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时期的相对过剩探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探析论文,时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转型时期的相对过剩理论
尽管我国目前人均GDP不过700美元左右，人民生活水平仅越过温饱，正奔向小康，但却出现了“消费无热点”的尴尬局面。用传统经济学“资本——劳动力”分配关系的失衡无法解释这一现象。因为，财政收入尤其是中央财政收入在GDP 中的比重下降到正影响国家调控能力的地步，1996年国家财政收入占GDP比重为10.8%，中央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为4.9%；国有工业企业1996年开始出现了净亏损，净亏损额达400多亿元，全国独立核算工业企业资金利税率仅为7.11%；全国居民储蓄余额达5万亿元，人均居民储蓄余额4000多元。 用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也难以解释由“市场失灵”导致过剩。因为我们的市场制度正在培育和确立过程中，不存在既定的市场制度条件下的“市场失灵”问题。与“消费投资无热点”不相协调的是：无效供给能力并没有“核销掉”，而是累积起来；有能力让亏损企业继续活下来，而无能力转产或健全社会保障制度；一方面是家电业的开工能力不足50%，另一方面是没有彩电、洗衣机、冰箱的农户分别为1.6、1.62、1.4亿户；全国有5000万城镇人口的平均居住面积不足4平方米的同时，1997 年商品房积压闲置却高达7000多万平方米等等非均衡现象。如何认识这种非均衡呢？诚如经济学界的一位著名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只有先了解中国，才能对中国经济做出符合实际的说明”（注：厉以宁著《非均衡的中国经济》第20页，广东经济出版社1998年版。）。
（一）低效率型的相对过剩
在80年代中后期，有学者把低效率与社会主义经济的短缺联系起来（注：胡汝银著《低效率经济学》第14页，上海三联书店1992年版。），在解释社会主义国家普遍存在的短缺时，强调供给分析方法，认为“效率问题，不只是一个微观经济问题，也是一个宏观经济问题，是决定一系列宏观经济运行特征的主要因素”（注：胡汝银著《低效率经济学》第13页，上海三联书店1992年版。）。低效率是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的最基本特征，短缺是“果”；低效率仍然是体制和结构转型时期经济的最基本特征，过剩是“果”，低效率是“因”。
1.低效率与供给缺口
企业（劳动者）行为低效率主要是体制原因。集权经济体制严重缺乏激励机制，存在劳动——贡献的不一致和社会成员（企业和劳动者）不能自由退出的障碍，社会成员的组织和技术创新成本非常高，社会成员的经济权利及结构控制在行政科层组织手中。多劳不能多得，勤劳不能致富，那无疑鼓励人们偷懒，出工不出力，劳动者的劳动供给行为存在着名义劳动大于实际劳动的现象；劳动者没有择业和迁徙的自由，从而使劳动者不能“人尽其才”。集权经济体制窒息了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致使劳动者的劳动生产率存在下降趋势。劳动者供给劳动行为存在劳动缺口，从而导致效率缺口和供给缺口，见图1。图1中。横轴表示总供给或者产量水平，纵轴表示资源利用效率或生产率水平，垂线D 表示给定的产品需求水平，向右上方倾斜的总供给曲线S＝S（E ）表示既定资源数量下对应不同生产率水平的产量水平或者供给水平，E[,2]、Q[,2]分别表示达到供求均衡时的生产率水平和产量水平，E[,1]、Q[,1]分别表示实际生产率水平和实际产量水平。Q[,2]Q[,1]为供给缺口，E[,2]E[,1]为生产率缺口。
图1
简单的短缺供给决定模型（注：胡汝银著《低效率经济学》第40页，上海三联书店1992年版。）
2.低效率与高增长
集权经济体制存在着微观主体供给行为的低效率引致总供给（总产出）增长水平不下降的机制。集权经济体制存在高增长目标偏好，一方面与工业赶超战略有关；另一方面是基于集中决策和直接控制发生在行政科层组织上下级间，政府主管部门与企业间。为了各自利益，他们在不断博弈和互动中放大经济增长目标。上级组织有“加官进级”的引诱；同时，用高指标来督促下级及处于附属地位的企业“尽力工作”。下级组织常在供给能力方面“打埋伏”并竭力满足上级组织增长目标偏好。如果上级组织增长目标偏低，那末它就无法控制下级组织及企业的“尽力工作”，从而会导致更大的劳动缺口，总供给漏出会更大。换句话说，集权经济体制监督成本昂贵，采用高增长目标是增进经济效益、增加总供给的次优选择。在低效率制度安排下，高增长率无疑是对低效率损失的替代（注：胡汝银著《低效率经济学》第163—188页，上海三联书店1992年版。），见图2。
图2 高增长对低效率替代模型
图2中，横轴表示经济效率水平，纵轴表示经济增长率，Q[,1]、 Q[,2]表示在相应经济增长率和经济效率水平的等产量曲线，E[,2]E[,1]表示体制低效率对效率水平的损失，经济活动的实际效率只有E[,1]， g[,1]相应的等产量轴线是Q[,1]，为达到较高产量水平Q[,2] 只有把经济增长率从g[,1]提高到g[,2]。
