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与中国农民政治参与行为的关系研究——基于全国代表性数据的实证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实证论文,代表性论文,媒介论文,中国农民论文,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0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6162(2015)03-0069-13 1 导论 政治参与是指公民对政府政策过程和决策产生影响的行为[1]。有序的政治参与既是民主政治生活的标志，也是维护政治体系合法性和稳定的重要手段。依据政治参与的有序程度，可将政治参与行为分成温和型政治参与行为和抗争型政治参与行为[2]。温和型政治参与行为通常包括投票、联系代表、联系官员和联系重要人物。抗争型政治参与行为是指公民通过较为激烈的经济手段表达政治利益诉求的行为。Scott通过对东南亚农民经济行为研究，揭示了农民可以通过非政治性的拒缴税费来表达自身的利益诉求，从而影响政府的决策[3]。Bates通过对热带非洲的考察，指出农民会通过迁徙来与政府对抗[4]。从严格意义上看，抗争型政治参与行为并不能简单地看作体制外的政治参与行为，它依然可以实现对体制内政府决策施加影响。 但无论何种形式的政治参与，均需要相应政治信息传播作为支撑。而作为政治信息传播载体——媒介，其与政治参与的关系，一直是传媒政治学中的经典问题。在大众媒介尚未普及的20世纪早期，政治传播研究者认为由于政党等政治组织对报纸的控制，媒介对公民的政治参与起着消极作用。之后伴随“第二波”民主化及其回潮，20世纪60年代的大众媒介被普遍地视为促进发展中国家民主变革的有力工具。此时学者施拉姆(Schramm)却隐晦地指出这一期望过于理想化。到1990年后，大众媒介(如电视、报纸、网络和手机)对公民政治参与的正向作用凸显，并在提高公民的政治信任、开拓公民的政治交流空间和拓宽公民获取政治信息的渠道等方面作用巨大[5]。 反观全球化与改革开放双重背景下的中国，其信息传播媒介发展迅速，新世纪以来报纸、广播、电视、手机及互联网的普及率不断攀升。2014年《中国新闻统计年鉴》显示2013年中国报纸出版平均期印数23695.77万份，总印数达482.41亿份，中国广播综合人口覆盖率为97.79%。而工业和信息化部《2014年通信运营业统计公报》显示，中国电话用户总数达到15.36亿户，中国10省市移动电话普及率超过100部/百人。同年《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则表明中国网民规模达6.32亿，农民网民占比为28.2%，规模达1.78亿。这些指标在发展中国家都处于较高水平。信息传播媒介的迅猛发展，也为中国基层民主制度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信息传播空间，充足的政治信息传播使得农民政治参与愈加成熟，并逐渐成为政策执行过程重要环节。但与此同时，农民的抗争型政治参与行为(如拒缴税费等)也时常见诸报端。有学者认为，如果特定政治体系无法应对公民日趋扩大的政治参与诉求，政治体系权威和合法性会面临重大挑战[6]。 因此，在信息传播媒介逐渐普及的中国，农民政治参与行为是否同样受到了媒介形式变化带来的影响？不同媒介对不同类型政治参与又具有何种作用？再者，传统媒体和新媒体对中国农民政治参与行为的各自影响又是如何？这构成了本研究要回答的核心问题。 2 中国农民温和型政治参与的动因：国家与社会之外？ 农民的政治参与，不仅是政治选举的起点，也是民主政治建设的突破口。