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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C9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672(2012)06-0021-06
作为引自西方的社会工作专业理论体系和知识框架，如何在中国的社会文化语境中，实现它的本土化和脉络化，以促进中国社会工作的专业化发展，是当前社会工作研究中的一个基本论题，即中国社会工作本土化问题。2010年中共中央发布《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明确提出到2015年培养200万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到2020年培养300万社会工作专业人才的发展目标。2011年国家十八个部委联合下发《关于加强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的意见》，在全力推进社会工作发展的当前社会背景下，中国社会工作本土化问题的探讨和解决显得更为迫切。
一、中国社会工作本土化：已有的研究思路
当前进一步有效推进中国社会工作的本土化，需要仔细清理过去十多年来已有研究对这一问题本质内涵的理解方式，以及思考这一问题的基本理路与内在逻辑，并以此为知识资源和反思对象，探寻下一步有价值的可能研究路径。
(一)社会工作本土化的内涵理解
对概念内涵的理解方式影响着研究问题域的划定和研究的基本路向。何谓社会工作的本土化?在已有研究中，由于不同研究者对“本土化”三个字的关注点不同，而体现出两种相对不同的理解方式。
第一种方式，是把理解的关注点放在了“化”字上，强调的是社会工作本土化的过程性，即外来社会工作的价值理念和知识体系融入中国本土而发挥作用的过程。在这一理解方式下，又可大致概括出三种略有差异的具体观点，即“结合论”、“适应论”和“双过程论”。“结合论”的基本观点是主张本土化即“将社会工作功能和教育与某个国家的文化、经济和社会现实结合起来的过程”①。对中国而言，则是将“西化”的社会工作教育方法和中国本土特殊环境相结合，把这种互动过程看作是本土化的一种明智选择。②但这具体是一个怎样的结合过程，并没有说清楚。“适应论”则强调外来的社会工作理论在适应本土的过程中，对本土主体性的重视，要站在本土的立场上提出问题和分析问题。③而“双过程论”则涵盖了社会工作外来经验适应本土文化的过程，和本土社会工作经验向专业化方向发展的过程④，在这一观点下本土性社会工作⑤，或本土社会工作实践⑥、本土非专业社会工作⑦成为一个重要研究话题。
第二种方式，是把理解的关注点放在了“本土”两个字上，凸显的是社会工作本土化的空间性和结构性。就中国而言，在地域空间上存在着不同地区之间的经济、文化差异，在文化结构上存在着精英文化、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文化、市场经济的消费文化等不同类型，因此本土本身不是一个单一固定的抽象概念，而是一个丰富多元、有着结构性差异的现实场域⑧，所以从这一角度看，中国社会的本土化是一个多层次的复杂过程，需要考虑中国地区经济与文化发展的多元性与差异性。
(二)社会工作本土化研究的四重理路
如何实现社会工作在中国的本土化?梳理已有的相关研究，大致体现出了四种研究理路，即分别从文化价值观、社会结构与制度安排、行为结构、具体实务方法四个层面来剖析东西方之间的差异，以及在此基础上的中国社会工作本土化的可能性路径。
社会工作本土化是一个文化关涉性过程⑨，因此，不少相关研究都主动从文化价值观的层面上来论证自西方输入而来的社会工作知识框架在中国实现本土化的可能性。此类研究，一方面，从传统文化的角度，对东西两种文化价值观传统展开多侧面比较，力图找出基本的共通性和差异性，如东西方对爱的理解、基督教伦理和儒家伦理、人道主义和社会福利思想的比较⑩；另一方面，则力图发掘本土思想资源在重构社会工作知识框架中的可能性贡献，它所追求的目标不仅仅是西方社会工作知识框架在中国落地生根，更是以中国的本土思想资源贡献社会工作的知识库存，为全球学术共同体和社会工作实践提供智识支持。(11)