高增长率对低效率损失的代替，必然导致社会总供求失衡，要么是短缺，要么是过剩。如果经济增长率提高到g[,2]， 投入品增加量则为Q[,1]／E[,1]—Q[,2]／E[,2]。如果沿着多马模型的思路，不仅要考虑投资的需求效应，而且也要考虑到投资的供给效应，从而就会理解短缺和过剩的发生。也就是说，过剩出现的情况是：增加的投资量使潜在产出规模增加；反过来对投资规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投资规模受整个社会的储蓄规模这个边界和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意愿的制约。换言之，只要投资增长率一下降，累积增加的潜在供给规模就会“浮出水面”。供给方由于既得利益刚性的作用，供给与需求并不同步下降，从而势必造成供大于求。
3.低效率与无效供给累积
出现相对过剩，不能像有人理解的那样，说成是改革二十年的成就，相对过剩是告别了短缺，进入了买方市场。我们以为，相对过剩在我国的出现，是基于市场经济的微观制度基础未根本建立起来，低效率的供给长期累积的显性化。不容辩驳，改革二十年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经济总量提前翻两番，国民经济结构得到了合理化的调整，对外开放水平、参与国际分工的能力、对内外融资水平等都得到极大的提升，人民生活和社会事业也随之得到了较大发展。但是，我们也应清醒地认识到，我国经济低效率这一最基本特征依旧，低效率的体制因素仍顽固地起作用。1979—1996年，年均经济增长率中资本、劳动、技术进步贡献率分别为57%、26%、17%；1992—1996年，年均经济增长率中国有经济、集体经济、非公有制经济的贡献率分别为12.7%、51.6%、35.7%。尽管国有经济在GDP中的份量还不足40%，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小； 但国有资产占社会总资产的60%以上，分布在大小600多个行业， 银行信贷资金80%流向国有企业。从制度安排角度来讲，非国有经济还没能替代国有经济，其中“低成本——高技术”类型的非国有经济替代“高成本——低技术”类型的国有经济很明显；“低成本——低技术”类型的非国有经济与“高成本——高技术”类型的国有经济尚处于僵持阶段。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国有企业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宣布了国有企业改革将向产权制度改革方向推进和深入；但是，股份制的内在机理却被简单化为筹资的手段，企业内部治理结构中经济权力结构、角色分工成为原来企业书记、厂长等的对号入座，等等。传统制度安排的刚性使不够完善的新制度安排“失真”。尤其是国有企业的领导干部管理体制改革严重滞后，不少国有制企业变成了厂长所有制企业，企业内部的办公室主任、财务主管、销售主管三套马车集中于个别主要领导和亲信手中，大肆敛财，导致“穷庙富方丈”，从而不仅造成国有资产流向个人腰包，而且极大伤害了广大群众参与改革的热情，进而有可能使创新主体（集团）减少。同时，广大职工利益受到侵犯，劳动创新供给行为的缺口将会更大，从而加剧了企业行为效率下滑势头。
市场经济的微观制度基础没能建立起来的同时，与之相适应的宏观调控也显得力不从心，企业行为的低效率在“条块”间生成大量无效供给。一方面“条块”对高增长的偏好依旧，继续上演着重复投资、盲目投资的镜头；另一方面，“条块”着眼于各自既得利益，产业的整合能力差，缺乏“吐故纳新”、“取长补短”的机制，无效供给就因此而累积起来了。
（二）低收入型的相对过剩
我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人口多数在农村，劳动力资源主要在农业。如没有高效的现代化农业，保证农产品的供给和增加农民收入，不仅会动摇农业的基础地位，阻碍农村工业化、城市化进程，而且会影响整个产业结构的关联度、耦合度，阻碍经济结构的合理化和高度化，从而最终使产业结构不能发挥成长效应，进而导致经济增长停滞。据国家计委研究所一份报告，用相对国民收入度量的二元经济结构度，1978年中国达到6.08，超过所有发展中国家，1978—1984年农业超常规发展， 1984年下降为3.58；1985—1988年农业生产徘徊不前，1988年上升到3.89，之后农业增长迟缓，1994年上升到4.14。二元经济结构强度的再增生，使劳动力的就业结构和产值结构的严重错位，农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下降，广大农民收入增长趋于停滞。这是目前相对过剩的另一主要原因。
1.农民收入增长较快时期收入分配的供给和需求效应
1979—1984年，是农民收入增长较快的供给效应显化时期。农村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改变了过去“吃大锅饭”的平均主义分配机制，实行“缴足国家的，剩下是自己的”这样一种劳动贡献与劳动所得相对称的分配机制。激励机制的变化，调动了劳动者的积极性，名义劳动与实际劳动相符，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农民收入迅速提高，收入分配增加的供给效应明显。农产品的供给大大增加，1984年粮食总产量达到4.073亿吨。1978—1984年，我国农业生产值按可比价计算增长了55.4%，年均增长7.6%；1981—1984年，农村家庭人均纯收入实际增长率15.3%。第一、二产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之比由1978年的0.45∶3.71调整到1984年的0.4∶2.62；从事农业劳动力的比重由1978年的70.2 %下降到1984年的64.2%。这不仅增加了城乡居民消费品的供给，从而为轻工业的发展提供充足的原材料和资金，为调整经济结构严重失衡提供了条件；同时，也为乡镇企业的发展，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创造了经济环境。
