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对粤港连接的关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粤港论文,孙中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香港本为广东一隅,被英国割占为其殖民地后,有其独特发展历程。它和广东发展有同有异,但二者始终密切相关。长期生活和战斗在广东并同香港迄有多种联系的孙中山,对粤港以及两者的连接呼应关系一直十分关注。他对两者地位、作用的认识和比较,以及如何按照其同异和情况变化而采取相应对策方面,都有一个错综复杂的变化历程。
一
1923年孙中山曾说:“外省人与港澳远,不知港澳情形。广东接近港澳,其政治之良否,当甚明晰也。”〔1〕这是他积累多年的心得, 也符合历史实际和他的思想实际。
当孙中山瞩目香港时,香港正因其地处国际交通要道,被英国视作进窥中国内地和向太平洋地区扩张的重要基地,而以有异于许多英国殖民地的方式,宣布它为自由港,航运业、金融业、近代工业、城市建设等都得到较快发展,崛兴为世界中转贸易的重要港口和近代化城市。一个华洋共处、注重法治的社会也逐步确立。它以较为文明和自由,与落后的中国大陆形成鲜明反差。这种反差感和始终存在于香港社会的种族间不平等相结合;加上香港社会和香港华人资产阶级是由太平天国时期广东洪兵起义失败后迁避香港添组而成。在他们当中,中国传统文化和民族情绪长期保留。日趋紧迫的民族危机更激使香港华人“酝酿出耻辱和愤怒的真诚感情”,唤起他们的近代民族主义〔2〕, 渴望祖国迅图改革,以臻强盛。这成为香港和内地特别是粤港人民情愫勾通的纽带。
以广州为中心的广东,虽在鸦片战后不如上海和江浙一带发达,更落后于香港。但它夙同外部世界有着较为广泛而持久的联系,它毗邻港澳且是主要侨乡,因此中西政治、经济、文化的比较或交流,也在这里较早较多地展开。值得注意的是,广州、香港和上海在鸦片战后尤其是70年代后形成了中西经济、文化交流与相辅相成的联动带,一些关注西方人士和维新人士活动于上述三个地区,他们对粤港的连接的意义已有谈论或以其阅历感受予以表明。反映中国人对西方社会最初观察的斌椿著《乘槎笔记》,即作者经历上海、香港欧洲之游后,于广州落笔写成〔3〕。容闳深有感于“香港为中国南部形胜,无怪外人垂涎”, “故此岛终不我属”〔4〕,因以增唇亡齿寒、须奋起救国之思。 康有为“薄游香港,览西人宫室之环丽,道路之整洁,巡扑之严密,乃始知西人治国有法度,不得以古旧之夷狄视之。”后又“道经上海之繁盛,益知西人治术之有本”〔5〕。返粤后大讲西学,决志从事变法维新。 张之洞于任两广总督时,深知粤港相邻相依,“固粤之利,亦港之福”,故上奏催设香港领事〔6〕。薛福成亦认定“香港一岛,附近粤东, 尤为中外往来咽喉”和中外“交涉渊薮”,因而多次奏陈在香港设立领事以司各事之紧要〔7〕。
孙中山与上举人士多有关系,其最早思路亦有类似处。他几次谈到求学香港时,开始进行粤港比较,得知从香山到粤省督署的官员均“以贪脏纳贿为常事”,而香港官员则“洁己奉公”,因而“秩序整齐,建筑宏美,工作进步不断”,产生改变中国现状的念头〔8〕。但是, 由于孙中山和前此先贤的思想起点、文化背景不全相同,得出的审辨结果亦有异,他一开始就出现了三方面的超越。
其一,共和革命道路的择定。穷苦的幼年生活,贪婪横行的现实,太平天国英雄反清业绩的传闻,在孙中山心中埋下了亟欲改变现状的种子,激使他去探求“不再闷在黑暗里”的“真理”〔9〕。随后, 他有机缘到檀香山接触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促使他进行第一次中西比较,认识到必须按照西方模式来“改良祖国,拯救同群”〔10〕,又因他当时就读的英国圣公会教士主办的意粤兰尼书院向他灌输了英国文明(很可能使他得知香港某些情况)和反对美国吞并檀香山的情绪〔11〕,因而出现“国家为什么这样衰,政府为什么这样糟,推究其故,就是政府的权柄,握在异种人——满州人手里”和“由中国人当权,就可不致再受人欺侮”〔12〕的想法。