从社会结构和制度安排的层面，相关研究者分析了中西社会之间的结构性差异、在制度和体制上的差异，以及这些差异对中国社会工作本土化所带来的挑战和应对思路。在社会结构性上，除中国社会的差序格局和熟人社会的性质对社会工作本土化的影响一再被提及外，西方社会的“个人——社会”结构模式和中国社会的“个人——家庭——社会”结构模式之间的差异，也被引入进来，作为社会工作本土化的分析视角。(12)而在制度安排上，则探讨了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行政性、半专业化的社会工作在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过程中的结构性变化，提出要有效利用制度资源与组织载体(13)，通过嵌入和抽离等方式，促进社会工作本土化进程。(14)
从行为结构层面，则分析了中国社会特有的求—助行为结构及其背后的制度、文化动因(15)，尝试引入社会网络研究中的“关系”概念探寻中国人的人际交往特征，为从社会工作本土化寻求行为实践层面上的依据。(16)
此外，还有部分研究从社会工作的具体实务方法和工作领域展开对本土化问题的探讨，如对社会工作中的案主自决原则、小组工作方法等在中国社会工作实践运用中的分析，对我国农村社会工作本土化、学校社会工作本土化、社会工作机构本土化的讨论。这些研究或触及了实践操作层面，或有较深入的实证研究，都从某个侧面对中国社会工作本土化的具体发展提供了有益启示。
综观已有的这些相关研究，确实为中国社会工作本土化的发展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智识资源，廓清了本土化过程中的很多基础性问题。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发现，在已有的研究中，忽视了社会工作本土化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即社会工作者的实践性知识。社会工作者的实践性知识，是作为受过专业教育或培训的社会工作者在其回应不同人群的专业实践中所建构生成的一种知识形态，它恰好处在具有西方文化价值涉入性的社工专业知识架构和具有本土文化境遇的社工专业现场之间的交汇处，恰好处在体现抽象化概括化的理论逻辑和体现情境化个体化的实践逻辑之间的交汇处。来自西方社会工作专业价值理念及建立在此基础上具体实务方法，是否与中国的社会文化境遇有结构性冲突，如果有，这些冲突又有哪些具体表现，其过程如何；中国的传统思想资源是否对当前的社会工作有实质性影响，如果有，都有哪些影响，其机制是什么；来自西方的社会工作专业知识框架和中国已有的非专业性社会工作模式之间发生着怎么样的互构，其具体方式是什么，在这一互构过程中，是否有新的社会工作知识形态生成，等等，这一系列的问题都会落在生态化、情境化、复杂性、动态性的社会工作实践现场，都会在基于这种实践现场而生成的社会工作者的实践性知识中体现和折射出来。因此，推进中国社会工作的本土化进程，非常有必要关照社会工作者的实践性知识。
二、实践性知识：中国社会工作本土化研究的一种可能视角
(一)何谓实践性知识
实践性知识(practical knowledge)，即专业实践者在动态、复杂的专业现场所建构生成的关于如何处理具体专业实践问题的知识。对这一知识形态，最早可追溯到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关于实践智慧(Phronesis)的论述，这是一种来自于人类实践本身的实践性知识形式，起始于人们对何谓人类之善和人类福祉的理解基础上的对问题合乎情境的思考。在当代则与美国的哲学家教育家杜威、英国的哲学家波兰尼(Polanyi，M.)的思想有相通之处。杜威针对教师职业发展中的“理论”与“实践”之间的二元对立，提出了基于教学实践现场的“观察(observation)”、“洞察(insight)”反思(reflection)的“实践性学习”，通过这种学习，以克服“理论”与“实践”脱节的二元对立现象，实现教学理论与教学实践的融合。波兰尼则提出了和个体实践密切相关的个人知识(personal knowledge)与默会知识(tacit knowledge)。他认为宣称科学知识的完全客观性只是一种妄想，所有的科学知识都是个体参与的，包含有个人系数的。与可以明确表达出来的概念、命题、公式等外显知识相对的，是个体在实践中所领会和体验到的默会知识。