农民收入增长较快不仅产生了明显的供给效应，而且产生了明显的需求效应。农民收入水平提高，激活了农村消费市场，农村消费品占全社会消费品的比重由1978年的40.8%提高到1984年的52.5%，从而对轻工业产生了巨大的拉动力，轻工业1978—1984年年均增长11.7%。轻工业占工业产值比重由1978年的43.1%上升到1984年的47.4%，从而使重工业从长期自我循环中摆脱出来，国民经济结构的耦合度提高。一项研究表明：1978年以前，中国重工业产值同固定资产投资变动间密切相关（r＝0.9254），而与轻工业增长之间的相关性弱（r＝0.678）； 轻工业产值与固定资产投资之间的相关程度也较高（r＝0.7214）， 而与居民消费水平之间相关性不明显（r＝0.2768）。1978年后，整个80 年代，轻工业产值增长速度与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的相关关系稍大，而与社会货币收入的增长速度间呈现高度相关性（r＝0.8496 ）（注：周振华主编《增长转型》第12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2.农民收入增长迟缓时期收入分配的供给和需求效应
1985—1988年，农业陷入了“一年减产，二年徘徊”的境地，农业总产值的增长率只占1979—1984年的54%，年均增长率为4.1%； 农民得自农业的个人纯收入实际增长率2.9%， 农民家庭平均纯收入实际增长率仅为1.09%，城乡居民收入之比由1.72上升到2.05，农民储蓄占城乡储蓄存款年末余额比重由34.8%下降到30.0%；以农产品为原料的轻工业产值占工业产值比重由68.7%下降到65.0%。加之工业产品价格轮番上涨，工农产品比价回归，农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下降，加速了农业内部资金向非农产业转移。农业的基础地位由此受到影响，1988年物价上涨率18.5%中有一半的因素是粮价上涨。90年代，农业生产值增加较快，1991—1996年，年均增长率7.8%，粮食产量1995年达到46662万吨，但农业增产难以使农民增收，农业的比较效益问题仍未解决。城乡收入之比由1985年的1.72，扩大到1990年的2.02、1995年的2.47，城乡基尼系数由1990年的0.37，扩大到1995年的0.4343，超过了国际公认的收入分配结构的合理区间（0.3—0.4）；第二第一产业全社会劳动生产率之比由1985年的4.54上升到1996年的5.20；1996年第一产业的增加值比重和就业人数比重分别为20.0%、50.5%，由此，进一步固化了二元经济结构。
农民收入增长停滞，收入分配的需求效应弱化，使得产业结构供给的需求弹性减小，从而加剧了国民经济结构的失衡。1985、1990、1995年农村人口所占比重分别为76.3%、73.6%、71.0%，而农村销售商品占全社会零售商品总额比重分别为53.0%、48.5%、39.9%。1990年农村居民消费水平571元，如果扣除物价因素，仅相当于1984 年的消费水平；城乡消费水平之比由1985年的2.3，扩大到1990年的3.0，1996年的3.2。工业总产值1986—1996年年均增长率为17.5%， 但广大农民最终消费需求对工业总产值增长的拉动力较小。
1985—1988年，轻工业产值年均增长17.8%，轻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由47.1%上升到49.3%。轻工业比重的上升，在较大程度上局限于城市居民消费结构的变化所推动；加上对技术的引进还缺乏消化、吸收和创新能力，“移入结构”与原有产业的关联度不大。耐用消费品工业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就趋于饱和。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等新一代耐用消费品的销售量同时在1988年达到高峰值。当满足了全国人口20%多的城市消费群的需求后，农村庞大消费群仍然空位，从而导致家电工业设施利用率下降，开工不足持续于整个90年代。
轻工业产值的比重1991年开始下降、重工业产值比重由此上升，重工业成为工业增长的主导力量。其中，主要是能源原材料工业的大投入所驱动，原材料工业占独立核算工业企业的固定资产比重和总资产比重1995年分别比1990年上升3.9和3.4个百分点；原材料工业在制造业增加值中的比重1993年为35.6%，不仅高于发达国家，也明显高于发展中国家。如日本的这一比重1953年为32.0%，韩国1971年为29.1%， 巴西1974年为34.5%。以能源、 原材料这些基础初级产业的高投入率和增长率抬升了重工业在工业产值中的比重，但并不代表工业化进程中重工业化趋势；推动重工业化起关键作用的机电工业供给仍然不足。我国1995年整个机电产业在制造业增加值中的比重只有22.4%，比日本1965的机电产业比重还低2.8个百分点， 致使投资品供给产业关联规模不能深化，关联耦合度下降。鉴于产业结构的升级得不到机电工业的支撑，原料工业供给增加，仅满足了一般加工工业数量扩张对高物耗的要求，从而势必出现低水平的一般加工工业的供给能力过剩。