1883—1892年间,孙中山曾就学于香港。他以粤港为典型,做出了第二次中西比较,得出新的审辨结果。这是他思想成熟时期发生的事情,其意义更为重大,影响更为深远。在檀香山,他不仅了解到英国实行君主立宪政体,也读过“华盛顿林肯诸先进的革命过程史乘”〔13〕;到香港后,他虽继续接受英国式教育,但他最爱读《法国大革命史》和达尔文的《进化论》〔14〕,日益趋向于建立以汉人主宰的共和国来取代腐朽颟顸的满清王朝,即他后来自述的:深有感于“吾国人民之艰苦,皆不良之政治为之。若欲救国救人,非锄去此恶劣政府必不可,而革命思潮遂时时涌现于心中。”〔15〕对此,他在早年著作《伦敦被难记》、《第一次广州革命的起源》、《中国之司法改革》、《中国的现在和未来》〔16〕都有说明。它们实际上都是从粤港政治、经济、法律制度等方面作出比较后,得出必须推翻腐败至极的清政府才能使中国获得新生的结论。正因此,孙中山虽始终认定香港的法律制度、社会秩序和城市近代化建设的优越,但他在早年就认为“英人最富于保守性质,世有约翰牛(John Bull)之称,其宪法号称不流血的和平宪法”〔17 〕。即认为英国的君主立宪政体不适合于中国实际。揆其一生,这是他对英王统制的香港殖民体制也从无赞词。他要追迹法美取法乎上。这是他对近代先贤的一大超越。
其二,便于为革命“聚人”。“急于聚人”是孙中山确定起义的首先着眼点。他之所以择定广东,“则以吾人之所在也”〔18〕。兴中会之首建于檀香山,即因该地是广东尤其香山人侨居地,便于通过亲友建立联系。香港兴中会员亦主要是居港粤人。孙中山之所以择定香港为他在广东发动起义的策应地和进攻出发点,其主要着眼点亦在便于“聚人”。早在中法战争期间,包括粤民在内的“华人心存敌忾”、“义切同仇”、“大有灭此朝食之势”〔19〕。香港工人亦奋起拒修法舰,孙中山从中看到“中国人已经有相当的觉悟”, “还有种族的团结力”〔20〕。到19世纪90年代,广东“纠众结盟, 竖旗谋逆”之事更是“风鹤频闻”〔21〕,孙中山对此早有感知,当与会党有联系的同学郑士良表示愿为“罗致会党以听指挥”时,他欣庆获得反清实力〔22〕。在香港因亦有此社会基础,故在孙中山鼓吹革命之初,即有“任侠好义、尤富于国家思想”的杨衢云、幼承“以反清复明为宗旨”的家训的谢缵泰以及笃信“汉族已有否极泰来之象”的黄泳商等的响从〔23〕。又因香港资产阶级具有“对自己国家的情况和满清政府则激烈表示不满”〔24〕的特性,香港资产阶级上层人士如何启等也在一定情况下支持反清革命。而香港社会的言论相对自由,并因其社会的多元性具有多种思想主张的社会接受层次,使得孙中山因其“比较自由,可以鼓吹革命,故投香港学校肄业”,此后“常往来于香港、澳门之间,大放厥词,无所忌讳”〔25〕,得以畅抒爱国革命怀抱,聚结革命同志。孙中山后来在一次谈话中指出:广州“远在岭外,地处边徼”,“得风气之先,人心倾向革命”,又因“港澳密迩,于我更为有利”〔26〕,诚为切身体验。这又超出了前此先贤的不改变现存政府前提下的兴学育人和聚人维新。
其三,利于革命的接济和进取。“利于接济,快于进取”〔27〕,是孙中山发动革命起义的另两个着眼点。孙中山之择定广东为首先发难地,即以较为自由而又有人力和经济支援的香港为其依托。正如孙中山所说:“吾党每次向粤进攻之出发点,始终不能离开香港。”〔28〕当时,广东资本主义虽已发生且有一定的数量,但均系中小企业,经济实力很弱,且缺乏明确政治意识,在专制政府高压下,他们中支持维新或革命事业者非常罕见;而香港华商到19世纪80年代,有追越洋商的趋势〔29〕,且多具有近代民族民主意识,亦较少畏忌,故香港兴中会创立之初,就有富商黄泳商、周昭岳、余育之等参加。黄为发动广州首次起义鬻其洋楼8000元以充军费;随后参加兴中会的香港富商更是“捐助历次起义军饷最巨者”〔30〕。有人统计辛亥革命时期香港华商捐款占几次革命起义捐款总数的比例为:乙未广州起义占30.23%,1900 年惠州起义占69.57%,1910年广州新军起义占81.63%〔31〕。至于武器购置运送,更多在香港。这同前此先贤只图改革或藉图保皇勤王,乃至仅谋现存广东统治的稳定,自是显异其趣。
