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发展与文艺需求的多样化调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艺论文,需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0-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71(2015)06-0084-05 作为一项特殊而复杂的精神生产活动，文艺创作体现和反映着异彩纷呈的社会生活，满足着不同接受群体的精神、文化、审美和文艺需求，而且渗透着创作主体独特的人生经验、艺术个性和审美情趣，这些都决定了文艺创作必然在内容与形式、题材与体裁、语言与风格等各个方面存在着多样性、复杂性和差异性。文艺多样化作为文艺发展的普遍规律，是中国当代文艺理论和文艺实践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在当下中国语境中，正确把握文艺发展的多样化规律，理解文艺发展的多样化特征和基本内涵，认清文艺发展多样化与文艺需求多样化之间以及多样化与多元化、多样化与自由化、多样化与主旋律之间的复杂关系，不仅有助于正确贯彻“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艺方针，而且对于推动中国当代文艺事业发展的繁荣具有重要意义。 一、文艺发展多样化及其格局的形成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论及文艺问题时，均强调文艺在内容、形式、风格、流派、功能等方面的多样化和多样性特征。马克思在《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一文中指出：“你们赞美大自然令人赏心悦目的千姿百态和无穷无尽的丰富宝藏，你们并不要求玫瑰花散发出和紫罗兰一样的芳香，但你们为什么却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能有一种存在形式呢？”[1](P110)列宁也特别指出：“无可争论，写作事业最不能机械划一、强求一律、少数服从多数；无可争论，在这个事业中，绝对必须保证有个人创造性和个人爱好的广阔天地，有思想和幻想、形式和内容的广阔天地。”[2](P68-69)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亦非常重视和倡导文艺生产及发展的多样化，从毛泽东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到邓小平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祝词中对“二为”方针和文艺风格类型多样化的倡导，再到习近平在全国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提倡文艺要“体裁、题材、形式、手段充分发展，观念、内容、风格、流派切磋互鉴”等，可以说都是对文艺生产与发展中多样化规律的深刻揭示，并且使“多样化”成为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文艺核心价值话语体系中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关键词。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文艺实践充分证明，在文艺生产和传播中坚持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在追求“多样化”过程中推动社会主义文艺大发展、大繁荣，具有普遍性社会基础和文化共识，社会主义文艺的创新和发展始终离不开“多样化”。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多样化”大体可以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内容：第一，风格类型的多样化，即文艺可以存在“雄伟和细腻、严肃和诙谐、抒情和哲理”等各种不同的风格类型。也就是说，文艺“有的时候要雄壮的东西，有的时候也需要轻快的东西，有刚也要有柔，有统一也要有变化”。第二，功能指向的多样化，即文艺要既能使人受到“教育”和“启发”，亦能让人获得“娱乐”和“美的享受”。也就是说，文艺要能在交流情感、认识社会、启迪教育、宣传政治意识形态、休闲娱乐以及文化审美等不同层面发挥作用，“把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作为文艺和文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努力适应“人民对包括文艺作品在内的文化产品的质量、品位、风格等的要求”[3]。