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环境对魏晋人文风度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地理环境论文,魏晋论文,风度论文,人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马克思主义人地关系观，既不无条件地崇奉地理环境决定论，也不完全无视地理环境的巨大作用而陷入“地理环境虚无论”的泥淖。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来不用抽象的地理环境的概念空泛地议论其对人类历史与文化发展的作用。他们总是具体地分析问题，顺理成章地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本文就中国历史上魏晋时期特有的地理环境对人文风度的影响进行分析。
一、优美自然环境孕育纯高的魏晋人文风度
三国纷争，魏晋动荡，民不聊生，士人失意，却奇迹般地产生了魏晋人所谓的“高情远志”、“潇洒不群”的纯高人文风度奇峰，如建安邺下文人风采、魏末“竹林七贤”、西晋张华诸人的“洛水之戏”、石崇诸人的“金涧谷交游”，以及东晋王羲之诸人的“兰亭楔集”、支道林的“土山斋会”、释慧远诸僧的“庐山石门之行”和陶渊明的“钭川交游”等，他们或“手挥五弦、目送归鸿”；或“振衣千仞岗，濯足万里流”；或“携手入林，千里不归”；或“拂手晨征”，“乘兴而往”，其“高情远志”、超凡脱俗的风度，无不与彼时彼地优美的自然地理环境密切相关，也正是士人们发现自然、感受自然、爱赏自然、全身心投入自然怀抱所表现出的情怀。
魏晋人所独具的这种精神风度在有关典籍中有详尽记载和描述。如曹丕与吴质书云：“每念昔日南皮之游，诚不可忘。……驰骛北场，旅食南馆，浮甘瓜于清泉，沉朱李于寒水。皎日既没，继以朗月，同乘并载，以游后园。舆轮徐动，宾从无声，清风夜起，悲笳微吟……当此之时，忽然不自知乐也”（《三国志·吴质传》）。《晋书·嵇康传》云：“所与神交者惟陈留阮籍、河内山涛、豫其流者河内向秀、沛国刘伶、籍兄子咸、琅邪王戎，遂为竹林游，世所谓‘竹林七贤’也”；石崇《金谷诗序》云：“有别庐在河南县界金谷涧中，或高或下，清泉茂林，众果、竹柏、药草之属，莫不毕备。又有水礁、鱼池、土窟，其为娱目欢心之物备矣。……余与众贤共往涧中，昼夜游完好，屡迁其坐，或登高临下，或列坐水滨。时琴瑟笙筑合载车中，道路并作。及住，令与鼓吹递奏，遂各赋诗以叙中怀”（《世说新语·品藻》）。王羲之《兰亭序》云：“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修禊事也。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是日也，天朗气清，惠风和畅，娱目骋怀，信可乐也。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矣”（《晋书·王羲之传》）。陶渊明《游钭川诗序》云：“辛酉正月五日，天气澄合，风物闲美，与二三邻曲，同游钭川。临长流，望曾城，鲂鲤跃鳞于将夕，水鸥乘和以翻飞。彼南阜者，名实旧矣，不复乃为嗟叹。若夫曾城，傍无依接，独秀中皋，遥想灵山，有爱嘉名。欣对不足，率共赋诗。”
动荡不安的魏晋时期，带给人们严重的不平衡和压抑感，而优美的自然环境却能使人在身体和心理上获得短时的安静和松驰。如时人所言，“其为娱目欢心备矣”，“亦足以畅叙幽情”，证明了魏晋人已发现了自然环境的妙用，并很快流行开来，赏景的人也就越来越多，风气越来越浓。但随着名士大量南迁，历史向东晋推进，社会的特殊性与江南风物的独秀，自然景观已不再成为人们心理情感的外在凭借，而一跃成为人的一种内在需要。人们开始了从自然中去超凡脱俗，从自然中去获得“新我”。
