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美与回归后的香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香港论文,英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随着九七香港回归，各大国或区域集团都在设法利用这一历史转折造成的机遇，增强自己1997年以后在香港的势力和影响。本文将着重论述英美对未来香港的战略意图，以及为实现这种战略意图而做出的努力。
一
1997年7月1日，中国正式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结束英国对香港长达150多年的统治，从此，香港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香港问题开始成为中国的内部事务。当然，根据中英联合声明的规定，时至2000年1月1日之前，中英联合联络小组继续存在，作为两国代表继续协商处理有关香港的一些遗留问题。
但是，英国并不甘心在香港问题上处于与其他外国一样的地位，它仍然把自己视为香港的特殊监护国。英国外交大臣里夫金德1996年1月中旬在爱丁堡发表演说，提出了英国对未来香港的政策。他说，有些人以为英国将对1997年后的香港不感兴趣，并以为香港回归中国后若出现困难，英国也不会感到难过。里夫金德否定了这种观点。他强调，英国于1997年后仍对港人有道义上的责任。除了港、英两地有密切的贸易往来外，英国对香港继续有政治的道义。梅杰首相在同年3月初访问香港时，对此作了更加清晰的说明。他说，1997年后，“国旗将会改变，英国将不再为香港负起管治殖民地的责任。但英国对香港的承诺，并不会在明年夏天终止。恰恰相反，《联合声明》所提供的保证会维持50年，直到2047年为止”，他强调，“英国作为昔日的殖民主权国，作为香港的可靠朋友，实有必要继续对香港人负起道义上的责任。此外，作为《联合声明》的签署国，更应负起特别的责任。”可见，在1997年后的香港问题上，英国决意发挥特殊的作用，扮演仅次于主权国的监护者角色。
英国政府之所以反复强调英国对未来香港的特殊作用，并不仅仅是出于它要尽自己对香港的“道义责任”。从根本上说，是因为未来的香港对英国太重要了，既具有无可替代的战略价值，同时英国在香港又有巨大的经济利益。回顾100多年来的历史，英国一直重视香港的重大战略价值。从现在到未来，香港的战略价值不但没有降低，反而大大增加了。
首先，香港本身已经变成举世公认的国际经济贸易中心和金融中心。600多万人口的香港，却成为世界第八大贸易实体（中国大陆名列世界第11位），外汇储备为500多亿美元，人均收入已赶上西方七强。香港经济已成为全球经济中极其重要的一环，它是亚太经济组织及世贸组织的正式成员，它的命运与全球经济的命运紧密相连。英国现在是世界第五大贸易国，因此，十分关注香港经济命运。
其次，香港在欧亚经济关系方面，正扮演着一个中枢的角色。在欧亚经济关系里，中国居于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中国经济已经进入持续高速健康增长的轨道，日益成为亚洲经济的主要推动力量。因此，欧洲在发展与亚洲的经济关系时，都把中国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之一。香港经济已日益与中国大陆经济一体化，香港作为欧洲与中国大陆经济关系的中介、桥梁作用也越来越重要。