已有文献中，学者对农民政治参与研究主要包括农民政治参与类型学分析、各类政治参与行为的后果走向和国家-社会动因。 2.1 农民温和型政治参与的类型与国家-社会动因 分析当代农民政治参与方式，首先有必要厘清纷繁的参与类型，如Burns指出农民政治参与渠道包括：发表看法、投票、接触、写信和拒绝合作。依据这些渠道的法律地位和精英对参与行动的影响，Burns把农民政治参与分为“精英倡导型参与”和“公民自发型参与”。这种类型划分表明农民政治参与行为，从改革开放以前的“政治卷入”逐渐转变为自主性、制度性和权利性的公民赋权运动[7]。但Kent Jennings则将农民政治参与行为简化为三种“自主性模式”，包括集体行动、表达民意、联系人大代表。值得注意的是，这种三分法并不包括农民政治参与的制度渠道——村委会选举[8]。 上述学者划分多为制度化的参与形式，或本研究所言的“温和型政治参与”。学界对农民制度化政治参与及其走向的理解却不尽相同。如Melanie Manion从选举联系的角度切入，认为当前中国农民的选举在选民和候选人间联系与西方类似[9]。虽然非正式的宗族和制度规定对选举存在干扰，但选举过程是决定村委会选举结果的决定因素。候选人必须回应农民的诉求。因此，她认为以农民投票为中心的选举参与行为，会加速推动中国乡村的民主化进程。但是，钟杨和陈捷则认为这种对农民参与自主性及其后果的理解过于乐观。结合2000年对江苏12个县的调研数据，他们发现中国村委会选举的“积极选民”，往往对自身政治的能力缺乏自信且其民主意识通常比较薄弱。类似的结论也被周晓虹得出，其从国家角度认为，“国家开始面临如何填补人民公社体制瓦解及废除之后某种程度上的基层农村社会的组织和权力真空，以及迅速解决前述农村基层社会运作的失范问题”[10]。因此，农民政治参与制度化反映了国家通过设置“村民委员会”，重建了国家对乡村的控制网络，以村政上的自治实现国家在农村汲取税费等资源的目标。 以上概括性分析可见国家-社会二元分构是隐匿在学界上述分歧背后的关键因素。追溯到1987年《村民委员会自治组织法》的颁布为标志，有别于传统乡镇政权的村民自治组织成立，这种治理模式，既不同于传统中国的乡绅经纪模式，又不同于人民公社时期的全能主义控制模式。村民自治委员会给予了中国农村一个相对独立的政治空间，符合了国家-社会理论分析相对独立的假设。国家维度下的国家政权建设和国家治理设定了农民投票、联系代表和拖欠税费的制度情境。这一制度情境从法理上规定了政治参与的制度化渠道、国家对乡村社会的控制强度和国家治理乡村社会的目标。社会维度下的群体团结程度(如精英间和农民间的组织网络和各种群众性组织的参与、农村经济发展的水平和步幅)，直接决定了农民政治参与的组织资源和组织能力。国家-社会的理论分野强调了农民背后的结构因素，只是此分析路径忽视了媒介在农民政治选择行为中的作用。而个体的政治行为均需要相应的政治信息和政治知识作为支撑。因此上述分析无法回答农民个体政治参与的知识和期望从何而来，无法解释农民个体的参与行为偏好。 2.2 农民温和型政治参与的媒介之维：路径、机制和作用 解析媒介与中国农民政治参与关系，首要回答的问题是，大众媒介对政治参与影响究竟是怎样作用于公民个体政治行为的？从西方政治传播研究成果来看，在讨论大众媒介与政治参与间净关系前，必须首先考量公民个人占有的参与资源和公民心理卷入参与行为的程度。其中，公民参与资源包括公民拥有的金钱、时间和与政治参与紧密相关的技能，而心理卷入则涉及公民的政治认知、政治兴趣和政治内外效能[11]，从更宽泛的定义上来说心理卷入非常近似政治文化概念。之所以讨论上述两个变量组，一方面在于理论上公民个人占有的参与资源和心理卷入分别解释了“谁能参与”和“谁愿参与”的问题，另一方面上述两变量在因果推断上会干扰媒介对媒介政治效果的判断。 就与政治参与有直接诠释关系的媒介依赖理论来看，至少有三种路径探讨媒介和政治参与间关系。(1)媒介是人类理性的表现[12]。