二、转型时期反相对过剩的宏观经济政策选择
西方国家的宏观经济管理政策可以分两大类，一类是需求管理政策，另一类是供给管理政策。需求管理政策的理论基础是“需求决定供给”，强调用扩张的财政、货币政策尤其是财政政策，刺激经济发展；供给政策的理论基础是“供给决定需求”，强调减少政府干预，企业自由经营，企业的活力和竞争力是经济发展的主要决定力量。转型时期，我国经济生活中不管是出现短缺还是过剩，主要原因在于企业健全的经营机制没能建立起来，企业缺乏活力，企业行为低效率。企业行为的低效率不仅是一个微观经济问题，而且影响经济增长的源泉、轨迹、结果，从而影响宏观经济目标的稳定。转型时期宏观经济政策应着重供给管理，构造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微观制度基础，以提高企业行为效率，从而根本改变高增长（高投入）对低效率损失的替代，改变经济低质量增长路径。
（一）需求管理政策
需求管理政策始于30年代初罗斯福“新政”为代表的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政策，“凯恩斯革命”顺应了当时经济实践的需要，为国家干预经济提供了理论基础，其政策主张强调财政赤字政策。凯恩斯认为，资本主义经济生活的常态是小于充分就业的均衡，而不是充分就业均衡。
1.需求管理政策的主要理论基础
否定了“供给自动创造需求”的“萨伊定律”，确立了“需求决定供给”的“凯恩斯定律”。“萨伊定律”认为，卖是为了买，生产商品是为购买商品；总产量是在一定生产技术条件下，由资源实物要素规模决定的；价格机制把既定资源合理分配给各产业和企业，从而使得社会总供求处于均衡，即使有过剩，也是暂时的。“凯恩斯定律”认为，由于边际消费倾向递减、投资的边际收益递减和流动偏好三大规律的作用，使社会有效需求不足，由此总供求的均衡会小于充分就业的均衡，实际生产量会小于潜在生产量；价格的刚性作用在一定程度上会削弱价格机制对资源配置的作用，从而市场会失灵。因此，供求失衡不是暂时的，是经常的。
2.需求管理政策的主要政策主张和隐含前提
政策主张出发点是国家必须干预经济。在财政政策方面，主张发行公债，实施财政赤字政策，反对保守的“财政部观点”；在货币金融政策方面，主张实行扩张性货币金融政策，增加货币供给量，扩大信贷规模，信奉“半通货膨胀”的经济增长；对外贸易政策主张扩大出口，力争实现贸易顺差。需求管理的隐含前提是：具备微观主体成为法人实体和竞争主体的制度环境；主要矛盾是总量失衡而不是结构失衡，产业关联规模大，投资的乘数效应明显，国际经济间依存度相对较小，一国“相机抉择”的调控政策对国内经济的调控效果明显。
（二）供给管理政策
供给管理政策来源于美国70年代供给学派反经济“滞胀”的一项政策主张。供给学派认为，战后政府干预过分集中于“就业”这一短期目标，以致把社会资财过份地从“供给”方面转而耗费在“需求”方面，从而削弱了资本积累、技术进步和生产率的增长；70年代美国经济衰落的重要因素是生产率下降问题。
1.供给管理政策的主要理论基础
重新强调“供给自动创造需求”的“萨伊定律”。他们认为，“萨伊定律”之所以重要，就是它始终把注意力集中在供应即生产方面，因为在社会经济生活中，总是先有生产要素的投入，然后才有产出，有了出售这一产品的收入，才有购买其他产品的需求，需求量由供给量决定（注：章嘉琳著《供应学派》第24页，经济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供给学派推崇市场机制的作用，通过市场机制，依靠储蓄、投资和人们工作积极性的提高，来提高生产率。在他们看来，一个社会从事经济活动的基本单位的积极性、创造精神和企业自由经营活动是经济增长的关键性因素。
2.供给管理的主要政策主张
供给学派主张减少政府干预，恢复市场和企业的自主创新活力，应把大幅度的减税作为重要手段来激励劳动和资本供给量，从而促进经济增长。如果边际税率太高，就会降低储蓄、投资和工作的积极性，因为边际税率改变了消费与储蓄的相对价格。与此同时，供给学派还主张应削减政府的开支和政府转移支付，因为政府干预具有不平衡性（只考虑正面效应，忽视负面效应）和递减性。
（三）转型时期需求管理与供给管理政策的选择
我国市场化进程有了较大进展。工业消费品市场调节达到95%，投资品受市场调节也超过80%。但是，经济体制和经济体系尚处于转型时期，企业主体地位还未根本确立；政企、政资之间貌分神合；市场体系不完善、不成熟，市场功能受到限制；政府职能还未根本转变。我国近几年在投资增长率大大超过技术进步率从而资本的边际生产率明显下降的条件下，投资依然高速增长；产品库存逐年增加。1994—1997年，每年存货占GDP的比重分别为5.1%、6.0%、6.6%、8%， 这表明经济增长、企业行为受市场需求约束十分有限。在这种情况下，如采取需求管理，政策的效力就可想而知了。事实上，宏观调控的“软着陆”，依然是着重需求管理从而只是暂时实现了较高经济增长和低通胀相结合的宏观经济目标，但建立在企业行为低效率基础上的无效供给（结构）反而在更大程度上累积起来了，从而延长了改革以来第三次经济周期的收缩期，推迟了下轮经济扩张期的到来，这也是1996年5 月来至今多次降息，贷款规模一再松动，三峡工程、小浪底工程等大型投资加速启动的情况下，而市场就是难动起来的重要原因之一。