第三，题材内容的多样化，即文艺既可以反映“英雄人物的业绩”，也可以表现“普通人们的劳动、斗争和悲欢离合”，既可以表现“现代人的生活”，亦可以展示“古代人的生活”[4](P6)；不仅“文学、戏剧、电影、电视、音乐、舞蹈、美术、摄影、书法、曲艺、杂技以及民间文艺、群众文艺等各领域都要跟上时代发展”[3]，单就某一种文艺类型(譬如电视)而言，历史、战争、家庭、谍战、爱情等题材的创作也要不断推陈出新，切忌相互因袭。第四，借鉴资源的多样化，亦即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所说的“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也就是说，对于中国古代和外国的文艺作品，一切表演艺术中进步和优秀的东西，都应充分学习和借鉴。对此，列宁一再强调，只有在批判地继承人类全部文化的基础上，才可能建设新的无产阶级文化。习近平指出：“我们社会主义文艺要繁荣发展起来，必须认真学习借鉴世界各国人民创造的优秀文艺。只有坚持洋为中用、开拓创新，做到中西合璧、融会贯通，我国文艺才能更好发展繁荣起来。”[3] 改革开放之前，由于受极端政治化、阶级斗争工具化的干扰及影响，在一段时间之内，中国社会主义文艺生产传播的简单化、模式化倾向十分明显，从内容到形式、从题材到体裁，单一、刻板，成为当时文艺创作的主要特征。改革开放之后，随着社会实践的拓展与深入，人民的精神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文艺创作也逐渐由原先的单一、刻板走向多样化。1990年代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与逐步深入，市场、资本、商业等要素在文艺领域大幅介入和渗透，各种新媒体在日常生活中广泛普及，中国的文艺发展状况变得更为复杂，文艺多样化发展趋向更为明显，文艺的“多样性”内涵不断扩容，其表现除上述风格类型、功能指向、题材内容、借鉴资源外，还突出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作品性质的多样化。就文艺作品的性质而言，在中国当前多样化的文艺格局中，不仅存在着居于主流的“社会主义主旋律文艺”，亦有处于边缘地位的“非主流文艺”和作为主旋律文艺之对立面的“反主流文艺”。作为主流的“主旋律文艺”，在获得国家大力支持与鼓励的背景下，涌现出了一大批优秀的文艺作品；以先锋艺术、地下电影、另类文学等形式出现的“非主流文艺”，特点鲜明、个性十足，近年来表现得十分活跃；处于主流文艺之对立面、以否定姿态出现的“反主流文艺”也不时出现，其主要表现为：一是部分作品肆意抹杀中国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制度上的根本区别，通过表现所谓的现代孤独感、荒诞感等，把中国社会现实描绘成“他人即地狱”、“生存即恐惧”的阴暗景象；二是部分作品突出展示人类的动物本能和原始欲望，无节制地追求感官刺激，刻意渲染暴力、色情、拜金主义、包二奶、一夜情等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悖的价值取向，文艺创作近乎成为本能呈现和欲望发泄的公共舞台。总体来说，“反主流文艺”不仅无益于提高人们的审美趣味和艺术美感，甚至可能摧毁我们长期以来在道德伦理、理想信念建设方面所作的努力。 第二，创作主体的多样化。这在当下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创作主体年龄的分层化和青少年作家群的崛起。当前中国的文艺创作群体既有出生于新中国之前、伴随着新中国成长起来的老一代作家，亦有经历过十年浩劫和“知青下乡”运动的中老年作家群，既有沐浴着改革春风而成长起来的“80后”，也有在市场经济洗礼中成长起来的“90后”和“00后”等青少年作家群。在不同时代背景下成长起来的文艺创作群体，其生活经历、人生经验、性格气质、审美趣味等方面存在着巨大差异。特别是作为“网络文学”创作主体的青少年作者群，尽管其作品质量良莠不齐，但作者的数量、创作的规模、写作的速度等却十分惊人，已然成为当代中国文坛上的一道特别的风景线。二是创作主体身份的多元化与“体制外”作家群的涌现。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由于受中国文化体制的影响，大多数作家属于“体制内”作家。自1990年代以来，随着市场经济体制转型和文化体制改革，作家的身份出现明显分化并逐渐呈多元化趋势，“体制外”作家逐渐突入世人的视野。如果说早期自由作家因位居边缘、身处“体制之外”而多生活拮据的话，那么在今天，许多自由文艺工作者则借助于商业化写作和演出，以及互联网及网络版权的运作，不仅能够经济自立，甚至很多一夜暴富。