二
事实表明,这种以民主革命为视角,观察和处理粤港关系,既是前此先贤粤港连接观的适应新情势的发展,又为新时期民主革命进程和香港回归祖国提供了新的驱动力和正确途径。
我们在上面讨论的孙中山对粤港连接的积极面的关注及其意义,究其实是对马克思所指出的殖民者在殖民地半殖地所实行的破旧立新的双重历史使命的正面客观作用的体察和评估,是两地有同有异的革新因素的趋同和连接。但是,马克思又曾同时揭示,殖民者不是对殖民地的发展有兴趣,其旨趣在于降服和掠夺殖民地人民,它“既不会给人民群众带来自由,也不会根本改善他们的社会状况”;而且,它在本土似乎文明、体面,而在殖民地,“资产阶级文明的极端伪善和它的野蛮本性就赤裸裸地呈现在我们面前”〔32〕。这种“极端伪善”和“野蛮本性”体现在处理粤港和中英关系上,就是在宣扬资产阶级文明的同时,施展其老牌殖民主义者惯耍的多种手法,操纵利用中国各种力量,要以中外反动势力的连接来打消已出现的上述革命连接。
对于上述两个连接交织的复杂情景,孙中山有困惑、幻觉,也有清醒认识和坚定表示,其思想和行动则朝认清两个连接、坚决要求废除包括割让香港在内的一切不平等条约的目标演进。
孙中山在决志革命之初,既看到了香港可作为反清起义的策划接应基地,又深受以香港为前鉴的中国“殖民化的危机”〔33〕的刺激。乙未广州起义失败后,香港殖民当局就按照已订不准华人在港进行反清活动的法令,饬孙中山离境,五年内不能再来香港。孙甚表愤慨,表示“将诉诸英国公众和文明世界”〔34〕。伦敦被难因英国公众的干预而获释,他赞扬英国“政仁法美”,因而“对立宪政府和文明国民意义的认识和感受愈加坚定”〔35〕;但他谴责充当中国政府官员的英国人的贪污枉法和英国赞许并支持中国实施苛酷法律“对我们共同的人性来说是一大耻辱”〔36〕。1900年,孙中山应何启等的牵线,赞同联名致书香港总督卜力,“求其协助中国根本改造”,谋与两广总督李鸿章合作实行两广独立;但又认识到卜力赞成此举,“盖系欲以两广为英国属领,以扩展其利益范围”〔37〕,故其主要精力仍投于惠州起义的发动工作。其革命实践终于给了何启等施加的温和主义影响一次否定。
20世纪初,粤港成为孙中山与保皇党争夺的重要地盘和发动西南边境武装起义的主要地区。就前者言,香港殖民当局虽允许革命派南方主要喉舌《中国日报》开设,但“对华文报纸取缔甚严”〔38〕。1904年后,该报和广东的《广州日报》等革命派报纸相呼应,对保皇论调大张挞伐,广东革命志士亦“纷纷投稿为《中国日报》声援,而革命书报在粤销售为之大增”〔39〕。但香港殖民当局对《中国日报》多有刁难限制,1907年8月“香港议政局徇清政府请, 通过禁止报纸登载煽惑友邦作乱文字专律,殆为中国报而发”〔40〕。就后者言,当时革命党人发动的大部分起义,诸如潮州黄冈、惠州七女湖、钦州五光山、广州新军、广州三·二九等起义都发生在原广东境内,都以香港为策划地或人员武器转运地,同盟会香港分会是主要筹划或策应机关。孙中山指定其当时的主要助手黄兴、胡汉民、赵声等主持粤港革命事务。香港殖民当局常配合清广东政府,侦探和监视孙中山革命党人动态,禁止革命党人军事训练,诬以强盗罪予以监禁,扣留过港军火等等,使起义进行受到损害。此时,正值英法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孙中山因而对香港更为关注。他指出“江宁(南京)条约是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表示“我们应该赶快湔洗这个耻辱,以免除亡国灭种的痛苦。我们革命党的行动,就是要谋中国的自由平等,……不做外国人的奴隶”;并且相信,推翻清朝专制统治后,“再把国家变强盛,那时自然可以和外国讲平等了”〔41〕。
