世界性的发展趋势和新时代的增长要求，国内目前非常直观的反应是，我们应该加强以信息产业为首的高科技产业发展的比重，大力提升我们在世界产业区段和技术选择方向上的竞争地位，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但是另一方面，考虑到加入WTO以后，中国将更加直接地融入国际分工和参与国际竞争，在世贸组织的框架下进行适应性结构调整，这意味着具备比较优势的产业趋于扩张，很可能使我国产业结构出现一个“低度化”的过程。围绕着这种战略选择和客观现实之间的矛盾，就中国如何对接新经济时代的国际竞争与合作环境以保持经济的持续发展，我们进行了初步的探讨。 本文试图论证，高科技产业化是一项复杂而长远的系统工程，我们不应该热衷于概念上和形式上的模仿，过分追逐新经济的影子，相反的，我们应该通 新经济环境下中国经济的战略调适和国家创新过有效的发展战略调整，在比较优势的基础上实现与全球经济的良性互动，并着眼于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的现代发展观，以一种利于创新的制度安排和文化环境，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上建立起国家创新体系，让新的经济组成部分自然而然成长，逐步形成健康的、有活力的高科技产业，踏踏实实地去造就我们的新经济。
陈霞[2]2016年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国家自主性》文中提出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的经济增长创造了一个“发展奇迹”。从政治学的视角探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国家角色是一个富有挑战性的问题。国家自主性理论为理解和考察现代国家建构提供了一个分析视角。回归国家学派充分挖掘国家自主性用于分析政治、经济、社会现象的理论价值,确立了国家在社会政治分析中的核心性位置,发展形成了以国家自主性为基础分析概念的国家理论。20世纪70、80年代以来,国家自主性理论广泛运用到不同领域和诸多现象的分析之中。论文以国家自主性理论为分析视角,以国家自主性为基本分析概念,探讨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的国家建设问题。论文在比较分析中国改革开放前后国家自主性演变的基础上,具体探讨国家自主性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内在关联性,以及国家自主性在新时期所面临的困境与挑战,最终尝试性地提出未来中国国家自主性构建的基本目标及重塑路径。论文的研究内容和框架结构安排如下:绪论部分首先从国家自主性理论的发展背景入手,引出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国家自主性这一研究主题,并阐明研究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其次,对国内外学术界关于国家自主性理论的研究和应用进行综述和评析。再次,阐述论文采用的主要研究方法和论文框架。最后,归纳论文可能的贡献和不足之处。论文第一章内容的核心在于国家自主性理论的梳理和国家自主性概念的阐释。主要目标在于对国家自主性理论的思想来源、发展脉络以及概念界定能有一个较为清晰的把握和认知。国家自主性理论的思想主要来源于马克思恩格斯国家自主性思想和韦伯国家思想。西方新马克思主义是国家自主性研究范式的开启者,其核心代表人物波朗查斯和密里本德各自发展出了结构主义国家理论和工具主义国家理论。回归国家学派在批判、继承西方新马克思主义相对国家自主性思想的基础上,把国际因素、国家结构和社会因素相结合来解释国家自主性,逐渐确立了以“国家自主性”概念为中心的理论体系和研究范式。论文第二章内容的核心在于分析国家自主性理论的中国适用性。论文从中国国家自主性生成的历史条件和适用性语境两个方面展开,分析国家自主性理论的中国适用性。一方面,中国革命的历史遗产和官僚体制的发展、执政党的危机意识与高层精英战略领导、平均主义带来的平等社会结构以及遵从国家权威的文化传统等中国特有的历史条件,使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初的发展就具有自主性特征和能力。另一方面,经济发展转型对国家引导的需求、经济全球化对国家自主性的挑战、社会转型对国家自主性优势的销蚀以及社会治理的复杂性对国家能力的挑战四个方面构成了国家自主性的中国适用性语境。论文第叁章内容的核心是用比较的视角考察改革开放前后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国家自主性。以国家自主性为分析基础,具体比较历史环境的变化、国家社会关系的变化、中央地方关系的变化,并分析国家自主性形态的演变与经济发展的内在关联性。首先,分析改革开放前后国内外的历史环境。国内环境方面,以国家指令为特征的传统计划经济体制陷入发展困境。国际环境方面,经济全球化对国家自主性带来多方面的挑战。其次,比较考察国家社会关系视角下的国家自主性演变。以改革开放为历史分界点,执政危机意识驱动中国国家形态从绝对自主转向有限自主,追寻基于经济绩效的执政合法性。国家社会关系视角下,改革开放前形成的是以行政权力和国家单位为中心的总体性社会和国家社会同构局面。改革开放后的有限国家自主实现了以家庭/个人为中心的社会单元转换。国家有限自主催生了一个相对自主的社会,实现了国家社会关系从同构到分离,分权化改革释放的自由流动资源和自由活动空间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活力和创新力。