比如，在2013年第八届中国作家富豪榜子榜单——“网络作家富豪榜”中，唐家三少、天蚕土豆、血红、我吃西红柿、梦入神机等网络写手仅年度版税收入就超过一千万元，尽管他们均位于“体制之外”，但吸金能力、写作速度、在读者中的影响却丝毫不逊于“体制内”作家。大量“体制外”自由文艺工作者的涌现以及标新立异的创作个性，形成了当代文坛上创作风格、表现手法的千变万化。 第三，文艺传播媒体的多样化。从文艺的传播媒体来看，当前文艺的多样化则有更加突出的体现：在电影、电视之后，出现了蔚为壮观的“互联网文艺”，如网络小说、漫动画、手机游戏等，其中有的是“互联网+”，有的是“+互联网”。通过对网络文学进行电影、电视、游戏、动画、漫画等“改编”，一大批网络文学作品被推到文学网站之外，并进入影视、游戏、动画、漫画等艺术领域。仅以电影为例，自2001年蔡智恒的同名小说《第一次的亲密接触》被改编为电影后，改编自网络作品的影片《搜索》(陈凯歌导演，高圆圆、姚晨、赵又廷等主演)、《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赵薇导演，韩庚、赵又廷、杨子珊等主演)等，无论在观众反映、票房收入，还是在经济刺激、商业拉动方面，均显示出借助于传播媒体多样化进行“改编”这条网络文学产业化之路的广阔前景。这一现象说明，“网络文学”正以其处于“野蛮生长”期的传播力，或许已经超越甚至取代影视图像，成为当今文艺生产中一种重要的、一定程度上可以主宰市场的文化资本力量。这样便出现了下述情况：小说家、剧作家、导演们非常乐于或者不得不利用互联网文艺来增加自己的文化象征资本，如果不借助互联网传播的这一势能，便会在市场上吃败仗。在当前这种文化传播语境中，网络传播已经成为一种文化资本与文化权力，由于互联网传播所带来的巨大红利，互联网文艺已经成为当今文艺生产中一个竞相追逐的成功梦想，并且呈现出向市场欲望狂欢化方向发展的态势。这种情形自然令人喜忧参半。一方面，其中所包含的文化风险确实值得充分关注与防范，需要通过积极的引导与法治措施来治理；另一方面，应充分肯定互联网文艺在促进文艺多样化方面的作用，需要将互联网文艺纳入国家文化发展战略高度来重视之，将其视为文化生产与传播的一个孵化器和主渠道，而不再简单地以“草根”、“低俗”视之，并且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加以扶持。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在不远的将来，互联网文艺将会成为当代中国文艺生产与传播方面的一支重要的生力军。 可以说，从风格类型到功能指向，从题材内容到借鉴资源，从作品类型到创作主体，从数量、产地、体裁到传播载体，文艺多样化在当代不仅表现得异常复杂，而且成为一种不可遏制的发展趋势，成为中国当代文艺发展最显著的特征之一。进一步言之，这不再仅仅是题材、体裁、风格等“表层”的多样化问题，更涉及到对文艺本质、价值、功能等更为“根本层面”的多样化。也就是说，从表面上看，文艺的多样化是数量、产地、内容、体裁、风格等表层的差别，实际上却蕴含着巨大的精神差异。也就是说，不同背景下成长起来的作家群体，在创作姿态和文艺功能认知方面存在着重大差别；“体制内”作家同“体制外”作家在创作旨趣以及与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关系上非常不同；传播方式的不同也常常折射出精神追求上的根本差异，比如借助于互联网进行创作的网络写手们的创作路数和交流方式，与传统的手写模式截然不同，这在网络小说与传统小说、纸上漫画与网络动漫画之间表现得极为清晰。在此情形下，“主旋律文艺固然声势雄壮，另类文艺也特色鲜明。标新立异者理直气壮，哗众取宠者乐此不疲，先锋派我行我素，媚俗者招摇过市。文艺确乎已进入一个众声喧哗的时代、一个花样翻新的时代”[5]。作为文艺发展的普遍规律，文艺多样化有助于文艺发展与繁荣，符合“提倡多样化”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等国家基本的文艺方针。但同时必须清楚的是，“多样化”不等于“多元化”和“自由化”，文艺的“多样化”应当是以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基本方向的、在“主旋律”文艺引领下的文艺多样化。只有认清了这一点，才能更好地实现文艺繁荣的发展。 二、经济社会发展与文艺需求的多样化 当前，随着生产力的高度发展，科技水平的迅速提高和国际交往的日益扩大，中国居民的生活水平和消费方式发生了深刻变化，绝大部分地区人们已经摆脱了单纯地满足日常生活物质需求的生存模式，而有了更多精神、文化、审美层面的需求。人们在精神文化生活层面的需求多样化，是大众社会地位提升的重要体现，是现代社会文明的重要标志，也是新媒体时代最为宝贵的社会文化生态。构建一个文明、开放、和谐的社会，尤其应当在精神、文化、审美、文艺等层面接受和满足大众的多样化需求。