1911年11月9日,继武昌起义胜利后的广东独立, 是粤港革命党人共同活动的结果。香港总督虽知香港华人拥护共和,但却深怕革命捲及香港,对当时香港时有所闻的“赶走洋鬼子”、“杀死洋鬼子”的呼声尤为惊恐,因而严加防范,“如有任何骚动,准备立刻派军队镇压”,对华民庆祝游行亦不批准;对孙中山回国路过香港,虽取消前所颁驱逐令,但不准举行欢迎仪式,相反地,对逃到香港的清两广总督张鸣歧却以政府宾礼相待,亲予宴请〔42〕。如此等等,无疑会增加孙中山对香港总督的愤懑。所以,1912年5月20 日他在香港与《士蔑西报》记者的谈话又表示数年后必然要谋求中英权限的相等,随后又对《大陆报》记者慨然表示:“中国有四万万人,如数年以后,尚无能力以恢复已失之疆土,则亦无能立国于大地之上。”〔43〕
袁世凯的攘权及其专制复辟,得到英国的公然支持。香港总督奉英政府命于1913年8月14日宣布不准孙中山等莅港。1915 年香港总督更拘捕在粤反袁失败后逃港的洪兆麟。孙中山情知英袁勾结,在当时发出的营救洪的电报中,对“港督之无理枉法”表示极大愤慨〔44〕。 次年1月18日孙中山致其英国老师康德黎函又谴责“香港、上海及新加坡等地之英国官员,居然与袁世凯合作而热衷于迫害我爱国同胞”,“实为自取羞辱、自招损害之行为,且已成为我国人民前进之障碍。”〔45〕作为袁世凯衣钵继承者的段祺瑞,秉承英、日、美等国意旨,借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博取军援,企图实行武力统一。孙中山认定英国为主唆者,在授意朱执信撰写的《中国存亡问题》一书中,对此着力揭露,且指出英国之所以横行世界,就在于它极力控制印度、马来半岛、锡兰、香港。他愤切质问:英之“夺我香港……据何公理!逼我吸销鸦片、划我国土地为彼势力范围,据何公理!”〔46〕
1917年9月后,孙中山先后在广东三次建立政权,两次被迫出走。 广东更成为革命势力与反革命势力争夺的中心,粤港亦成为上述两个连接的突出场地。基于此,孙中山出于建立和巩固广东革命基地的需要,更加重视香港的积极作用,殷切寄望香港爱国民主人士的支持。有人统计,广东军政府政权机构中,近五分之一为港人或曾在港受过教育的人士〔47〕。1922年8月,他因陈炯明兵变被迫离粤后,即派邓泽如、 邹鲁等在港组织“驻港办事处”,策划驱陈。次年2月, 孙在驱陈胜利重返广州时,在香港受到港督宴请,并与香港工商界人士进行商谈。孙中山表示“要改善他同在中国及香港的英当局的关系的愿望”〔48〕。他认为“广东之外交,最密接者为港澳。前者港澳政府,对于民党,虽多误会,然自陈炯明背叛后,英人已有觉悟,知中国将来必系民党势力,故近来港督方针,亦为之一变”〔49〕;并且欣以为此后香港殖民当局将“竭力和真正民党亲善,我们现得了一个门户极接近的帮助,便是成功的大机会”〔50〕。诚然,有如他后来所表明的,这里有因本身缺乏力量、企图因应外交关系、利用列强矛盾以求得友军和洗刷“盲目排外”〔51〕曲解的策略考虑,但无疑仍含有不切实际的幻想。
事实上,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和孙中山反帝反军阀斗争的日趋坚决,只能使英国和香港殖民当局更为畏惮、仇视。陈炯明兵变前,香港一些报纸就不断发表支持陈炯明反对孙中山出任广东革命政府总统和北伐的消息与言论,港英当局乃至明令禁止香港华人为孙中山就职举行庆祝活动,“并预言新政府很快就会垮台”〔52〕。陈炯明兵逼孙中山离粤后,《香港电讯报》为陈炯明公布在兵变中缴获的孙中山为联俄、德给廖仲恺、曹亚伯的几封密信,乘机鼓噪孙要变中国为共产主义国家。