我国经济生活的顽症就是企业行为的低效率，目前企业内外部制度环境中，企业组织和技术创新的成本昂贵。譬如企业家是一种稀缺资源，但很多企业改革的风云人物因贪污纷纷落马。这种现象的出现除了某些个人目无党纪国法外，也与对创新利润的不合理制度安排有关。有的公有制企业厂长私下坦言，他不愿意把企业搞得很好；因为企业搞好了，一方面可能成为被摊派对象，另一方面自己可能被他人所挤掉。资产重组中尤其是跨所有制、跨地区、跨行业间的重组，往往受到“怕失官帽，怕失位置，怕失利益”的干扰。企业行为效率不解决，不管有多大的潜在市场，无法解决高产出、高库存这一难题。1995—1997年国外跨国公司大举进入中国市场，人们惊呼“保护民族工业”；开放度大的洗涤、化妆品等行业，国外品牌的市场占有率不断提升，国内品牌有的却销声匿迹，我们能说需求不足吗？微观经济主体低效率问题没解决，强行启动需求，只能在旧体制和旧经济体系框架内释放出需求，市场可能刚启动，扩张期戛然而止，从而会进一步延缓“两本根本转变”的进程。
鉴于影响我国宏观经济失衡的根本性因素的存在，我们认为，实行供给管理为主的宏观经济政策，可能更有利于解决深层的经济矛盾。我国宏观政策实行以供给管理为主，并不是说短期的需求管理无效，也不是说照搬美国供给学派的理论及政策主张；而是要实行以提高企业行为低效率为中心的制度创新，以结构调整和升级为重点的宏观经济政策取向，在追求经济结构优化的基础上，以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增长为目标。
三、转型时期走出相对过剩困境的对策研究
转型时期根治相对过剩，宏观经济政策应以供给管理为主。但从短期对策来看，辅之以需求管理是必要的。除了政府应加大对基础设施的投入外，应切实解决税费倒挂问题，稳定企业和居民对经济的未来预期，改革消费体制。从长期对策来看，一方面要加快新体制、新经济体系对旧体制、旧经济体系的替代进程；另一方面要改变工农业比较劳动生产率反差过大的状况，缓解二元经济结构强度增生的矛盾。
（一）走出相对过剩困境的短期对策
1.适度增大政府对公共基础设施的投入
公共基础设施如城市道路和水电气等市政设施、城乡电网的改造、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大江大河的治理、生态环境保护等，这些领域，尤其是中西部经济不发达地区历史欠帐较多，供给不足。但是，政府在加大对公共基础设施的投入时，应注意如下问题：第一，应抓好项目立项论证工作，做到统一规划，避免重复建设，盲目建设。基础设施投入应向中西部倾斜，向中小城镇、乡村倾斜。第二，继续深化投资体制改革，落实项目法人责任制、资本金制和监理制，严把工程质量关，杜绝出现“豆腐渣”工程；一些基础设施可继续试行BOT方式， 也可鼓励有实力的企业从事这些领域的投资，政府可给予适当的补贴。第三，政府对基础设施的投入，不能对投资乘数寄太高的希望，因为有产业本身的原因，另外还有时滞的原因。目前我国大中型项目的一般平均建设周期为3年半左右，第一年的投入一般占项目建设投资的10—15%， 第二年占40—50%，第三年占30—40%，第四年占10—15%。
2.以卓有成效的举措增加有效供给
目前，预算外资金虽属财政资金，但并未纳入财政体制统一财权分配的运行轨道，财力财权管理混乱。不仅有预算外收费，还有乱收费，似乎有权力就可以收费。1993—1996年全国收费占预算外收入之比（不包括乱收费）分别为95%、95%、95%、93.03%。1997年4月底，经国务院及有关部门批准的各项行政事业收费项目共371项， 有些省细分竟达几千项；全国各类基金约421项，除46 项是被中央及有关部委批准的，其余均是省级政府越权设立的。税轻费重、乱收费，企业、居民“不堪重负，民怨沸腾”。据个别省份对部分企业的调查，不合理负担占企业实现利润的60%，1995年这些企业销售收入增长25.6%，而不合理收费增长49.3%（注：卢彦：《论我国价格改革的战略选择》，《价格理论与实践》1998年第2期。）。企业成为“唐僧肉”， 企业的组织和技术创新动力从何而来？这一问题中央早已认识到，现在的关键在于落到实处。
治理不合理收费，降低产品成本，增大市场有效供给，促使产品的自由流转，可以解除一些产品闲置与短缺并存的状态。如我国城市人均住房不过8—9平方米，然而，1997年商品房闲置达到7038万平方米。除结构性问题外，其中主要原因就是商品房价格不合理。一般而言，商品房价格构成“三三制”，征地费占1／3，建筑成本占1／3， 税费利占1／3。1995年5月，山西省地税局对116户房地产开发企业进行调查， 结果发现税负并不重，未达到全省10%的税负水平，但收费却是惊人的高——利润、税收和收费三者的比例是：46∶100∶395。如果税费倒挂不解决，乱收费不止，居者有其房是难以成为现实的。这不仅会影响房地产业的发展，最关键的是阻碍劳动力市场的发展，劳动者择业和迁徙的自由受到限制。
3.稳定公众对未来经济走势的预期
随着市场化进程的加快，国民经济结构调整力度加大；加之社会分配不公，改革的风险增大，社会公众对未来不确定性预期增加。稳定公众对未来经济走势的预期在目前显得尤为重要。一方面，企业预期的投资边际收益率会直接影响企业新增或更新投资的规模；另一方面，居民对未来收入的预期将影响市场购买力。投资品市场作为派生需求，最终要受终极消费品市场的约束，因此，稳定公众消费心理预期是很重要的。目前居民消费预期下降，主要原因在于大多数老百姓收入水平不高，面临市场化加速，承担市场化风险的能力较低，社会保障能力又严重不足；人们被迫储蓄，以应付未来的买房、子女入学、看病、养老等的需要。也就是说，现阶段公众的预防动机占上风，交易动机和投机动机退位。