理解这一点并不难，这是因为当下中国社会生活的层面复杂叠错、丰富多彩，社会民众的精神文化需求更是多方面、多层次的，只要是能使民众得到教育和启发、得到娱乐和美的享受的精神产品，便应受到欢迎和鼓励。因此，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对于满足人民精神生活多方面的需要”，文艺工作“负有其他部门不能代替的重要责任”[4](P5)。在当前时代和历史条件下，经济尤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技术特别是当代传播与媒体技术的发展以及市场与科技的相互作用，是制约人们精神文化需求多样化的两个主要因素： 第一，社会民众在文艺、文化上的多样化需求与国家经济发展状况关系密切。改革开放特别是1990年代以来，中国开始实行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经济政策，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确立，经济生活出现空前复杂和迅速变化的局面。伴随着经济社会的持续快速发展，人们不仅有了较为充裕的闲暇时间发展自己的多方面才能和兴趣爱好，除包括电影票房、电视娱乐和音像制品等传统文化娱乐领域外，以网络游戏、手机游戏、在线视频、在线音乐、数字影像等数字娱乐为代表的新文化娱乐领域不断涌现，人们对于精神文化的新需求快速翻新。当前，中国已迈入文化消费快速增长期，人们对精神文化层面的需求更加旺盛，需求总量越来越大，对精神生活的质量要求也越来越高，人民群众文化消费多层次、多方面、多样化特征更加明显，求知、求乐、求美的愿望更加强烈。精神文化需求的多样化要求生产出更多高品位、高质量、多姿多彩的优秀文化产品，而文艺生产和发展的多样化，正是经济发展带来需求多样化的结果。 第二，如果说物质需求满足之后，社会民众对于文艺、文化的需求首先是一种可能性需求的话，那么，技术尤其是当代日新月异的电子传媒技术则使这种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性。也就是说，经济的发展并不直接导致人们思想境界的提高，也不能自然而然地充实人们的精神生活，在物质生活丰裕的条件下，有些人仍然陷入精神空虚甚至颓废的状态。从科技层面看，信息技术的进步，电脑、手机在普通居民中的普及，互联网用户的剧增，对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产生了深刻影响，悄然改变了人们的文化娱乐习惯。电视于1990年代在中国大范围普及之前，人们的精神文化需求仅能通过书本、影剧院等途径获得。如果说电视的普及使大范围的人们得以借助于电子媒介在家中即可获得精神文化需求满足的话，那么，随着1990年代中期互联网正式接人中国，短短二十年里，互联网已发展成为中国产业中产值增长最快的细分产业之一，而且迅速晋升为大众日常生活中最为重要的休闲娱乐方式。近年来，智能手机、平板电脑、手持电子阅读器等覆盖全网络的移动互联网终端正在成为满足人们精神文化需求的主要媒体依托，越来越多的移动互联网用户选择了随时随地、方便快捷的上网方式。互联网特别是移动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和网络带宽的升级，成为推动人们精神文化需求获得多样性满足的最主要动力。 三、文艺发展与需求多样化的调适 当前，中国文艺发展已迈入多样化时代，文艺发展的多样化与社会民众日益丰富的精神文化层面的多样化需求存在直接关联。然而，在文化发展多样化与文艺需求多样化中间，均存在着一些理解上的偏差和一些颇值得警惕的问题。比如，在文艺发展的多样化方面，一部分人割裂“多样化”与“主旋律”之间的关系，片面地将“多样化”理解为文艺的“多元化”或文艺的“自由化”，这是完全错误的。在文艺需求的多样化方面，由于市场、资本、商业等因素对社会生活的介入，部分人在文化消费层面出现了一些过度娱乐化甚至低俗化、庸俗化、粗鄙化的消费需求，这样的文化需求不利于提升人的审美情趣及品格，反而容易侵蚀人的意志、理想和信念，导致文化操守失范和审美趣味畸形化。因此，如何既满足人们在精神、文化层面的多样化需求，同时又能促进文艺的多样化发展和繁荣，已经成为文艺理论界应当予以特别关注和解决的重要理论与实践问题。 第一，文艺发展的“多样化”不等于文艺的“多元化”和“自由化”。“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是我们关于文艺发展的基本指导思想，其中，“二为”代表着文艺发展的根本方向。也就是说，尽管当前中国文艺出现了多样化的发展格局，但这并不意味着不同文艺类型之间可以等量齐观、不分主次。前些年，一部分人抛开文艺的“二为方向”去讨论文艺的“双百方针”，其结果不但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文艺多样化，而且容易陷入价值评判无是非、无差别之泥淖。