港英当局对1923年2月孙中山重返广州再建革命政权原本极力反对, 其接待孙只是想通过孙新建的政权结束1922年海员罢工以来的香港工潮,稳定香港局面〔53〕。随后,他们不仅公然继续反对孙中山在广州再建共和国,而且对孙中山提请港督放逐逃港的陈炯明及其部属的要求不予理睬,对广东政府1923年10月后坚决要求收回海关关余的正义行动更带头反对,从香港驶到广州示威的英舰达5艘,还拟派陆战队到沙面登陆, 造成“关税危机”。孙中山对英、美此等作为特别愤慨,他指责“英国宁愿支持中国的保守顽固派一方,而不支持他。”“如果论争导致战争,……英国势将承担扼杀窒息中国民主的责任”;他提出警告:“把他作为朋友对待,可能比把他当作敌人要略胜一筹”〔54〕。这年12 月21日, 他又专门发表《提交香港总督之宣言》严厉谴责英国等“外舰集于广州港内”,“殊欠正当,盖彼等实际乃助北京政府以其志愿强加于广州政府也”〔55〕。次年1月6日,又发表宣言,呼吁各国被压迫人民建立反帝联合战线以对付英、美等国的武装侵略〔56〕。这里充分表明孙中山已从中国和世界被压迫人民的日趋觉醒和联合奋斗的趋势中认识到:要依靠世界被压迫人民的大联合来反对以英国为首的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而且这里已经表明港英当局与广州革命政府的日益尖锐对立。
正是上述两种联合和尖锐对立的认识,促使他拒绝国民党右派的软弱立场,坚持把取消包括割让香港在内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如外人租借地,……”列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之中〔57〕。在随后所作“民族主义”演讲中,他进一步揭露英国的“霸道”;希望中国青年和香港华人珍视民族主义,不要惑于旨在奴役中国和一切被压迫民族的“世界主义”〔58〕滥调;并表示收回包括香港的已失疆土的强烈愿望。1924年8月后发生的商团叛乱, 英国驻广州总领事竟公然宣称:“奉香港舰队司令之命,如遇中国当道有向城市开火时,英国海军即以全力对待之”〔59〕。时人认为当时的形势是“在广东左就是广州,右就是香港。”〔60〕为此,孙中山再次发表对外宣言,愤怒谴责英国政府执意与广州革命政府为敌,图谋摧毁广州革命基地〔61〕。他在11月25日日本神户欢迎会上的演说,着重揭露港英当局支持商团发动叛乱的内情及其残暴行径,指出:“幸而英国人和陈廉伯的这次阴谋没有成功,如果真是成功了,广东便变成了第二个印度。”〔62〕其时,陈炯明在香港的部属与亡走香港的商团首领以香港为庇护所,组织“救粤联合会”,谋划反攻广州〔63〕。香港一些报纸又继续攻击孙中山搞“赤化”,反对孙中山北上谋求和平统一。如此等等,更促使孙中山认清香港是中外反革命势力紧相连接、倾复广东革命政府的罪恶渊薮,因而在反复阐明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立场的同时,进而明确表明有意收回香港、澳门〔64〕。在其《国事遗嘱》里,还把“开国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尤须于最短期间促其实现”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65〕勖勉后继者。这就是孙中山对待上述两个连接的的最终眼界。至于如何收回香港,武力收回显非当时广东革命政府力所难及。根据他在收回关余和处理商团等事件中的态度以及1923年对香港亲英人士何东爵士和平统一中国倡议的赞同等等推测,他考虑的决不是当即使用武力,而是待国家强盛有实力可恃之后,乃至是趋向于在世界人民支持下的和平谈判。
三
孙中山的改革和革命思想是与国家建设特别是与广东建设相伴而生相辅而行的。在这当中,粤港相联系相比较又在他心中占据很重要的位置。