稳定公众对经济走势的预期，至少要公众对目前下岗、再就业等现实问题，感到不会普遍受损，有一种基本安全感。第一，要重视职工、下岗职工的人力资源开发，调整劳动力供给结构，增加有效劳动力供给，增强人力资源与其他资源的互补性。第二，广辟就业渠道，鼓励非国有制企业招收使用下岗职工，把已制定的优惠政策落到实处，不是停留在文件或口头上。第三，加快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步伐，提高社会保障能力。仅就社会保障基金的来源来看，除了个人、企业的缴纳外，国家应从所有制结构调整所获利润中拿出一部分作为社会保障基金。这其实是对过去国家拿走了劳动者一部分必要劳动的补偿。另外，可适度减小政府投资规模，将其增加到社会保障基金项目上，这更有利于政府对目前经济活动的干预，以减轻改革的阻力。社会保障基金是社会保障制度的物质基础，只有雄厚的社会保障基金，才能增加社会保障能力。这对减小社会公众不确定性预期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目前，我国正面临着高失业的问题。1997年末，我国城镇登记失业人数570万， 城镇登记失业率为3.1%，据估计1998年末、1999年末、2000年末， 城镇登记失业人数分别为650万、750万、850万人左右。1998—2000 年由失业保险救助的失业人员救济与再就业资金需求总额为143亿元。1998年、1999年、 2000年资金需求额分别为42亿、48亿、54亿元。事实上，城镇实际失业人数还会大大超过登记失业人数。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还需大量资金。社会保障基金实际规模与需求规模之间可能存在巨大缺口，这应引起高度重视，政府应承担更多的责任。
4.改革消费体制
传统消费体制中社会集团消费与“公有私用”现象非常突出。据不完全统计，1993年末我国有小轿车230万辆， 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拥有220万辆。国家财政当年为此支出购买、养车费约1890亿元， 占当年财政支出4982.47亿元的37.93%。1993年，我国国产轿车22.5万辆，进口小轿车18.1万辆。这40多万辆，98%被公款买走。仅新增轿车一项，国家全年就要支出买车和养车费约700亿元，相当于1993 年国家财政赤字561.9亿元的1.25倍（注：《人民日报》（华东版）1998年4月2日。 ）。公车私用、公款电话、公款吃喝玩乐等，这不仅是一种财政负担的加重，而且是一种腐败行为；它也改变了国民经济分配流程，使资源配置结构扭曲和畸形，使个人消费非市场化，导致个别人“工资基本不动”。因此，在消费体制改革中，凡是个人生活消费与公共性消费交叉的领域，均变“公有私用”为“私有公用”，再对个人实行一定的消费补偿。
消费领域内，存在着种种人为限制居民正常消费的体制，如摩托车、小轿车入城上户、行驶等方面的限制；电讯方面，住宅电话的初装费、座机费，移动电话的双向收费等。对消费者限制过多，不仅会损害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而且使受限制领域的供给能力的利用率不足，从而使部分产品处于闲置状态。
（二）走出相对过剩困境的中长期对策
1.以体制和结构转换来提升国民经济竞争力和效率
首先，要实行国有经济战略大调整。我国传统国有经济与市场经济存在着无法克服的矛盾，从质上来讲，传统国有经济的产权存在统一性、虚幻性、不可分割性和不可转移性特征；市场经济所需要的产权制度安排要求不重叠性、具体性、可分割性和可转移性。从量上来看，传统国有经济战线拉得过长，面铺得过宽。市场经济所需要的国有企业，应以完善“市场失灵”为己任，是一种特殊企业。特殊性主要指一方面分布行业的特殊性，一般是特殊行业（国防、造币行业等）和关键行业（关系到国计民生的行业）；另一方面，国有企业具有公共性和企业性两重性质，二重性比例由国有股的比重决定，由此有多种形式的国有企业。
国有经济的战略大调整就是把资源配置从非制度优势的领域转向制度优势的领域，把传统体制内的资源转移到新制度和新经济体系的空间中；或者说，是新制度、新经济体系对传统体制、旧经济体系的替代。新旧体制的替代，必须具备产权主体明确、权利边界清楚和交易的自由化、契约化两个基本条件。在产权明晰方面，目前公有经济领域存在着产权市场的不完善的问题。企业改制、改组中资产的不估、少估、漏估等现象时有发生；资产主体及边界总想我多你少，或我有你无；资产转让过程中存在资金流向不明的问题。在私有经济领域，私有产权主体虽明确，但缺乏主体权益受侵害的法律保障。在交易的自由化、契约化方面，还受到种种限制。金融市场中信贷资金的绝大部分流向了国企经济领域，证券市场业似乎是非“公”不能入内；除金融市场中存在“成份”限制外，还有部门、地区限制等，“肥水不流外人田”。为此，我们只有抓好产权明晰化和交易自由化、契约化两项基础性工作，才有条件使国有企业成为特殊企业，一般企业才可能成为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
