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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党中央历来重视正确区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
毛泽东在1957年春提出必须正确区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这是他以独创性的理论丰富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重要方面，也为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一个根本指导思想。这个根本指导思想，在长期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尽管不时地遭到违反和破坏，但它一直还是发挥着有益的作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正确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的指导下，毛泽东关于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社会矛盾的学说得到了切实有效的贯彻。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也十分重视毛泽东这一学说。江泽民同志号召：各级领导干部，要结合新的实际，重温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提高正确对待人民内部矛盾的政策观念和处理能力。他说，现在人民内部矛盾的内容和表现形式，比我们党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错综复杂得多了。人民内部矛盾是在人民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矛盾，处理得好，可以增强人民的团结，促进我们的事业兴旺发达；处理得不好，使矛盾激化，小事会变成大事，甚至酿成乱子，给我们的社会稳定和事业发展带来不应有的损害。我们各级领导干部和广大党员，应该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努力学好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和策略。事实表明，不论是1957年，还是现在，人民内部矛盾都不止一种，而是一个复杂的体系。要把握好人民内部矛盾这个体系，正确处理各种人民内部矛盾，按照毛泽东的教导，必须抓住主要矛盾。然而，在各种人民内部矛盾中哪一种是最主要的矛盾？本文试图探讨一下这个问题。
2.我国社会究竟有哪些人民内部矛盾。
在我们国家究竟有哪些人民内部矛盾。1957年，毛泽东指出：“在我国现在的条件下，所谓人民内部的矛盾，包括工人阶级内部的矛盾，农民阶级内部的矛盾，知识分子内部的矛盾，工农两个阶级之间的矛盾，工人、农民同知识分子之间的矛盾，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民族资产阶级内部的矛盾，等等。我们的人民政府是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府，但是它同人民群众之间也有一定的矛盾。这种矛盾包括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同个人利益之间的矛盾，民主同集中的矛盾，领导同被领导之间的矛盾，国家机关某些工作人员的官僚主义作风同群众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也是人民内部的一个矛盾。”毛泽东这些分析是符合我国当时实际的。时经30多年，其中有些矛盾发生了变化，如“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以及“民族资产阶级内部的矛盾”没有了（因为原来意义上的民族资产阶级已经不存在了）。但其他种种矛盾都还有。并且还增加了一系列新的矛盾，如公有制经济同作为社会主义补充的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之间的矛盾，私营企业中工人同雇主之间的矛盾，个体经济内部的矛盾，私营企业内部的矛盾，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和地区同后富的大部分和地区之间的矛盾，等等。当然，这些新增加的人民内部矛盾从总体上讲仍然是利益根本一致基础上的矛盾，但是，现在人民内部矛盾的内容和表现形式，比我们党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确实错综复杂得多了。
3.人民内部矛盾中，哪一种矛盾具有比较关键的意义和最重要的作用。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有各种各样的人民内部矛盾，而在所有这些矛盾中，哪一种矛盾具有比较关键的意义和最重要的作用呢？1957年我们党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时候，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都论述过这个问题，他们一致指出是领导和群众的矛盾，认为其他种种矛盾的处理和解决都同这个矛盾有关。为什么？因为共产党是执政党，政府是共产党领导的政府，任何矛盾都需要党和政府出面处理和解决（即便有些矛盾不需要党和政府直接出面，其处理和解决也需要根据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说，人民内部的各种矛盾常常集中地表现为领导和群众的矛盾。