媒介及相关的传媒技术通过减少信息传播的成本，扩宽信息传播的网络，有助于培育公民社会。这种路径重视媒介对政治参与的影响。但无法解释公民对媒介传播信息的选择作用。但这种路径注意到了媒介与信息传播的成本是紧密相关的。(2)媒介仅仅是人类沟通表达的工具，媒介与公民的政治参与并不存在必然的联系。情境和公民的个体特征是影响公民政治参与行为的主要原因。此种研究虽注意到了外界环境和公民个体特征对于媒介形式选择的制约作用，却由于仅仅观察了公民的截面数据，导致这种研究无法发现媒介对公民政治参与的长期影响。(3)媒介对政治参与的积极或消极影响，必须结合时间考察。研究者发现媒介对公民短期的政治参与具有显著影响。这种影响又可分为线上和线下影响。尽管如此，这种路径还是承认媒介与政治参与存在联系。其实，近代以来，大众传媒自身发展阶段和发展水平决定着媒介社会影响力，是不同时期学者形成有关媒介和政治参与间关系千差万别判断的历史根源。上述路径都无法否认媒介对人类政治参与行为有着巨大影响。 另一亟须解答的关键问题是，媒介对政治参与影响究竟是动员还是抑制？一般意义而言，媒介具有告知、教育和决策三种功能，这三种功能在政治生活中分别对应着政治信息传播、政治社会化和政治效能感的提高[13]。若考察理论和实践经验层面，不同的学者对媒介的影响力认知各不相同。从最初“魔弹论”经“弱效果”(Minimal Effect)再演进到“有限效果论”，媒介影响效果呈现N型曲线式变迁路径。媒介影响研究史表明，单纯鼓吹媒介万能或否认媒介社会影响力都是对媒介和政治参与间复杂因果关系的片面认知，这也是当代媒介“有限效果论”的基本立场。 主张媒介对政治参与发挥积极作用的学者，通常认为大众媒介在政治信息传播、政治议程设置和凝聚共同体方面对政治成员投票和其他政治行为具有积极功效。这类观点或可称为“媒介动员论”[14]。“媒介动员论”强调：媒介传播的新闻，无论是电视、报纸或是其他传播媒介，都会不同程度地提高公民的内部效能感，从而提高公民的政治参与行为；媒介传播内容质量是决定公民政治参与的关键因素。相对极具意识形态色彩的媒介万能论，这类研究认识到诸如媒介影响的最终效果必须对政治效能感、社会资本和信息质量等中介变量加以考察，为认识媒介与政治参与间的复杂因果机制提供了基础。然而，这类研究无法解释欧美国家政治成员广泛存在的参与冷漠和犬儒主义态度。 另一相反观点则认为媒介结构不同形式和内容可能抑制公民政治参与行为，也称“媒介抑制论”。有学者指出大众媒介发展会“麻痹”大众，并且以各种间接政治参与取代实际的政治活动[15]。特别是对电视新闻的依赖会降低人们理解政治的需求和能力[16]。此外，该理论还强调电视而非报纸，是抑制人们政治参与的主要媒介形式；电视传播的娱乐节目和新闻都会抑制政治参与。如帕特南认为随着媒介管理商业化日趋增强，娱乐节目和各种标榜政治自主性评论类节目不断增多，会对公民政治效能感和信息具有抑制影响[17]。但是，这种对电视等媒介的指责，在Norris及其他持媒介依赖理论学者看来，无论在经验和理论上都缺乏历时性数据的佐证[18]。此外，这种从媒介内容研判媒介政治效果的观点仍然无法解释不同类型媒介间的效果差异。 对此，本文认为不同类型媒介使用的结构差异是分析媒介政治抑制效果更为可靠的角度。从媒介结构差异来看，媒介宣传形式约束、时间置换和受众自主性差异是解释媒介抑制公民参与主要变量。从媒介使用特征来看，大量实证研究表明不同媒介在宣传特征上存在差异：由于电视信息高度碎片化，其传播信息更容易分散受众对实质信息的关注；而报纸以其金字塔式传播结构组织信息并易促成公众舆论，从而对政策过程产生影响力。时间置换(Time Replacement)则指出不同媒介影响效果在时间维度上存在张力。如电视宣传的时空限制使高度依赖电视的公民无法接受其他媒介影响；此外，受众接受电视、报纸、广播、互联网、手机和人际沟通等媒介宣传内容时处理和分享信息的能力和可能亦有差别。 