其次，进一步实施“抓大放小”战略。现代市场经济最显著的特征之一是微观组织的变化。随着技术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变迁，企业的资本组织形式也在相应变化，企业组织逐步呈现规模经济特征。规模经济的边界是由各行业的技术经济关系决定的，并不是越大越好。但是我国传统集权体制下，各地区、各部门都基本自成工业体系，生产、工艺、零部件等专业化水平较低，企业组织存在着“低、散、乱”状况，虽经改革前的“关、停、并、转、迁”的调整和改革后的促进横向经济联合发展企业集团等举措，企业缺乏规模效益的问题仍很突出。1995年，中央从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现代企业制度的战略高度，提出了“抓住抓好大的，放开放活小的”思路，从而掀起了企业资产重组中企业组织结构调整的高潮。但资产重组过程中因行政性的“拉郎配”或因既得利益刚性等阻碍了“抓大”工作的进展。这给我们体制创新带来了一道难题。这就是：既希望政府从战略的高度，强有力地推动企业资产重组，加快产业整合步伐；又希望减少政府干预，把企业资产重组的任务交由市场来完成。如果从体制创新成本——收益及其他分布的角度看，可以找到一条体制创新路径。这条路径可以包括政府在内的创新主体对新制度的供给动机存在于预期创新净收益要大于零，或者近期不创新的净损失大于零的情形。不创新的远期净损失小于创新的远期净收益所出现的体制创新是一种主动性创新；如果不创新的近期损失大于目前既得利益所出现的体制创新是一种被动性的创新。相比较而言，主动性体制创新比被动性创新有利于合理分布创新成本。因为，时间序列和空间层次都可分摊改革成本，不一定要到改革“深水区”去集中改革成本；若改革成本分布过于集中，改革风险就可能酿成社会系统风险。政府在体制转型中作为新制度供给主体之一，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尤其是与财产权利相关的法律制度创新非政府莫属。就“抓大放小”而言，政府应采取主动性的体制创新，包括体制内的创新和体制间的创新。
国有经济领域内“抓大”在于提高国有经济的控制力，主要是体制内创新；“放小”，主要是体制间的创新，即国有经济的非国有化，探索多种公有制的实现形式。能否调动生产者经营者的积极性、创造性是创新成败的关键。如果把劳动者、职工的利益放在一边，使他们成为主要受损的对象，又得不到必要的利益补偿，劳动者就会成为改革的消极者而不是参与者。所以“放小”，决不是一卖了之，而是“促小”。非国有经济领域也应“抓大促小”，有经济实力的乡镇企业、私营企业应是资本经营的主力军之一，必须从“村村点火，户户冒烟”的发育成长阶段向第二次创业扩张阶段转化。乡镇企业制度创新的重点在于产权的明晰化，私营等企业创新重点在于企业的现代化。
再次，加快工业结构的调整，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工业结构的调整一方面是对传统产业的改造，另一方面是推动整个工业结构的升级。传统产业的改造重点是技改。淘汰陈旧设备、落后工艺，不是简单的转移，不是把无效供给“核销”掉；对衰退性行业要制订切实可行的财税金融技术政策等，援助他们顺利退出，如“退二进三”、“退二进一”（第一、二、三产业）。原材料工业与加工业之间，除提高原材料工业的供给效率外，重心是转变加工工业的高物耗水平，而不是一味增加原材料工业的供给去满足加工业的需求。1995年，我国原材料工业的产出比重大大超过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同期水平，主要原因就是加工工业的物耗比重过大。我们必须改变加工工业简单的数量扩张的格局。加工工业内部要调整一般加工工业与高精加工工业的比重，使加工工业由资本密集型向技术知识密集型转化，引导存量、增量资源向生产率上升水平较高、收入需求弹性较大的机电工业倾斜。因为，机电工业的发展状况直接影响工业部门的装备状况，装备水平是产业间技术矩阵的载体，投入——产出的转化器，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工业增长的质量水平。90年代初中期，我们着力去解决“瓶颈”产业的发展，而疏忽了整个加工工业的技术升级，从而导致低水平加工工业数量扩张。其结果是，产出越多，无效供给就越多。这也是我们目前处于相对过剩困境的直接原因之一。世纪之交，知识经济时代的逼近，高新技术产业的革命引起了全球范围内经济的大调整，我们应主动参与这次经济结构的调整。政府应鼓励、引导和支持企业投资于高新技术产业，设立科技开发风险基金，支持高风险技术创新活动；改革科技体制，激励科技人员创立高科技公司，探索产学研利益共同体组织；进一步培育和完善技术市场等。
2.推动农业微观基础的创新
农业发展迟缓，是我国工业化中期所面临的重大经济问题。目前，我国农业劳动力的就业比重的下降大大落后于农业增加值比重的下降，致使农业比较劳动生产率低下。这不仅影响我国粮食的供求平衡，农民收入的增长，农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而且可能会中断我国工业化的进程。目前相对过剩困境在一定程度上是二元经济结构强度再增生的后果。改变这一后果的最根本的出路在于农业的制度和技术创新，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缓解和消除二元经济结构的尖锐矛盾。
首先，应大力推动农业微观基础的创新，建立农地合理流转机制，适度集中农地等资源。分散性的家庭经营，难以承担高投入、高物耗、高技术现代农业发展的要求，也难以进入统一大市场，难以抵御市场风险和经营风险。随着非农产业的发展以及农村剩余劳动力外出务工，农村出现了农地撂荒、浪费、破坏等现象。这要求我们在适当延长和稳定承包关系基础上，在不改变用途的情况下允许农地有偿转包、转让、出租、入股、抵押等，从而使土地资源适当集中，为规模经营创造条件。农业劳动生产率等于劳均耕地面积乘以亩均产出率。我国农业的亩均产出率还比较高，就是劳均耕地面积狭小，从而直接制约了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农业生产率难以提高，农民收入增长自然减缓，从而必然导致农民收入分配的供给、需求效应萎缩。