孙中山改造中国的设想,首见于他于1890年写给其同邑人退休洋务官僚郑藻如的信。这时他正在香港西医书院开始第四学年课程,在香港前后居留已历五年,而又经常往返粤港间,这是他改造祖国思想加紧酝酿和成熟的时期。在这封信里,我们可以明显看到他纵论的振兴蚕桑业、消除鸦片毒害以及兴学育人均以广东现状为依据,而以香港见闻为效法榜样,企图先“试之一邑”,再图“风行天下”〔66〕。1894年孙所撰《上李鸿章书》〔67〕是他改造中国的最早蓝图,它与其时常往来于粤港的郑观应的观点显相内通。该函称:“文乡居香山之东,负山濒海,……故乡之人多游贾于四方,通商之后颇称富饶,近年以美洲逐客,檀岛禁工,各口茶商又多亏折,此间景况又逊前时,觅食农民尤为不易”;如果再把他随后写的《中国的现在和未来》一文所直指广东的贪赃枉法、工商阻滞等情况相映照以及揆诸他当时目光之所及,广东现状自是诱发其中国亟需改变落后状况实行近代化的内因。而该函提到的外部参照模式主要是香港。因此可以说,《上李鸿章书》所显示的中国近代化设计,很大程度上是他对粤港审视的结果。
这种情形还在随后一些事件中或隐或现地出现。孙中山在1899年绘制的《支那现势图》及其所写论文中,内部拟建的11条铁路有4 条起迄或途径广东,其中2条与香港海陆相隔较近〔68〕。1900 年由孙中山领衔向港督卜力递交的信,其所列“平治章程”〔69〕,又显系以他在此前所发表的著作、谈话为依据;而所提拟在港督操纵下的两广独立后的六条施政纲领诸如设立议员、平其政刑、以学校代替科举等等,与19世纪下半叶的香港的现行政治、经济、法律政策颇多相似。
1912年孙中山让位给袁世凯后致力于实业建设时,一再表示希望广东建设为模范省。他说:“诚以我粤之财力,与夫商情之洽固,民智之开通,……萃其心思才力于一途,以振兴实业,谋国富强,不出数年,知必有效。”〔70〕他所拟的实业建设计划,以修筑铁路为首着。他把“起点于南海,由广东而广西、贵州,走云南、四川间,通入西藏,绕至天山以南”作为“沟通全国之真干路”三条之一〔71〕。他在规划迅速引进外资兴筑的5条干线中有3条在广州。即从广州到云南大理、从广州到成都、从广东、香港到大沽〔72〕。其时, 广九铁路已于1911年8月建成通车。如果再把他于1899年就已擘划的自浙江宁波经福建厦门、漳州到潮州、惠州、博罗、增城至广州,再西行到雷州、徐闻、至海安〔73〕的铁路建筑计划联成一体看,则可看到孙中山不仅要把广东与香港紧相连接,而且由此通向全国四疆。当时他特别指出:“粤汉干线,关系民国前途甚大”,将可“联合湘鄂,推广进行,国利民福,望速图之”〔74〕;并藉此可谋解决“云、贵、广西僻处边陲,交通不便,近日外人窥伺日急”的严重危局〔75〕。这些显示孙中山对粤港连接的极其重视和由此扩及全国的高瞻眼量。为实施这一抱负,孙中山提出借用外国资本、外国人才、外国科学技术和管理方法。他认为粤港应在这方面起先导作用。在他的倡议和推动下,广东省临时议会先于他省讨论通过了地税换契案,以期扫除修路和兴办实业的封建性障碍并获取建设费用。他积极支持香港筹饷局的工作,向粤港商人剀切指出:“望诸君消除此前排外的性质,极力赞同,将来鍫深河道,扩充铁轨,商务繁盛,我广东地价可百倍于香港”〔76〕。他在两次与香港《士蔑西报》记者的谈话中,一则深信“华人一旦明白政府财源困乏,需财行政,则其热诚之心,立即发生,自愿将资财输出”;另则强调广东“取财于外国,较易于本国”;并批评某些香港华商“劝省城商人不可用洋人资本,以免瓜分之祸”为“涂说”〔77〕。他于在粤期间曾与荷兰银行家上丕文订立《中华振兴商业银行草约》。尽管借外债筑路并不顺利,但港商闻“外债决裂,财政困急已达极点,外人藉此以干预我财政权,攘夺我国权”之情势,深感“非我四万万同胞急起直追”不可,故拟联合省港行商“担任国债,以为后盾,先由我广东发起担任三千万”,以冀“内外同胞,莫不闻风响应,天下事尚可为也”〔78〕,显示出香港爱国商人与广东商界的同声相应。但上述举措旋因袁世凯挥舞屠刀、破毁和平建设而被废置。