最后,比较考察中央地方关系视角下的国家自主性演变。地方自主性是理解和判断央地关系的基本变量。对比改革开放前后的分权化改革,地方自主性形态体现出封闭性自主向约束性自主的转变特征。一方面,市场机制的引入打破了地方政府的封闭性自主状态。经济剩余分享者和政治权力竞争者的双重身份构成地方政府自主性的内在驱动力。政治绩效激励传统和中央集权结构特征的官僚组织体系,再加上市场机制的竞争性,塑造了以创新和发展为特征的地方自主性。受市场引导和双重激励驱动的地方政府有力的促进了中国的经济发展。另一方面,中央政府并没有将所有注意力仅仅放在分权与经济发展之上,而是同时一直寻求中央政府权力与地方政府权力的平衡性。中央通过财政收权和人事制度控制两个途径实现了在央地博弈过程中的国家自主性维系。论文第四章内容的核心主要涉及叁个方面。一是分析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国家自主性面临的失衡困境和经济发展附带的社会代价。改革开放进程中以经济绩效为基础的经济发展面临一个困境,即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脱节,中国呈现出发展与断裂并存的景象。发展失衡与社会不公成为中国经济发展和国家自主性面临的巨大挑战。发展失衡与社会不公现象产生的原因一方面源于经济发展理念的失衡。另一方面源于国家自主性失衡的困境,即国家专断性权力的过度与国家基础性权力的不足。专断性权力的过度往往与掠夺型政府相关联,而基础性权力的不足往往与俘获型政府相关联。在中国的深化改革进程中,要警惕种种由于国家自主性失衡困境而导致的政府行为异化问题。二是分析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下的国家自主性定位。新时期中国经济发展趋势的基本定位是形成新的增长共识。新的增长共识以经济发展新常态为背景,以经济发展质量为导向,兼顾生态效益、质量效益、民生效益。以社会公平为导向,更具有保护性、补偿性、发展性、平衡性和包容性。新时期国家自主性重塑的基本目标是限制国家专断性权力、发展国家基础性权力,从而实现两者的平衡性。叁是探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国家自主性重塑路径。无论是解决经济发展带来的治理困境及其挑战,还是重塑经济发展中的国家自主性,关键因素均取决于政治体制的调适和重塑,而调适和重塑的实现包括理念(价值观念的引导和变迁)和实践(制度结构的重塑和完善)两个部分。分解来说,应当从转变国家治理理念、提升社会自主性、重塑地方自主性、完善制度化约束体系和增强国家能力建设等几个方面入手。(1)在价值理念引导层面,转变国家治理理念,调整国家权能定位。国家治理理念的调整立足于建构一个由国家、社会和市场协同发挥作用的多中心治理体系。以建设服务型政府作为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联结点,规范国家权力运行,提高国家治理效能。(2)在国家社会关系层面,提升社会自主性。从社会治理结构层面而言,需要通过提升不同治理主体的自主性以增强社会自治能力。从国家角色层面而言,需要国家通过输入路径、合作路径、培育路径等不同途径嵌入社会以改造原来的国家社会关系,以提升社会的自主性。(3)在中央地方关系层面,重塑地方自主性。通过上层改变地方政府激励组合和变革地方政府考核指标引导地方政府的行为逻辑。以制度为依托,遵循“权、责、利”叁者的相统一原则,规范地方政府的职能范围和职能分工。(4)在国家权力制约层面,完善制度化约束体系。要解决中国政治发展中存在的与国家权力相关的问题,根本出路还在于国家内部、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制度性创新。从中国的国家治理结构而言,有效制约和引导政府行为、规范国家权力运行必须依托于合理的制度框架,以法治建设和民主建设为基本方略建构现代化制度约束体系。(5)在国家能力建构方面,增强国家能力建设。无论是从理论层面,还是现实层面,“制度建设”都是发展国家基础性权力的关键。中国未来的社会建设和政府体制改革更多的与国家制度建设和制度自律逻辑的形成相关。因此,国家能力建设需要以制度建设为基础,以社会公正为价值导向,围绕构建服务型政府为目标,不断增强国家再分配能力和公共服务能力。
徐兴[3]2014年在《文化视阈下的日本企业制度变迁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综观古今中外制度史的演变，制度的萌芽、形成和发展往往受到文化的无形支配。企业制度与其他制度安排一样，不仅是效率追求的结果，也是特定文化影响下的产物。可以说，文化构成了企业制度的基础和灵魂，不同的文化背景孕育出不同的企业制度体系，催生出各异的企业制度绩效表现。回顾历史，考察当下，日本文化和日本企业制度变迁及制度绩效之间的关系密切相关且耐人寻味，在日本独特的集团主义、等级秩序、现世主义、耻感文化、恩情主义等传统文化价值观念作用下，日本企业的成长发展走出了一条与西方国家颇不相同的的道路，形成了一道具有日本特色的企业制度变迁轨辙，是研究文化影响企业制度变迁和制度绩效问题的理想国别样本。论文即以“文化视阈下的日本企业制度变迁”为研究主题，主要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变迁理论，同时充分借鉴伦理学、博弈论、历史学、社会学、管理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及其研究方法，采取“总—分—总”的结构模式，首先从理论层面探讨了文化影响企业制度变迁的一般作用机理，总结归纳出了企业制度需要处理的五点核心利益问题以及在处理这些问题过程中体现出的伦理价值取向，提出了文化影响日本企业制度变迁的具体作用路径，即价值传导路径、自我修正路径、博弈演进路径、兼容诱变路径和变革锁定路径，进而顺着日本企业制度变迁的历史脉络，从金字塔式垄断体制的沿革、雇佣制度的变迁、外部治理内部化的制度变迁叁个层面，详细探讨了明治维新以来直到20世纪90年代“泡沫经济”崩溃一段时间内日本传统文化作用下的日本企业制度变迁轨迹和绩效表现，最后重新回到整体的视角研究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企业制度绩效的逆转和主要变革趋势产生的文化诱因，对未来日本企业制度创新与绩效优化的方向进行了展望与思考，力图通过对日本的研究，对文化与制度的关系、文化影响企业制度变迁的作用机制等共性问题形成一些创新性的认识，对中国企业制度的创新完善有所启示和帮助。