综合上述内容，无论媒介动员论还是抑制论，这两种观点的共识都在于媒介形式差异是分析媒介政治效果更为重要的因素。而判断中国媒介的政治效果，还必须进一步结合历史情境考察媒介和农民政治参与行为间的关系。 3 媒介与中国农民温和型政治参与研究：动员还是抑制？ 将研究视野转换到中国情境之下，如何识别中国的媒介对中国农民温和型和抗争型政治参与的不同影响？如何识别不同形式的媒介(如电视、报纸、广播、手机和网络)对农民的政治参与的影响差异？在回答上述问题前，有必要简要回顾不同历史时期媒介与农民政治参与的变迁关系。这种回顾有利于理解“媒介”在中国情境下的特殊功能和媒介组织动员农民政治参与的历史起源和主要政治效果。 3.1 媒介与中国农民政治参与关系的历史变迁 从历史来看，党报之类的媒介，在20世纪40年代动员农民参与延安边区投票和参与各种类型的群众运动，有效地推动了革命发展。此时的媒介，作为革命的工具，着眼于宣传革命意识形态，属于革命精英引导下的参与，以服务土地改革和支援战争前线作为目标，提升了农民对共产党革命运动和革命政权的认同[19]。 建国后，以1953-1954年江苏省第一次基层普选为例，为巩固人民政权和提升农民的公民意识，各类媒介如“土广播”、党报、黑板，集中宣传了选举程序和候选人信息[20]。这种宣传带来了农民近100%的高投票率。这些媒介以中国共产党和国家政权的组织为依托，以群团组织为辅助，充分体现了媒体作为国家政权建设工具的特征。这类媒体拉近了国家与农民的距离，强化了国家对农村的组织控制和渗透，动员了农民的制度化参与行为。 人民公社化时期和文革时期，由于国家政权组织的日常运作受到群众运动的冲击，媒介(如大字报、宣传画和乡村广播)成为全能主义政体控制社会的重要手段。与国家政权建设时期的媒介相比，这类媒介着重强调组织农民的群众运动，不利于农民通过合法的政策、惯例和选举方式参与对国家基层政权的管理。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的媒介使用经历了三个阶段的演变。20世纪80年代，广播-电视-报纸是主要的媒介使用序列。2000年以来，电视-报纸-广播取代90年代电视-广播-报纸的媒介使用序列[21]。为配合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农村经济体制的改革，国家政权对农村的控制逐渐收缩，村民委员会为基础的村民自治制度逐步确立。国家对地方广播、电视和报纸的财政支持逐渐减少。广电事业的市场化改革，也促使传媒精英将经济效益和城市宣传作为工作重心，农村在宣传中一度处于次要地位。农民从电视、广播和报纸无法了解亟须的农村法律维权信息和以选举为中心的农村政治事务。但媒介控制依然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方式。中国政府对电视、广播等媒体实行“条块结合，块块为主”的属地化管理，媒介以传播信息、引导公众舆论和化解冲突性议题，引导农民温和型参与行为和实现国家治理为目标[22]。 3.2 媒介与中国农民温和型政治参与关系的当代表现 以Chan为代表的学者，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媒体的市场化、国际化和独立性都有一定的提高。但这种改革并不会推动中国农村民主的发展。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宣传需要、政府的舆论引导等，都决定了中国媒介在农民的政治生活中会继续扮演教育和舆论控制的角色[23]。还有学者结合1993-1994年的中国调查数据，指出中国新闻媒介的发展，抑制了中国公民对政治体制和政府的信任。他们还指出当时中国政府在培养公民政治支持上的宣传体制是失败的[24]。