要探索农业内部、工农商研间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经济组织。目前，农业内部所出现的股份水利、股份果园等新型股份合作经济类型，有助于使农业内部资源合理流转，形成现实生产力。工农商研间可探索农业内部资源与工商资本、科技、市场网络等非农产业资源的相互渗透的新型经济组织，以促进农业产业化的进程，增加农民收入。各地区应根据农业自然资源条件，工业基础，资产存量水平等，选择具有比较综合优势的项目，建立商品性生产基地，以基地培育并壮大农业支柱产业，以支柱产业带动商品性基地的发展。
推动农业微观基础的创新，目的在于提高农业参与市场的能力，切实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城乡消费水平不合理差距，避免广大农村消费市场不在位的残缺局面，从而使轻重工业供给的需求弹性增加，农轻重之间的产业关联规模增大，质量提高，进而改变工业增长中投资效应明显，结构效应不明显的低质量增长轨迹。农民收入增长，农民才可能有承担农业现代化过程中物耗比重上升的经济能力；如果只增产不增收，不管什么先进的农业技术，农民都难以有接受的热情。
其次，剥离农业工业化目标，顺利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我国城乡之间、工农业之间在实物资本、人力资本、金融资本、技术条件、市场组织及体系等诸多方面存在较大的梯度差异。如果采用统一无差异的工业化战略目标，农业的工业化就会受到城市工业化的排斥，从而迫使农业工业化中过早地出现资本对劳动的替代，以致阻碍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大量剩余劳动力滞留在农业中，农业的主要资源农地对每个农民起到的仅是保障功能。农业自身稳定的发展，需要土地和资本向外较慢转移，劳动力向外较快转移。世界上较成功的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在工业化进程中，劳动密集型产业都存在较长时期，工业的发展对资本依赖性不特别突出。美国在1814—1980年约170年间， 劳动密集型工业占重要地位的时期大约为110年；占64.7%；日本在1868—1986年约120年间，劳动密集型工业占主导地位的时期大约80年，占75%；台湾在1950—1990年约40年间，劳动密集型工业占主导地位的时期大约20年，占66.7%（注：尚启君：《论保证农业发展模式》，《学习与探索》1984 年第4期。）。
我国过去超重工业化时期，城乡隔离，凭着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从农业中抽走几乎所有资本。改革后的1979—1984年，我们调整了工农业产品比价，实行农村经济体制的改革，工农业比较劳动生产率之比降低，农业中资本向外转移减少，农民收入增加的供给和需求效应极为明显。滞留在农业中的资本为农村工业化带来了契机，乡镇企业得到了较快发展，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速度增加。但是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推开，农村工业与城市工业为原材料、产品、资金人才等市场展开了激烈的争夺，农村工业为了能生存，开始增加资本投入，过早出现资本对劳动的替代，称作为“资金增密”（注：王积业等主编《我国二元结构与工业化战略选择》第20页，中国计划出版社1996年版。），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由此受到了阻碍。这不仅使农业内部资本加快了向非农产业的转移，农业自身的积累投资中断；而且，影响了农民非农业收入来源的增长，从而使工业化的动力囿于城市居民消费水平的提升。
剥离农业工业化目标，寄希望于农村工业化与城市工业化目标在技术结构、产业结构层面有所差别。农村工业主要应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城市工业主要应发展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以使劳动密集型产业产值比重在相当时期保持基本稳定，从而以利于我国劳动力结构的调整，避免我国工业化进程中的产值（供给）比重与第二产业劳动力（需求）严重失衡，出现相对过剩。
再次，加快中小城镇建设，推动农村工业化、城市化进程。我国农村人口城市化进程滞后，是造成农村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长期延续，商品经济不发达，农业劳动生产率停滞不前，城乡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农业人口非农化并都涌向大城市，既没必要，也没可能。如果没有合理的城市体系和经济空间秩序，城乡间经济协调能力差，就可能会出现“城市病”和“乡村病”。加快中小城镇建设是完善城市体系的重要步骤，是大中城市与广大乡村交换产品劳务的中介环节，是形成乡村聚集和裂变新的生产力场所。
加快中小城镇的建设，应注意科学规划合理布局，基础设施建设应配套；应与农村非农产业的发展，非农人口的转移结合起来；与对外招商引资结合起来；与城乡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结合起来；与专业市场的建设结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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