1957年2月24日刘少奇在同石家庄市、 地委干部谈话时说：“各方面提了很多的矛盾，主要是领导与被领导之间的矛盾……国家的矛盾，人民内部的矛盾集中到人民群众与领导者的矛盾。”同年3月4日，他在河南省委部长、市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又说：“人民内部的矛盾，主要的表现领导机关和人民的矛盾，更确切地讲，是人民和领导机关的官僚主义的矛盾。”同年4月27日， 他在上海市党员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是在领导国家，站在领导的地位，社会上一切不合理的现象，一切没有办好的事情，领导上都有责任，人民会来责问我们国家、党、政府、经济机关的领导人，而我们对这些问题应该负责任。”周恩来也指出：“在各种关系中，最主要地还是领导上与群众之间的矛盾。”1957年4月13日， 《人民日报》发表的《怎样对待人民内部的矛盾》社论，着重谈的就是“人民群众和他们的领导者之间的矛盾问题”。之所以如此，社论解释说：“这是因为，我们党和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各项方针、政策和具体措施必须通过各级领导者到人民群众中去贯彻执行，人民群众在生产和生活中的很多方面是受着这些领导者管理的，而且他们的很多要求和需要也要通过这些领导者才能得到满足。因此，我们社会中的许多矛盾，往往是通过人民群众和领导者之间的矛盾而集中地表现出来。”可见，在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上，我们党是特别重视领导和群众之间的矛盾的。而我们做理论工作的同志在研究和宣传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时，似对此重视不够，阐发不够，这是应该改进和加强的。
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确切些说，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上，明确提出领导和群众的矛盾（或者说：党与政府和人民的矛盾），毛泽东和我们党是第一次。恩格斯在论述巴黎公社的原则时，曾经着重指出防止“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的问题，十月革命后，列宁特别强调反对苏维埃政府中的官僚主义，这都触及到领导和群众的矛盾问题，但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他们还不可能全面论述这个问题。毛泽东和我们党根据我们国家政权建设的经验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明确提出和论述了这个问题。正是由于看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意义，毛泽东和我们党，在1956、1957年总结波匈事件的经验教训时，都强调党要密切联系群众，不要脱离群众，防止形成和出现“贵族阶层”；并尖锐指出，党和国家的命运“就掌握在县委以上的人手里头”（参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604—605页）。回顾国内外70多年来的社会主义实践，我们党的这种见解和警告是何等正确和深刻啊！
领导和群众的矛盾在人民内部矛盾体系中如此重要，那么应该如何认真解决这一矛盾呢？我认为，一方面要使领导者（各级领导者）真正成为忠于马克思主义、忠于人民的人，另一方面则要切实解决群众监督的问题。没有后面这一点，前面一点也没有保证。关于群众监督问题，几十年来我们一直谈，但迄今仿佛还是一个从理论到实践都没有解决好的问题，即还没有建立起一套完整有效的群众监督机制。权力腐蚀人。没有监督和约束的权力很容易被滥用，很容易产生腐败。放眼看看现实，这类事例很多，有的真是触目惊心！应该说，关于建立和健全监督机制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我们党已经严重地注意到了。江泽民同志再三再四地指出，我们要总结经验，严格纪律，建立和完善各种管理制度，建立和完善监督制约机制。乔石同志也强调：“加强反腐败斗争，还必须进一步健全党和国家的监督机制。我们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然涉及到中央和地方之间、各个部门之间经济管理权力的重新调整，需要同时建立起对权力的有效制约和监督机制。缺乏制约的权力很容易产生腐败。特别是在新旧体制转换的情况下，旧体制的弊端尚未完全革除，新体制还未形成，监督、管理上的薄弱环节和漏洞很多，这些都给以权谋私、权钱交易等腐败行为以可乘之机。因此，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必须加强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要把党组织的监督、国家机关的监督、政协的监督、人民群众的监督，以及舆论监督等有机结合起来，形成一个强有力的监督体系。”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迫切需要而广大人民群众也热切盼望一个强有力的监督机制和体系，在我们国家快些出现，并切实发挥作用。我们相信，为人民服务和对人民负责的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一定会满足人民的心愿，尽快建立和健全广泛的群众性的监督机制和体系，以从制度上保证我们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干部克尽职守，廉洁奉公，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同心同德，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共同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