此类研究并未以实证数据专门考察媒介对中国农民政治参与的作用。因此，无法以城乡样本分析的结论，推测媒介对农村居民的政治参与态度和行为。 此外，在对江苏10个乡镇的案例研究中，有学者归纳出中国政策信息传播的三种渠道：组织、大众和人际。其中，组织和大众属于体制内的宣传渠道，而人际传播属于非体制内的宣传渠道。两种渠道的博弈决定了政策宣传的最终效果[25]。田野调查则发现中国的媒介传播管理体制不利于中国农民组织自主的政治参与行为，如由于中国地方政府控制了媒体的财政权，冲突性议题难以获得本地媒体的传播机会。这种传播控制导致的“媒介饥渴”，最终会导致某一冲突性议题的爆炸式宣传，从而使议题无法在各利益牵涉群体间采取政策对话的形式解决。为了进一步突出媒介对当代农民政治参与的具体影响机制分析，学者从媒介使用的角度指出媒体和农民政治参与的具体关系。如通过对电视下乡的调查发现，电视传播的内容，特别是电视传播的新闻类节目，可重塑农民、中央政府和乡村组织的关系，不利于农民制度化的政治参与[26]。中央政府传播的惠农政策信息与乡村组织政策执行上的差距，一方面使得农民高度信任中央政府，提高了农民越级维权上访的期望。另一方面，农民逐渐不信任乡村组织，加剧了农民与基层干部和乡镇政权的紧张关系。 对中国农民在大众媒介发展时代的政治参与研究整体表明，在日趋“半熟人化”社会中的农民，媒介有利于凝聚集体意识，增强农民的内部政治效能感，协力解决村务中的难题，媒介为农民提供了新的政治参与渠道。农民运用媒体监督与村务相关的权力运行，迫使乡村的治理精英和乡镇政权对农民的诉求予以回应。特别是新信息工具的发展(如手机的使用)，有助于农民利用传统的老乡网络动员和参与同乡的维权行动。这些研究都强调媒介使用有助于农民制度化的政治参与[27]。只是田野调查和案例研究结论推广性仍然值得怀疑。 透过上述考察，媒介与中国农民政治参与关系变迁表明，中国媒介从建国以来主要发挥着政治动员效果。而改革开放三十年后中国媒介类型的数量和形式均获得巨大发展，不同类型的媒介政治效果也存在相应变化。由于缺乏更为长期的历时数据，研究结合全国调查的农村居民截面数据，通过量化方式来检验变革期媒介对农民政治参与的影响，以求证媒介使用结构差异对政治参与影响差异化的假设。 4 数据、测量与数据分析 4.1 研究方法、模型设置和数据库说明 回顾媒介与农民政治参与关系实证研究，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特定县市且研究方法上多采取田野调查形式，没有严格区分中国农村和城市生态差异，因此中国农民获取政治信息的媒介和政治参与的关系无法量化检验。从方法角度来讲，基于大样本数据的定量研究方法较规范，其分析更为客观，较案例研究更具可推广性。尤为重要的是，这种方法可统计控制农民政治参与和媒介的干扰变量，检验媒介对农民政治参与行为的净关系。结合本项研究来看，农民政治参与行为方式以农民主观选择参与程度(定序变量)作为依据，且研究重点考察农民政治参与行为发生可能性。相对于农民实际政治参与次数，农民政治参与行为发生与否更符合研究考察目标，而二分因变量Logit模型适用于因变量为二分名义变量的情况，因此，由于本文着重研究强调媒介的政治效果，而且考虑到若依据数据变量的编码构建连续计数因变量构建回归模型会存在删失(Data Censored)问题，我们决定选择二分因变量Logit模型，探讨农民参与影响因素问题。此外，由于从事政治参与研究者以考察农民主观评估参与行为为主而无法观测农民实际参与行为次数，无疑受到农民选择意愿严重干扰而导致统计出现偏误。本研究采取纳入有关公民选择意愿变量以求获得上述模型稳健性检验。 本文数据取自“2008年东亚民意调查(中国)”的农村样本。调查具体由北京大学中国国情研究中心负责实施，采取分层多阶段概率抽样方法，在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212个县级单位收集了5098位受访人，有效完成率为72.6%。