颜景毅[4]2015年在《国家广告产业园集约化发展研究》文中提出中国广告业恢复发展以来尽管持续高速增长,但发展方式却是粗放型的,并造成中国广告产业低集中度、泛专业化的产业后果。其主要原因是政府缺位,选择了不符合中国实际的以美国为代表的自由开放背景下的产业发展模式。要实现中国广告产业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就必须改变既有的广告产业发展模式,变政府缺位为政府到位,进行新的广告产业发展制度的设计和选择,建设国家广告产业园即是政府广告行业主管部门,为实现中国广告产业的集约化发展所进行的重大的制度创新和国家产业行动。自2011年启动至今,作为国家广告产业集约化发展转型的主体依托,并承担了集约化发展转型示范和引领职责的国家广告产业园的集约化发展进程如何?又怎样推动其朝着既定目标不断向前发展?这就是本论文的研究初衷。论文围绕国家广告产业园集约化发展这个主题,从国家广告产业园集约化发展分析框架的建立、国家广告产业园建设的制度安排、国家广告产业园集约化发展的实证分析、国家广告产业园管理模式由政府主导向市场主导的转变、国家广告产业园集约化发展的路径选择等方面展开研究。鉴于此前对于国家广告产业园的研究多流于非实证化的泛泛而论,本论文采取了实证分析的方法,采集了14家国家广告产业园运营方和216家入园广告企业有关集约化发展的数据资料,并实地走访考察了8家10区的国家广告产业园,从而使论文建立在可靠的事实基础上。为了科学分析和评价国家广告产业园的集约化发展状况,论文通过梳理集约化理论,结合产业园区和广告产业园区的集约化发展特点,提出了以规模、结构、效率叁个分析维度构成的分析框架。在此分析框架和实证调查数据资料的支撑下,论文发现国家广告产业园在规模方面,呈现出发展规模不高且不均衡的状态。在结构方面,虽然产业结构还较为合理,广告产业主体地位也较为突出,创意设计和新媒体成为各园区主体产业节点和业态,但也存在规模企业偏少,产业集中度不高等缺陷。在效率方面,尽管整体投入产出效率,以及与所处市域广告产业的比较经营效率较高,但单位经营效率与单位面积经营效率却明显过低。无论是规模、结构,或者效率,这叁个方面都呈现同样的园区之间的较大差异性。针对国家广告产业园集约化发展中取得的进展、存在和出现的问题,论文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探讨。首先提出了国家广告产业园的管理模式应由政府主导向市场主导转变的战略选择观点,认为国家广告产业园建设运营的不同阶段有不同的重点任务,也需要不同的运营管理模式来保障。建设期的政府主导模式有其必要性和必然性,运营期政府主导模式向市场主导模式的转型,同样具有必要性和必然性。运营期的政府职能不是完全退位,而是转变为服务-督导角色,既服务于园区的企业化经营管理,又督促其承担必需的广告公共服务职能,沿着集约化的既定路线演进。在政府扶上马又全程护驾的背景下,运营企业在充分用好扶持优惠政策的基础上,必须寻找到稳定持续的盈利模式,才能不断发展壮大,才能够承担好广告的公共服务职责,推动园区及其入园企业顺利地实现集约化发展的目标。在国家广告产业园集约化发展基本路径的探寻上,论文认为可以从完善广告产业链、扶持重点广告业态、壮大龙头企业和培育广告产业集群等四大路径入手。完善的广告产业链并不是完整的广告产业链,其核心在于围绕园区特色化的广告服务需求而自然聚集形成的广告生产和服务网络,也不一定都要在园区内聚集。重点业态主要集中在数字广告企业、依附业态和融合型业态等方面。这些业态都符合了当下广告产业的发展趋势。重点业态的扶持,重点不在于这些业态中的企业个体,而是政府,特别是运营方要通过扶持优惠激励政策、专人服务、需求供给、整合推广等手段,来服务和推动。龙头企业的发展,一方面要发挥政府、行业组织、运营方的作用,更要发挥其自身作为园区集约化发展主体的作用和示范价值。没有龙头企业的集约化经营管理,就难以形成具有集约效应的大型广告企业,没有这些集约化的大型企业,龙头企业的培育也难以达成。广告产业园区的产业集群应该是实体性广告产业集群与虚拟性广告产业集群齐举并进,从而加速集约化的发展进程。
黄秋菊[5]2012年在《经济转型进程中的国家制度能力演进》文中研究指明20世纪末发生在中国和俄罗斯的社会经济转型是一场涉及多个领域的大规模制度变迁过程。然而，在从计划经济体制迈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中俄两国的转型路径和绩效却出现了明显的大分化。转型之初，俄罗斯虽然遵循了西方主流经济学推崇的标准转型战略——“华盛顿共识”，但却长期陷入经济严重衰退与社会秩序极度分裂的转型危机；而中国却在循序渐进的改革开放过程中保持了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和社会秩序的基本稳定，从而创造了经济转型的“中国奇迹”。尽管诸多政治、经济和社会因素对中俄两国的转型绩效产生了程度不一的影响，但国家制度能力构建策略及其演化路径的差异则是决定中俄两国转型绩效差异的关键变量。