不过,孙中山愈挫愈奋。他在1917—1919年潜心著述的《实业计划》及一些演讲、谈话,对广东建设及其与香港的关系,作了更为宏伟而细致的设计,提出了更具体的措施。其所提出的实业建设第三计划,建设广州为中国三个头等海港的南方大港。它“不仅为中国南部之商业中心,亦为通中国最大之都市”、“太平洋岸最大都市”、“亚洲之商业中心”、以及“大制造中心之繁荣都会”、旅游胜地的“花园都市”等。为此需要,他设想建设庞大的向内地辐射的交通网。首先建设以广州为系统终点的7条铁道干线,分别通往广西、云南、贵州、四川、 湖南等省;其次建设以广州为枢纽的沿海二三等海港和渔港,改良广州水路系统,疏浚广州河道,改善西江、北江、东江水道等等。这些四通八达的水陆交通网,将使广州居于世界港中“最利便之地位”,成为“海洋航运之起点”、“内河水运之中轴,又为海洋交通之枢纽”;而且因其铁路、水路射向四川、云南等深广而又富于特产的腹地,“非特为发展广州所必要,抑亦于西南各省全部之繁荣为最有用者也”〔79〕。这种“必要”和“最有用”,孙中山在随后的一次演讲中作了如此申述:“将来各省货物咸集于广州,而后输出香港放洋,则广州定必顿成最大之贸易港”〔80〕。由此可见,粤港相连始终是孙中山建设构想的重要着眼点。
孙中山建设广东的计划是作为国际开发中国计划的一部分。“盖欲使外国之资本主义以造成中国之社会主义,而调和此人类进化之两种经济能力,使之互相为用,以促进将来世界之文明也。”〔81〕为了实现这一设想,他“曾屡次向美国、英国及其他方面招请此等合作”〔82〕。而提出《实业计划》前后,正值孙中山在广东三次建立政权时期,因此,他虽戎务倥偬,但对广东建设仍深予关注,更寄望港英当局和港商给予支持与合作。他曾提请港方开发广东全部矿产,认为“吾人不可不与广东门户之香港、澳门政厅了解及共助,而谋广东之开发”〔83〕。而港英当局却深恐香港地位为发展后的广州所取代,更不愿看到中国迅速近代化。针对这种情况,孙中山对共同开发广东以促进粤港共同繁荣的志趣作了特别阐明:
“广州之海港地位,自鸦片战争结束,香港归英领后,已为所夺。然香港虽有深水港面之利益,有技术之改良,又加以英国政治的优势,而广州自不失为中国南方商业中心也。其所以失海港之位置也,全由中国人民之无识,未尝合力以改善一地之公共利益,而又益之以满洲朝代之腐败政府及官僚耳。自民国建立以来,人民忽然觉醒,于是提议使广州成为海港之计划甚多。以此亿兆中国人民之觉醒,使香港政府大为警戒。该地当局,用其全力以阻止一切使广州成为海港之运动;凡诸计划,稍有萌芽,即摧折之”,而实际上,“以此既开发之广州与既繁荣之中国论,必有他途为香港之利,而比之现在仅有一退化贫穷之中国之独占海港,利必百倍可知。”这主要是广东和中国的大发展将为香港提供深阔腹地和广大市场,所以“广州与中国南方之发展,在于商业上所以益英国全体者,不止百倍于香港今日所以益之者。即使此直辖殖民地之地方当局,无此远见以实行之,吾信今日寰球最强之帝国之各大政治家,各实业首领必能见及于此〔84〕。
对此,当时英国和港英当局没有也不会作出积极回应。孙中山又委托其师康德黎在英国发行其《实业计划》,亦碍不得行,他深感失望。但他于1921年8月12 日《复康德黎函》中仍表示:“如果希望中国及全世界民众,能早日运用中国无数之资源而不再延误,则余书中所拟之发展方针,实为正确之途径。余希望国际政治之制定者,或对此重大政策有影响力之人士,传播余之构想,以利计划之实施与完成。”〔85〕虽然,这一期待终孙中山之世无法实现,但它在新形势下终于被越来越多的中外有识之士特别是粤港人士所体认,并给予适应现实的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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