其中，农村居民4188位。该数据的人口学特征变量及其他相关变量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中国统计年鉴》主要数据公报中的样本结构接近，抽样准确性较高、代表性较高。 4.2 变量置备和描述统计 研究变量包括：人口社会变量、政治控制变量和公民选择意愿变量等。由于亚洲民意调查与本研究若干测项的测量方向相反，因此，研究在数据预处理中，首先保证了测量变量升序一致性，以避免数据分析结论的误判。 研究的因变量是农民政治参与行为，包括温和型政治参与行为和抗争型政治参与行为。具体来说包括是否参加过村委会选举投票、联系政府官员、联系人大代表、联系党组织、联系其他重要人物和拒缴税费等。其中选举为单选项，其他为多项选择。由于除投票之外的其他变量选项多属于稀少事件且无回答比例较高，因此，将多选项中的“一次”和“多次”选项予以合并，转化成为具有“是”与“否”取值的二分虚拟变量。 研究检视的主要自变量是大众媒介。该变量是通过受访人是否主要通过电视、报纸、收音机、互联网、手机短信/上网等作为测项。为检验这类信息媒介联系对政治参与的净影响，研究还包括三类控制变量： (1)社会人口学和政治控制变量：受访人性别、年龄、受教育水平和主观社会地位等基本社会人口学变量，都集中体现着公民无处不在的个体异质性。由于公民个体异质性经常干扰公民个体层面心理态度变量和政治行为变量/态度变量间因果关系推测，选择性偏差(Selection Bias)作为最为普遍公民个体异质性干扰效应，经常会导致研究者产生错误判断和伪相关判断。 (2)政治控制变量：包括“政治讨论”、“政治效能”、“政治兴趣”、“民主满意度”等政治介入因素。阿尔蒙德在《公民文化》中曾明确指出上述政治因素贯穿公民政治参与政治系统的全过程[28]。这些因素既涉及公民自身能力意识等系统“输入”变量，又涵盖以公民作为中心投射产生“民主满意度”、“政治讨论”和“政治外部效能感”等“输出”政治变量。此外，作为公民政治参与的最基本心理条件，上述变量是综合分析辨别公民与政治系统间“疏离”/“认同”/“冷漠”关系的前提，故考察信息媒介对公民政治参与净影响也亟须考虑上述政治控制变量。 (3)公民选择意愿变量：微观社会调查普遍存在被调查对象因个人时间、成本和情绪等内部原因，调查问卷、社会政治环境和调查现场环境等外部因素干扰，导致测项无应答和选择意愿偏差。前者一般是指被调查者拒答和无法选择。选择意愿偏差则着重强调公民选择意愿，如受访者对待调查过程抗拒、耐心、合作、信任、畏难等心理，会违背被调查者回答真实意愿。更广泛地来看，特定社会政治体系(包括家庭、学校、政党、大众传媒在内的各类政治社会化媒介)，源源不断地传递和塑造公民有关政治体系信仰、意识形态和感情，不同政治体系塑造的政治成员形象不尽相同。由此，不少学者在调查“第三波”民主转型国家和地区公民政治心理态度变量时，不约而同地控制公民“政治担忧”变量，以求保证因果关系推断合理。为此，研究纳入“公民选择意愿”变量组获取统计结果稳健性检验。 表1说明各变量缺失比例控制在20%左右，变量缺失处在可控范围内并符合变量插补数量前提。因此，为有效利用调查所获得的样本，我们采取完全贝叶斯多重插补法插补了上述变量缺失值。传统研究经常以均值替换法、条件均值替换法、列删法，诸如变量众数或中位数并且以建立插补虚拟变量来替换缺失值和检验插补效果。但上述方法已被学者证实存在严重偏误且适用前提需符合完全随机缺失条件。Rubin等人针对上述插补法偏误局限，提出理想插补数据必须尽可能考虑与缺失值紧密相关的各类变量，且估计系数时必须遵循Rubin法则。相对于多重插补获取变量描述统计量①，表1各变量在均值和标准差普遍存在高估特征，这表明缺失值并非随机从而采取多重插补策略。