本文以国家制度能力为研究视角，对中俄两国的经济转型路径、绩效以及未来的发展走向进行了详细分析，着重探讨了两国不同的国家制度能力演化路径的内在形成机理，以及国家制度能力差异与转型经济绩效差异的内在关联，并对中俄国家制度能力进行了定量评估和比较，最终得出了若干对转型国家和发展经济体的国家制度能力构建与经济发展具有借鉴意义的结论和启示。以国家制度能力为切入点来研究中俄两国的经济转型，体现了一种“大转型”的系统性研究视角和比较政治经济学分析范式。它有助于我们更加全面、准确地把握转型的整体性路径演化轨迹，深刻洞察转型进程中存在的核心制度问题，并在转型深化阶段探寻有效的制度改革战略。研究中俄两国转型进程中的国家制度能力演化问题，不仅为转型经济学、制度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等经济学分支学科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资源和经验支撑，也为这些学科的进一步发展创建了一个崭新的知识生长点。本文的研究内容和框架结构安排如下：第一章为全文的导论。该章首先从理解中国和俄罗斯的转型之谜入手，引出国家制度能力这一研究主题；其次，对中外学术界关于经济转型、制度变迁以及国家能力的研究进行综述和评析；再次，阐述了论文的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最后，对论文的研究思路和创新之处进行了归纳总结。第二章建立起研究中俄两国经济转型与国家制度能力演化的理论分析框架。该章以制度与经济发展作为国家制度能力研究的逻辑起点，在分析了国家、制度与经济发展内在关联的基础上，将国家制度能力界定为国家制定、实施和推动制度变迁的能力。其次，进一步将国家制度能力的构成划分为国家的制度形成能力、国家的制度实施能力和国家的制度调适与学习能力，并清晰界定了国家制度能力叁个构成部分的内涵，对这叁种国家制度能力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深入分析。最后，利用一个国家与社会的博弈模型，从静态角度分析了国家治理形态与国家制度能力的关系，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从动态角度研究了两条国家制度能力的演化路径，即国家制度能力的积极建路径和消极退化路径，并归纳总结了国家制度能力积极构建的必要条件。第叁章对国家制度能力与经济转型的内在关系进行了更加深入的分析。该章首先从批判新自由主义的经济转型观入手，提炼和归纳出制度主义的经济转型观，并利用比较制度分析学派的主观博弈模型研究了经济转型的阶段性与路径演化特征。其次，对转型进程中出现的经济绩效分化现实进行了描述并对具有代表性的叁种解释转型绩效差异的观点进行了评析，在此基础上提出国家制度能力作为影响转型绩效的关键变量，并构建了一个国家制度能力与社会能力的最优配置模型，以分析国家制度能力与转型经济绩效的内在关系。第四章由定性分析转入定量分析。该章构建了一个由叁个一级指标和八个二级指标构成的国家制度能力评估指标体系，并应用这一指标体系分别对中俄两国的国家制度形成能力、制度实施能力和制度调适与学习能力进行评估和比较，在此基础上对两国综合的国家制度能力进行比较。通过这些比较，归纳出俄罗斯转型期的国家制度能力形态具有“勾结型国家”、“掠夺型国家”和“失败的国家”叁大特征；而中国的国家制度能力形态则具有“自主性国家”、“发展型国家”和“强国家”的综合特征。第五章着重深入研究俄罗斯转型期的国家制度能力衰败与转型危机的内在形成机理。该章首先研究了前苏联计划经济体制的形成与强国家的崛起，分析了前苏联时期的经济改革与国家制度能力削弱的过程。然后着重研究了叶利钦时代，俄罗斯国家制度解构与能力衰败的内在机理，即激进转型战略的形成导致国家制度形成能力的僵化；制度结构的解体导致国家制度实施能力的耗竭；利益集团的制约导致国家制度调适能力的近乎丧失。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国家制度能力衰败与俄罗斯转型危机的关系。最后，本章进一步研究了俄罗斯普京执政时期和梅普共治时期俄罗斯国家治理方略的转换，以及所采取的重塑国家制度能力的战略举措，并对俄罗斯未来的转型路径与国家制度能力改进的方向进行了分析和展望。第六章则转入对中国转型期国家制度能力培育与转型奇迹的关系进行深入研究。该章首先研究了全能主义国家支撑下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形成过程，并分析了计划经济体制的曲折探索对国家制度能力的影响。其次，着重研究转型时期，中国国家制度能力构建与培育的内在机理，即国家治理目标的灵活转换促进了有效制度改革能力的形成；国家权能范围的适度调整维系了国家必要的制度实施能力；国家根据内外环境的变化做出适应性调整，增强了国家的制度学习能力。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国家制度能力培育与中国转型奇迹的内在关系。最后，论文立足于经济转型深化与后国际金融危机时代中国面临的崭新挑战，集中论述了改进和提升国家制度能力的战略举措，并分析了国家制度能力提升与中国的转型发展方向。第七章对全文的研究内容进行总结，在此基础上得出若干结论和启示。论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和结论可以归纳为叁个方面：（1）国家制度能力是理解经济转型与经济发展的崭新理论视角；（2）国家制度能力是导致中俄两国转型绩效差异的关键变量；（3）国家制度能力构建是转型深化与后国际金融危机时代转型国家的一项重要战略举措。论文得出对转型国家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制度构建与经济发展具有借鉴意义的叁方面重要启示：首先，社会经济转型不能以牺牲国家制度能力为代价，为此，应关注转型的策略选择，保持制度变迁的相对稳定性和连续性；其次，在经济转型中，应处理好国家制度能力构建的叁大核心问题，即国家自身的建设、国家与市场关系的调整、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协调；最后，在转型深化阶段，应关注国家制度能力构建中的内外联动效应，确保国家发展的自主性和有效性。