二、地理环境南北不同，魏晋人文风度南北各异
中国地理环境的整体结构特征，影响着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总体特色，使其在世界文化园地中显示出东方文化的独特风貌。然而，由于中国地理环境的幅员辽阔，东、西、南、北的差异相当悬殊，民族的分布十分复杂，各地经济、社会、历史与文化发展的背景又各不相同，因而形成了中国各地具有不同特色的人文景观。我国魏晋时期以江南地区为代表的南方和以中原地区为中心的北方，其自然地理环境存在很大的地域差异，使其人文风度也相应地呈现出明显的不同特征。
根据著名气象学家和地理学家竺可桢先生对我国近5000年来的气候变化的系统研究和其他学者的成果，中国近5000年来的气候变化过程，可以划分出四个温暖期和与之相间的四个寒冷期。自东汉开始，历魏晋而至南北朝，是我国历史上第二个寒冷期。三国时期气候已很寒冷，魏文帝曹丕曾观兵广陵（今江苏淮阴），由于天寒地冻，淮河结兵，10万大军的军事演习不得不临时取消（《三国志·魏书·文帝记》）；东晋时代气候的寒冷程度达到了自东汉以来的最低点。据有关研究表明，寒冷往往导致旱灾以及随之而来的蝗灾、风暴、大霜、稻麦不熟等灾害频频出现，并且经常伴之以瘟疫流行。另据王邨等人的研究成果，自公元301年至629年，黄河流域经历了最近5000年来历时最长、最严重的干旱时期，自然灾害更加频繁地发生。魏晋时期200年间遇灾304次，平均每年罹灾1.5次。由于我国的黄河流域地处北纬30—40度之间， 正是气候变化最敏感的地区，故魏晋南北朝时期严重的干、寒及其它灾害也多集中于此一地区。加上此时期中原地区战乱不已，自然景观也遭到了极大的破坏，尤其是平原地区的森林基本上已采伐殆尽，对北方的文化也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在此荒凉萧瑟的自然地理景观条件下，其时名士们的精神面貌在有关典籍中有明确记载。如《晋书·阮籍传》云：“籍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时率意独驾，不由路径，车迹所穷，辄恸哭而反。”；《刘伶传》云：“（伶）常乘鹿车，携一壶酒，使人荷插随之，曰：‘死便埋我。’”；《世说新语》载王戎云：“与嵇康居二十年，未尝见其喜愠之色。”；《晋书·陆机传》云：“秀兵至，陆机释戎服，著白恰，与秀相见，神色自若……因与颖戕，词甚凄恻。即而叹曰：华亭鹤唳，岂可复闻乎？遂遇害于军中。”；刘琨《答卢谌书》云：“怪厚薄何由而生，哀乐何由而至？自倾舟张，因于逆乱，国破家亡，亲友凋残。块然独坐，则哀愤两集，负杖行吟，则百忧俱至”。陆机临刑前还怀念江南家乡的华亭风光，刘琨坐行不安，嵇康二十年不见喜愠之色，可见，北方名士的人文风貌多属愤激型与情感型，容易产生历史责任感与文化使命感，可以称之为一种进取的人文风度。
与此同时，我国的南方纬度位置相对较低，又靠近海洋，属于典型的亚热带季风气候区，温暖湿润，森林茂密，自然景观奇特壮丽而典雅秀丽，加上政治相对稳定、经济富饶，自然会引起人们心理上的不同感受。如《会稽郡记》载：“会稽境特多名山水，峰崿隆峻，吐纳云雾，松栝枫柏，擢干竦条，潭壑镜澈，清流泻注。王子敬见之曰：山水之美，使人应接不暇。”、“顾长康从会稽还，人问山川之美，顾云：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蒙笼其上，若云蒸霞蔚。”、王子敬云：“从山阴道上行，山川自相映发，使人应接不暇，若秋冬之际，尤难为怀。”、“王逸少云：从山阴道上行，如在镜中游。王司州至吴兴郡印渚看，叹曰：非唯使人情开涤，亦觉日月清朗”（《世说新语·言语》）。由于此种优美秀丽的自然地理环境，故有“王、刘、恒公共至覆舟山看，酒酣后，刘牵脚加桓公颈。桓公甚不堪，举手拨去”。（《世说新语·方正》）；“羲之既去官，与东土士人尽山水之游，弋钓为娱。