研究变量依据变量测量尺度类型分别采取二分因变量Logit和定序因变量Logit模型以链式插补方式插补自变量和因变量。表1首先列举原始数据下相关变量均值、标准误和无应答比例等描述统计指标。各项指标表明亚洲民意调查的测量质量是比较高的。 推断中国农民政治参与行为与大众媒介因果关系前，有必要首先定量了解农民的大众媒介使用结构和不同文化水平、参与积极性和性别的农民群体的政治参与行为。这利于直观地探讨中国农民政治媒介现况和二者间因果关系。何种媒介对中国农民获取政治信息最重要？农民实际使用媒介和主观最重要媒介是否存在差异？就上述问题，研究以二维表形式比较不同文化水平、参与积极性和性别的农民群体在政治参与行为方面的差异。 从2008年全国性调查数据分析来看，农民获取政治和政府信息媒介结构如下：第一，农民媒介使用结构呈现电视(57.6%)、报纸(13.5%)、人际关系(12.6%)、广播(7.5%)、手机(4.4%)、互联网(4.0%)和其他方式(0.4%)依次降低的分布。第二，农民接触政治信息最重要媒介结构分布如下：电视(89.9%)、人际关系(如村民会议)(3.1%)、报纸(2.7%)、互联网(2.2%)、广播(1.4%)、手机(0.5%)和其他联系方式(0.3%)，参见表1。结合中国传媒学界调查研究[29]，虽然上述研究与本研究数据有略微差异，但这些调查都表明电视、人际关系、报纸和广播是农民获取政治信息的主要手段，再次从侧面证实调查数据代表性[30]。第三，虽然手机和互联网在农村方兴未艾，但农民在政治信息获取上，对二者的依赖是较低的。特别是，互联网在农村的使用成本和基础设施建设还都有所欠缺，使得中国互联网普及面临巨大“数字鸿沟”[31]。 对比农民政治信息使用的媒介和主观最重要媒介，可发现电视、人际关系和报纸是农民最为依赖的政治信息媒介，这与已有研究结论是一致的。有学者对中部10个省市24个村的调查表明，中央台播出的新闻节目是农民了解国家政策、建构国家认同与巩固公共空间的重要渠道。对河南鹿邑县Y村的调研结果表明法律、时事和社会方面的信息是农民了解政治信息最主要来源。人际关系方面，亲戚、朋友、同乡和村委会干部是政治信息传播的重要渠道。村民委员会为基础的组织传播特征和村民传统的人际网络，决定了人际关系在农民政治信息媒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报刊方面，政治传播学者对电视与报纸的特征有过经典的比较：(1)电视传播图像和影音，报纸传播文字。(2)电视传播是即时的，报纸是可反复阅读的。(3)电视传播内容戏剧而具体，报纸传播多描述且抽象。因此，报纸对农民的教育水平和理解能力有较高的要求。报纸在农民主观最重要的媒介与实际媒介的巨大差异表明，农民对报纸政治信息获取的依赖程度是较低的。已有研究也表明农村的报纸订阅以集体订阅为主，通常是为完成上级党报的摊派任务。报纸内容设置较少开辟农民和农村专栏，农民难以理解和获取自己所需的信息，该类媒介的接触时间每天低于30分钟[32]。 不匀质、时空高度压缩的现代化进程，使中国形成城乡二元结构高度分化格局。城乡二元结构分化又意味着城市和乡村在经济发展水平、公民组织动员程度、公民文化水平和公民组织网络发育状况上各异。有学者总结，正是上述因素造就了城乡公民政治参与行为间变异。与政治绩效和经济绩效等短期因素相比，政治文化无疑是决定政治成员政治参与行为的长期因素。从政治文化角度看，不同政治文化基础上政治成员在政治参与积极性、合理性和一致性存在差异，具体表现为“公民”、“臣民”和“村民”角色类型的区分。因此，除考察不同教育水平、性别农民在政治参与上的特征，还应着重考察政治成员承担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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