再次，英国在香港有着极其重大的经济利益。40年代末，英国在香港的投资只有1亿多英镑。不到50年，英国在香港的总投资已高达700亿英镑左右。建国前夕，英国在中国大陆的投资为3亿英镑，超过它在香港的投资（约为1.56亿英镑），但1994年英国在中国大陆的总投资仅为60亿美元（合40亿英镑），远远低于它在香港的投资。90年代中期，英国对中国大陆的出口每年约8亿英镑，而出口到香港的货物总值高达27亿英镑。香港是英国第13大贸易伙伴。英国是在中国及整个亚洲投资最多的欧洲国家，而它在香港的投资，超出对任何别的地方的投资，而且在香港的投资回报率最高。据估计，英国对海外的投资每年给英国带来100多亿英镑的纯收入，在香港的纯收入每年超过50亿英镑，占英国海外投资总收益的一半左右。由此可见，香港对于英国经济和财政收入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香港回归虽然使一些在港的英资财团在80年代以来采取了某些“国际化”等措施，但是，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香港经济亦随之继续繁荣，英资在香港的投资总量反而大增。从1991年至1995年，在香港居住的英国人增加了11000多人，在香港经营的英国公司总计有1000家。
正因为英国在港经济利益极为巨大，所以它要在1997年后继续保持在香港的特殊地位。梅杰首相1996年3月访问香港时十分坦率地说：“我们决心这样采取主动，并非纯粹出于道义上的责任；英国亦有本身的利益，驱使我们要采取主动。”
英国决心在未来香港问题上发挥特殊的作用，据说还因为在日后香港有大批英国公民或英国护照持有者。1990年英国国会批准的“居英权”结束，使香港有5万户约20多万人可以获得真正的英国公民资格，这些人在1997年后不一定会移居英国，相反会待在香港。另外，香港还有大约300万人持有英国国民（海外）护照。相比之下，持有香港特别行政区护照的人仅为240多万人。英国可以借保护几百万持有英国护照的香港人的理由，在未来香港扮演“监护人”的独特角色。
总之，英国在香港的巨大战略利益和经济利益，加上对港人所谓的“道义责任”，使英国把未来几十年的香港仍然作为它对华政策的核心之一。
虽然在1997年以后，香港问题已经完全属于中国的内政，但中国政府会从现实出发，照顾英国在香港的巨大利益，并在某些问题上希望得到英国的继续合作。
但是，过渡期里双方在香港问题上的某些严重摩擦和冲突，给中英在未来香港的合作前景蒙上了阴影。中英两国在意识形态、价值观等方面存在的巨大差异和分歧，必然在香港问题上继续反映出来。
未来中英在香港问题上的摩擦乃至冲突，依然主要将在香港的政治领域发生。英国一直认为中国是个政治上“极权的专制国家”，因此80年代以来一直试图在香港培育可以与大陆相抗衡的尽可能保持最大程度自治的高度民主化的政体。英国在1989年后加速香港民主化的政策和措施与中国提倡香港实行渐进式民主改革的主张发生了激烈冲突，并导致香港三级议会“直通车”计划的落空。英国政府始终认为中国的正确做法违反了《联合声明》。在人权问题上，中英两国的分歧和冲突也将继续存在下去。因此，1997年后，香港仍会成为中英两国关系中的一个最大热点。
在未来的香港问题上，中英两国的摩擦和冲突自然将具有与1997年前完全不同的方式。在1997年7月1日至2000年1月1日之前，这些摩擦和冲突将继续主要在中英联合联络小组里以固定的外交形式发生。进入21世纪后，两国在香港问题上的专门外交机构不复存在。英国将处于同其他外国一样的外交地位。当然，英国不甘心落入这种地位。它将以《联合声明》签署国的身份，要求在未来香港事务中发挥特殊的作用。英国已经表示，它将以两种方式发挥这种作用。第一，主要寻求各种法律途径来提出和处理未来的香港问题。第二，打“国际牌”，如同梅杰所说的“动员国际社会的力量”，来反对“日后有任何违反《联合声明》”的行动。
如同台湾问题几十年来并在今后一直是中美关系中的一大热点一样，香港问题也将成为今后中英关系中的一大热点。
二
几十年以前，美国就已在香港设立了一个规模很大的总领事馆，象征着美国政府对这块宝地的高度重视，与此同时，美国不断加强自己在香港的经济势力和影响。香港进入后过渡期后，美国加紧了扩大自己在香港势力和影响的活动，并制定了未来美港关系政策和法案。
1989年以前，美国对香港问题采取了比较超脱的态度。但是，从1989年开始，美国决策者对香港事务采取了高调卷入的姿态，在中英政治经济纷争中充当重要角色。美国国会连续几年扬言要取消中国的最惠国待遇，激起了香港政府和工商界对美国议员和政府的游说活动。此外，美国还试图影响香港的其他内部事务，如教育、劳工、移民、基本设施如新机场建设。美国还支持英国政府在香港加速民主化步伐以及在人权问题上的行动。美国商会董事长和外交官都赞许政府卷入香港事务，以准备填补英国留下的真空。