魏泳安[6]2017年在《中国精神教育研究》文中认为“精神”之于中国这一有着几千年文化传统的文明古国,显得弥足珍贵。在中华文明的发展历程中,正是因为精神的存续,使中华文明历经磨难而不衰,千锤百炼更坚强;也使得中国人所具有的生命质感、心性本体、民族气节和人格理想等高贵优雅之精神境界得以传承和彰显;更使得中华儿女能够在民族危难关头团结一心,奋勇向前,克服各种艰难险阻探求国家救亡和民族振兴之道。当前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古老的中华文明正在经历着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现代转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成为全体中国人民共同的梦想和奋斗目标。在这一历史关口,我们比任何时期都需要有一种精神力量来凝心聚力、兴国强国。这种精神力量就是中国精神。中国精神既关涉着历史和文化传统,也关涉着改革和现代发展;既体现着国家发展的精神和意志,也体现着个人成长的中国体验和精神世界。中国精神包含了民族性和时代性,将中华文明“独立之精神”系统完整地呈现出来。民族性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这种精神“始终是把中华民族坚强团结在一起的精神力量”;时代性即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这种精神“始终是鞭策我们在改革开放中与时俱进的精神力量”。而将这种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融会贯通,便成为中国精神,成为中华文明团结一心的精神纽带和自强不息的精神动力。当前在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征程中,我们需要大力培育和弘扬中国精神,探究中国精神教育的基本规律和时代特点,并通过有效的教育方式最大程度上凝聚国家精神力量,构建良好社会精神风尚,促进个体心灵秩序的安定和国家认同。中国精神教育既是一个理论命题,也是一个实践命题。作为理论命题的中国精神教育,需要清晰把握中国精神的历史源起和发展脉络,明确中国精神教育的理论基础和内在机理,总结中国精神教育的历史经验。首先,从中国精神的历史源起和发展脉络来看,中华文明独特的地理环境、自然条件和生产生活方式孕育和生成了中国精神,中华文明的历史发展和文化积淀促进了中国精神的丰富和发展,尤其是在近代民族危亡的历史关头,中国人民在寻求国家救亡的过程中找到了马克思主义,并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中,实现了中国精神的淬砺和升华。纵观整个中国精神的发展轨迹,其表现出继承性与超越性、客观性与能动性、思想性与实践性、进步性与曲折性、民族性和世界性的发展规律。其次,从中国精神教育的理论基础和内在机理来看,中国精神教育的过程体现着马克思关于“精神”形成和转化的一般原理,即,中国精神的实质和过程表现为“精神需要—精神生产—精神交往—精神转化”的一般原理,马克思的“精神”形成和转化理论是中国精神教育的思想遵循。同时,中国精神教育既关涉着宏观层次上的精神风尚和精神凝聚,也关涉着微观层次的心灵秩序和精神世界。因此,中国精神教育必须在宏观层面上把握民族性的精神传统、时代性的精神贯穿、世界性的精神彰显,并在微观层面上探究中国体验、精神生活、精神成人和精神信念等个体性的精神内化机理。第叁,从中国精神教育的历史经验来看,古代中国精神教育体现出家国同构的特点,其具体体现为大一统的教育主线,道统与政统相结合的教育机制,吏、士、长相结合的教育格局,以及修己安人的教育理念;近代中国精神教育主要体现为“中体西用”的特点,即,开展国民性的价值批判,促进科学和民主的本土迁移,并致力于以人的近代化塑造时代新风貌;现当代的中国精神教育,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精神旨归,以马克思主义为精神指引,注重宣传教育的主动性、针对性和实效性,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提振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作为实践命题的中国精神教育,需要准确把握中国精神教育的现实诉求,明确中国精神教育的总体思路,探究中国精神教育的实施路径。首先,在当前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精神教育机遇和挑战并存。党的十八大以来,通过全面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改革发展,开辟了治国理政的新境界,迸发出新的时代精神要素,这主要包括了 : “四个全面”的战略新布局、五大发展新理念、常态化反腐的政治新生态、彰显核心价值的文化新样态、信息社会的创新活力、“美丽中国”的生态新境界、大国外交的国际新形象、体现家国情怀的教育新思维等,这些新的时代精神要素是中国精神教育的时代条件。