对此，笔者认为，当下中国的社会主义文艺正处于新的历史起点，因此尤应对新时期以来文艺创作和理论批评的发展历程再次进行认真、深入的总结与反思，在充分肯定辉煌成就与丰富经验的同时，对发展过程中产生的一些缺失和教训进行深度反思，并且在实践中予以矫正，以保证中国社会主义文艺多样化始终行进在健康的轨道上。也就是说，当代中国文艺的多样化发展，既不是失去方向、不分主次的“多元化”，更不是被消费主义思潮和历史虚无主义牵着走的没有筋骨、缺乏精气神的杂乱化、粗鄙化、纯娱乐化。当代中国文艺的多样化发展，绝不是放任自流、各行其是的“多样化”，必须是在“二为方向”统领下的多样化发展与繁荣；强调文艺发展的“二为方向”，不会削弱文艺的多样化，反而有助于引导和促进中国当代文艺多样化健康发展。 第二，正确认识文艺需求“多样化”中存在的弊端。人民群众文化需求的多方面和多层次性，既为文艺的多样化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天地，也对文艺的多样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然而，精神文化需求多样化层面存在的一些弊端必须引起高度重视，思想领域出现的一些消极现象更值得警惕。当前，中国思想文化领域存在甚至流行一些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主旋律思想相对抗的杂音、噪音与不和谐之音，如有的社会主义思想信念不坚定，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扭曲变形，导致反社会、反人性、反科学的腐朽思想文化乘虚而入，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利己主义有所滋长。不仅如此，由于无法正视社会生活中客观存在的阴暗面和局部丑恶现象，由于难以适应急剧的社会变革和激烈的社会竞争，人们的精神困惑空前增多，部分人对现实感到失望，神秘主义、邪教、有神论思潮有所蔓延。尤其是在当前的新媒体语境下，大众精神和文化的多样化需求更容易通过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之“毫无禁忌”及“无所遮拦”的通畅与自由得到全面、无底线的释放。也就是说，受市场、资本的侵蚀，加之新媒体的助力，大众的多样化需求极易受到变动不居、不断转型的社会结构和阶层变化的影响，使得社会文化思潮相比于传统的社会结构显得更为激进、易变、浮躁，即社会和人们的需求更容易陷于法国社会学家迪尔凯姆所谓的“失范”状态。按照迪尔凯姆的说法，社会的“失范”是由个人私欲的增长和道德调节的缺位所造成的，由此需要重建社会秩序并实现对人们精神和文化需求的调适，在个体层面需培育和完善公民的规范意识及良好的个人品德，在群体层面加强职业伦理和职业规范建设，在社会层面构筑与时代发展相适应的社会核心价值体系。为此，当下的文艺生产与传播，在治理与克服社会“失范”方面要勇于承担，通过优秀文艺作品为社会发展提供强大精神支撑，而这正是我们呼吁加强对文化需求“多样化”引导的主要出发点。 第三，在文艺事业与文化产业的协调发展中实现文艺发展与文艺需求的多样化统一。发展文化产业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满足人民多样化精神文化需求的重要途径，当代文艺尤其是影视艺术的大发展是这方面最好的例证。但辩证地看，作为“产业”之一种的文化市场的趋利倾向容易产生负面影响，比如部分影视剧为提高上座率、收视率、点击率和销售量，以大数据寻找观众的兴趣点，拼命迎合观众口味，以商业标准取代艺术标准，其后果是各种“雷剧”、“神剧”、“脑残剧”不断上演，过于粗鄙化、低俗化和娱乐化的制作降低了影视作品的艺术水平。这就要求我们莫把文艺和文化的发展完全推向市场，避免出现被市场牵着鼻子走的怪现象。正如习近平所强调：“文艺不能在市场经济大潮中迷失方向，文艺不能当市场的奴隶，不要沾满了铜臭气”[3]。因此，在大力发展文化产业的过程中，一方面要注重强调文艺、文化产品的社会效益，努力打造出既“叫好”又“叫座”的产品；另一方面要大力扶持和发展公益性的文艺事业，通过资金投入、政策扶持、政府收购等方式，加大政府在文艺发展与需求多样化方面的调适力度，努力引导生产更多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体现中华文化精神、反映中国人审美追求，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有机统一的优秀作品。全面推动文艺的多样化健康发展，而且能够最大程度地满足人民群众多样性、多层次的文化需求。 [收稿日期]2015-09-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