虽然如社会学家布迪厄所说，每个人对世界都有一种实践知识，并且都将它运用于他们的日常活动之中。但当前对实践性知识的深入研究主要聚焦在专业性实践中。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哲学教授唐纳德·舍恩(Schon，D.)1983年出版了其著作《反思性实践者——专业工作者如何在行动中思考》。(17)该书通过对建筑师、城市工程学家、经营管理专家、精神分析专家等专业实践的案例研究，提出了与体现“技术理性”的“技术熟练者”相对立的以“活动过程中的反思”为特征的“反思性实践者”。反思性实践者遵循实践性认识论，通过“同情境对话”，运用经验中培育的默会知识展开对问题的建构和重构，构筑同顾客的对话关系，以求得问题解决。他指出，专业实践者具有某种特殊的知识，这种知识存在于行动当中，每个胜任工作的人都有一套关于如何去做的知识，通过在实践中不断地处理问题使对实践的认识内隐、自然和自动化。在这一过程中，专业理论不是从外部控制专业实践过程基础，而只是作为实践主体思考和行为的参照框架。
在社会工作领域，有研究者明确指出“日常实务中，社会工作者运用的并非系统研究和理论性知识，相反，直觉性(包括习惯性)的知识才是最重要的”。(18)当前西方社会工作知识观越发多元，建构主义、诠释主义知识观的影响力渐增。在知识观发展的背景下，研究者借用了波兰尼的个人知识与默会知识的概念，认为社会工作者的实践性知识也是一种默会知识(19)，并在此基础上引发一系列关于实践性知识的存在形式、结构、性质与内涵研究。国内虽然也有研究者提到“基本上社会工作知识来自于真实情境中的实践而非课堂上的灌输，来自于对处境化了的社会生活实践的反思，而非教科书上的教条及其背诵。一句话，社会工作本质上是一种默会知识。”(20)但是，相比而言，我们基本上还没有形成在这一方面的明确研究意识。
(二)实践性知识的视角能为中国社会工作本土化研究带来什么?
选择一种研究视角就为研究者框定了一个特殊的“视域”，它决定了从某个立足点出发所能看到的一切，决定了哪些现象可能会进入研究者的视野，哪些现象可能会受到研究者的特别关注，并把这些现象从自在的世界中抽离出来，形成特定的问题域，进而在它们之间寻求某种因果性的关联。打一个通俗的比喻，这恰如在一间黑暗的屋子里提一盏灯，要照亮屋子里的满堆着的物品一样，我们提灯所站的位置，不仅决定了屋子里物品的哪个侧面会进入到我们的视野，而且甚至决定了哪些物品将会进入我们的视野而成为我们观察的对象。那么，实践性知识的视角到底能为中国社会工作本土化研究带来什么呢?
首先，从研究方法论上看，它可以突破目前关于社会工作本土化的研究中，主要停留在宏观思辨为特征的宏大叙事式研究，转而聚焦情境化、个体化、动态化的实践现场，凸显了社会工作者作为社会工作实践主体的内在体验和他们的话语表达。可以跳出社会工作本土化研究中，对文化的静态分析，转而走进专业实践现场，通过动态的专业现场来探究对本土化发生着实质性影响的文化要素。这恰如有研究者所言的，“要在不同的本土文化基因中去取舍外来社会工作的文化价值基因，凭借的不是书生论道。相反，可能是透过实践中去尝试多元式的辩证，最后从具体操作和实际社会政治和经济环境中，去筛选本土和非本土价值有用的元素，建构一个相关的价值论述。”(21)
其次，从研究的基本问题看，通过分析社会工作者的实践性知识，可以透视哪些社会文化因素在对社会工作真实地发生着影响，它们与引自西方的社会工作价值理念和知识框架之间又是何种关系，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发生着相互作用的。社会工作的专业实践过程不是简单地把专业理论知识应用到实践中去的简单线性过程，而是社会工作者参照专业理论框架，基于对具体实践问题情境的专业判断，不断建构生成实践性知识，以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在这个动态的专业现场中，活跃着传统文化的、政治意识形态的、体制制度的、市场经济消费文化的各种要素，它们共同构成了社会工作专业实践的文化生态环境，也决定着社会工作者实践性知识的构建。因此，通过社会工作者的实践性知识，可以透视中国本土的思想文化中的哪些要素在今天仍然是“活着”的，有影响力的，这些要素又是如何与当今的政治意识形态、制度安排、市场经济消费文化等等相互补充、抵牾、重构、共存，实质性地影响着当代中国人的求-助行为方式和思想方式，而这些元素又是和社会工作专业理论应用有着怎样的互动关系。对这些问题的解答不仅有助于回答“如何本土化”，也有助于回答“什么是有效的社会工作”这一现实问题。