美国官员多次透露，鉴于英国着手撤退，美国则要乘虚而入。1990年初，一位美国高官会见香港新闻界时指出，“到了1997年，英国在香港的影响将会急剧消失，到时最有影响力的是美国，其次是日本，因为，美、日都在增加投资，而英国则在撤退”，他道出了美国打算在未来香港取代英国而成为最大的外国势力的战略意图。
1992年，由参众两院通过并被总统签署为法律的《美国—香港政策法案》，为美国干涉香港事务提供了法律依据。这个法案的宗旨是，修改美国法律以确保其法律规定能使美国在香港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个特别行政区后继续同其打交道。美国国务院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所罗门在作证时说，美国在香港有重大利益，足以有理由对1997年移交中国管辖是否顺利表示关注。实际上，美国不仅要保护其在香港的利益，还要趁机发展这种利益，并加紧插手香港事务，为1997年以后成为影响力最大的外国势力作准备。
随着1997年的迫近，美国对香港问题更加关注，要在香港问题上加强其影响。1995年3月，美国政府内成立了关于香港问题的专门小组。同年5月2日，美国驻港总领事理查德·米勒就香港的政治自治、法治和民主制度等问题发表了异常强硬的讲话。他声称，中国必须允许香港在1997年之后保持真正高度的自治。如果香港没有自治权，美国可能不得不重新考虑与香港和北京的关系。
1996年6月，众院又以总统执行《美国—香港政策法案》不力为由，通过对该法案的一项修正案，使美国政府致力促使香港在1997年后有“真正的民主、自由、法治及自治”。1997年3月11日，美国国会通过香港问题议案。议案质疑中国1997年7月1日后是否会遵守《中英联合声明》，并威胁说，1997年7月1日后如果香港的高度自治权和美国政治经济利益受损，美国将采取措施改变有关做法。
美国之所以高度重视香港回归问题，不断干涉香港事务，一方面是出于一种霸主心态，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它在香港有巨大的经济利益，它与香港有着密切的经济关系和文化关系。
香港是美国的重要贸易伙伴。90年代初，美港双边贸易总额高达160亿美元，美国在香港有900家公司，投资已达到70亿美元，仅在英国、中国和日本之后，是美国第14大海外市场。每年，香港人均购买价值1000美元的美国产品，而日本人只花费308美元，韩国人均265美元，欧洲人均只有224美元。到1991年底，海外公司在香港开设了880家地区代表办事处，包括602家地区总部和278家地区办事处。而美国在香港设立了258个地区总部，是数目最多的国家。到了1995年，据美国商务部估计，美国在香港的直接投资总额已达到138亿美元，香港已变成美国的第13大贸易伙伴，同年美国对香港的贸易顺差为39亿美元。香港只有400平方英里，却是美国第八位的农产品出口市场，在食品出口中约占15亿美元。美国各银行在香港的资产在500亿以上，约有500家美国企业在香港设立了地区总部。可见，美国在香港的经济实力迅速扩大。
总之，香港对于美国来说，具有重大的战略价值。香港本身是美国的重要市场，美港之间有着密切的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关系，更重要的是，香港是美国与中国大陆之间的桥梁，中国或美国的大批货物要通过这里转运。香港作为世界上最自由和效率最高的港口之一，对航行自由和进入市场，特别是进入中国市场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香港是美中贸易的一个重要的货物集散地。1995年，美国输往中国的货物中有42%（价值49亿美元）、中国出口美国的货物中有60%（价值274亿美元）是经由香港运输的。香港的战略重要性，使克林顿行政当局和国会议员已把香港提到美国有关政策问题的议事日程前列。