同时,当前中国也处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历史关口,传统与现代的颉颃、积极与消极的并存、主导与多元的同在、发展与平衡的冲突、复杂与现实的抵牾等,是中国精神教育所针对的现实问题。此外,在当前的中国精神教育中也存在着简单化、功利化和零散化的问题,这是中国精神教育的实施瓶颈,也是当前中国精神教育首要解决的问题。其次,确立中国精神教育的总体思路需要把握教育的目标、原则、基本向度和教育特殊性,并从系统和动态的视角明确中国精神教育的关键。具体而言,需要分别从国家、社会和个体叁个层面确立中国精神教育的目标;从传统型与时代性、主导性与主体性、理想性与现实性、民族性与开放性、系统性与层次性等方面来把握中国精神教育的原则;从历史、国情、世情和党情等方面确立中国精神教育的基本向度;对青少年、党员干部、媒体工作者、新经济组织从业者等典型人群和欠发达地区、民族地区、革命老区等特殊地区,有针对性地提出具体的中国精神教育方略。此外,中国精神教育作为一个动态复杂的教育系统,需要注重教育的契机把握、形式选择、主体联动、过程持续和生态契合。第叁,在明确中国精神教育思路的基础上,中国精神教育的实施路径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一是个体自我层面上的精神修为,这需要注重人格修为、践行社会关爱、树立家国情怀、省思时代境遇、发扬敬业精神;二是家教家风中的中国精神教育,这需要挖掘优秀传统家教家风成果、促进家教家风时代文化涵养、发挥家教家风中的榜样示范;叁是学校层面上的中国精神教育,主要从实施中国精神教育的分阶段有序推进、将中国精神系统融入课程和教材体系、构建中国精神教育的实践教学模式、提升中国精神教育的师资队伍水平、促进中国精神教育的教学方法创新等方面着力;四是社会层面上的中国精神培育,需要从道德实践滋养、优秀文化传承、核心价值彰显、文艺创作表达、大众媒介传播等方面来开展,从而最终形成个体、家庭、学校和社会的教育合力,共同推动当前中国精神教育。
王亚刚, 席酉民, 荣卫东[7]2010年在《企业政府关系与企业社会责任:金融危机背景下中国企业的战略创新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针对传统企业竞争战略理论及其创新研究的不足,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及我国企业所面临的客观环境,对金融危机下我国企业进行战略创新的必要性、具体内涵及内在机理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研究。首先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论证了战略创新是新经济背景下中国企业的制胜之道之一。然后,系统探讨了金融危机下我国企业战略创新的具体内涵,即从战略高度对股东/投资人、员工、客户和竞争者之外的更广泛意义上的利益相关主体——政府和社会大众——加以考虑并将企业政府关系和企业社会责任有机整合到企业的整体竞争战略框架之中,从而实现二者与传统商品市场竞争战略间的有机整合。随后,深入剖析了前述战略创新的内在机理,即企业政府关系、企业社会责任与商品市场竞争战略间的静态匹配、动态调适与整体最优。
杨锐[8]2012年在《产业链竞争力理论研究》文中提出无论是企业之间,还是地区之间,它们的竞争愈趋以产业链竞争为主要竞争形式。立足实践,不难发现,在企业转型发展实践中,国内外的一些企业,已经或正在实施以产业链竞争为导向的竞争策略；从地区的行业统计数据,也发现一个有趣的经济现象：同一产业链在不同地区之间存在显着的竞争力差异。然而,怎么解释这个差异或是说产业链竞争力的源泉是什么,在理论上还有待研究。产业链竞争力不同于产业竞争力,它关注的不是单个产业而是产业链的整体竞争力,因此,产业链竞争力有其自身的源泉。产业链竞争力的源泉是什么?这是本文的研究问题。产业链是一个涉及企业、地方政府、产业、空间等多主体多层次产业活动组织的概念。要提升产业链的整体竞争力,需要企业与地区(国家)的协同行动。因此,从产业链治理的视角来分析产业链竞争力是切合实际的和可行的。产业链是一个融合了产业活动分工、产业活动组织模式(协调)以及空间上的产业构成这叁个基本维度的概念。它是产业与空间相互交织的一种分工与协调形式。从分工角度,产业链是分工促进生产率提高的一种实现形式,通过专业化经济的分工以及产业链上的组织经济法则,获得生产率的动态变化和成本结构的变化。本文认为,分工之所以能够不断进步,是因为产业链所属空间的联结密度的恒定增加和市场容量的扩大。从协调角度,强调产业组织的演变及其形成相互关联产业结构的重要性,以产生经济系统的动态效率。以产业链的这个概念为基础,本文认为,产业链竞争力的形成是一个优化产业构成和产业活动组织模式的动态过程。这个过程是通过企业与地区的协同行动来实现：①选择和定位产业活动,这些产业活动利于产业间知识溢出,内生地推动产业链分工,进而形成产业链租金；②适时的变迁产业链治理模式,以占有产业链租金,它既能提升国民的收入水平,同时,在开放的经济中,又能促进微观经济活动的竞争性。产业链租金是通过产业链治理获得的剩余收入增加和成本降低之和。产业链租金的产生、实现和发展分别受资源基础变化、组织模式变迁和结构约束的影响。因此,地区产业链竞争力有叁个源泉：一是与地区产业链的分工程度有关的生产率。二是与地区所形成的产业链治理模式有关的组织效率。根据微观组织模式中的网络集中势和政府对产业链经济活动在空间聚集的干预程度,有叁种产业链的治理模式,分别是垂直网络组织模式、共享治理模式、行政治理模式。叁是与在空间聚集的产业结构的相关多样性有关的结构效率或知识溢出效果。本文基于电子设备产业链在10省市的2000～2007年的面板数据,对产业链竞争力形成的源泉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显示：产业链上产业结构的相关多样性、微观组织模式和空间聚集状态、以及产业链分工程度对地区产业链竞争力的差异有显着的积极影响。