再次，从研究问题域的拓展看，关注对社会工作者实践性知识的研究，为揭示社会工作本土化在社会心理层面上的微观过程提供了可能。无论是专业的还是非专业的社会工作者的实践知识，都具有本土境遇性，是文化—制度—人等因素互动的现实反映。聚焦社会工作者实践性知识本身，探讨受过正规专业理论和实务教育的社会工作者，在走向专业实践现场后，在面对专业理念和本土现实之间的张力，是如何理解诸如助人、案主自决、小组工作方法等社会工作的专业理念、规范和方法的内涵与适用性的。这些理解都是通过哪些基本的心理过程被生产建构出来的，在社会工作者的认知结构中，这些基于本土实践情境所建构出的知识，是如何与他们所受专业理论知识并存，对他们的专业实践又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而对于非专业的社会工作者而言，在面对被赋予了科学合理性的社会工作专业理论的强势冲击时，其微妙的心理反应又是什么，这种心理反应背后的社会文化根基是什么，等等。对这些问题的探讨，将会引导社会工作本土化的过程去更加关注现实中具体的人，关注他们真实的感受和体验，而这恰恰是社会工作本土化最鲜活的基础。
注释：
①Rosa Peric Resnick，“Conscientization：An Indigenous Approach to International Social Work”，International Social Work，Vol.19，No.2，1976，PP.21-29.
②陈友华、苗国、彭裕：《中国社会工作发展及其面临的体制性难题》，《思想战线》2012年第3期。
③王思斌：《中国社会的求—助关系——制度与文化的视角》，《社会学研究》2001年第4期。
④顾东辉：《中国社会工作实践的本土导向》，载中国社会工作协会编著：《中国社会工作发展报告1988—2008》，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
⑤王思斌：《试论我国社会工作的本土化》，《浙江学刊》2001年第2期。
⑥王思斌：《中国本土社会工作实践片论》，《江苏社会科学》2011年第1期。
⑦李迎生：《构建本土化的社会工作理论及其路径》，《社会科学》2008年第5期.
⑧殷妙仲：《专业、科学、本土化：中国社会工作十年的三个迷思》，《社会科学》2011年第2期。
⑨Mel Gray，“Indigenization in a globalizing world：A response to Yunong and Xiong”，International Social Work，Vol.51，No.1，2008，PP.599-609.
⑩徐亚丽：《社会工作伦理本土化》，山东理工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
(11)何雪松：《重构社会工作的知识框架：本土思想资源的可能贡献》，《社会科学》2009年第7期。
(12)田毅鹏、刘杰：《中西社会结构之“异”与社会工作的本土化》，《社会科学》2008年第5期。
(13)吴建平：《制度资源与组织载体：社会工作本土化的理论思考》，《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11年第1期。
(14)马志：《21世纪以来社会工作的本土化倾向》，《中州学刊》2010年第1期。
(15)王思斌：《中国社会的求—助关系——制度与文化的视角》，《社会学研究》2001年第4期。
(16)唐咏：《中国内地社会工作理论本土化研究》，《学术界》2009年第2期。
(17)Schon，A.Donald，The Reflective Practitioner：How Professional Think in Action.London：Basic Books.1983，P.23.
(18)Goldstein，Howard，“Toward the Integration of Theory and Practice：A Humanistic Approach”， Social Work，Vol.31，No.5，1986，PP.352-357.
(19)Imre，W.Robert，Knowing and Caring， Philosophical Issues in Social Work.Madison Books.1982.P.124.
(20)范明林、徐迎春：《中国社会政策和社会工作研究本土化和专业化》，《社会》2007年第2期。
(21)殷妙仲：《专业、科学、本土化：中国社会工作十年的三个迷思》，《社会科学》2011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