从另一方面看，美国近些年对香港事务“高调卷入”；在香港的民主化和人权问题上对中国横加指责，特别是把香港回归与最惠国待遇问题相联系，引起了中国政府的抗议，对中美关系造成了不良影响。香港回归祖国后，随着英国在香港政治势力的撤出，美国会乘虚而入，空前地增加对香港事务的干涉。这样一来，香港问题就会成为造成中美摩擦的另一主要根源。
三
综上所述，英国尽管不得不在1997年7月1日之前在香港实行所谓“光荣撤退”，但它在香港的极其巨大的投资并不准备撤出。同时，为了尽可能多地保留英国在未来香港的政治影响，它在过渡期里已作了很多文章。不仅如此，伦敦的决策者们近年来还不断宣称，对未来的香港特别行政区来说，英国仍然具有特殊的身份，是所谓的“监护国”。对英国的这种观点，中国坚决反对。中英两国在这方面的对立立场，必然会在1997年以后继续长期存在，形成中英关系的一个主要热点。
在英国从香港“光荣撤退”之际，美国的如意算盘是乘虚而入，要成为在未来香港特别行政区里影响最大的外国势力。为了实现这一战略企图，美国自80年代末以后就改变了对香港问题淡然处之的超然姿态，在香港政治经济事务方面“高调卷入”，不断干涉中国内政，因而形成了中美关系中除台湾问题、人权问题等以外的又一大热点。
值得注意的是，1989年以来，英国和美国在香港的一些重大问题上，往往相互呼应，一唱一和。英方在同中方发生摩擦甚至对抗时，习惯于打“国际牌”，特别是向美国求援。美国在中英关于香港政改对抗、人权法案和立法会等问题斗争中，坚定地站在了英国方面，批评中国。1997年7月1日以后，英美两国必然仍将在香港的民主、人权等问题上，结成同盟，伺机向中国发难。这是由英国和美国都执行着对华既“接触”又“遏制”的两手政策所决定的。
英国和美国对未来香港的战略意图的一大共同特征，就是要把香港特别行政区变成热点，以便于在战略上牵制中国，我们必须尽量避免这种情况的出现。为此，从现在起，我们应当采取以下几方面的对策：
首先，必须坚决贯彻“一国两制”、“高度自治”、“港人治港”的原则，迅速调整内地与香港的关系，继续强化中国政府信守诺言的形象，树立爱国的港人一定能治理好香港的信念，使特别行政区机构真正能够放手工作。在政治上，坚决执行《中英联合声明》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所规定的体现“高度自治”的原则，如保证新闻自由、言论自由、司法独立等。经济上，在香港回归后，照顾英国、美国以及其他各国和地区在香港的投资和贸易利益，并创造更加平等竞争的环境。特别应当引起注意的是，英国在港财团失去特权以后，中资集团不应寻求特权，相反，应当与在港各方资本集团一道，创造更加公平的经济竞争环境，以促进香港经济的进一步繁荣兴旺。
同时，内地与香港的经济一体化要在更高的层次上加快步伐，以便更充分地发挥“中国因素”对香港繁荣稳定的保证和促进作用。香港的继续繁荣和稳定，将使英、美等国和地区在港得到更大的实惠，从而增强它们对中国的信心。
中国在坚定地执行“一国两制”基本政策时，要做好“两制”间的调适工作，以减少“两制”间的对立、摩擦，使它们更易于和平共处，互利互补。为此，我们一方面要加大社会主义经济、政治等方面体制的改革力度，另一方面，特别要努力改善内地的社会主义形象，不仅要继续加强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形象，而且要加强民主的形象、廉洁的形象、精神文明的形象、和平的形象。只有这样，才能使英美等西方国家关于中国是“专制”、“腐败”、“威胁”等论调不攻自破。
在香港回归祖国后，我们还应在坚决反对任何干涉中国内政的原则下，妥善处理在香港问题上与英美的外交关系。由于英国和美国都打《中英联合声明》的“国际牌”，主张1997年后的香港问题“并不是一个纯粹的内政问题”，从而为它们继续干涉中国内政制造“法律依据”，因此，中国与英美在这方面的斗争是长期的。我们在同英美的干涉行为作斗争时，应当做到“有理、有利、有节”，讲究策略艺术。