又与道士许迈共修服食，采药石不远千里，遍游东中诸郡。”（《世说新语·文学》）；“王子猷居山阴，夜大雪，眠觉开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彷徨，咏左思《招隐诗》，忽忆戴安道。时戴在剡，即使夜乘小船就之，径宿。方至，造门不前而返。人问其故，王曰：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世说新语·任诞》）；“时会稽王道子专权，而奸诌颇相扇构，安出镇广陵步丘，筑垒日新城以避之。……安虽受朝寄，然东山之志始末不渝，每形于言色，及镇新城，尽室而行，告泛海之装。”（《晋书·谢安传》）名士们所表现出的超脱风度由此可见一斑。
东晋江南地区优美的山水，使人应接不暇，不能不使名士们顿生出世之意，一片自然风景就是一片心境。过去那不安的心灵、愤激的情感，完全可以消融在这江南秀丽的自然地理景观之中。《世说新语·文学篇》载“郭景纯诗云：林无静树，川无停流；阮孚云：泓峥萧瑟，实不可言，每读此文，辄觉神超形越”。这就是时人对江南优美自然地理景观的真切感受。所谓“神超形越”正是东晋人出世风度的特写。其时，余姚的虞喜和临海的任旭，受如博士而不就，朝廷甚至屡加表扬而仍无效果。此时虞喜正好在会稽，于是朝廷只好“遣就喜谘访焉，其见重如此”（《晋书释注》卷九一），这便是明证。显然，江南名士（主指东晋）的人文风度多属超脱型与美学型，安于现状，出世保守。
三、魏晋人开启了回归于自然，与自然认同的历史
魏晋以前，人们早已发现了优美的大自然，神话传说和文字典籍都有大量的例子。但那时人与自然的关系基本上是疏远的和分离的，不论是那些征服自然的神话故事，还是自孔子以后的人将自然纳入人的轨迹，都是如此。人与自然的亲密关系，亦即自然内在于人和人内在于自然的观念意识的形成，直到魏晋时期才真正开始。如第一部分所引王羲之父子的感叹、顾恺之的描写和郭景纯的诗句，都是有力的证据。建安“南皮交游”、“竹林七贤”的出现，以及兰亭禊集、释慧远的庐山盛事、陶渊明之成为田园诗人，这些被传为历史美谈的内容，均无不建立在人与自然的“亲密”二字上，其普遍性、深刻性和影响力也是绝无仅有的。所谓“老庄告退，山水方滋”正是这一历史的必然结果。《世说新语》中还有这样的记载：“王徽之暂住，便令种竹，曰：‘何可一日无此君。’……简文入华林园，顾谓左右曰：‘会心处不必在远，翳然林水，便自有豪濮间想也，觉鸟兽禽鱼自来亲人。’……荀中郊在京口，登北固望海云；虽未睹三山，便自使人有凌云之意”。
显而易见，人与自然此时是统一的，而不再是疏远和分离的了，而且还在真正意义上回归了自然，与自然认同。此外，魏晋人在欣赏人格本体美时，也几乎毫不例外地采用了以自然美比拟的形式。这在《世说新语》中更有集中记述，如“时人目夏侯太初，朗朗如日月之入怀，李安国颓唐如玉山之将崩”。“嵇康风姿特秀，萧萧肃肃，爽朗清举，如松下风，高而徐引”；“王戎云太尉（王夷甫）神姿高澈，如瑶林琼树，识者以为岩岩秀峙，壁立千仞”；“裴楷有隽容仪，赌者曰：‘见裴叔则如玉山上行，光彩照人。”；“时人目王右军，飘如游云，矫若惊龙”等，这些与其说是赞美人格美，不如说是在直接欣赏人体美。魏晋人为何均以自然美来比拟人的美呢？这是因为他们真正地与自然建立了亲密关系、与自然融为一体的缘故。魏晋后所出现的山水诗、山水画，层出不穷、历代不衰，及至明代我国伟大的旅行家和地质地理学家徐霞客一生考山探水，寻找大自然的奥秘，这些都是魏晋历史的正宗延续。
魏晋人对优美自然景观的发现与爱赏，乃至与自然融合、认同，它给中国乃至世界留下了极其丰富而宝贵的精神遗产，在人类文明的今天它正在发挥着光辉的作用。当今人们所提倡的回归大自然以及与之相关的森林旅游、生态旅游不正是魏晋时期人文风度的发扬光大么？
收稿日期 1999—06—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