其中,产业链分工程度受市场规模和联结密度变化的影响,而且市场规模与联结密度的协同性对产业链分工程度的提高有显着的积极影响。在市场形成的产业聚集空间下,相比较于共享网络治理模式,垂直网络组织更加有助于产业链竞争力提高。在政府干预的产业聚集空间下,企业的投资决策行为受政策的诱导,它们倾向选择相互共同治理模式,而不易形成垂直网络组织的治理模式。此条件下,共同治理模式对产业链竞争力提升有较微弱的积极影响。本文有两个方面的理论贡献：①本文融合了新制度经济学的治理观、新经济地理学的产业聚集理论和演化经济地理学的产业结构观等多个学科的理论观点,从理论上提出了产业链竞争力形成的分析框架,不仅能较稳健的解释产业链竞争力的表现在地区间的差异,而且对新制度经济学与新经济地理学的交叉研究,作出一个微不足道的推进。②分析了微观经济活动的组织安排与产业活动的空间制度设置的相互影响。在不同的制度设置下,微观活动的组织安排会有相应的变化,对经济绩效的影响也不同。最后,本文提出了政策设计的一些思考方向。例如,对地区经济发展的治理,应从产业链的视角来深入思考,而不应仅仅考虑单一产业。产业政策应该从产业链竞争力的整体提升角度来设计。对于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角色,不能一概而论,而应有地区差异,而这种差异应考虑到产业活动的组织安排性质。
谭可欣[9]2009年在《高技术企业R&D知识管理的模型与机制研究》文中指出高技术企业作为新经济的代表在当今经济舞台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高技术知识创新是其竞争优势的根本来源,而研发(R&D)过程则是知识创新最密集的环节,本文试图从知识管理的角度分析对高技术企业R&D的管理。在高技术企业R&D中引入知识管理的理论和方法,并不是简单的将知识管理的方法体系强加在企业R&D管理中,而是要求从更深的理论层次把握高技术R&D和知识管理的本质特征,并将与之密切相关的技术、环境和流程等管理要素资源进行科学、合理的配置和相互有效的联动,促使知识生产和配置体系的形成。本文深入分析了高技术企业及其R&D的特点,并在此基础上,以知识员工(或研发人员)和研发流程这两个创新载体为切入点,通过对有形载体的管理机制分析与模型构建实现对无形的知识创新的高效整合。知识员工是知识创新的主体和基本单位,其创新决策能力对于高风险的高技术R&D来说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为此,本文将创新决策能力作为对知识员工的研究重点,引入认知科学和自组织理论,深入分析和阐释了创新决策能力的影响因素和形成过程。通过理论演绎揭示出“内隐认知激活”和“元认知调控”是创造性思维系统从初级有序向高级有序演化过程中的两个关键序参量,同时指出“启发信息”是系统的混沌“吸引子”。并有针对性的提出了研发人员创新思维能力的提升策略。研发流程方面,本文针对现有解决手段的不足提出了旨在整合流程与技术系统的知识工作流系统(Knowledge Workflow Management System,KWMS)概念模型。该模型针对高技术R&D特有的不确定性同时对知识和研发流程进行了模块化构建,其主体结构为“两库一链”,即模块化的知识库和步骤模板库以及具体R&D项目的知识创新链。KWMS一方面适应了R&D创新的灵活性,另一方面使相关知识在交流、存储的过程中携带上了情境信息,从而能大幅提高知识的重用(Re-use)效率。此外,本文还探讨了多Agent技术在KWMS中的应用。研发人员和研发流程是企业R&D过程中知识创新的两个基本载体,可以说,对二者的知识管理实现是高技术企业R&D引入知识管理的必要条件,但却不是实现高技术R&D知识创新的协同化、一体化、智能化的充分条件。为此,本文根据研究生命进化的超循环理论,演绎出R&D体系的生命组织结构,目的是进一步实现R&D知识管理体系的自我调适和进化。R&D超循环系统按纵向由下到上可以分为叁个层次,即个体层、团队层和组织层。低的层级经过超循环的自主催化,进化到高一级层次,组成有序的纵向结构。本文进一步分析了该组织系统的超循环进化机制、实现策略和演化途径。在揭示出组织创新内在进化规律的基础上,本文进一步提出了高技术R&D知识创新系统的柔性管理体系以诱导和放大R&D过程中的变异和选择作用,该体系包括叁大关键管理因素:创新氛围——知识场;创新驱动——竞争与协同;创新控制——反馈与前馈。本文对以上叁大因素进行了详细的特点分析和机制阐述,并提出了相应的柔性管理策略。
周宁[10]2009年在《中国农业科研投资效率研究》文中提出农业是人类社会基本生活资料的来源,农业的稳定增长对于中国国民经济的稳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科技创新是推动农业发展的源动力,而科研投资是科技创新的源头,农业科研投资效率已成为国际农业竞争乃至国际经济竞争的新焦点。科学技术、经济社会与管理制度是互为联系的大系统,通过宏观调适和寻优,达到突破瓶颈的目标。农业科学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表现为它能直接或者间接地使劳动过程发生变化。作为农业科学技术的发展源头——农业科研投资,是开展农业科学研究的物质基础,是农业经济增长内在的动力,是中国农业的核心竞争力所在,它是为促进农业发展进行的各种研究活动所投入的直接和间接费用。过去的几十年中,中国食物供应增加的实现几乎完全依赖于国内生产的增长,在对农业的物质投入已经稳定、增加潜力有限的条件下,加强对农业科研的投资以增加农业经济的增长和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是未来发展的良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末期开始的经济改革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由市场决定资源配置和对外几乎全面开放的经济使纵向的“帕累托改进”或“卡尔多改进”得以深化。但是,各个地区的横向发展是不同步的,伴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中国东、中、西部地区、各个省份之间的经济差距呈现出不断扩大的趋势。同样,中国农业地区经济增长差距也十分显着,各个地区的农业基础环境、农业经济增加值、农业产值都存在差异,投资是农业经济增长的动力,也是中国地区经济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之一,研究中国不同地区的农业科研投资效率是有必要的。农业科研投资作为一个复杂经济综合体中的一个项目,其作用的发挥受到地区各方面宏观因素的综合影响。政策制定者应考虑农业科研投资与地区农业生产条件、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农业科研投资与地区条件相适应和配合是十分必要的。本文旨在从经济学角度出发,在科学度量中国农业科研投资规模的基础上,分析中国各个区域农业科研投资的效率及影响效率的宏观因素,重点考察农业科研投资在各个区域的现状和可能改进的方面,最终寻找科研投资优化配置的方法和实现的途径。本文共分为八章,具体研究内容和结论陈述如下：研究内容一：科学度量中国各地区农业科研投资的规模存量.农业科研投资对农业经济的促进作用不会马上发生,科研投资从资金投入到最终获致生产力增进的报偿时滞性明显。构建中国农业科研投资的分布滞后模型,科学度量科研投资的时滞期、投资各期发挥作用的权重,将农业科研投资流量转化为存量是进一步研究的基础工作。研究结论表明,农业科研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是跨期的,不同行业和地区表现出明显的差异。种植业、畜牧业和渔业呈现不同,畜牧业和渔业的科研投资对农业经济增长的贡献明显优于种植业。研究内容二：考察中国农业科研投资的区域效率,及效率变化的趋势。运用非参数计量经济的研究方法,度量中国各个区域农业科研投资的效率,按照“资本边际收益率均一化”原则,区域间科研投资配置效率尚存在进一步优化的可能。中国不同省(市、区)农业科研投资的边际收益曲线基本有相同的走势,总体上服从边际收益递减的规律。农业科研投资效率的变化,不是农业经济增长或农业科研投资单方面突变引起的,是规模报酬递减规律引起了这些变化。其次,各个省(市、区)农业科研投资边际收益相差悬殊,科研投资在地区间配置尚未达到最优。研究内容叁：描述影响地区农业科研投资效率的宏观因素,实证分析各个影响因素的影响程度,寻找区域科研投资优化配置的政策建议。根据农业科研投资效率的特点和中国的实际情况,认为农业生产因素、经济发展因素和科研管理因素是影响科研投资效率的主要宏观因素。农业生产条件是农业科研投资发挥作用的基础；经济发展条件是科研投资发挥作用的支撑；科研管理条件是科研投资发挥作用的保障。农业科研投资效率与这些宏观因素相互影响、动态作用。在农业生产因素中,农作物总播种面积、单位播种面积农业机械使用量、有效灌溉面积占农作物总播种面积的比重、单位播种面积化肥施用量四个变量对科研投资效率的影响最为显着。保障农业生产的物质基础、增加科技化生产要素的投入是从农业生产方面提高科研投资效率的良策。在经济发展因素中,地区农业生产总值指数变量对科研投资效率影响最为显着,地区农业经济的发展为农业科研提供资源支持,是地区农业科研投资效率最重要的支撑。在农业科研因素中,科研人力资本存量、单位从业人员政府投入资金指数变量、单位科技人员业务费支出指数变量对科研投资效率均有显着影响。在农业科研管理体系中,重视科研人力资本的管理、激励机制,重视科研资金的来源渠道和支出结构,都是进一步提升其效率的关键。
参考文献：
[1]. 新经济环境下中国经济的战略调适和国家创新[D]. 余舸西. 厦门大学. 2001
[2]. 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国家自主性[D]. 陈霞. 吉林大学. 2016
[3]. 文化视阈下的日本企业制度变迁研究[D]. 徐兴. 吉林大学. 2014
[4]. 国家广告产业园集约化发展研究[D]. 颜景毅. 武汉大学. 2015
[5]. 经济转型进程中的国家制度能力演进[D]. 黄秋菊. 南开大学. 2012
[6]. 中国精神教育研究[D]. 魏泳安. 兰州大学. 2017
[7]. 企业政府关系与企业社会责任:金融危机背景下中国企业的战略创新研究[J]. 王亚刚, 席酉民, 荣卫东. 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 2010
[8]. 产业链竞争力理论研究[D]. 杨锐. 复旦大学. 2012
[9]. 高技术企业R&D知识管理的模型与机制研究[D]. 谭可欣. 华侨大学. 2009
[10]. 中国农业科研投资效率研究[D]. 周宁. 南京农业大学. 2009
标签：经济体制改革论文; 经济转型论文; 新经济论文; 经济论文; 中国模式论文; 经济建设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治理理论论文; 组织绩效论文; 绩效目标论文; 制度理论论文; 战略分析论文; 组织环境论文; 差异分析论文; 经济学论文; 制度文化论文; 企业创新论文; 创新理论论文; 产业链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